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与秦国崛起论文研究

题外话，我也不想去关心，楼主是一篇论文还是真的有求知的精神。我这里只是把商鞅做出的伟大贡献告诉你，你自己再去总结。说起商鞅变法的影响，大部分人为认为当然是为社会的进步创造了价值，是的，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就先从变法对社会的贡献说起。彻底根除奴隶制。记住！这里用了“彻底”，其实在战国的其他列国也逐渐的会有个例废除奴隶制的事情，但那不是普遍现象，更多的是当时君王或贵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那么做的。跟商鞅的废除奴隶制不可同日而语，商鞅的废除是基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实施的，一来，缓和了社会阶层的矛盾，奴隶们有了出头之日。二来，国家的劳动积极性和战斗力得到了增强。而对后世的影响，当然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大进步，人权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然后来谈商鞅最重要的“法治”，这是一个很不得了的壮举。“法”其实历来就有，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很粗略的“法”，来巩固当时的社会稳定。而商鞅所实行的“法”意识是很先进的，提出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商鞅变法以前，“法”的条款是只有君王、贵族知道的，平民根本不知道，犯不犯法，凭君王、贵族一句话。而商鞅就是公开宣布法律，让全国国民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就是公开原则！再来就是公平原则，太子犯法，依法处置，这在当时那种历史环境下，简直说耸人听闻，太子杀自己几个领地内的平民，也要受罚，正体现出了商鞅的法治原则就是要“服众”，让全国人都明白，“法”高于一切！最后就是公正原则，太子犯法，最终其实太子没被怎么大惩，而是惩罚了他的老师。这里有很多人就说，还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其实不然，商鞅是严格按照法律的明文规定来处理的！根据当时的法律，未成年人触法，又直接监护人承担责任。当时的太子只不过是个10岁不到的孩子，完全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只能是由于负责监管太子的老师来承担。有的人会说了，那也应该惩治太子的老爸，儿子犯错，老子有责任。是的，如果是现今，确实如此！但是在当时，作为国君，基本是不会去教导太子的，太子幼时接触最多的人就是他的老师，所以很多思想，是老师传给太子，国君只是偶尔有机会去考察一下。处理太子一案，体现了公正原则，按照法律条款执行。后世有人常用秦法过细，动辄触法，来指责秦政不好！更是大谬！举个例子，一个守军粮的官员，因当时下雨，粮食全部打湿。而他的上级知道了，肯定会斩首示众的。但是如果有条款规定，那么幸许会避免一死！所以说法律越粗，“人治”越多，因为上级不知道怎么处置，就只有靠自己的理解和当时的情况来了。所以这些思想，对人类文明的进步都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让人类进入一个以“法治”为核心的文明国家。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事实！纵观历朝历代变革，在秦帝国以后，人后变法其实都是以失败告终，而只有通过强行的武装夺权，才能实行朝代的更替，人民生活的一个解脱!而商鞅的变法成功了！为什么？有变法思想的人，为天下谋幸福的人，这部分只能占10%不到。而权贵者，既得利益者，他们是坚决反对变法的，是会镇压变法的。这部分也是少数的10%不到！而大部分80%的人确实安于现状的普通人，他们一面希望着救世主，但是一面又忍受着剥削，不愿意反抗，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变法很容易失败！变法绝不是空有满腔热血，有君王力挺，顺应历史需要，就能成功的。更多的是变法开始后的策略！商鞅运用了巧妙的政治策略，所以才赢得了变法胜利，这个影响被后人们忽视了。很多人都说是顺应历史潮流，所以成功了。那么多历史潮流需要变革，为什么失败了？这点影响很深，但是很少有人去研究。

春秋以前，实行井田制。天子将土地分封给诸侯臣下，诸侯臣下对受封土地（即“井田”，又称公田）只有使用权，不得转让买卖。有些奴隶主贵族除了受封的公田外，还驱使奴隶开垦荒地，称为“私田”，私田主人控制私田上的产品，不向国君交纳。到了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和牛耕的使用，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因而私田开垦越来越多。春秋后期，鲁国规定，不论公田、私田，都要由国家按照田亩的实有数目收税。这就在实质上默认了私田主人对私田的所有权。此后，一些贵族把公田也化为私田，并逐渐改变了剥削方式，让种田的劳动者交出大部分产品，自己保留一部分产品，这样，奴隶主贵族逐渐转变成封建地主，原来耕种井田的奴隶转变成农民。这种新的剥削方式，就是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方式。到了战国时期，封建土地私有制逐步代替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新兴地主阶级力量逐步强大，他们要求废除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建立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发展封建经济。在新兴地主阶级的推动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展开“变法”运动，其中，以秦国的商鞅变法效果最为显著。商鞅（约前390－前338），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前365年左右，商鞅到了魏国，在相国公叔痤的门下任中庶子。公叔痤看中了商鞅的才能，向魏惠王举荐商鞅，但魏惠王未予理睬。公叔痤死后，商鞅闻秦孝公征求“有能出奇计强秦者”，于是到了秦国。商鞅向秦孝公建议“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富国强兵，成就霸王之业。秦孝公赞成商鞅的意见，于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正式实行变法。为了加强专制统治，商鞅首先施行了“连坐法”。主要内容是：将居民以五家为“伍”、十家为“十”为编制，登记入户籍，责令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此外，还下令“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以轻重被刑”，以奖励军功而禁止私斗。规定爵位依军功授予，宗室非有军功不得列临公族簿籍。即“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荣华”。商鞅还推行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即所谓“困末作而利本事”。他规定：凡努力于耕织而生产粟帛多的人，可以免除本身徭役；凡经营商业、图谋末利和因懒惰而贫穷的，将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婢。通过初步变法，秦国“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军事力量日趋增强。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又进一步在经济、政治领域进行变法。在经济上推行的重大政策是“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所谓“阡陌”是指“井田”中间的灌溉渠道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纵横道路，纵者称“阡”，横者称“陌”。“封疆”就是奴隶主贵族受封的井田的界限。新法规定开封疆阡陌，从法律上革除了井田制度。允许人们开荒，可以占为私有，自由买卖；赋税则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这样就破坏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解除了对生产力的束缚，促进了新的发展。在政治方面的重大改革是“集小都乡邑聚为县”，“凡三十一县”。县设县令、县丞、县尉等官吏。商鞅通过县的设置，将全国政权、兵权集中到了中央，从而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此外，商鞅在前344年，颁布了标准的度量衡器，统一了国内的度量衡。为了便于秦国向东扩展势力，商鞅又经营了地处渭河平原中心而又物产丰富、交通方便的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公元前350年，秦将国都从雍迁到咸阳。商鞅变法，遭到了保守贵族的顽强反抗。新法初行时，连太子驷也不遵守。商鞅“劓”、“黥”了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保证了新法的贯彻执行，终于使得秦国一跃而成为“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商鞅因功而受封得于（今河南内乡县东）、商（今陕西商县东南）之地15邑，号为商君。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为秦惠文王。公子虔诬告商鞅谋反，惠文王派遣官吏捕拿商鞅。商鞅逃到自己的封邑——商，征兵反抗。不久，兵败被俘，被车裂而死。商鞅在秦国掌权二十余年，他的新法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得到较为彻底的推行。惠王即位后，商鞅虽然遭车裂，但新法未变，最终实现了秦由落后变强盛的巨大飞跃。1．经济繁荣，军力强大。商鞅变法使秦国成为当时先进的富强国家。由于新法鼓励农耕，使秦国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生产水平显著提高，出现了“家给人足”的局面。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秦国新法十年，秦民大悦，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成为第一大强国”。同时，由于推崇战功，使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统一度量衡，使全国上下有了标准的度量准则，推动了商品交换。县制、爵制以及什伍连坐制等的推行，虽有压制人民的一面，但给民众带来某种安定，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富国强兵。2．天下人才汇集于秦。由于商鞅变法，秦国强大，经济繁荣，天下济世之才广集到秦。秦出现了吸收和使用外国人才的高潮，高级官员多由外国人才充任。比如武王、昭王两代先后为相者13人，其中12人非秦人。秦国还形成了一套吸收、使用外国人才的制度即客卿制度，造就了清明吏治。著名思想家荀况对此描写说，“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 ”，朝廷“听决百事不留，怡然如无治者”。3．军事胜利，领土扩张，国力增强。商鞅变法使秦国的对外战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领土扩张，国力进一步增加，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落后被动的局面。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相会，结束了秦长期“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的局面，提高了秦国在诸侯国之间的地位。总之，商鞅变法在秦国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里程碑，使一个“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的新秦国，出现在中国西部大地上，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司马迁：“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2．苏轼在给宋神宗的上书中说：“惟商鞅变法不顾人言，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虽得天下，旋踵灭亡。”

