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抗日战争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2、中国有力地支援了其他战场的反法西斯事业。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1939年9月1日—1945年9月2日，以纳粹德国、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为首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为轴心国一方，以三巨头美国、英国、苏联为首的反法西斯国家同盟国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中国在二战中以巨大的牺牲和无畏的精神拖住了日本数百万军队，让其深陷中国战场无法自拔，阻止了苏联陷入德、日两线作战的危险境地，对欧洲战场无论东线西线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战略贡献。
中国在历史的长河里，经历了一次抗日战争。这是一场长达八年的，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的守卫祖国战。在这场战争中，涌现出了许多令人钦佩的勇士，也体现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
抗战精神是指“在中国 *** 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团结一致，不畏 *** ，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捍卫领土，追求民族解放的精神。”对于那些英雄，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应当好好铭记；对于这种精神，应当好好传承。
我们现在的生活是许许多多的战士拼出来的。对他们，我们应当怀着无比的尊敬。他们敢于抛弃自己的生活不顾，换来后人的安稳。
曾经叱吒天下的英雄，如今却只剩一堆骨灰；曾经辉煌的过去，早已成了历史。如今的人们敬仰的不仅是革命英雄，还有革命的大无畏精神。一个人无法战斗，十万人也无法战斗。真正的战斗力量，来自源源不息的精神。只有抗战精神能代代相传，中国才会强大，才会独立自由。
事实证明，抗战精神是很重要的。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残忍屠杀30万平民固然可恨，但我们依旧要反省自己。第一，为什么没有疏散平民？因为当时没把平民放在第一位也没有想到日军会进行屠杀。这是对敌人的松懈，从而导致了惨案的发生。第二，为什么没有抵抗？出于蒋介石的懦弱，从而弃南京城不顾，这是对战争的松懈，是南京大屠杀的根本原因。有人会认为“武器差距大，打了也白打”。飞机在1903年问世，坦克在1916年问世。而抗战时的中国普遍只有步枪，却取得了胜利，这是为什么？上甘岭战役，中国对战更强大的美国，敌人投入4万兵力，中国同样也是4万余人；敌人倾泄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枚航弹，志愿军发射炮弹40万发。最后中国又取得了胜利，这又是为什么？抗战精神是中国力量的源泉，是中国胜利的基础，是老一辈留给我们的重要精神。
在现在和平的时代，即使没有战争，我们不应该忘却抗战精神。我们要勤奋学习，积极获取新知识。以后为祖国做贡献。实力的均衡换来和平，在这个大国与大国相互竞争，虎视眈眈的时代。我们更不能松懈。一旦松懈，导致的就是一代人才骨干的空缺，就会让敌人趁虚而入，中国会再度沦亡。
格守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创造更好的中国。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长达14年的复杂 历史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共两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族人民、海外侨胞，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共产党在处于非执政和受围剿、遭打压的条件下，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前线，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并逐步成为支撑抗战走向胜利的中流砥柱，成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
“中流砥柱”的观点，最早源于毛泽东于1941年5月25日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党内指示，即《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一文。文中指出：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变”，八路军虽没领到一颗弹一文饷，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
几十年过去了，随着史料的进一步丰富和史学界研究的不断深入，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雄才大略，又身处抗战相持阶段的艰苦环境中，他对中国抗战的过往和前程均有深刻的感悟和科学的预测。该文虽然很短，却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最经典的概括。
一、坚持了东北抵抗，构筑了抗战全史
我们将抗日战争正式界定为14年，这源于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过的，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31年就开始了”。由于国民党在东北放弃了抵抗，所谓8年抗战，只能理解为“九·一八”事变后的全面抗战。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首先表现在她坚持了东北抵抗，构筑了抗日战争的全史。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是亚洲的资本主义强国，对中国东北早有窥视和插足。但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则是关东军提前恶意挑动的，日军本土总部尚未部署兵力。当时，日军在辽宁的关东军只驻有1个师团约万人，另有“满铁”支队3000余人，事变发生后，该师团才请求国内增援。日本军部于19日开会讨论时还作出决定，遵照内阁决定“不扩大”办理，但暗中又表扬和支持了关东军，才从驻朝鲜的2个师团中调入东北1个旅团。同时，当时日本全国的军力除海军外只有17个师团，约34万人，能调入中国东北的多则3—5个师团6—10万人。
反观当时的东北军，至少有正规军35万人。其中，步兵25个旅、骑兵6个旅、炮兵10个团、空军5个飞行大队，可作战飞机约100架，另有海军3000人，军舰21艘，吨位万。从武器装备水平看，在中国各地方实力派中，东北军最好，与日军差距不大。其中，轻机枪和坦克进口于欧洲， 科技 含量高于日本，具有很大的陆战优势。事变发生时，东北军有20万人因之前参与中原大战和反对石友三，驻扎在平津、热河一带，若日军从本土调兵，这20万大军即可随时回援。但张学良听从了蒋介石“不抵抗”的指令，有愧于东北人民，这也是他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原因。
东北土地广袤，资源丰富，粮食充足，既是清末重点保护的“龙兴之地”，也是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东北军抵抗作战的潜力很大。日本关东军提前发动事变，其实就是一种冒险和豪赌，他们赌的是“少帅打仗比老帅差好几个段位”，没想到赌出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否则，“九·一八”事变引发的东北战局必会改写。 历史 不能假设，但可以做出科学的逻辑推理和基本的正确判断，东北的沦丧，为日本掠夺资源，强化作战潜力和敢于对华全面开战提供了极大方便，也恶化了中国对日本作战的实力对比。
与国民党政府相反，9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全民积极抗日和推动东北军“兵变”抗日等。1932年4月15日，远在江西的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事变后的10月19日，黑龙江守军以1个团的兵力组织了“江桥抗战”；东北各地产生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共产党发起的抗日游击队。为统一抗战力量，1936年，东北各抗日武装合并组织为“东北抗日联军”。“抗联”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其主要将领和骨干多为共产党员，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朝鲜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将军曾在抗联任过师长，与杨靖宇将军和东北抗日军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于义勇军、游击队和抗联的存在，日本不断向东北增兵。据周保中将军后来推算，抗联及其前身对日作战达上万次，共歼灭日、伪军万人，1937年后又牵制了大量日军（约为20万。1940年日军增至76万，主要是为了屯兵准备进攻苏联），对14年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推动了国共合作，引领了全民抗战
日本在“九·一八”事变的轻易得手，助长了其在华侵略扩张的野心，导致了中国在尔后祸患不断。从1932年的“上海事变”开始到1935年的“华北事变”为止，国民党政府步步妥协，先后与日军签署了四个丧权辱国的协定（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其中，淞沪停战协定使日本得以在上海驻军，塘沽协定为日军侵入华北提供了极大方便，它与1915年的“中日21条”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蒋介石在日军侵华问题上，一直寄希望于美英出面调停，因而直到1941年12月9日，即战略相持后第二年才敢于明确对日宣战。也正因如此，国民党地方军中便产生了大量投靠日军的伪军和汉奸。
在日本步步紧逼的几年中，蒋介石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先后动用了几十万大军对中共及红军开展了五次“围剿”，迫使红军主力从江南中央苏区突围西撤。在西撤后的目的地上，张国焘曾主张进入大西南，口号是“打到四川吃大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坚决主张北上抗日。根据中共中央的集体决定，各路红军经过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到达陕甘会师。因此，长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围追堵截的不朽史诗，而且是爱国主义的伟大壮举。
1935年8月，针对“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根据共产国际会议精神，撰写了《八一宣言》（10月1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并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言发表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正在长征途中，到达陕北后得知这一宣言时，便于12月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认和贯彻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12月9日，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日请愿游行活动，史称“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虽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但它对宣传和推动全民族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6年6月，蒋介石借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去世之际，企图以国民党中央名义收复两广地方兵权。广东的陈济棠联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宣称举兵北上反蒋抗日，史称“两广事变”。“两广事变”前后，中共中央为推动全民族抗日，以不同途径和方式分别向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及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绥远的傅作义、陕西的杨虎城、张学良等，开展了统一抗日或合作抗日的工作。这些国民党地方军政要员，均表达了接受中共联合抗日的正确主张。
1936年12月12日，在中共领导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杨虎城与张学良联手策动了“兵谏”，将蒋介石在陕西临潼以武力扣押，劝其将“剿共”矛头转向抗日。蒋介石大为恼怒，坚决不从，史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在国内各界引起极大震动，何应钦放言中央军攻打西安，国民党面临着再一次内部大战，蒋介石也是命悬一线。对此重大事件，中共中央不是推波助澜，而是以抗战大局为重，由周恩来亲赴西安助推放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达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第一次为北伐）。国共合作抗日原则的形成，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主干和决定力量，推动国共合作、引领全民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其中，以各种方式逼迫和监督可能投降的国民党走上抗日道路，对凝聚全民抗战合力具有深层意义。
