以政府的本质为主题的论文

行政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一个重点，需要全员参与，不断创新。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关于行政管理的论文2000字，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浅谈服务行政管理

[摘要]政府的产生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这就决定了行政管理的服务性质。21世纪，服务将是行政管理职能的必然选择。为公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将是行政服务的主要对象;而效率与效益，将是行政服务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行政服务的标准，则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综合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最终依据将是用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

[关键词]行政管理;服务;衡量尺度标准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7-0034-02

21世纪，以服务为方向的中国政府职能选择将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政府将按照企业化的方式努力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并自觉把“效率”和“效益”作为自身服务水平的内在评判尺度，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外在的评判尺度。

1服务

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职能设计管理在本质上就是服务，服务理所当然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中国政府必然也应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行政理念，进行职能的再设计。

管理就是服务管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本质上管理与服务是统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体产生分化，并逐步形成群众组织(包括国家)，各组织内部及各组织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组织成员为避免无谓的消耗，以最少成本换取最大利益，相互订立契约，把自身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形成公共权力，由全体成员选举的少数代表掌握。掌握权力的少数人根据其成员的要求，管理公共事务，维护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同时，各组织之间也基于同样原因签订盟约，把部分权力交给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的组织(国家政府)，管理全体社会的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管理的实质，就是利用组织及其成员赋予的权力为公众利益服务。因此，从本质上讲，管理就是服务。

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政府是公民间契约的产物政府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日益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这种服务性质不可能改变，只不过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仍然是服务职能。政府作为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种，也是为社会需要而存在，为社会利益而存在。因而，它必须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为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服务，而不是相反。政府行政在理论上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制行政，而应是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的行政。服务是政府的首要职能。现代西方各国政府的职能再设计也正是出于这种选择。

转变观念：小政府与大服务

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取舍，但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面干预，强调行政管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各级领导行政人员及公民本身还没有意识到政府就是服务机关，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能角色，不该管的也要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习惯于政府的全面干预和行政控制，不仅不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且对政府过分依赖。公民更是“势单力薄”，一味指望政府能“为民做主”。一方面权力主体没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自然也不对政府提出什么要求;另一方面，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忽视了权力主体的权力。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树立新的行政理念，从制度和体制及运作机制上，使行政管理为公共利益服务。其次，还要求权力主体观念也要有所转变，要认识自己的权力，争取自己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主动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最终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想格局。

2政府该为谁服务

为公民服务

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的基础上的，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之间的契约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能委托，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充当公民的忠实奴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公民有权收回委托之权能，选举出新的政府。大家都知道，政府机关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们的运转和活动靠公民所交纳的税金支持，公职人员靠纳税人来供养，公民是公职人员的衣食父母。政府为公民服务，反映公民的意愿，为公民利益尽心工作，完全是应有之义，应有之举。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模式。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管理过程就是基础设施、治安、政策、法律等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公民则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以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服务争取消费者的支持。各种理论虽然理解的角度不同，但它们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必须为公民服务。

为国家服务

行政管理是国家发展的产物，它通过自身的管理活动来发挥、实现国家的职能，执行国家的意志。它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任何行政管理活动都服从于国家、服务于统治阶级。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代表并为国家的利益开展活动。

为社会服务

政府职能除了为国家服务和具有强制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为社会服务的非强制性的一面，这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现代民主社会才真正体现了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按照社会的旨意运作的内在含义。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具体化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权组织与社会、国家机构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关系，所以国家要为社会服务。政府则代表国家执行这种服务职能，这种服务具体表现为政府为市场服务：培育市场体系、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为企业服务：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检查监督等，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321世纪中国政府

掌舵而非划桨，今天我们政府问题的主要之处，不在目的而在手段。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何种方式提供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思考的关键问题。掌舵与划桨

现代国家的政府，既具有决策与指挥的职责，又具有执行和操作的职责，如果把决策指挥比作掌舵的话，那么具体的服务执行就是划桨，掌舵是一种方向性、目标性的引导，而划桨则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掌舵是政府方针政策等宏观方面的服务，而划桨则是具体的服务。

掌舵而非划桨

彼得・德鲁克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国家的逐渐消亡，而是强大的和非常活跃的政府，但是我们面临着选择，选择一个庞大的但软弱无力的政府?还是选择把自己局限于决策和指导从而把实干让给他人去做的强有力的政府?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以治理而实行治理的政府。

满足公众的需要

政府是决策机构，如何掌舵即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并不能由政府自身说了算，而要根据服务对象，尤其是政府服务的直接受益人――公众的要求而确定。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为公众服务，应以顾客为中心，按照公众的要求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众的需要，就是说政府的服务要面向公众，而不是面向权力;政府对公众的利益、需要和要求应具有灵敏的反应能力;政府的一切活动要围绕着公众的切身利益，树立公众至上意识，一切以服务对象的满意为标准。把竞争机制注入提供服务工作中去。政府服务也是一种经济行为，需要进行收益――成本分析，只有其收益高于成本才是合理的。因此政府服务也存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要求。在政府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把竞争注入政府服务工作当中将有助于实现政府服务低成本、高收益的预期。同时，这也是满足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打破政府垄断的有效途径。政府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主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内部的竞争，在政府同类部门中政府雇员以及为政府服务的机构，如印刷、会计、采办、通信数据处理、车队、修理等之间开展竞争，可以解开官僚主义的死结。二是政府与私营部门的竞争。在一些由政府垄断的服务中，如：交通、电信、邮政、水电等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垄断，对政府形成竞争压力，迫使服务质量的提高。三是私营部门之间的竞争，把一些政府可以撒手不管的服务，诸如清除垃圾、城市环卫、医疗卫生、职业培训等通过招标方式出租或承包给私营部门，实行有偿服务，由市场来完成，可减轻政府负担，以便政府更好地掌舵，竞争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至少能使我们的政府服务质量有所改观。

4效率与效益

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行政效率与效益是行政服务的核心问题，贯穿于行政服务的各个环节，是全部行政活动追求的目标，也是检查政府工作质量的客观标准，政府服务的好坏都要经过效率与效益这一对价值判断标准的检验。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是良好行政服务追求的目标。

效率与效益的可比性

广义的行政效率是质与量的统一，包括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数量上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总产出与总投入的比率，即效率，质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的社会和政治价值，看其是否达到了有益于社会，能够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既定价值目标，即效益，这是对行政效率的社会性评价。效率与效益，虽同为行政服务的价值评判标准，但二者并非完全一致，或者说，二者之间具有某些可比性。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二者的一致，却忽略了它们的区别，效率等于效益，效率越高，效益越高，这话包含了部分真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从效率中获取相应的效益，二者成正比，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如果行政服务活动远离了原定目标，或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其效率越高，结果就越糟。这表明，效率越高，效益也可能越低，甚至成为负值，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成反比。只有当两者以最恰当的方式结合起来，并产生最佳值，效率与效益才可兼得。否则为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行政目标的正确与否，会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重大损失。

短期与长期的统一性

衡量行政工作的真正效率与效益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有些行政活动刚开始，效率或者很差，效益很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日趋成熟，效率会逐步提高，效益也会日益明显，并最终变得极为可观。因此，对效率和效益的追求，不能只看眼前，仅在短期效率和效益上做文章，还要顾及长远利益，更不应为片面追求短期的效率和效益而损害长期的效率和效益。任何放弃长远效率和效益的行政行为，都不可能真正实现行政服务的高效率和高效益。效率和效益的统一及二者长期性的统一，都只是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原则问题。对于政府来说，终极目的是要实现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究竟什么样的服务才是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则有一套客观的判断标准和尺度：就是看政府服务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最终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进行衡量。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需要，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现实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以三个有利于标准进行判断

我国的政府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根本任务的，其服务质量的优劣，服务效益的高低，最终也要看是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增强了综合国力，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是一种实践标准，政府的服务是否达到了这一标准，最终要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政府服务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否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好处主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这是对政府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服务的最具权威性和决定性的价值评判。

参考文献：

[1]何小随.论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行政体制改革需要处理的基本关系[J].地方政府管理，2008(10).