最主要就是为秦始皇统一奠定了基础

商鞅在秦国掌权二十余年，他的新法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得到了较为彻底的推行。惠王即位后，商鞅虽然遭车裂，但新法未变，最终实现了秦由落后变强盛的巨大飞跃。一.变法商鞅变法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努力种田或织布的可以免除徭役和赋税。奖励打仗有功的，取消世卿世禄制。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推行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整顿秦国社会风俗，强制推行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制度，并规定父子及成年兄弟不得同居一室，到成年还不分家的，加倍征收户口税，实行二十等爵制度，商鞅还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相互监督，一家犯法，邻里如不告发，则十家连坐。二.影响：商鞅废除了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加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使秦国经济繁荣，军力强大；天下人才汇集；军事胜利，领土扩张，国力强盛。但是商鞅变法也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如燔儒书，使大量儒家文化及其他名家学派著作被毁，禁锢世人思想。重农抑商导致生产力发展缓慢，难以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实行专制中央集权导致国家逐渐僵化，失去活力，难以进入民主社会。商鞅之所以会变法成功主要是因为：改革符合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还有秦孝公对变法的支持，对商鞅的信任。总之，商鞅变法在秦国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里程碑，使一个“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的新秦国，出现在中国西部大地上，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国崛起历史演变论文研究

