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后小说研究论文

鲁迅小说中的妇女形象管希雄文献来自:温州师范学院学报 1981年第01期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众多的农民的形象,塑造了一系列知识分子的形象,除此之外,还塑造了好几个妇女的形象。在鲁迅所塑造的妇女形象中,作为主人公出现的就有单四嫂子、祥林嫂、子君和爱姑等。鲁迅所塑造的妇女形象,虽也有涉及婚姻问题或其他问题的,但主要在于揭示封建社会中.... 2. 浅析鲁迅小说中的妇女形象徐红云文献来自:景德镇高专学报 2003年第01期张小萍1浅析鲁迅小说中的妇女形象@徐红云$景德镇三中!江西景德镇 333000鲁迅;;妇女形象;;可怜 ... 3. 略论鲁迅小说中的妇女形象薛艳萍文献来自: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2年第04期略论鲁迅小说中的妇女形象@薛艳萍$清远市广播电视大学!广东清远,511500鲁讯;;小说;;妇女 ... 4. 鲁迅笔下妇女形象的反抗性格薛伟伍夫楹文献来自: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2年第01期子君、爱姑这三个富于反抗性的妇女形象。在鲁迅描写的妇女形象中,受封建压迫之重,摧残之烈,莫过于((祝福》中的主人公祥林嫂 ... 5. 谈鲁迅小说中的劳动妇女形象李善修文献来自:许昌学院学报 1986年第04期 ②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样做起小说来》。谈鲁迅小说中的劳动妇女形象@李善修<正> 妇女,是中国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在社会解放和建设事业中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历代反动阶级的压迫和封建 ... 6. 略谈鲁迅小说中的几个妇女形象张衍芸文献来自:朔方 1981年第10期时广大妇女的彻底解放,仍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略谈鲁迅小说中的几个妇女形象@张衍芸<正> 妇女问题是阶级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也是社会改造的主要内容之一。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 ... 7. 谈鲁迅的妇女观及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印晓红文献来自: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01期对此鲁迅非常讨厌,并且但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卢在鲁迅笔下的妇女形象中,爱姑是最不具备传统女性逆来顺受的品性的。然而她拼个“家贴人亡”的目的,只不过是要维持在无爱的封建家庭中的奴隶地位,而且是极为屈辱的 ... 8. 论阿金形象系统(鲁迅笔下的别一类妇女形象) 夏明钊文献来自:绥化学院学报 1986年第03期论阿金形象系统(鲁迅笔下的别一类妇女形象)@夏明钊<正> “愿阿全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鲁迅提起鲁迅笔下的妇女形象,人们印象最深的怕要算是祥林嫂,其次如子君、爱姑、杨二嫂、华大妈等。而阿金这个女性形象似乎不被读者和评 ... 9. 鲁迅对中国妇女命运问题的探索——从鲁迅小说中的三个妇女形象谈起郜润科张计生文献来自:开封大学学报 1997年第02期妇女问题仍然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鲁迅对妇女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对我们仍然很有启迪 ... 鲁迅小说中妇女形象的内涵十分丰富,还需要我们后人一代代探讨下去。鲁迅对中国妇女命运问题的探索——从鲁迅小说中的三个妇女形象谈起@郜润科$山西阳泉教育学院@张计生$山西阳泉教育学院鲁迅小说中的女性主人公具有形象、 ... 10. 妇女解放要从自身做起——试析鲁迅笔下的女性形象邹海燕文献来自:雁北师范学院学报 1999年第02期是鲁迅二十年代中期创作的三部反映中国妇女命运的小说。三部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三个不同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善良勤劳的祥林嫂,还是大胆泼辣的爱姑,或是果敢又脆弱的子君,都给人留下了鲜明而强烈的印象。作者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一 ... 回答：2007-12-22 16:10提问者对答案的评价：十分感谢！共2条评论...

在70年代末崛起的新时期作家中，贾平凹是从未中断过文学创作与艺术追求的唯一一个。其斐然坚实的文学劳绩与勤奋执著的进取精神让文坛同样瞩目。这位以独特姿态默守于西北一隅的“独行侠”，虽然从不扯旗拉派、追风赶潮，也从未参与喧喧攘攘的文化论争，却在批评界引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时毁时誉，或贬或褒，这种现象存在的本身就值得学界深思。另外，贾平凹的创作及研究贯穿至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大潮冲洗下的历史印痕、文化印痕。因而，从新的历史高度去回顾、反思贾平凹小说研究20年来的曲折历程，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鲁迅说：“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1](P3)贾平凹既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又不断追求创新、整整穿越了三个年代的小说创作，使其研究也相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据此，我们可以界划出三个历史时期，以方便在历时性的考察分析中，对贾平凹小说研究进行共时性的概括与归纳。这三个研究时期一是1978-1984年，二是1985-1989年，三是90年代以来至今。一纵观第一时期的贾平凹小说研究，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基本上呈“之”字状发展。这一时期大略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草创、发端期（1978-1981年）贾平凹是追求“有自己声音”的作家。新时期伊始，文学界普遍还在“救救孩子”的呼喊中抚摸伤痛、控诉罪恶时，贾平凹却以一个山地青年天真的眼睛发现了爱和美。他的《满月儿》、《果林里》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着一支清新动人的柳笛，因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发表于1978年5月《文艺报》上的《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是最早一篇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评论文章。老诗人邹获帆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最早发现了这颗文坛新星的光芒。从贾平凹的近30篇小说里，他欣喜地嗅到了一种新鲜、别样的气息。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描写、人物“都是有生活气的、生动的”。同时也诚恳地指出了艺术表现过于单纯的问题。这篇评论虽然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印象介绍，还有点意识形态批评的痕迹，但诗人以自己敏锐的艺术良知，已开始触摸到研究对象的核心，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质。更深一层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之风无形中垫高了研究的起点，它标示着学术研究“解冻”的春天已经到来。此后，更能代表这一时期批评观念与水平的是王愚、肖云儒的《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载《文艺报》1981年第12期）与丁帆的《论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两文基本上是邹文思路的延伸，对贾平凹小说早期艺术风格的探讨与开掘更为深入、细微和具体。王、肖的文章更明确地指出贾平凹的特色在于“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肯定作家在极左论调盛行时能逆风而行，“开了一个好的头”。丁文则从艺术手法的具体视角分析阐释了贾平凹小说的诗美特质。此外，费炳勋、胡采、阎纲等人也纷纷著文，对贾平凹的才华与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为宏观定性的评论，对青年作家在创作中的成就与问题都给予了较中肯的评价；开始注意整体研究，但仍限于传统的主题与技巧分析，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水平也多停留在印象介绍之类的感性表层上，理论上阐释不足。2.徘徊、蕴积期（1982-1984年）继《山地笔记》之后，贾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争鸣，1984年关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评论界的积极反响。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无明显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徘徊、蕴积的阶段。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共计70多篇，但质的突破尚未形成，研究基本上积滞在过去的层面上徘徊不前。其次，评论多限于个案分析，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视野。不过，《延河》、《当代文艺思潮》等单位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对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做了及时的回顾与总结。虽然意见零散、见解不一，但良好的学术氛围、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最后，或毁或誉，该阶段研究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曲线发展的形态。从全盘否定到完全肯定，这固然有创作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也暴露出此时研究一个很大的局限与问题：偏重文学与社会、政治等外部联系，相对忽视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又常常带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尤其是1982-1983年的贾平凹小说研究，“左”的思维惯性还在文艺研究的无意识深层滑行。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科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与品质。以一种模式简单切割与解剖文学的丰富性，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也无疑是对文学粗暴的施虐。对《二月杏》、《鬼城》等小说的批判就明显存在着简单化倾向。这些以忧郁的眼光看取现实人生的探索性作品，力图在“文革”的背景上探求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是作家对人的一种反思与关注。遗憾的是，研究者的重心过多地放在要求作家贴近现实、强调文艺的认识作用和社会作用上，作品的审美取向等问题因而并未放在文学的范畴内深入讨论，有的评论甚至直接引用政论来做批判的工具。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这些批评家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但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这些教训又不能不让人深思。相对来说，1984年的研究有所改观。虽然还限于某一个侧面的微观研究，但在理论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拓进。如季红真的《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载《十月》1984年第5期）等文对贾平凹改革小说文本世界作了深入、细密的挖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长，但尚未有多大突破，理论视野还相对封闭狭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二1985年是贾平凹创作颇丰的一年。同时，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也使文艺研究的观念热、方法热渐成高潮。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输入与引鉴，各种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交叉与整合，都促进了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主体思维空间的开阔。开放的时代环境给文艺研究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80年代中期以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越过浅滩，走向拓展与深化的崭新时期。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回顾性、反思性、重读性的论文出现。这些论文都力图通过对作家创作道路的回顾，从整体上重新认识、把握贾平凹艺术追求的内在规律。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直接抓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内核，认为其动人之处“在于真切动人的主观抒情性”。该文还初步探讨了作家的文化渊源与诗人气质形成的内在原因。文中指出，贾平凹的小说“从我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养料，受过一些当代作家如孙犁等人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作家孤独、内向、好幻想的个人气质。“是新时期造就了作家贾平凹。”这些高度概括性的论断虽然还远未深入，但其富有启发性的论点与全方位的统摄观照对后来的研究不无借鉴和影响。贾平凹在文坛素有“鬼才”、“怪才”之称，其鬼气、怪味何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摆脱了过去单一的文本研究，注意从创作主体自身出发来寻根探谜。费炳勋的《论贾平凹》（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和刘建军的《贾平凹论》（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两篇作家论。二文都侧重于作家主体人格、文化气质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和分析，而费文尤为透彻。它已突破了人生回顾之类的简单描摹，深入到人格心理等复杂层面的剖析。费炳勋此后的《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载《文学家》1986年第1期）一文又从作家独特不群的艺术个性出发，敏锐地发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继与传统文化美学对作家艺术思维、禀性的深厚滋养。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的“发现”没有顺此深入下去，论证也显单薄。在中国文学这个大的互联网络里，被称为文坛“独行侠”的贾平凹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单点。比较视角的引入是这一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现象。雷达的《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载《读书》1986年第7期）在将贾平凹与另一位西北作家张贤亮的对位比较中，发现了他们创作动力与模式的共同倾向。这就是“女性崇拜”与“爱——情爱和性爱”的轴心模式。李振声与梅蕙兰的两篇比较论相映成趣。二者都注意到贾平凹与李杭育彼此参照的可能性，但前者重在指出二人文化矛盾心态的相同，后者则注意求异，在多层次的比较中凸现出他们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与追求。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着重从文化思潮的层面“探讨当代作家走向传统文化的文学意义”。该文的优长在于视野的宏阔和开放，与条分缕析的文本细读形成明显区别。这些比较论虽然还多停留在表层，还只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但他们敢于打破以往封闭格局的束缚与囿限，其功是不可没的。贾平凹这个时期以商州系列显示了他的实绩，他确乎“吃到了天国的糖果”。批评界有关商州系列小说研究的大小论文近一百篇，而且在质的方面也有明显的突破。表现在：(1)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学本体研究向细度、精度、深度迈进。有的论者看到了小说中的“现代意识”，有的注意到了小说结构章法“散文化”，有的则体察到了作家理性意识与文化超越的矛盾……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命题的发现与深入，打开了一个多声部的宏大格局。(2)《浮躁》研究热让人瞩目。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研究从1987年一直延续到1989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论文所坚持的社会历史批评，已经摆脱了过去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广泛吸纳文化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如董子竹的《成功地解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态：贾平凹〈浮躁〉得失谈》（载《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对“失重期景观”背后的历史文化透视，刘火的《金狗论——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用典型论对农民文化心态的双向剖析等。这些论文标示了80年代后期研究的一个新高度。总之，80年代后期的研究既注意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微观研究也有所精进；开始注重主体人格、文化心理的研究，基本上摆脱了早期贴标签式的定性概括；研究方法、理论的更新，使研究格局有所扩大；作家创作与研究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良好的互动格局。三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小说研究也在80年代后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进入了全面拓展与深化的新时期。时代、创作与研究自身规律性的发展是推动小说研究走向纵深的三个决定性因素。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现在几部研究专著的出现。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以生动的小说笔法结构文章，可读性、普及性很强。虽论见不多，但不啻是打开贾平凹神秘世界的一扇窗户。他此后的《鬼才贾平凹》，洋洋洒洒两大部，详致传情的书写更贴近传主的人生情感世界。作为贾平凹的乡党和挚友，作者在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完备的史料性因而是该著最大的特色。另外，该书附录的作家工作年表、著作目录、资料索引与文献，给贾平凹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便捷之径。相较而言，费炳勋的《贾平凹论》少传记味而更富学理性。该书是作者多年来追踪研究贾平凹的一个评论集，也是对贾平凹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作者在理论资源与方法运作方面不注重求新求异，但论证扎实，剖析深微，显示了该书厚重的学术品格。其次，几部文学史、专题史的出现，使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鲁原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金汉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分别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上对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色、美学精神、文化意味、思潮影响作了充分的评价和阐析。王一川的《中国形象诗学》在神话形象与家族形象两章里分专节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了抽样分析。现代叙事学理论的运用，是方法的创新，也是思想的创新，作者由此发现了以往未曾注意的、隐含于文本表层下的丰富的潜文化话语。最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已开始纳入文化学、美学的范畴。侧重于美学风貌、主体人格、文化意蕴的微观细部研究在本时期趋于成熟；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也力图据有史家眼光和理论高度；一批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的优秀论文出现。对贾平凹小说美学精神与审美个性的观照与把握在90年代的研究中日趋自觉和深刻。韩鲁华的《审美方式、观照、表达与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从审美观照、表现方式、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切入研究，对贾平凹小说的美学风格做了比较恰切的分析与评说。阎建斌的的《月亮符号、女神崇拜与文化代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从小说本文中的月亮、女神符号发现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深层密码的泄露”。该文所运用的神话原型批评不能说是很确当，但不无探索性意义。李星的《东方和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6期）从艺术思维着眼，蹊径独辟。他指出，“感应式”的东方思维方式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这一个”。文中高度肯定了作家的美学追求，认为他表现出了“东方作家的大气魄、大志向”。费炳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与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透析》（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1期）进一步分析了作家文化心理、生命意识的形成对创作精神的影响。两文以其敏锐的透视力给我们打开了作家文本世界与心灵世界神秘的黑箱。不同的是，费文指出作家神秘人格的核心在于“生命审美化”，吴文则强调了“现实与超越、自卑与自傲交织的心态”对作家创作发展的动力性作用。贾平凹在创作中一直寻求“东方的味”、“民族的味”，他笔下的商州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文化意念、民族心理的载体与符号。因而，这一时期的论者多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现象。樊星的《贾平凹：走向神秘——兼论当代志怪》（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敏锐地指出了小说在魔幻色彩掩盖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与人生哲理”。王仲生在《东方文化和贾平凹的意象世界》（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2期）一文中从生命意识的角度考察了作家小说中“浓郁的东方文化底蕴”。他由此认为，“在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上”，作家“已经找到了东文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可能性”。立论的眼界颇高。此外，有些论文还对贾平凹小说的地域色彩、文化心态、民性意识、匪行心理做了不同角度的阐发与探讨。比较视角的深入也拓展了此类研究的空间。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李咏吟的《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黄嗣的《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载《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在横向比较中分别阐发了贾平凹小说中的审美意识、月神精神、神宗文道等新的文化涵念。从传统文化的羊皮书上颇得灵气的胡河清则在《贾平凹论》[2](P38-52)一文中具体剖析了道家文化对作家人格文风隐秘的影响。其文虽然流于玄虚，但别具一格的批评观念与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对过于西化的当代文学批评不无镜鉴作用。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形成风格，在标志着其创作走向成熟的同时，又容易产生模式化的危险。江开勇的《定势：起步的基础与超越的负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道破了这层隐忧。他在对作家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定势情形及内因作了系统剖析之后，进而指出：“建立开放的思维体系，才能超越自己。”也许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贾平凹这个不安分的艺术精灵在90年代开始有意将视野转向都市，一部《废都》也由此引发出一段毁誉不一、纷纷扬扬的文坛公案。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作为学术研究，情绪化的泄愤和保持缄默、冷冻的态度都不利于探求真理、认识真理。“《废都》一出，骂声四起。”在当时激烈的批评中，确实不乏真识灼见。如吴亮、张法、易毅等人对小说中的旧文人气、失度的性描写、颓废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有点可惜的是，当时批评的基调是“理性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理性”，热情的膨胀遮蔽了理性的分析，批判指责多于思考发现。在偏执于文学的道德使命时，小说自身丰富的审美价值、复杂多义的文化蕴含被研究者的主导意识所疏略与悬置。有鉴于此，《小说评论》在三年后组织专家对《废都》做了认真反思、重新评价。几年的时间距离使批评家、研究者们能以比较理性的眼光和从容的姿态重新看待、思考这一问题。旷新年的《从〈废都〉到〈白夜〉》（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从知识分子人文心态与文化意义的角度出发，精辟地指出“这是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许明的《研究知识分子文化的严肃文本》、党圣元的《说不尽的废都》都在这一意义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党文还对以往有失公允的批评逻辑作了有力的反拨。但是，某些“反思与重建”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在批判对方过于简单化的同时，自己也走向了同一个极端。随后，赖大仁的《创作与批评的观念——兼谈〈废都〉及其评论》（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4期）从文学观念的理论高度对《废都》的创作及批评作了全面的总结与清算。该文从《废都》自身寻找被“误读”的原因，对最近有些矫枉过正的反思性评论也做了有意的救正与补偏。这篇论文是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从短暂的沉寂中浮出水面、从浮躁中走向成熟的一面鲜明的标帜。《废都》之后，倔强的贾平凹并未消沉下去。《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是他在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又一朵朵灿烂的莲花。作家蓬勃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也给贾平凹小说研究带来了不竭的动力和光明的前景。90年代后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跃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尤其是《高老庄》，在1999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与热点。《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为此还专门开辟了评论专辑，收录了十几篇研究文章。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入透析了贾平凹小说中纠合的复杂的文化冲突、精神返乡、民族历史与艺术合题等问题，而且注意把研究对象置入整体的系统中考察其优劣得失，显示出一种开阔的眼光与超越的气度。如果说，此前的研究表现出一种青春期的探索热情因而也带来一种浮躁气的话，这一时期的研究则显示出中年期理性的成熟、深刻与沉稳。肖云儒的《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张志中的《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等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实绩与高度。四纵观前后三个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在起伏波动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延伸。早期零散、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视野从闭锁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静态化、平面化走向了多维化、动态化、立体化。从横向上看，贾平凹是新时期作家研究文章超过百万字极少数中的一个。有的研究者称贾平凹“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几成显学，”[3]因而应该说不算虚词。总之，贾平凹小说研究的成绩是很显然的。无庸讳言，其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恩格斯指出：“在时代条件下进行再认识……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在科学的研究和求索中，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在反复的认识中不断向完美逼近。当前，贾平凹小说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障碍。一、贾平凹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它造成了研究所必要的时间距离的缺失，因而难以使研究主体从一个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无法把史与论结合起来。这就要求研究者积极拓展思维空间，把研究对象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观照与把握。从1973年以来就一直笔耕不缀的贾平凹与新时期各个阶段文学的发展有着必然的、不可忽视的联系。但目前具有史家眼光又有理论深度的系统研究尚未出现。1973年到1978年这段丑小鸭时期的小说研究至今也还是一个有待注意的盲区。比较视角虽然引入，但目前还多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贾平凹创作的渊源极为博杂，如老庄禅道、笔记志怪，如孙犁、沈从文、海明威、川端康成、西方现代派……但影响研究目前还远未深入，尤其是“总的影响”研究还是一个空白。二、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说明了研究对象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研究对象的这种复杂性客观上也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这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的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常常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争鸣涡流的中心。对他的文化姿态与书写行为以及相应的争议如何在学理的高度上反思、评价与认识，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的难题。三、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在不断更新，但许多批评似乎停留在一种“器具套用”的阶段，如何使研究方法与对象做到一种深层融汇和沟通，切实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也是拓展、深化贾平凹小说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个现实问题。【参考文献】[1]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胡河清．灵地的缅想[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3]张志中．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J]．当代作家评论，1999,(5)．