[2]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王振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J].文史哲，1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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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转轨时期，“政企分开”要求我们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构建一个新的模式，使政府和企业在国民经济运行中都能找到最佳位置，从而进一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一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从事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通过满足社会需要获取利益，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制度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以市场为中心，围绕市场这个轴心运行。企业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金、技术等）主要从市场上获得，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根据市场需要进行安排和决定。市场的需求状况直接决定企业生产经营的好坏，企业按市场竞争法则优胜劣汰。从企业涵义来看，它必然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它的最基本职能就是生产社会所需要的，并能在生产过程中向社会需求量最大、且利润最高的组合点靠拢，从而达到资本化加速之目的。但其实现资本化与促进社会福利增长的前提是：企业必须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政府的职能与企业的职能区别在于它主要表现在宏观层面上，主要负责具有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社会性的义务。具体看，保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制定战略目标与实施步骤；根据社会水平调整产业方向与结构，制定产业规划与产业改革；制定、实施税收与金融政策，并调节个人、地区等经济间形成的非有机性结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国家安全和提供社会服务设施，配合有关部门制定和维护法律尊严。总之，以有利于微观运行为特征的整体性设计是每一个国家政府所不能逃避的责任。所以，政府不应该越俎代疱，而应在改革金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上多做点份内的事，管好自己应该管好的事，真正造就一个硬约束的、平等竞争的社会环境，从而使企业解除包袱。现代企业制度不在于政府去规定一个或几个模式，而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产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管好自己的事才是关键，只有管好自己职能范畴的事，形成经济运行所需求的规范的制度和激励约束氛围，这样现代企业也必然会适应供需规律要求，自然而然形成自身的内部机制去根据社会需求运行。这样，政府的职能就要求从微观经济活动中转移出来，对此，政府职能转变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科学地确定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从而实现政府宏观调控社会经济运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目的。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是去做市场做不到的事情，对市场作用的不足进行补充、干预和调节，所以，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微观转向宏观，从直接干预转向间接调控。转变政府职能不等于取消政府职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政府的职能是加强了而不是减弱了。最关键的是政府以什么样的形式管理经济才能把经济搞好；政府的管理职能实施的基础是什么；政府应在哪些范畴内活动，必须经过制度、规范、法律程序来付诸实施。从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基础的实际出发，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各政府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关系。从发展的眼光看，各级地方政府管理职能须与大中型企业国家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国有资产的监管职能须与经营职能分开，从制度上规范政府和企业的行为，从上到下建立权责明确、分工配套、独立于各级地方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既保障国家的所有者权益，又维护企业独立法人地位。正由于企业与政府存在着上述特殊的对应关系，所以应把企业中属于政府的职能转给政府，使它们各司其责。以后企业与政府的联结方式只能是（1）纳税人与被纳税人的关系。这对于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都是一视同仁的，至于战略上的问题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或通过调节税收来完成，但绝非行政上的关联；（2）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不论政府是以贷款投资形式或以其它形式出现，政府都是一个人格化的实体，企业决不能依赖以往对政府的无限责任制来转移投资形式；（3）监督人与被监督人的关系。企业必须在法律许可与政府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否则政府会通过行政的或法律的、经济的等手段对其进行必要的惩罚。当然政府有时并不直接干预，它还可通过中介性、社会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监督人的目的，同时政府行为也必然受到企业与社会力量的监督；（4）服务人与被服务人的关系。政府为了实现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有必要也必须为企业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的环境条件，例如抑制垄断、打击非法交易、创造平等竞争机会，提供社会保障制度等等。二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之一，是政企职责不分，或者说是政府和企业角色混淆，职能错位。从政府方面看，其主要表现是，政府是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政府用行政办法直接管理企业，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使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只需要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按时完成生产指标即可，企业无需有自己的决策，也不可能进行独立的生产经营活动。实践证明，政府这种严重越权行为危害极大。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社会需求复杂多变，政府不能完全了解和适应市场需要和变化，国家直接经营企业，难免犯官僚主义、瞎指挥的错误，导致企业亏损或效益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微观经济主体没有权力，没有利益，因而限制了其积极性和主动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政府以较多的精力管企业，办工厂，使政府的职能无法实现。从企业方面看，其主要表现是企业承担了大量的政府应承担的社会职能，这不仅分散了企业的精力，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任务的完成，而且使企业付出了大量的成本，加重了企业不应有的经济负担，从而使企业蒙受经营困难。以上分析表明，在原有的经济体制下，政府和企业都存在着严重的“僭越”的现象。而没有做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这就是所谓“种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己的田”。要正确处理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搞活国有企业，首先必须转变政府的职能，使政府做好该做的事，政府工作应限定在“需要管理”、“管得了”、“管得好”的范围之内，对“不需要管”、“管不了”、“管不好”的应交给企业和市场。只有把后者放开才能把前者管好。为此，政府要从管理微观经济活动为主转向管理宏观经济为主；从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为主转向培育、组织和管理市场为主；从分钱、分物、批项目、定指标为主转向规划、协调、监督、服务为主。要正确处理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搞活国有企业，还要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赋企业法人财产权和完全的经营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从而使企业不再躺在政府身上不承担责任，也可以避免政府的越权行为。要正确处理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搞活国有企业，还必须分离企业的社会负担。像医院、学校等社会公益性事业，应该划给当地政府管理，由其财政负担支出；对属于后勤服务的职能，应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对于养老保险要推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抓紧建立个人账户；对于失业保险问题要在完善资金筹集渠道和结构，调整使用方向及探索再就业上做文章。各级政府要从国有资产和土地出让收益中划出一定比例，帮助企业分离冗员，变企业对冗员的隐型救济，为政府对冗员的公开救济，变隐型失业为显型失业。三从本质上看，现实中政企不分和国有企业动作不畅的症结所在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一方面，企业内部缺乏来自所有者的负责任的监督和制衡；另一方面，由政府决定企业的重大事项，又造成决策目标的混乱，企业对行政命令反映灵敏，但对市场信号则反映迟缓。从目前情况看，在国家层次上，企业的国有资产属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这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在现实中，各个政府部门都分别行使一部分所有者权利，并与行政管理职能混在一起，形成了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政企职责不分的局面；同时又没有哪一部门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负责。在企业层次上，企业内部没有个体的、人格化的所有者代表，凡需所有者作决策的事，企业或找政府，或自己代所有者来决策。这种格局的最终结果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动作。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应通过构建一个新型的国有资产动作机制来实现政府退出。政府退出是一个制度变革。通过制度变革创造新的政府与企业关系，是产权责任清晰的核心内容。在这里，首先是要建立一套符合市场机制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运作体制。具体的举措是构建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和运作制度。第一个层次，从政府中分离出国有资产管理局，解决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避免政府的行政权侵蚀国家的财产权。分离出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应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同时承担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职能。第二个层次，建立国有资产的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包括国有控股公司、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企业集团公司、投资公司、基金组织等，从而在这个层次上实现国有资产管理与国有资产经营职能的分开。国有资产投资主体，是依法受人民代表大会管辖下的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委托，以国有资产所有者代理人的身份，进行投资运作的组织，两者的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国有资产投资主体，以资产所有者代理人的身份，进行资产投资是一种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而不是行政机构；它作为经济组织，以法人资格对资产投资后果负责。同时，它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理人，以出资者身份，把国有资产作为资本进行投资，投资的目的是使国有资本的价值增值。第三个层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国有资产终极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所有权的分离。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取决于企业这个国民经济的细胞是否具有活力；在这里，关键是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公司制。它由两个支柱构成，其一是，公司要建立在法人财产的基础上；其二是，公司由法人治理结构来管理。总之，在我国政府提出和搞活企业的改革中，从政府分离出来，直接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在新的产权格局中，充当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角色，它的机构设置和成员任免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国有资产管理局依法监管对各个国有资产的投资主体授权经营的国有资产，这样就实现了行政机构与经济组织在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资产经营上的职能分离。同时，多元化的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对国有资产的动作、投资、保值和增值负责。在对企业的层次上，国有资产的投资主体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理人进入其中，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和法律法规，完成国有资产终极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这种体制通过层层授权，建立产权责任制度，可以解决困感已久的国有资产所有者对于经营性国有资产的运作。需要强调的是，对于经营性国有企业和非经营性国有企业，政府退出的方式是不同的。对经营性国有企业而言，通过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离、国有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塑造新的国有资产运作制度，从而达到政府退出的目的，使经营性国有企业真正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积极参与市场竞争。而对非经营性国有企业而言，由于其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不能直接参与竞争，政府退出的方式是，采用签订计划契约的方式实行计划管理。根据国际惯例，政府签订契约的主要对象是与经济战略相关的重点企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如邮政、铁路等。政府与企业签订契约，使企业承担责任，并有机地把企业战略与国家目标统一起来，依靠企业来实现国家的计划目标。而接受计划契约的企业在自己的目标与国家目标相结合的情况下，能够得到的国家的资助与支持，维护了企业的自身利益，使其能够自觉地、主动地为实现这种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这就使政府在不直接干预经营活动的情况下，达到有效控制企业发展的目的。当然，这种政企关系完全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情况，因为政府并不直接从事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只确定企业的目标。

公共行政学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进,社会中新的问题和矛盾不断出现,这些因素无不影响着公共行政学的发展。1.企业家政府理论的兴起。企业家政府理论是伴随着西方传统政府官僚体制的危机而出现的,它不仅对政府的本质及其存在的必要性作出了新的回答,还对企业家政府的本质与特征作了简洁而形象的刻画。该理论认为,政府是我们用来作出公共决策的一种机制,是我们解决共同问题的方式的载体,对于一切文明社会来说,政府都必不可少。遗憾的是,政府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它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有效运作。然而,问题不在于政府中工作的人,而在于工作的体制,正如奥斯本和盖布勒所言,政府中的大多数公务员是负责的、有才能的、立志献身的人,只是受制于陈旧体制的桎梏,创造性得不到发挥,精力遭到浪费。我们相信这些制度可以改变,释放出政府公务员身上巨大的能量,提高他们为公众服务的能力。2.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提出。所谓新公共服务,它指的是关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套理念。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公共行政已经经历了一场革命。目前,与其说公共行政官员正集中于控制官僚机构和提供服务,倒不如说他们更加关注“掌舵”而不是“划桨”,即他们更加关注成为一个倾向于日益私有化的新政府的企业家。但是,在他们忙于“掌舵”的时候,他们是否忘记了是谁拥有这艘船呢?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家看来,公共行政官员在其管理公共组织和执行公共政策时应该集中于承担为公民服务和向公民放权的职责。他们的工作重点既不应该是为政府航船“掌舵”,也不应该是为其“划桨”,而应该是建立一些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

以政府的职能为主题论文

随着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逐步推进,我国乡镇政府已经逐渐从市场上竞争性、盈利性的领域退出，但也因此断绝了乡镇政府从市场上获得收入的渠道。并且伴随我国政治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以及各项为维护农民权益的改革的进行，进一步造成了乡镇政府陷入了财政困境，这样反而遏制了乡镇政府职能的彻底转变，甚至出现了一些反弹现象。本文分别概述了转型中的乡镇政府的财政状况,对乡镇政府出现财政困境的原因进行了探析,并就如何使乡镇政府获得强有力的财政来保障职能的成功转变作了相关阐述。乡镇政府是我国政府机构中最基层一级，是中央政策的最终执行者。因此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在历史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目前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缓慢，关键因素就是缺乏必要的财政保障。一系列维护农民权益的改革大大减少了乡镇财源，而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所要求的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无疑加剧了政府的公共支出，这样的矛盾局面必然制约了乡镇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因此,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财政条件作基础。