历史经验表明，无论就本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未必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仁者爱己”也。），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其二：走偏锋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事，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论语：里仁》）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新教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形成，有一种怎么样的促成作用呢？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被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的鼻祖。他富有创见地诠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文化、信仰深层原因，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韦伯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早期的正统的入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发展成功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韦伯强调指出：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自有发蒙振聩的意义。韦伯在回答“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时，认为只凭借物质上的因素，不足以说明原因，唯有加入“儒教”（应为伪儒——作者注）的生活态度这项变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释其如此演变的进程。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一直在批判传统思想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负面作用。只是“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传世糊涂帐，至今扑朔迷离，云雾缭绕呢。二，常葆“正道”金身不坏，“权力制衡”必不可缺。有了经济动力。有了正道共识的“转辙器”导向作用，是不是走定正道了？非也。“自私加灵性”好比天生“原罪”，撒旦的诱惑无处不在。人们一旦拥有为所欲为的决策权力，很容易走上损人利己的偏锋邪道。历史证明，权力导致腐化，无制衡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为不可颠破的人世铁律。防范权力腐化的有效保障手段或最高组织形式，就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衡”了。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约束。“权力制衡”本身必须是一种“权力”，具有强行制止其认为不妥的决策或行为的功能。“权力制衡”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后守护神。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靠的“权力制衡”机制，人类历史进程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人性“原罪”或认识范畴的错误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统观世界历史，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这样的政权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尚书：太甲中》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格局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十三世纪英国世俗政权历经反复，得以“大宪章”限制君权，形成互相可以说“不”的雏形“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十七世纪末，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进而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明确的分权制衡制度。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催生了空前有利于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内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进步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型“权力制衡”理论和设计，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优点。”这恐怕是是美国终于发展成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必要因素。在“权力制衡”机制的保障下，一种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得以可靠发挥“转辙器”的导向作用，引领人类社会在经济动力驱使下循正道发展进步，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平竞争等合理化政治经济制度，建立启人心智、确凿有效的教育体系，导致科技发明创造硕果累累，发挥增进人生福祉的实效。循正道崛起，水到渠成乎？综上所述，“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和具有“权力制衡”内涵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循正道崛起的两大决定性内因、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上世纪攸关民生的二十项重大实用发明创造，包括电气化、自动化、电子化、航空、航天、现代供水系统、无线电和电视、电话、电脑、激光和光纤、照相、农业机械化、空调和制冷、高速公路、互联网、家用电器、医疗技术、石油化工、核能利用和高性能新材料等，几乎全在美国创始和发扬光大。根据历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1985到2005年的20年间：52位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有34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居住者，占64％；47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8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研究工作者，占％；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46位中，有28位美国人，占46％；33位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位美国人（其中一人为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占％。美国人不但“垄断”了近20年来的诺贝尔奖，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的6年中，除2005年的生理或医学奖为两名澳大利亚学者分享之外，其他历年所有奖项中，都有美国人分享或独享。2006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又全部被美国人包揽。应当说，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奇迹般的事实无可置疑地印证了美国的超强科技实力。科技进步，是循正道“大国崛起”成功的第一实证，没有这个第一实证，不论怎样大话连篇，总是镜花水月，自欺欺人罢了。循正道“崛起”的大国，决策绝非当然正确，常有错误发生，有时会犯大错误，但是它的“权力制衡”机制，提供了“自动”纠正的能力。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非也。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自我完善，回归“中道”。美国作为当今循正道“大国崛起”之最、世界唯一超强，常被指责为霸权，但其本质迥异于往日偏锋崛起的恶霸。美国认定自身安全和繁荣的最大保障，绝非武力征服和占领外部世界，而是建立在共同循正道发展进步的全球化大趋势之上；因此不是打压、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却乐于提携后进甚至昨天战场上落败的敌人共存共荣、正道崛起。二战以后美国实行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支持日本重建繁荣，乐见德国统一重光，主导、参与各种国际援助、开发、排难解纷计划，一以贯之，堪以为证。美国责无旁贷担起了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特别是防范偏锋崛起的重任，充当着非常不易讨好的“善霸”角色。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领导全球反恐斗争，运用“先发制人”打击手段，公开谴责和施压“流氓国家”，特别是2003年3月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倒萨战争以来，显然犯了许多决策错误，并且在伊拉克陷入了苦无良策、进退两难的困境。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改变了参众两院的两党阵容格局，已然出现了政策大幅检讨和调整的态势，尽管不免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美国有理由抵制中国崛起吗？就人文关怀而言，美国对于中国的善意，不会亚于对日本、德国；但是美国断然担忧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走偏锋崛起。担忧的根据来自一党主政的绝对权力体制，因为绝对权力体制从来不能保障循正道良性崛起，却是偏锋恶性崛起的温床；而非因为这个国家是“中国”。由于中国当局“韬光养晦”、避免同美国对抗的外交策略极为成功，这种担忧已在对话和合作中得到缓解；说现时中美关系处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好时期，当不为过。主政者的明智和善意，构建和谐社会，承诺永不称霸、和平崛起，以及提倡和谐世界理念等作为，固有助改善国际观瞻，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权力体制的危险性质变得无关紧要了。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势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为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包括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旷古未有的优越机遇，以及循正道崛起的有利外部形势；否则根本不可想象战后欧洲、日本、四小龙以及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的巨大成功，前苏联及其东方集团和平顺利转型，以至中国今天获得的经济腾飞奇迹。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大国崛起” 的较量。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实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体系的存在，任何国家走偏锋崛起越来越难实现，但循正道崛起的道路空前畅通宽广。可以说，中国遇上了有史以来循正道崛起最为有利的外部条件。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并且继续维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和影响力相应地与日俱增。无疑中国已经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路口，但是中国迄今具备了循正道崛起的上述两大必要的内部条件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面临严重道德衰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渎腐败、假冒伪劣，以及种种爆发性潜在危机。其中制度性官场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几乎药石罔效；经济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外贸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贸易壁垒政策，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遥远；自主创新能力欲振乏力，先进科技不脱“拿来主义”格局，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升级转型也难；军事现代化谈何容易。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缺乏上述两大必要内部条件。21世纪中国循正道崛起，关键在于落实创造自身两大必要条件。如果见不及此，怕是难逃偏锋致命吸引力的诱惑，民族主义抬头搅和，走火入魔，事与愿违；福兮祸之所伏焉。为了克服信仰真空，建立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或共同价值观，中国现代社会不可能开历史倒车重复古代西方倚托神性宗教载体的旧路。实际上现代西方社会已然遭遇宗教信仰危机（911事件起了缓解西方信仰危机的副作用），面对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迫切需要适当的理性思想体系支持。中国得天独厚，本来拥有人类思想库中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至珍至贵理性大全宝典――真版孔子儒家学说。夫子当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应为今日高科技讯息化时代“知其大可而为之”的大觉醒取代。一旦分清真假孔子，拨乱反正、重新解说、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应能以宏大的包容性融合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教义和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人类思想精华，构建基于传统、超越传统、适合国情、接轨国际、拥抱现代、历久弥坚的“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不仅在母国中华神州发扬光大，并因其“普世伦理”性质，将能成为整个人类大家庭享用不尽的优化理性“心态文化”系统。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是中国改革大业的当务之急、急中之急，早已成为朝野共识，但为何迟迟吾行，举步维艰呢？最大难度该在于一党主政与“权力制衡”交集之难。中国经济发展辉煌成果来之不易，和谐稳定、渐进改革乃人心所向。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双议会制、普遍选举等贯彻“权力制衡”的传统制度，可能引发政权更替、国势动乱而遭排除；切莫就此判定中国政治与“权力制衡”冰炭不容，无计可施了。勇于挑战“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的中国人，何不大胆“猜想”、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最大限度集思广益，尝试设计推出中国特色安全受控型“权力制衡”方案，争取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抗，在一党主政的大环境中，进行试点，开辟新途，与时俱进，寻求实效；而非长期踌躇踯躅，蹉跎似水流年，误了天缘佳期。

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近日推出12集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引起强烈反响。

对于众多国人来说，这部纪录片无疑称得上是一次“历史教学片”，是对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9个主要大国发展史的一次集体学习。

用电视画面展现曾经的大国兴衰，显然没有浩瀚的历史典籍来得深刻。

但是，电视能以光和影的三原色转变形象地将历史上曾经的辉煌、荣誉、血战前行和繁华散尽形象地在大众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是将历史反思从精英的书斋挪移到草根大众思考的有益尝试。

央视将9个大国的500年兴衰史用12集的短短篇幅浓缩，绝非大众娱乐的电视剧快餐，而是品读历史的镜鉴和对中国未来的深深思索。

在过去的500年间，中国所谓的盛世已经持续至清康乾时代，期间还包括明初郑和浩大船队的远洋。

但这只不过是古老的“中华龙”惯性繁华的回光返照。

而从14世纪开始的300年间，欧洲文兴复兴击碎了中世纪宗教的神学桎梏，将人们从蒙昧主义、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解放出来，在精神方面为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1500年开始，欧洲的强国你方唱罢我登场，引领了欧洲作为全球翘楚的新时代。

商鞅变法议论文素材

作文在语文高考中占据半壁江山，占的分值很大，可见作文的重要性。想要写好作文，少不了平时的积累，多积累一些名人事例，这样无论是从什么角度命题，都有可写的素材。下面是我整理的一些名人事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1、商鞅变法强秦

商鞅是战国时期着名思想家，改革家。他帮秦孝公进行两次重大改革，“开阡陌封疆”，“废止井田制度”等。他的改革，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