儿童文学,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类别。它是指由成年人创作的,以未成年人为受众的文学作品。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儿童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儿童文学论文范文一：儿童文学课程教学加强策略

摘要：从高校小学教育专业课程教学的角度来看，目前儿童文学教学存在着一些问题。在儿童文学课程教学中，需要加强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的儿童文学创作实践和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的儿童文学教学实践;挖掘地方与民族儿童文学教学资源，建立专门的儿童文学创作内部报刊，为儿童文学创作、欣赏、研究与交流搭建一个平台。

关键词：儿童文学;教学;创作

儿童文学是儿童成长的精神食粮。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对教育的日益重视，儿童文学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从《儿童文学》等刊物的发行量之大就可以看出来。但目前，儿童文学还没有成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1]，儿童文学课程主要是纳入小学教育专业。也就是说，现在的小学教育(语文教育方向)专业的学生将要承担起一线的儿童文学教学。从高校小学教育专业课程教学的角度来看，目前儿童文学教学存在着如下一些问题：一是创作实践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二是相关高校教师对大学“儿童文学”课程教学关注多，而对自己的学生以后走向小学教育岗位后如何进行儿童文学教学则关注不够;三是民族资源与地方资源发掘不够;四是缺乏儿童文学作品的刊发阵地。文章针对这些问题，结合儿童文学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提出几点思考。

一、加强小学教育专业学生儿童文学创作实践

目前，“儿童文学”课程教学的重心落在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上，主要包括儿童文学的基本原理、历史发展轨迹与各种文体介绍三方面上，以传授知识为主，而对于儿童文学创作这一块则相对忽视。事实上，如果不深入了解儿童并尝试进行儿童文学创作，儿童文学教育就很难摆脱成人思维模式，难以根除“成人幻想”的痕迹。别林斯基《新年礼物：霍夫曼的两篇童话和伊利涅依爷爷的童话》说：“童年时期幻想乃是儿童心灵的主要本领和力量，乃是心灵的杠杆，是儿童的精神世界和存在于他们自身之外的现实世界之间的首要媒介。孩子们不需要什么辩证法的结论和证据，不需要逻辑上的首尾一致，他需要的是形象、色彩和声响。儿童不喜爱抽象的概念……他们是多么强烈地追求一切富有幻想性的东西，他们是何等贪婪入迷地听取关于死人、鬼魂和妖魔的故事。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对无穷事物的需求，说明对生活奥秘的预感，说明开始具有审美感;而所有这一切暂时都还只能在一种思想模糊而色彩鲜艳为特点的特殊事物中为自己求得满足。”[2]儿童的思维与成人思维存在很大的差异，切实进行儿童文学创作的尝试，可以促使小学教育专业学生设身处地地以儿童的视角来观察自然与社会，以儿童的思维来认识自然与社会，以儿童的感情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思考，使自己以“童心”来进行儿童文学创作。这样走向小学教育岗位，进行儿童文学教育，就会更加贴近孩子们。如河池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小学教育专业的儿童文学教学，通过日常见习与集中实习，切实的了解到孩子们在想什么，想干什么。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儿童文学创作更接近儿童的心理。如河池学院韦梦玲的童话《水晶球》、陆晓婷的童话《“小尾巴”小小》、莫雪鸿的童话《智慧的小公主》等原创儿童文学作品①，不仅强化了对大学课堂所学儿童文学、小学教育心理学等课程知识，还增进了未来小学教师与儿童心智的“磨合”，为以后高效从事儿童文学教学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加强小学教育专业学生儿童文学教学实践

目前，高校教师对大学的儿童文学课程教学关注多，而对自己的学生以后走向小学教育岗位后如何进行儿童文学教学则关注不够。师范生总是要走向讲台的，要想提高儿童文学教学效果，就要加强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的教学实践，解决“如何教”的问题，提前积累经验，进入角色。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高校小学教育专业教师与学生共同面对的问题，要一起成长。学生的日常见习与集中实习可以为教师与学生的儿童文学教学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学生通过实习，加强儿童文学教学实践，教师通过带队指导、巡视指导等方式，加强对一线儿童文学教学实践的了解与对学生的指导，同时将先进的儿童文学理念与具体的教学相结合，使得儿童文学教学在实践中得到提升。就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的儿童文学教学实践而言，我们在一线的儿童文学教学中，通过师生共同努力，做了许多思考与尝试。比如有针对性地展开儿童文学教学，有的孩子比较胆小，我们的学生就有选择性地找一些主人公比较勇敢地童话故事来讲给他们。正好有学生创作童话《“小尾巴”小小》，讲述了一只名叫小小的可爱的小猴子，从胆子小到变得机智勇敢的过程。这类故事能够有针对性地对孩子进行心灵的启发。又如进行开放式的儿童文学教育，让小学生也“参与”到儿童文学故事、童话的教学，对同一个故事、童话，让小学生“定制”自己喜欢的结尾，或者联系自己展开想象，学生及时地根据具体情况加以点评与引导，培养小学生的想象力，加强审美教育。如我们的实习生在讲授洪汛涛《神笔马良》时，将《假如》这一诗歌结合起来，并进行开放式的结尾创作，让每一位孩子通过这个句子来写自己的愿望。这样在近乎游戏的教学中，既丰富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又锻炼了他们的认知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在老师的诱导下培养了审美能力。又如在教学实践中，贴近小学生的情感与生活，选取他们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以黑板报、手抄报等形式发表原创性的儿童文学创作，这种“身边的故事”在小学生中的德育教育与审美教育中效果很好。如黎茵茵同学根据其在宜州市第一小学中的见闻创作的儿童小说《回答专业户》，就选取课堂上的真实一幕，进行生动细致的描绘，得到这个班级小学生的喜爱。另外，对于孩子接受儿童文学的梯度也要有所考虑。低年级的孩子可能更喜欢简单些的、认知性的歌谣，如儿歌《数角》：“一头牛，两只角，两头牛，四只角，三头牛，几只角?别急，别急，请数好，要是牛犊没长角!一张桌，四只角，两张桌，八只角，三张桌，几只角?别急，别急，请数好，要是圆桌没有角!”而高年级的孩子更重乐趣性，故事情节上也要求更加复杂些。对此，我们可以适当的扩充阅读，如曹文轩《草房子》、郑渊洁《皮皮鲁和鲁西西》、任溶溶《“没头脑”和“不高兴”》、杨红缨《淘气包马小跳》等作品，高年级的孩子们可以在阅读中感受到游戏的乐趣与成长的动力，找到纯真愿望的寄托。

三、挖掘地方与民族儿童文学教学资源

儿童文学与民间口头文学有天生的血缘关系。地方民间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中蕴含着丰富的儿童文学作品。河池学院所在的宜州是歌仙刘三姐的故乡，民间传唱的很多山歌本身就是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这些资源，形式活泼，内容丰富，通俗易懂，很多故事、歌谣包含着向善、求真的积极因素。对于小学生而言，浓郁的地方特色具有亲近感，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容易产生认同感，是很好的儿童文学教学资源。对于这些资源应该予以充分的重视，大力挖掘与利用。在这方面，宜州市做了很好的尝试，多次举行“山歌传承进校园”活动。如宜州市第二小学，将原汁原味的山歌对唱融入教学，通过“山歌唱孝道”，如“父母恩德重于山，知恩报恩不忘本;做人饮水要思源，才不愧对父母恩”，“师恩母恩不可分，都是爱我一样深;老师教我为人道，父母教我报母恩”，将民间的、传统的山歌资源挖掘出来，既弘扬了地方山歌文化，又潜移默化地进行孝道感恩教育。作为小学教育专业的儿童文学教学团队，应该注重挖掘这些教学资源。对此，我们准备带领学生进行采风，在此基础上专门开设“桂西北山歌”，选取适合儿童心智的歌谣与民间传说、少数民族传说等，如宜州刘三姐歌谣、都安瑶族《密洛陀古歌》、罗城仫佬族《凤凰山》、《垦王山》、《鸳鸯石》等少数民族神话传说进入课堂教学。学生进入工作岗位以后，在教学中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因地制宜、因族制宜，拓展第二课堂，进行儿童文学教学。

四、建立专门的儿童文学创作的内部报刊

建立这一专门的“报刊”，可为儿童文学创作、欣赏、研究与交流搭建一个平台。没有一个这样的平台，一些学生的优秀儿童文学原创作品得不到交流。尽管一些高校有自己的文学社，创办了一些社团刊物，如河池学院的如“南楼丹霞”、“空谷”等，这些社团刊物偶尔也刊登一些儿童文学作品，目前尽管还不是专门的儿童文学交流阵地，将来可以加大在这方面的力度，以此为特色，打造品牌，为小学教育专业学生和河池地区的孩子们提供交流平台，形成以高校为中心，以实习学生为纽带，以各个小学为辐射点的儿童文学创作、批评、交流机制。一方面将小学教育专业学生和各小学孩子们优秀的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刊登起来，及时见报，这对学生与“小作者”们都将是极大地鼓舞;另一方面，积极吸纳孩子们的参与，真正地让孩子们成为儿童文学的主体，参与到创作、欣赏之中，这将有利于加强儿童文学在小学教育专业中的培养。

总之，在目前儿童文学还没有成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的前提下，我们尽可能地在课程教学的层面加强儿童文学在小学教育专业培养的力度，做了些初步的思考与尝试。

参考文献：

[1]邓琴•加强高校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J].文学界，2010(6).