一、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加强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必须确定政府经济管理权限，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政府退出经济管理范围，交给市场去管理。政府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政府职能转变是提高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基本前提。而进一步转变政府经济职能的着力点，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继续推进政企分开，同时积极推进政资分开，按照十六大的要求，建立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把政府经济职能真正转变到以宏观调控为重心上来。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得到加强，政府利用经济手段为全社会提供更多社会需求的公共产品。由财政来满足的社会公共需要重要包括：行政管理、国防、外交、治安、立法等国家安全事项和政权建设；教育、科技、文化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发展；水利、交通、能源等公益性基础建设等等。只有加强政府经济调节职能，才能建设我国公共财政，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二、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市场监管职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职能之一的市场监管，是指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并依法对包括一般商品市场（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与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产权市场等）中的一切行为进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甚至是在被认为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政府的职能在本国经济的发展中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但实践证明，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有失灵的时候，政府的职能就应该是通过规范与监管市场，去解决市场所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依靠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来支撑本国经济向前发展国家要繁荣昌盛，必须有自己的民族产业。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政府必须加强规范和监管本国市场，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公共财政。要以市场为中心，凡是市场能提供的产品，能满足需求，尽量由市场来提供，政府要逐步退出市场，在市场中起监督管理作用。三、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由参与市场竞争转变为管理市场，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政府在市场经济进行社会管理，制定和执行有利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法律和法规，调节全社会的收入分配，调节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的悬殊与矛盾，调节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缓和经济发展不平衡，解决就业压力，促进市场健康协调发展。只有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才能建设我国公共财政。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在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基础作用，市场才能有利于发展，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而政府转变职能，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经济体制的这种转轨，本身就要求建立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必须保证国家安全、政权建设、公共事业、公益性基础建设，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按时、足额发放，保证那些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资金需要，加快市场经济发展。四、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所谓公共服务是指满足公民生活、生存与发展的直接需求，能使公民收益或享受。公共服务是不同于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这些政府行为的共同的是都不能使公民的某种具体需求得到满足。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就要不断扩大就业，加强对就业的指导和扶持；不断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加快建立和完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政府公共教育服务水平，尤其是要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和普及程度等。这种政府职能转变就要我国建设公共财政，满足公民直接需求，使公民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得到收益和享受。同时，政府公共财政是弥补市场缺陷，市场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不能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的，是由政府来提供的。公共财政是应对灾难性突发事件需要，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灾难性突发事件，只有公共财政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民直接需求。公共财政在应对灾难性突发事件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建设公共财政。

政治小论文:谈市民在创建文明城市中的作用内容摘要：经济社会的发展呼唤着文明社会的来临，在各个城市申报“文明城市”的今天，政府机关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但文明城市的建立需要由城市的主人“市民”来积极努力，需要政府和市民群众共同协作，这才能顺应历史发展，谋求和谐的文明社会。关键词：文明城市政府职能市民自觉共同谋求和谐社会时下最流行的一词便是“文明城市”，上至政府，下到普通百姓几乎没有人不为之宣传的。因为“文明城市”是对一个城市整体道德文化形象的最好评价了。既然是代表整个城市的大事儿，那就得动员全体市民一起参与，怎样宣传自然而然地被看成头等大事了，好像“文明”是被宣传出来的。此话并非偏激，“文明”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只是政府行政职能的好坏吗？当然不是。政府行政的好坏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城市的文明起一定导向作用，而且也不容忽视。试问在一个无政府的地区，想要在思想、文化素质方面让大家得到良好发展是不可能的。但是政府职能到底要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而身为城市主人的全体市民又该怎么做，才能真正使“文明城市”这个头衔得以贯彻，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在当今的中国，特别是大城市里，政府来约束市民文明的职能是必不可少的。就拿我们熟悉的宁波街头来说，红绿灯下的许多警察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没有警察，只有红绿灯，那么这个路口就如同没有红绿灯一样，必定会拥挤得一塌糊涂。这看起来是件很小的事，但这又恰恰反映了政府职能的必要性和市民道德的脆弱性。当然也不能排除确实也有大部分的市民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但是如果有几个人不理睬红绿灯硬闯，这条路就要堵塞，即便是有些打算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也就不能遵守，也没有必要遵守了。由此说明，市民的自我意识约束弱，道德水平不高，这客观上导致了政府职能的无限扩大和税收的增加，导致了社会生活质量的下降。这也是导致现如今国家政府对市民道德文明的重视和评选文明城市的原因。欧美的红绿灯无须警察压阵，更无须评选文明城市，这也显出了人家的公德水平。德国的地铁不用验票，因为人人自觉买票，这更显出了人家的高超。可是我们中国人在国外干什么？在日本投币打电话，竟然在中国人中流传着一种诀窍，用线拴住硬币，用完了再将它吊出来。这就是鲜明的对比。于是，我们整个民族的道德文明遭到了质疑。何以欧美国家的公德水平比我们高。交通规则并不是什么复杂问题，并不需要高超的理性和信仰支撑。但恰恰在这一点我们不如人家。为什么骑车的人缺乏自觉精神，非要警察监督。他们所欠缺的似乎只是公德心。而公德心是对一种自我与公共事务关系的判断和肯定。这又引出了政府职能的重要性。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市民在与国家的关系方面，它们到底是什么？如果每个市民果真把自己当成国家的主人，就像理论上应该的那样，既然交了税，就得知道如何看待作为纳税人委托政府办的这些事情。也许应该学会像一个主人那样，自觉小心地关照家里的秩序，并且提醒政府好好干好公共事务，不许偷懒。毕竟是市民给他们开工资的。如果我们真能明白这是我们市民自己的事，不把公共道德管理当成只是政府的事，那么也就没有评选文明城市的必要了。可是现在的事实是大多数市民很少有人当真认为自己是主人，他们认为“猫和老鼠”才是真实的公家与自己的关系。在封建社会，公共事务一直是皇上与官吏们垄断的事情，老百姓则一直在躲避他们的惩罚、勒索和敲诈。在这方面，老百姓就是缺乏责任心，因为这确实不是他们所能负责的领域，在他们脑中更没有所谓的公共道德概念。按照这种传统习惯，也按照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公共道德搞得好，这是领导有方。我们得感谢政府把交通整顿得那么好，让我们生活得那么方便。诸如轿车不许在路边随便停靠，违反交通规则者处以罚款，而且政府也花大力气宣传遵守交通的重要性等等，据说这都是为了方便管理。但是反过来想想，如果市民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完全要靠政府的管理，这岂不是主人在家里的行为完全要受仆人控制？身为主人的市民又如何能心平气和？又哪来真正的文明与和谐？换个角度说，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政府行政的法制和司法系统在维护社会的杠杆秩序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按照法规，如果谁超速驾驶或酒后开车，他就要冒被吊销驾照的风险，因此许多人都不敢轻易尝试。在这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核心角色是政府法规，而不是道德原则，离开了法规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市民自觉的道德原则就显得苍白无力。在这样的关系中，市民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这种身为根基的定位上，他们会认为自己不是主人。不文明的行为举止反而要由此受到惩罚。主人穿着沾满了泥的雨靴进了家门，自己应该意识到先脱了鞋再进去，毕竟这是自己的家，难道要仆人强制性地逼你脱掉吗？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就公共关系与市民道德水平讲过很透彻的道理，从中体现了在某种程度上理想社会的逻辑，即我们所谓的和谐社会逻辑。按照这种概念，身为合法公民的市民要全面地认识到既要享受权利，又得承担义务。由此意义上来说，全国范围内的民主制度的真正普及，也是提高市民公德水平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如果公德不好，先进性就保不住，自己的行为早晚会出乱，道德文明也将失去。其实“和谐社会”说白了也就是西方所谓的“市民社会”。现在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这样的社会都还没有建立。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私德领域的缩小和公德领域的扩大，我们的社会正在不断进步，我们不能摆脱造化的抱应，但我们还能创造文明。我们市民和政府都有义务促进文明社会的发展和自身的发展。都行动起来，为了文明，为了命运！

以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为主题的论文

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政十分廉洁，生活十分简朴。“你的饭给我吃一点好吗？”1929年1月，红四军下井冈山，迂回于赣南、闽西之间，红军战士跟随毛主席行军，沿途没见他骑马，可部队中的伤兵、病号、掉队的战士们都骑过他的马。虽说毛主席是前委书记，但他同战士们同吃一锅饭，同吃一盆菜，没有丝毫区别。行军中，出发早，吃饭早，各人都自带午饭。有一次行军休息，大概是上午十点多钟，大家照例拿出自带的午饭吃。那天毛主席因起来得晚些，没带上午饭。我们吃饭时，毛主席到了。他坐在一名战士旁边，对他说：“起来迟了，早饭没吃，也没带上午饭，我的肚子饿得很，你的饭给我吃一点好吗？”要知道，那时的毛主席已是红军的领导核心，毛主席的廉洁，在当时是少有的啊。打下漳州城伙食仍照旧红军打下漳州，战士们的伙食都有所改善，十二师师部、东路军总指挥部和红四军政治部的伙食，除了猪肉，还有两样或三样菜。而主席那里，还是一样的菜，不是豆芽，就是青菜，晒台上有一个大木桶，用水泡着三个一尺多长的海茄子，但伙夫不会做，很久，茄子一直泡在桶里。人是铁，饭是钢，伙食很重要。主席的伙食却依然是那几样菜，丝毫没有改变。多么令人心酸，毛主席是多么简朴啊！一个国家的主席都如此廉洁简朴，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铺张浪费呢？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上有许多不良风气。有时，一顿饭就要花上千元，还浪费了许多，剩菜甚至能喂活10只狗加上5只猫。这和毛主席的简朴差多远啊！我们是不是该醒悟了？这样浪费是非常可耻的！有些人擅用公家的钱，花天酒地，这和毛主席的廉洁又隔多远啊！！我们真的应该觉醒了，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我们要尽量阻止这些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向毛主席学习，用自己学的知识真正——为——人——民——服——务——！