2、威灵顿不惧失败

威灵顿元帅失败而不气馁，他躲在雨中的看到，蜘蛛快结成的网不断被风雨吹坏，仍然继续在结网，于是重整旗鼓在滑铁卢战役一举打垮拿破仑。

3、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明代李时珍，发现以前药物书中有很多错误，立志要编写一部药物书籍。历经艰辛，走千山万水，用了三十多年，终于写成了划时代的医药巨着——《本草纲目》。

4、徐霞客着书

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年轻时便立下“探奇于名山大川”的宏愿。后来多次遇险，几乎丧命，但他始终没有畏惧，最终给人留下了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徐霞客游记》。

5、曾参：身教重于言教

曾参的妻子赶集为让儿子不要跟去，口头许诺儿子回来后，给儿子猪肉吃，曾参知道后，毅然杀猪给儿子，身教重于言教教子。

6、林则徐对联立志

这个故事讲的是清代著名的民族英雄林则。林则徐小时候就天资聪慧，两次机会下，作了两幅对联，这两幅对联表达了林则徐的远大志向。林则徐不仅敢于立志，而且读书刻苦，长大后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受到了后世的敬仰。

7、屈原洞中苦读

这个故事讲述了，屈原小时侯不顾长辈的反对，不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躲到山洞里偷读《诗经》。经过整整三年，他熟读了《诗经》305篇，从这些民歌民谣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终于成为一位伟大诗人。

〔1〕“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出自战国时期什么人之口？意思是什么？ ——商鞅；治理国家不一定只用一种方法，只要对国家有利不必效法古代。[ 2 ] 这一理论属于哪家学派？代表哪个阶级？——法家、地主阶级。[ 3 ] 他在哪国实现了这一理论？有何历史影响？——秦国、秦国封建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加强，逐步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4〕.材料表明商鞅的什么思想？——根据时代变化,时代需要进行改革,变法的思想.。〔5〕.根据这一思想，商鞅采取了什么行动？包括哪些具体措施——进行了变法行动。具体措施,废除原来土地的疆界,承认土地私有,奖励耕战,建立县制。〔6〕.表明了商鞅的什么态度？结果如何？——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同旧势力进行斗争的坚决态度。结果得到秦孝公的支持而进行了变法.〔7〕.谈谈变法的作用是什么？——通过变法，秦国废除了奴隶制度，建立起了封建制度，封建经济得到发展，部队战斗力加强，使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8 ]你能分析一下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吗？——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指导思想和变法措施符合秦国国情以及地主阶级的要求；变法的过程中执行得非常坚决（说话算数，威信很高；秦孝公的信任、重用.[9] 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改革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只有改革,国家才能富强.；我们要象商鞅那样，顺应历史潮流，勇于改革，勇于创新。[10] 通过学习商鞅变法，结合当今改革开放，说一说，一场改革或变法要想取得成功，需具备哪些条件？改革要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得民心者得天下”；改革要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紧跟时代发展；改革要有良好的环境

秦朝从边陲小国一跃而起成为统一中国、建立庞大的东方帝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然而，如此庞大的国家机器瞬间毁灭，其原因何在呢？我想应当是秦国的强硬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下人民早受到极大的剥削。承受着无数的兵役劳役和苛捐杂税，生活难以维继，而连年的劳役巨大的工程市人民备受煎熬，死亡率很高，长城、阿房宫、兵马俑以及离宫别院的修建耗费了巨大的国力，低于人民的关怀太少。

相比于汉朝，建国前七十年都是休养生息的，可是秦朝短短十五年却大兴土木，经过战国的人民不得安宁，所以就只有反抗了。一呼百应，秦朝的灭亡就成为了必然。

一场倾盆大雨刚刚光顾了这座城市，雨过天晴，傍晚时分，一道彩虹弯在天边。

我走到窗边，凝视着它，心中发出一声赞叹：“真的很美。”“是的，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是谁似乎来自心底的声音使我浑身一颤。好吧，那么我去看个究竟。

仿佛灵魂出窍般，我看见自己飞出窗户，直向那彩虹而去了。七色光辉迎着我射来，我越发惊叹于它的美丽…… 张仪向楚王许下割地六百里，秦王欲以十五城换取和氏璧，刘备借去荆州以立足，李自成射箭三支向京城百姓保证军纪严明，“大跃进”中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努力赶英超美，濒临破产的公司经理对股东保证利润…… 彩虹却消失了！我应该就站在彩虹之中，但周围却只有雾气。

“看上去很美……”茫茫雾气中，我仿佛看到了大怒的楚王，持璧而不提城事的秦王，失却一片而束手无策的孙权。阳光渐暗，灰蒙蒙中我看到了更可怕的情景，闯军入城奸淫掳掠无所不做，三年经济困难中人们饥不择食，早以被吃空的公司的最后一点资产被经理带走，股东们哭天抢地…… 天完全暗下来了，彩虹竟也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地消失了。

仰望夜空，繁星装点着夜幕。“也许它们是美丽的”心底的疑问驱使我再向上飞去…… 荆轲面对送行的太子丹，吟唱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诸葛亮将自己的忠诚寄予在“鞠躬尽瘁，而后已”之中，鲁迅以笔为刀枪，与反对势力斗争到底，“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些人们，他们说到做到，对知己肝胆相照。

当他们如同电影般在我脑海中闪过时，他们所放出的光芒便射到了眼前，与星星的光辉融成一片…… 我终于来到了一颗星星身边，它散发着无穷的光芒与热量，不论睁眼闭眼我都能感到一片光明……这光明中，我仿佛看到朋友间推心置腹，亲密无间，同事间坦诚相对，共同拼搏；我看到小学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大大的“真诚”二字…… “这才是真正的美丽！” 彩虹看似美丽，却掩盖着虚伪与丑恶。而那真实的群星，看起来微不足道，当我走近时却会感到最明亮的光芒与最炽热的力量！展开。

战国时代，随着宗法制度的解体，各国竞相改革.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功效卓著，秦国空前强大起来，于是以秦统一六国为主线的多年兼并战争开始了.如齐魏马陵之战，秦赵长平之战等，连年征战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最后秦终于兼并了六国.

秦统一天下之后，对百姓横征暴敛，滥施严刑苛法；对异族大肆兴伐.它的暴政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民怨沸腾，终于在秦二世元年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随着人民起义的风起云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也是历史上最短（16年）的王朝很快结束了.

贾谊生活在西汉初期，由于此前经过秦末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人口减少，所以他极力主张行仁政以"安民"，曾多次上疏，评论时政.《过秦论》就是为宣传这种主张而写的，借说秦之过劝汉文帝"安民".