三、形成了科学理论，提供了战略指导
抗日战争，必须有先进的政治思想和科学的军事理论来指导。国民党一直未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产生了汪精卫的“亡国论”和蒋介石的“妥协论”，以及轻视游击战的“速胜论”。针对这些错误思想和国民党正面战场多次失利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在吸收朱德、周恩来等同志持久战思想和前期作战经验的基础上，于1938年5月写作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持久战的基本思想是“持久和必胜”，并将抗日战争全过程预判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文中全面分析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敌强决定了我不能速胜，敌非正义和寡助与我正义、地大、多助，决定了敌必败和我必胜。但我必胜又是一个艰难曲折和敌我实力对比逐步转变的过程。其中，战略相持是敌强我弱向敌弱我强转变的“枢纽”，也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要点。
毛泽东认为，在战略相持阶段，敌我之间处于犬牙交错的形态，必须科学地组织指挥不同的战役，灵活机动的运用不同的战术战法，以利于实现战略持久与战役战术的速决。在专论游击战一文中，他将游击战这一战术问题提到了战略层面来考量，认为在一个大而弱的中国，与军力强大的苏联不同，游击战已不仅是一个战术问题，而是一个以弱胜强和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关于持久战和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理论基础上的。因此，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毛泽东关于抗战军事理论中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他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广泛地动员和发动人民群众投入到游击战之中，让日军逐步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一大创举，也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根本原因。这与蒋介石压制各界抗战呼声、脱离人民群众，形成了鲜明对照。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国民政府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制定了第二期抗战方针。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这说明蒋介石已接受了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观点。1939年2月，国民党军训部在湖南开办游击战干部培训班，特别邀请了中共方面叶剑英任培训班的副教育长，由中共又派出了29人前往任教。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还向任教育长的汤恩伯推荐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摘要印发学员作为重要教材。另据老一代革命家陈云同志的回忆，他当年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感到很受教育和启发、十分佩服。
抗日战争的实践表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八路军、新四军和江南游击队的科学理论武装和军事战略指导，对国民党在抗战相持阶段的战略战术指导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召开过多次军事会议和制定对日作战的指导方针，均未达到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水平，因而在多次大会战中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四、领导了敌后抗战，转变了实力对比
国民党在战略防御阶段的被动防御作战，打掉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1939年10月，正面战场的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日军因兵力不足，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认为，在战略相持阶段，敌我双方处于犬牙交错形态，这个阶段努力的好，敌强我弱的实力对比就会发生根本转变。史实确实如此，而完成实力对比根本转变这一任务的，正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
过去认为，敌后抗战主要起牵制日军的作用，只是正面战场的辅助力量，或者用“互相配合、相辅相成”来圆场。现在看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既是时间认知上的错位，也是对敌后游击战战略地位缺乏深入分析的表现。时间认知上的错位是指，把国民党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主力作用也视为战略相持阶段及以后的主力；对敌后游击战战略地位缺乏深刻的认识，主要是指只看到游击战作战规模小，起不到大兵团的决战作用。从表面上看，游击战是多股小股部队分散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但成千上万个小股部队的游击战，合起来就是多次大兵团作战，是积诸多小胜为大胜；是发挥我国地广人多之优势和克服装器装备落后之劣势的有效途径，是以弱胜强的法宝和必由之路。为说明这个问题，本文列出以下两组数据。
第一组是共产党在敌后战场所对应的日军兵力及在国共两党各占的比重（不含东北）。1939年，日军对敌后解放区作战使用兵力为54万人，占侵华总兵力的62%；1940年为47万，占58%；1941年至1942年为40万，占70%；1943年末为35万，占58%。
第二组数据是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发展。八路军列编组成时只有5万人，其中，奔赴抗战（二战区）前线的主力部队为万人，在延安留守的约4000人；新四军刚组建时为万人，“皖南事变”后仅剩2000多人，后由陈毅任军长、刘少奇兼任政委，重新组建和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两者合计的兵力变化是：1938年为万；1939年为32万；1940年为50万；1941年为44万；1942年为45万；1943年为万（含华南游击队万）；1944年为万（含华南游击队2万）。1945年8月前为91万，另有民兵已达到200万人。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以105个团的兵力发起“百团大战”后，日军便将侵华的重点转入对准共产党及其八路军的多次“大扫荡”，对国民党则实行以诱降为主的政策。从全面抗战八年的时段划分看，国民党作为主力抗战，主要集中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一年多之中；共产党作为领导敌后武装力量和民众的抗战，则存在于相持阶段的五年多之中。从战略相持阶段开始，敌后战场已转变为主战场，共产党已逐步为抗日战争的主力。
可以说，“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个突出特点。1944年4月至12月，日军为打通从中国北部通向越、缅的陆上交通，建立与南洋日军的联系，在已处于走向弱势情况下发动了“豫湘桂大战”。在这次大战中，日军从东北和华北抽调的兵力为51万人，国民党守军中的第一、四、九的三大战区共有130万守军，兵力是日军的倍。但在双方作战中，国民党一路溃败，有的则不战而逃。“豫湘桂大战”中，日军损失3万人，国军则损失了60万人，战损比为1：20，国民党军队在此役后已完全丧失了对日作战的主力地位。
五、冲破了反共逆流，实施了战略反攻
在抗日战争中，国共实现了必要的合作，但蒋介石对于合作是被迫的，始终包藏着祸心，共产党在抗战中也始终面临着腹背受敌的风险。因此，在抗战期间，坚定的立场、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抗战的精神支柱，也是实现对日战略反攻的基本条件。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曾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产生于1939年12月，主要是胡宗南在西北指挥其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阎锡山在山西对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发动进攻。第二次是指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国民党以7个师8万人的兵力“围剿”新四军，使新四军牺牲了80%以上。第三次发生于1943年6月，蒋介石借共产国际解散之际，要求“取消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并密令胡宗南以2个集团军的兵力分九路围攻延安。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逆流，对共产党造成了巨大损失，但在国内外舆论压力和共产党的抵制下未能最终得逞；反倒使共产党百炼成钢、不断发展壮大，并成为抗日战争中实施战略反攻的主要力量。
在抗日战争进入局部反攻后，考虑到蒋介石对日作战的败多胜少和指挥无能，毛泽东于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明确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过去更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共作战2万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和敌据点2500多个，收服了大量失地，与国民党的大败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进入1945年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游击队，又发起了春季攻势作战，形成了在华北、华中、华南和含陕甘宁边区在内的18个大片区根据地（约有1亿人口），使日军只能蜗居于若干大城市和防守于部分交通干线。
1945年8月6日，美国抢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之前，向日本投放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同日午夜12时，朱德总司令向解放区居民发布了大反攻第1号令。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但是，这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还远在大西南，这就是说，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就没有参与战略反攻作战。
为抢占胜利果实，蒋介石于8月11日电令解放区居民“原地驻守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同时，蒋介石还与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茨相勾结，以赦免“战争罪犯”为条件，令其不得向共产党投降；并由美国派飞机和军舰向东北和华北为其运兵。对此，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所发表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就指出：国民党在抗战中发动过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在抗战中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现在胜利了，这位委员长要下峨眉山“摘桃子”了；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权必夺、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力和果实绝不允许丧失。
在长达14年的时间内，日本军国主义者投入的侵华总兵力累计达200万，仅“南京大屠杀”就残杀了中国军民30万人，造成中国战争消耗和经济损失6000亿元，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为奋起反抗，中国投入的兵力累计达560多万，伤亡380多万，民众伤亡以千万计；毙伤日军150余万，毙伤伪军约125万；战争结束时，接受日军投降128万人，接受伪军投降146万人。其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作战万次，自身伤亡56万多人，毙伤日军万人，毙伤伪军占比95%左右，作战绩效远高于国民党。
结语：
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的重大意义，不在于歼敌与俘获的多少，而在于它出师即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全国军民树立了敢打必胜的典范。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突出表现为她在抗战全过程中的坚定立场和英勇善战的先锋模范作用。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不佳，没有起到执政党和占有大量资源应起的作用，反映了其右翼势力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局限，突出表现为战略指导上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战役指挥上的“消极防御、尽力避战”。因此，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以其“抗日立场的坚定性、战略指导的科学性和战术运用的创新性、灵活性”，必然地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和最终决定力量。但我们对国民党中广大爱国官兵则不应以“胜败论英雄”，其中，1935年的“长城抗战”等则虽败犹荣。他们对抗日战争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同样值得我们纪念和尊敬。