[2]周忠和•俄苏作家论儿童文学[M].郑州：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

儿童文学论文范文二：小学语文教学中儿童文学的作用

摘要：在小学教育阶段，语文是十分重要的科目，学生通过学习语文知识，为培养其文学素质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在小学语文教材中，儿童文学占据较大的篇幅，学生学习丰富的寓言故事、儿歌等语文内容，能够有利于其对语文知识的全面理解，因而儿童文学深受人们的重视。随着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应该意识到儿童文学与语教学之间的联系，语文教师通过合理利用儿童文学资源，进而提高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因此，本文针对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作用展开了分析，从而为小学语文教学质量的提升提供借鉴。

关键词：儿童文学;小学语文;教学;作用

语文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交际工具，所以通过语文教育能够提高学生素质，促进其个性发展。在小学语文教学期间，教师开展教学活动应该从学生角度出发，对儿童文学予以高度重视，在语文教学时，教师应该发挥儿童文学的作用，然后让学生学习丰富的儿童文学，进而有助于其更深入地理解语文知识。总之，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语文教师必须突显儿童文学的重要性，从而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

一、儿童文学内涵

所谓儿童文学指的是专门为儿童所创作的，为儿童提供阅读的作品。儿童文学的种类有很多，包含寓言故事、科幻故事和童话、诗歌等，诸多的创作方式，都使得儿童文学具有通俗易懂的特点，与小学语文其他教育文章相比，其具有趣味性，所以儿童文学适合于各年龄段的儿童去学习。在儿童文学创作过程中，应该将儿童作为主体，向其提供优质的服务，儿童学习儿童文学能够陶冶其情操，为日后语文的学习奠定良好基础[1]。总之，儿童文学具有独特的内涵，对推动小学语文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学之间的联系

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语文教育的补充，对于我国现代儿童文学而言，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所以教育人员加大了对儿童文学的研究，将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学有机结合在一起进行深入讨论，进而为小学语文教学活动的开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自从产生儿童文学开始，其与小学语文教学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同时，通过开展小学语文教学，对儿童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语文课程标准》的提出对小学语文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语文教材通过多次改编，并推出了一系列儿童文学创作，目前，在新编小学语文教材中，儿童文学占据较大的比例，所以表明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得到空前发展[2]。同时，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学息息相关。总之，儿童文学的产生，能够积极地促进小学语文教学的开展，有利于学生学习到丰富的语文知识。

三、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一)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的重要资源

对于儿童文学而言，对小学语文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小学语文课程教材的重要资源。儿童文学是教师开展课外活动的主要材料，学生通过参与实践，能够培养其听、说、读、写的能力，所以儿童文学作为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激发学生的潜能，为教学活动的开展奠定良好基础。由于儿童文学的题材和内容比较广泛，所以语文教师在课外活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运用儿童诗歌、散文等作品，学生通过学习儿童文学更有利于开展故事会和表演等活动。同时，学生在进行课外习作练习时，可以将儿童文学作为范本，所以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资源。例如，在“陶罐与铁罐”教学过程中，语文教师为了让学生掌握一定的道理，通过讲述寓言故事，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品质。教师先向学生朗诵该文章，学生仔细分析故事，可以了解到讲的是国王御厨里的铁罐比较骄傲，对陶罐持有鄙视的态度，然后将二者埋在土里后，陶罐出土却成为了文物，而铁罐变成了泥土。教师正确引导学生理解该寓言故事，其实每个人都会有长处和短处，而我们一定要看到对方的长处，并正视自己的短处，只有这样才能互相尊重，并和睦相处。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儿童文学不仅仅是重要的教学资源，同时，学生通过学习儿童文学能够使其学会做人的道理，并学习到一定儿童文学知识[3]。总之，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儿童文学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能力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向学生传授相关的儿童文学内容，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能力。当前，在教育体制不断完善的条件下，提高思想能力已经成为培养儿童的核心，所以小学在语文教学期间，不仅应向学生传授相关知识，而且还要将提高想象力和思维能力作为教育的重点。对于儿童文学而言，其内容和题材都相对广泛，儿童文学中所描述的各种事物和现象以及相关矛盾冲突等都能够使学生进行独立思考。此外，儿童文学能够满足儿童心理特征需求，因而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需要发挥儿童文学的作用，从而为教学活动的开展提供有利条件。比如，在讲解“小小竹排画中游”期间，学生通过诵读“小竹排，顺水流，鸟儿唱，鱼儿游。两岸树木密，禾苗绿油油。江南鱼米乡，小小竹排画中游。”这首诗歌，并在教师的指导下，了解到该诗歌讲述的是一个小男孩在江南水乡撑着小竹排，观察江南秀丽的风景，并感受到江南水乡物产丰富[4]。同时，鸟儿欢唱，鱼儿游动，从而表达了小男孩愉悦的心情。此外，借助于对两岸禾苗和树木的描写，呈现对大自然赞美的情感。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期间，儿童文学对提升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能力发挥了巨大作用，有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

四、结束语

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教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其对语文教学的开展起到一定作用，学生通过学习儿童文学，有利于其文学素养的提升。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为了确保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提高，需要发挥儿童文学的作用，结合不同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展开语文教学，从而为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奠定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1]金松霖.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与作用分析[J].课外语文(下),2014(12):21-21.

[2]李艳玲.论述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与作用[J].科技展望,2014(22):69-69.

[3]王艳.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作用分析[J].课程教育研究(新教师教学),2014(10):227-227.

《我的失恋》鲁迅的这首诗，不但辛辣地讽刺了当时流行的失恋诗，而且还教育了青年，爱情应建立在共同的志趣的基础上，门第不同，生活不同，立场观点不同，思想感情两样，怎么能相互产生感情呢�这也是对当时流行的或则以地位、财富为条件，或则“一见钟情”的恋爱观的批评。这首诗是鲁迅作来讽刺徐志摩的。鲁迅在《集外集》自序中他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待到称为诗人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无论如何，徐志摩该是个优秀诗人吧，这样的诗人出现了，本该喜欢才是，怎么反而更不喜欢了。只能说鲁迅不光不喜欢徐志摩的诗，更不喜欢徐志摩这个人。他写《我的失恋》，讽刺的不只是徐的诗，更多是徐这个人。盾加剧，进行上下求索时候的作品。《野草》在思想上以书写内心、解剖心灵为主要特色，也有部分针砭现实之作。反映了鲁迅战斗、探索、彷徨、苦闷的内心感受。但是，着重表现的是黑暗重压下的战斗精神、追求精神、牺牲精神。如《秋夜》中枣树可贵的韧性战斗精神，正是鲁迅精神富有诗意的形象表现。《死火》、《腊叶》、《过客》中虽有矛盾的思想，但是更多的表现出鲁迅的战斗精神和牺牲精神。《雪》和《好的故事》是绚烂明丽的，体现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光明理想的向往。《野草》中，《影的告别》、《希望》、《墓碣文》等篇章，重点袒露了作者内心的矛盾和苦闷彷徨，更显示了鲁迅敢于解剖自己的精神。最后两篇《淡淡的雪痕》、《一觉》，可以看出作者已经脱离了苦闷和彷徨，格调明朗，洋溢着乐观、昂扬的战斗精神。《野草》在艺术上多采用象征主义手法，以创造有物质感的形象来表现复杂的内心感受，构思奇特，境界奇幻。同时，作者也注重写实手法、抒情手法的并用。语言精致形象、饱含深情，具有音乐美、绘画美的特点。《野草》以深邃的思想哲理和成熟优美的语言艺术放射异彩，是中国现代散文诗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希望》在《野草·希望》中，鲁迅先生反复地重复这样一句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在“绝望”、“希望”与“虚妄”三者之间，鲁迅不仅表明了通常意义上关于“希望”而“虚妄”的逻辑关系，还更深刻更深邃也更鲁迅个人化的是他同样也表明了与“希望之为虚妄”相同的“绝望之为虚妄”。即在鲁迅那儿，绝望同样也被认知为了一种虚妄。在鲁迅的作品中，“绝望”一词的出现频率远不如另一个词“虚无（虚妄）”。“虚无”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在存在主义哲学家眼里，同其他物质一样也是一种存在的形式和方式。这种虚无作为一个特殊和特定的存在，是人的对象化的虚空，即人在外在世界“恶”的存在中所选择的一种丧失了现实自由后的精神存在，是虚空的抽象。而这种“虚无”在鲁迅先生那儿，则是由“绝望”与“虚妄”之为的虚无。这其中便包含了人文精神的内涵，即表明“绝望”在鲁迅的精神系统中，不是最终的结果，而只是一种情感理性的、指向虚妄的最终结果的认知态度与价值判断。因此，把“绝望”作为分析与判断鲁迅人文精神的重要构成，也是本文写作的一个基点。分享到网易微博

小说研究论文

中西小说比较研究（一）中西小说的结构艺术之比较1、中西小说艺术结构上的三点区别一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结尾，并且首尾相应，结构完整；而西方小说特别注重开端，并且是片断式的。唐传奇《李娃传》有头有尾，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开头：“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结尾：“累迁清显之任，十年间至数郡，娃封汪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弟兄婚姻皆甲门，内外隆胜，莫之与京。”中国小说往往特别注重结尾。《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儒林外史》，其结尾都是诗词，并且很有深意。《三国演义》之“白发鱼樵”，《水浒传》之“书林隐处”，《儒林外史》之“四大奇人”。而西方小说如《呼啸山庄》之荒原与忧郁主人、《傲慢与偏见》之青年男子出现在五个待嫁之女的母亲面前，其开头都非常讲究。西方小说从总体结构上来说，往往是一种横截面式的、片断式的。像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许多短篇小说。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它们往往都没有什么整体上的、完整的艺术结构，即不太注重艺术结构本身。二是中国小说往往是单线式的发展线索，即便是双线，也是交待清楚、层次分明的，是一种标准的线性结构；西方小说往往是多条线索同时发展，并且错综复杂地交织下去；一条线索的情况也有，但多数小说特别长篇小说，往往是复线性的，并且是相互交织，形成一种蛛网式的密集结构。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体式是章回体，其发展层次清楚，脉胳分明。在另一线索开始时，“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接下此事不说，且说”、“此事后话不提，如今且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这样的话语来进行表达。它往往将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通过结构交待得非常清楚明白。短篇小说如蒲松龄《促织》是如此。长篇章回小说如《红楼梦》也是如此。通过统计，曹雪芹共写了80回，一共是15年的时间；《西游记》写了14年零8天，共5048天，时间线索，相当清楚。《三国演义》，所表现的社会生活虽然十分广阔，历史画面也十分宏大，其艺术结构却并不复杂；几个主要人物的几个故事。而西方小说特别是那些长篇小说，往往描写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同时活跃在舞台上，故事情节非常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展开。茅盾说他特别喜欢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两位作家的长篇作品，说那种多重复式的结构、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形象引人关注，这两位作家的许多作品，往往就是一种多重式的结构线索。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有一种大故事中套小故事的艺术格局。长篇小说中往往也有许多小故事，小故事里还有小故事。西方小说则是以意识的流动为主线，在时序上有倒错、插叙与交叉叙述的特点。西方小说往往不以讲述故事见长，而以是以对人物的心理刻划与自然风景描写为主，注重人物心理与情感在小说中的作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传》中，按“武十回”、“宋十回”的框架，并且这两个十回是可以另取一个书名，独立成书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也有许多章节如“红楼二尤”、“小红赠帕”之类可以单独成篇。“刘姥姥进大观园”，往往被独立地选入语文教材。有的长篇其实就是短篇的集合，如《聊斋志异》等，则更是如此，即每一篇小说都是独立的，但合起来却是一个整体。西方小说往往在时序上有倒叙、插叙和交叉叙述，有的小说在时间上的先后不是很明显。没有明显的过渡，因此许多时候不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谁在先谁在后不明白。莫泊桑短篇《项链》，特别是乔伊斯的长篇《尤利西斯》、罗伯•格里耶的小说等所谓现代主义小说或新小说，往往更是如此。2、原因分析一是中国早期小说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而西方小说则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佛教教义往往将宇宙看作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天地往往就是一个车轮式的运转。因此，中国小说往往既重开端也重结尾，将前世、今生和来世都交待清楚，从而形成一个圆形的结构，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基督教教义往往认为诸神创造天地，耶酥由受难与复活再到最后的审判，说明了世界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所以西方小说结构更加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发展。西方小说也与西方人类精神历史的过去（原罪）、现在（忏悔）和未来（复活）的直线时间观念有关。所以在结构上，心理时间往往代替自然时间，往往以人物的意识之流动为主线进行故事的讲述。二是中国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性有关，西方小说与西方传统的审美特点有关。中国历代的绘画艺术往往是以山水长卷为主，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往往也是园林式的结构。如张大千先生的山水长卷；苏州的园林、扬州瘦西湖、北京的故宫等。它们往往都有方方正正、大中套小的格局。西方小说则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审美特点有关。像唐宁街、罗浮宫、罗马教堂等，往往简洁、突起，虽也有对称之美，却富于变化。西方的艺术往往有一种特别的韵致，让人感到西方人的机智过人与超人想象。三是中国小说源于史传叙事，同时与民间说话艺术有直接关联，而西方小说与庞大而复杂的神话传统有关。所谓“史”即《史记》，所谓“传”即《左传》。《史记》往往注重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与对事件发展线索的勾勒；《左传》则往往注重对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描述，同时也不忘在行文中或文末评点人物。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起源是东汉末年开始的对于佛经故事的讲唱，这就是中国民间的说话艺术，后来发展为宋元话本小说。这种口头表达的艺术，当然讲究情节发展的清晰，讲究大故事中再讲小故事。所谓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析解”就由此而来。希腊神话有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并且人神共体，既有人的情欲也有神的形体，与中国的神话不是一样的。中国神话是不发达的，不仅数量少，有的人认为中国神话处于一种相当低级的阶段，没有什么体系。其实正如孔子所说的，中国人“不语怪力乱神”，神话在很早的时候就为历史所淹没。因此，这种不同的神话传统也直接影响到小说的艺术结构，中国简略，西方复杂。当然所谓小说的艺术结构，也应有多种多样的理解：比如有“情节结构”、“性格结构”、“心理结构”、“交叉结构”。要特别注意一点：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以后的小说往往淡化三种要素；中国在四十年代以后在小说创作中也有所不同，中西小说艺术也就产生了一种趋同的倾向。中西小说艺术结构对照研究，不能绝对化，要考虑到中西小说各自的情况的复杂性。（二）中西小说的人物艺术之比较1、中西小说在人物艺术上的三个区别一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对话，而西方小说则注重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其心理与情感。如《红楼梦》中的许多回，就是以人物的对话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像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的对话，王熙凤与老太太之间的对话，刘姥姥与姑娘们之间的对话。二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情感，西方则有相当细致的心理刻画。如《水浒传》中描写武松在面临一只老虎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恐惧，是以“化作冷汗出了”的方式来表现；在《三国演义》中，关于张飞与关羽的行动描写，真有一点动画片的意味。美国人拍的《花木兰》中，大军在后面追赶花木兰，大雪崩溃，人物的行动胜过了人物的语言。中国古典小说往往多写人物怎么样，少写人物为什么。话本小说往往用“心中想到”、“心中悲苦”、“十分怨恨”来简单地交待人物激烈的或绵长的情思。中国古典小说往往以此来表达人物深藏着的内心世界，不像西方小说往往进行直接的心理描写，并且是全知全能的、全方位的呈现出来。西方小说则比较重视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与情感。像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陀斯妥也夫斯基《白痴》等，往往都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的，都有很直接的、很动人的心理倾诉。西方小说注重对人物进行直接的心理刻画。17世纪法国小说《克里芙王妃》被认为是西方“心理小说之祖”；18世纪英国感伤主义小说家斯泰恩，则认为小说本来就是要注重以人物的心理表现人物性格的。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特别注重对人物的内心情感作细致的描写。巴尔扎克竭力描写人物性格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托尔斯泰始终注意通过人物心理变化来反映人的变化，特别注意描写人物各种复杂感情的交织、更涉及思想情绪的瞬息变化。并且往往通过人物复杂的内心冲突来反映社会的冲突。陀氏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并且还要拷问出藏在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其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与心理刻画，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十分杰出的。陀氏小说之所以在世界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源自于此种特点。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常用的“意识流”、“内心独白”、“心理象征”、“心理时空错位”等艺术技法，都是在西方小说重视心理描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之艺术特点并不是无缘无故的，20世纪后期中国之现代主义小说也是来自于西方，中国自己少有心理艺术的传统。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以诗词来议论人物与创造人物所生存在的环境。西方小说中则很少有诗词的形式，即使有，与人物形象也没有多少关系。如哈代长篇小说中偶尔出现有民谣，其不是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而只是对社会风情的表达。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许多诗词，都是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概括。《三国演义》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结尾词：“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西方小说有着深厚的意识流的传统。像乔伊斯《尤利西斯》、卡夫卡《变形记》、伍尔夫的小说等，都是如此。西方小说中少有对人物的概括，往往以那个人物的意识流动，进行直接呈现。西方人往往注重过程，而中国人往往注重结果，中国人对于一件事、一个人往往也有清楚了解的愿望。不过，中西早期小说都有只重情节与行动而不重人物的倾向。罗马时代的小说家阿普琉斯是“西方小说之父”，他的《金驴记》就是以故事为主的。14世纪薄加丘的《十日谈》，仍以故事情节的优长取胜。拉伯雷的《巨人传》，也以无奇不有的情节取胜，人们喜欢读，主要因为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中国早期的“志人”与“志怪”小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以“记”为名的如王度的《古镜记》，重在叙述故事情节的奇诡与怪诞。而以“传”为名的，如沈既济的《任氏传》，在重故事情节叙述的同时，也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2、原因探析一是中国有只重群体不重个体的传统，中国小说善于写群体的行动，西方小说善于写个体的行动。中国自从上古时候开始，建立了以家庭为基础、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当时有许多诸侯国，就从来没有过个人主义的传统，认为个人要服从于国家与民族，个人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都不能说“我”，只能说“兄弟”今天如何如何。而西方是一个个人至上的社会，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体的价值是得到尊重的。在个人与集体的观念上，中国与西方几乎是相反的。这就直接影响到小说中对于个人与集体的表现。中国古典小说中个性特别鲜明的人物，不是太多，即使像四大小说名著也是如此。二是在中国的小说观念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能够确立以人为中心的意识，而只是强调作为实录所依托的事件；而西方小说观念中则比较早就有人的地位。中国传统的小说白描手法，与魏晋时期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注重以人物的神态与行动表现性格有关。西方的小说，有一个从“神话”到“史诗”再到“传奇”再到“小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历代的小说家们都由注重神仙到注重英雄，再到注重现实社会中的人物。西方有一个人文主义的传统，对于人的赞美，就像莎士比亚借自己笔下的哈姆雷特之口所说的：“人呵，你是一件多少了不起的杰作”。西方从古希腊开始时即注重人，后来则以人为社会的中心，神终于让位于人。古希腊悲剧《普罗米修斯》中只有一个人，即“伊娥”。那么，小说中因此就存在着以人为中心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的。三是中国的传统小说观念，是由东汉的桓谭和班固所确立的，是以事件为中心；而西方小说则以人的性格和人的精神表达为中心。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也。”清末的梁启超，才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必先兴一国之小说”的现代小说观念。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也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也刍于狂夫之议也。（上海古籍，1998，2）中国古典小说深受“史”“传”的影响，因而往往以事件为中心，不以人为中心。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创立的“超人”学说、“精神分析”学说，对西方的现代小说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没有这样的哲学传统，往往反对超人的存在。自王阳明的“心学”兴起之前，中国人不太注重人的情感与内心世界的独立性，要求人们要服从于社会政治的正统与传统文化的文宗。四是中国小说有一种伦理化的品格，西方小说有一种狂欢化的品格。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伦理化的社会，讲究“仁义道德”、“克己复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讲“君子”和“小人”。这深刻地影响到了古典小说的主题。《三国演义》就是讲“仁”与“义”，《水浒传》就是讲“忠”与“奸”，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人物的品质。而西方小说有“狂欢化”的传统，它是由拉伯雷的《巨人传》和塞万提斯《堂诘诃德》所建立起来的。特点是：注重平等的对话与个人的独立意志，注重将庄严的事物世俗化。这对于小说人物也有直接的影响，并直接体现在小说作品之中。中西小说比较题目太大，能够进行比较研究的对象，也许是所有文体中最多的，我们只能选取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来进行讲解，目的在于给出一种方式；平行的比较往往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每一种小说都只能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生存，离开了其文化与审美环境是很难说明什么问题的，因此不能绝对化。