孙子，名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

生卒年代不详，大约与儒学创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属于同时代而略晚。孙子是齐国贵族和名将的后裔。

他的祖先原是陈国的公子--陈完。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完便逃奔至齐国避难，改称为田完。

田完的第五世孙田书（即孙子的祖父）曾经是齐国大夫，在攻打莒国的战争中立下了战攻，齐景公便把乐安封给了田书，同时还赐“孙”为姓，以表示对田书嘉奖。公元前532年，齐国发生内乱，孙子便离开齐国，到了南方的吴国，在吴国的都城姑苏（今江苏省苏州市）过起了隐居生活，潜心研究兵法。

在吴国，孙子结识了伍子胥。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在诸候争霸中，南方新兴的吴国国君阖闾，为图霸业，欲攻打楚国，但是，一时难以选出合适的将领。

伍子胥常与吴王论兵，他曾向吴王推荐说：孙子“精通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十三篇，世人莫知其能。诚得此任为将，虽天下莫敌，何论楚哉！”经过伍子胥七次向吴王推荐，吴王便让伍子胥拜请孙子出山。

孙子晋见吴王之后，呈上所著兵书十三篇。吴王看后，赞不绝口。

据有关资料记载，为考察孙子的统兵能力，吴王挑选了100多名宫女由孙子操练。这就是人们所传说的孙子“吴宫教战斩美姬”的故事。

吴宫操练之后，吴王任命孙子为上将军，封为军师。从此，孙子与伍子胥共同辅佐吴王，安邦治国，发展军力。

公元前506年冬，吴国以孙子、伍子胥为将，出兵伐楚。孙子采取“迂回奔袭、出奇制胜”的战法，溯淮河西上，从淮河平原越过大别山，长驱深入楚境千里，直奔汉水，在柏举（今湖北汉川北）重创楚军。

接着五战五胜，一举攻陷楚国国都郢。“柏举之战”后，楚国元气大伤，渐渐走向衰落，而吴国的声威则大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吴国不仅成为南方的强国，而且北方的齐、晋等大国也畏惧吴国。对于孙子的历史功绩，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写道：“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候，孙子与有力也”。

庄子庄子（约公元前369一前286），名周，字子休，蒙城县城东郊人（今城关镇东城路）。曾为漆园吏，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

庄周一生著书十余万言，书名《庄子》。这部文献的出现，标志着在战国时代，我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非；玄远、高深的水平，是我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

因此，庄子不但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无论在哲学思想方面，还是文学语言方面，他都给予了我国历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刻的，巨大的影响，在我国思想吏、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

视权贵如腐鼠《庄子·秋水》载：惠施在梁国作了宰相，庄子想去见见这位好朋友。有人急忙报告惠子，道：“庄子来，是想取代您的相位哩。”

惠子很慌恐，想阻止庄子，派人在国中搜了三日三夜。哪料庄子从容而来拜见他道：“南方有只鸟，其名为凤凰，您可听说过？这凤凰展翅而起。

从南海飞向北海，非梧桐不栖，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这时，有只猫头鹰正津津有味地吃着一只腐烂的老鼠，恰好凤凰从头顶飞过。

猫头鹰急忙护住腐鼠，仰头视之道：‘吓！’现在您也想用您的梁国来吓我吗？” 宁做自由之龟一天，庄子正在涡水垂钓。楚王委派的二位大夫前来聘请他道：“吾王久闻先生贤名，欲以国事相累。

深望先生欣然出山，上以为君王分忧，下以为黎民谋福。”庄子持竿不顾，淡然说道；“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被杀死时已三千岁了。

楚王珍藏之以竹箱，覆之以锦缎，供奉在庙堂之上。请问二大夫，此龟是宁愿死后留骨而贵，还是宁愿生时在泥水中潜行曳尾呢？”二大夫道：“自然是愿活着在泥水中摇尾而行啦。”

庄子说：“二位大夫请回去吧！我也愿在泥水中曳尾而行哩。” 是贫穷，不是潦倒《庄子·山木》载：一次，庄子身穿粗布补丁衣服，脚着草绳系住的破鞋，去拜访魏王。

魏王见了他，说：“先生怎如此潦倒啊？”庄子纠正道：“是贫穷，不是潦倒。士有道德而不能体现，才是潦倒；衣破鞋烂，是贫穷，不是潦倒，此所谓生不逢时也！大王您难道没见过那腾跃的猿猴吗？如在高大的楠木、樟树上，它们则攀缘其枝而往来其上，逍遥自在，即使善射的后羿、蓬蒙再世，也无可奈何。

可要是在荆棘丛中，它们则只能危行侧视，怵惧而过了，这并非其筋骨变得僵硬不柔灵了，乃是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现在我处在昏君乱相之间而欲不潦倒，怎么可能呢？” 贾谊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是西汉著名的大儒，人称贾生、贾子、贾长沙。汉高帝七年（前200年），贾谊出生，这个时代正是西汉政权刚刚建立的年代，它既给贾谊带来了施展才华的机遇，也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坎坷和痛苦。

贾谊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基本上生活在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之中，他的生活也基本上是以读书习文为主。18岁时，他便以能诵诗书擅写文章而闻名于郡中。

当时的名士河南守吴廷尉欣赏他的才学俱优，将他列置门下。公元前180年，汉文帝刘恒即位。

听闻河南守吴公颇有学识，且政绩卓著，便征召吴公为。

百度百科上的太多，总结下一）、秦始皇的政绩一、政治 1.提高帝王尊严：赢政自以为功过『三皇』、德兼『五帝』，故兼采古代共主之尊号而合为『皇帝』，用作天子之专称。

从此中国历史上之君主便称为『皇帝』，赢政则被叫做秦始皇。此外，又用一系列专门名称来显示全国最高统治者之无上权威，如皇帝自称『朕』，其命令叫『制』或『诏』，其用印则曰『玺』。

2.厉行中央集权：丞相等各自向皇帝负责，一切听命於皇帝。另废除世卿世禄制，自中央至地方官员均由皇帝任免，无权世袭。

3.实施严刑峻法：秦朝在秦国原有的法律基础上，修订了一套严密之法律，颁行於全国。二、军事 1.修筑长城：秦始皇把战国时北方燕、赵、秦三国旧修之长城连接起来，『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万余里』。

三、经济 1.统一货币：禁止使用六国各自的龟、贝、玉等币。规定全国统一使用金、铜两种圆形货币，其中金为上币，铜为下币。

2.统一度量衡：以商鞅时的秦国度、量、衡器具，作为全国斗算长短、大小、轻重之标准。 3.定土地私有：秦自商鞅时废井田、开阡陌以来，即逐渐允许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