当今世界，武器装备的 科技 化和军队建设的现代化具有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人心向背和战略指导仍然具有决定意义。抗日战争的 历史 表明，好战必亡、惧战必危，要想和平崛起，必须“导弹竖起”；爱好和平与守护国家安全，必须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树立“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心。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谨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作战的前辈们致敬！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的盟国和友军致敬！
参考文献与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合订一卷本。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 历史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3]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再版。
注释：
近年来，史学界对中共党史中“歼灭”日伪军数量有较大争议。本文作者经查阅相关资料(含日本“靖国神社”记载)和研究后认为，将国共两党“歼灭”日伪军数界定为“毙伤”日伪军数更为妥当。
（作者简介：王保庆，河南理工大学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太行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军事科学院原战略研究部研究员；王艳红，河南理工大学宣传部部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有关抗日战争的论文期刊
市面上很少，只有去邮局查询订阅。邮局有一本大册子，列有所有国内发行的期刊杂志。
东方杂志：《东方杂志》由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创办，到1948年终刊为止，历时近46年, 共出版四十四卷819号(期)。历经清末、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重大历史时期，并且当时著名文人学者几乎都曾在其上刊发小说、杂文、论文、随笔、诗歌，是一部综合性杂志，是影响最大的百科全景式老期刊，有“百年老刊”、“刊中寿星”、“民国十大善本之一”、“藏界不倒翁”、“传世名作”、“盖代名刊”、“知识巨擘”等盛誉，影响较大，可谓一帜永红。《东方杂志》忠实地记录了历史风云变迁，是名人发表作品的园地。梁启超、蔡元培、严复、鲁迅、陈独秀等著名思想家、作家都在该刊发表过文章，杜亚泉、胡愈之等出任过其主编。这些杂志自出版至今已有100多年, 经多次战乱，留存下来的甚为少见。艺苑掇英：《艺苑掇英》1978年创刊，由龚继先主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书所录作品多来自各全国大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文物商店，及大阪市立美术馆、虚白斋、怀云楼、翁万戈、邓拓等海内外权威机构和藏家。并邀请谢稚柳、杨仁恺先生担任名誉顾问，辅以杨仁恺、顾廷龙、刘九庵等书画鉴定大家专业评论文章，介绍中国历代绘画和书法等艺术精品，可为古代书画赏鉴的权威参考资料，已成为经典收藏。此刊印刷精美，选材精审，如今欲觅完整已至为不易。迎春花中国画丛刊：《迎春花中国画丛刊》1979年创刊，是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与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国内唯一的一本中国画专业学术期刊，1993年更名《国画家》。此刊以“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立足传统，把握当下最新学术动态，引导新世纪中国画艺术发展动向。目前所设有“学术研究”“艺术批评”“画家介绍”“二十世纪美术钩沉”“画家心语”“古代美术”“名画遗珍”“院校文萃”等栏目，内容丰富，风格多样，格调高雅，努力做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这些杂志我是在「观箴云简」APP 的早期杂志里找到的，希望可以帮到更多的人。上面还会有更早的杂志，比如：湖社月刊、故宫周刊、艺林月刊、北平故宫期刊、北平故宫博物院年刊
百科探秘 探索发现
一、杂志简介《国家人文历史》是一本以“真相、趣味、良知”为核心价值的国家级时事人文类半月刊，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以“人文家国、历久弥新”为理念，致力于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人文精神的支点。二、刊物定位 《国家人文历史》的主要阅读群体定位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精英人物、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关心时政、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城市中青年白领。他们爱好文史、关心国内及国际最新资讯信息，他们多数为年龄在35-55岁之间的成功人士。三、发行范围 《国家人文历史》每期发行54万份，连续四年成为“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除邮局系统订阅外，还在全国各大城市报刊亭、超市、书店零售；同时，在全国主要城市的机场、五星级以上酒店、高档写字楼、高档餐饮场所均有展示。四、主要栏目 封面故事 这是一个漫长而不冗长，庞大而不庞杂的故事。这是一篇高深而不艰涩，考究而不考据的文章。那些曾经震撼我们心灵的人和事，那些左右我们生活的人和事，那些影响我们未来的人和事，那些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用心思考、精心解读、诚信对待的人和事。我们抽丝剥茧，给您的是一个精彩绝伦的人文大餐、历史饕餮。 人物 网罗精英学者，汇聚文化名流。让我们带您与这个时代最聪明、最睿智、最有价值的人物，喝茶聊天、海阔天空。 旅行 走过一段恢宏的历史，观察一种文化的印记，感受一个文明的精神，记录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 这里矗立的不是一座建筑，而是一个国家的地标、一段历史的丰碑、一个文明的烙印。 唯物 洞悉策展人心中的美丽，探寻博物馆背后的玄机。 收藏家心中的天地，尽是珍玩；发烧友眼中的世界，全是宝贝。 吃喝玩乐的学问，笔墨纸砚的道理，酒色财气的真谛…… 别小看任何一个老东西！讲述那些寻常玩意儿里的大学问，传统手艺里中真智慧。 视听 一部一部的看电影，我们看的是明星、剧情和特效； 一组一组的看电影，我们看的是一位导演的小标签，一个明星的老套路，一类影片的旧情怀。 一曲辉煌乐章之前的人生悲喜，一段优美旋律背后的人文故事。
抗日战争文献论文
选题背景及意义：讲清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来研究，即阐述该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对国计民生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等。文献综述：对本研究主题范围内的文献进行详尽的综合述评，“述”的同时一定要有“评”,指出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讲出自己的改进思路。研究方法：讲清论文所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论文结构安排：介绍本论文的写作结构安排。“第2章，第3章，……，结论前的一章”的写法是论文作者的研究内容，不能将他人研究成果不加区分地掺和进来。已经在引言的文献综述部分讲过的内容，这里不需要再重复。结论是对论文主要研究结果、论点的提炼与概括，应准确、简明，完整，有条理，使人看后就能全面了解论文的意义、目的和工作内容。主要阐述自己的创造性工作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本学术领域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同时，要严格区分自己取得的成果与导师及他人的科研工作成果。
一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靖国神社不灭，军国主义不亡。勿忘国耻，强我中华。二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国土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双方的兵力对比：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我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日本耗费军费两亿至两亿五千万日元，超过了当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财力枯竭已无再战之力。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较方便，以逸待劳，有许多有利条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强干涉的压力和危险。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海军军令部长就因为对战争缺乏信心而被撤职。日本各界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确是天皇势力的巨大冒险事业，是把初生的生命作为赌注的投机事业。”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日本能够得逞？表现在战场上的胜与败，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去找原因。这是腐败而又守旧的清政府，长期积弱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变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再甲午战争之前，自日军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对海防建设是重视的。北洋舰队的组建成军，沿海重要港口的设防，绿营向练军的转化，军火工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成绩，中法战争中陆军的胜利，就是证明。但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国势的衰败，使清朝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前倨后恭”的变化。国门初开时，蓝服金发的西方人被视为异类，称为“夷人”，至于“东洋小国”的“倭人”则更不在话下。1873年，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见。清延提出觐见时需行“跪拜礼”，以示国威。各国公使偏不给面子予以拒绝，僵持了四十多天，经过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终于允行“三鞠躬”礼，才结束了这场可笑的外交纠纷。可是至中法战争时，清政府竞不顾国家尊严，委派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去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议和，创造了主权国家外交史上的奇闻。在中日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科士达和田贝的劝告，对中国的换约决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总之，已经腐败而又陷于帝后党争的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三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仅就战争角度而言，掌握了解敌方情况，对于战争胜负往往起关键作用，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侵华目标，用很大力气开展间谍活动，曾经对战争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当时，清朝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者。”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专家查德·肯迪更明确的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大量搜集了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1884至1885年日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前，日本在华主要间谍机构为汉口的乐善堂和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两个间谍机关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相继解散，但他们搜集的大量情报及培养的大批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侦察直隶海岸情况；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侦察天津、上海的炮台和机器局（兵工厂）；搜集渤海湾等地军事情报；严密关注北洋舰队动向等等。