试论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研究思考吧，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试论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回顾2003年以来的金庸小说研究，似乎走入了一个低谷中，这主要是学术转换期的必然现象。反思金庸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应从学术体制和队伍培养方面着手进行完善，同时在版本研究、比较视野、历史视野、审美体验等层面实现观念更新，开创金庸研究的新局面。

关键词：金庸；武侠小说；学术史；回顾；反思

一、前言

大陆金庸小说研究从1985年发端，至今已有20年了。经过1994年以来对金庸小说的学院经典化和1999年以来的大众文化化，金庸小说在"历史经典"和"流行经典"这两个层面上的许多问题，都已经初步得到了澄清。非常可喜的是，自1999年以来，金庸小说研究的学术史历程也引起了强烈的关注：丁进发表了多篇"史略"、"史稿"、"综述"等文章对金庸小说研究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何开丽在2005年以长达5万字的篇幅完成了硕士论文《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论（1980—2004）》，将金庸小说在纵向上分为1980年至1993年的感性欣赏与定性认同、1994年至1998年的文化颠覆与理论建构、1999年至2004年的流行经典与反思深化三个特色鲜明的阶段，又在横向上指出金庸小说研究在大陆主要有人文分析、文学史、文化学三种方法，相应地表现出人文关怀、历时观照、文化研究三种特征，金庸小说研究中需要注意的是学术规范和研究视野两大问题。

统观20年来的金庸小说研究，到1994年开始取得具有相当深刻性的重大发展，其后的10年，基本完成了"历史经典"和"流行经典"两个层面上对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历程，而在这之后却渐入低谷。经典化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僵化，但往往会伴随着泛化的浅薄与兴味的淡漠。2003年以"华山论剑"和"嘉兴会议"为焦点，再次掀起了一场金庸热，但随后三年间的金庸小说研究却仅仅是前一阶段热潮的余波与回响。在今天经历了沉思与积淀之后，对三年来的金庸小说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以促进金庸小说研究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机制。

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的晴雨表，许多会议论文和专著章节都曾先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并形成影响。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为文献依据，以"金庸"为检索词检索2003年至2005年CNKI全部类别文章篇名，得到结果248个，对近三年金庸小说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

二、近三年来金庸小说研究的总体状况

本期金庸小说研究最主要的方面，是对此前研究的继续。

一是对前期争论的继续。

对于世纪之交的金庸、王朔之争，此期学者们努力跳出意气之争，显得更加深入、客观。姚晓雷认为其实质是北京和港台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之争，但他更强调二者之间的共性，"他们都属于同一类具有解构性的特殊文化形态" ，这就不同于此前主要强调差异的通行做法。李秀萍则从文化市场角度认为这一争论的实质是文化资本、文化权力的争夺。

针对严家炎站在20世纪中国文学大背景下对金庸小说文学史地位的高度肯定，袁良骏始终认为金庸小说仅仅属于"新剑仙派" ，那么，对金庸小说"文学革命论"的定位，就只能是"肉麻地、无节制地吹捧金庸" 。严家炎对此进行反驳，对"文学革命论"进行了系统论述并特别指出"文学革命"是创作实绩而不同于"文学革命家"的创作和理论并行，"金庸有成功的艺术实践，但似无改革文学包括改革武侠小说的系统的理论主张，所以只是一位卓越的作家，同样不必称为文学革命家" ，仍对金庸高度赞扬。

关于金庸小说的种种争论，从金庸小说进入大陆之时就已开始，90年代表现尤其突出。这些争论，促进了研究的深化，但也夹杂着许多个人意气，这实际上就涉及到学术规范的问题了。朱寿桐认为，酷评和痛骂都是"偏爱价值"，要真正以金庸为对象，尊重约定俗成的理论，建构理性的金庸研究学术格局。

第二是对前期部分论题的深化。

在1994年以来的研究中，学院体制的深度介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期对此前的一些论题继续进行了深化。金庸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灵，而传统如何进行现代化转化，则是金庸小说研究一直面临的问题，胡小伟在分析金庸小说历史意识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这一问题。傅国涌则从现代性的人文忧思立论，指出在金庸小说取得空前成功后，"按常理推断，金庸完全有条件成就一个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真正成为一个傲然独立的侠之大者"，可是"和这个时代许多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一样，金庸的晚年只能让我们感叹"，"其作品也常常是以儒家温情脉脉的人性关怀取胜。作为一个中国人，金庸的悲哀不是孤立的，或许也是多数没有走出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哀" 。上述两位论者的观点一正一反，但都表现了深刻的学术思考。

徐岱在90年代运用狂欢、游戏等理论致力于阐释金庸小说的美学内涵，他在此期提出了"爱生性"命题，"这使充溢着一种生命气息的金庸小说蕴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品格"，"通过这一原则，金庸小说成功地建构起了一种审美乌托邦" 。

本期的金庸小说研究，也开始对前期论域进行了一些有意识的拓展。比如"误读的金庸"问题："金庸武侠小说的合法性是由大众决定的，大众是它的命脉。但现在，我们的文学史家包括金庸本人却转而从纯文学这里寻求合法性。这从根本上是价值倒错的。" 再如"后金庸"时代的"文化工业"问题和"后现代化"问题等等。

在这三年中，金庸小说研究的文章不可谓不多，但继承多而新创少，泛论多而深究少，这种状况，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

三、关于近三年来金庸小说研究的反思

综观近三年来的金庸研究，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以下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体制建设

先看一看近三年的CNKI题录分布：

年份题录总数重复发表论文有效学术论文标明作者身份论文

2003 62 3 41 25

2004 83 2 54 39

2005 103 1 49 44

总计 248 6 144 108

金庸相关文章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研究论文却逐年持平。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里反映出金庸研究学术体制的一些问题。

学术体制包括研究、发表、评价三个主要环节。

就研究环节而言，目前国内的主要金庸研究机构，仅有海宁市金庸研究会等地方性社团，尚无进入学院体制的全国性大型专门研究机构，这使得金庸小说研究力量缺乏应有的凝聚，不能集中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研究。

发表环节包括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近三年的主要学术会议是2003年的嘉兴会议。而刊物发表的情况则见于下表：

刊物类别文学专业刊物重点、部属大学及CSSCI学报地方本科院校学报专科及理工院校学报地方社科综合刊物其他

2003 5 3 12 14 2 8

2004 3 9 12 17 3 8

2005 7 6 12 15 5 5

总计 15 18 36 46 10 21

比例 10% 12% 25% 32% 7% 14%

从刊物类别及重点刊物分布可以看到，金庸研究论文发表的主要阵地是地方本专科院校及理工类院校学报，在级别高、影响大的学术刊物中，金庸研究并未得到彰显。但是，单刊发表金庸研究文章的情况还是有值得欣慰之处。三年内发表金庸研究论文较多的刊物依次为：《山西大学学报》（8篇）、《嘉兴学院学报》（7篇）、《华文文学》（6篇）、《西南师范大学学报》（5篇）。这几家刊物集中刊发金庸研究文章，都是事出有因的。2003年，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山西大学学报》主编傅如一教授的弟子王剑有幸成为金庸先生首届博士生之一，借此东风，山西大学礼聘金庸为名誉教授，学报也开设了相关专栏。嘉兴是金庸故乡，又于2003年承办了大型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嘉兴学院学报》集中刊发金庸研究文章，亦实属情理之中。《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即将更名为《西南大学学报》）于2004年推出"名栏"建设工程，以韩云波编审长期研究中国侠文化的刊物自身优势，开办了"中国侠文化"专栏，金庸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金庸小说作为香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是《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3篇）、《中国比较文学》（3篇）的研究对象。此外，《文学评论》也在2003年刊发了2篇金庸研究论文。

金庸研究的学术评价环节，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机构和机制，可谓百废待举。此处不多赘言。

综观上述情况，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建立常规性的金庸研究学术体制。包括：第一，建立全国性的研究机构，目前各地已经成立了一些地方性的金庸研究会，可以考虑整合力量、加强合作，或者与全国性的一级学会合作成为专业委员会，以便开展全国性的研究统筹。第二，争取在重点大学建立相应研究机构，可以是专门的金庸研究，也可以是更广泛的武侠研究。第三，建立常规性、连续性的学术会议机制（要冠以第*届），可以由不同学校、机构轮流举办，也可由金庸家乡的地方政府固定承办。第四，巩固现有核心期刊资源，可以争取和核心期刊联办栏目，并争取更多核心期刊发表金庸研究论文。第五，建立全国性的金庸研究评奖机制。

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金庸研究得以良性发展的必要保证。这固然关系到金庸研究界的内部努力，在当今金庸已经产业化的情况下，更有赖于金庸研究界外部力量的支持。金庸产业是我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多年来已经彰显了其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形成优化的金庸研究学术制度，也是把金庸产业做大做强的坚强后盾。

（二）队伍建设

金庸研究的繁荣，核心是要有一支研究队伍。近三年情况表明，金庸研究队伍建设的状况也是不容乐观的。下表根据108篇标明作者身份的论文进行统计，表中职称均含同级人员，多作者论文以第一作者身份为准，多身份作者就高不就低，其他类包括非学术职称、仅标注为教师身份人员、助教、本科生、夜大生，数据栏表示方法为"论文作者人数/论文篇数"：

职称及年份教授副教授博士后讲师博士生硕士生其他

2003年 5/6 4/5 9/9 2/2 3/3

2004年 6/9 7/7 10/10 1/2 9/9 2/2

2005年 9/11 7/7 1/1 11/17 2/2 2/2 4/4

可以看出，讲师是金庸研究最大的一个群体，硕士生也是一个重要群体。还要指出的是，在正高职称的26篇论文中，有5篇是合作完成（这有可能意味着主要作者并非教授）。从统计看，金庸研究队伍状况职称结构显然不够理想。在108篇论文中，高级职称作者共计45篇，仅占42%。这可能意味着，金庸研究队伍整体学历不够（根据许多大学的人才政策，博士生取得学位后即可特聘为副教授）。

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依次为：王立（教授辽宁师大，后调大连大学）7篇（4篇为合作），田智祥（菏泽学院讲师，同时为山东师大硕士生）6篇，刘卫英（辽宁师大副教授，同时为南开大学博士生）4篇（3篇为合作），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袁良骏（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丁进（江苏省人事厅编辑）、谢理开（龙岩学院，职称不详）均为3篇。在这些作者中，严家炎论述了金庸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袁良骏主要对金庸持基本否定态度，丁进主要考察金庸研究史，这些都是此前相关研究的继续。在新进入金庸研究领域的作者中，王立、刘卫英和辽宁师大的研究生们，主要从主题学角度较为深细地考察了金庸小说的若干母题，已经初步形成特色；谢理开主要探讨了金庸研究的学术建构；田智祥发表文章较多，涉及较广，但文章篇幅均较短小，论述不够深细，尚未形成特色。