统一全国后，秦室更加重视农业生产，让占有土地之百姓呈报占田数并纳税，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制之合法。四、交通 1.修建驰道：秦在原来六国车马道路之基础上，修建宽阔一律之驰道，以首都咸阳为中心。

2.沟通水路：秦疏浚鸿沟作为水路枢纽，又於公元前二一四年，修长达六十多里之灵渠，沟通了湘、漓二水。五、文化 1.统一文字：战国时期，『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瀳、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令李斯把原来秦国之大篆整理简化而成小篆，在全国通行。

后又简化小篆成隶书，亦在秦代流行於全国。 2.统制思想：为防止百姓反抗，秦始皇在思想上也实行了严厉之统制，如颁布禁书令，大肆收缴焚毁书籍，又坑杀非议朝政的儒生四百余人，史称『焚书坑儒』。

六、对外秦始皇於并吞六国、统一天下之后，复北伐匈奴、南平百越，使中国版图大定，西自陇蜀，东至辽东，北起大漠，南抵南海，形成后来中国疆域之基础。 1.北伐匈奴：战国末年以来，匈奴时常南侵，威胁到燕、赵、秦等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公元前二一五年，乃在燕、赵、秦旧长城之基础上，加以增筑，连结成一条长达五千余里的所谓『万里长城』。

是为古代中国及世界最伟大的建筑工程之一。 2.经略百越：百越乃古代中国南方越族之泛称，在全国统一之前，秦已逐渐征服瓯越、闽越等。

（二）、秦始皇暴政 1.徵敛无度，赋税奇重：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与工程建设，满足穷奢极欲之生活，始皇不惜对民众课以重税，全国出现『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的严重状况，以致民不聊生，百姓『衣牛马之衣，食犬口之食』。 2.好大喜功，滥用民力：秦始皇急功近利、不恤民情，连年大兴土木、四处征战，为了自己之奢欲，在首都附近造阿房宫、修骊山墓，所耗民夫竟七十万人以上。

据估计，当时服兵役之人数远超二百万，占壮年男子三分之一以上。如此重税苦役，实非百姓所能忍受。

3.严刑峻法，民怨鼎沸：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法令即十分严苛，一人死罪诛及三族，一家犯法邻里连坐，百姓动辄被罚充苦役或惨遭酷刑。 4.箝制思想，焚书坑儒：秦始皇还把严刑峻法施之於思想领域，大肆统制思想，禁锢思想自由。

五、结论：秦始皇无论在政治、军事、文化上，都有他伟大的贡献，但他残暴的个性，却使人民痛苦不堪，或许这是秦朝灭亡的一大因素吧！因此秦始皇功大于过。

《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全文从各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故名为《过秦论》。此文旨在总结秦速亡的历史教训，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巩固统治的借鉴，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

《过秦论》上篇先讲述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世秦王的苦心经营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富有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中篇剖析秦统一天下后没有正确的政策，秦二世没有能够改正秦始皇的错误政策，主要指责秦二世的过失。下篇写秦在危迫的情况下，秦王子婴没有救亡扶倾的才力，主要指责秦王子婴的过失。《过秦论》是一篇史论。“过秦”意思是指出秦的过失，“过”是动词。“论”是一种议论文体，重在阐明自己的意见。“过秦论”意为“指责秦的（政治）过失的一篇史论”。《过秦论》共有三篇。其中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是第一篇。它最早附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篇末，列为第二篇；后来褚少孙补《史记》，又把它单独附在《陈涉世家》的篇末。《汉书》《新书》《文选》也都选录了这一篇。在今传贾谊所撰专著《新书》第一卷中，对此文则明确标出它是三篇中的“上篇”。本文在《史记》《汉书》《新书》《文选》四部书中，文章字句颇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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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要素研究论文

《大国崛起》是由周艳执导的12集历史题材电视纪录片，于2006年11月13日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首播。该片记录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九个国家相继崛起的过程，并总结了国家崛起的历史规律。

论《大国崛起》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内容】《大国崛起》通过展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九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用不同方式实现强国的历程，不仅体现出各自鲜明的不可复制的时代特征和民族个性，同时也探讨了某些相通的规律，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与模式有指导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体制创新。葡萄牙、西班牙是市场经济的发端国，英、法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创始国，美国是用市场经济无形的手与政府干预有形的手共同调节经济的开山祖。事实证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要想经济平稳运行，必须坚持市场与宏观调控相结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前，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我国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科技研发，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发展，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加快转变对外贸易方式，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一、抓住发展机遇，提升国家实力。大国崛起都是抓住了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英国抓住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标志，成为世界霸；美国则在电力为标志第二产业革命中占得先机。因此，我国崛起必须善于抓住发展机遇，在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中，要切实推进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的发展，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经济基础。积极发展科技，推进教育文化事业。日本十分重视这方面发展，积极向外国学习。不论是涩泽荣一前往欧洲参加万国博览会，回国宣传新思想，还是日本1871年派使团出使欧美各国，都为明治维新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明治维新期间，日本重视发展科学技术，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普及义务教育，派遣留学生，加快了向西方学习的步伐，缩短了与西方经济的差距。在当今，国际竞争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国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高素质人才，切实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二、改革要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苏联的兴衰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沙皇彼得一世、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本来是俄罗斯改革体制最有力的推动者，可当改革到一定阶段时，改革必然触犯到这些人的利益，此时他们都同时不约而同成为改革的反对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葬送国家几十年改革的成果。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坚持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切实要推进改革的发展，循序渐进，并且进行要彻底。三、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培养民族精神，推进思想解放。大国的崛起都经历了思想解放的历史过程，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英国的崛起经历了早期的新教运动，为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启蒙运动下，法国爆发大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人具有武士道精神，具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明治维新期间更是在太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的带领下，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民族精神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我国必须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地位，树立社会主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努力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民族竞争力。要实现和平崛起。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了世界和平，阻碍了社会发展，不容历史所原谅。当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集中营长跪忏悔，我们看到了德国人勇于反思和敢于悔过的决心，我们也相信他们必将实现和平发展。跪下来的勃兰特，站起来的是整个德国。因此，我国必须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广泛开展对外竞争与合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我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上有重要地位。我国要坚持求同存异，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展示我国负责大国形象，绝对要避免世界大战的悲剧。《大国崛起》是中国纪录片人为回望世界历史提供的一个独特的视角。它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为当下中国的发展寻找鉴镜；它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经验；它以寻找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为叙述平台，为推动中国的发展寻找根本的力量。聆听历史是一种深远的领悟，借鉴历史是一种内在的智慧。相信通过《大国崛起》，必将启迪中国未来的发展;相信通过共同奋斗，必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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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商鞅变法为主题的历史小论文