他们在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敦促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如“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等等。战时，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丰岛海战，是由间谍石川五一买通天津军械局一书吏，从而获得了高升号开船日期，并突袭成功；进攻辽东半岛，是由间谍向野间一先行刺探，被捕后又用2块银元买通清兵松绑后逃脱返回，使得日军一举攻占金州；进攻威海卫是由日本8名间谍提前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招招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如上海吴淞口5万斤之巨炝毁于药水；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弹被火焚；抓获石川五一时起获8箱地雷炸药，据石川五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集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日本的外交人员也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致力于谍报活动。此外，由于技术落后，密码编制原始，规律简单，清廷的密电码被日方全部破译，日本由此掌握了中国驻日公使全部往返密电共54件。由于清廷毫无察觉，整个战争中一直没有更改密码，以至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共22件也全部被日本破译。根据以上情况，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从战争本身角度看，日本的成功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日本自己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回顾以上百多年前的往事，不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判断，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要放松了必要的警惕。四《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除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外，中国还要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限7年内分8次还清。如能在三年内还清，利息可豁免，威海卫也可收回。清政府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依靠自身的财力，绝不可能在3年内赔偿全部偿款。为此，只有向列强各国举借外债。第一次应交赔款5000万两，连同3000万两的赎辽费，应在1895年9月以前还清，清政府只得开始活动第一次大借款。列强借款既可索取高额利息，又可附加种种条件扩大在华利益，所以俄、法、德、英各国都参加了竞争，要夺取贷款权。俄国为首组织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取得了优先权，但它自己因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投资巨大而显得财力不足，便从俄法同盟的关系考虑，联络六家法国银行组成财团，排除了德国，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年息4厘，折扣率为九四零八分之一，即借款1元实付元，除利息外再进行一次盘剥。以中国的关税作抵押，36年还清。除此第一次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曾向英国和德国银行，各借款100万英镑。1896年3月前，第二次五千万两赔款也将到期。为安抚对第一次借款不满的英国和德国，清政府向英、德财团共借款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折扣率九四，也以关税作抵押，三十六年还清。1898年6月以前，为三年还清全部赔款的最后限期，清政府又要借款还债。英、德、俄、法竞争达到白热化，四国公使轮番到总理衙门你争我夺吵个不休，借款条件更加苛刻，俄国和英国都提出了获取修筑铁路权的要求，而且对清政府使用了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经过半年多的争夺，清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借款，转向日本乞求延长二十年还清赔款，而日本立即复照加以拒绝。清政府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再行第三次大借款。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财力雄厚的英、德银行终于争到了贷款权，续借1600万英镑。利息4厘5，折扣率竞高达八十三。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如有不足，则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货厘，宜昌、湖北、安徽的盐税共五百万作抵押，限期四十五年还清。以上大小借款共五次，以白银折算，本息合计不少于7亿两白银。这是因为借款还要加收的手续费。还债的方式是在上海交付白银，在欧洲兑换成英镑，金银比价随行情波动，中国大量以银换金，必然引起金镑涨价，由此带来的亏损难以计算。通过巨额借债，国际金融资本乘机掠取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收入，每年约2000多万两，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中国在沉重的债务枷锁下挣扎了三四十年，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了血汗。民穷财尽，丧失了建设国家的宝贵资金，使当时的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从战争结束的1896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日本的财政收入共计26890万日元。在这三年中，日本从中国共获得库平银23150万两，折合成日元共计36488万元，超过日本三年财政总收入36%。赔款的分配使用情况是：首先拔给皇室经费2000万日元。补充战费7895万日元，各种军事费用3379万日元。用作扩充陆海军的军费最多，高达19605万日元。剩余的3600多万日元；用作教育经费和灾害救济金。依靠巨额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暴发户，财力雄厚国力增强。在战后的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公司数由2844家，猛增至8895家。为保证军工生产和各行业对钢铁需求量增长的要求，用赔款建成了著名的“八蟠制铁所”，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2%，铣铁产量占53%，钢铁生产能力迅猛增长。日本利用赔款作资本，实行了金本位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和获取外汇，从而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和各国争夺一席之地，成为当时称霸亚洲的军事强国。五说李鸿章“预言”似乎有点牵强，但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1895年4月1日，日方向中方提出了议和条款：“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领土给日本；以白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五年交清，按年加每百抽五之利息……”，并限定“在三四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4月5日，鉴于清廷的训示迟迟不到，四日限期巳至，李鸿章先行拟定并交给日方一份《说帖》，对日方的要求逐项予以答复论驳。其中，在谈到割让土地时，李鸿章首先指出缔约本为杜绝争端，如果勒令中国割地，“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进而揭露日本要求割取奉天之地，目的在于“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是欲为我永远之仇敌也”。《说帖》的结尾，李鸿章写了对伊藤博文（日方谈判全权大臣）的忠告之言：“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为仇敌，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李鸿章反复强调约章要有利于“永固邦交”，有利于两国人民之“利益福泽”，而不要“遭后人之唾骂”（请注意，李鸿章在《说帖》中3次提到“仇敌”问题）。《说帖》长达数千言，委婉驳斥日方条款，尽在情理之中。伊藤博文也承认：“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主张：“与其在空洞的道理上和他们喋喋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并于4月6日，送出复照，对中方的论驳一笔带过，不作争辩，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求对日方的条款“或全案、或按条，可否之处，请即明复。”4月17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终于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停战议和的《马关条约》。条约仅将赔偿军费三万万两改为二万万两，其它均按日方原要求基本未动。李鸿章的“预言”终于言中。第一次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性质，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使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远东宪兵和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暨第二次中日战争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现在，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李鸿章所说的“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至今听来，仍不无道理。
整个中华民族
中国战场歼灭日军兵力数
区分
毙伤俘及反正
*** 军
527,422人 另加上万余人(1) 计751,422人
*** 军
859,626（未包括俘及反正人数）
合计
1,611,048人
注(1)：东北抗日联军毙伤日军约万余人(参见《大同报》1936年3月20日，《军史资料》1987年第4期。
另据日本方面统计为万余人。
)
从表中显示，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共消灭日军130余万，其中中国 *** 军共歼灭日军85万余人，而中国 *** 军歼灭日军是52万余人（未加东北抗日联军毙伤日军约万余人）,从数量上看，显然中国 *** 军歼灭的日军人数多于中国 *** 军（加东北抗日联军毙伤日军数量总共是75万人），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说作为中国军队的 *** 军队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呢
对于学生提出的这一问题，开始我也有点迷惑，毕竟通过数字对历史进行定量分析是得出科学结论的重要依据，但后来经过查阅资料和独立思考,我觉得对此问题要既要全面看待，又要注意在定量基础上对史实进行定性地全面的分析。
怎样全面看待？我的看法是应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
那就是首先要从抗击日军侵华的军事力量分阶段地看到底谁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然后再从政治上分析谁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最后再加以全面地综合地考察，得出结论。
具体而言：从军事上来说，在抗日战争整个防御阶段和相持阶段的初期，应该说相对于蓄谋已久，准备充分，装备精良的日军来说，中国 *** 军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其原因何在？众所周知，卢沟桥事变后，国共双方虽然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领导全民族的抗战。
但此时，由于刚刚经过长征，中国 *** 军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军事装备上力量都比较有限，正因为如此，此阶段中国 *** 可能更多地起的是组织和宣传的作用，真正与日军主力作战的是中国 *** 军。
事实表明，此阶段蒋介石调集几百万正规军与日军在凇沪、太原、徐州和武汉等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些战役虽然都以中国军队的最终失败而告终，但它粉碎了日军曾经吹嘘的三个月 *** 的狂妄计划，有效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以时间的延续和空间的延伸，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从中国 *** 军参战的人数、作战的规模和次数上来说，实事求是地说，这个阶段中国 *** 军在军事上应该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这种情况随着日军因占据中国大片领土而导致战线太长、兵力不足、物资匮乏，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才慢慢发生了变化。
