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文化论文宋词研究报告

1. 关于古诗句的研究报告关于古诗句的研究报告 1. 如何引导学生写好关于古诗词的研究报告结题报告摘要本课题的研究旨在激发学生学习古典诗词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古诗词的积极性，通过诗歌鉴赏理论知识做铺垫，加上教师精练做指导，以及高考前适度专题训练，提高学生对古典诗词赏析的实践能力。整个课题研究过程遵循“诗歌鉴赏理论—实践—理论”的规律。通过教给学生鉴赏古典诗歌理论知识，激发学生学习诗歌的兴趣。通过诵读、实验、练习、创作等方法，适时、适地、适度地教给学生正确的鉴赏方法。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加深了学生古典诗歌的积淀，综合提高了学生的文化素养。同时也促进了课题组参与教师教学观念的更新和教学方式的改变。结题报告一、课题背景及界定（在什么背景下我遇到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的内涵是什么？）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古典诗词集意境美、情感美、语言美，韵律美于一体，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用心去诵读、去体会。两千年前，先哲孔子身体力行传播“诗教”。今天，我们同样要重视古诗词教学。从承载文化遗产这方面而言，古典诗歌有着其他文本所不具有的优势。特别是进入高中新课程改革，高中语文必修和选修课本中都收录了大量优秀的古典诗词，从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到唐诗宋词，无不反映出现代教育对高中生文学作品赏析能力培养的重视。培养学生的古典诗歌鉴赏能力，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情趣，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潜能，发展个性，丰富精神世界。但目前高中学生对古典诗词的认识仅限于读读背背，满足于名句默写能挣到分，并没有深入理解诗歌的意境内容和情感；目光也仅限于课内诗词，并没有广泛涉猎延伸到课外，阅读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对诗歌的鉴赏仅限于浅层次的感知，懵懂乱猜，没有掌握系统科学的方法。针对学生学习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急需教师“答疑解惑”“授之以渔”，对学生进行古典诗词赏析方法的指导。由于古诗词作为古代的一种文学存在，包含有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历史知识，作为最精粹的汉语言文学，又包蕴有丰富的情感和表达手段，因此，学会赏析古典诗词有一定的难度，对于普通高中的学生来说，更是如此。对于教师来说，也时常会遇到费时费力地教，学生能力却难以提高的窘境。大多数教师面对古典诗词的教学，都会产生许多困惑，有自身文学素养的欠缺，有欣赏方法的概念模糊及具体应用的困难，也有对基础薄弱学生的教之乏术。学术界也缺少对中学生赏析古诗词方法的具体指导，所以，在中学教学实际当中，确实有必要进行中学生古诗词赏析方法研究。本课题尝试通过教学实践和探究解决高中学生古诗词赏析方法的指导（如通过朗读、背诵、默写、赏析、解题等学习方法），致力于学生诗歌鉴赏能力的提高。二、理论依据及意义研究的理论、实践、政策依据。《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要求高中学生“背诵一定数量的我国古代诗文名篇，学习中国古典诗词格律的基础知识，了解相关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丰富文化积累，为形成传统文化的底蕴打下扎实基础。” 新课标在“课程目标”的“必修课程”部分中指出：能感受形象，品位语言，领悟作品的丰富内涵，体会其艺术表现力，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思考。《高考考纲》规定古诗词默写和欣赏是必考内容。近几年高考对古代诗歌考查的要求是：（1）鉴赏其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2）评价其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为本课题提供了直接的赏析方法理论指导，如“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如“置身诗境，缘景明情”，如“因声求气，吟咏诗韵”等，可以作为我们教学研究中的参考。我校的常规活动“晨读暮诵”，为同学们朗读背诵古诗词提供了时间保障。学校每年都会有“中华经典颂”诗歌诵读比赛，为学生展示古诗词朗诵才华提供了舞台。进行这一课题研究，1.有助于帮助指导高中学生进行古诗词赏析，落实课标有关古诗词的学习要求；2.有助于帮助参与研究教师在古诗词教学实践中提高指导能力；3.有助于提高学生高考古诗词部分成绩；4.也有助于总结出普遍而具体的方法供其他教师和同学们作为参考。三、研究的目标、内容、方法、步骤及过程研究目标： 1.让学生在接触、了解、诵读、鉴赏经典古诗文的同时，感受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其热爱传统文化的情感。 2.教给学生鉴赏诗歌的理论知识，激发学生诗歌学习兴趣。 3.在实践中探索研究高中学生古诗词赏析学习方法。 4.汲取诗歌中深厚的文化精神养料，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研究内容： 1.更新古诗词教学理念，改变传统教学方法，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 2.激发学生品读诗歌的兴趣。 3.引导学生反复诵读诗歌，增强语感，提升鉴赏能力。 4.注重诗歌鉴赏、答题方法的传授。研究方法、步骤及过程：结合教学实际，课题成员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各个年级身体力行，进行课题的实验与研究。1.开展活动各年级根据各自年级的指定篇目开展古诗词背诵活动，掀起了学习古诗词的热潮，夯实了古诗词的积累，为感悟赏析打下了坚实基础。 2.拓展练习各年级本着课内总结方法，课外提高能力的原则，在课内学习的基上，适当进行了。 2. 怎样才能做好关于诗的研究报告话说有点偏，希望对LZ你有所帮助噢~ ———— 一、古诗“专题学习”的内容古诗词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在中国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无数的文人墨客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流传久远的诗词名篇。为了便于学生积累、体验、感悟，我在小学高段古诗教学中进行了“专题学习”的尝试。经过多年的实践，构建了古诗“专题学习”的模块。使学生爱读古诗，会读古诗，提高了大多数同学的文学素养，丰富了学生的精神世界。古诗“专题学习”的模块主要分“人物专题”和“题材专题”两大类。学生通过大量古诗的诵读积累，从古诗题材、风格和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同中察异，异中见同的比较、感悟，从而更全面地认识诗作者，更准确把握作品的立意和思想感情倾向，进入作品美的意境，提高对古诗词的欣赏水平和能力。（一）“人物专题学习” “人物专题学习”主要是让学生了解诗人的生平，积累诗人的各种作品。在大量作品的诵读中体会不同诗人由于生活经历、感情气质、艺术素养等各不相同，因而在创作中表现出各自独特的格调、气派和趣味，也就是诗的风格。比如李白之诗清新飘逸洒脱，杜甫之诗沉郁顿挫，陶渊明之诗冲淡平和，王维之诗诗中有画，如苏轼、辛弃疾之词豪迈奔放，柳永、李清照之词婉约含蓄。了解诗人的风格，有利于学生体会诗歌的意境，把握诗人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人物专题学习”以诗人的写作风格为主线，然后进行相同或不同风格的作品对比赏析。即当教材中出现某个诗人的作品时，要引导学生以这个诗人为专题，收集诗人所写的诗歌，并结合教材内容进行拓展对比，整理体现诗人风格的诗句。在大量诗句的体验中，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丰富性，从而喜爱读古诗。“人物专题学习”可以分同一诗人作品的专题学习和不同诗人作品的专题学习。 1、“同一诗人作品”的专题学习同一诗人的作品比较欣赏主要是先把某一诗人的作品进行收集罗列，然后可以根据风格的相同和不同，主题的相同等，设计几个专题进行专题性学习。（1）同一诗人相同风格古诗专题学习。如教学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时，课前，让学生收集、诵读有关李白写的诗歌，对李白诗歌的风格有初步感受。课中，主要展开对比欣赏，合作交流充分感受诗人的独特的诗风。教学时可以预设如下提示： ● 自由读诗，借助注释、发挥想象，向同学、老师说说诗歌展示了怎样一幅画面。 ● 感情诵读，结合诗风，合作探讨，向同学、老师谈谈你体会到的诗人要表达的情感。 ● 拓展朗读，渗透积累，对比欣赏，和同学、老师聊聊有关反映诗人风格的诗句。《望庐山瀑布》是李白山水诗中的代表作。诗人用丰富的想象，热情奔放的语言，展现了庐山瀑布的壮观雄美。特别是“飞流直下三千尺”极力夸张写山的高。这种雄奇豪放的诗风，经过专题学习，学生发现下列诗句中也有充分体现： ▲ “白发三千丈……，” 《秋浦歌》 ▲ “天门中断楚江开……” 《望天门山》 ▲ “桃红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赠汪伦》当学生在大量地阅读、对比分析李白的作品后，一定会感受到他大气磅礴、飘逸洒脱的诗风。（2）同一诗人不同风格古诗专题学习。主要是结合教材内容，拓展进行不同诗风的作品对比欣赏，如把王维的山水诗和边塞诗作为一个专题学习。王维是唐代有名的山水诗人，他擅长音乐和国画，他在《竹里馆》、《鹿柴》等诗中用白描的手法描绘出了空山深林的幽静（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表达自己对幽静环境的喜爱（“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自然平淡的语言中充分体现了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独特诗风。但他在早年也写过具有激昂、雄浑之气势的诗篇，如《使至塞上》、《少年行》、《从军行》、《燕支行》等。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当学生读着有明显不同风格的诗句时，对古诗的表达形式的丰富性也有了感性的认识。此外，还可以分同一诗人同一主题（题目）古诗专题学习。如李白的《古朗月行》和《静夜思》都是写月亮这个主题的古诗，组织学生进行对比赏析。通过感悟不同时期，诗人对月的不同感受：儿童时期对月亮的认识是“白玉盘”、“瑶台镜”，这种幼稚而美好的认识随着岁月的流逝，人生经历的丰富在变化，明月就成了“思念故乡”的代名词。使学生体悟到诗歌就是诗人的心理路程，是诗人的情感流露。 2、“不同诗人作品”的专题学习不同诗人作品的专题学习主要是把两个或几个诗人的作品进行对比赏析，这是人物风格赏析的主要方法。一般建立在同一人物风格专题学习的基础上。在具体古诗研读中，深刻感受到诗人的写作风格特色。（1）不同诗人相同风格专题学习。当学生对陆游、苏轼、辛弃疾的写作风格有一定了解、感悟后可以把他们三人的作品进行一个主题进行教学。如选取陆游的《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诗。当学生对比赏析了陆游夸张的描绘（“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苏词磅礴的气势（“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和辛词的壮阔的境界“。 3. 找一篇关于宋词的研究报告唐诗过后是宋词[时间：2008-10-25|作者：未知|来源：]铺天盖地的流行歌曲整天家的在耳边轰鸣，让你不听也得听。看着追星族们如痴如醉的样子，不由你不相信这是一个它的时代，看看诗人们失魂落魄的样子，不由你不承认这是一个没有了诗歌的世界，曾经辉煌过的诗歌在这种似乎不怎么高雅的流行歌曲面前，只能低下高贵的头，用一句成语说叫"俯首称臣"。汉堡包三文治填饱肚皮就出发的快节奏生活里，人们不再有时间细细品味诗里精微幽深的滋味，老话说"诗肠须曲"，可是，含蓄委婉的诗只适于案头清赏，无论如何总比不上满街传唱的流行歌曲，浓浓的味道嗬嗬的喘声沙沙的嗓音和从丹田直奔喉咙的感情更让人觉得痛快。诗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真的成了阳春白雪，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真的沦落到曲高和寡，除了自己圈内人那几声喝彩外，很难享受到"掌声响起来"的惬意，这里用得上一句唐诗，叫"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也用得上一句歌词，叫"昨天的事情已经被人遗忘，挥挥手眼睛只看前方"。其实，腰缠万贯的中产阶级迈着有力的步伐傲然走进没落贵族的客厅，满腿泥巴的农民兄弟带着胜利的笑容滚一滚地主乡绅的牙床，急匆匆的打工步伐代替慢悠悠的田园散步，机器单调乏味的节奏换过鸡鸣桑间狗吠深巷的声响，这是时代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来的自然就有口味的变化，就象以前过年吃的鸡腿一下子成了平常饭桌上的家常菜和昔日忆苦思甜才用的窝头眨巴眼成了时髦的健美餐，文化这个玩艺儿很怪，不见得社会进化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有时候它也会跟你开个玩笑，当你觉得社会不断爬坡向上前进的时候，它却直个劲儿地向下滑行。于是有人哀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觉得整个文化似乎没救了似的；有人死抱一定之规，任凭风浪起，我自巍然不动，仿佛要做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准备在首阳山采薇采蕨。我的一个朋友曾用一种头可断血可流的坚定语气对我说，"我绝不听什么邓丽君之类的流行小曲"，尽管他根本不知道现在流行歌曲排行榜上就连什么四大天王都快过气了，还以为是十来年前的邓丽君时代，还有一个朋友则从鼻孔里喷出一缕气来对我说，"这些东西算个什么艺术，不过是通俗小调而已"，虽然他也知道这流行小调已经如水银泻地，连他的太太和儿子都被迷住，但他依然要恪守他那严正的立场。我没有这么立场坚定，有时也听听什么《星星点灯》、《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也觉得怪好听的，不过，我也不见得那么入迷，听了几遍也会腻歪，更想不通这种歌曲为什么要灌成那不能洗不易坏贵得厉害的CD唱片，难道这能听个千儿八百遍始终不厌？我并不蔑视这些流行曲词，有时候甚至觉得它比我们现在这种死样活气的诗坛上无病呻吟或故自艰涩的诗作更让人喜欢，不过，我也并不觉得这些流行曲词好到哪儿去，除了少数之外，相当多的词都是花拳绣腿或滥俗套话，根本不值得人把它当口头禅挂在嘴上更不值得把它当红玫瑰缀在胸前。但是，面对这满世界的流行歌曲，看着老少爷儿们都在那儿哼哼"何不潇洒走一回" ，看着诗歌集子版权页上越来越可怜的印数和诗人们脸上越来越惶惑的神情，我又不免产生一点儿疑惑，是不是"诗"的时代真的要让位给"歌"的时代，就象唐诗过后是宋词？《围城》里说方鸿渐到了赵辛楣家，听到无线电正在播放风行一时的流行歌曲《春之恋歌》，"心想该死该死，听这种歌好比看淫书淫画，是智力落后，神经失常的表示，不料赵辛楣失恋了会堕落至此"，其实这就是方鸿渐的偏见了。文化人没有必要对流行歌曲作出一副高傲的不屑模样，这种不屑常常是对自己文化身份的显示，也常常是当自己文化阶层的标签，划地为牢和固步自封是同义词，流行歌曲唱的人多好象就成了大众快餐，进不得文化人的雅座，可是，对唐诗宋词吟味不已的文化人怎么也不想想，词在当年也是被轻蔑地称作"诗余"——仿佛诗歌上掉下来的土渣儿——的流行歌曲，你尽管可以"连眼珠都不转过去"，但谁敢断言诗坛的明天就不会象宋词继唐诗，元曲继宋词一样？当年柳永那种让满世界人传唱的"酸曲儿"就是如今的流行歌曲，也没有哪一位会把柳永从《全宋词》里剔出去以纯洁文化队伍，那么我们的专家学者为什么就不能屈尊光顾一下满天飞的流行歌曲呢？整日里摇头晃脑吟味不已的"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在梦中"，翻成白话到底和流行歌曲有多大差别？仔细看看最近的流行歌曲，其实文人不必保持那种无谓的骄傲，流行歌曲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只会用甜得发腻的情话缠绕少男少女了，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为赋新词强说愁"似地硬拧眼泪了，好象渐渐长大了似的，"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点到天明"，渐渐有了一点思乡愁绪、有了一点人生唱叹、有了一点社会关切、有了一点故旧情怀。从《爱你爱不够》到了《我想有个家》，从《路边的野花你莫要采》到了《爱一个人是很痛苦的事》，就连谈情说爱的歌词。 4. 古诗句报告登鹳雀楼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注释] 1.鹳雀楼：旧址在山西永济县，楼高三层，前对中条山，下临黄河。传说常有鹳雀在此停留，故有此名。 2.白日：太阳。 3.依：依傍。这句话是说太阳依傍山峦沉落。 4.穷：尽。 [简析] 这首诗写诗人在登高望远中表现出来的不凡的胸襟抱负，反映了盛唐时期人们昂扬向上的进取精神。前两句写所见。“白日依山尽”写远景，写山。作者站在鹳雀楼上向西眺望，只见云海苍茫，山色空蒙。由于云遮雾绕，太阳变白，挨着山峰西沉。 “黄河入海流”写近景，写水。楼下滔滔的黄河奔流入海。这两句画面壮丽，气势宏大，读后令人振奋。后两句写所想。 “欲穷千里目”，写诗人一种无止境探求的愿望，还想看得更远，看到目力所能达到的地方，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站得更高些，“更上一层楼”。“千里”“一层”，都是虚数，是诗人想象中纵横两方面的空间。 “欲穷”“更上”词语中包含了多少希望，多少憧憬。这两句诗，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它形象地提示了一个哲理：登高，才能望远；望远，必须登高。这首诗由两联十分工整的对仗句组成。前两句“白日”和“黄河”两个名词相对，“白”与“黄”两个色彩相对，“依”与“入”两个动词相对。后两句也如此，构成了形式上的完美。鹳雀楼，旧址在山西永济县，黄河中的一个小岗上，后被洪水冲没。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山名）下瞰大河。”可见冲没是宋以后的事了。王之涣（688-742），字季凌，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后迁居绛州（今山西绛县）。唐代诗人。鹳雀楼，又名鹳鹊楼，位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古城西面的黄河东岸，因为当时有鹳雀栖息其上而得名。它与武昌黄鹤楼、洞庭湖畔岳阳楼、南昌滕王阁齐名，被誉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楼。鹳雀楼建于北周（公元557—581年），楼体壮观，结构奇巧，风景秀丽。唐、宋两朝，文人学士登鹳雀楼欣赏美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堪称千古绝唱，流传于海内外。千百年来，鹳雀楼一直是供游人登高远望山河，放歌抒发情怀的游览胜地，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象征，激励着炎黄子孙的振兴之志。鹳雀楼经历了唐、宋两朝，可惜被元初（公元1272年）的一场战火烧毁了，后来又由于黄河泛滥，淹没了遗址，使数百年来无数观光的游人只能望河兴叹，空留下无尽的遗憾。鹳雀楼已于1999年开始重建，2001年落成。 5. 有关古典诗词中的意蕴的研究报告浅谈古诗词鉴赏中的意象和意境[李支舜] 浅谈古诗词鉴赏中的意象和意境李支舜意象和意境是诗家写诗、评论家评诗经常用到的两个术语，也是我们欣赏古诗词时必须要掌握的两个的重点，更是要分辨的两个难点。比如全国语文高考卷曾考过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一诗：“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诗中“折柳”的寓意是什么？“折柳”在这首诗里就是一个意象，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指曲名，即一支汉乐府古曲《折杨柳》，此曲抒写的是离别行旅之苦。二是指一种习俗，一个场景，一种情绪，古代离别的时候，往往从路边折柳枝相送，杨柳依依正好借以表达恋恋不舍的心情。折柳几乎就是离别的同义语。在古诗词学习和鉴赏中，类似“折柳”的意象还很多。下面谈谈有关意象和意境问题。意象意象就是（物）象与（情）意的组合。即诗中的形象，它不仅包含人物形象，也包括诗中所写的景和物，还包含了作者的情思。诗歌意象因物象的不同，有的是景，有的是物；有的是事，有的是人；有的是单一的，有的是多个的。如苏轼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词人的怅惘心境正是由“缺月”、“疏桐”、“幽人”、“孤鸿”、“寒枝”等意象来表达的。王维《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由“竹林”、“孤琴”、“长啸”、“明月”等构成了清幽绝俗的意境。白居易《忆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江花”、“江水”两个意象就足以说明白居易的快乐生活。再如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中，通过“杨柳”、“晓风”、“残月”等意象，就能知道所传达出来的是伤别情怀。意境意境是诗人的主观情思与客观景物相交融而创造出来的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诗歌创作离不开意象，意象的选择只是第一步，是诗的基础；组合意象创造出“意与境谐”的诗的艺术境界才是目的。意境与意象在本质上有一定的联系，它们都是主观与客观统一的产物，都是情与物的结合体。但它们又有区别：从形式上看，意象与词句相关，意境则与全篇对应。如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这首诗有如下意象：黄鹤楼、烟花、孤帆、长江等。这些意象组合起来便成了一幅融情于境的画面：诗中没有直抒对友人依依不舍的眷念，而是通过孤帆消失，江水悠悠和久立江边若有所失的诗人形象，表达送别友人的深情挚意。字面上句句写景，实际上句句都在抒情，可谓一切景语皆情语。再如贺铸《青玉案》中“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这三个意象组成一个整体，艺术地回答了“试问闲愁都几许？”它不是三个意象的简单相加，而是形成了一个感人的艺术境界：闲愁像无边无际的如烟青草，似狂飞乱舞的满城飞絮，若凄清迷茫的黄梅时雨。一般来说，诗像不像诗，有无诗味，主要看意象；诗美不美，有无意蕴，主要则看意境。由诗味到诗美，实际上就是由意象到意境的挖掘过程。离开了意象，就无以谈意境。因此，在诗词中，起点是意象，终点却是意境。常见意象的寓意古诗中的意象，一般有相对固定的寓意，如“梅”是“孤独”、“寂寞”、“孤芳自赏”、“高洁伟岸”的代名词；“蝉”是“惜时光”、“痛别离”、“苦远游”、“感身世”的同义语。【花草树木类】花开：希望青春人生的灿烂；花落：凋零失意人生、事业的挫；折菊：隐逸高洁脱俗；梅：傲雪坚强不屈不挠；兰：高洁；牡丹：富贵美好；草：生命力强生生不息；禾黍：黍离之悲（国家的今盛昔衰）；绿叶：生命力希望活力；黄叶：凋零成熟美人迟暮；松柏：傲岸坚强生命力；竹：气节积极向上；梧桐：凄苦；柳：送别伤感春天的美好【飞禽走兽类】子规：悲惨凄恻猿；猴：哀伤凄厉鸿；鸽：理想追求；鱼：自由惬意；（孤）雁：孤独思乡消息；鹰：刚劲自由事业的成功；狗、鸡：生活气息田园生活；（瘦）马：奔腾追求漂泊；乌鸦：小人俗客庸夫；沙鸥：飘零伤感【风霜雨雪类】海：辽阔力量气势；海浪：人生的起伏海；浪的汹涌：人生的凶险江湖的诡谲；江水：时光的流逝；烟雾：情感的朦胧、惨淡；小雨：春景希望生机；暴雨：残酷热情；春风：旷达欢愉希望；东风：春天美好；西风：落寞，惆怅衰败；狂风：作乱；霜：人生易老社会环境恶劣；雪：纯洁美好环境的恶劣；露：人生短促生命易逝；云：游子飘泊；石灰；天阴：压抑愁苦寂寞天晴：欢愉光明【颜色器物类】白：纯洁无瑕丧事；红：热情奔放青春喜事；绿：希望活力和平；蓝：高雅忧郁；黄：温暖平和；紫：高贵神秘；黑：黑暗绝望庄重神秘；玉：高洁脱俗；珍珠：美丽无瑕；簪缨（冠）：官位名望【其它类】酒：欢悦得意失意愁苦；英雄：追慕自愧自叹；小人：鄙夷明志自省鞭挞；古迹：怀旧明志昔盛今衰（国家）衰败萧条；破晓：初现希望；深夜：愁思怀旧；乡村：思归厌俗田园风光生。