一般而言，要深入研究一个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会有多篇文章发表。在三年中，仅有7位作者有3篇及其以上论文发表（即平均每年至少有 1篇）。从面上看，大多数作者涉足金庸研究，都只是匆匆过客，偶然旁及，由于对论题缺乏长期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大量文章质量不高，研究不深不细。从点上看，几位新进入金庸研究领域的作者，往往起点不高，在90年代以来金庸研究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未能就一些总体性问题继续进行厘清，理论高度很难得到提升，也缺乏新的学术增长点，这样很可能造成低效重复。倒是一些偶尔涉足金庸研究的作者，如朱寿桐、姚晓雷、李秀萍、高玉等，他们能够站在金庸之外从更高更广的角度看金庸，写出了一些力作。

金庸研究要繁荣发展，研究队伍的建设是一个重要环节。在上述体制建设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可以有几项工作要做：第一，鼓励、吸引更多作者加入金庸研究队伍。第二，金庸研究的前辈作者和优秀作者要适时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培养研究的后备队伍。第三，研究者要加强专题意识，在重点、难点上取得突破。第四，研究者要在哲学、文学等基本素养上苦下功夫，将金庸放到更大的学术文化格局中，"微小叙事"和"宏大叙事"相结合。第五，鼓励重点研究金庸的作者"专业"化，鼓励偶尔涉足金庸研究领域的优秀作者继续进行金庸研究，形成专业、业余研究者互补也就是局内、局外互补的局面，共襄金庸研究盛局。

（三）观念建设

研究的观念层面往往决定着研究的努力方向以及层次水平，因此，总结近年来金庸研究观念层面的得失并做出反思，是繁荣金庸研究的必要工作。

观念层面反映在学术成果上，集中体现于选题和方法两大方面。选题的更新是学术增长点的表现，而方法的更新是层次水平提升的标志。在前10年金庸研究的基础上，2003年以后选题重点和方法策略主要有：论争透视，包括王朔、金庸之争及其所反映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争，文学革命论、新剑仙派之争及其所反映的"重写文学史"之争；人文关怀，表现为广泛地探讨金庸小说各方面的人文意识，是金庸研究中的长线课题；审美探讨；学术史略；母题探源；比较研究，比较了余秋雨、王朔、张恨水、林语堂、罗琳等；文化运作，主要探讨2003年金庸"华山论剑"和2004年金庸四川行的传播策略；等等。根据何开丽讨论1980—2004年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可知，除母题探源和文化运作两点外，上述选题和方法大多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可以认为，在近三年的金庸研究中，整体上缺乏新的学术增长点。

以下笔者从四个方面提出自己关于金庸研究的设想。

第一，版本研究。

金庸小说到今天已经有了三个版本：连载本、三联版、花城版。如何看待这三个版本，涉及到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首先，在近年兴起的现代文学版本学中，版本涉及到精确所指、版本兼容、新善本三个重要原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金庸小说无疑是版本学的良好研究范本。其次，版本问题涉及到文学经典化在创作和接受两个方面的历史进程，是考察金庸小说之"历史经典"与"流行经典"双重属性的基本工作。第三，三个版本的变迁，也是探讨半个世纪以来文化发展、金庸个人以及中国群体人格变迁、武侠文学创作规律和雅俗整合流变规律等的基础工作。

第二，比较视野。

金庸研究的比较方法，从1966年的《金庸梁羽生合论》就已经开始了，但比较层次一直缺乏进展。比较研究要深入到作家作品的内在机制中去，提升到整体文学史和整体社会史的高度来进行，而不仅仅是一些现象的并行罗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一批优秀作家对侠文化表现过兴趣，如鲁迅、沈从文、老舍、艾芜等，虽也有过一些将他们和金庸进行比较的论文，但随着整个文学史研究的深入，比较研究还大有深化的空间。近年西方大众文化大量进入中国，金庸本人曾说过《哈利·波特》和《魔戒》就是西方的武侠小说，其内部建构模式和外部建构模式和金庸小说相比较而言的特点，也是大有比较价值的。即使像《堂吉诃德》这类古典名著，虽然已有不少人将其与《鹿鼎记》相比，但如果深入到文艺复兴打破亚里士多德模仿说的整体夸张系统的大氛围中，就会发现我们往往并未领略到其中的精义。金庸小说自有其完整的主体系统，但通过比较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金庸小说在广大的文学和文化世界中的位置，也能更好地理解金庸。就目前的金庸研究而言，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比较研究，但我认为还远远不够，需要大力加强。

第三，历史视野。

历史视野包括向前和向后两个层面。向前的历史视野指的是对过往历史的处理，体现为作品的历史意识，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研究，如前述胡小伟的研究。向前的历史视野还包括对金庸历史地位的确认，如王敬三的研究。向后的历史视野体现为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体现为强烈的'当下性或"当代史"意识，这里大致可与"后金庸"同义。近年来，出现了少量研究"后金庸"的文章，但也主要是对80年代以来的温瑞安和黄易的研究。我认为在这方面有必要大力加强金庸与"大陆新武侠"的比较研究。金庸树立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所谓"金庸把能够想到的桥段都写完了"，这是后人继续创作武侠小说的一个障碍，武侠创作必须顺应时势发展"求新求变求突破"。90年代，温瑞安提出"武侠现代化"，黄易创作"玄幻""异侠"两大系列，就是他们意欲超越金庸的努力。但他们毕竟和金庸一样，是在香港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其创作突围就更多地有一种未完成的过渡性。而2001年才开始的"大陆新武侠"浪潮，是在和金庸差别很大的文化氛围中起步的，因此很快形成了"凤歌的综合、沧月的感觉、小椴的技巧、步非烟的想象、方白羽的哲思、慕容无言的现代" 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展示了和港台新武侠颇为不同的特点，广泛及于作品的侠义情感、审美风貌、文化内涵诸方面。大陆新武侠作者文化起点普遍较高，其中一些作品如小椴的《杯雪》、凤歌的《昆仑》等，在文学技巧和审美体验上都可以和金庸50年代的小说相比。但问题是，金庸是在60年代初实现了飞跃而后在60年代中后期达到创作高峰的，由于当下数字化时代的粉丝文化机制，大陆新武侠的部分作品已经充分感受到了大众文化的明星体验，自我感觉良好、网络游戏影响、商业层面操作等已经成了限制他们迅速成长的因素。这个时候，研究金庸，学习金庸，借鉴金庸，就成了金庸小说真正实现文学经典化和"后金庸"时代的21世纪"大陆新武侠"小说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第四，审美体验。

在金庸研究史上，最热门的方法莫过于文化研究。然而，归根结底，无论是就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就"重写文学史"立论，对金庸小说来说，都主要是一种他侓的方法，要真正体验金庸小说的魅力，必须要深入到金庸小说内部，进行自律的文学性探索以及作家主体性探索，而这些都将表现为和文学史方法与文化学方法不同的美学方法。徐岱曾经指出："金庸小说的真正迷人之处，在于它提供给你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在这里，精神的解放和生命的高扬高于单纯的思想启蒙，审美兴奋淹没了接受知识的乐趣。" 随后，他从多方面进行了金庸小说的美学研究，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提出的"爱生性"观点，就是从生命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小说生生不息的内在源泉。但是，从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这方面有深度的文章并不多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徐岱是一个孤独者，大多数研究者都较少采取这种方法。

高玉在批判中国现代文学"审美中心主义"时，认为把金庸小说当成"纯文学"来研究是一个误区。笔者以为，自1988年章培恒比较金庸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以来，经过1994年的"文学革命论"和"小说大师论"再到其后多方面、多层次的金庸小说"经典化"潮流，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定，即"重写文学史"，就武侠这一具体文类而言，则是以对1933年茅盾的"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论"的反动为其核心，力图拨开长期以来"新文学"对武侠文类的偏见。严家炎的如下论断庶几可以作为这场文学史反思的结论："雅俗对峙是文学发展的动力"，而"金庸就是超越雅俗的典范"，"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理想境界" 。接下来的工作，需要从金庸小说内部出发来探讨其迷人的艺术魅力，审美体验的问题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

审美问题首先要研究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我们目前的许多文章还主要集中于对金庸小说文化传承的资料性和具体技巧的精巧性的归纳，因此未能触及到金庸小说的人的本质力量。席勒在《审美书简》第15封信中曾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人才游戏；而且只有在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而金庸在1966年回应《海光文艺》梁羽生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时，称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其实这就已经是一种"游戏"品质，是和人的"本质力量"相关的，也是他在小说中追寻"自由"的动力源泉。中国传统文学的"载道"以及新文学的"革命"，与金庸小说本就不是在同一个轨道上运行的，载道的、革命的文学要求以社会政治解放人，金庸小说却是以艺术审美来解放人。长期以来，权力的一元化体制和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元思维方式，把武侠文类排除在文学圣殿之外。以"重写文学史"和张扬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宏富文化传承来研究金庸，其意义在于奠立金庸小说研究之"可行性"基础，而进一步的提高、深化则有待于深入到金庸小说的人之生命体验的艺术方式之中，也就是用美学的方法来对金庸小说进行"自律论"的文学研究。

到今天，过往的争论大多已有了结论，可以暂告一段落了，金庸小说以及金庸本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以为，在此之前，人们研究金庸，主要是一种文学活动，是思想意识的革新，深度模式倒是其次的；而当下研究金庸，"活动"的层面应该主要转移到"金庸产业"的文化运作策略上，而"文学层面"经历了20年的聚讼纷纭，已经具有了相当深厚的文化沉淀，那么，追求深度模式也就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当"美学的自立门户其实也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人学的开张" 之时，美学就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努力让自身成为一种智慧形态，这是当代美学的追求目标；通过追寻生命的奥秘来实现一份人文关怀，这便构成了美学的基本价值座标。" 探讨人自身以及人类永恒追求的无限性，是美学的任务，也将是金庸研究在当下兼具必要性和可操作性的一个闪亮的学术增长点。

四、后语

综上所述，在经历了世纪之交10年之久的轰轰烈烈之后，金庸研究近年似乎走入了低谷，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上一波将平而下一波未至的转换期。"重写文学史"和"流行经典"之争大致已经有了一个令各方信服的结局，金庸的地位已经确立，恰如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其意义是在破除。如果说上一阶段的好些观点都有强烈的研究者的主体性，且许多文章是从金庸之外立论的；那么，在下一阶段，感性就要归于理性，从金庸本身立论，以深刻性取胜，脱颖而出的将是犹如德国古典哲学式的繁荣，其意义是在建设。从更广大的范围来认识金庸，从更深刻的层次来研究金庸，金庸研究将成为一个深刻、完整的属于金庸自身本体世界的宏大文化架构，并以其深刻和长久的魅力影响着未来文化的进程。

八十年代的长篇小说杂志

七八十年代广东广州收音机广播长篇小说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广播电台播颂的长篇小说，除了大家所熟知的王刚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外，还有《林海雪原》、《暴风骤雨》、《四世同堂》、《红岩》、《李自成》、《东方》、《万山红遍》、《岳飞传》、《烈火金刚》、《平凡的世界》、《早年周恩来》、《敌后武工队》、《静静的顿河》、《欧阳海之歌》、《舒拉与卓雅》等，大部分是描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革命故事。

80年代的长篇小说，比较重要的如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古华的《芙蓉镇》、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贾平凹的《浮躁》等，在内在气质上都离不开80年代特有的探索和创新意识。《沉重的翅膀》、《活动变人形》写出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当代生活，开始关注个人在历史环境下的心理体验；《芙蓉镇》、《浮躁》等则更是摆脱了之前的文学作品的死板格式和压抑情感，通过立足于“人道主义”的挖掘，像更深层面的“人性”探寻。可以说，80年代的长篇小说，虽然在纵向的历史维度上有了很大的突破，但是在横向的作品维度上，却不及中篇小说深刻，特别是以余华、莫言等为代表的先锋小说试验，成为了80年代和中国文学史上无论如何也不可忽视一点的文学现象，为文学道路的开拓和写作手法的探寻提供了新的突破口。像韩少功的《爸爸爸》、《火宅》等，在“寻根”的主张下，以先锋性的探索使得文本和小说精神在内省层面上达到了新的高度，而相比之下，他的长篇《马桥词典》，虽然在形势上看似更具探索性，但是仔细探究，其实不过是作者在“寻根”思路上的延伸；张炜的中篇小说《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等，对生活的复杂和矛盾刻画地如此到位，而他的长篇《古船》和《九月寓言》则陷入了混乱和无法梳清条理的境地不知道你是问80年代创作还是问写80年代的书我个人比较崇尚年轻在80年代的人写的80年代的事所以看那个年代的书的话《北大往事一》、《一群特立独行的人》（关于诗的）都很不错小说有《兄弟》贾平凹的《浮躁》，古华的《芙蓉镇》，刘心武的《钟鼓楼》，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等另外强烈推荐《血色浪漫》不算是80年代的东西但很值得一看

《雨，沙沙沙》、《69届初中生》。

1、《雨，沙沙沙》

《雨，沙沙沙》是当代作家王安忆创作的短篇小说，首次发表于《北京文艺》1980年第6期。该小说讲述了下乡插队落户的女知识青年雯雯回城后一次下晚班的雨夜邂逅。小说通过描述雯雯的心理，她仍保持对美好纯真情感的执着追求，流露出清新质朴明快的少女声音，反映了返城知青的美好生活理想。

2、《69届初中生》是当代作家王安忆创作的首部长篇小说，发表于杂志《收获》1984年第3、4期，首次出版于1986年6月。该小说通过1969届初中生雯雯的眼睛，写出了她对自己幼年、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生活的观察和感受，以及她在这28年中的经历。

王安忆的小说多以平凡的小人物为主人公，非常注重挖掘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经历与情感。在艺术表现上，她早期的小说创作多倾向于感情抒发，近期创作则趋于冷静和细致。从王安忆的作品里，读者还可以较为明显地感受到一种宽厚的爱，她赋予故事中的人物以“英雄性”，着重表现人物美和善良的方面。

换言之，王安忆的小说讲的多是平常故事，柴米生计，但她深入探讨的却是故事背后强大而仁慈的自然规律，这是她对人性和人的生存状态及本体世界的关怀，这使得她的作品有了超乎寻常的意义。同时，王安忆的作品中又时刻表现出女性的温柔，以及谨慎、内省、多思的品格。

八十年代的经典文学作品——伤痕文学：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老鬼《血色黄昏》改革小说：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贤亮《龙种》柯云路《新星》李国文《花园街五号》路遥《人生》王润滋《鲁班的子孙》矫健《老人仓》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短篇）刘真《黑旗》高晓声《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上城》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叶文玲《心香》韩少功《西望茅草地》古华《芙蓉镇》鲁彦周《天云山传奇》王蒙《布礼》和《蝴蝶》谌容《人到中年》李国文《月食》和《冬天里的春天》张贤亮《灵与肉》和《绿化树》韦君宜《洗礼》等寻根文学：刘心武《钟鼓楼》、《四牌楼》等，（长篇）陆文夫《美食家》（中篇）阿城《棋王》还有韩少功、贾平凹、郑义、郑万隆、李杭育等九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十部作品则是—— 《长恨歌》（王安忆著）《白鹿原》（陈忠实著）《马桥词典》（韩少功著）《许三观卖血记》（余华著）《九月寓言》（张炜著）《心灵史》（张承志著）《文化苦旅》（余秋雨著）《活着》（余华著）《我与地坛》（史铁生著）《务虚笔记》（史铁生著）