1938年10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所谓的“日中亲善”、“经济合作”和“共同防共”的“三原则”，标志着日本开始改变侵华政策，采取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 *** 实施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而将主要兵力用来进攻 *** 领导的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和疯狂的“扫荡”。
受日军侵华政策调整之影响，中国当时出现了以 *** 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的卖国求荣活动,一时之间，国内投降倾向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为打破日军对根据地的封锁，坚持抗战，克服投降危险， *** 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大规模主动出击日军，组织了包括百团大战在内的一系列战斗，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自信心。
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5年， *** 领导的敌后战场抵抗日军的62％—75％和几乎所有的伪军，这样相对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夺在西南一隅的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 *** 开始出现的消极避战之策略来说， *** 领导的抗日力量的确已经取代初期的中国 *** 军而成为了抗击日军侵华的“中流砥柱”了。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抗战后期，特别是1945年的春季、夏季大规模攻势作战， *** 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抗击着侵华日军的69％和伪军兵力的95％，而中国 *** 正面战场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数量则下降到31％和5％了。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中国抗战后期，蒋介石的权力仅限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连‘中央 *** ’(即指 *** *** )的影子也没有。
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 *** 夺过去。”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抗战的这种“中流砥柱”的变化。
由此分析，我们说，从军事上分阶段地看，在抗日战争的防御阶段，中国 *** 军是抗击日军侵华的“中流砥柱”；而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的初期， *** 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它抗日武装力量在敌占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并与中国 *** 军所进行的正面战场互相配合，形成了对日军的战略夹击态势，此时中国 *** 军和中国 *** 军都是抗击日军的“中流砥柱”，这种情况随着日本诱降政策的实施，蒋介石开始消极抗战后， *** 领导的抗日力量才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从而成为了抗击侵华日军的“中流砥柱”。
总之，从军事上说，不管是中国 *** 军的正面战场，还是中国 *** 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双方都曾经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与军事上的这种格局不同，从政治上看， *** 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中国抗战的正确方向，从而成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其原因有：其一、相比起面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不断侵略中国，而蒋介石还在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而言， *** 最早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全国各界很早就树立了一面旗帜，正是这面旗帜， *** 在后来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建立和维护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活动中起了主导作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全民族抗战的精神象征，当然不是说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 *** 没有起号召作用，恰恰相反，在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发表的庐山谈话（“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
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的时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
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所以 *** 必须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抗击日寇侵略中国的斗志。
其二、相对与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 *** 速决速战的“速胜论”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的“投降论”来， *** 根据中日双方实际情况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更符合中国当时抗战的实际情况，因而成为了指导全国抗战，最后夺取抗战胜利的指导方针。
历史研究不仅要看定量分析，而且还要看定性分析，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全面地综合的加以考察，才能更好地认识抗战中的“中流砥柱”问题。
综合以上具体而全面的分析，从总体上看， *** 在很大程度上是整个中华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摘抄别人，可参考！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长达14年的复杂 历史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共两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族人民、海外侨胞，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共产党在处于非执政和受围剿、遭打压的条件下，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前线，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并逐步成为支撑抗战走向胜利的中流砥柱，成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
“中流砥柱”的观点，最早源于毛泽东于1941年5月25日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党内指示，即《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一文。文中指出：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变”，八路军虽没领到一颗弹一文饷，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
几十年过去了，随着史料的进一步丰富和史学界研究的不断深入，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雄才大略，又身处抗战相持阶段的艰苦环境中，他对中国抗战的过往和前程均有深刻的感悟和科学的预测。该文虽然很短，却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最经典的概括。
一、坚持了东北抵抗，构筑了抗战全史
我们将抗日战争正式界定为14年，这源于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过的，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31年就开始了”。由于国民党在东北放弃了抵抗，所谓8年抗战，只能理解为“九·一八”事变后的全面抗战。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首先表现在她坚持了东北抵抗，构筑了抗日战争的全史。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是亚洲的资本主义强国，对中国东北早有窥视和插足。但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则是关东军提前恶意挑动的，日军本土总部尚未部署兵力。当时，日军在辽宁的关东军只驻有1个师团约万人，另有“满铁”支队3000余人，事变发生后，该师团才请求国内增援。日本军部于19日开会讨论时还作出决定，遵照内阁决定“不扩大”办理，但暗中又表扬和支持了关东军，才从驻朝鲜的2个师团中调入东北1个旅团。同时，当时日本全国的军力除海军外只有17个师团，约34万人，能调入中国东北的多则3—5个师团6—10万人。
反观当时的东北军，至少有正规军35万人。其中，步兵25个旅、骑兵6个旅、炮兵10个团、空军5个飞行大队，可作战飞机约100架，另有海军3000人，军舰21艘，吨位万。从武器装备水平看，在中国各地方实力派中，东北军最好，与日军差距不大。其中，轻机枪和坦克进口于欧洲， 科技 含量高于日本，具有很大的陆战优势。事变发生时，东北军有20万人因之前参与中原大战和反对石友三，驻扎在平津、热河一带，若日军从本土调兵，这20万大军即可随时回援。但张学良听从了蒋介石“不抵抗”的指令，有愧于东北人民，这也是他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原因。
东北土地广袤，资源丰富，粮食充足，既是清末重点保护的“龙兴之地”，也是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东北军抵抗作战的潜力很大。日本关东军提前发动事变，其实就是一种冒险和豪赌，他们赌的是“少帅打仗比老帅差好几个段位”，没想到赌出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否则，“九·一八”事变引发的东北战局必会改写。 历史 不能假设，但可以做出科学的逻辑推理和基本的正确判断，东北的沦丧，为日本掠夺资源，强化作战潜力和敢于对华全面开战提供了极大方便，也恶化了中国对日本作战的实力对比。
与国民党政府相反，9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全民积极抗日和推动东北军“兵变”抗日等。1932年4月15日，远在江西的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事变后的10月19日，黑龙江守军以1个团的兵力组织了“江桥抗战”；东北各地产生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共产党发起的抗日游击队。为统一抗战力量，1936年，东北各抗日武装合并组织为“东北抗日联军”。“抗联”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其主要将领和骨干多为共产党员，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朝鲜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将军曾在抗联任过师长，与杨靖宇将军和东北抗日军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于义勇军、游击队和抗联的存在，日本不断向东北增兵。据周保中将军后来推算，抗联及其前身对日作战达上万次，共歼灭日、伪军万人，1937年后又牵制了大量日军（约为20万。1940年日军增至76万，主要是为了屯兵准备进攻苏联），对14年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推动了国共合作，引领了全民抗战
日本在“九·一八”事变的轻易得手，助长了其在华侵略扩张的野心，导致了中国在尔后祸患不断。从1932年的“上海事变”开始到1935年的“华北事变”为止，国民党政府步步妥协，先后与日军签署了四个丧权辱国的协定（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其中，淞沪停战协定使日本得以在上海驻军，塘沽协定为日军侵入华北提供了极大方便，它与1915年的“中日21条”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蒋介石在日军侵华问题上，一直寄希望于美英出面调停，因而直到1941年12月9日，即战略相持后第二年才敢于明确对日宣战。也正因如此，国民党地方军中便产生了大量投靠日军的伪军和汉奸。
在日本步步紧逼的几年中，蒋介石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先后动用了几十万大军对中共及红军开展了五次“围剿”，迫使红军主力从江南中央苏区突围西撤。在西撤后的目的地上，张国焘曾主张进入大西南，口号是“打到四川吃大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坚决主张北上抗日。根据中共中央的集体决定，各路红军经过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到达陕甘会师。因此，长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围追堵截的不朽史诗，而且是爱国主义的伟大壮举。