宋词研究报告一、问题的提出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它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今天我展开了对宋词的研究。二、查阅方法·搜集资料·查阅书籍三、资料整理·派别（1）豪放派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陈亮、陆游、张孝祥、张元干、刘过等。主要特点:豪放派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风格的作品。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和领袖。豪放词派不但屹然别立一宗，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2)婉约派代表人物：柳永、晏殊、晏几道、周邦彦、李清照、秦观、姜夔、吴文英、李煜、欧阳修等。主要特点：婉约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宋词的五种类别（1）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以内)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有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2）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3）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4）按创作风格分可以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词牌名（1）词有词牌，即曲调。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如《水调歌头》、《念奴娇》、《如梦令》……“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如《十六字令》、《如梦令》、《捣练子令》等。“引”和 “近”一般比较长，如《江梅引》、《阳关引》、《祝英台近》、《诉衷情近》。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词牌如《木兰花慢》、《雨霖铃慢》等。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据清代毛先舒《填词名解》之说，58字以内为小令， 59—90字为中调，90字以外为长调。最长的词调《莺啼序》，240字。（2）一定的词牌反映着一定的声情。词牌名称的由来，多数已不可考。只有《菩萨蛮》、《忆秦娥》等少数有本事词。词的韵脚，是音乐上停顿的地方。一般不换韵。有的句句押，有的隔句押，还有的几句押。象五、七言诗一样，词讲究平仄。而仄声又要分上、去、入。可以叠字。四、结论宋词中有表现爱国爱家的,如陆游,有表现儿女情长的,如柳永……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宋词和唐诗一样是中国古代文化精华，古人在平时生活中对万事万物产生了感想，用精练优美的语言表达出来。宋词是中华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分享：

慢词，古人从字数着眼，也称为“长调”。词的分段叫“分片”，除单调外，一首词多由上、下两片组成，慢词有多至三四片者。词在唐五代即由文人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引进教坊和诗坛，但所作仍以小令为主，齐言、杂言并存。慢词的大量出现，则是北宋中期的创造。从此宋词曲调大盛，兼备众体，蔚为中国诗歌史上与唐诗并峙的另一个高峰。两宋词坛的勃兴是在北宋建国七八十年之后的宋仁宗赵祯时期，代表作家有晏殊（991－1055）、欧阳修、张先（990－1078）、柳永等人。五代时，由于君主的提倡，南唐词坛特盛，晏殊、欧阳修等出自江南旧地的江西词人，沿袭南唐余绪，以风流自命，致力于创作短章小令、轻丽之词。柳永开始大量创作慢词长调，为此后宋词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传世的柳永《乐章集》二百余首，慢词就占一百多。著名的长调如《望海潮》（东南形胜）、《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以赋体的手法铺写都市生活和送别的场面，洋洋百余言，充分体现了慢词篇幅宏大、适于铺陈的特点，使宋词在唐代近体诗长于比兴的特点之外别树一帜。柳词的另一个贡献是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宋词的题材，把词的描写范围由士大夫的小庭深院引向市中都会；同时普及了词的歌唱，使之成为雅俗共赏、“天下咏之”的文艺形式。柳永词多为歌妓所作，故始终未脱“词为艳科”的传统束缚，这一缺点他与晏殊、欧阳修相同，另一位与柳永同时而齐名的张先，也不能免。其后以异军突起而主盟词坛的苏轼，在柳永开创的慢词长调的基础上，进一步“以诗入词”，完全突破了词的传统题材和传统风格，扩大了词的境界，提高了词的品格，使之成为一种可以表现多方面内容的新诗体，因而为宋词的发展开辟了一个积极向上的新方向。关于苏轼词风与柳永的不同，宋人有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俞文豹《吹剑续录》）的说法。“大江东去”即《念奴娇•赤壁怀古》，与此相类的还有《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后世以“豪放派”概括苏轼的词风，大抵正着眼于这一部分作品。其实苏轼作词，刚柔相济，所著《东坡乐府》，其中婉约词亦不少。不过就文学史上的影响而言，最能代表苏词的，还是清雄之作。苏轼作词，以意为主，常常突破词律的束缚。这一点曾引起恪守传统词法的后起作家如李清照等人的不满。在当时，他的门人、著名词家秦观（1049－1100）也没有走他所开辟的道路。从秦观到李清照，一般被认为是婉约派词风的正宗。秦观有《淮海词》传世，代表作如《踏莎行》（雾失楼台）、《鹊桥仙》（纤云弄巧），声情并茂，语工而美，继承了柳永赠妓之作的遗风，而词品比他要高。李清照曾撰《词论》，力主词“别是一家”之说。传世的《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写深闺中的寂寞和年轻女子惜春的心情，具有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社会意义；晚年避乱江南所作的《声声慢》（寻寻觅觅），通过个人流离生活的描写，反映当时的民族灾难，以传统词风抒写深沉的爱国情怀，均是婉约词中思想价值较高的佳作。北宋后期的重要词人还有周邦彦（1056－1121）。周邦彦精通词律，能自度曲，宋徽宗时曾主持过中央音乐机关大晟府，是两宋注重音律一派词人承先启后的主要代表。著有《清真集》，以“本色”、“当行”盛行于世。南宋前期主盟词坛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作为时代的歌手，辛弃疾一生写了大量的词，有《稼轩长短句》六百二十多首，著名的如《破陈子•为陈同父赋壮词以寄之》、《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表现了当时重大的抗战、爱国主题，抒写了在把持朝政的投降派的排斥下，壮士报国无门的忧愤心情。从艺术上讲，稼轩词继承了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将“以诗为词”进一步发展到“以文为词”，使宋词的思想和艺术都取得了空前的杰出成就。后世以“苏、辛”并称，但辛弃疾又自成特色，一时仿效或倾慕者如张孝祥、韩元吉、陆游、陈亮及稍后的刘过、刘克庄等，世称辛派词人。南宋后期于辛词外别立一宗的是姜夔（1155？－1221?）。姜夔上承周邦彦，下开格律词派。著有《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多自度曲，如《扬州慢》等自度曲十七首，均旁注音谱，是现存宋人词集中仅见的完整的词曲谱。其时及稍后词坛较有影响者如吴文英、史达祖、王沂孙、周密、张炎等人，均远绍周邦彦，近师姜夔，以音律之讲究、辞句之精美为权舆，重形式而轻内容，与辛派词人走了相反的道路。倒是宋末爱国诗人文天祥以及刘辰翁（1232－1297）的一些词作，成为辛弃疾、陆游等爱国词的嗣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词在11－13世纪的繁荣，是包括与宋先后并存的辽、西夏、金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关于西夏“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和金海陵王完颜亮闻歌柳永《望海潮》，“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的记载，说明当时词的歌唱，已普及到中国西北、东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另据辽人王鼎《焚椒录》记载，辽道宗耶律洪基（1055－1101年在位）宣懿皇后萧观音曾创作了《回心院》等词作十多首。至于金代，以苏、辛词风为宗，出现了蔡松年、赵秉文、元好问等不少优秀词人。相传辛弃疾早年在北方曾从金人学词，成名之后，又成为金朝词人学习的榜样。当时中国虽暂时分裂为几个对立的政权，但在文化方面则是互相融合，相与并进的。词在11世纪中国的勃兴，有着多方面的社会原因。比如商品经济的发达，城市文化的兴起，以及歌妓制度的发展和士大夫公余生活的优容等。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士庶文化生活的需要和文艺形式的自身发展。沈括《梦溪笔谈》卷五“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的记载，叙述了音乐史上三个不同时代的配诗乐。“雅乐”即《诗经》中的《雅》、《颂》，“清乐”指汉魏六朝的乐府，与唐宋词配合的主要就是“宴（燕）乐”。任何一种文艺形式的产生，总与社会上文化娱乐生活的价值取向有关，配乐演唱，乃是社会对诗歌创作的传统要求。盛唐诗歌，特别是近体绝句，本也有入乐者，宋诗承中晚唐之余，向散文化、议论化发展，愈益趋于书面文学化。于是适应秦楼楚馆助觞遣兴的词的创作也就逐渐兴盛起来了。到元代，士民对文艺的兴趣转向另一种兼有表演性质的新形式，宋词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就被新起的元曲所替代。

你可以参考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对你来说,它应该是有价值的。

旧唐书宫廷饮食礼仪研究论文

写作思路：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上的饮食文化进行追溯描述，从古至今的饮食的传承与发展等等，比如“以和为美”与中国食文化，“意境美与中国食文化”等等。

正文：

食文化历史非常悠久，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就其内容来说非常广泛，包括烹饪基础理论、烹饪技法、食料食器、餐宴风俗、名厨名菜名楼以及“食文学”等。

中国食文化与中国传统美学的关系渊源流长，传统审美思想渗透到食文化的整个领域。因为中国饮食早已超越了维持生存的作用，不仅是为获得肉体存在的需要，而且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快感的需求，它如同绘画、音乐一样有着丰富多样的形式，以及深厚的审美意境和优雅的和谐美。从古到今，许多文人墨客通过撰文诵咏美食。

陆游的《鹧鸪天》、苏轼的《老饕赋》、《猪肉颂》、《黄洲食诗帖》等。名画《朝熙载夜宴图》描写了当时唐代餐宴的盛景。画像砖《进食图》生动地描写了店小二送食的情景。这些是中华食文化艺术表现形式的典范。

“美”在中国传统艺术语言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美”字的形成与食文化也有内在联系。古人认为，好吃就为美。后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于“美”字采用了“羊大为美”的说法。“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甘，美也，从口含一”。字的构成上“美”字也是“大”字与“羊”字的结合体。

从类审美意识的历史发展来看，人类对于美的感受是与味、声、色所引起的感官上的快感分不开的，其表现形式是直觉化的，二者都是属于自然感受的愉悦。美食所带来的味觉的快感中已蕴含了美感萌芽。羊作为六畜之一，主要是使用，也是美味的象征。

“羊大为美”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美的最原始的理解。中国也有许多文学艺术作品将味觉与艺术鉴赏联系在一起。如欧阳修：“近诗万古硬，咀嚼苦难嘬，又是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六一诗话》），苏轼：“成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送参寥师》）。人们也常用“余香满口”形容优美的诗句，用“秀色可餐”来形容姑娘的美貌等等。

和谐观作为中国传统辩证的思维方式，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根基。古人云“天地之道而美于和”，“天地之美，莫大于和”。“和”字从“禾”从“口”，“以和为美”的传统审美观念同样对中国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烹饪处处力求达到和谐的境地。

《周礼》中所说的“割烹煎和”，为“和”是贯穿烹饪全部过程的`。西周史伯提出了“五味以调口”，他认为“故先王以土与金木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调口……声一无听，物一无闻，味一无味，物一不讲”（《国语·郑语》），史伯认为单一口味的菜肴算不上美味，只有各种味道和才是美味。春秋时齐国的晏婴也提出“和如美羹”，用美羹来说明君臣和谐的道理。

其实，以和为美不但要求是味觉感官上的和谐而且也是与身体健康相统一。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已认识到摄取食物时偏好某一种味道或摄食过多均会引起疾病。《周礼·天官》就讲到，应该根据季节变化调节食物口味：“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只有每天摄入的食物与自然气候相调和，才能有健康的身体。

古人云：美食不如美器。菜肴与食器搭配生动地体现了“以和为美”审美的观念。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是广集众美的烹调爱好者。纵观古今美食与美器搭配关系的一个精练总结。首先，人们很注重菜肴与食器在色彩上的对比统一的关系，没有对比会使人感到单调，对比过分强烈也会使人感到不和谐。

如将嫩黄色的蛋羹盛在绿色的莲瓣碗中，色彩格外清丽，产生了清爽悦目的艺术效果。还有，在纹饰上食的料形与器的图案也要求相得益彰。根据菜肴掌故选用图案与其内容相称的器皿，如中国名菜“贵妃鸡”盛在饰有仙女拂袖而舞图案的莲花碗中，会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善舞的杨贵妃酒醉百花亭的故事。

次之，菜肴与器皿在形态上体现了和谐的追求。如人们把八珍汤盛在水晶碗里，汤色莹澈见底，透过碗腹，各色八珍清晰可辨，使其增色不少。

中国菜很注重调味适度，宴席也讲究不同口味，不同菜肴与食器之间的相互搭配，有浓有淡，有甜有咸，色泽上对比变化，不但品种要多样，食器的造型和色彩也丰富多彩。这样，佳肴耀目，美器生辉，蔚为壮观的席面美景便会呈现在眼前，才能称之为美食。