商鞅,原姓公孙,因在秦变法有功,受封于商,后称商鞅,是先秦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魏国是战国时期进行变法改革最早并取得成功的国家,也是法家思想和法家人物的故乡,良好的学术气氛,加上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使得他在青年时代便成为一位超群的法家人物。

公元前359年,31岁的商鞅求见秦孝公,“以强国之术说君”,孝公大悦,与较“语数日不厌”。

在得到孝公的赏识之后,商鞅被委以左庶长,主持变法。

他的变法涉及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领域。

在变法实践中,发展了先秦法家的理论,提出了明确的实行“法治”的基本要求。

商鞅变法使秦国日益强大,为秦之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基础。

一主要内容

1 “明君治国,不可须臾忘于法”

商鞅认为,法律制度的建立,是关系到社会治乱、国家兴亡、政治得失的大事,只有建立法制才能立君,立天下。

而立法的目的不是别的,所谓“善治者塞民以法”,就是为了治民。

为了使法令成为判断功过、行使赏罚的标准和全体臣民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商鞅主张:“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即力求做到家喻户晓。

《战国策•秦策一》记:“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

”他要求“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

规定主法令之吏在吏民向他询问法律时不予正确回答,吏民以后犯罪,则“以吏民之所问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

商鞅要求明法的目的有二:首先“法制明 *** 畏刑”,从而起到“万民皆知所避就”的作用。

其次,使官吏不敢为非作歹,保证法律的实行。

2 必须统一刑罚

尽快发展地主经济,需要政治上的保证,即剥夺旧贵族的特权,重新分配权利,建立起一个新的法律秩序。

为此商鞅提出了“刑无等级”的思想,要求做到“壹刑”,即统一刑罚。

他主张刑要上大夫,太子犯法也要法办。

商鞅特别提出“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恶于后,不为亏法。

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罪断”。

就是说,以前立过功,后来犯罪,不能减轻刑罚;以前做过好事,后来有过错,不能因此破坏法律,要求维护法的权威性和统一性,体现出了极为鲜明的“法治”精神。

商鞅变法讲究一个“信”字。

做到“信赏必罚”,即按照法令的规定,该赏的一定赏,该罚的一定罚。

他认为“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罚,则奸无端。

”当时,这一做法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大大加强了君权。

3 “禁奸止过,莫若重刑”

商鞅同以前的法家不同的地方,在于强调运用赏刑时要实行“重刑”,“禁奸止过,莫若重刑”。

重刑的内容包括:(1)重罚轻赏,处罚要重,赏要轻;多罚少赏,要“刑多而赏少”,甚至少于到“刑九赏一”;先刑后赏。

他的理由是:重罚轻赏,在上位的人就会爱民,不会轻易地用罚,“上爱民 *** 死上”,“上不爱民 *** 不死上”。

(2)要求轻罪重判。

理由是:如果就事论事,则轻罪得不到禁止,而重罪是由轻罪来的,于是重罪也得不到禁止。

反过来,如果轻罪也重判,那么犯重罪处罚更重,轻的不敢犯,重的也不敢犯了。

这样就达到了“以刑去刑”的目的。

(3)对官吏犯罪处罚很重。

4 “君尊则令行”

商鞅强调法治必须以国家政权为后盾。

他认为:要使法令贯彻执行,必须尊君,“君尊则令行,而要“君尊令行”,就必须由君主掌握权力并集权于一身。

法固然重要,但国家政权是法律的保证。

因此,只有“秉权而立”,才能“垂法而治”。

从法与权的关系上,论证了实行君主集权制的必要性。

二内在启示

商鞅变法获得了成功,使秦国迅速壮大起来,商鞅被车裂,但“其法未败”,他的“法治”思想适应了当时形势的需要。

他的关于实行“法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对我们今天的变革立法也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首先,商鞅的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思想,为统治和管理找到了捷径。

治国先治吏,治吏要先知人性,商鞅作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深谙此理。

商鞅认为,民众的好利之心是天生的,“人君而有好恶”,他继承了荀子“性恶论”的观点,认为人生来具有好恶之性,他认为只要施与适当的教育,就可以让人弃恶从善,这是商鞅法制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商鞅的这一思想告诉了我们,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原始动力,就是对利锲而不舍的追求。

“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

”即使那些隐居深山的隐士,“衣不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实际上他们恰恰是在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博取名利。

“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即人们追求名利的欲望,只有生命结束才会停止。

商鞅揭示了人趋利避害的自然属性有其现实合理性。

正因为“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政治家的责任不是要改造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也不可能改造,而是顺应人的本性,发挥利益杠杆来利用和引导人的本性,使人们追逐名利的活动汇成一股合力,为君主所用。

其次,商鞅提出的一整套以法治法治吏的思想,使得我们认识到吏治的重要性,以及监察制度的缺陷。

各级官吏处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特殊位置,是君主和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中介,上传下达,一方面负责把国家的政策法令向下贯彻实施,另一方面把老百姓的意见反馈给君主。

他们既是国家各项政策法令的执行者,也是民众的管理者。

各级官吏没有尽职尽责,国家的政策就得不到传达、贯彻,君主也不知道民众的反映。

正因为各级官吏的特殊位置,使他们有机会利用职权,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实施,里通外国,以权谋私,侵占国家财产,对老百姓巧取豪夺,导致吏治腐败,甚至国家政治的腐败,其社会危害性远远大于普通老百姓。

而商鞅变法使得各级官吏的所作所为时时被人们关注,对普通老百姓有导向作用。

同时,商鞅也认识到监察制度存在着很大的漏洞。

设立专门负责监察官吏的专职官员,让他们来对官吏的行为工作进行监察,这本来是预防官吏的一个有效措施,但事实上,如果监察官为了利益,与被监察对象勾结起来,相互包庇,官官相护,共同犯罪,监察官的监察职责就落空了,只好在监察官之上再设立监察官,总有人脱离监察体系之外。

权力一旦缺乏监控,必然滋生腐败。

再次,商鞅奉行刑无等级的原则。

商鞅认为,法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一切人都应该遵守。

他认识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而且官吏犯罪的危害性远远大于一般老百姓犯罪,故各级官吏都不应该徇私枉法,应该立法为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另外,商鞅奉行“乱世用重典”,实行重刑主义的原则。

他认为对轻罪施以重罚,本来犯罪程度轻,社会危害小,但加大了违法的成本,犯罪者付出的代价却十分大,使人人心存畏惧,使人人自律,不敢以身试法,更不敢去犯重罪了,自然就达到了“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的目的。