1935年8月，针对“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根据共产国际会议精神，撰写了《八一宣言》（10月1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并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言发表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正在长征途中，到达陕北后得知这一宣言时，便于12月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认和贯彻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12月9日，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日请愿游行活动，史称“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虽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但它对宣传和推动全民族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6年6月，蒋介石借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去世之际，企图以国民党中央名义收复两广地方兵权。广东的陈济棠联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宣称举兵北上反蒋抗日，史称“两广事变”。“两广事变”前后，中共中央为推动全民族抗日，以不同途径和方式分别向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及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绥远的傅作义、陕西的杨虎城、张学良等，开展了统一抗日或合作抗日的工作。这些国民党地方军政要员，均表达了接受中共联合抗日的正确主张。
1936年12月12日，在中共领导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杨虎城与张学良联手策动了“兵谏”，将蒋介石在陕西临潼以武力扣押，劝其将“剿共”矛头转向抗日。蒋介石大为恼怒，坚决不从，史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在国内各界引起极大震动，何应钦放言中央军攻打西安，国民党面临着再一次内部大战，蒋介石也是命悬一线。对此重大事件，中共中央不是推波助澜，而是以抗战大局为重，由周恩来亲赴西安助推放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达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第一次为北伐）。国共合作抗日原则的形成，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主干和决定力量，推动国共合作、引领全民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其中，以各种方式逼迫和监督可能投降的国民党走上抗日道路，对凝聚全民抗战合力具有深层意义。
三、形成了科学理论，提供了战略指导
抗日战争，必须有先进的政治思想和科学的军事理论来指导。国民党一直未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产生了汪精卫的“亡国论”和蒋介石的“妥协论”，以及轻视游击战的“速胜论”。针对这些错误思想和国民党正面战场多次失利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在吸收朱德、周恩来等同志持久战思想和前期作战经验的基础上，于1938年5月写作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持久战的基本思想是“持久和必胜”，并将抗日战争全过程预判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文中全面分析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敌强决定了我不能速胜，敌非正义和寡助与我正义、地大、多助，决定了敌必败和我必胜。但我必胜又是一个艰难曲折和敌我实力对比逐步转变的过程。其中，战略相持是敌强我弱向敌弱我强转变的“枢纽”，也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要点。
毛泽东认为，在战略相持阶段，敌我之间处于犬牙交错的形态，必须科学地组织指挥不同的战役，灵活机动的运用不同的战术战法，以利于实现战略持久与战役战术的速决。在专论游击战一文中，他将游击战这一战术问题提到了战略层面来考量，认为在一个大而弱的中国，与军力强大的苏联不同，游击战已不仅是一个战术问题，而是一个以弱胜强和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关于持久战和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理论基础上的。因此，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毛泽东关于抗战军事理论中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他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广泛地动员和发动人民群众投入到游击战之中，让日军逐步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一大创举，也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根本原因。这与蒋介石压制各界抗战呼声、脱离人民群众，形成了鲜明对照。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国民政府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制定了第二期抗战方针。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这说明蒋介石已接受了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观点。1939年2月，国民党军训部在湖南开办游击战干部培训班，特别邀请了中共方面叶剑英任培训班的副教育长，由中共又派出了29人前往任教。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还向任教育长的汤恩伯推荐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摘要印发学员作为重要教材。另据老一代革命家陈云同志的回忆，他当年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感到很受教育和启发、十分佩服。
抗日战争的实践表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八路军、新四军和江南游击队的科学理论武装和军事战略指导，对国民党在抗战相持阶段的战略战术指导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召开过多次军事会议和制定对日作战的指导方针，均未达到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水平，因而在多次大会战中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四、领导了敌后抗战，转变了实力对比
国民党在战略防御阶段的被动防御作战，打掉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1939年10月，正面战场的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日军因兵力不足，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认为，在战略相持阶段，敌我双方处于犬牙交错形态，这个阶段努力的好，敌强我弱的实力对比就会发生根本转变。史实确实如此，而完成实力对比根本转变这一任务的，正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
过去认为，敌后抗战主要起牵制日军的作用，只是正面战场的辅助力量，或者用“互相配合、相辅相成”来圆场。现在看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既是时间认知上的错位，也是对敌后游击战战略地位缺乏深入分析的表现。时间认知上的错位是指，把国民党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主力作用也视为战略相持阶段及以后的主力；对敌后游击战战略地位缺乏深刻的认识，主要是指只看到游击战作战规模小，起不到大兵团的决战作用。从表面上看，游击战是多股小股部队分散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但成千上万个小股部队的游击战，合起来就是多次大兵团作战，是积诸多小胜为大胜；是发挥我国地广人多之优势和克服装器装备落后之劣势的有效途径，是以弱胜强的法宝和必由之路。为说明这个问题，本文列出以下两组数据。
第一组是共产党在敌后战场所对应的日军兵力及在国共两党各占的比重（不含东北）。1939年，日军对敌后解放区作战使用兵力为54万人，占侵华总兵力的62%；1940年为47万，占58%；1941年至1942年为40万，占70%；1943年末为35万，占58%。
第二组数据是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发展。八路军列编组成时只有5万人，其中，奔赴抗战（二战区）前线的主力部队为万人，在延安留守的约4000人；新四军刚组建时为万人，“皖南事变”后仅剩2000多人，后由陈毅任军长、刘少奇兼任政委，重新组建和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两者合计的兵力变化是：1938年为万；1939年为32万；1940年为50万；1941年为44万；1942年为45万；1943年为万（含华南游击队万）；1944年为万（含华南游击队2万）。1945年8月前为91万，另有民兵已达到200万人。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以105个团的兵力发起“百团大战”后，日军便将侵华的重点转入对准共产党及其八路军的多次“大扫荡”，对国民党则实行以诱降为主的政策。从全面抗战八年的时段划分看，国民党作为主力抗战，主要集中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一年多之中；共产党作为领导敌后武装力量和民众的抗战，则存在于相持阶段的五年多之中。从战略相持阶段开始，敌后战场已转变为主战场，共产党已逐步为抗日战争的主力。
可以说，“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个突出特点。1944年4月至12月，日军为打通从中国北部通向越、缅的陆上交通，建立与南洋日军的联系，在已处于走向弱势情况下发动了“豫湘桂大战”。在这次大战中，日军从东北和华北抽调的兵力为51万人，国民党守军中的第一、四、九的三大战区共有130万守军，兵力是日军的倍。但在双方作战中，国民党一路溃败，有的则不战而逃。“豫湘桂大战”中，日军损失3万人，国军则损失了60万人，战损比为1：20，国民党军队在此役后已完全丧失了对日作战的主力地位。
五、冲破了反共逆流，实施了战略反攻
在抗日战争中，国共实现了必要的合作，但蒋介石对于合作是被迫的，始终包藏着祸心，共产党在抗战中也始终面临着腹背受敌的风险。因此，在抗战期间，坚定的立场、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抗战的精神支柱，也是实现对日战略反攻的基本条件。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曾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产生于1939年12月，主要是胡宗南在西北指挥其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阎锡山在山西对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发动进攻。第二次是指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国民党以7个师8万人的兵力“围剿”新四军，使新四军牺牲了80%以上。第三次发生于1943年6月，蒋介石借共产国际解散之际，要求“取消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并密令胡宗南以2个集团军的兵力分九路围攻延安。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逆流，对共产党造成了巨大损失，但在国内外舆论压力和共产党的抵制下未能最终得逞；反倒使共产党百炼成钢、不断发展壮大，并成为抗日战争中实施战略反攻的主要力量。
在抗日战争进入局部反攻后，考虑到蒋介石对日作战的败多胜少和指挥无能，毛泽东于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明确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过去更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共作战2万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和敌据点2500多个，收服了大量失地，与国民党的大败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进入1945年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游击队，又发起了春季攻势作战，形成了在华北、华中、华南和含陕甘宁边区在内的18个大片区根据地（约有1亿人口），使日军只能蜗居于若干大城市和防守于部分交通干线。