意境美是中华民族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审美思想境界。中国食文化同样具有蕴藉隽永，余味无穷的意境美。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中国菜讲究色、香、味俱全。人们同样重视菜的视觉形象所带来的优美意境，来满足精神上的快感和对现实生活的体味和享受。

许多菜不但味美，而且通过精美的造型和色彩创造意境，构成一种内在的含蓄的美感。比如《辋川图》是唐代诗人和画家王维的作品，被当时的美食家吸收做成了《辋川图》小样的拼盘。再如，在民间，各种岁时节令，婚丧嫁娶，生辰寿延等人们会做面塑礼花蒸制、供奉、食用，如过年的“如意年糕”，婚礼上的“鸳鸯饼”等等，用来祈求幸福，平安。

民间艺人们用大红、大绿等高纯度色彩，自然随意地涂出欢快、热烈的气氛。不但用笔泼辣帅气，无拘无束，同时造型生动，圆实朴厚。表现了劳动人民自然质朴的审美意境。中华美食不但注重口，而且构思立意独特，意味深长，注重所带来的意境。现代许多高档餐厅的菜名多以写意手法命名，用字典雅瑰丽，含意隽永深远，充满了诗情画意。如把白菇摆在青菜上叫“金钱满地”。

中国食文化历史悠远，名声远扬。中国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中一颗璀璨明珠，在世界上影响深远，让许多外国友人叹为观止。《易经·系辞上》讲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从中国饮食这一有形的物，正反映出来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格局，体现了华夏民族的文明形态，这一无形的道。

汉朝饮食中国菜已经历了四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它由历代宫廷菜、官府菜及各地方菜系所组成，主体是各地方菜。其高超的烹饪技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堪称世界一流。孙文曾说：“悦目之画，悦子耳之音，皆为美术，而悦口之味，何独不然？是烹调者，亦美术之一道也。是烹调之术于文明而生，非深孕乎文明之种族则辨味不精，辨味不精，则烹调技术不妙也。”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人们生活习惯、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和历史时期的不同，在饮食烹调和菜肴品类方面，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地方风味。1、夏、商、周的传统饮食文化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殷商时期，人们对谷物的加工一直比较原始简单。先民们通过碾盘、碾棒、杵臼等对谷物进行粗加工，难以提供大量去壳净米来满足饭食需要只能连壳一起粒食，只有少数贵族才有权享受去壳谷物。到了周代，石岂的出现，是谷物初加工方法的一次飞跃。石岂，即石磨，《世本·作篇》云："公输班作石岂"，其原理是"合两石琢其中为齿相切以磨物"。谷物的初加工，由以碾舂为主变为以磨为主，随着石磨的普及，周人的饮食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与谷物加工相比，周代的肉类加工更为考究，而且，作为对肉类初加工的选割，与后期烹制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尤其是周王室贵族在祭祀、宴会时所享用的各种肉类，其选割及烹制，由专设的官署“内饔”与“外饔”执掌。据《周礼·天官·内饔》记载：“牛夜鸣则臭；羊泠毛而毳，膻；犬赤股而躁，臊；鸟苎色而沙鸣，狸(腐臭)；豕盲视而交睫，腥；马黑脊而般臂，蝼。”那么，什么样的畜禽适宜宰割入食呢?《礼记·内则》载：“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刚鬃，豚曰循肥，羊曰柔毛，鸡曰翰音，犬曰羹献，雉曰疏趾，兔曰明视，……”可见周人已完全懂得选择无病、无特殊腥臊异味而又健壮的畜禽，并辨别畜禽各部位，然后施行宰割。这一方面是为了解剖牲体，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牲肉分类，便于烹调，同时还具有礼仪性的意义，在进食时，各式各样的菜肴都有固定的位置，取食也按一定程序进行，这些都是由肉类所切割成不同形状所决定的。周代从进食方式到筵席宴飨，都对等级之别有着严格的规定。当时盛行的青铜饮食器具——鼎便是衡量社会身份等级的标志物：国君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一鼎或三鼎。豆也是如此，《礼记·礼运》载天子之豆三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食品的消费十有严格限制的，《国语·楚语下》载观射父语：“天子食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全，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士食鱼炙，庶人食菜。”《尚书·洪范》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这就是说只有君主才能作威作福，吃玉食。《礼记·王制》说：“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夏商时期的烹饪方法非常少，到了周代，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烹饪方法已非常多样，主要有煮、蒸、烤、灸、炸、炒等。其中，炸、炒是周代青铜文化进入鼎盛时期后所出现的崭新烹饪方法。出土的周代炊器，多属蒸煮之器，这时的烹饪方法以蒸煮食物为多�?br>当时用于煮食物的炊具主要的是釜、鼎、鬲等。据文献所载，釜与鼎这两种煮器似乎有所分工，釜主要用于煮谷物或蔬菜，如《诗经·采苹》中云：“于以湘，维及釜”。鼎则用于煮肉，因为鼎在周代，已不再单纯是一种炊器了，而已成为一种礼器，是各级贵族的专用，被视为权力的象征，广大平民则不能使用铜鼎。作为炊器时，贵族们也主要用铜鼎来盛放肉类和其它珍贵食品。如《周礼·天官·烹人》云：“掌共鼎镬，以给水火之齐。”郑玄注：“镬所以煮肉及鱼腊之器，既熟及盛于鼎。”鬲，一般用来煮粥，它产生于殷代，成发达于周中期，衰落于周末，绝迹于汉代。贵族盛馔用鼎，常饪则用鬲。蒸是利用蒸气烹饪的一种先进方法，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蒸气烹饪的国家。周代的蒸顺有甑和�。由于蒸具将食与水分开，纵令水沸，也不致触及食物，使食物的营养价值全部保持于食物内，不易遭受破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食物的品种不断增多，各种炊具的相继发明，更新和更先进的烹饪方法的涌现也顺理成章，如炒、炸、炖、煨、烩、熬以及腊、醢、菹脯等腌制菜肴之法，都为中国烹饪技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实际上，在正式的场合里，因周代贵族将饮食归为礼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颇受重视，并为此多有明文定制。如《礼仪·内则》将饮食分为饭、膳、羞、饮四部分；《周礼·天官》所记“膳夫”的职责为“掌王之食、饮、膳、羞，以养王及后、世子，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吕。”这四部分，简而言之，就是饭(主食)、菜(副食)和汤饮。标志着中国传统烹饪方法的初步定型。而周代"八珍"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烹饪形成为一门重要的艺术，显示了周人的精湛技艺和食饮的科学性。以炮豚为例，首先将小猪洗剥干净，腹中实枣，包以湿泥，烤干，剥泥取出小猪，再以米粉糊遍涂猪身，用油炸透，切成片状，配好作料，然后再置于小鼎内，把小鼎又放在大镬鼎中，用文火连续炖三天三夜，起锅后用酱醋调味食用。这一道菜先后采用了烤、炸、炖等三种烹饪方法，而工序竟多达十余道。"八珍"开创了用多种烹饪方法制作菜肴的先例，后世令人眼花撩乱的各种菜肴，均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甚至在菜名上也袭用"八珍"，至今还有"八珍糕"、"八珍面"、"八宝粥"之类，虽然内容在不断更新，但名称却历代相沿，说明周代"八珍"在我国饮食史上占有不可抹灭的地位。� 2、春秋、战国、秦朝时期的饮食文化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权威的衰落，数百年来一直就是强国吞并小国的历史，各个诸侯的互相吞并，各个民族的互相融合，在饮食文化上逐渐形成了南北两大风味。在北方，古齐鲁是我国古代文化发祥地之一，其饮食文化历史悠久，烹饪技术比较发达，形成了我国最早的地方风味菜——鲁菜的雏形。在南方，楚人称冠，统一了东南半壁江山，在中原文化上影响最为广阔深远，亡了越国后，影响力更沿大江扩展到下游以至淮、泗、南海等地。中原没有任何一国的文化比楚人更多姿多采，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楚人吞并了几十个国家和部族，透过通婚把各种文化融合在一起。自从楚怀王来秦，困苦而死，楚国便是一蹶不振。顷襄王登位后，再无力往东北扩张，以前般不断蚕食土地，转而开拓西南，派大将庄矫循沅江入滇，出且兰，克夜郎，建立了一群受楚统治的诸侯国。靠滇地的支援，楚人续向西南扩展，占领了巴、蜀两国大片土地，势力直达大江两岸。此时的楚国，东滨大海，西拥云贵，南临太湖，长江横贯中部，水网纵流南北，气候寒暖适宜，土壤肥沃，占有今天的“鱼米之乡”。“春有刀鲚，夏有鲥，秋有肥鸭，冬有蔬”，一年四季，水产畜禽菜蔬联蹁上市，为烹饪技术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逐渐形成了今天苏菜的雏形。在西边，秦国占领了古代的巴国、蜀国，接着派李冰将水患之乡改造成“天府之国”，加之有大批汉中移民的到来，结合当地的气候、风俗以及古代巴国、蜀国的传统饮食，产生了至今影响巨大的川菜的前身。不过此时在各个诸侯眼中，秦国不在中原，属于蛮荒之地。随着秦国的统一大业的迅猛发展，我国的饮食文化对朝鲜的影响逐渐加大，这种情况大概始于秦代。据《汉书》等记载，秦代时“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这么多的中国居民来到朝鲜，自然把中国的饮食文化带到了朝鲜，不过只要是北方齐鲁的饮食文化。秦统一六过后，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川菜、鲁菜、苏菜三大菜系。秦国的统一大业进行到后期，为了显示出始皇帝的文治武功，秦国进军岭南，和当地的土著进行多年的战斗及文化交融。当时赵佗为南海郡龙川县令，后为南海尉在，秦末发兵兼并桂林、南海和象三郡，建立南越国。汉高祖十一年受封为南越王。利用广州地处东南沿海，珠江三角洲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可供食用的动植物品种繁多，水陆交通四通八达的优势，建立了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饮食比较发达，当下广东的饮食文化，其实就是由赵佗将中原地区先进的烹饪艺术和器具引入岭，结合当地的饮食资源，使“飞、潜、动、植”皆为佳肴，并流传至今，形兼收并蓄的饮食风尚，产生了粤菜。至此，我国最有影响的地方菜，后称“四大菜系”的鲁菜（包括京津等北方地区的风味菜）、苏菜（包括江、浙、皖地区的风味菜）、粤菜（包括闽、台、潮、琼地区的风味菜）、川菜（包括湘、鄂、黔、滇地区的风味菜）雏形已经初成。3、汉唐时期的饮食文化及与周围民族的饮食大交融随着中国统一局面的完全诞生，强大的汉王室在饮食方面比秦朝更进一步了。汉朝皇帝拥有当时全国最为完备的食物管理系统。负责皇帝日常事物的少府所属职官中，与饮食活动有关的有太官，汤官和导官，它们分别“主膳食”、“主饼饵”和“主择米”。这是一个人员庞大的官吏系统。太官令下设有七丞，包括负责各地进献食物的太官献丞、管理日常饮食的大官丞和大官中丞等。太官和汤官各拥有奴婢3000人，为皇帝和后宫膳食开支一年达二万万钱。这笔开支相等于汉代中等水平百姓二万户的家产。每天开支达54. 8万钱，相当于2700多石上好的梁米，或是91000多斤好肉。汉朝礼制规定：天子“饮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他们“甘肥饮美，殚天下之味。”时节的变化对汉代普通人的生活状况有着不小的影响。如汉末人徐干说：“在炎气酷烈”的夏季，即使是贵族也感到“身若点漆，水若流泉，粉扇靡效，宴戏鲜欢。”然而季节对饮食生活的限制在皇帝和其后妃那里却被降至当时的最低程度。在冬天，皇帝可以享用春季才生成的葱，韭黄等蔬菜，而这些蔬菜是耗费大量钱财，太官“覆以屋庑，昼夜蕴火，待温而生。”在炎热的夏季，皇帝与后妃则是“坚冰常奠，寒馔代叙。在此时期中国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加剧了。据《史记》、《汉书》等记载，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就通过丝绸之路同中亚各国开展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活动。张骞等人除了从西域引进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萝卜、石榴等物产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叶等物产以及饮食文化传到了西域。今天在原西域地区的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来自中原的木制筷子。我国传统烧烤技术中有一种啖炙法，也很早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和西亚，最终在当地形成了人们喜欢吃的烤羊肉串。比西北丝绸之路还要早一些的西南丝绸之路，北起西南重镇成都，途经云南到达中南半岛缅甸和印度。这条丝绸之路在汉代同样发挥着对外传播饮食文化的作用。例如，东汉建武年间，汉光武帝刘秀派伏波将军马援南征，到达交趾(今越南)一带。当时，大批的汉朝官兵在交趾等地筑城居住，将中国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吃粽子等食俗带到了交趾等地。所以，至今越南和东南亚各国仍然保留着吃粽子的习俗。同一时期，中国人卫满曾一度在朝鲜称王，此时中国的饮食文化对朝鲜的影响最深。朝鲜习惯使用筷子吃饭，朝鲜人使用的烹饪原料、朝鲜人在饭菜的搭配上，都明显地带有中国的特色。甚至在烹饪理论上，朝鲜也讲究中国的“五味”、“五色”等说法。唐代的长安就是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中国逐渐形成为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这就为各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便利。西域的特产先后传入内地，大大丰富了内地民族的饮食文化生活；而内地民族精美的肴馔和烹饪技艺也逐渐西传，为当地人民所喜欢。各民族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创新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这一时期，西部和西北部少数民族还在和汉族杂居中慢慢习惯并接受耕作农业这一生产与生活方式，开始过上定居的农业生活，而内地的畜牧业也有较快的发展，得益于胡汉民族的频繁交流。这种变化也使胡族和汉族传统的饮食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食肉饮酪”开始成为汉唐时期整个北方和西北地区胡汉各族的共同饮食特色。今天我们日常吃的蔬菜，大约有160多种。但在比较常见的百余种蔬菜中，汉地原产和从域外引入的大约各占一半。在汉唐时期，中原内地通过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流，引入了许多蔬菜和水果品种，如蔬菜有苜蓿、菠菜、芸苔、胡瓜、胡豆、胡蒜、胡荽等，水果有葡萄、扁桃、西瓜、安石榴等，调味品有胡椒、沙糖等。与此同时，西域的烹饪方法也传入中原，如乳酪、胡饼、羌煮貊炙、胡烧肉、胡羹、羊盘肠雌解法等都是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的。在汉代传入的诸种胡族食品到魏晋南北朝时，已逐渐在黄河流域普及开来，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青睐，其中尤以“羌煮貊炙”的烹饪方法最为典型。所谓“羌煮”即为煮或涮羊、鹿肉；“貊炙”类似于烤全羊，《释名》卷四“释饮食”中说：“貊炙，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貊之为也。”正是由于“羌煮貊炙”鲜嫩味美，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青睐，因而逐渐成为胡汉饮食文化交流的代名词。另一方面，汉族也不断向西域、周边少数民族输出中原的饮食文明。这其中既有产于中原的蔬菜、水果、茶叶，也有食品制作方法等。汉唐时期也是中国传统饮食方式逐渐发生变化的时期。东汉以后，胡床作为一种坐具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渐被普遍使用。由于坐胡床必须两脚垂地，这就改变了汉族传统跪坐的姿式。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家具新变化，到隋唐时期也走向高潮。这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床榻几案的高度继续增高；另一方面是新式的高足家具品种增多，椅子、桌子等都已开始使用。桌椅出现以后，人们围坐一桌进餐也就是自然之事了，这对中原人席地跪坐的传统进食方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冲击。一般而言，饮食习俗是在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任何一个民族的饮食习俗也是这样，随着时代的变迁，总会不断出现缓慢、渐进的变化。在这里，新的饮食原料和烹饪方式就成为一种新变量，而新变量的出现既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关，又与对外文化的交流相联。唐代的饮食文化变迁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唐代外来饮食最多的是“胡食”，“胡食”是出自汉代人对从西域传入的食品的一种说法。胡食在汉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至唐最盛。《新唐书·舆服志》说：“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唐代的胡食品种很多，面食有餢飳、毕罗、胡饼等。餢飳是用油煎的面饼，慧琳《一切经音义》中说：“此饼本是胡食，中国效之，微有改变，所以近代亦有此名。”毕罗一语源自波斯语，一般认为它是指一种以面粉作皮、包有馅心、经蒸或烤制而成的食品。唐代长安有许多经营毕罗的食店，有蟹黄毕罗、猪肝毕罗、羊肾毕罗等。胡饼即芝麻烧饼，中间夹以肉馅。卖胡饼的店摊十分普遍，据《资治通鉴·玄宗纪》记载，安史之乱，唐玄宗西逃至咸阳集贤宫时，正值中午，“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西域的名酒及其制作方法也在唐代传入中国，据《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记载，唐初就已将高昌的马乳葡萄及其酿酒法引入长安，唐太宗亲自监制，酿出八种色泽的葡萄酒，“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并由此产生了许多歌咏葡萄酒的唐诗。唐代还从西域引进了蔗糖及其制糖工艺，使得中国古代饮食又平添了几分甜蜜，其意义不亚于葡萄酒酿法的引进。唐朝与域外饮食文化的交流，一时间激起了巨大波澜，在长安和洛阳等都市内，人们的物质生活都有一种崇尚西域的风气。饮食风味、服饰装束都以西域各国为美，崇外成为一股不小的潮流。当时的长安，胡人开的酒店也较多，并伴有花枝招展的胡姬相陪，李白等文人学士常入这些酒店，唐诗中有不少诗篇提到这些酒店和胡姬。酒家胡与胡姬已成为唐代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域外文化使者们带来的各地饮食文化，如一股股清流，汇进了大唐饮食的海洋，正因为如此，唐代的饮食文化才能表现出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绚丽的色彩。饮食生活的开放，反过来也促进了社会的开放。在东方，鉴真东渡还把中国的饮食文化带到了日本，日本人吃饭时使用筷子就是受中国的影响。唐代时，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还几乎把中国的全套岁时食俗带回了本国，如元旦饮屠苏酒，正月初七吃七种菜，三月上巳摆曲水宴，五月初五饮菖蒲酒，九月初九饮菊花酒等等。其中，端午节的粽子在引入日本后，日本人又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作了一些改进，并发展出若干品种，如道喜粽、饴粽、葛粽、朝比奈粽等等。唐代时，日本还从中国传入了面条、馒头、饺子、馄饨和制酱法等等。日本人调味时经常使用的酱油、醋、豆豉、红曲以及日本人经常食用的豆腐、酸饭团、梅干、清酒等等，都来源于中国。饶有趣味的是，日本人称豆酱为唐酱，蚕豆为唐豇，辣椒为唐辛子，萝卜为唐物，花生为南京豆，豆腐皮为汤皮等等。盛唐在美食方面亦是一大盛世，烧尾宴正是此中的最高代表。何谓“烧尾宴”？据《旧唐书·苏环传》：“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许献食，名曰烧尾。”这就是说，大臣初上任时，为了感恩，向皇帝进献盛馔，叫做“烧尾”。烧尾宴奢侈到什么程度呢？《清异录》中记载了韦巨源设烧尾宴时留下的一份不完全的食单。食单中共列菜点58种，糕点有20余种。菜肴有32种，从取材上看，有北方的熊、鹿、驴，南方的狸、虾、蟹、青蛙、鳖，还有鱼、鸡、鸭、鹌鹑、猪、牛、羊、兔等等。例如宴席上有一种看菜，即工艺菜，主要是用来装饰和观赏的，其中有一道看菜叫“素蒸音声部”，用素菜和蒸面做成一群蓬莱仙子般的歌女舞女，共有70件。你看，一个工艺菜，就得花费多少时间与精力。如一糕点名为“金银夹花平截”，是把蟹黄，蟹肉剔出来，夹在蒸卷里面，然后切成大小相等的小段。又如其中一个叫“通花软牛肠”的菜，是用羊骨髓加上其他辅料灌入牛肠，做成香肠一类的食品。烧尾宴中的羹汤也是非常精致的，如“冷蟾儿羹”，即蛤蛎羹，但要冷却后凉食，如清凉臛碎，是用狸肉做成羹，冷却后切碎凉食，类似肉冻。这58种菜点，还不是“烧尾宴”的全部食单，只是其中的奇异者。由于年代久远，记载简略，烧尾宴确切的整体规模和奢华程度是我们今天所无法真正确知的。4、宋、辽、金、元时期的饮食文化宋代的宫廷饮食，以穷奢极欲著称于世。如皇帝，“常膳百品”、“半夜传餐，即须千数。”至于宴会，更是奢侈到了惊人的程度。如神宗，晚年沉溺于深宫宴饮享乐，往往“一宴游之费十余万”。史载，仁宗有一次内宴，“十合分各进馔”，仅蛤蜊一品二十八枚。当时蛤蜊一枚值一千，这样仁宗“一下箸二十八千”。而同一时期，我国最有影响的“四大菜系”的鲁菜（包括京津等北方地区的风味菜）、苏菜（包括江、浙、皖地区的风味菜）、粤菜（包括闽、台、潮、琼地区的风味菜）、川菜（包括湘、鄂、黔、滇地区的风味菜）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了。相对北方而言，辽金的饮食水准是粗劣的。以肉食而言，“炙股烹莆，以余肉和綦菜，捣臼中糜烂而进，率以为常”。即使给有身份的人吃的肉粥，也是“以肉并米合煮之”，“皆肉糜”。平日里所吃的半生米饭，竟要“渍以生狗血及蒜”。在通常认为的“以雁粉为贵”的盛馔之席上，也“多以生葱蒜韭之属置于上”。正因如此，在为宋君王上寿时，各国使节诸卿面前都“分列环饼、油饼、枣塔为看盘，次列果子”，惟独辽国使节面前加“独羊鸡鹅连骨熟肉为看盘，皆以小绳束之，又生葱韭蒜醋各一碟”。这显然是宋朝出于对辽民族饮食生活习俗的尊重。辽国在对待宋朝使节上却呈现出另一番模样。朱彧《萍州可谈》说辽人对宋朝使节每天供给一碗乳粥，因为乳粥在辽国是非常珍贵的食品。但是辽人在乳粥中却“沃以生油”，这使宋使无法下咽。宋使节便向他们提出“去油”的意见，辽人也置之不理，直到宋使提出用别的器皿贮生油，以便自己喝乳粥时自用，辽人才点头应允。在辽人看来，生油是最佳的大补之物，甚至辽皇后生小孩时还要让她“服调酥杏油半盏”。辽国契丹民族认为好的食品，宋朝人不一定能接受。徽、钦二帝被囚于金国时，恰逢金帝生日，金人将金帝所赐酒食给他们吃，结果他们吃完，全部呕吐干净。过后他们才知道这是“蜜渍羊肠”，即掺着马肠子煮熟的一种食物，是一般囚禁者吃不到的，乃是金国的“珍味”。这样的食品和中原地区所流行的炒爆熘蒸、炖鲊卤炙等烹调风味相去甚远，更和那高雅清淡、新奇滋补等香味形器俱佳的宫廷食膳有霄壤之别，这怎么不会引起宋人“腥膻酸薄不可食”的感慨?辽金也意识到了自己饮食方式落后这一点，他们竭力向中原饮食文化学习。如辽金在度过岁时节令时，就带有很大的汉化痕迹，但在饮食习俗上却依然固我，自成一体。如九月九日的重阳节，汉俗在这一天里往往是登高宴聚，喝菊花酒，或以糕搭在儿童头上，以求“百事皆高”。辽人亦步亦趋，他们也是在高处设立帐篷，饮菊花酒，可前提条件却是举行“打围斗射虎”，以打得少的为负——输“重九一筵席”。而筵席之物无非是拿出兔子的肝生切，用鹿舌酱拌着吃。辽人倒不是不希望吃到比这更好吃的肉，而是缺少好吃的，他们特别羡慕中原的猪肉，所以辽朝使者每年必向宋朝索要猪肉，或者“胃脏之属”。据韩元吉《桐阴旧话》，甚至宋朝境内的驿司驰骑，都为此而拼命征集，无日不加“棰楚”。如果说这是辽人出于满足口腹欲，不如说这是辽人仰慕中原饮食文化的一个具体例证。辽民族中的钓鱼之所以成为“盛礼”，其本意不也是模仿中原皇帝常常举行的赏花钓鱼设宴群臣的饮食习俗吗?陆游《家世旧闻》记先祖陆甸在出使辽国时，因见服侍他的一个小仆役执事甚谨，便将吃不了的石榴送给了他，而这小仆役却舍不得吃，要留着带给父母吃。中原的一个小小的石榴，也会使辽人奉之若佳品，那茶叶，则更是求之若渴了。张舜民《画墁录》说宋朝有一贵公子出使辽国，带了许多“团茶”，因为在辽国，用两个“团茶”就可以换来二匹“番罗”。“解渴不须调乳酪，冰瓯刚进小团茶”，清人陆长春对辽代饮茶生活的吟咏绝非空穴来风，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随着茶叶的交易，“茶食”也深入到辽金民族的日常生活中。金人在人生重大的婚姻典礼中，都以摆上“茶食”为正规。而所谓“茶食”，只不过是先进一种像汉民族常食用的“寒具”，即炸麻花之类的大软脂、小软脂的食物，次进一盘“蜜糕”。只有待整个宴会结束，对待来参加婚礼的上客，才端上“建茗”。茶叶成了只有富者才能“啜之”的饮料，而“粗者”只能喝乳酪。到了元朝，帝国的疆域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广大，也带来了饮食文化的广阔发展。这一时期，涮羊肉在忽必烈的推捧下诞生；月饼，已经成为中秋不可少的一道点心；元大都成为有史可考的第一家烤鸭店的发源地；产生生了至今众人都愿意品尝的名菜——烤全羊……而蒙古人西征以及元朝时期以各种身份从波斯、中亚细亚和阿拉伯等地大批签发或自愿东来的各族穆斯林，与当地民族融合成为了元朝的一个新的民族——回族，并与其他穆斯林民族创造和发展了中国的清真饮食文化。14世纪初，元朝军队深入缅甸，驻防达20年之久。同时，许多中国商人也旅居缅甸，给当地人的饮食生活带来很大的变革。由于这些中国商人多来自福建，所以缅语中与饮食文化有关的名词，不少是用福建方言来拼写的，如：筷子、豆腐、荔枝、油炸桧、油条等等。5、明、清的饮食文化明代的宫廷饮食奢靡无度。如正月十五日宫中的元宵节，其元宵制作十分精细——将糯米磨成细面，再用核桃仁、白糖、玫瑰作馅，然后用酒水滚成，大小如核桃般。十六日，宫中赏灯活动更盛，据《明宫史》载：“天下繁华，咸萃于此”。这一时节，宫中的菜蔬有滇南的鸡枞，五台山的天花羊肚菜，东海的石花海白菜、龙须、海带、鹿角、紫菜等海中植物；江南的蒿笋、糟笋等，辽东的松子，蓟北的黄花、金针，中都的山药、土豆，南都的苔菜，武当的莺嘴笋、黄精、黑精。北山的核桃、枣、木兰菜、蔓青、蕨菜等，其他各种菜蔬和干鲜果品，土特产等，应有尽有。到了清朝，《清稗类钞》记述饮食状况，称：“各处食性之不同，由於习尚也。则北人嗜葱蒜，滇黔湘蜀嗜辛辣品，粤人嗜淡食，苏人嗜糖。”又更加具体分析了各地的菜系特色：“苏州人之饮食——尤喜多脂肪，烹调方法皆五味调和，惟多用糖，又席加五香。”“闽粤人之饮食——食品多海味，餐食必佐以汤，粤人又好啖生物，不求上进火候之深也。”“湘鄂人之饮食——喜辛辣品，虽食前方丈，珍错满前，无椒芥不下箸也，汤则多有之。”“北人食葱蒜，亦以北产为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尽管引证之处，不足说明菜系的全貌，但从中可以看出全国四大菜系之特色。随着饮食业的进一步发展，有些地方菜愈显其他独有特色而自成派系，这样，到了清末时期，加入浙、闽、湘、徽地方菜成为“八大菜系”，以后再增京、沪便有“十大菜系”之说。尽管菜系繁衍发展，但人们还是习惯以“四大菜系”和“八大菜系”来代表我国多达数万种的各地风味菜。各地方风味菜中著名的有数千种，它们选料考究，制作精细，品种繁多，风味各异，讲究色、香、味、形、器俱佳的协调统一，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些名菜大都有它各自发展的历史，不仅体现了精湛的传统技艺，还有种种优美动人的传说或典故，成为我国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中华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中国自古以来便被誉为礼仪之邦，饮食礼仪自然也就成为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下面我为大家整理了古代贵族饮食礼仪相关的知识，希望对大家有用。