小说性研究论文

不能,中文系毕业论文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包括不能少于一万字,参考文献不能少于10篇等等。小说不能算是论文。

是的，小说主题研究可以写成毕业论文。主题研究是一种常见的文学分析方法，可以帮助你深入理解作品背后的情感和思想。毕业论文在研究主题的过程中，可以采取超越文本的方法，深入探究深层主题，如理论、文化、历史、社会、心理学等。

关于沈从文小说创作研究综述摘要：近几十年来文艺界对沈从文作品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以前对他的文学批评和政治批判发展到后来对他作品的肯定及重视。期间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尚须进一步探讨。关键词：沈从文小说研究综述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作家，有关他的作品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发生。在此，笔者将分“早期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前的研究）和“当代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后的空白期和新时期以来到现在的研究）两大部分，努力对沈从文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形势做一较为全面的论述。一、早期沈从文研究早期沈从文研究有不少地方或者失之偏颇且比较单一，但它毕竟是沈从文先生尚在文坛时的论说评论，不但具有有一定的史学价值，而且也是沈从文作品研究的基石与铺垫。在早期沈从文小说研究中，有关他的小说评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批评倾向与模式，其一，以思想性及真实典型论为核心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这些批评主要以沈从文早期创作和乡土题材作品为对象，“空虚的作家”[1]“没有思想的作家”[2]“作品人物都是空洞无物的”[3]“那种轻松，那种优美，都是无聊而甚至应该排斥的”[4]等结论。其二，对他作品创作的独特风格的认可，苏雪林堪称这类批评的突出代表。她在《沈从文论》中揭示出沈从文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5]刘西渭的观点也有代表性，在他的《〈边城〉与〈八骏图〉》中，认为沈从文的艺术创作表现了“具体的生命”，而他“所涵有的理想”是融化在作品中“各自的生命里”的建国前夕，则由原来的文学批评转化为政治定性。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对沈从文的文学活动作了更为全面的批判：沈从文不仅是“桃红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更为严重的是“特别的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表明当时在沈从文的评论和研究上存在着误区。二、当代沈从文研究进入新时期以前，从49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大约三十年间，没有一篇有关沈从文研究的文字发表。就在沈从文政治上受批判，创作被漠视的30年间，在海外的华人学者中，沈从文研究却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这两部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评价在这样三个方面是完全一致的。1. 对沈从文“大家”地位的给定、2. 将他的研究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3. 肯定了沈从文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深层关怀。进入80年代，沈从文从以往被埋没和遭贬抑的状况一变而成为研究的热点，大陆文学界的沈从文作品研究也逐渐从较为零散的一般性文学批评和政治评判发展为科学深入的系统研究，并于1988年沈从文逝世后达到高峰。在此期间编写的如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等各类文学史开始对沈从文及其创作进行较为重点的评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1. 从政治上为沈从文“平反”正名。凌宇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及其后来的研究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皆以相当的篇幅论证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余永祥在《一幅色彩斑斓的湘西历史画卷》一文中进一步提供了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的证据。2. 对沈从文创作方法的辨析。董易在《自己走出去的路子》一文中认为，沈从文的早期创作是浪漫主义的，而在30年代，他的思想和艺术处于成熟之境，已经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创作。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最能体现沈从文创作风格的是写实与抒梦两者的结合。3. 从乡土文学或抒情小说代表作家交代阐释沈从文创作的美学价值。如高云在他的《沈从文论》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中国乡土风俗描写得最细致、最充分的”是沈从文；许志英、倪婷婷则认为，沈从文的作品给人们提供了“区别于古代的田园牧歌式的另一种环境下的乡村生活”。而凌宇在《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中指出沈从文的小说“完成了抒情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质的飞跃。”4. 拓展了研究的视野与思路。不少论者从沈从文的创作与民间文学关系的角度来阐述，如笛论富的《植根于民间—沈从文小说的特有风貌》，从沈从文及创作与苗族血缘关系的角度，如龙海清的《论苗族作家沈从文及其创作》，从肇始于五四的爱与美的文学主题之于沈从文的角度，如何益民的《沈从文的〈边城〉》，从沈从文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角度，如尚喜平的《一个探索者的足迹》等等。这些研究并非处于同一水平，其成果也等次有差，但显示出沈从文作品内涵的丰富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继承前一时期的优良传统和巨大成果的背景下，沈从文作品研究进一步发展，向纵深和更加全面系统的方向推进，成果丰硕新论不断，形成一个初步繁荣的局面。本文侧重对其创作主体的背景思想、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等这几方面入手，做一尽可能全面的综合和概括。（一）背景研究如何看待家世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有的研究者认为沈从文从军队出走并踏上文学道路的行为，以及他作品中流露出的贵族气息等都与他的家世有极大的关系。他的整个创作可以看作是“对于那种受人尊敬的家世及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与偎依。”[6]另有评论者则认为单凭祖父一代为官便认为沈从文出身官僚豪门是勉强的，他继承了父辈一代的“生存自由”及“生存奋斗”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上的影响为他的一生崇尚自由、执著于理想定下了基调。[7]金介甫先生认为“湘西对沈从文后来偏爱文学可以说影响甚微，原因是他生长在军官之家，而不是出身在书香门第。”[8]总的来说，家世背景并非促使沈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直接原因。（二）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对于沈从文小说作品的分类，通常是按照乡土与都市两大题材序列进行，也有研究者按时间的顺序认为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作品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而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此外也有部分评论者从其他角度进行分类研讨：如韩立群的“军旅小说研究[9]及谭怡楚的“情爱文学研究” [10]均属一家之言，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与讨论，总的说来，对于沈从文作品的分类及相应研究基本上沿袭了80年代的思路与方法，除了在其都市小说局限问题上有一定进展外，新的内容不多。与此同时，单篇作品的研究也有一定深化，关于沈氏的代表作《边城》的探讨自然是重中之重，具体内容可参看吴蕴东《新时期以来〈边城〉研究述评》，而对于沈从文其他的小说研究者引发了一些争议，如《丈夫》是“表现了人性复归的主题，还是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夫权压迫和夫权制文化意识？”[11] 《萧萧》的结局是“写出了萧萧及她周围的人过着世代相因的愚昧而麻木的人生”， [12]还是仅仅“通过萧萧命运的戏剧性变化来为湘西人的随其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13]——这些争论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形成新的学术争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90年代学术界将沈从文小说与中外文学作品对照起来进行研究，这为其提供了新的视野，也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关于沈从文小说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中，凌宇是最早注意把沈从文与外国文学联系起来研究的探索者。他这方面的研究突出表现在两篇专论中，一篇是《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撞击看沈从文》，一篇是《探索生命的底蕴》，书中详细地谈到沈从文创作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及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其后的赵学勇在《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一书就论述了沈从文与中外文化思想相呼应的一面，并由此而发现和证明了其创作意蕴中一些独到之处。吴立昌在他的专著《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一书中更是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沈从文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说的关系。一些研究者以20世纪文学发展的整体性眼光对沈从文小说进行考察时发现了部分现当代作家与沈从文在创作上的联系，有人认为沈从文与当代文坛上的乡土作家贾平凹表现出文化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上的相近，也有人从文体角度对比沈从文与汪曾祺，认为后者虽师承前者，但他们在语言、叙事视角、结构、哲学意蕴等方面都有微妙差异。还有研究者在借助乡土文明来批判城市文明这一点上将张承志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将同一文化体系中不同层面上的中国城乡文明加以对照，并以人性、道德状况作为揭示城乡文化巨大差异的切入点，但沈、张两人又毕竟存在着文化起点、时代背景等造成的深刻差异。”[14]综观近几十年来学者对沈从文小说的研究，不难看出，研究思路上由注重作品的分析开始向深入细致的主体倾斜，研究的思想从偏狭走向开阔，研究的方法采取了新领域多角度的认识，如引进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结构主义、原形批评、比较文学形象学方法、精神分析法说等，可以说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与此同时研究中还有些问题只是初步地提出，尚须进一步探讨，如沈从文小说与福克纳作品的比较研究，沈从文小说的叙事学研究等，还有一些研究层面仍有待开掘，如小说中湘西的兵政文化、傩戏文化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沈从文的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将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注释：[1] 侍桁《一个空虚的作家》载1931年《文学生活》1卷 1期[2] 贺玉波《沈从文作品批判》《中国现代作家论》第2卷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3] 贺玉波《沈从文作品批判》《中国现代作家论》第2卷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4] 李同愈《沈从文的短篇小说》载《新中华》 1935年3卷7期[5] 苏雪林《沈从文论》原载《文学》第3卷第3期 1934年9月[6] 黄献文《论沈从文家世对其创作道路的影响》《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 第1期[7] 向成国《自然的精灵》《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 第3期[8] 金介甫《沈从文传》时事出版社 1991年版第28页[9] 韩立群《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10] 谭怡楚《沈从文情爱文学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0 第2期[11] 美张盛泰《传统夫权失而复得的悲喜剧——重读沈从文的〈丈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2第2期[12] 山风《心灵的悲剧——读沈从文〈萧萧〉》《名作欣赏》 1996第5期[13] 程丽蓉《创作心理距离与沈从文的小说》《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第2期[14] 王喜绒《一个独特的文化审美视角——从沈从文到张承志》《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第2期参考文献：[1] 《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4年版[2] 《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3]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昭明出版社 1975年版[4]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版[5] 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年版[6]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三联书店 1985年版[7] 金介甫《沈从文传》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年2月版[8] 吴立昌《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9] 孙冰编《沈从文印象》学林出版社 1997年版[10] 巴金、黄永玉等：《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年版[11] 凌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文学评论》 2002年第6期[12] 王保生《沈从文评传》重庆出版社 1995年版[13] 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小说研究论文范文

儿童文学在世界各地广泛存在,其早期的表现形式往往为寓言和民间传说。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儿童文学研究毕业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儿童文学作品的幽默艺术教育价值研究》

摘要:我国儿童文学作品起步晚，由于时代背景的特殊性及社会环境的影响，很长一段时期内，儿童文学作品都同我国政治命脉密切相关，具有十分浓重的时代特色，因而这也导致我国儿童文学作品的幽默艺术发展缓慢。但在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所提出的“真实即幽默”理念的影响之下，我国儿童文学创作者开始赋予作品更多的幽默艺术与教育意义。本文从儿童文学作品出发，解读了其中所蕴涵的幽默艺术，并就其所具有的深刻教育价值进行了探析。

关键词:儿童文学作品;幽默艺术;教育价值

幽默可以定义在美学范围内，它是文学作品应当兼具的美学品质之一。儿童文学属于中国文学的有机构成部分之一，其中不可缺乏幽默的审美价值观。真实是幽默最宝贵的品格，典型代表作有张天翼的小说和童话，它们是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幽默样本，幽默之中夹带苦涩与讽刺。相对其他文学作品而言，儿童文学作品的幽默基础为现实的儿童校园生活，幽默依据为儿童特有的生命感受和真实的内心世界。既保证了儿童快乐成长的幽默，又满足了儿童最基本的欲求，同时还存在更深层次的幽默内涵，即作者对儿童教育的思索与探究，充分体现了教育家的深远智慧。真正具有高级幽默的儿童文学作品，就形式而言，必须是不虚伪、不造作的幽默，是无修饰、不刻意的幽默。“能够使你在一段中，指不出究竟哪句惹你发笑，只是继续读下去，启发心灵，抒发胸怀而已”，这才是一种浑然天成的幽默。之所以借助于文本向孩子们传达此种幽默，作家的本意在于展现自我幽默的气质与未泯的童心，树立其儿童观及其文学观，同时，发挥作品应用的幽默艺术与教育价值。

一、儿童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幽默艺术

下文以张天翼儿童文学作品为例，就我国儿童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幽默艺术加以深刻挖掘。

(一)批判性的幽默

作为20世纪中期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所著作品都带有浓重而独特的幽默艺术特点，即批判性的幽默。张天翼站在成人的角度，“要将世界上一些鬼脸子揭露”，他认为幽默是较讽刺而言，更讽刺的一种东西。正是这种批判性的存在，使得很多小读者阅读过程中，既被其诙谐而幽默的语言所逗笑，又被其中所描绘的黑暗社会所刺痛。例如，在其发表的童话作品《大林和小林》中，所展现出的奇幻色彩与夸张描述一时掀起了巨大反响，其涵盖了张天翼几乎所有作品的精华，他采用夸张得惹人发笑的语言，一反传统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模式，结合现实生活，打造了两款具有不同思想、性格的角色———大林、小林。对于大林而言，他好吃懒做，呆滞而愚蠢;而小林却勤劳、勇敢、机智、聪明。在两大人物的对比之下，为主人公创设了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同时，将其同国王、四四格等角色相联系，将这两大截然不同的世界奇幻地联系起来，利用夸张的笔调描述了由于好吃懒做，最终不幸饿死在富翁岛的大林，并以大林为对比，赞扬了勤劳而勇敢的小林。

(二)温暖的幽默

在张天翼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并非只有批判性的幽默艺术，也有亲切、温暖的幽默艺术。作者从儿童视角出发，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创作了大批优秀的作品，饱含对孩子们的关爱。如《罗文应的故事》虽然同样受到“真实即幽默”理念的指导，但是，与其前期所著作品存在很大差别。一方面，张天翼将叙事的角度由成人成功地转向了儿童，开始站在孩子的视野对其童趣、情怀加以抒发，语言也更亲切、活泼，就像春光温柔地浮在每个孩子的头上，温暖着孩子的心灵。另一方面，其更关注编织不同的情节利用生动的情节彰显人物性格的个性化发展，打造加以丰富性格特点的人物群。

在作品《罗文应的故事》中，张天翼试图从一系列极具生活气息的情节出发，采用活泼、诙谐的语言，描述了六年级学生罗文应一系列惹人发笑的表现。若非生动的情节和幽默的艺术特点，很难将罗文应的性格真实而形象地呈现在小读者面前，孩子在阅读时会感到乏味、无趣，更不会带来亲切之感。而《罗文应的故事》一经刊登，在小读者领域迅速掀起了一阵阅读热潮，这无疑离不开作者对现实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也离不开其极具表现力的温暖幽默情结。例如，在小主人公准备应同学之邀前去温习功课之时，接到了爸爸所邮寄的画报，他难以克制自己的好奇心，一而再、再而三地翻看，最终耽误了时间。一个简单而真实的情节，即塑造了小主人公贪玩、富有好奇心、约束力有限的性格特点，虽然描述的是虚拟的人物，却也像是我们身边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形象。