商鞅深知官吏的本性也是好利恶害、趋乐避苦的,所以重刑不仅只针对老百姓,对官吏一视同仁。

并且为了让人们都知法守法,还实行严酷的连坐制,一人犯法,邻居和家族都要受牵连,用国家的强制力量保障法律的落实。

最后,商鞅的治法有一套体系,这套体系的落实和奏效,让我们明白建立合理完备的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它使得法律本身不因时间、地点、人物的改变而改变,在法律所及的范围内具有权威性、统一性。

商鞅强调法律必须“明白易知”,重视设置专门的职位来负责解释和宣传法令,寻求通晓法令条文的人,来担任主管法令的法官。

“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

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

”法令都有一个副本放在天子的殿中,在殿中给法令建一个“禁室”,写个封条把它封起来。

每年一次,依照“禁室”所藏法令的条文,把法令颁给官吏。

诸侯和郡县的法官和法吏,一接到朝廷送来的法令,马上就要认真学习,然后负责向各级官吏和老百姓解释和宣传。

这样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套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法律的普及工作,让普法工作成为国家一项长期的政策。

三借鉴意义

商鞅的普法思想中有不少极端的做法,我们应该摒弃。

其中也有不少精华,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法治国家依然是有启发意义的。

我国也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普法运动,取得了一些显著成绩,法制观念有所提高,但在司法实践中,还有一些领导干部法律意识淡薄,知法犯法、漠视法律的权威。

在执法过程还存在有法不依、以权代法、徇私枉法、打法律白条等现象存在,严重亵渎了法律的尊严,降低了党和 *** 的公信力,损害老百姓的利益,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

首先,要把普法工作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使之具有长期性、稳定性,树立法律的权威,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真正深入人心。

现实生活那些违法犯罪现象屡禁不止,甚至出现对社会和人民危害极大的犯罪。

尤其是一些党的高级干部,玩忽职守、知法犯法,背后原因之一就是违法成本不高,官官相护,处罚力度不够,或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致使有些领导干部漠视法律,铤而走险。

因此根据商鞅“不可须臾忘于法”的治法理念,在我国法治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厚赏重罚,加大违法犯罪的成本,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只要触犯法律,都应该为自己的违法犯罪付出代价。

这样,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其次,领导干部要学习法律,具备基本的法律素养。

在秦国,法律的宣传和教育做到了家喻户晓,不仅老百姓知道法律,法官和各级官吏更是通晓法律。

因此,党的领导干部首先要知法、守法、执法,还应该把本地的普法教育作为 *** 工作内容之一。

尽管我国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普法宣传活动,但往往流于形式。

要把普法工作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普法教育制度化,力求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这便要求领导干部一方面自身要自觉认真学习法律,维护法律的威严;另一方面,明确普法工作的责任和义务,把该地区的普法工作的实际效果,作为干部绩效考核的一项客观标准。

如果领导干部违法犯罪或者渎职,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应该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

最后,大力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并且普法教育要从幼儿抓起。

在我国,要充分利用好学校这个普法的主战场,一方面,在学生的教科书中,要有法制教育的内容,增强学生的法律常识;另一方面,利用大众传播媒体,如开设青少年法制教育频道,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

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组织学生课外活动,如参观监狱、模拟法庭等,让学生参与司法实践,在实践中增强法律知识。

加强广大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的普法工作。

在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法律知识非常欠缺,不少人是法盲,形势令人担优。

不少人犯了法,却不知自己在违法犯罪。

有些人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也不知道运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当地 *** 要高度重视群众的普法宣传,采取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如电影、广播、宣传画、黑板报等,向人们宣传我国基本的法律知识,让群众能理解普法的意义,增强群众知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让法律观念入耳、入脑、入心。

商鞅变法商鞅是卫国的公族，自幼拜李悝为师，好刑名之术。学成后先到魏国，为魏相公叔痤门客。公叔痤临死前，向魏惠王推荐商鞅，说此人尽管年轻，但有奇才，可用之为相，若不用，必杀之，勿令出境。魏王以为公叔痤病重，在说胡话。结果既没有用，也没有杀，而是放他去了秦国。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商鞅在秦孝公元年入秦，三年变法，五年为左庶长，十年为大良造。二十二年，商鞅设计擒魏将公子，迫使魏国献河西之地与秦苟和，魏惠王这才恍然大悟，叹曰："寡人恨不用公孙痤之言也！" 当然了，商鞅的最大贡献并不是用兵，而是变法。在秦国的二十几年里，他曾经两次变法，终于使秦国崛起西戎，虎视关内，为之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推行如此重要的变法，自非易事。为了确保新法的制定，商鞅首先必须取信于君。为了说服孝公，商鞅曾与甘龙、杜挚等要臣进行过一场激烈的辩论。针对甘、杜等人的陈辞滥调，商鞅既总结了"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历史经验，又申明了"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的现实意义，从而最终赢得了孝公的信任为了确保新法的实施，商鞅不仅要取信于君，还要取信于民。在新法颁布之前，商鞅在国都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告谕市民：谁要能将它搬到北门，便可得到十金的奖赏。看热闹的人大都不信，以为哪有这等好事！于是商鞅干脆将赏钱提高到五十金。结果有一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木头扛到了北门，果真得到五十金的奖赏。此事传遍了整个秦国，人们始知以赏善罚恶为主要内容的商鞅变法，这回是要动真格的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便是改革会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由于废除井田奖励耕战等改革措施触犯了贵族阶层对土地和官职所一向具有的垄断特权，因而便遭到了以太子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但是商鞅并没有被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所吓倒，他认为法律的制定，并不只是用来制裁老百姓的，自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而主张首先惩办那两位唆使太子违抗新法的老师。结果，公孙贾的脸上被刻上了墨字，公子虔则因屡教不改而被割掉了鼻子。商鞅此举，确实起到了"杀鸡给猴看"的作用。人们看到，就连太子的老师都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于是再也不敢抱有任何侥幸的心理了。经过商鞅的这番努力，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但是，任何社会实践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变法维新更是如此。秦孝公的死，使商鞅失去了权力基础，继位的太子在保守派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对商鞅施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不仅以诬告陷害的方式迫使商鞅谋反，而且以最最残酷的暴行，将他五马分尸了。商鞅虽然惨遭不幸，但他所开创的变法大业却因顺应了历史潮流而成不可逆转之势，并最终对秦朝的统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商鞅"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他用简单粗暴的政治手段来处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焚烧《诗》《书》，实行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甚至推行连坐法而刑及无辜等等，都曾产生过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也正是由于这一影响，致使他死于贵族的报复而"秦人不怜"，甚至不被司马迁以降的许多历史学家真正理解，不亦令人叹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