古代贵族饮食礼仪：宴饮礼仪

有主有宾的宴饮活动，是一种社会性活动。为使这种社会活动能有秩序并有条理的进行，达到预定目的，必须要有一定的礼仪规范来指导和约束。每个民族在长期的实践中都有自己的一套规范化的饮食礼仪，作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

中国传统的古代宴饮礼仪是按阶层划分的：宫廷，官府，行帮，民间等。一般的程序是，主人折柬相邀，到期迎客于门外;客至，至致问候，延入客厅小坐，敬以茶点;导客入席，以左为上，是为首席。席中座次，以左为首座，相对者为二座，首座之下为三座，二座之下为四座。客人坐定，由主人敬酒让菜，客人以礼相谢。宴毕，导客入客厅小坐，上茶，直至辞别。席间斟酒上菜，也有一定的规程。

作为客人，赴宴讲究仪容，根据关系亲疏决定是否携带小礼品或好酒。赴宴守时守约;抵达后，先根据认识与否，自报家门，或由东道进行引见介绍，听从东道安排。然后入座。

这个“英雄排座次”，是整个中国食礼中最重要的一项。从古到今，因为桌具的演进，所以座位的排法也相应有变化。

总的来讲，座次“尚左尊东”，“面朝大门为尊”。家宴首席为辈分最高的长者，末席为最低者;家庭宴请，首席为地位最尊的客人，请客主人则居末席。

首席未落座，都不能落座，首席未动手，都不能动手，巡酒时自首席按顺序一路敬下，再饮。更讲究的，如果来报有人来，无论尊卑地位，全席之人应出迎。

若是圆桌，则正对大门的为主客，左手边依次为2，4，6，右手边依次为3，5，7直至汇合。若为八仙桌，如果有正对大门的座位，则正对大门一侧的右位为主客，如果不正对大门，则面东的一侧右席为首席。然后首席的左手边坐开去为2，4，6，8(8在对面)，右手边为3，5，7(7在正对面)。

如果为大宴，桌与桌间的排列讲究首席居前居中，左边依次2，4，6席，右边为3，5，7席。根据主客身份，地位，亲疏分坐。

这类宴礼的形成，有比较长的历史过程，在清未民初，就已有现代所具备的这些程式了。如《民社北平指南》所云：宴请官长，或初交、或团体，须于大饭馆以整桌之席访之。若知己朋友，则可不拘。届时，主人必先至以迎客，客至奉茶，陪座周旋。客齐人席，次序以左为上，右为次，上座之友为三座，次座之右为四座，以下速推。主人与首座相对，举杯通饮，客人起立举杯致谢。然后就坐，且餐且饮。菜肴先上冷荤，后上热革，继以最贵肴撰。每进一肴。主人必举杯劝酒、举模劝食。饭毕略用茶，即向主人致谢而去。

古代贵族饮食礼仪：古代食仪

在中国古代，在饭、菜的食用上都有严格的规定，通过饮食礼仪体现等级区别。如王公贵族讲究“牛宜秩，羊宜黍，象直穆，犬宜粱，雁直麦，鱼宜涨，凡君子食恒放焉”。而贫民的日常饭食则以豆饭藿羹为主，“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有菜肴二十余种。“凡王之馈，食用六百，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进献王者的饮食要符合一定的礼教。《礼记·礼器》曰：“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而民间平民的饮食之礼则“乡饮酒之礼，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乡饮酒，是乡人以时会聚饮酒之礼，在这种庆祝会上，最受恭敬的是长者。

礼产生于饮食，同时又严格约束饮食活动。不仅讲求饮食规格，而且连菜肴的摆设也有规则，《礼记·曲礼》说：“凡进食之礼，左肴右被，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疏酱处内，葱片处右，酒浆处右。以脯俗置者，左朐右末。”就是说，凡是陈设便餐，带骨的菜肴放在左边，切的纯肉放在右边。干的食品菜肴靠着人的左手方，羹汤放在靠右手方。细切的和烧烤的肉类放远些，醋和酱类放在近处。蒸葱等伴料放在旁边，酒浆等饮料和羹汤放在同一方向。如果要分陈干肉、牛脯等物，则弯曲的在左，挺直的在右。这套规则在《礼记·少仪》中也有详细记载。上菜时，要用右手握持，而托捧于左手上;上鱼肴时，如果是烧鱼，以鱼尾向着宾客;冬天鱼肚向着宾客的右方，夏天鱼脊向宾客的右方。

在用饭过程中，也有一套繁文缛礼。《礼记·曲礼》载：“共食不饱，共饭不择手，毋搏饭，毋放饭，毋流歌，毋咤食，毋啮骨。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毋固获，毋扬饭，饭黍毋以箸，毋捉羹，毋刺齿。客絮羹，主人辞不能烹。客歉醢，主人辞以篓。濡肉齿决，于内不齿决。毋嘬炙。卒食，客自前跪，撤饭齐以授相者，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这段话的大意是讲：大家共同吃饭时，不可只顾自己吃饱。如果和别人一起吃饭，就要检查手的清洁。不要用手搓饭团，不要把多余的饭放进锅中，不要喝得满嘴淋漓，不要吃得喷喷作声，不要啃骨头，不要把咬过的鱼肉又放回盘碗里，不要把肉骨头扔给狗。不要传递食物，也不要簸扬着热饭，吃黍蒸的饭用手而不用箸，不可以大口囫囵的喝汤，也不要当着主人的面调和菜汤。不要当众剔牙齿，也不要喝瞻渍的肉酱。

如果有客人在调和菜汤，主人就要道歉，说是烹调得不好;如果客人喝到酱类的食品，主人也要道歉，说是备办的食物不够。湿软的肉可以用牙齿咬断，干肉就得用手分食。吃炙肉个要撮作一把来嚼。吃饭完毕，客人应起身向前收拾桌上盛行瞻债物的碟子交给旁边伺侯的主人，主人跟着起身，请客人不要劳动，然后，客人再坐下。