2020以政府支出为主题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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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国地方财政普遍面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是：地方财政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地方财政支出的需求。为缓解这种矛盾，各级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及理论部门就如何增加地方财力的问题进行过许多有益的探讨与实践，但有限的收入增长始终难以满足巨大的资金需求，财政困难依旧，甚至有增无减。它表明，对于问题的解决而言，上述思路的能量是有限的。笔者认为，财政收入作为对政府提供公共商品所付财政成本的补偿，与财政支出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互为因果，而且，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财政收入是以财政支出为基本前提的。因此，认真研究地方财政支出是促进地方财政状况改善的更有效的手段。一自体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支出作为地方政府履行其职能的经济基础，为我国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地方财政支出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也日趋明显，财政支出结构也亟待优化。这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矛盾加以剖析： 1.支出总量高速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自实施“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以来，地方财政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份额不断提高。1983年，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中中央和地方所占份额分别为％、％；％、％。到1995年，上述指标分别变为％、％；％、％。（注：从1993年起，预算外收支中不含国有企业和主管部门收支。但是，这一变化并不影响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总格局，相反，这更清楚地表明了中央和地方实际使用预算外资金的情况，即地方是主角，中央是配角。）它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已占整个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左右，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际上已形成“大地方、小中央”的格局。十余年来，地方财政支出迅猛增长，其增幅远远超过同期财政收入的增幅。1986年～1992年同口径比较，地方收支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和％；从绝对量上看，1996 年的财政支出是1985 年的倍。然而，在地方财政支出总量大幅增长的同进，财政资金所产生的效用并没有同步增长，且财政支出结构失衡，其基本表现是：一是地方经常性财政支出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均高于建设性支出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从而使地方财政具有明显的“吃饭”型财政特征。1992年～1996年地方本级财政支出的情况显示，地方财政建设性支出从未达到过本级财政支出的30％。这种状况似乎表明政府正逐步退出私人商品领域，但问题在于，我国财政建设性支出中绝大部分项目均属市场经济下政府应有所作为的领域。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二是地方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中，行政经费日益膨胀。 1992 年、 1994年和1996年，全国地方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公检法支出之和分别为亿元、亿元和亿元，其占当年地方财政经常性支出的比重分别为％、％和％。行政经费的膨胀，大量挤占了急需的地方公共支出项目，表明我国公共劳务提供的成本过高。三是在各单项支出中，人头经费远远超过公用经费。以1994年为例，我国文教卫生事业支出、教育事业费支出、行政管理费类支出中人头经费均在80％左右。（注：人头经费包括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离退休人员费用、人民助学金和主要副食品价格补贴。公用经费包括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费、其他费用和差额补助。）尤其是工资改革后，人头经费在大部分支出项目中更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进一步扩大了行政经费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的份额，因此，支出总量的扩大，不仅未能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相反还导致了更为明显的不平衡与不合理。 2.越背越重的赤字“包袱”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的矛盾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地方财政赤字“包袱”越背越重，资金调度空前困难，部分地方财政不能按期发放工资，不能及时足额报销差旅费、医药费，上级财政拨付的专款因被挪用而常常不能及时到位。因此，部分地方财政成为实实在在的“吃饭”财政，少数地方连“吃饭”财政都难以维持。资料表明，从1986年开始，预算内财政收支中，地方财政几乎年年出现为数不小的财政赤字。此点在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赤字额呈现扩大趋势的同时，赤字面也呈扩大趋势，使地方财政支出仅限于保工资和办公经费，而且这种“双保”又限于低水平，地方财政实际上是以欠帐“包袱”的加重来换取赤字的减少。而这种状况必然影响“九五”乃至更长时期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基础的稳固，也必然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产生矛盾，从而使农业的“基础”地位，教育的“根本”地位，计划生育的“国策”地位，公检法的“重点”地位，无法从财政上得到保证，也使得缓解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变得极为困难。 3.预算内收入短缺与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矛盾统计资料显示的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几乎是年年赤字，这表明预算内收入短缺，无法满足正常的财政资金需要。但与此同时，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论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干部和职工的生活条件却越来越上档次、上台阶。这显然是一种奇怪的不对称现象。其直接原因在于预算外资金的大量存在及非规范性创收活动的“合法化”。它起码带来如下三个后果：其一，预算内收入难以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其二，为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提供可能；其三，预算外收入成为地方财政平衡的“蓄水池”，有关机构与部门难以获得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及其它真实信息。正因为如此，我们基本上只能从预算外收入这个侧面来考查预算内收入短缺而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直接原因。从全国来看，同口径比较， 1992 年全国地方预算外收入总额是1984年的倍，年均增长速度为％，而同期地方预算内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只有％。1996年，地方预算外收入较之1993年的增幅更是高达％。从积极的方面看，预算外资金的增长和政府对这部分资金流向的控制，对各级政府综合平衡社会财力，补充国家预算资金的不足，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也正是这部分资金的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单位办公条件（包括办公楼和办公设施）的改善，交通、通讯工具的便捷，职工福利（包括职工住宅、补贴、津贴）等额外消费的增加，而这些支出基本上是个人、集团消费方面的非建设性支出。它进一步使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出现“一头沉”的不合理局面。 4.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同一地区不同级次之间支出水平、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当前，我国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极为悬殊。从收入来看，1996年青海省人均财政收入不到广东的2％；从支出来看，排序最末的贵州省，人均财政支出仅为上海的％。此种情况直接导致不同地区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例如，仅从财政经费占支出的份额来看，1996年上海、北京、天津行政管理费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而青海、贵州、西藏分别为％、％、％。因此，在经济发达地区，财政除满足政权建设和一般支出需要外，还有财力进行建设性支出，而不发达地区，其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保工资和最低水平的公务支出。这种差别除导致地区之间财政支出结构的失衡外，还进一步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上述现象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之间也同样存在，它使得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统一的支出标准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出现较大差异，从而带来地区内部不同级次之间的支出水平、支出结构的失衡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种现象的出现，都可以从某种或某几种现象上找到原因。当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离不开以下一些深层次的原因：第一，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应十分明确，即市场能做且做得好的应尽量交给市场去做，只有市场做不好或不能做的才应由政府去做。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的转轨变型期，政府、市场、企业的分工尚未相应转轨，因而在相当的程度上造成了当前财政支出的不合理和财政困难。例如，单纯从我国当前吃“皇粮”者众多，且增长过猛，从而导致财政支出大幅增长的情况就可以说明，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与我国的改革尚未触及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大政府行政机构这一历史“遗产”相关。第二，由于历史、地缘、政策及其他主客观原因，我国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且这种不平衡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总量、人均占有量、城乡人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等等。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例，沿海部分发达地区相当于低收入地区的15倍以上；以省份为例，1996年，贵州人均GDP与上海相差26倍。不仅如此，在同一省区内部，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差距，例如，1992年广东最富的珠海市与最穷的河源市，人无GDP相差倍。而地方财政状况作为一个地区经济水平的综合反映，本身就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财政收不抵支、财政巨额赤字、中央财政补助比重高，很大程度上即是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基本表现形式。而地区之间财政收支水平悬殊，财政收支状况迥异，则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反映。第三，财政体制作为划分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的制度，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但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大部分年份实行的是五花八门的财政包干制，即使是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实行操作中也沿袭包干制下的陈旧做法，有其名而无其实。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未能从法律上规范，因此地方各级的分配关系也不可能规范，在各级财政普遍困难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地区结构的优化亦难以有效进行。第四，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致对地方性公共商品的需求增大。公共支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范围项目与规模。其一般发展规律是：范围、项目由少到多，规模则由小到大。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在这个特殊时期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客观上要求提供越来越多的带有明显地域性的公共商品，但是现行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制度不能适应这种客观要求。在有限的财政收入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需求，而“创收”制度合法化的情况下，各种税外收费、摊派、罚款、赞助、集资等非规范性的收入形式大量衍生且鱼目混珠，从而导致大量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三显然，目前地方财政收支状况及地方财政面临的困难，不是或主要不是财政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它是我国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在财政上的反映。因此，缓解地方财政困难，改善地方财政收支状况，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大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为使短期内收到较好的效果，当前，必须从财政内外部着手，改造现有环境，并重点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对政府作用进行正确定位，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与市场分工的基本思路与原体制截然不同，因此，列入地方财政支出的事项大多属于满足地方公共需要的层次，即主要为社会提供难以按市场原则提供的地方性公共商品。公共商品的提供需要成本，但不能带来任何直接收益，这在客观上需要政府通过必要的技术装置使公共商品的享用者为之付费。从这个意义上看，地方财政收入是公民为消费地方公共商品而付出的价格或费用。而从公共需要的决定到公共商品提供出来，中间还需要经过许多环节，需要政府设立相应的科层组织。而且，在公民付费一定的情况下，政府设立的科层组织越庞大，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越高，公共商品的供给数量越少，质量越差。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应切切实实地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要求转换地方政府职能，对地方政府作用领域进行正确定位，借第七次机构改革的东风，下大力撤消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机构；因岗设人，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2.配合市场化改革进程，认真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及供给成本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许多原来的差额预算单位已变为或逐渐变为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许多原统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偿供给的商品与劳务已变为有偿供给，并逐渐由低价位供给改为高价位供给，而且，许多单位的收入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如自1997年起，大中专院校招生全面并轨，所有通过入学考试的学生都必须交费上学，学费收入已成为此类事业单位的固定收入。因此，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变型中，应十分注意配合市场化的改革进程，适时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对已经或已具备条件按市场化原则提供商品和劳务的单位不再由财政供给资金。同时，重新调整财政供给标准，对提供纯公共商品的单位，应足额供应资金，同时采取措施防止经费的过快增长；对提供混合商品、有一定收入来源的单位，则可分别具体情况采用定额或定项补助的办法核拨经费，以使财政资金的使用真正限于公共需要的满足。 3.整顿分配秩序，建立规范化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当前，非规范的、混乱的分配秩序是造成地方财政困难、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政府行为不规范的主要表现。因此，必须在规范政府行为的基础上，下大力气整顿分配秩序。首先，应将现行各种收费、基金中宜于采用税收形式的非规范收入纳入税收征收轨道；其次，应适应分税制改革，逐步下放税权，适当开征地方性税种，以使地方财政收入能随着地方公共商品需求增加而增长；第三，明确费权，并统一预算管理。费与税均属财政收入的必要形式，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界限：一般来说，涉及面较广，延续时间较长，收入用于一般性公共支出，而受益的地域性和边界性相对模糊者应用用税收形式；而涉及面较窄，延续时间较短，收入用于专项支出，则受益的地域性、边界性相对明确者可采用收费形式。因此，在确保税收收入占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主体地位的同进，可通过制定收费决策程序及相应的决策制衡机制，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包括乡一级政府取得一定收入的权力。这不仅有助于地方公共收入体系的建立，而且，对于我国分配秩序的改善及财政收支状况的好转也是大有裨益的。 4.加强中央及省一级地方财政的财权和财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般具有配置资源、平衡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的三大职能，其中，后两个事关全局利益的职能主要应赋予中央政府，中央财政在宏观调控中也应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而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听任这种不平衡发展，既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也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建立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既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支出转移，也包括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收入让渡。这里，主要是指前者。由于我国的政权组织包括中央、省、市、县、乡5级，因此，要建立科学的财政转移制度，其前提条件是加强中央和省一级支付的财权和财力，即应使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省级财政收入在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其最终目的是使中央财政和省一级地方财政能够以各种灵活多样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对其下级财政进行补助，以平衡不同地区的财政供给能力，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实现各级政府各自承担的基本职能。