1945年8月6日，美国抢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之前，向日本投放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同日午夜12时，朱德总司令向解放区居民发布了大反攻第1号令。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但是，这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还远在大西南，这就是说，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就没有参与战略反攻作战。
为抢占胜利果实，蒋介石于8月11日电令解放区居民“原地驻守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同时，蒋介石还与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茨相勾结，以赦免“战争罪犯”为条件，令其不得向共产党投降；并由美国派飞机和军舰向东北和华北为其运兵。对此，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所发表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就指出：国民党在抗战中发动过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在抗战中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现在胜利了，这位委员长要下峨眉山“摘桃子”了；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权必夺、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力和果实绝不允许丧失。
在长达14年的时间内，日本军国主义者投入的侵华总兵力累计达200万，仅“南京大屠杀”就残杀了中国军民30万人，造成中国战争消耗和经济损失6000亿元，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为奋起反抗，中国投入的兵力累计达560多万，伤亡380多万，民众伤亡以千万计；毙伤日军150余万，毙伤伪军约125万；战争结束时，接受日军投降128万人，接受伪军投降146万人。其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作战万次，自身伤亡56万多人，毙伤日军万人，毙伤伪军占比95%左右，作战绩效远高于国民党。
结语：
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的重大意义，不在于歼敌与俘获的多少，而在于它出师即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全国军民树立了敢打必胜的典范。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突出表现为她在抗战全过程中的坚定立场和英勇善战的先锋模范作用。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不佳，没有起到执政党和占有大量资源应起的作用，反映了其右翼势力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局限，突出表现为战略指导上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战役指挥上的“消极防御、尽力避战”。因此，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以其“抗日立场的坚定性、战略指导的科学性和战术运用的创新性、灵活性”，必然地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和最终决定力量。但我们对国民党中广大爱国官兵则不应以“胜败论英雄”，其中，1935年的“长城抗战”等则虽败犹荣。他们对抗日战争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同样值得我们纪念和尊敬。
当今世界，武器装备的 科技 化和军队建设的现代化具有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人心向背和战略指导仍然具有决定意义。抗日战争的 历史 表明，好战必亡、惧战必危，要想和平崛起，必须“导弹竖起”；爱好和平与守护国家安全，必须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树立“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心。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谨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作战的前辈们致敬！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的盟国和友军致敬！
参考文献与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合订一卷本。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 历史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3]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再版。
注释：
近年来，史学界对中共党史中“歼灭”日伪军数量有较大争议。本文作者经查阅相关资料(含日本“靖国神社”记载)和研究后认为，将国共两党“歼灭”日伪军数界定为“毙伤”日伪军数更为妥当。
（作者简介：王保庆，河南理工大学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太行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军事科学院原战略研究部研究员；王艳红，河南理工大学宣传部部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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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年前，1945年8月15日，一个令中国人民欢欣鼓舞、倍感自豪的日子：日本无条件投降。经过中华儿女的英勇斗争，无数人的流血牺牲，我们终于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近代100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侵略取得的第一完全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在这场与日本侵略者展开的拼死搏斗中，中国人民表现出巨大的民族觉醒，战前的民族团结，万众一心，前仆后继，彻底打败了侵略者。历史充分说明，中国人民之所以创造了弱国战强国的伟大胜利，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正义，可歌可泣的战斗事迹，是他们推动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他们浴血奋战于抗战的最前线，是他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军民为抗日战争做出了伟大贡献。太行山上，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指反法西斯，壮烈牺牲；狼牙山顶，五壮士舍身跳崖；晋察冀边区，雨来智取鬼子……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时期，那些悲壮义举，铁骨忠魂，历史和人民不会忘记。在我们中华历史上曾蒙受巨大的耻辱，给予人民沉重的灾难，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英勇抗争，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多少人为了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而抛头颅，洒热血！大家抚摸一下胸前的红领巾，抬头望望血红的国旗，那井冈山上染红的杜鹃，长征路上烈火烧红的天空；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同志当年南征北战、重振中华的往事；红军时期宁死不屈的各位烈士，指挥战争不怕牺牲的杨成武，抗日战争时期那些坚信着“头可断，血可流，阵地不能丢”的英雄烈士们……就是他们，用革命先驱用鲜血、用生命给所有的人换来了今天美好的生活！我们应该珍惜这美好的日子，立志勤奋学习，为建设绿色家园做好准备吧！在抗日战争中，有多少民族英雄壮烈牺牲，虽然他们已经死了，但他们那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将会成为永久的丰碑，永垂不朽！通过重温那一段悲壮、激越的民族记忆，使我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多少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从此，我要勤奋学习，快乐生活，全面发展，为建设泰安：“蓝天、碧水、青山”绿色家园做好全面准备。
历史无言精神不朽 ——纪念抗战胜利 七十周年丨 文学一段岁月，波澜壮阔，刻骨铭心。一种精神，穿越历史，辉映未来。这是一个极其伟大而又不堪回首的日子；这是一个极其自豪而又惨烈不已的日子；这是一个极其骄傲而又愤怒非凡的日子。还记得七十年前，七十年前那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还记得七十年前，七十年前那触目惊心的“万人坑”；还记得七十年前，六七十年前那令人发指的活人实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噩梦，面对这群恶如豺狼的日本侵略者这一不速之客,手无寸铁的华夏人民慌张失措。一时间，英年早逝的，不幸夭折的，晚年遇害的，一切的一切都遭到残害。“中国是一只沉睡的雄狮。”拿破仑铿锵有力的一字一句依然萦绕在耳边。在惨痛的灾难下，在可怕的压迫下，雄狮苏醒了。他满腔怒火，血液里驰骋着一股强大的抗战精神。顿时，手足无措的人们开始集结起来，开始一致起来，开始凝聚力量，凭借那一股抗战精神，反戈一击，给予不速之客以重重一拳。当中华民族彻底夺取抗战胜利之时，经过血与火的淬炼的抗战精神终于在历史星空中定格，成为永恒。七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特色主义事业处于又一个关键时期。伟大的抗战精神昭告我们：万众一心，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敢于胜利，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不仅仅能够击败任何外来侵略，而且必将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神舟六号”向全世界昭示着神州大地的强大潜力；随着一阵欢呼雀跃，纳米技术也让每一个中国人自豪；随着水流的“哗哗”声，伟大的三峡工程也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伴着抗战精神将中华推进发展，“支那猪”的“名号”已销声匿迹，“东亚病夫”的嘘声也被一块块逞亮的金牌的证明而无法辩驳。历史无言，精神不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伟大的抗战精神，为中华民族精神注入新的元素和更为丰富的内涵。这是一面旗帜，迎风招展，猎猎飘扬。这是永远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实现理想的强大动力！
抗日战争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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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是袁枚的一首咏物之作。小小的苔花，不输高贵的牡丹，努力把自己的人生盛开成一朵朵缤纷。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像苔花一样生活的人，他们用平凡书写着伟大，用努力绽放着属于自己的精彩。
桂立崖畔，倔强如梅
张桂梅，一位虽然平凡但却伟大的女子。17岁到云南支教，看到许多穷人家才十五、六岁的女孩被家里逼着嫁人而辍学。从那以后，张桂梅就想要创办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贫困家庭的女孩们也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她用了六年的时间去筹集建校的资金，最终华坪女高成立了。在这所学校里，1800多个大山里的姑娘实现了大学梦。而她因为长年累月的劳累患上了数十种病症，身体已不堪重负。张桂梅犹如一枝独立涯畔的桂花，芬芳了华坪女子的岁月，又如一枝倔强的梅花，用她的大爱书写着师者博大的襟怀。
狭窄小巷，饭菜飘香
“老板分我一个灶台”“好嘞”这样的对话几乎每天都在万佐成和熊庚香的小摊中上演。万家夫妇原本是在江西一家肿瘤医院旁的小巷里卖油条。有一天，一位母亲来到摊上，说孩子住了院就想吃口妈妈做的饭，想要借用他们的灶台做一顿饭。夫妻二人二话没说同意了，并且还以多余的火为借口没有收钱。从那天过后，越来越多的人来借灶台，亲手为自己的亲人做菜，于是夫妻二人用尽自己微薄的积蓄购买了十几个灶台，摆在巷子里供人们使用，并且只收两三元的使用费。自此，饭菜的气味香飘十里，夫妻二人的爱心更是溢满人们的心田。他们用一方小小的灶台，唱响了人间凡人大爱。
黄衣小哥，暖如灿阳
新冠疫情期间，有一群平凡的人，他们用行动默默地支持着武汉人民抗疫。汪勇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春节期间，他瞒着家里人，每天为医务人员和隔离在家的人们送外卖。他还组织其他的志愿者们接送医务人员回家，为医务人员运送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外卖小哥。汪勇一袭黄衣，像一位披着金甲的战士，战疫情，传温暖，他如一缕暖阳给人民带来了希望，这样的人生是灿烂的，熠熠闪光的。
张桂梅、万佐成夫妇、汪勇，他们都只是社会中最普通的那些人：教师、商贩、外卖小哥，他们捧着一颗无私奉献的心，如同苔花一般，虽渺小，却一点不输高贵的牡丹，用大爱谱写最不平凡的乐曲。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向他们学习，努力活出生命的精彩!