“毋抟饭”，吃饭时不可抟饭成大团，大口大口地吃，这样有争饱之嫌。“毋放饭”，要入口的饭，不能再放回饭器中，别人会感到不卫生。“毋流歠”，不要长饮大嚼，让人觉得是想快吃多吃，好象没够似的。“毋口它食”，咀嚼时不要让舌在口中作出响声，主人会觉得你是对他的饭食表现不满意。“毋啮骨”，不要专意去啃骨头，这样容易发出不中听的声响，使人有不雅不敬的感觉。“毋反鱼肉”，自己吃过的鱼肉，不要再放回去，应当接着吃完。“毋投与狗骨”，客人自己不要啃骨头，也不能把骨头扔给狗去啃。“毋固获”，不要喜欢吃某一味肴馔便独取那一味，或者争着去吃，有贪吃之嫌。“毋扬饭”，不要为了能吃得快些，就用食具扬起饭粒以散去热气。“饭黍毋以箸”，吃黍饭不要用筷子，但也不是提倡直接用手抓。食饭必得用匙。筷子是专用于食羹中之菜的，不要混用。“羹之有菜者用梜，无菜者不用梜”，梜即是筷子。羹中有菜，用筷子取食。如果无菜筷子派不上用场，直饮即可。“毋嚺羹”，饮用肉羹，不可过快，不能出大声。有菜必须用筷子夹取，不可直接用嘴吸取。“毋絮羹”，客人不能自己动手重新调和羹味，否则会给人留下自我表现的印象，好象自己更精于烹调。“毋刺齿”，进食时不要随意不加掩饰地大剔牙齿，如齿塞，一定要等到饭后再剔。“毋歠醢”，不要直接端起调味酱便喝。醢是比较咸的，用于调味，不是直接饮用的。“濡肉齿决，干肉不齿决”，湿软的烧肉炖肉，可直接用牙齿咬断，不必用手去擘;而干肉则不能直接用牙去咬断，须用刀匕帮忙。“毋嘬炙”，大块的烤肉和烤肉串，不要一口吃下去，如此塞满口腔，不及细嚼，狼吞虎咽，仪态不佳。“当食不叹”，吃饭时不要唉声叹气，“唯食忘忧”，不可哀叹。

国家的历史有长有短，疆域有大有小，实力有强有弱，人口有多有少，民族构成、宗教信仰、政权性质和经济结构也有差异，故而各国的饮食文化是不一样的。中国饮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中医营养摄生学说，还有文化艺术成就、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从沿革看，中国饮食文化绵延170多万年，分为生食、熟食、自然烹饪、科学烹饪4个发展阶段，推出6万多种传统菜点、2万多种工业食品、五光十色的筵宴和流光溢彩的风味流派，获得“烹饪王国”的美誉。从内涵上看，中国饮食文化涉及到食源的开发与利用、食具的运用与创新、食品的生产与消费、餐饮的服务与接待、餐饮业与食品业的经营与管理，以及饮食与国泰民安、饮食与文学艺术、饮食与人生境界的关系等，深厚广博。从外延看，中国饮食文化可以从时代与技法、地域与经济、民族与宗教、食品与食具、消费与层次、民俗与功能等多种角度进行分类，展示出不同的文化品味，体现出不同的使用价值，异彩纷呈。从特质看，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素食为主，重视药膳和进补），并且讲究“色、香、味”俱全。五味调和的境界说（风味鲜明，适口者珍，有“舌头菜”之誉），奇正互变的烹调法（厨规为本，灵活变通），畅神怡情的美食观（文质彬彬，寓教于食）等4大属性，有着不同于海外各国饮食文化的天生丽质。从影响看，中国饮食文化直接影响到日本、蒙古、朝鲜、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东方饮食文化圈的轴心；与此同时，它还间接影响到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像中国的素食文化、茶文化、酱醋、面食、药膳、陶瓷餐具和大豆等，都惠及全世界数十亿人。总之，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100多万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理、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创造、积累并影响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中国饮食文化特点中国是文明是国，亦是悠久饮食文化之境地。吾存于世，吃喝二十余年，有所心得有所感悟，现将饮食文化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望大家见教：第一，风味多样。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各地气候、物产、风俗习惯都存在着差异，长期以来，在饮食上也就形成了许多风味。我国一直就有‘南米北面’的说法，口味上有‘南甜北咸东酸西辣’之分，主要是巴蜀、齐鲁、淮扬、粤闽四大风味。第二，四季有别。一年四季，按季节而吃，是中国烹饪又一大特征。自古以来，我国一直按季节变化来调味、配菜，冬天味醇浓厚，夏天清淡凉爽；冬天多炖焖煨，夏天多凉拌冷冻。第三，讲究美感。中国的烹饪，不仅技术精湛，而且有讲究菜肴美感的传统，注意食物的色、香、味、形、器的协调一致。对菜肴美感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个红萝卜，还是一个白菜心，都可以雕出各种造型，独树一帜，达到色、香、味、形、美的和谐统一，给人以精神和物质高度统一的特殊享受。第四，注重情趣。我国烹饪很早就注重品味情趣，不仅对饭菜点心的色、香、味有严格的要求，而且对它们的命名、品味的方式、进餐时的节奏、娱乐的穿插等都有一定的要求。中国菜肴的名称可以说出神入化、雅俗共赏。菜肴名称既有根据主、辅、调料及烹调方法的写实命名，也有根据历史掌故、神话传说、名人食趣、菜肴形象来命名的，如‘全家福’、‘将军过桥’、‘狮子头’、‘叫化鸡’、‘龙凤呈祥’、‘鸿门宴’、‘东坡肉’…… 第五，食医结合。我国的烹饪技术，与医疗保健有密切的联系，在几千年前有‘医食同源’和‘药膳同功’的说法，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佳肴，达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目的。” 古代的中国人还特别强调进食与宇宙节律协调同步，春夏秋冬、朝夕晦明要吃不同性质的食物，甚至加工烹饪食物也要考虑到季节、气候等因素。这些思想早在先秦就已经形成，在《礼记·月令》就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反对颠倒季节，如春“行夏令”“行秋令”“行冬令”必有天殃；当然也反对食用反季节食品，孔子说的“不食不时”，包含有两重意思一是定时吃饭，二是不吃反季节食品，与当代人的意识正相反，有些吃反季节食品是为了摆阔。西汉时，皇宫中便开始用温室种植“葱韭菜茹”，西晋富翁石崇家也有暖棚。这种强调适应宇宙节律的思想意识的确是华夏饮食文化所独有的。这种意识残留到现代的大约仅有节日食俗了（中医中药里也有一些，但未受到重视）。 “阴阳五行”说是传统思想所设定的世界模式，也被认为是宇宙规律。人是“三才”之一，饮食是人类生活所不可少的、制作饮食的烹饪必然也要循此规律。因此，不仅把味道分为五，并产生了“五味”说（其实人能感觉到的“味”不止有五，但二三千年前，能分辨出五种也不算少），而且还削足适履地把为数众多（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的谷物、畜类、蔬菜、水果分别纳入“五谷”“五肉”“五菜”“五果”的固定模式。这使人感到荒诞。更令人惊奇的是还有“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礼记·郊特牲》）。并认为只有饮和食与天地阴阳互相协调，这样才能“交与神明”，上通于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因此在祭天时要严格遵循阴阳五行之说。这种说法被后来的道教所继承，成为他们饮食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如认为吃食物是增加人体阴气的，如“五谷充体而不能益寿”“食气者寿”等，要修炼、要获得阳气就要尽量少吃、最佳境界是不吃，走“辟谷”的境界。中和之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的审美理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者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什么叫“中”？不能简单地用“中间”来概括它。这个“中”指恰到好处，合乎度。有点像河南话中的那个“中”。“和”也是烹饪概念。《古文尚书·说命》中就有“若作和羹，惟尔盐梅”的名句，意思是要做好羹汤，关键是调和好咸（盐）酸（梅）二味，以此比喻治国。《左传》中晏婴（齐国贤相）也与齐景公谈论过什么是“和”，指出“和”不是“同”，和是要建立不同意见的协调的基础上的。因此中国哲人认为天地万物都在“中和”的状态下找到自己的位置以繁衍发育。这种审美理想建筑在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之上。这种通过调谐而实现“中和之美”的想法是在上古烹调实践与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产生的，而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的饮食生活，对于追求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古代文人士大夫，尤其如此。与“中和”相反的是极端，极端在烹饪上也不被视为正宗，那些“咸过头，辣过头，酸过头”的食品虽然会受到一些身体处在不正常状态下的人们的追捧，但从长远看来它对身体是有害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极端主义其弊更是不可胜言。如上所述，华夏民族的饮食生活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特性，尽管有些特性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不可理解、或者说不太科学（近百年来，“科学”二字在中国几乎成为宗教信仰，它只是衡量一切领域是非的一把尺子，而它本身却不能受到质疑），但饮食生活难道仅仅是“科学”二字所能说尽的吗？如果我们再关注一下“文化”，那么研究中国人的饮食生活不仅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必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目前，饮食文化还是个模糊概念。有的研究者笼统地说，它包括吃什么、怎么做、怎么吃这三方面的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饮食文化学孕育出六门科学，即烹调学、食品制造学、食疗学、饮食民俗学、饮食文艺学、食品制造学；有的研究者还主张加上饮食美学、饮食商业学、饮食用具学等等。本人才疏学浅，对于这么多学科未能涉猎。我所理解的饮食文化主要指饮食与人、人群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所以我在《中国饮食文化史》中虽然也讨论食物、肴馔、食品加工、烹饪、饮食习俗乃至进餐环境、食具、餐具等等，但都围绕着它们与人、人群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等方面加以介绍和评介，至于与人关系不大的纯工艺过程、除了必要的知识介绍外，大多略去，意在突出饮食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享受，以及中国饮食文化在这两方面的刻意追求。

清代宫廷服饰研究综述论文范文

中国手工艺有万年以上的不间断历史，经过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时段的发展演变，正面临着蜕变和再生的考验。蜕变并不意味着消亡，而是以新的方式再生。然而，蜕变过程毕竟是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一事实是残酷的。但适者生存的原则不仅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文化产业。我们都清楚地看到，20世纪的一百年间、传统手工艺从鼎盛期日渐下滑，到世纪末，已衰退到历史的低点。而同样在这一百年间，我们对传统手工艺的历史沿革、发展规律、文化内涵的整理和研究却日渐兴隆，到世纪末已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这一反差耐人寻味，但并不奇怪，它们都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发生的。前者与社会的转型和变革紧密相联，是已发生的客观事实，不是理论问题。后者是在知识水平和认识水平大幅度提升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总结和对未来趋势的预测，有理论和实践如何结合的问题。本文拟从近代以来传统手工艺潜在的蜕变因素、工业社会与传统手工艺的冲突来分析21世纪传统手工艺的前途。结论正确与否，还有待实践的检验。一、近代：潜在的蜕变因素 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发生了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变革，推翻了千年封建体制、建立了共和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又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了旧的思想体系和陈规陋习，从而开辟了中国文化史的新纪元。然而在如此剧烈的社会震撼之中，传统手工艺从表面看似乎没有多少变化，大体上传承了清代的风格和技艺，时强时弱地延续了几十年。但从它与社会形态，生活方式的相关性来分析，就可以看到即将迫使它发生蜕变的潜在因素。（一）传统手工艺的市场日渐缩小在中国古代，手工艺品的使用几乎涉及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在“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环境中，手工艺提供了大部分的社会所需和生活所需，大到帝王的礼服、礼器，小到民间的嫁衣、纸马。尤其是宫廷和宠大的官僚机构对高档手工艺的需求曾极大地刺激了它的生产，使金、玉、漆、木、丝织、刺绣等行业的技艺登峰造极。但辛亥革命引起的政体骤变，使顶戴花翎、龙袍朝珠一夜间被废除，带有封建等级烙印的手工艺立即失去了市场。这是市场缩小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晚清以来，西方生活用品源源输入中国，如洋布、洋油灯、洋火、洋袜、电扇、电灯、钟表等等，逐步占领了大都市的市场，就连慈禧、光绪都有了钢琴和沙发。1893年（光绪十九年）上海安装了6325盏电灯，次年达到9091盏。接着，北京、天津，包括皇宫禁苑都装起了电灯（焦润明：《中国近代文化史》）。这样，实用手工艺的生产必然受到排挤。（二）对手工艺品价值认识的偏移传统手工艺品原来就有两大类别。一类是高档品（即后来所说的特种工艺）。兼有观赏和收藏的价值。一类是普及的实用品，直接服务于人的生活。在封建社会，高档工艺品早就成了少数人积敛财富的对象，古物则当作“古玩”收藏。据《查抄和家产清单》，何家玉器库有“玉鼎十三座高二尺五寸、玉磬二十块、玉如意一百三十二柄，镶玉如意一千一百零六柄……，以上共作价银七百万两”。古玩器有“古铜瓶二十座、古铜鼎二十一座、古铜海三十三座……，以上共作价银八百万两”等等。民国以来，实用手工艺品虽然有收缩的趋势，但富商大地主和新贵对高档工艺品的需求并未有丝毫减少。因此对手工艺品的价值就明显地偏向了高档的特种工艺品。经济价值和收藏价值的明显上升，使实用价值显得无足轻重。晚清至民初苏州工艺美术的畸形发展就是一例，当时以红木家具、玉雕、珠宝、檀香扇、刺绣为大宗，基本上都是特种工艺品。（三）手工艺的创作观念难以与时代同步近代传统手工艺的创作观念长期停留在清代风格之中，少有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父子师徒世代相继的传承方式，使技艺和风格走向程式化，一时难以扭转。正如《考工记》所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二是近代文化转型的不平衡性，使传统手工艺无法迅速与时代靠拢。上个世纪初叶，当东南地区和大都市已经出现较多西装的时候，边远地区还在给少女裹足，社会上出现了古今混杂、中西并举的现象，传统手工艺似乎无所适从。一些人感到世事的变迁，以创新来争取市场，如景德镇瓷瓶上出现了时装人物画。一些人处于猎奇心理，又丢不开传统的观念，就产生了非中非西的混合风格。如苏州东山雕花大楼，既有中国吉祥纹和廿四孝雕刻，又有罗马柱头和文艺复兴式的雕花，杂乱无章。只有刺绣不自觉地发生了比较彻底的蜕变。刺绣在古代以实用为主，明代露香园的“顾绣”开创了以绣仿画的工艺，并广为流传。在实用刺绣日趋衰退的时候，这种工艺反而蒸蒸日上，但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刺绣了。三是高居于现实生活之上的高档工艺品，本来就是用以升值的藏品和玩物，以仿古为上品，自然可以无视社会的变革。总之，近代传统手工艺处在变与不变，似变非变的边缘线上，预示着一场难以阻挡的蜕变之风将要横扫中国。