近年来，各地出现政府财政规模膨胀与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并存的怪现象，因此“政府的钱是如何花的？”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地方财政支出运行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课题组”于2008年8月至2009年3月间，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的协助下，以北京地区市区（县）两级政府为样本，走访了市财政局、市审计局，东城、西城、海淀、平谷等区县的人大和部分区县的财政、审计、监察部门，并对十余名行政事业单位的财会人员进行了访问调查，结合研究外省市相关文献资料，总结出目前政府财政支出的四大顽症。顽症一：过度公务消费已成集体性活动调查显示，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建造高档楼堂馆所等巨大的公务消费已成为了政府的一种惯常的集体性活动。表征一，既得利益者对制度约束抵制或变相抵制。如出国考察在各行政事业单位基本上演变成为一种福利待遇，当财政部门要求削减出国考察经费时，便遇到了一定程度的阻力。公车改革的阻力最大，甚至出现了改革后财政投入更多而不得不叫停的情形。虽然各地具体改革方案不尽相同，却具备同一个特征，即被改革的对象是主持改革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改革失败的原因在于：改革政策过多的考虑了如何补偿既得利益者的损失，而忽视了现行制度和“改革”结果给公共财政和纳税人造成的损失和伤害。表征二，对权力部门的约束无力。通常有能力建造高档楼堂馆所的都是政府、财政、税务、法院等权力部门。比如某地方财政局严重超标的办公大楼项目经过了当地发改委、规划局等四、五个政府部门正式审批。当地纪检监督部门分析，“因为财政局是一个权力单位”，相关部门都有“ 碍于面子、没有坚持原则的问题”，从而形成了财政局怎么报就怎么批的状况。对于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约束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对党政“一、二把手”的约束自然更是无能为力。表征三，由于现有制度的漏洞与不合理。行政事业单位常常出现“为了花钱，而花钱”的情形。如某部门研究室的科研项目延期一年，但项目资金的使用期限并没能延长。那么根据制度要求，必须按原来的期限把钱突击花光，花不完只好安排境内外公费考察。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一些单位集体公款吃喝的起因，往往也是为了要把钱花掉。表征四，公共财政观念的普遍缺乏。朋友聚会抢着买单，最后一位站出来说：“我来付，单位能报销。”于是大家欣然接受，甚至达成共识：能花公家的钱就不花个人的钱,“他人的便宜不能占，公家的便宜不占白不占”。当公共部门、兄弟单位、上下级之间，彼此用公款热情招待成为一种时尚；当节假日前提醒下属 “别忘了表示表示”成为一种常态；当上级部门到下属单位，管吃管住管游山玩水成为一种习惯；当不同省份的同一系统单位间礼尚往来，互通有无，过度的公务消费就形成了一种集体性活动，加之“法不责众”和“从众心理”，公务消费问题难以治理。顽症二：年底突击花钱，愈演愈烈每年四季度，各大商场、图书大厦的“团购卡”处于“热销”状态，前来购买的预算单位络绎不绝。这只是“年底突击花钱”的表现形式之一。“年底突击花钱”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不利于财政资金的合理利用、造成浪费，影响财政支出预期效果的实现。近年来，“年底突击花钱”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虽然，不同地区不同预算单位“年底突击花钱”的情形不尽相同，在财政资金流量不大的基层地方政府，这类问题也不太明显。但凡是急于在年底前将钱花完的“ 预算单位”莫不是一样的初衷：担心结余款若被“清零”，来年财政拨款数额可能会受影响。造成这样的操作结果，主要是预算的编制和执行中的几种情况引起的：第一种情况，预算单位的预算编制不实。在项目预算编制过程中，预算单位打出了太多富余，财政款拨下来后一时又安排不出去，只好年底突击花钱。此类虚报预算的心理很容易分析，不是担心未来不确定因素多、无法预测，必须留有余地；就是为了弥补公用经费不足；或者干脆是受利益趋动，财政资金多多益善、不要白不要。第二种情况，预算单位前期执行缓慢。预算执行“前松后紧”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或是计划做的较粗、前期工作抓的不紧；或是担心钱不够，前期不敢花；也有一些是客观因素，如因政府采购时间较长使财务支出时间后移；部分项目因为相关手续一时没能办全，使开工时间后移从而造成财务支出后移；因工程项目的检查验收周期，或一些修缮项目（如院校的学生宿舍）只能在假期开工等自身特殊性问题导致的后移等。第三种情况，部分财政资金拨付的时间较迟并且数额不确定。就预算单位而言，下半年还能从财政部门“要到”多少钱或者财政部门还能追加多少资金是一个未知数，有时部分财政资金拨付下来很晚（如十一、二月份才到位），从而致使年底突击花钱成为必然之举。顽症三：重分配轻效益，财政支出效率低下近年来，随着财政收入的逐年增加，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政府向民生建设方面的财政投入呈快速增长之势，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财政支出效率低下的问题凸显出来，主要表现在拨款缓慢、资金闲置、设备闲置、重复建设、重复拨款、财政投入的效益不高或者效果不明显等方面。从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层面来看，决策失误是导致财政支出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当中不乏劳民伤财、中看不中用的工程，大量财政资金配置项目因为缺乏科学论证和法定程序，造成重复建设、重复拨款，如2006年北京审计局抽查昌平等7个区县的专项补助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发现6个区县有31个项目多头或重复申报，涉及的补助资金达亿元。在基本建设投资方面，由于条块分割，许多预算单位除了能从本级政府获得财政资金，还可从上级行业主管部门获得二次分配。加上缺乏统一规划协调，以致经常出现“马路不断被开膛破肚”，就2006年4月14日至12月22日，北京永定路路段就先后被4个管线单位、分4次挖掘过。失误的决策不仅无法实现社会资源和公共资源的最优配置，还造成巨大的损失浪费。从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层面来看，资金闲置、设备闲置、工程质量差等问题，导致政府往往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财力以达到预期的目标，财政宏观调控和社会调整功能大打折扣，公共产品相对“昂贵”。如2006年北京市审计局抽查20所医院亿元设备购置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当年购置设备支出仅为亿元，新购设备中仅有3所医院的设备全部投入了使用；2005年北京两级财政在房山、怀柔、门头沟、平谷、密云、延庆等6个区县共投资亿元建设了1350个村卫生服务站，第二年抽查中，因缺乏医护人员、运转经费不足、前期选址不合理、未建设必要的工作生活设施等原因，有112个未投入使用（占抽查量的33%）。许多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不实，概预算很粗（甚至有的故意压低概预算以争取获得批准之后再追加）、招投标制度不健全、施工监理机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实际运作当中违法现象普遍，层层转包、偷工减料、赶工期等问题经常发生，如刚交付使用即漏洞百出的北京西客站就是实例。顽症四：屡审屡犯，法无威慑力目前我国预算执行方面的审计工作，不可谓力度不大。但在超预算支出、虚列支出、挪用、擅自改变资金用途、预算执行缓慢等审计内容上的“屡犯”，许多被审计单位仍然“有恃无恐”。调查中发现财政支出中存在一些特别现象，如“合法不合理”等值得关注。例如，为了改变预算执行缓慢的状况，北京市曾提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要求，财政部门也出台了相关配套措施。但在实际的财政支出过程中，却出现了单纯追求执行率而忽视了财政资金使用效果的问题，甚至还出现了“为了合法而违法”的奇怪现象。如某单位虚列支出，将尚未开工的项目款提前打入对方帐户，然后再将款项打回来，以符合财政支出率方面的相关规定。为了解决“合法不合理” 的问题，预算单位采取了一些“变通”做法，于是又出现了“合理不合法”的情况。如因长期未作调整的差旅费标准导致的住宿超标“常态”；“事出有因”或“情有可原”的擅自改变支出用途或将专项资金调剂或者挪作他用等等。在对审计部门的调查结果时还发现，科研项目的资金流向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科研项目后期往往需要花费较大资金，为了不影响支付进度，目前“通常”的做法是先将项目资金提出来，用的时候再补上，从而造成帐面上显示的资金流向经常与实际使用情况不符。如将一笔资金通过购买商场购物卡等方式提出来，结项后通过支付印刷费、专家评审费、招待费（餐费）等费用又补了回去。利用项目资金购买日用消费品、甚至高档消费品的情况十分严重，有的项目餐费占比重较大，也有将项目资金“私分”的现象。一位承担社科研究项目的科研人员解释说，课题组成员不得提取劳务费的规定不切实际。现实中，项目负责人为了调动科研人员对申报项目和相关工作的积极性，一定要变相支付劳务费。同时，课题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需要相关部门和人员的支持和配合，为了课题研究的可持续发展，餐费或招待费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这也符合“人情社会”、“饮食文化”的国情。| 点评 |重在制度建设熊英形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四种顽症的现实原因很复杂，其中制度层面值得关注。目前的财经制度存在很多缺陷，如法律制度缺位、法律规范之间有冲突、法律规定脱离实际、配套制度不科学或不严谨等。比如，为满足依法增长教科文卫和农业等方面的法律条款（即“法定支出”的要求），必须将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投入相关领域。而每年财政收入增长多少年底才能知道，因此超收收入难以纳入预算管理。政府编制的财政收入计划定得过低，致使年底财政超收部分过多，从而大大增加了财政突击拨款的总量（北京市2007年财政收入计划增长13%，但实际增长）；在专项转移支付问题上，因其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资金量较大、拨付时间较晚，每年各级人大召开时间的差异性（下级人大先于上级人大召开），使得下级政府难以将上级拨付的专项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支出方案。监督“软化”和问责 “缺位”更为突出。调查显示：“缺乏责任追究”是“屡审屡犯”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中，审计机关几乎不会动用法律赋予的“行政处罚权”，甚至连“处罚建议权”都难以启动。对尚未构成犯罪的个人行为，难追究责任，对单位行为的处罚更不易实现。缺乏“问责”的“监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虽写入审计结果报告，但最终“黑不提，白不提”，使得许多预算单位并不害怕被审出问题资金。已经花掉的财政资金（如违规发奖金），也是“泼出去的水”，一般难以追回。其次，是普遍存在的预算编制不科学。“高报”预算是财务人员的一种普遍心态，担心领导临时决定要做什么事，届时来不及做预算要不到钱。第三，在预算执行方面，或过失为之，或明知故犯。有的是为其生存发展所迫。如某中学多年没能给职工长工资，为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将项目结余资金用来给职工发了奖金；有的是受利益趋动。如各级政府及其财政职能部门拥有财政资金支配权，同时又是一级预算单位，因此在财政资金分配上容易向本单位倾斜，并能够得到其他相关权力部门的“照顾”。在针对预算单位财会人员设计的调查问卷当中有这样一道题：“当领导的指示与财经纪律不一致时，您将如何做？”几乎所有的答卷人都选择了这样的答案：“提醒领导注意，如果领导一再坚持，按领导指示做。”显然，这也是一种明知故犯。此外，决策者和执行者的传统做法、惯性思维以及陈旧的财政观念，也是不可忽视的成因。有些领导干部养成了“拍脑袋”做决策的习惯。领导“拍板”时通常没有“屡犯”的故意，经常还是在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但是，由于忽视了决策程序和预算支出规则，其结果往往造成下属部门的行为违法。近年来预算改革进展很快，但一些单位仍然沿用预算制度改革前的做法，如某学校一直保持设立“校长基金”。一位资深审计人员接受调查时表示，现在的各预算单位负责人并非没有法律意识，只是其中许多人观念转变跟不上预算改革发展的形势。如目前绝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不能设“小金库”，但是对于预算外资金应当纳入预算管理缺乏正确的认识。事业单位的领导普遍认为，“既然资金来源不是财政拨款而是单位‘创收’，就应当由本单位自由支配。”■