不仅如此，在张天翼作品中，幽默的语言艺术处处显露，不仅反映了儿童真实的特点，还蕴涵着滑稽、幽默元素，极具童真和趣味性。作者善于采用儿童语言，从儿童思维出发，采用直观、具体的文学创作语言，赋予作品真实的生活气息与趣味性。依然是亲切、自然、通俗的幽默，却真实而不失活泼，传达了人物的心理、性格，使读者有如闻其声、见其人。如《宝葫芦的秘密》中的主人公土葆，他虽然是个好孩子，但却总是幻想不劳而获，当其获得宝葫芦后，张天翼采用细腻、通俗、幽默的语言，描述了他的内心、言谈及所表现的惊喜:“什么!”我将钓竿一扔，跳了起来:“宝葫芦?”，我跳了跳、捏了捏鼻子。在自己腮巴上使劲拧了一把，嗯，真疼!“这么看来，这不是在做梦。”当他知道自己真的获得了一个宝葫芦之后，就开始满地打滚，恨不得告诉奶奶、妈妈、爸爸，还说自己就像“得到了幸福”，这些诙谐语言突出了土葆得到宝葫芦之后的狂喜心态。当孩子读到此时，也不由拍手欣喜。

二、儿童文学作品幽默艺术中所流露的教育价值

建国以来，中国儿童文学逐渐成为肩比成人文学的重要教学之一，目的在于培养新一代的儿童，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儿童文学逐渐步入“工具”时代，成为理论家评论作品好坏的主要标准之一，也是儿童文学作家最基本的创作指导思想，过于放大了儿童文学的功能与作用。与建国以前相比，中国儿童文学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处的环境和时代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儿童真实的幽默与情趣正随着时代发展进入作家们的视野范围。“当其和谐地融入故事之中，就会展现出独特的力量，让孩子们不自禁沉浸其中，心悦诚服地接受作品所流露出的教育思想。”对于儿童文学作品而言，其必须具备足够的趣味性，但趣味性必须健康向上，是有益的。幽默并非一种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严重吸引孩子充分发挥自我想象力，到达教育目的的途径。

猪八戒新传系列作品《猪八戒吃西瓜》《猪八戒回家》《猪八戒学本领》以及《猪八戒探山》是儿童文学作家包蕾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短篇童话，成功地将教育意义融合在幽默文学中，起到了传达的作用。在上述系列作品中，主人公选择的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儿童们个个都十分熟悉的角色，题材借鉴原著的相关情节，增添了许多新颖事件，糅合了现代化的知识理念，使作品既保持原著的幻想特色，又不缺乏现代的儿童幽默生活，在众多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具有非常高的幽默艺术教育价值，对儿童的吸引力也很强。

懒惰、贪吃、自以为是以及爱吹嘘等是作品里猪八戒典型的人物性格，这些性格特征与儿童的某些特点相一致，作者从猪八戒不爱劳动、贪吃西瓜和懒惰不学艺的角度入手，着重描写生活细节，紧扣儿童的思维和想法。整个作品都充满了喜剧成分，题材的选择也非常贴近儿童的日常生活。

细致的心理描写是作者擅长的手法，例如在《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里，他手中有四块西瓜，将自己那块吃掉以后，又将其他三块陆续吃掉，过程中心理矛盾和内心想法被作者描述得十分精彩，先是因为仍然口渴吃掉了猴哥的那块西瓜，打算把剩下的两块西瓜留给师父与沙僧，有个交代;后来忍不住诱惑把沙僧那块西瓜也吃掉了，只给师父留下了一块，不怕猴哥再说自己;最后又说:“师父，不是俺老猪不给你留西瓜，实在是口渴难忍，反正已经多吃了两块西瓜，没有办法交代，最后一块俺也替你吃了吧”。剧中简洁的台词就将猪八戒贪吃、怕被猴哥骂、担心吃了西瓜对不起师父的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在对猪八戒心理活动加以描写之时，采取的是自言自语的方式，生动表现出了孩子生活中明知不该做却忍不住做时内心的挣扎与对我对话，不仅生动地传达了猪八戒师徒的性格特点，还赋予了夸张的情节和诙谐的语言。但读过《猪八戒新传》的人几乎都可以看出，包蕾生动地塑造了老猪的形象，但也将孙悟空这一形象写活了，却是站在猪八戒对立面所塑造的，正如洞察儿童一举一动的成人。例如，为了揭穿八戒好吃、懒做、假学的嘴脸，孙悟空一次次“站在暗处”，看着八戒出各种洋相，在每个故事结尾，总有诸如“凡事多向他人请教，多查、多问、多思、多想，总是好的”等谆谆教导，如此兼具幽默艺术与教育价值方为作品的宗旨。

三、结语

正如贺宜在其所著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那样:“丰富的想象力、优美的文字、高尚的情操、惊险而夸张的故事、会使人发出会心一笑的幽默、生动而活泼的语言、脱离俗套的结尾，如此种种都是吸引小读者沉浸在文字中的魅力。”对于儿童文学作品而言，单纯的儿童情趣、幽默并不存在，其注定只能同教育意旨相结合。

[参考文献]

[1]王泉根.高扬儿童文学幽默精神的美学旗帜———兼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J].文艺评论，2010(03).

[2]钱进，张燕.冷峭、睿智的笑———浅谈张天翼童话的幽默特色[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03).

[3]陈道林.童话中的扁形和圆形人物———论张天翼的童话[J].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2).

《小学语文教材儿童文学化的价值意义》

【摘要】语文是一门基础教育科目，语言文化是它教学的内容。学习语文，可以使自己成为有文化教养的人，因此，将语文称之为吸收文明结晶的工具一点都不为过。教育学习，要从小抓起，在所有学习阶段当中，筑基的小学是特别重要的，此阶段的语文教育是尤为关键的，作为小学语文教育的载体，小学语文教材内容的选择与编排就必须要适应教育对象的特征，而小学阶段的教育对象是小学生，他们最大的特征，就是他们所属的群体——儿童。由此，儿童文学化可以说是小学语文教材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

【关键词】语文;教材;儿童文学;价值意义

语文，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一门基础和必修的学科，因为，语文是人类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甚至说它是学习一切的基础，也丝毫不算夸张。人类的交流，生存的技能，乃至文明的传承，完成这些全都是离不开语文的。小学教育是人们接受正规教育的最初阶段，也是基础教育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小学语文就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文学作品是语文教材的极大组成部分，其内容涵盖的语言、文字、思想等都是具有教学意义的，小学语文教材也大部分是由文学作品编排而成的。文学作品很多，但不是所有的都适合作为教材，更不要说作为小学教材。文学作品都是面向一定受众的，男性文学、女性文学、成人文学、儿童文学，这些分类的依据就是受众，“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这一点。在我国，一般处在小学阶段的学生都是6-12岁的适龄儿童，人生在各个阶段，都会具有与其对应的思想特点和心理需求，儿童阶段也不例外。更加符合儿童受众的文学作品，自然就是儿童文学了。

一、小学语文教材儿童文学化的价值意义

顾名思义，儿童文学，就是专为少年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从根本的创作角度来说，儿童文学作品相较于其他任何类型的作品，都会更加符合儿童的特点和需求，因为这些作品创作时的出发点就早已确定，无论是主题精神、视角定位，甚至语言文字，都是为儿童这个特定人群量身打造，如此的“先天优势”，对于儿童的文字理解、语言学习、思维开拓、想象激发、精神愉悦等各方面，都具有其他作品无法相比的重要价值。既然有这般重要的意义，那么在最为基础和重要的小学教育处于基础地位语文教育，儿童文学化必须被重视起来。

1.儿童文学的道德观念价值。黑白善恶分明，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像成年文学那样思辨性太强，是非难断，惩恶扬善，培养美德对于处于明净单纯的儿童阶段的小学生来说，正是塑造确立道德是非观念的启蒙阶段，很大程度的培养需要外界环境的激发和引导，而儿童文学当中，这一点往往是非常鲜明的，在结构简单的故事中，将深刻的人生哲理与美好的品德全部呈现具体，美好与丑陋，善良与邪恶，黑与白，好与坏，这些从来都是分的清清楚楚，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赞美和唾弃，可取不可取，简单明了，这些对于儿童心理和品德培养方面的积极作用是极其突出的。

2.开阔眼界，拓展思维。在教授学生文化知识的同时，也要培养提高其能力素质，儿童文学也是符合这一要求的。首先，儿童文学作品中，往往是具备许多基础常识的，受众在享受其带来的愉悦乐趣之外，也很容易被带入到作品的特定环境中，感受不同人物的人生经历，进而产生一些生活经验感悟;其次，儿童文学通常是会涵盖许多想象成分的，如童话、寓言故事等，这些能够激发受众的想象力，随之拓展儿童的思维模式，对于他们的创造力会有很大的提升意义。

二、小学语文教材儿童文学化的注意问题

由于创作背景的不同，或者创作者能力水平的差异等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儿童文学对于儿童的影响也是存在差异的，再加上教材容量的限制，如何对儿童文学作品进行选择和编排，也是需要慎重对待的。

1.符合现阶段的儿童需求。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一切都在时刻发生着变化，社会生活越加的丰富多姿，学前教育的不断发展完善，这些影响作用到儿童身上，就表现在其智力的发展速度提高，儿童越来越早熟，接触了解的东西也越来越多，相应的心理需求也自然会发生变化，因此，在小学语文教材中儿童文学作品的选择上，应该与时俱进，不能以旧的固有眼光一成不变地对待他们，不要低估了儿童的思维学习能力发展速度，在教材的选编上一定要符合时代的特征需求，才能发挥恰当的作用。

2.选材多样性，采编多方面。教材的编纂和修订，并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项庞大冗杂的工程，是需要许多方面共同努力才可以做好的。现阶段，在我国，参与教材编修的人员主要是一些教育专家和研究工作者，恰缺少一些一线教育工作者的参与，而这些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教学经验也应当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方面，而所有的事物，都是需要经过全方位多角度补充糅合，才可能真正做到完善。

三、结语

当然，儿童文学有其本身的优势和特点，但也不能否认其他体裁、作品的重要性，“兼容并蓄”教育理念的提出，是非常睿智和伟大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之中，要以人为本，通过教育，让更多的人受到更好的文化熏陶和精神修养，是极其重要的。自从产生教育以来，教材的选用和编排就是一个从未停止过被讨论的话题，众口难调，尽善尽美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追求，但是，要做到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选择，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参考文献：

[1]朱自强.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M].长春出版社,2012.

[2]毛蓓蕾.小学生心理辅导札记[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3](瑞士)皮亚杰著.傅统先译.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M].文化教育出版社,1981.

[4](法)安妮•夏莱-德布雷.儿童心理学[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儿童文学促进语文教育有效教学提升》

一、在语文教学中充分发掘儿童文学的魅力

首先，教师可以创新阅读课的形式和方法。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积极注重儿童阅读的渗透，实现“读———唱、读———思、读———疑、读———写”相结合，使儿童文学的魅力展现在学生面前，引发学生阅读的动机。在读唱结合法中，教师要创设丰富多彩的情境，充分发挥歌唱的作用，把儿歌、绕口令、经典歌曲、情境对话等引进课堂，不断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在读思结合法中，指导学生一边阅读一边思考，充分调动起学生的大脑思维，让学生在阅读与思考中主动进行知识的意义建构。在读疑结合法中，要想方设法引导学生对已有材料提出问题，并加以解决，引导学生个性化的表达、自主的表达、真实表达、创意表达。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通过“以读促写”、“读写互动”，将学生的写作与阅读融为一体，同时，通过营造适合学生进行儿童文学阅读的最佳教育环境，通过“教育生态”的改变，来形成一个自由、民主、交流的教学氛围，充分对每个学生的特点进行挖掘，摒弃传统灌输式教学带来的“花盆效应”，积极优化教育生态价值链条，最大限度地使学生的阅读需求获得“解放”。例如:在指导学生阅读过程中，可对传统的“秧田式”学生座位分布，变为“双翼式”和“半圆式”，即将课桌椅排成二行，像一只鸟飞行的翅膀，或以教室的讲台为中心，学生的桌椅摆成一个半圆形，使学生在宽松的环境中，自由互动，为学生的合作探究搭建平台。

教师可将儿童文学作为素材，组织课堂游戏深化学生对语文知识和语言艺术的理解。也可通过召开和举行“读书汇报大会”，“故事大奖赛”;通过举行“角色游戏扮演”、“ 辩论会”等形式，为学生提供交流的平台。其次，改善对学生阅读的评价。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成功的欢乐是一种巨大的情绪力量。”传统的阅读评价片面性较强，较多的定性评价，一切以学生的分数为纲，指导学生进行儿童文学阅读也是以“摘抄名言警句、完成老师布置的读后感任务”为主，严重打消了学生阅读的积极性，从而失去了指导学生阅读的宗旨，使得学生的信心受到很大的打击。而在新课标的要求下，必须注重学生的成功体验，要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感受成功、感受喜悦，从而增强学生进行阅读的动机。

要通过儿童文学的阅读来提高小学生的综合语文能力，就必须对传统的单一教学评价方式进行改革，改变传统的“以分为本”为“以生为本”。要由“目标性”转变为“体验性”评价。教师在评价过程中，不再以“ 总结段意”、“写读后感”为重要的评价方式，而要能够使学生在阅读中主动的“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促使学生主动的应用各种工具去搜集、整理信息，想方设法解决自己在阅读中的疑问。

要由“数量评价法”转变为“质量评价法”。在对学生的评价过程中，应将学生的阅读的情感体验、心理发展、价值观的形成作为评价的目标，最终促使学生养成“终身阅读”的习惯。“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体验成功，才能更好的激发自己阅读的积极性。学生在阅读中受到了教师的表扬时，就会从情感上激发学生读书的欲望，从而引导学生主动地涉猎知识，最终使学生把儿童文学的阅读作为课余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二、科学指导学生课外阅读儿童文学

首先，教师要帮助学生选择课外儿童文学读物。一般来说，指导低年级的学生进行儿童文学读物的阅读时，必须以拼音课外读物为基础;指导小学中年级和高年级的学生阅读时，要循序渐进的选择纯文字读物。选择读物内容要健康、符合儿童各方面特点。课外读物要能符合学生的兴趣，要选择与学生兴趣相符合的书。小学生年龄小，好奇心很强，对感兴趣的事物会愉快地去探究，对于不感兴趣的事物就会视而不见。因此，帮助小学生选择感兴趣的课外读物就特别重要，学生只有对教师所选的读物感兴趣，才会主动去阅读，主动去思考。

大多数儿童喜欢读一些探险和科幻的书籍，就是因为其好奇心的驱使。可向学生推荐《海底两万里》、《吹牛大王历险记》等书籍。如低年级学生适宜读一些图文并茂的儿童读物等;中高年级的小学生知识面较广，阅历也较丰富，教师可引导他们读一些游记、传记、散文、探险、科幻类的儿童文学读物。其次，教师要指导学生正确的阅读方法。要通过指导学生正确的阅读方法使学生形成阅读的“元认知”，授学生以“渔”，为学生的自主阅读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根据学生特点、阅读习惯的不同，为学生进行“量身定做”的指导。在实践中，可以指导学生以下几种方法:一是选读法。根据学生的心理需要，有选择地阅读儿童文学。

大多男生喜欢看科幻、笑话类的儿童文学，女生喜欢看校园类的作品，这时可以为男生推荐校园类的作品，使其增加对生活的情感感悟，为女生选择科普类的书，扩大知识面，从而达到调整知识结构的作用。二是精读法。精读是培养学生阅读能力最重要的手段。教师可以利用一些经典儿童文学读物，指导学生全身心投入，调动多种感官进行阅读和思考。