原始服饰根据出土的骨针、骨锥等制衣工具想象复原的。在纺织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动物的毛皮是人们服装的主要材料。当时还没有绳、线，可能用动物韧带来缝制衣服。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及其它古墓里，层发掘出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佩戴这些饰物，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商代的服装形式,主要采用的上衣下裳制,一般以小袖为多,衣服的长度大多在膝盖上下,不分尊卑,全部都制成上下两截.西周以前,也采上衣下裳制,那时的服装,不分男女,一律做成上下两截:一截穿在上身,称衣,襦是短上衣,短衣有两种,一种齐腰,一种至膝盖,襦为一般人平时所穿;一截穿在下身,称裳.衣後的裤褶,襦裙等都是这种服装的遗制.民间女子所穿服装,大体上与男装相同,唯於腰下系一围裙,长不过膝,这种围裙被称为襜周代服饰大致沿袭商代服制而略有变化。衣服的样式比商代略为宽松。衣袖有大小两种样式，领子通用交领右衽。不使用钮扣，一般腰间系带，有的在腰上还挂有玉制饰物。裙或裤的长度短的及膝，长的及地。。秦代汉服主要承前朝影响，仍以袍为典型服装样式，分为曲裾和直裾两种，袖也有长短两种样式。秦代男女日常生活中的服饰形制差别不大，都是大襟窄袖，不同之处是男子的腰间系有革带，带端装有带钩；而妇女腰间只以丝带系扎。因为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秦代的服饰和风俗研究有着丰富的历史资料秦汉时代，在中国服色是一个重要阶段，也就是将阴阳五行思想渗进服色思想中，秦朝国祚甚短，因此除了秦始皇规定服色外，一般的服色应是沿袭战国时代的习惯。男服服饰秦始皇规定的大礼服是上衣下裳同为黑色祭服并规定衣色以黑为最上（周人的图腾是火，因秦始皇十分迷信阴阳五行之说，所以认为是秦的水灭掉了周的火。而黑色主水，固尚黑），又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着绿袍一般庶人着白袍。女服服饰秦始皇喜欢宫中的嫔妃穿着漂亮的及以华丽为上。由于他减去礼学，对于嫔妃的服色，是以迎合他个人喜好为主。不过基本上仍受五行思想支配，一般男性戴头巾，是从秦汉才有的风俗秦代汉服主要承前朝影响，仍以袍为典型服装样式，分为曲裾和直裾两种，袖也有长短两种样式。秦代男女日常生活中的服饰形制差别不大，都是大襟窄袖，不同之处是男子的腰间系有革带，带端装有带钩；而妇女腰间只以丝带系扎男服服饰秦始皇规定的大礼服是上衣下裳同为黑色祭服并规定衣色以黑为最上，又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着绿袍一般庶人着白袍。始皇在冠服制度上，废除六冕，只采用一种祭祀礼服。《后汉书舆服志》载：“秦以战国即天子位，减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因此秦始皇规定的大礼服是上衣下裳同为黑色的祭服，原因是他相信秦代属水德之故。始皇廿六年，规定衣色以黑色为最上。又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穿绿袍，一般庶人穿白袍。官员头戴冠，身穿宽袍大袖，腰配书刀，手执笏板（上朝用的记事工具），耳簪白笔。当时的男子多以袍服为贵，袍服的样式以大袖收口为多，一般都有花边。百姓、劳动者或束发髻，或戴小帽、巾子，身穿交领长衫，窄袖。女服服饰秦始皇喜欢宫中的嫔妃穿着漂亮的及以华丽为上。由于他减去礼学，对于嫔妃的服色，是以迎合他个人喜好为主。不过基本上仍受五行思想支配。秦始皇统一中国，也统一了制度，包括衣冠服制。秦始皇对于妃嫔服色，是以迎合他个人喜好为主，不过，基本上仍受五行思想的支配。因此秦代妃嫔夏天穿“浅黄藂罗衫”、披“浅黄银泥云披”，而配以芙蓉冠、五色花罗裙、五色罗小扇、泥金鞋，以衬托它。军官服饰军官分高、中、低三级。将军是秦昭王时开设，秦爵位二十等，第九等为五大夫，可为将帅，再升七级为大良造，再升三级可封侯，关内侯为十九爵。二十爵为彻侯，即最高爵位。将军俑，身穿双重长襦、外披彩色铠甲，下着长裤，足登方口齐头翘尖履，头戴顶部列双鹖的深紫色鹖冠，橘色冠带系于颌下，打八字结，胁下佩剑。中级军官俑的服装有两种：一种是身穿长襦，外披彩色花边的前胸甲，腿上裹着护腿，足穿方口齐头翘尖履，头戴双版长冠，腰际佩剑；第二种是身穿高领右衽褶服，外披带彩色花边的齐边甲，腿缚护腿，足穿方口齐头翘尖履，头戴双版长冠。下级军吏俑，身穿长襦、外披铠甲、头戴长冠，腿扎行縢或护腿，足穿浅履，一手按剑，一手持长兵器，另也有少数下级军吏俑不穿铠甲，属于轻装。士兵服饰轻装步兵俑，身穿长襦，腰束革带，下着短裤，腿扎行縢（即裹腿），足登浅履，头顶右侧绾圆形发髻，手持弓弩、戈、矛等兵器。重装步兵俑服装有三种：一种是身穿长襦，外披铠甲，下穿短裤，腿扎行縢，足穿浅履或短靴，头顶右侧绾圆形发髻；第二种的服装与第一种略同，但头戴赤钵头，腿缚护腿，足穿浅履；第二种服装与第三种相同，但在脑后缩板状扁形发髻，不戴赤钵头。战车上甲士服装与重装步兵俑的第二种服装相同。骑兵战士身穿胡服，外披齐腰短甲，下着围裳长裤，足穿高口平头履，头戴弁（圆形小帽），一手提弓弩，一手牵拉马缰。战车上御手的服装有两种：一种是身穿长襦，外披双肩无披膊（即臂甲）的铠甲，腿缚护腿，足登浅履，头戴长冠。第二种的服装是甲衣的特别制作，脖子上有方形颈甲，双臂臂甲长至腕部，与手上的护手甲相联，对身体防护极严。秦军服装甲衣是依兵种作战时运动的实用性能而配备的，并用冠饰形式和甲衣色彩区分官兵地位。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礼服：汉朝的祭祀礼服，承袭了秦代的废除「六冕」，以一种冕服为祭天地明堂之礼服的办法。冕冠服：为最尊贵的祭祀礼服，是天子及三公诸候、卿大夫祭天地明堂之时穿着。长冠服：为夫子和执事百官，用在祭宗庙及各种小祀，如五岳、四渎、山川、社稷等典礼穿者。委貌冠服：相当于周代的冠弁服。为公卿诸候大夫行大射礼于辟雍的时候穿着。皮弁冠服：此种冠服为大射礼时，执事者穿着，衣裳为缁麻衣，皂领袖、素裳。朝服：自秦开始以袍作为朝服，汉代从皇帝至贱更小吏亦以袍作为朝服，也是主要常服。亦即是深衣制的袍服，不过因不同身份的人戴的冠不同而有不同之名称。汉代的朝服，服色是随着五时色，即春青、夏朱、季夏黄、秋白、冬黑。朝服均是衬以告缘领袖的中衣。庙服：相当于周代的禕衣，是女子礼服中，地位最尊贵的一种。太皇太后、皇太后之入庙服，皇后之谒庙服，其服色是皂下。蚕服：相当于周代约鞠衣。每年三月，皇后帅领公卿诸侯夫人亲蚕礼时穿着。朝服：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蚕衣为朝服。三国的服饰和汉朝一样晋。南北朝的服饰因为南北朝时男足女足无异样。还有加以锈纹的履，例如陆机《织女怨》有“足蹑刺绣之履”；梁时沈约有“锦履并花纹”。另外木屐在当时也为妇女穿着。魏晋妇女衫裙之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衫裙图为穿大袖衫、间色条纹裙的贵妇、侍从（敦煌莫高窟壁画）及大袖衫、间色裙穿戴展示图（根据敦煌莫高窟供养人壁画复原绘制）。河南洛阳等地出土的陶塑妇女，也穿这类服装。其特点是：对襟、束腰，衣袖宽大，袖口缀有一块不同颜色的贴袖。下着条纹间色裙。当时妇女的下裳，除穿间色裙外，还有其他裙饰。晋人《东宫旧事》记太子之妃服装，有绛纱复裙、丹碧纱纹双裙、丹纱杯文罗裙等名色。可见女裙的制作已很精致，质料颜色也各不相同。隋朝的服饰居住在北方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多穿小袖袍、小口裤。如《南史》、《北史》、《隋书》等记载：“武兴、本仇池……著乌皂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裤、皮靴。”“高昌……著长身小袖袍、缦裆裤。”“滑国……人皆善骑射，著小袖长身袍。”“渴盘陀国，于阗西小国也，风俗与于阗相类，衣吉贝布，著长身小袖袍、小口裤。”“末国、汉世且末国也，士人剪发著毡帽，小袖衣，为衫则开颈而缝前。”“蠕蠕……辫发，衣锦小袖袍、小口裤、深雍靴、齐建元三年……献师子、皮袴褶。”“匈奴宇文莫槐，出辽东塞外……妇女被长襦及足，而无裳焉。” 隋俑多小袖高腰长裙，裙系到胸部以上。发式上平而较阔，如戴帽子，或作三饼平云重叠、额部鬓发剃齐，承北周以来“开额”旧制，洛阳出土隋俑和敦煌壁画所见大体如此。如敦煌莫高窟390窟隋妇女进香图，贵妇著大袖衣，外披帔风或小袖衣，这种衣式早见于敦煌北魏以来佛传故事画中男子衣著，但那是内衣小袖而外衣大袖。衣袖大小正与隋代贵妇服装相反。隋贵妇所披小袖外衣多翻领式。侍从婢女及乐伎则穿小袖衫、高腰长裙，腰带下垂，肩披帔帛。头梳双〓髻。西安玉祥门外隋大业四年李静训墓，墓主为四岁女孩，随葬群俑围立青石棺旁，女俑穿大袖衣，长袍、垂带、发作三叠平云，上部略宽。武卫俑戴胄，着明光铠、大口裤，一手扶步盾。文吏穿裤褶服，外披小袖齐膝衣唐代的服装1、襦裙－基础概要 2、配件－半臂、褙子等 3、妆束－鞋帽妆饰 4、特殊－高腰/齐胸襦裙 5、特殊－女式大袖衫 6、风俗－女着男装开放与束缚宋代女装拘谨、保守，色彩淡雅恬静，襦衣、褙子的"遮掩"功能加强，一切的"张狂"刹时都收敛了许多。宋时不论权贵的皇亲国戚，还是一般的百姓，都爱穿着直领, 对襟的背子，因为既舒适得体，捷又显得典雅大方。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宋朝时候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做事的时候就把衣服往上塞在腰带上，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当时退休的官员、士大夫多穿一种叫做「直裰」的对襟长衫，袖子大大的，袖口、领口、衫角都镶有黑边，头上再戴一顶方桶形的帽子，叫做「东坡巾」。元代是由蒙古人统治，所以元代的服饰也比较特别。蒙古人多把额上的头发弄成一小绺，像个桃子，其他的就编成两条辫子，再绕成两个大环垂在耳朵后面，头上戴笠子帽。元代人的衣服主要是“质孙服”是较短的长袍，比较紧、比较窄，在腰部有很多衣褶，这种衣服很方便上马下马。元代的贵族妇女，常戴着一顶高高长长，看起来很奇怪的帽子，这种帽子叫做“罟罟冠”。她们穿的袍子，宽大而且长，走起路来很不方便，常常要两个婢女在后面帮她们拉着袍角，一般的平民妇女，多是穿黑色的袍子。冕服。天子衮冕服。皇太子衮冕服。公服：行礼时百官所穿的。常服：元代上层主要服装。元朝留辫束发元朝并没有完整的冠服制度。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仍保持其生活习俗，但同时又受汉族的影响，服饰日趋华丽。元代服装以长袍为主。官员和士庶的日常服装多为窄袖长袍。另外，在元代大宴活动中，天子百官要穿统一颜色的服装，称为“质孙服”，据古籍记载，天子的质孙服款式繁多，冬服有 11 种，夏服有 16 种。这个时期的妇女也穿长袍，而汉族妇女则以襦裙为主。由于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影响，在元代，男子流行留辫发和髡发，其特征是先用刀剃开两道直线，脑后头发全部剃去，左右两侧留出辫发或随意散落披肩明代的男装，大人多穿青布直身的宽大长衣，头上戴四方平定巾，一般平民穿短衣，裹头巾。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六瓣、八瓣布片缝合的小帽，看起来很像剖成半边的西瓜。本来是仆役所戴的，但是因为戴起来很方便，所以就普遍流行起来。这就是清代「瓜皮小帽」的前身。明代的贵妇多是穿红色大袖的袍子，一般妇女只能穿桃红、紫绿及一些浅淡的颜色。平日常穿的是短衫长裙，腰上系着绸带，裙子宽大，样式很多，像百褶裙、凤尾裙、月华裙等冕服：从宋代起皇帝几乎只穿一种冕服。朝服：有通天冠服、皮弁服、朝服等。公服：百官的正式办公服。均用到它。常服：恢复唐宋时代的常服糸统。褘衣：为皇后受删、谒庙、朝会时穿着。翟衣：为皇后的第二礼服。礼服：品官命妇的大礼服。头戴四方平定巾，身穿宽大长衣的男子。明朝妇女平日穿着短衫长裙，也就是襦裙，腰上系着绸带。满族的旗装，外轮廓呈长方形，马鞍形领掩颊护面，衣服上下不取腰身，衫不露外，偏襟右衽以盘纽为饰，假袖二至三幅，马蹄袖盖手，镶滚工艺装饰，衣外加衣，增加坎肩或马褂……其造型完整严谨，呈封闭式盒状体，因此形象肃穆庄重，清高不凡，而独树一帜，突破了几千年来飘逸的塔形衣冠，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形象记忆。清代官服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羽毛上的圆斑），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皇帝朝服清代皇帝服饰有朝服、吉服、常服、行服等。皇帝朝服及所戴的冠，分冬夏二式。冬夏朝服区别主要在衣服的边缘，春夏用缎，秋冬用珍贵皮毛为缘饰之。朝服的颜色以黄色为主，以明黄为贵，只有在祭祀天时用蓝色，朝日时用红色，夕月时用白色。朝服的纹样主要为龙纹及十二章纹样。一般在正前、背后及两臂绣正龙各一条；腰帷绣行龙五条襞积（折裥处）前后各绣团龙九条；裳绣正龙两条、行龙四条；披肩绣行龙两条；袖端绣正龙各一条。十二章纹样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黼、黻八章在衣上；其余四种藻、火、宗彝、米粉在裳上，并配用五色云纹。清代皇帝龙袍清代皇帝服饰有朝服、吉服、常服、行服等。皇帝的龙袍属于吉服范畴，比朝服、衮服等礼服略次一等，平时较多穿着。穿龙袍时，必须戴吉服冠，束吉服带及挂朝珠。龙袍以明黄色为主也可用金黄杏黄等色。古时称帝王之位，为九五之尊。九、五两数，通常象征着高贵，在皇室建筑、生活器具等方面都有所反映。清朝皇帝的龙袍，据文献记载，也绣有九条龙。从实物来看，前后只有八条龙，与文字记载不符，缺一条龙。有人认为还有一条龙是皇帝本身。其实这条龙客观存在着，只是被绣在衣襟里面，一般不易看到。这样一来，每件龙袍实际即为九龙，而从正面或背面单独看时，所看见的都是五龙，与九五之数正好相吻合。另外，龙袍的下摆，斜向排列着许多弯曲的线条，名谓水脚。水脚之上，还有许多波浪翻滚的水浪，水浪之上，又立有山石宝物，俗称“海水江涯”，它除了表示绵延不断的吉祥含意之外，还有“一统山河”和“万世升平”的寓意。清代皇后凤袍皇后常服样式，与满族贵妇服饰基本相似，圆领、大襟，衣领、衣袖及衣襟边缘，都饰有宽花边，只是图案有所不同。本图展示的服装纹样为凤穿牡丹。整件服装在鲜艳的蓝色缎地上，绣八只彩凤，彩凤中间，穿插数朵牡丹。牡丹的颜色处理得净穆而素雅，色彩变化惟妙，具有传统的山水画特点。与此相反，凤的颜色比较浓重，红绿对比度极为强烈，具有典型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清代宫廷服饰氅衣氅衣为清代的妇女服饰，氅衣与衬衣款式大同小异。衬衣为圆领、右衽、捻襟、直身、平袖、无开气的长衣。氅衣则左右开衩开至腋下，开衩的顶端必饰有云头，且氅衣的纹样也更加华丽，边饰的镶滚更为讲究。纹样品种繁多，并有各自的含义。大约在咸丰、同治期间，京城贵族妇女衣饰镶滚花边的道数越来越多，有“十八镶”之称。这种装饰风尚，一直到民国期间仍继续流行。清代八旗兵甲胄清代一般的盔帽，无论是用铁或用皮革制品，都在表面髹漆。盔帽前后左右各有一梁，额前正中突出一块遮眉，其上有舞擎及覆碗，碗上有形似酒盅的盔盘，盔盘中间竖有一根插缨枪、雕翎或獭尾用的铁或铜管。后垂石青等色的丝绸护领，护颈及护耳，上绣有纹样，并缀以铜或铁泡钉。铠甲分甲衣和围裳。甲衣肩上装有护肩，护肩下有护腋；另在胸前和背后个佩一块金属的护心镜，镜下前襟的接缝处另佩一块梯形护腹，名叫“前挡”。腰间左侧佩“左挡”，右侧不佩挡，留作佩弓箭囊等用。围裳分为左、右两幅，穿时用带系于腰间。在两幅围裳之间正中处，覆有质料相同的虎头蔽膝。清代八旗兵的甲胄，用皮革制成。此服供大阅兵时穿用，平时收藏起来。清代除满八旗外，在蒙古设蒙古八旗，在汉族设汉八旗，参加大阅兵的实为二十四旗。清代武士铠甲清代一般的盔帽，无论是用铁或用皮革制品，都在表面髹漆。盔帽前后左右各有一梁，额前正中突出一块遮眉，其上有舞擎及覆碗，碗上有形似酒盅的盔盘，盔盘中间竖有一根插缨枪、雕翎或獭尾用的铁或铜管。后垂石青等色的丝绸护领，护颈及护耳，上绣有纹样，并缀以铜或铁泡钉。铠甲分甲衣和围裳。甲衣肩上装有护肩，护肩下有护腋；另在胸前和背后个佩一块金属的护心镜，镜下前襟的接缝处另佩一块梯形护腹，名叫“前挡”。腰间左侧佩“左挡”，右侧不佩挡，留作佩弓箭囊等用。围裳分为左、右两幅，穿时用带系于腰间。在两幅围裳之间正中处，覆有质料相同的虎头蔽膝。清代女装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俗称两把头），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旗袍或短装有琵琶襟、大襟和对襟等几种不同形式。与其相配的裙或裤，以满地印花、绣花和裥等工艺手段作装饰。襟边、领边和袖边均以镶、滚、绣等为饰，史书记载“……镶滚之费更甚，有所谓白旗边，金白鬼子栏干、牡丹带、盘金满绣等各色，一衫一裙……镶滚之弗加倍，衣身居十之六，镶条居十之四，衣只有六分绫绸，新时离奇，变色以后很难拆改。又有将羊皮做袄反穿，皮上亦加镶滚，更有排须云肩，冬夏各衣，均可加工……”清初满族妇女与男人的装扮相差不多，不同之处只是穿耳梳髻，未嫁女垂辫。满女不缠足不着裙，衣外坎肩与衫齐平，长衫之内有小衣，相当于汉女的肚兜，衣外之衣又称“乌龙”。旗装在清代，除具有上述共同特点外，不同时期的组合特征仍比较鲜明。各年代女装康熙年间贵族妇女流行一种身着黑领金色团花纹或片金花纹的褐色袍，外加浅绿色镶黑边并有金绣纹饰的大褂。襟前有佩饰，头上梳大髻，也有包头巾样式。侍女是着黑领绿袍，金纽扣，头上饰翠花，并有珠珰垂肩。乾隆年间妇女着镶粉色边饰的浅黄色衫，外着黑色大云头背心。裙边或裤腿镶有黑色绣花栏干，足着红色弓鞋。也有着朱衣，袖边镶白缎阔栏干，足着红色绣花鞋。也有的着镶有黑边饰的无领宝蓝色衣者，襟前挂香牌一串，纽扣上挂时辰表、牙签、香串等小物件。也有的在衣服外面结桔黄色带子，垂在腰胯两侧与衫齐，带子的端头有绣纹。也有的着白纱汗衫，黑裤红腰带、红肚兜，鞋后跟有提舌。嘉庆、道光年间女子多着低领蓝衣紫裙，裙子镜面和底边均镶黑色绣花栏干，袖口镶白底全彩绣牡丹阔边。也有的袖口和衣服裙子镶阔栏干，裙带垂至膝下，肩有镶滚云肩。也有的着团花绿衣浅红色裙，裙的镜面上绣少许折枝花数朵，披云肩垂流苏。同治年间流行蓝缎地镶阔边的绸裤带，带宽一丈或数丈，带端有绣纹。无论着裙着裤均有系带的习俗。腰带系后垂至膝下为尚。光绪中期妇女衣裙渐短，袖子渐宽，带长过膝露出约一尺有余，走动时随风飘摆，也有将流苏缝于带端，摆动时呈现异样效果。服色以选用湖蓝、桃红为多，也有宝石蓝和大红等色。光绪末年妇女的衣服身长过膝，采用大镶滚装饰，裙上有时加十六至二十条飘带，每条带尾系上银铃，步行时有响声，甚为风趣。衣襟前挂有金或银制的装饰物，如耳挖子、牙剔子、小毛镊子等。有的还挂有梅檀一类的装有香料的小香囊。也有的系着内装香脂粉的绸缎或缂丝制成的小镜袋。与此同时，上海流行一种新装，这种新装不但在袖边，也在臂肘上饰以镶滚，衣服较前窄且长，裤子也相应地窄了一些。并配以三至四对手镯。如此新装，确实将妇女们的形象装扮得更加清秀和娴静。这种在原有基础上稍加变化的新形式，在当时就是时髦的新潮装。清末流行衣袖里面装假袖口，少时一、二幅，多时二、三幅。这种装束，一则为了显示身份和富有；二则为加强旗装封闭形式的风格特色。假袖口不但用料考究，装饰布局也追求与旗袍相同，由此整体服饰更增加了华丽的效果，也加强了装饰的层次感。假袖口一层层连接起来，显现出窄袖的修长感觉。清代女子服装，有公服、礼服和常服。公服是自皇后至七品命妇规定的服制;礼服在民间指的是吉服或丧服。婚丧嫁娶及寿日的衣服，宫廷中是按命妇的品级规定的;常服形式多，变化服用也自由得多。女装常服从《大清会典》和《大清通礼》的记载中得知，妇女日常用衣有严格规定，并受法律限制。当然由于它不受品级约束，因此相比之下服式种类较多。服用也随意得多。只是对奴仆、优伶、皂隶限制不得使用丝、绢、纱、绫、缎、紬和罗等档次较高的原料制衣，也不得使用细皮、细毛和石青色原料制衣，不得随便使用珠、翠、金、银、宝石等贵重的装饰品，只能使用葛布、梭布、毛褐、茧紬、貉皮和羊皮等较粗质地的低级原料。在当时如出现“时式装”，则首先在贵族中间服用，在帝制统治时期，人们的衣妆不轻易改变，至于“奇装异服”就更不允许存在了。满人入关后开始普遍使用纽扣，成为制衣的必备之物。民间用纽扣是受八旗兵的甲衣影响，同时也受到国外商品输入的影响，因此逐渐在衣服的领边和襟边普遍使用。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男服服饰：