从预算意识问题方面来理解全面预算预算是指用数字编制未来某一时期的经营计划，未来某一时期一般指一个会计期间，可以是月、季或年度，简单地说就是把企业的经营计划通过货币化的形式来体现出来。全面预算就是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把预算的手段纳入到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通过围绕行业或企业的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管理目标，对各类经营管理活动及其资源配置进行预测、控制和管理。但就是这个全面预算的定义，到目前，有很多企业还不能准确的把握，以至于单纯的认为预算只是财务行为，应该由财务部门负责预算的制定和控制，甚至把预算理解为是财务部门控制资金支出的计划和措施。全面预算管理是集业务预算、投资预算、资金预算、利润预算、工资性支出预算以及管理费用预算等于一体的综合性预算体系，预算内容涉及业务、资金、财务、信息、人力资源、管理等众多方面。尽管各种预算最终可以表现为财务预算，但预算的基础是各种业务、投资、资金、人力资源、科研开发以及管理，这些内容并非财务部门所能确定和左右。财务部门在预算编制中的作用主要是从财务角度为各部门、各业务预算提供关于预算编制的原则和方法，并对各种预算进行汇总和分析,而非代替具体的部门去编制预算。企业推行预算管理的真正主旨是利用预算在计划、协调、控制、考核方面的工具特性以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有的企业负责人简单地把“全面预算”定位为“财务预算”，甚至定位为“财务部门的预算”，甚至认为预算管理就是财务部门控制资金支出的计划和措施。事实上，尽管各种预算最终表现为财务预算，但预算管理决不只是财务部门的事情。财务部门的作用主要是从财务角度提供关于预算编制的原则和方法,并对各种预算进行汇总和分析。从而使预算管理的全面控制约束力得不到很好的发挥,最终导致全面预算管理陷入困境。也有很多企业认为预算与公司的战略关系不大，从而缺乏明确手段对公司整体战略、发展目标和年度计划的进展状况进行细化。有句老话：“三分战略，七分执行”。重战略而疏执行，往往会使有价值的战略无法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会使企业的发展与其设计的战略南辕北辙。相反的，企业制定预算却没明确公司的战略方针，一样也无济于事。因此企业通过全面预算可以使企业的长期战略和年度行动紧密结合起来，使企业的目标和各级单位的具体行动相结合，从而实现“化战略为行动”。认为预算只是编给上级或领导看的，与实际工作没什么关联。其实通过实施全面预算管理，不单单是给上级或领导看，重要的是它能明确各单位的分工，能够减少各单位操作中的隔阂，防止部门之间出现不协调的现象，从而提高运作效率。预算能表明企业内部各级、各部门、各成员怎样工作才能达成企业的总体目标，不同层次、不同单位之间预算信息的传递、协调可以引导企业的整体活动，有效地避免无序的部门行为，通过预算编制协调企业资源，使资源达到最优配置，并通过预算的执行控制、分析、调整，使企业实现整体战略目标。解决决策层和执行层的权限划分、职责定位致关重要，为此，实行全面预算管理成为必然。因此一开始企业就应该对预算的定义来理解透才能完善的进行下一步的操作。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用全面预算管理模式。假若企业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全面预算管理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加以改进，那么一定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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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人员腐败等诸多问题。在市场经济建立以后，经济高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面对着强大的竞争，政府如果不调整好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中国的经济将会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应明确认识到政府是社会管理机构，而政党是社会组织，二者之间应有明确的界限，政府与政党必须分开，明确其各自的职能。政党在国家的作用就应主要体现在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纲领等，为国家今后的工作提供一个方向，而政府主要应依法行政，做好行政工作，提高工作效率，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2）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的转变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对企业的生产、销量、效益等各方面都进行统一的计划安排，企业自主权少。这样导致了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部门特别臃肿，管理队伍特别庞大，同时企业的效益也不高。实践证明，政企不分是会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的。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转变我国政府职能关系中，理顺政企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市场经济完全不同于过去的计划经济，过去政府包揽了经济活动的许多事情，直接插手企业的具体事务，而今，市场经济中市场占据着主导地位，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之点就在于政企分开，否则政府职能转变就是空谈。其主要原则是权力下放，政企分开。而将政企分开的主要途径就是：一是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这要求政府将生产经营权交还给企业，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二是把政府的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与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分开，理顺产权关系。政府通过宏观管理调控政策，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调控社会经济活动。而企业自主生产，成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三是把国家的管理经济的职能与企业的经营职能分开。政府对企业进行授权经营，分工监督，同时也要运用法律手段和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调节。（3）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转变在非市场经济社会中，政府出于强势的中心地位，政府通过计划对市场进行直接的指挥和控制，过分的政府干预使经济失去了效率和活力，而市场对政府也产生了很大的依附性。在这样一种运行机制下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如供大于求、供不应求、市场活力不够等。但是，同时，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也不能实现经济的良好运行，因为，市场本身也是具有缺陷的，其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而且完全的市场调节会造成很多行业的垄断，甚至可能发生市场失灵的现象。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我们应当充分的认识到，政府与市场是现代经济中的两个关键要素，市场经济的运行不能没有政府的干预，也不能没有市场的调节。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说：“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必不可缺的。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 [1]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来看，其二者的关系应由以前的政府直接干预为主，转变为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主体的作用，市场机制能够解决的就让市场解决，而政府则根据经济运行的要求，不断调整自身的结构、功能，在以市场起主体作用的基础上对市场无法解决的事项进行宏观调控管理。但这绝不是政府取代或取消市场机制本身在经济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而是实现政府引导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重要手段，使市场充分发挥其基础作用，整个社会建立起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体系。（4）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转变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社会是一个高度统合的政治管制社会，社会的很多事务和工作都集中在政府身上，政府直接面对社会直接从事大量的微观管理活动，而社会也对政府有着极大的依附性，这样就造成了政府机构冗繁、人员恶性膨胀等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府产生于社会，政府的权力也来源于社会，而社会又反作用于政府，对政府形成一定的监督。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并没有形成一种有效的监督机制使社会可以有足够的能力去监督和对抗政府，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强政府弱社会的局面将被打破，社会的管理职能将大大的增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政府从管理范围、管理方式、管理方法上进行改变，将政府的部分权力过渡给社会，让社会自行管理，而政府主要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为社会服务。中共在十七大上提出的恰好体现了这一点，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论述“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时，提出“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这个思路对当前深化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拓展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大部制所体现的意思是“组织规模大，职能范围广”，也就可以概括为更强调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从计划经济时代流传下来的，明显存在机构设置过细、政府对经济运行管理太过微观、具体的问题，而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运行的管理则应该以公共服务、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为主，机构设置宜粗不宜细。这次国务院的大部制，通过重新整合一些部门，缩小部门的数量，将重点由行政管理转为公共服务，充分下放权力，能由社会组织管理的事务应交给社会组织，政府不应该包揽，同时强调各部门做好宏观调控，不必对事物管得过细，将部分权力下放给社会，就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体现。因此，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要进行以下转变：一是从管理范围上，改变由政府包揽一切社会事务的做法，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二是在管理方式上，由“强政府，弱社会”转变为“强社会，弱政府”。三是在管理方法上，从传统的行政方法为主转变为以间接的法律方法为主。只有这样，政府才能还权于社会，确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最终形成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治理结构。 2.内部关系的转变（1）从纵向来看，理顺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之间的职能关系在我国，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之间的职能关系一直都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传统体制下，权力过度的集中在中央、上级政府，形成了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式的职能结构体系，地方政府和下级政府拿到的仅有的少许权力很多时候都是临时性的、不稳固的、缺乏法律的保证，其积极性难以发挥。而中央政府既管宏观又管微观，既管行业又管企业，职能混乱且没有中间环节进行调节，造成了“一管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的局面。因此，为了确保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发展，必须对我国中央与上级和地方与下级政府的相互关系做出合理的调整，明确界定二者的权力界限。中央政府代表着整个国家的利益，对整个国家进行宏观调控，而地方政府除了代表国家利益外，还代表着地方的利益。因此，在调整二者的关系上就必须在合力划分事权、财权的基础上做到各级政府之间的合理分权，从事权的划分来看，中央政府的任务主要是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主要是国防外交、国际援助及国内的公益事业如：教育、科研、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同时也要用经济手段调整地区间的经济结构合产业结构。而地方政府主要负责社会公益事业，负责地方行政管理、法制建设和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协调本地区内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要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大宗收入的税种一般都由中央统管，而地方税种主要是收入弹性较小的销售税和财产税。在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权的关系上，应通过中央财政集中大部分收入，并对地方财政采取税收返还和补贴来实现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因此，在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的关系时，要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权限，对属于地方政府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给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权，将中央、上级过于集中的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上，并且中央要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减少部门直接插手干预的现象，做到“权、责、利”相一致，让地方可以发挥其积极性，因地制宜、发挥最大效能。同时地方也要维护中央和上级做出的决策，防止地方割据，在发挥好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同时，又保证地方的利益。只有协调好中央、上级与地方、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才能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充分发挥其积极性、最大力度的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成功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2）从横向来看，理顺政府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理顺同级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行政机构臃肿，政府职能交叉，行政指令紊乱，严重阻碍了我国行政工作的开展和经济的发展。因此，对政府各部门及各同级政府进行职能理解和职能分析，是当代各国政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只有做好这一分析，才能明确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之间职责权限，进行正确的分工，建立起严格的工作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要求同级各地方政府根据其本身的差异性和变动性实施职能，同时也要求各职能部门依法行政，按照其管理权限进行管理。特别是在加入WTO以后，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成功，能否抓住机遇，都要靠政府的正确决策。因此，政府必须要提高应对能力，加强对外经济的管理，提高工作人员素质，进一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强化监督和监管体系，减少各部门对经济领域的行政垄断和干预。同时，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管理也不能出现权力的空缺，要充分发挥好私有企业和非政府性组织等社会团体在中间的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发展。四、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转变的价值取向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国内外环境都已稳定，已经不需要政府再处于主体地位对社会进行全面的管理，也不需要政府采取强制性的手段来进行控制。相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对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形势要求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将权力还给人民，给与人民和企业更多的自由。（一）实现“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所谓的“管制型政府”，主要是指的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强调一切从管制出发，强调的是一种管理、管制，强调的是公民对政府的服从、下级对上级的服从的以管制为主的政府运行模式。而“服务型社会”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所要求建立的一种新型政府，它要求政府担负起服务公民、服务社会的责任。服务型政府坚持公民本位、社会本位，政府只有有效地提供了公共服务才能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我国经济要得到发展，关键就在于政府把原有的以对社会和市场的管制为主的管制职能转到以市场为基础，政府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这是我国在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提出的新的发展观。这样一种发展观很明确的提出了政府的职能趋向是应该由管制职能向服务职能转变，同时也说明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提高，并且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人民已经不再满足于衣食住行质量的提高，更要求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娱乐等方面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因此，政府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将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1] （二）实现“无限责任”向“有限责任”的转变在建国初期，我国模仿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因为在当时刚建国，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还存在，分工合作不明显，经济或社会组织无法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必须靠强有力的政府强权才能保证经济在一个安定的环境里面发展。因此，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政府扮演的是一个“全能政府”的角色，对社会所有的事务都进行直接的管理，其自身的权力是无限的，涉及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是在市场经济开始实行后，市场处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地位，市场可以自主管理、自主调节、自主发展和自我完善，还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变化合理的进行生产，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各企业也可以自主经营，根据自由竞争原则优胜劣汰，这要求政府放权，让市场起主导作用。如果政府包揽一切社会事务即无限政府的状况得不到改变，那么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就会停滞不前。因此，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就应该是起一种指导性的作用，而不是无限的管理。同时政府也应该将部分必要的权力下放给下级政府、企业、其他社会团体，只有政府真正的达到了有限管理，才可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变。[2] （三）实现“行政管理”向“公共管理”的转变在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下，政府是单一的公共事务治理主体，政府往往采用直接的、微观的方式来对社会各项事务进行管理，主要运用的就是以行政管理为主的手段来进行的。而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人民民主意识不断增强，要求政府给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管理，而不再是行政管理。也就是说，在政府的改革过程中，政府应当充分利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推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指的就是对于某些公共产品的提供、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经营、公共资源的开发等工作，可以不再由政府直接指挥和控制，而改用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进行运作。同样，对于公共服务的管理，也可以交由其他社会团体或中间组织来管理，而政府只是起一种指导性作用。当然，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的行政就必须公开、公正的进行，实现民主化，接受群众的监督。也只有这样，才能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动力，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1] （四）实现“集权行政”向“分权行政”的转变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必须要求政府对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都实现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因此，各级政府都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中央政府的权力过于集中，地方和基层的自主权不高，而且层层部门相叠，导致了行政效率低下。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和资源、信息的不断增加和流动，不可能再保持以前那种“事无巨细，统统上报”的状态，那样只可能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因此，在新形势下，政府必须建立分类、分级管理的政府体系，必须放权、分权，不能再集所有权力于一身。所谓的分类管理就是指按照某一事项的性质来进行分类，由其专门的部门来管理，提高工作效率。而分级管理指的是不同层级的政府对隶属于其职能范围内的事务的管理。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职能交叉、重复管理的现象，实现真正合理而有效的管理。结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日趋于完善，但我国现行的政府职能以及相应的机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都还保留了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框架，并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的需要因此，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要进一步指出政府职能转变要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职能定位的要求，积极创造条件，使政府职能转变到位，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强劲动力。