三是速读法。教师可采用限时的方法，为学生指定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阅读内容。通过速度的训练，则能够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涉猎更多的知识，有利于增加学生的阅读量，使学生在短时间内处理更多的信息。四是摘录法。教师要指导学生在儿童文学阅读过程中将文章中精彩词语、段落摘抄下来，摘录到自己的书本上，利用摘录增强学生的记忆和理解，为以后的作文准备丰富的语言积累。摘录后教师及时检查，并向学生提问，如:“你选择这句话进行摘录的理由是什么?”、“这句话(或这个词语)有哪些特点?”等，通过这种方式加深学生对好词好句的理解。

总之，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密切联系，儿童文学始终贯穿于学生课内、课外语文学习过程中，教师应从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互相依存的关系中，寻找如何通过儿童文学促进语文教育有效教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儿童文学对语文有效教学的作用，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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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

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金庸侠义精神文化研究资料来源：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金庸侠义精神文化研究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你好，请登录或注册孔庆东看武侠小说2006-03-05 17:25:13 来自: 丹丘生 (重庆)提起武侠这个词，想必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这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个基本词汇了。但是这个词汇所包含的内容，“武侠”这个词所指的那种人，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神秘。“武侠”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人，既要身怀绝技，又要道德情操高尚，好像还带有一点神秘色彩，高来高去的，平时生活中好像不容易遇到。所以武侠，总是给人以某种神秘感。武侠这种人真的是那么神秘吗？真的是离我们很远？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之外很遥远的一个地方藏着，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出来吗？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其实武侠作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人，它的起源是很早的，或者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国家，出现了阶级，出现了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压迫，出现了社会不公正，出现了不公平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有武侠了。所以这种人物，才永远地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梦幻之中。我们有一句俗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凡是我们所梦想的东西，它不可能是毫无现实生活的根据的。武侠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如果讲起学问来，这是很复杂的，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探讨。我介绍一种意见，他们认为，武侠的精神最早来自于墨家的精神。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法家、农家、墨家，很多家。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武侠是不是来自于儒家？也有这样看的，因为儒家有一种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比如，在孔夫子身上就有这种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知道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因为它是正义的，我就要做它，即使不成功，我也要做到底，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应该说，在儒家的思想里面，也有一定的这种侠的精神的反映。但是，比较之下，墨家似乎更具有这种精神。墨子他提倡一种精神，叫做“兼爱”，用我们今天的思想去理解，他的主要意思是说，牺牲一点个人的利益，去为他人谋福利。所以说，墨家似乎比儒家更具有牺牲精神，儒家还讲一点中庸之道，而墨子所提倡的牺牲自己，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精神，似乎是比较早的侠义精神的体现。至于说，很具体地论述“侠”这个概念的，也有一些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韩非子。韩非子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同时是一个官僚，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君王出谋划策，他反对侠。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五蠹》，里面有一段话，表达了对“侠”的否定，对“侠”的概念的这种否定。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一句对仗的话，把儒--知识分子，和侠进行对比，这两个呢，一个是以文乱法，一个是以武犯禁。在韩非子看来，儒和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坏东西。也就是说，在统治者的眼里，知识分子和侠一样，都是讨厌的东西，都属于扰乱社会秩序，不让统治者好好睡觉的人，统治者把国家搞得安定团结的，偏偏有一种人叫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人叫侠，整天出来捣乱。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堵车，那儿不公正，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而侠他不提意见，他直接捣乱，他直接越过“警察”，自己去维持“交通秩序”，所以这些家伙，在韩非子看来，都属于社会的蠹虫，应该大力镇压。我们看韩非子这个立场，他是很简单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论述侠和儒的。他的这些观点，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够认同。不过，他从反面，也指出了侠的一个功能，他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能赞同，但是他把儒和侠最早联系起来这个思想，我们可以说，它是很深刻的。从韩非子的话中，给我们一个启示，侠的社会功能，和文人是很接近的，他们都是为社会鸣不平的。那么侠和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持批评态度，从批评的角度，一样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一般看来，我们觉得，文人和武人似乎是两端的，离得很远哪。古代上朝的时候，文东武西，两班站立，好像是两端，其实不然，恰恰文人和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他有一本书，是研究武侠小说的，名字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个名字很好，《千古文人侠客梦》，恰恰是文人，最喜欢做侠客梦。侠客，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我们主要是从小说中见到的，而小说都是文人写的，侠客形象都是文人塑造出来的，所以侠和文联系得是非常紧的。如果我们说到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起源，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些篇章，被认为是武侠文学的最早的源头。那还不是正式的武侠小说，但是是武侠文学的一个源头。那么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是怎么论述“侠”的呢？在《史记》中有两个“列传”，一个叫《刺客列传》，一个叫《游侠列传》。司马迁他的原话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这段论述，是对武侠精神很好地概括。但是我们注意一点，司马迁这里没有提到武，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侠是可以没有武的。我们今天一说，就是武侠武侠，似乎侠都必须有武，都必须有一点过人的本事，其实侠是可以没有武的。那么司马迁论述侠的特点，说他们的主要特征是，言行不合乎社会主流。不是说领导说什么，他马上就跟着说什么。但是他们做事，是“言必信，行必果”，这人讲义气，说话算数，男子汉大丈夫。然后是“不爱其躯”，就是不过分地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们今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第一重要，自己不能受一点损害，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家挤了一下，就要吵起来，过分地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侠客呢，是不过分爱惜自己的身体，首先考虑的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存亡死生”，救了别人的生命之后呢，又“不矜其能”，不夸耀自己，不要老惦记它。昨天是我帮了你的忙，那天我还帮你买菜了呢；上次我救了你家孩子一命……很少提这些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做了好事拂袖而去，做了好事不留名。所以我曾经有一个“谬论”，我到处传播这个“谬论”，我说，我们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侠是谁呢？就是雷锋，雷锋是我们中国当代的“第一大侠”。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发表我这个“谬论”的时候，学生们也不理解。他们说，雷锋怎么是侠呢？雷锋他也不会武功啊！雷锋虽然是个解放军，他也没打过仗啊，他是个开汽车的解放军啊。那么我跟同学们讲，是不是侠，跟他会不会打仗，跟他会不会武功，没有关系，只要他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别人谋利益，“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瓢泼大雨之夜，看见妇女抱着小孩，他帮助她送回家去，帮助老大娘过马路；自己攒的钱寄给灾区，这不是侠，是什么？这就是侠！人们为什么被雷锋精神感动？为什么喜欢个子不高，胖乎乎，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呢？是因为他身上有侠的精神，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了不起！所以学雷锋才学得起来，而不是说，他一定要身怀绝技，才去学他。那么，古代有很多--今天看起来是“武侠小说”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叫“武侠小说”，当时没有这个名字，当时都是有种种其他的名字。“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以后，我们为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方便而发明的一个术语。比如说，在《唐传奇》里边，就有很多武侠题材的作品。只不过当时不叫武侠，有的是写一种很神奇的武功，它是偏重于武侠中的武这一面；有的是写一种很不平常地帮助别人的一种侠行义举。唐朝之后呢，到了宋朝，宋朝的小说里面也有很多“公案小说”，“公案小说”里面有一些武侠人物。这些武侠人物的精神，跟唐朝比呢，略有逊色。总之，是武侠在现实生活中和在文学作品中的发展，似乎有一个走下坡路的趋势。其实，是随着封建国家机器的强大，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所以侠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很多事不用你管了，国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警察，有军队。那么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武侠文学的资源，汇聚起来，产生了一部古代最杰出的，最著名的武侠小说，这部小说就是《水浒传》。那么《水浒传》，以前我们把它叫做公案，后来的文学史也把它叫做“英雄传奇”，这都是对的，它是英雄传奇小说。但是如果我们从武侠小说的角度来看呢，《水浒传》也是古代最优秀的武侠小说的代表。我们今天想一想，《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那不都是标准的一个一个的武侠吗！要武有武，要侠有侠，它所弘扬的精神，也是正宗的武侠精神。所以《水浒传》给了后世无数的武侠小说以思想的和艺术的启迪。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武侠小说都在不断地发展。比如，清朝后来就出现了像《三侠武义》、《七侠武义》这样一系列的作品。还有著名的，像《儿女英雄传》、《好逑传》。到了这部分小说，慢慢出现了一个“英雄加儿女”的模式，有男侠客，也有女侠客，或者侠客旁边有一个美人。可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或者说，走向最黑暗的时候，武侠小说也一蹶不振，长期没有很优秀的作品出现，而且更要命的是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一落千丈。侠客本来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光辉万丈的英雄，可是到了晚清的小说里，武侠都成了朝廷的鹰犬，成了朝廷的爪牙。我们想，武侠一开始是什么人呢？按照司马迁的那种写法，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我们不要以为，社会闲散人员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闲散人员里边有坏人，但是也有好人。这些侠客是凭着自己的良心，为社会鸣不平，他看见统治者做得不对，他就出来帮助弱者，拔刀相助。一开始，侠客应该跟朝廷，跟秩序是处在对立面的，他应该是跟朝廷作对的。所以韩非子才说“侠以武犯禁”，仗着自己有一点功夫，就来破坏法制建设。韩非子是这样批评他们的。正因为他跟朝廷是对立的，所以历朝历代都要大力地镇压侠客，特别是镇压武侠。那么镇压来镇压去，杀的杀了，死的死了，还有一部分就被朝廷收买了，收买了就把他融进了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把他吃进去了。这些侠客就变成了朝廷的人员，变成了“捕快”。所以我们看，清朝末期有很多小说，都叫什么“公案”--《于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刘公案》。那么这些公案小说里面的第一主人公，都是一个政府官员，都是一个政府的清官。这些小说里的侠客，一个一个都被招安了。招安了之后，就变成了包公身边的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我们一看京剧，包公一开头就叫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那么这些人物一旦变成了“张龙、赵虎”，他就没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备英雄的色彩。我们今天看戏，我们去看包公戏，谁去注意台上王朝、马汉的形象呢？没人注意，他站在那儿就是一龙套，今儿这演员病了，换一演员还能演，我们并不提意见，我们只对包公这个形象加以格外地注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么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个高级领导人，开封府尹，只不过他是一个清正廉明的高级领导人而已，他是一个大清官。那么人民为什么要看包公戏？为什么需要包公？就是因为社会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经常有冤假错案，可是除了冤假错案，人民不去呼唤法律健全，而是呼唤包公，希望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清官，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那么这种幻想反过来又加剧了法制的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一套制度，靠一套办法，靠一套规章制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这个，而去幻想包公。所以只能满足一种梦幻中的需要。那么到了“包公”铺天盖地的时候，武侠就隐没了。可是由于晚清时中国面临着民族危亡问题，虽然武侠小说中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却越来越需要侠的精神。就在晚清的革命运动中，比如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这些人中开始重新鼓吹武侠精神。包括鲁迅等人，他们都很推崇一种带有侠义色彩的铁血精神。晚清的革命党人，从武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种侠义，“侠义道”的精神。比如说，我们知道著名的革命党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个号，叫鉴湖女侠，自号鉴湖女侠。其实很多革命党都是起了这样一个带有武侠精神的号，以侠客精神自诩。他们认为，要改变当时中国的现实，非有一腔侠义精神不可。我们都知道谭嗣同的故事，谭嗣同他自己愿意，为了变法而流血，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中国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人流血牺牲，他说“此国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请自嗣同始”--请从我谭嗣同开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来慷慨就义。这种侠义精神是很感人的。那么在晚清的时候，侠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逐渐地复苏，国人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不昌不盛，是跟侠义精神的堕落有关系，国家腐败了，没有人出来挽救山河。我们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它是很悲壮。我们看，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其实看上去是明明要失败的，不过是在海外募集了一点钱，然后回来制造炸弹，然后找几十个人，怀里揣着炸弹，弄一小筐，筐里放了些炸弹，就去攻打总督衙门，那能胜利吗？如果用统治者的话来说，这不是来送死吗？所以这些起义大部分都是寡不敌众，这些革命党大多数都成了烈士，包括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从军事上看，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牺牲，它积累起一种思想意义，能够唤醒国人。所以我们如果去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看那些辛亥革命的英雄的时候，是会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们自己去的时候就知道要失败，要死。很多朋友可能还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我们看《与妻书》里写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知道自己不能回来了，他已经告诉自己的妻子，以后可以改嫁。明明知道是以卵击石，但是他就是要抛弃自己那样幸福的爱情生活。所以说，这些人是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侠客。那么到武侠小说中的这种侠义精神的恢复，是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新的武侠小说，我们后来把它叫做“现代武侠小说”。可能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样的名字。比如说，平江不肖生，可能有年纪大的朋友会读过。还有还珠楼主，这样的名字可能你们知道。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江湖奇侠传》为代表的新的武侠小说。后来就慢慢地进入一种繁荣阶段，出现了像平江不肖生，他的本名叫向恺然。他有一个重要作品，叫《近代侠义英雄传》。这个小说里面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霍元甲，霍元甲的形象是在这里塑造的；还有一个，也是历史上的真人，叫大刀王五，就是当年和谭嗣同有过来往的这样一个江湖奇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在这部小说中，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塑造成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其中，有一段主要情节是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这个后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吸取素材加以渲染，霍元甲跟外国大力士打擂比武，并取得胜利的。这个情节，它是现实生活中的真的事情，也是当时很轰动的新闻。在这个小说中，他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他写霍元甲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国人受辱。其实，正宗的武林界的大侠，他是不轻易出来走动的，不轻易出来参与俗事的，每天经常出来参与各种媒体，参与各种集会，这些人往往不是大侠，有一部分可能是；不是，也不是修养很高的人。我小时候接触过很多武术界的朋友，真正有功夫的人，他是不出名的，轻易不打架的，跟别人发生冲突，他都是忍耐的，不求名，不求利。像霍元甲这种人，本来也是应该安安稳稳地，过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外国大力士在擂台上公开地侮辱中国人，所以他要为国雪耻，不让国人受辱，所以他才出来。所以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无端找他们这种受人豢养，供人驱使的大力士比武，实不值得。霍元甲自己也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失我的身份的，他看不起这些大力士，这些所谓“大力士”就是受人豢养的，到这儿来表演挣钱的，我跟他们比武，不是失了身份吗？多跌份哪！为什么还要出来去比呢？是实在忍不下这口恶气。那么霍元甲在为国雪耻的同时，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他没有因此，就是打败了外国大力士之后，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强，外国人不行，他没有这样。所以他并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而霍元甲所说的“报国”的这个“国”，并不是朝廷，而是中华民族。他说：“至于大清的江山，也用不着我们当小百姓的帮扶。”这个小说里边，写的霍元甲形象，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清楚，我报国，我为国雪耻，是这个民族，不是那个朝廷。所以这里面，就表现出平江不肖生这个作家，他所推崇的侠义精神。其实是一种人民性，是一种出乎天地正气，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而现代武侠小说，从一开始所奠定的现代武侠精神，后来在梁羽生、金庸那里，都得到了继承和光大。所以我一再说，梁羽生、金庸他们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许多基本东西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只不过接过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