我觉得看电视剧会有帮助诶。。夏商周不就是老版蓝天野傅艺伟版封神榜么，可能服饰有异，但是有那么点意思，春秋就看东方小故事，秦朝看吕不韦传奇，汉看大汉天子和汉武大帝，唐看贞观长歌，武则天，大唐芙蓉园，至尊红颜，清看比较正的清宫戏，比如雍正王朝，甄嬛传，康熙大帝，现代拍的都是现代元素太多。明看穿越时空的爱恋，正德皇帝，后宫，元看倚天屠龙记，多去图书馆找找书嘛

清朝皇室服饰解析清代皇帝的便服的衣料多选用单色织花或提花的绸、缎、纱、锦等质地。无论是织花、提花，多采用象征吉祥富贵的纹样。如团龙、团寿、团鹤，寓意“幸福”、“长寿”；蝙蝠、团寿字、盘肠、绶带纹样，寓“福寿绵长”，因蝙蝠谐音“福”、盘肠谐“长”、绶与“寿”同音。再如，用“”字或万年青花与灵芝头组成的纹样称“万事如意”；葫芦颈上系彩带，与“”字合称“子孙万代”文饰，因葫芦是爬蔓植物，连续接果有连绵繁衍子孙，永远不断的意思。清代服饰制度还规定，穿不同的服装，头上要戴相应的冠帽。皇帝的冠帽有朝服冠、吉服冠、常服冠、行服冠。冬朝冠面为熏貂和黑狐，夏朝冠面为玉草。皇帝的冠有朝冠、吉服冠、常服冠和行服冠。朝冠有冬夏之分。冬朝冠呈卷檐式，用海龙、熏貂或黑狐皮制成，外部覆盖红色的丝绒线穗，正中饰柱形三层金顶，每层中间饰一等大东珠一颗。环绕金顶周围，饰以四条金龙。金龙的头上和脊背上各镶嵌一颗一等大东珠，四条金龙的口中又各衔一颗东珠。夏朝冠呈覆钵形，用玉草、藤、竹桥编制。其顶亦为柱形，共三层，每层为四金龙合抱，口中各饰一东珠，顶上端一颗大东珠。另在冠檐上，前辍金佛，嵌十五颗东珠，后辍“舍林”，前饰七颗东珠。吉服冠，顶子为满花金座，上端一颗大珍珠。常服冠，黑绒满缀红缨，红绒结顶。皇帝穿朝服时要戴朝珠，根据不同的场合戴不同质地的朝珠。朝珠由一百零八颗东珠串成，每二十七颗东珠又用四粒红珊瑚结珠等距间隔出上、下、左、右四部分，其上部结珠呈葫芦形称“佛头”。佩戴朝珠时，佛头垂于背后，用黄绦带连接一组玉饰，称做“背云”。朝珠垂在胸前的左右红珊瑚结珠处，分别饰一两串绿松石珠串，称为“纪念”。朝珠的构成，有着特殊的含义。一百零八颗珠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四个红珊瑚结珠象征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下垂于背后的佛头、背云，寓意“一元复始”，三串绿松石纪念表示一月中的上、中、下三个旬期。皇帝穿朝服时戴一盘东珠朝珠，皇后、皇太后穿朝服时戴一盘东珠外，还在两肩斜挂两盘红珊瑚朝珠，以示身份特殊。皇帝佩戴朝珠，还根据不同的场合戴不同质地、不同颜色的：祭天戴青金石朝珠，祭地戴琥珀或蜜腊朝珠，祭日戴红珊瑚朝珠，祭月戴绿松石朝珠。不同质地不同颜色的朝珠寓意天、地、日、月，而东珠朝珠作为天地与人间的纽带，为皇帝专用。皇帝在穿戴服饰中，腰间都要系相应的腰带，穿朝服系朝服带，穿吉服时系吉服带。朝带有两种，一种用于大典，为明黄丝织带，带上有龙文金圆版四块，中间嵌蜜石、东珠；一种用于祭祀，带上用四块金方版，嵌以束珠及各色玉、石。朝带并有垂带物品，即左右佩盼、囊、隧、鞘刀等。吉服带与朝带颜色相同，形制相似。带上的四块金版嵌珠宝随意，带端的一版角带扣，列左右的二块有环，以佩带玢（音ｆēｎ）。带上拴的荷包也格外讲究。满语称荷包为“法都”，是满族人喜欢的饰物。满族旧俗，无论男女，穿长袍系腰带，带上都拴“活计”，荷包是活计之一。它是由满族先世出猎或游牧时随身带的“囊”（一种皮质的饭袋）演变来的，同切割用的鞘刀、点火用的火镰、擦汗用的手帕等同为出猎的必备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游牧、狩猎变为固定的居住与耕种，这些活计就失去原来的意义而变为装饰。清代皇帝的活计更是质地精良，制作精美。在绸缎上绣各种图案，与衣服相配。荷包上绣的纹饰有“五谷丰登”（正月）、“五毒”（端阳节）、“鹊桥仙会”（七月）、“丹桂飘香”（中秋）、“菊花”（九月初九重阳）、“葫芦阳升”（冬至节）、“甲子重新”、“万国咸宁”（大年三十）等，以应节景。清代皇帝的衣料由内务府广储司拟定式样颜色及应用数目奏准，对缎匹长阔尺寸、质地、花样、色泽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档案中的“敕谕”多次记载要求官局所织缎匹“务要经纬均匀，阔长合适，花样精巧，色泽鲜明”，如质量不合格，需补赔罚奉或受鞭责。内务府画师设计画样格外精心，发往江宁（南京）、苏州、杭州三处织造司分织。江宁织造负责御用彩织锦缎，苏州织造负责绫、绸、锦缎、纱、罗、缂丝、刺绣，杭州织造负责织造御用袍服、丝绫、杭绸等。刺绣由如意馆画工设计彩色小样，经审后，按成品尺寸放大着色发交内务府和江南织造衙门所属的绣作进行生产。皇帝穿衣也有不顾典制而随心所欲的时候。按规定，皇帝吉服为最高的等级明黄色，皇子嫔等人的龙袍是香色（秋叶色）。典制中虽然服饰的颜色有等级、身份的差别，但乾隆却明确表示喜欢香色。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十二月二十九日是除夕，乾隆皇帝要在宫中神祖供像前行辞旧岁礼。是日晚，他照例沐浴更衣。当四执库太监捧出明黄色龙袍时，他却下旨要穿“香色刻丝黑狐面龙袍”。并且说，这件龙袍“着寻常日少伺候，留至每年十二月三十日沐浴后再伺候，以后每年是为例”。如果换了别人，穿着不符合身份的服装，肯定有违制之嫌。皇帝金口玉言，为所欲为，不受制度限制。另外，乾隆皇帝口口声声衣冠服制遵循古礼，可他在许多宫廷绘画中都以汉装出现。他曾说过，他的汉装像不过是“丹青游戏”。宫廷绘画多是写实的作品，水平再高的画家也不敢为皇帝画像张冠李戴。由此可知，宫廷生活往往被政治化，更显皇权的至高无上。清宫内设有尚衣监，存放皇帝的袍褂和服饰，又有专门的衣服库，管理皇帝平日常用的服和冠，还有一大群随时侍侯皇帝更换衣服的太监们。皇帝一天之中多次更换服饰，有时一天内更换二至三次。

清代宫廷服饰研究综述论文题目

中国素以“衣冠之国”位居，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服饰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在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服饰上有极其显著的反映。它与礼制相结合，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不同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服色、图案纹样等都有详尽的规定，以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充分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可以说，中国服饰制度具有鲜明、独特的礼制文化特色。一、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礼制而发展中国古代礼制成于“三皇五帝”时代，到尧舜时，已有成文的“五礼”，最早的有关服饰纹样在礼制中反映的记载是在《虞书·益稷》篇中：“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意思是说仲雍在举行祭祀礼仪时穿着图腾衣，各部联盟首领在祭祀礼仪活动中以五彩之色施与衣物上，即将十二章花纹用画与绣的方法施于冕服上。“天子衮服十二章”的起源便是由此而来。十二章花纹纹饰的次序为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这说明当时的服饰图案已经很有特点了。殷商时代社会已出现了等级，但服饰形制还没形成。到了周朝时期，已逐步形成了华夏民族的礼乐衣冠体系。随着各种礼仪制度的确立，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论贵贱尊卑，都应穿着相应的服饰，皆以“礼”的精神规范自己的生活。“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政，而民和睦，颂声兴”，周朝设礼官掌管天下礼仪，并把这项制度推向了较为完备的阶段。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代儒家传统地位确立之前，就被“礼”所约束。随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汉代把《仪礼》列入五经。“仪礼”的关注点是整个社会活动，项目繁缛，对于服饰有全面严格的规定，是典型的儒家所倡导的礼制在服饰上的反映，它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服饰观念和风格。例如，西汉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服饰礼制方面规定得十分用心，不仅对百官服饰的样式和色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甚至对民间服饰也做出了限定。在当时，百姓只能穿着本色的麻布衣，而不得使用其他色彩的服饰。除此，还对生活用品进行详细完备的规定，诸如相关的生活基本需求，如衣帽鞋袜、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在汉朝，不论花色、品种、质料，还是色彩，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历代更是在朝廷中设立相关的机构对礼制进行管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历代统治者都把此作为行为准则，用法制、礼教、哲理等各种手段统治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使之成为相应的风气。在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服饰纹饰以一种“标识”的特有形式显示着封建礼制的等级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中有一段关于中国官服补子起源的记载：“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八字铭……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由此可见，武则天以绣袍赐予百官，是以鸟兽纹样为主，而且装饰部位在前襟后背。这一做法带有一定的标志性，它直接以一个有形的文化符号显示在服装上，使其具有了明显的中国礼制文化特点。到了宋代，宋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焚金饰、简纹衣，以取纯朴淡雅之美，对妇女的装束也有了详细严格的规定，服饰制度与宋代程朱理学观点有着异常密切的联系。而清代的服饰是我国服饰发展的顶峰，服饰纹样在这时的装饰作用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清代在图案的设计上承袭十二章的纹样，在明代的八吉祥纹样的基础上，集图案的装饰作用之能事，使之达到了繁复的程度。这一时期，服装出现了一种叫“补子”的装饰，以“补子”的纹样代表官职的贵贱，“补子”纹样的差别反映了清代等级的森严。并且清代的帽子一改历代的式样装束，注重帽子上顶戴花翎的装饰，以花翎的不同反映不同的官职。因此，如果分析清代服饰的发展与历代服饰之间的差异，那么，主要表现的就是各种服饰装饰纹样的繁杂堆砌，以及在图案上等级观念的反映。可以说“礼”在中国古代，是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服饰在这一过程中，则体现了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中国的服饰制度始终与中国礼制思想紧密相连，使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着礼制而发展。二、礼制促进中国古代服饰纹样的特色发展1.从纹样题材内容上表现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服饰图纹的普遍性可以被统治阶级利用，以图纹去强硬地推行一种统治制度，这在纹样题材内容上显示得较充分，例如前文所提到的，上古时期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十二种纹样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宗彝、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亚形)。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之意；龙是神明的象征，同时又不可捉摸，取意应变；山，象征王者的崇高；华虫(雉)，取其有文彩，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象征冰清玉洁；火，取其向上；粉米，代表食禄丰厚；黼为斧形，象征决断；黻作两已相背，象征善恶分明等。纹样不同，所属官阶不一样。天子之服，十二章全用，诸侯只能用龙以下八种，卿用藻以下六种，大夫用藻、米、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界限分明，不可僭越。而明、清两个朝代用于官服上标明品级的补子纹饰，更是在礼制精神下的产物，是封建帝制的标志之一。2.从纹样色彩上表现中国传统服色尊卑有别，等级森严，其色彩运用具有鲜明的特定性，成为统治阶级权力与等级差别的标志与象征。从西周开始直到明清，历代制定的舆服制度，从统治者到诸臣百官的服饰纹样色彩各有等差。例如《周礼》中规定：“黄帝冕服，玄（黑）衣、赤（红）裳，用十二章，从公爵起视帝服降一等用之。”《尚书大全》中记载十二章纹的色彩是：“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另外，统治者祭天时服色要用青，祭祖时服色要用玄，祭桑时服色要用绿色。“秦汉以来服色转变，令唯朝廷五服用彩”，厉禁庶人衣彩，平民只能穿“布衣”“白衣”“皂衣”，而被称为“白丁”“黔首”。封建社会中期以后，规定愈加明确详细，如唐代始以袍服颜色区分官员等级，除皇帝可以穿黄色衣服外，“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贞观四年规定二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宋·舆服志》关于文武官员服饰颜色的规定是：“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绯，五品浅绯。”而黄色自隋朝开始则逐渐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据《清史稿》记载：“龙袍，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文金龙九。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这说明清代对龙袍在形制、制作工艺、装饰图案以及对衣服的色彩上都规定得十分严谨苛刻。3.从装饰形式上表现中国传统服饰纹样装饰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服制化、程式化制约，装饰的位置要按古代服制要求或造型构图的需要，将图案纹饰“对号入座”。如《明史·舆服志》记载：“自黄、虞以来，元农、黄裳为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其序自上而下为衣之六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其序自下而上为裳之六章。”永乐三年又定：“元衣八章，日、月、龙在肩，星辰、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一般服饰图案装饰位置多选居中式、对称式、呼应式、满地式等形式。儒家说：“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凡具有特定含义，或具有标志作用的图案多采用居中式，如明清时期的龙袍，团龙居中，为正面造型。又《旧五代史·选举志》：“务在酌中，以为定制。”故清代补服为对襟式，宁将补子一剖为二，也不能移动位置与左右，以显“中庸”“方正”的社会观念和哲学思想。凡双数、对应图案多采用对称式，如清代龙袍、蟒袍下摆装饰的“水脚”纹装饰形式，运用对称式能够在视觉上产生一种稳定、端正的感觉。如果纹饰不同，但内容彼此关联的图案，大多采用呼应式。如传统服饰纹样中常见的日月对应、龙凤对应，在装饰位置上彼此关联，相互配合。此装饰形式在民间服饰应用中比较常见。满地式，在女服纹饰中运用较多，有造型逼真的写实花卉、四通八达的几何骨架、满地排列的地子纹等，其花式丰富，排列自由。综上所述，“礼”在中国古代，已经俨然僭越精神文明的界限，而成为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服饰体现着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它带有强烈的“礼”的色彩标志。我们只有深入发掘、整理研究本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体系，才能展现中国服装事业发展中的民族特性和时代特性，让世界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服装文化。

【清代】夏朝服，披领及袖俱用石青色加片金沿，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腰帷行龙四，中有襞，裳行龙爪，披领行龙二，袖端正龙各一，下幅八宝平水，头戴翎冠，颈饰朝珠，内着蟒袍，外加衫服，开衩内露的是衬衫，镶滚边长袄，低领袄衫多为圆领，右对襟，琵琶襟、衽大襟，扣襻系结，高髻，花钗，身穿对襟外衣，或水田衣，长裙的上层妇女。