1、政府职能部门行政职能优化研究(以自己工作所在部门为研究对象，但不能以企业为研究对象。)

2、政府职能部门行政权力结构优化研究(以自己工作所在部门为研究对象。)

3、政府职能部门职能行使方式优化研究(以自己工作所在部门为研究对象。)

4、政府职能部门领导素质结构研究(以自己工作所在部门为研究对象。)

5、政府职能部门内部沟通结构研究(以自己工作所在部门为研究对象。)

6、政府职能部门内部控制研究(以自己工作所在部门为研究对象。)

7、政府职能部门内部激励研究(以自己工作所在部门为研究对象。)

8、政府职能部门内部职权结构研究(以自己工作所在部门为研究对象。)

9、政府职能部门内部职位结构研究(以自己工作所在部门为研究对象。)

可以说，新公共管理主要体现了B—途径（企业管理途径）的公共管理概念。新公共管理的核心思想是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的管理理论与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把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和市场激励结构引入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之中，主张在政府管理中采纳企业化的管理方法来提高管理效率。

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来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强调公共管理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来改善行政绩效，从根本上改变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最终以新的公共管理模式取代传统的官僚制模式。

由于新公共管理尚在发展之中，存在着不成熟及内在缺陷，所以严格来讲，新公共管理尚未形成一种单一的理论，而只是一种理论思潮。新公共管理的思想公共管理研究，特别是新公共管理学是在公共行政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课程论文任务书学生姓名指导教师论文题目试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论文内容：政府职能转变，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一定时期内，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其应担负的职责和所发挥的功能、作用的范围、内容、方式的转移与变化。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性，是由影响政府职能的诸多因素所决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党中央在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做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之后的重要战略举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实施者是各级政府，因此，对政府职能的准确定位是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保证。各级政府应该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重新政府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职能，积极探索出一条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新路子。本文所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概述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应当履行的职能三、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职能定位的偏差四、对于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职能定位偏差的原因分析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与调整的具体要求教研室意见（签字）院长意见（签字）试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摘要】政府职能的定位问题是一个与政府的发展历史同样久远和复杂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的职能定位就历史性的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之上。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职能的定位方式越来越凸显出它的严重弊端。当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大背景下，开展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这对于已经习惯于将职能定位和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业化发展和城镇化发展中的政府来讲，只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据自身的特点来确定政府的职责，重新定位政府职能，才能更好的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政府职能；职能偏差；重新定位；具体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的新农村建设目标，全面体现了新形势下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业发展的要求。面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任务、新要求，政府的职能该如何重新定位、如何转变、如何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对于政府而言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此，面对挑战，重新定位政府职能，更好的发挥政府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是当前政府需要解决一项的重要问题。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概述（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定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最终实现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1. 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中心环节，是实现其他目标的物质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好比修建一幢大厦，经济就是这幢大厦的基础。如果基础不牢固，大厦就无从建起。如果经济不发展，再美好的蓝图也无法变成现实。2. 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目的，也是衡量我们工作的基本尺度。只有农民收入上去了，衣食住行改善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新农村建设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3. 乡风文明，是农民素质的反映，体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只有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不断提高，崇尚文明、崇尚科学，形成家庭和睦、民风淳朴、互助合作、稳定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新农村建设才是全面的、完整的。4. 村容整洁，是展现农村新貌的窗口，是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应该是脏乱差状况从根本上得到治理、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民安居乐业的景象。这是新农村建设最直观的体现。5. 管理民主，是新农村建设的政治保证，显示了对农民群众政治权利的尊重和维护。只有进一步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真正让农民群众当家做主，才能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真正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应当履行的职能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政府既是组织领导者，又是具体的执行者，因此必须切实履行如下职能：（一）围绕“生产发展”、“生活宽裕”履行经济发展职能。经济发展职能是现阶段政府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职能，界定政府经济发展职能关键是要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市场主体、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的关系，必须把以行政推动为主的工作模式转到以服务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以实实在在的服务，保证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现阶段乡镇发展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制定并实施乡镇区域内的产业发展规划，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和小城镇发展规划，指导产业结构调整，形成地域产业特色；二是为区域内市场主体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包括政策环境、硬件环境、社会环境，通过改善投资环境促进招商引资工作；三是为区域内市场主体提供优质的服务，包括政策服务、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等，通过示范引导提高农村生产组织化程度；四是围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履行必要的市场监管职能，对乡镇集体资产实施有效的监管。（二）围绕“乡风文明”、“管理民主”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对乡村社会进行管理，是政府的核心职能，界定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关键是要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逐步由“人治型”向“法治型”、由“压力型”向“人性化”转变，体现以民为本的思想。包括五个方面：一是贯彻执行上级的各项方针政策，保障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二是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三是加强综合治理，妥善处理突发性、群体性事件，调节和处理好各种利益矛盾和纠分，维护社会稳定。四是抓好农村思想建设，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倡导乡村社会文明新风。五是加强基层建设，运用法律、经济和教育等管理手段，对农村实施有效管理。理顺乡村关系，积极推进政社分开；正确处理村党支部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将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活动纳入法治轨道，促进和提高村民自治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构建和谐的乡村社会。（三）围绕“村容整洁”、“事业发展”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抓好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产品，政府责无旁贷，界定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关键是要合理划分事权，遵循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组织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应。主要提供六个方面的保障：生产保障，包括提供水利灌溉、道路运输、电力供应、农技推广等生产性公共产品；教育保障，包括协助教育部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医疗保障，包括农村医疗设施、医疗手段的完善和提高，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和落实；养老保障，包括福利院、敬老院的建设，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推行；生活保障，包括建设乡村社会各种生活基础设施，建立农村特困户的救助制度和救助体系；生育保障，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提供各种优质服务，等等。三、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职能定位的偏差目前，一些政府主要精力集中在抓经济发展上，一定程度上忽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缺位”、“越位”、“错位”的不务“政”业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主要表现为：（一）公共服务职能上的“缺位”现象。