东方的这头雄狮早已觉醒，朝日喷薄欲出。近百年来，中国从百废待兴到伟大复兴，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强起来了！”
在历史长河中，总会有人挺身而出，扛下历史的重任。那些以救亡图存、探寻变革之路的人，仁人志士们便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大清王朝以名存实亡，百姓惶恐、社会动荡，就连李鸿章也称中华正处于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无数仁人志士正式开始了探寻富国强兵之路。鲁迅弃医从文，以有力的文字，讽刺并批评了社会的不良风气与现象，李大钊对叛乱深恶痛绝，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维新变法、宣传新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但是有这么一群人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变革之路，才让中国焕发出了一丝生的希望。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中国人民是在摸黑探索着前进的道路，那么中国共产党就是一座明亮的灯塔，指引并带领着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注入了活力，使人们始终坚信中国会走向伟大复兴。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赴汤蹈火，以正义和顽强的精神保护好了这片国土，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共产党出台一系列措施，让中国快速发展……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才焕然一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也由此改变，形成了新的历史变局。
新的时代，新的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依旧存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如今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面貌正如一轮光芒四射的朝日，它正尽情绽放着耀眼的光芒。中国正以自己的姿态向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展示着自己的力量：中国天眼的问世震惊了全世界，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与建设，成为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桥梁……经过百年奋斗，中华民族终于走到了距离伟大复兴最近的地方，而未来，中华民族也不会停止奋斗。
从百废待兴到伟大复兴，从被看不起到站起来，中国这头雄狮正以傲人的身姿屹立在世界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值得我们去努力和奋斗。
对于初三学生来说，多看一些优秀作文，对于提升中考作文写作水平是有很大的帮助。下面为大家分享一些初三优秀议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中国在历史的长河里，经历了一次抗日战争。这是一场长达八年的，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的守卫祖国战。在这场战争中，涌现出了许多令人钦佩的勇士，也体现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
抗战精神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团结一致，不畏强暴，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捍卫领土，追求民族解放的精神。”对于那些英雄，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应当好好铭记；对于这种精神，应当好好传承。
我们现在的生活是许许多多的战士拼出来的。对他们，我们应当怀着无比的尊敬。他们敢于抛弃自己的生活不顾，换来后人的安稳。
曾经叱吒天下的英雄，如今却只剩一堆骨灰；曾经辉煌的过去，早已成了历史。如今的人们敬仰的不仅是革命英雄，还有革命的大无畏精神。一个人无法战斗，十万人也无法战斗。真正的战斗力量，来自源源不息的精神。只有抗战精神能代代相传，中国才会强大，才会独立自由。
事实证明，抗战精神是很重要的。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残忍屠杀30万平民固然可恨，但我们依旧要反省自己。第一，为什么没有疏散平民？因为当时没把平民放在第一位也没有想到日军会进行屠杀。这是对敌人的松懈，从而导致了惨案的发生。第二，为什么没有抵抗？出于蒋介石的懦弱，从而弃南京城不顾，这是对战争的松懈，是南京大屠杀的根本原因。有人会认为“武器差距大，打了也白打”。飞机在1903年问世，坦克在1916年问世。而抗战时的中国普遍只有步枪，却取得了胜利，这是为什么？上甘岭战役，中国对战更强大的美国，敌人投入4万兵力，中国同样也是4万余人；敌人倾泄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枚航弹，志愿军发射炮弹40万发。最后中国又取得了胜利，这又是为什么？抗战精神是中国力量的源泉，是中国胜利的基础，是老一辈留给我们的重要精神。
在现在和平的时代，即使没有战争，我们不应该忘却抗战精神。我们要勤奋学习，积极获取新知识。以后为祖国做贡献。实力的均衡换来和平，在这个大国与大国相互竞争，虎视眈眈的时代。我们更不能松懈。一旦松懈，导致的就是一代人才骨干的空缺，就会让敌人趁虚而入，中国会再度沦亡。
格守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创造更好的中国。
在美国曾经有这样一个既励志又奈人寻味的故事：一位年迈的芝加哥老妇人徒步来到了伟大的首都华盛顿，并且游览了整个城市的风土人情与各处有名的景点。当一位记者怀着崇敬的心态询问老人是如何坚持跋涉这么遥远的路程的时候，这位老人以农民纯扑的话语说到：我从家里迈出了第一步，然后又一步步地坚持走下去，最后我便来到了这里。
看了这个故事，我在敬佩这位老人的同时，同时也深思了良久。是啊，简朴的话语里却透露出深刻的哲理与人生的启迪。没有行动便不会有成功。有了理想与目标，就应当脚踏实地，一心一意，持之以恒地去落实，去实现它。既使这个目标十分的遥远与渺茫，我们也不应该灰心丧气，失去了做事的耐心与信心。因为我相信，再遥远的路程，再遥远的目标，它也是有一个恒定的距离，每一天我都坚持走一段路，做一些事，那么这个恒定的距离绝对不会去无故增加，只会一天天的减少。而希望与胜利却一天天向我们挪近，完成理想的概率则在增加，但这一切成果的前提是你具有耐心，信心，恒心。一天天在为心中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俗话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所诠释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理想人人都拥有，但成功的人却寥寥可数。这是什幺原因导致的呢？关键|则在于行动与付出。有句话叫做：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历史上战国时期纸上谈兵的赵括就是前车之鉴。理想与目标对于成功来讲固然是重要因素，但行动与付出则是决定因素。由此可见，付出比理想重要的多，因为人的想法与欲望拥有千万种，但实理心中的理想却只有一种途径，只有你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才会有后来的无数步，以至最后成功的终点
所以总的来讲，人生存在的意义就是取得辉煌的成就，而实现它的决定因素则是实践与付出，你的付出有的少，收获就会有多少。这个理论来源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生活是如此，做事是如此，成功更是如此。只有你勇敢地走出第一步，才会有勇气与信心继续走下去。千里之行，则取于足下。
言而有信，是做人的关键。只有诚信的人，才会踏实进步；只有诚信的人，才会事业有成。诚信是黑暗中的一支烛，照亮你前行的路。诚信是人生航船的楫桨，控制着人生的航线。我们也许不能成为一个圣人，但可以成为一个讲诚信的人。
古人有云：“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小小的诚信就是一种爱的衍射，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反映。一次守诺，一声问候，一份无欺，一个践约，举手投足之间，诚信不断得到积累沉淀。这种积淀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对心灵的净化，对灵魂的洗涤。把诚信融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才能对我们的思想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心存诚信，让爱心传递。菜店老板刘同利始终把顾客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诚信加上新鲜、质量上乘的菜品，让菜店的生意越来越好。将平凡人的道德，从传统人格信任转换成城市生活的处世信任，感染了身边人。诚信待人，从不见利忘义，乃为人处世之要。由打工仔到“包工头”的马虎感慨，支撑他走到今天的，就是12个字：本分做人，诚信做事，奉献社会。创业道路充满辛酸，但是，待人与做事的实在成就马虎的事业。诚信做人不忘本，前程似锦。他们把信化作火种，让爱之火燎原。
“打工皇帝”唐骏因“造假门”而遭遇诚信危机，他的成功到底是可以复制的，还是可以购买的呢？作为公众人物，完全没有必要用虚假的东西赢得人们的认可。人们还是将真实、守信、诚实视为做人的基础吧。做人如果失去了道德底线，那他的人生注定暗淡无光。
心存诚信，施诚于人，方为积善。刘美松携诚信出发，赢得222张“白条子”；韩信把曾有助于自己的老人接到自己的宫殿里，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对待她。“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让我们像海子那样，用一颗善良的心去祝愿：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在尘世间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积诚而德。让我们一起捍卫诚信，做一个有诚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