宋词研究小论文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摘要：本论文选取了两宋(北宋和南宋)词中比较独特的咏史词作为研究对象。由于咏史词的发生和发展都和一定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背景紧密相连,所以不同时代的咏史词在题材选择、思想主题等方面也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对于两宋咏史词发生背景和题材选择、思想主题三方面深入、系统的分析与挖掘是本论文的一个突出特点。论文可分为三章：第一章,是概论部分。从“研究现状及选题意义”、“概念界说”、“研究思路及框架“三部分对两宋咏史词的研究价值及本文的研究思路进行了分析。中间两章“北宋咏史词研究”和“南宋咏史词研究”是全文的主体部分。笔者在分析论述时选取了大致相同的角度,有意对照着来写。两章分别从“ 咏史词发生的背景 ”、“ 题材特色 ”、“ 主题思想 ”、“ 作家论 ”等几方面进行论述。既兼顾理论的分析和作品的赏析,又选取了代表性作家(北宋的柳永、王安石、苏轼、周邦彦 ,南宋的李纲、辛弃疾、吴文英) 及突出样式作品 (北宋的“ 金陵咏史词 ”和南宋的“ 隐逸题材的咏史词 ”)进行专门的论述。笔者既注重对北宋咏史词和南宋咏史词独特性特征的把握,同时也将两宋咏史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关照,所以结尾部分对于两宋咏史词的特点和异同进行了比较分析。关键字：北宋南宋咏史词背景题材选择思想主题正文：关于怀古和咏史，历来文人有很大的争议，很多人把它们划分为两种概念，认为它们是两类题材，而有的人则认为它们是统一起来的。施蛰存认为：“咏史诗是有感于某一历史事实，怀古诗是有感于某一历史遗迹。但历史事实或历史遗迹如果在诗中不占主要地位，只是用作比喻，那就是咏怀诗了。”因此，在我的理解来看，我认为怀古咏史是作为一个分类的。追溯怀古咏史题材的历史，咏史诗的起源比较早，东汉班固就有《咏史》“三王德弥薄”一首流传，但是怀古咏史词的发端就比较晚，在中晚唐时才有怀古咏诗词的出现，北宋随着词的发展，怀古咏诗词才风气渐开，到南宋时达到繁荣。当然，词的蓬勃发展，少不了社会历史、经济繁荣昌盛以及政治开明和朝代更改等因素。由于南宋和北宋之间的历史变迁，两个朝代有不同的发展、社会风貌和政治文化，所以本文将从两宋咏史词发生的背景和题材选择、思想主题三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系统探究，注重对北宋咏史词和南宋咏史词独特性特征的把握,同时也将两宋咏史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关照。一、咏史词发生的背景就像诗歌与词的发展变化一样，诗歌的发展是远远早于词的发展的。像前面说到的一样，怀古咏史诗开始很早，在东汉就开始了，而怀古咏诗词却是在中晚唐才开始出现。最有名的是李白的《忆秦娥》（箫声咽），下片尤为精彩：“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李白在咸阳古道上怀思骤起，咏秦朝的衰亡事实，劝谏当朝统治者要吸取秦衰亡的教训。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还称“西风”二句“寥寥八字，独有千古”。这是在唐时代最为有名的一首怀古咏怀词，但是争议很大，很多人都在持否定的态度，认为这首词不是李白写的，在盛唐生活的他不会有这种成熟的词体。所以，历来公认为第一首怀古咏诗词的是中唐诗人刘禹锡写的《杨柳枝》：炀帝行宫汴水滨。数株残柳不胜春。晚起风来花如雪，飞入宫墙不见人。这首词堪称是正宗的怀古词。这是怀古咏史词的萌芽阶段。到了北宋，怀古咏诗词就得到了很好的土壤发展。因为在这个时期，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像雨后春笋一般，迅猛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在北宋这个朝代里，词有了很长远的发展和繁荣，但是怀古咏史词的数量却不是很多。我们知道，怀古咏诗词的发展，不仅和词的雅化、文人化的过程有关，还与时代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处于乱世时衰中的文人，更加习惯将现实感受和历史感触结合起来，把历史与现实、古人与自身连接在一起。在古今的对照中，缅怀过去、感叹身世、惋惜现世的不安稳和国家的灾难。生活在盛世的文人，一般不会有怀古咏诗类的作品的，因为他们体会不出那么情感。北宋时代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的时代，文人参政意识很强。在一个风调雨顺的朝代，有吃有住有穿，还有官做，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感伤情绪。看到残垣断壁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感想，或许还认为是一种不错的风景。素来认为，写怀古咏诗类作品的文人，几乎都是一些有很大抱负、关心民间疾苦和对国家有很深情结的人。北宋前期与中后期不同，前期是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的，但是到了后期，奸臣当道，战争不断，百姓流离失所，面对这样的国家现状，很多有识的知识分子就有很多的感慨，尤其站在前朝的地方，心中的愤慨更加浓郁。在北宋怀古咏诗词不多，有代表性的词人是王安石、苏轼（苏轼真正意义算得上得怀古咏诗词，就只有一首）和北宋后期的周邦彦。这三个人在北宋历史上都是名字响当当的，王安石一心想着改革，但是改革路却困难重重、挫折多多。当然，他是一个对祖国有很深情结的人，政治上的改革也是想为祖国出一份力，但是却屡遭破败。他的《桂枝香》：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斜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平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借古讽今，“六朝”二句以具体生动的景物形象寄寓作者对历史盛衰的深刻思索。六朝的往事已经成为过去，他们昔日繁华的旧址上，只剩下寒烟衰草。往日的繁华一变为今日的衰败景象，不正是深刻的历史教训吗？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王安石对宋朝的政治现实有着深深地隐忧，所以才借此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寄情声色的宋王朝统治者的警戒，怀古咏史词在北宋时刚刚起步的阶段，到了南宋就到达高峰期。南宋时期，建炎南渡，把都成迁到了临安（即今杭州），就揭开了大批文人流离困顿、奔走避乱的人生序幕。同时，中原沦陷、宋金对峙的局面也进一步激发了词人的爱国热情，一向远离政治的词，开始明显诗化，激起时代的雄歌。词人们登临远眺，遥望神州，感慨无限，满腔郁愤，往往发之于借古讽今的怀古咏诗词中。与北宋的时代相比，南宋的百姓是生活在战火纷飞的时代的，再加上都城的变迁，百姓随着变动，在途中是要经历无数的劫难的。文人更是如此，在此过程中看到百姓到了水生火热的地步，是很愤慨的。这个时期的词人是以爱国为标榜的，主要的代表词人有李纲、辛弃疾、吴文英。值得一说的是，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的怀古咏史词，多就史事或陈迹抒怀感慨，其感慨往往比较有局限，多为盛衰有时、物是人非罢了。然而，南宋的怀古咏诗词，多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交杂着作者个人的政治感慨和对时局的看法。如李纲的《六么令》：长江千里，烟淡水云阔。歌沉玉树，古寺空有疏钟发。六代兴亡如梦，苒苒惊时月。兵戈凌灭，豪华销尽，几见银蟾自圆缺。潮落潮生波渺，江树森如发。谁念迁客归来，老大伤名节。纵使岁寒途远，此志应难夺。高楼谁设，倚栏凝望，独立渔翁满江雪。二、题材特色怀古咏史词，多为登临古迹故地，引发的盛衰之感和兴亡之悲，所以不管是北宋还是南宋都是以地点为线索的古迹怀古。自秦朝建立中国史上得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开始，它的都城咸阳，是许多文人经过此地很爱发感慨的地方，还有曾为六朝故都的金陵，三国时的赤壁大战的赤壁以及姑苏、京口等地，是众多善感多愁的文人抒发情怀的敏感地。在纷乱的宋朝，在破败的遗迹面前，更容易有感伤情绪。因此，在题材的选择上，南北宋没有很大的差别，都是地点的怀古咏史词，然而又有区别。金陵怀古。金陵作为六朝的古都，历代兴废，斑斑可考，山川形胜。又有烟水迷离的秦淮河，无数韵事，惹人追思，故是历来怀古诗词中发思古之幽情的最佳场所。北宋的王安石写过《桂枝香》（上文有提到），是公认写金陵词最好的。北宋末年的周邦彦的《西河》，除了是写金陵怀古词的又一佳作之外，还把北宋的怀古词推到了一个新的水准。下面细细看一下这首词：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断崖树，犹倒倚。莫愁亭子曾系。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沉半垒。夜深月过女墙来，赏心东望淮水。酒旗戏鼓基处市。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词先点出作为“帝王州”金陵胜地和“南朝盛世”，然后展开渲染，遗迹犹在，但已物是人非，抒发出了国家兴亡无常的感慨。细读王安石的《桂枝香》（登临送目）和周邦彦的这首词，会发现他们都只是描绘了金陵周围的景物，然后在古今的盛衰对比中，抒发历史兴亡的感慨，个人的内心情感比较多，典型的咏物抒怀。不同于北宋词人的只是慨叹历史兴废，南宋词人的金陵怀古词更多地是将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如辛弃疾的《念奴娇》：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是兴亡满目。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登楼怀古，放眼望去，一片惨败荒芜，下片提到王安石的风流伟业，暗喻自己的年老无为，此词抚今追昔，感慨悲壮。情感大气磅礴，没有北宋的那种内敛。其实，了解南宋的历史都知道，南宋时的金陵已经成为与金国对峙的前沿重镇，直到南宋灭亡，南宋遗民再经过金陵时，是别具内蕴的。赤壁怀古。赤壁之战是周瑜成就最大的一场战争，打响了他的英名。是后来许多失志的文人义士经过此地，喜欢看着赤壁吟诉壮志的地点之一。北宋的苏轼就是这一类词的首创者，他的《念奴娇》是流传性最高的一首赤壁怀古词，同时也是他革新词风的代表作。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浪，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上片咏赤壁，下片怀周瑜。写得荡气回肠，颇有大将之风。不似前期的词满是感伤，末后的消极情调也掩盖不了全词的豪迈气派。在词中，苏轼极力写赤壁的滔滔江山，赞美江山之美和周瑜的英雄伟业。可见，词到了苏轼的手中，有了很大的改变。南宋，与苏轼有得一拼的就是辛弃疾了，同是豪放派，在写赤壁怀古词各有千秋。但是辛弃疾的词更有时代的痕迹在里面，情感是悲壮性的。如他的《霜天晓角赤壁》：雪堂迁客。不得文章力。赋写曹刘兴废，千古事，泯陈迹。望中矶岸赤。直下江涛白。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为予窄。一个“迁”字就道出了悲哀，朝代变迁，敌人的紧逼，使得南宋百姓被迫流离失所，更道出了自己郁郁愤懑和英雄失路的悲哀。南宋的题材选择要比北宋的要多，古迹咏史的词篇要更广，像京口怀古，南宋的辛弃疾、陆游和陈亮就写过，但是北宋几乎没有这样的篇章存在。除了京口之外，钱塘和姑苏也是文人多吟诵的怀古词。像姑苏怀古，南宋的吴文英的名作《八声甘州》就很有名。南北宋的怀古咏史词的题材特色就是，北宋题材较窄，没有南宋那么广和深刻。三、主题思想怀古咏诗词的主题无非就两类，一是读史兴感，即在满目苍痍的古迹中去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二是托古讽今，借历史实际和古迹的过去的繁华热闹和现今的荒凉静寂对比，慨叹现实，讽刺当朝统治者。总的来看，北宋怀古咏诗词的主题思想是以第一种居多，而南宋的现实，让他们不得以词寄怀，托古讽今，批判统治者的昏庸无道，不知人善用。北宋的王安石、苏轼、周邦彦等代表词人，面对落败的金陵和赤壁，也不过是对景自伤而已，在反思历史和慨叹英雄的伟绩中慨叹自己的生不逢时。北宋另一政治家范仲淹，他的咏史词《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也不过是借史感慨人生的短暂，无法避免白发的横生。当然，南宋也有这样的读史兴感词，但并不是主流，它的主流是托古讽今。最为有名的是，李纲的一组咏史词。因为李纲是南渡名臣，在南渡途中看到太多的令人感伤的画面以及当朝统治者的政策让他感到心寒，因此写了七篇咏史词，涉及的史事包括东汉光武帝中兴汉室、汉武帝击败匈奴、东晋淝水之战，唐太宗战胜突厥等，这些历史事迹的共同点，即是历史上中兴帝室，抵御外敌入侵，李纲是想借此激励宋高宗和南宋朝廷以及士大夫的士气，以振作人心，中兴宋室。

落花之下的独立人——从宋词中的落花意象浅析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关键词】落花命运偶然性文人的个人际遇家国忧患意识【内容摘要】宋词中的意象浩如烟海，本文将选取“落花”这一意象，从士大夫阶层、失意文人以及女性词人，三个层面，结合具体作品，和词人写作时的背景和心态，试分析“落花”意象在宋词中的特殊意蕴和内涵，及其中所表达的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和家国意识。花在一个春天完成从盛开到凋落的生命周期，提示着四季循环，暗示着时光流逝。落花凋零，飘摇随流水，太多的人看到这样的一幕，都会觉得一种不可自制的悲伤。这是因为，花之迅速凋落，乃是“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的缩写。叶嘉莹先生在《迦陵论诗从稿》中也曾这样写道：“枝头上憔悴暗淡的花朵，较之被狂风吹落的满地繁红更加使人觉得难堪。后者虽使人对其夭亡深怀惋惜，而前者则使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生命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残酷的事实。后者属可避免之偶然的意外，前者则是不可逃避的一切生物之终结的定命。” 看落花的人，由落花生命的逝去，而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如同飘忽不定的落花一样偶然,毫无定则。从而，产生了一种，命运无常的悲戚心理。落花便由一种单纯的自然事物，转变成为了一种富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的意象。其实，最早提出这种落花意象中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偶然观的是南朝的范缜。在《南史范缜传》中，这样写道：“竟陵王子良精言佛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开藩篱落于粪溷之中。”这段话是他与竟陵王萧子良就关于因果报应说所作的辩论。范缜说，“人生好象落在地上的花朵，有些花朵被风吹落到厅堂里，飘落到席子上，坐垫上，正如你一样出身高门，享受富贵；而有些花瓣被吹到粪坑里，就像我，一生不幸。”这即是说，人的富贵、贫贱，只不过是偶然的遭遇不同罢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富贵贫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它包含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前提，即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只能听其自然安排，个人是无能为力的。综观宋词史，在宋代诗人的词作中，落花意象比比皆是，有约六百多首。写花开的少，写花落的多。因为宋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具有纤巧细致的特点，更容易表现优美、悠闲或忧愁的情绪。故而，落花这种美丽、短暂、动态的意象，以忧伤之美，给词人留下的印象必然更为深刻。飘零的落花中，弥漫着春光不再、青春不再、美人迟暮的感慨与恐惧。缤纷的落花是宋词中伤春主题的核心意象。在词中，落花意象染上更多个人境化、女性化的色彩。同时，又由于作者的地位、身份、所处情境的不同，落花意象中所包含的思想内蕴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采用落花意象中的词人，通常是借落花来感时伤物的，表达那种生命易逝、命运难料的情怀。在描写落花的时候，大多处于一个抑郁不得志的状态。对“落花”意象的表述，是一个由外在意象对内心世界进行表述的过程。从历史上看，首先，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优渥文人的时代。为了适应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科举成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从而形成了读书办学和研究学术的社会风气。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明朝徐有贞在《重建文正书院记》中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盛过之。”宋代统治者，鉴于前朝之教训，对文化没有实行专制，使学术思想得以活跃。宋代知识分子吸取了佛、道理论，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了与“汉学”相对立的“理学”，以及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境遇的探寻。但是，他们可以论政，却仍然是统治者手中的筹码。其次，在经济方面，宋代基本做到了长治久安，商业繁荣。这也使宋代文学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宋朝的发展是一个从北方向南方的迁移过程。北宋前期境内比较安定，但是，在逐渐迁移的过程中，国势渐微，尤其是到了南宋，国力已大不如前。这也造成了南渡之前后词人词作的不同。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才有助于宋代词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孕育和形成。而价值取向和处世心态一旦确立和稳固，宋代词人才会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随心而动，去实现冶游、饮酒、隐逸、谪居、参禅等多彩的人生体验。我大体上将宋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将从三个类别分述之。第一类是士大夫阶层。他们多沉浮于宦海，有报国之心，却难以为统治阶级所真正接纳，从而产生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这一类型，在宋代词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以晏殊、欧阳修为例。提起落花词，不得不提晏殊。晏殊以一寒门士子而至于位极人臣，但是，检索晏殊长达五十年的仕宦生涯，其于政治历史却无足以彪炳史册的突出建树。晏殊的性格，中庸之气稍重，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斗争的人。经多年宦海风波的历练,他养成了处事圆通的习惯。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家世背景，必然导致了他虽身居高位，但却无法很好的施展抱负的状况。落花的意象，可以自然为他表达对个人际遇的无奈和悲哀。在耳熟能详的《浣溪沙》中，他这样写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其中，“ 怜取眼前人”一句，语出自元稹《会真记》中的崔莺莺诗：“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这是宴会上即兴之作。下片首两句虽然仍是念远伤春，但气度较大，从放眼河山到风雨惜别，引出眼前人，并与上片别宴离歌前后呼应。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定义此首为伤别之作。起句，叹浮生有限；次句，伤离别可哀；第三句，说出借酒自遣，及时行乐之意。换头，承别离说，嘹亮入云。意亦从李峤“山川满目泪沾衣”句化出。“落花”句就眼前景物，说明怀念之深。末句，用唐诗意，忽作转语，亦极沉痛。通过“落花”这两个富有生命流逝色彩的意象，明确地集中和体现了 “伤逝”之情。而因为春和美好生命的明显关联，对 “伤春”主题的揭示就等于展示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年华的留恋，而时间性作为规定此在之 “在世”的基本性质，就在这种特殊的、在本质上是对生存本身的 “留恋”中被揭示出来。可以设想，假若没有这两个负载着主人公万千情思的生命化意象，此在又如何能从 “生命”自身中直观地感受到生命流逝的痕迹呢？晏殊需要以“落花”中所蕴涵的这种哲学人生观作为化解痛苦的灵药，其中包含着的无理性,不公平,可以,使他聊以平息底里矛盾的声音,得到短暂的心灵超脱。而欧阳修与晏殊又有着很大同。虽欧阳修词作不多，但仍多次出现了“落花”的意象。如《蝶恋花》中：“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所谓“乱红”即是落花。此词写暮春闺怨，

宋词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盲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涪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助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词有词牌。词牌的产生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或乐曲名称；如《六州歌头》；取名人诗词句中几个字，如《西江月》；据某一历史人物或典故，如《念奴娇》；还有名家自制的词牌。词发展到后来逐渐和音乐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