农村公共服务总体上滞后于经济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农村公共产品严重短缺，农村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表现为农村教育总体上仍然薄弱，农村医疗资源不足，农村卫生防疫体系尚不完善，农民需要的公共设施、市场信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服务总体上供给不足，等等。这些问题是现行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的。（二）经济发展职能上的“越位”现象。目前，政府的经济发展职能的转变总体上滞后于市场化进程，做了超越政府职能范围和权限的事。一些乡镇依然将自己作为市场主体直接参与具体经济活动，不适当地干预微观经济，忙于办实体、上项目，没有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营造环境上来。政府这只“有形手”与市场这只“无形手”二者间的关系主次颠倒，从而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持续、高效发展。（三）社会管理职能上的“错位”现象。表现为一些政府依法行政水平还不高，该管的事没管好，不该管的事越权干预。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或滞后于经济增长，或超越实际承受能力办一些形象工程；在乡村关系上，把村委会当做自己的行政下属或派出机构，习惯于传统的行政命令；政府社会管理力量薄弱，而村民自治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作用又没得到应有发挥，在社会管理上存在有利的事争着干，没有利的事“看着办”，甚至出现与民争利的现象。四、对于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职能定位偏差的原因分析造成政府职能定位偏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职能定位方面的原因，也有职能履行方面的原因；既有乡镇自身的原因，也有体制和环境的原因。现阶段体制、环境因素是政府出现职能定位偏差的主要影响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事权、财权体制对政府职能的影响。现阶段，我国政府层级之间的事权、财权分配不够合理、缺乏规范。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各级政府事权层层下放，财权层层向上集中，导致乡镇事权与财权严重不对称，一方面，乡镇承担了许多本该由上级政府承担的事权，如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乡镇财力紧张，财政自我保障功能萎缩。不少乡镇正常运行都面临困难，更无力向农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这种状况严重制约政府职能的全面履行，造成职能缺位和不到位的问题。（二）压力型体制对政府职能的影响。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是一种压力层层传递的运行模式，处于“压力型体制”下的乡镇党委、政府，一方面，必须限期完成上级党委、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和指标，面对着一票否决、考核检查、评比排名的压力；另一方面，乡镇又将这些任务和指标，加码后分解给乡镇各部门和事业单位甚至村委会，责令其限期完成，并根据完成情况给予政治或经济方面的奖惩。压力型体制的推行导致乡镇职能的扭曲，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成为乡镇工作的指挥棒，应付各种检查评比和验收达标成了乡镇的中心工作。这样势必造成政府工作偏离基本职能。（三）落后的政绩观对政府职能的影响。政绩观支配着政府的职能行为。一些乡镇把经济发展简单理解为数字的增长，唯“GDP”论英雄，只抓经济罔顾其他；不少乡镇在政绩驱动下偏离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方向，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引进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有的乡镇为了追求所谓的政绩，大搞脱离实际、超出财力许可的形象工程，甚至举债搞建设；少数乡镇大搞征地拆迁，肆意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这些都加剧了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四）不完整的政府职能对发挥政府效能的影响。“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基本职能，但处在最低层级的政府不仅整体职能不完整，很少承担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即使是本区域内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也是不完全的，有的需要上级政府的配合，有的则是上级政府的事权，如与地方市场秩序、社会安全等紧密相关的工商、税务、环保、卫生、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监督、文化市场、规划建设等职能都收归在县级的政府工作部门或者省以上的垂直管理部门；从职权配置上看，政府责任宽泛，而授权有限，履行职能的手段和方法单一。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监督管理不到位、政策执行不到位的现象主要是管理体制造成的，乡镇工作存在着严重的责权不对等。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与调整的具体要求（一）定位政府的调控能力的范围政府调控能力的范围应承担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动态平衡，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职责。政府通过灵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生产力合理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在农村公共活动的领域，政府不直接参与企业经营。微观经济决策由企业自己做出，政府只负责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农村创业氛围与宏观经济环境。职政调控能力的范围还应该成为“组织与实现公共物品的供给，调节社会分配，实现社会保障”的主体。市场制度并不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这样政府应分担起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即要担负中介功能，部分地代表替市场作用，以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如环境的治理，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等。政府通过制定长期战略计划，逐步改善政治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保持社会的稳定。（二）提高政府服务的水平传统农村管制行政理念指导下的政府注重的是投入，而不是结果。入世后政府应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由于不考虑衡量效果，所以也就很少取得效果。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效果越差导致的投入反而越多。与这种只计投入，不计产出的行政不同，新的服务行政理念认为政府应重视管理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应能够主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情况的变化以及不同的利益需求做出富有成效的反应，提高服务的水平是必须的。（三）建立以全民为中心的职能政府任何行政管理都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统治阶级。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代表国家并为国家利益开展活动。这种为国家服务的活动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代表国家强制被统治阶级服从国家意志、法律和政策、镇压反抗。调节人民内部矛盾，保护内部安全稳定，为统治阶级服务等。为国家服务。行政管理是国家发展的产物，其目的是执行国家的职能，实现国家的意志。它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无论是从政府的起源，还是政府得以存在的角度上看，政府存在的目的都在于服务，否则政府将失去存在的意义。“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的基础之上，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之间的契约，来自公民委托，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否则，公民有权利收回委托之权能，选举出新政府。政府的运转和活动靠公民所纳的税赋支持，工职人员靠纳税人供养，公民是工职人员的“衣食父母”。政府为公民服务，反映公民意愿，为公民利益服务，完全是应有之义，而非政府单方面“恩赐”。（四）充分发挥政府的运行职责。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各级政府职责的运行应围绕决策、协调、管理、服务和监督五个方面来开展。决策在各级政府的职责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各级政府对于新农村建设的决策应尽可能按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进行，以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并且要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实现性。协调也是各级政府职责的基本方面。政府通过协调以期达到最大限度地释放市场、社会、企业的内在潜能，有效地利用好县域内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各级政府作为管理者，既要管市场管不了、无法管的事情，克服市场缺陷，又要直接管理农村社会的基础性、公益性事业。各级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服务职能，一方面要求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毫无保留地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农民。另一方面还要求政府通过培育各种社会服务组织，包括多种中介组织、培训机构等，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多方面服务。各级政府又是新农村建设的监督者。政府要对农村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违规行为给予应有的处置，以保持新农村建设能在良好的环境中有序进行。（五）强调政府的农村地区公共管理职责。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意味着各级政府将在这一进程中面临着大量的农村社区的公共管理工作。从公共管理的基本内容上讲，农村社区的公共管理同城镇地区的公共管理存在许多相同之处，但由于两者在社会发展程度和管理所面临的条件、环境以及形成公共管理需要等因素的不同，农村社区在公共管理上又有自身独特的要求。从未来发展看，我国各级政府的行政职能将主要集中在一般社会职能方面，经济职能的职责主要由高层级地方政府来部分承担。各级政府主要通过提供必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完成县域内包括城镇和农村社区在内的各项社会事务的管理，为地方居民的生产、生活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从而为经济发展服务。从目前来看，新农村建设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农村后税费时代和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的背景下开展的，农民对农村社区的社会管理的参与积极性高涨，要求也会不断提高。村民自治在我国既有悠久的历史，又是一个全新事务，对中国政治民主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在农村社区管理上，应根据村民自治的实际情况开展。六、结语综上所述，当前为了加快新农村经济的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农村，政府的职能定位需要重新规划，调整适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的政府行为，以入世经济一体化为契机，明确政府职能的理念。在改革政府过程方面，通过改革决策体制、服务体制，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和建立有效的参与机制，合作与竞争机制，提高政治家、政府机构的决策能力与推行政策的能力，从而提高政府调控的有效性，提高农村的经济收入。我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的政府既是农村协调的主体，又是农村管理的主体。政府的职能定位是否正确关系到未来我国农村的全面发展。面对种种挑战，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方向就是对政府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建立一个规范化政府，高效率的完成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看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取得更多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参考文献】[1]方旭,于魏国《农村经济现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库华强《政府职能》（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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