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中的彩礼问题研究毕业论文
我觉得结婚的时候给女方彩礼这个是应该的，但是不能给太多，有的有些地区彩礼高的吓人几十万的都有，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彩礼太高会压垮一个家庭，适当的给一些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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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5-6
Abstract 6-7
第1章 导论 11-34
研究缘起 11-12
研究意义 12
理论意义 12
实践意义 12
文献综述 12-27
婚姻消费研究 12-17
农村彩礼研究 17-26
研究不足与趋势述评 26-27
概念界定 27-28
婚姻消费
彩礼 27
嫁妆 27-28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28-30
理论基础——婚姻策略理论 28-30
研究框架 30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30-34
实地研究 30-31
主要的调研方法 31-32
研究对象的选取 32-34
第2章 内容与形式——M村彩礼的现状 34-50
M村概况：地方性知识与话语 34-39
调查地点的选择与概况 34-35
M村婚嫁习俗 35-39
M村彩礼数额 39-41
M村彩礼类型 41-44
彩礼名目由单一走向多元 41-42
由基本生活用品到耐用消费品到奢侈品的出现 42-44
M村彩礼的支付形式 44-47
从以实物为主到以货币为主 44-46
全面干折形式的出现与兴起 46-47
M村彩礼的性质 47-50
见面礼：新郎家给新娘的礼物 47
大礼：表达性和工具性的统一 47-48
上下轿礼：新娘争取财产的手段 48
小结：彩礼的性质变迁特征 48-50
第3章 协商与互动——彩礼中的婚姻策略 50-62
M村彩礼的协商 50-55
彩礼协商的沟通者和调解人——媒人 50-52
彩礼协商的社区情境——彩礼标准 52-54
彩礼协商失败——彩礼返还 54-55
彩礼协商中男方家庭的婚姻策略 55-57
“虚假承诺”：减少彩礼的一次性支付 55-56
“以退为进”：充分显示家庭和家族的物质资本和象征资本 56-57
“高额彩礼”：弥补自身缺陷的策略性选择 57
彩礼互动与协商中女方家庭的婚姻策略 57-59
以男方家庭未满足女方某条件要求男方折现 57-58
“要好”中推脱商量的婚姻策略 58-59
同村“示范效应”的说辞 59
彩礼互动与协商中媒人促成双方婚姻关系的策略 59-62
“避重就轻”：避开或弱化双方矛盾的焦点 60
“两面吹嘘”：夸大双方优点的说话艺术 60-62
第4章 博弈与优势——女方当事人在彩礼协商中话语权增强 62-70
女方当事人在彩礼协商中话语权增强的表现 62-66
彩礼要价：从“无语”到“发声”到“狮子大开口” 62-63
彩礼用途、受益者和支配权与女方当事人话语权的增强 63-64
女方家庭在彩礼议价中的主动权 64-65
择偶标准与女方当事人话语权的增强 65
悔婚的“习俗”与“司法规定”：保护女性 65-66
女方当事人在彩礼协商中话语权增强的原因探析 66-70
女性经济上的独立 66-67
婚姻市场女性资源的短缺 67-68
农村生育观念的`转变 68
姻亲关系重要性的凸显 68-70
第5章 困境与压力——男方家庭彩礼支付问题的凸显 70-78
男方家庭彩礼支付的经济压力 70-73
婚前男方家庭彩礼支付：存与借的交织 70-71
婚后父辈一代的压力：“节衣缩食”的还款之路 71-72
彩礼纠纷：彩礼支付问题的“升级” 72-73
男方家庭彩礼支付的心理压力 73-78
家庭内部：父辈一代的“任务”观念 74-75
社区情境：村民舆论对订婚和结婚年龄的限制 75
同辈群体：“脸面”与“竞争”压力 75-78
第6章 结论与思考——传统与现代交织下的彩礼 78-85
结论 78-80
彩礼的内容、形式与性质 78
彩礼协商是双方家庭婚姻策略的博弈 78-79
女方当事人话语权的增强加重了男方支付彩礼的困境 79
彩礼变迁和协商中个体本位的凸显 79-80
思考：乡村场域下彩礼存在的意义 80-85
彩礼是对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承 80-81
彩礼是婚姻契约、信用的担保 81-83
彩礼是对新婚夫妇的资助 83-85
参考文献 85-91
致谢 91-92
附录1 92-93
附录2 93-95
卷内备考表 95
从近20年的社会发展情况看，由于农村人口结构的调整、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等因素，彩礼数额越来越高，但对婚姻的影响和约束反而在降低，尤其在农村，女性“闪离”后，并不愁嫁，相反，男性家庭因为给付高额彩礼，在离婚后，无力负担再娶的彩礼，导致很多社会问题的发生。
我觉得生活彩礼这些问题是非常沉重的问题，因为很多的家庭都会因为彩礼而发生分歧。我们应该理性看待彩礼这个问题，因为彩礼是婚姻的仪式感， 不应该闹得太僵。
婚约彩礼返还问题研究论文
法律分析：对彩礼返还作出限制性规定，除依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外，同时还遵循了以下原则：1、遵循当地风俗习惯原则。2、照顾无过错方原则。3、公平原则。
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适用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恋爱关系结束，通常男方家庭会要求返还彩礼，下面是我整理的婚约彩礼返还答辩状，给大家阅读。
【一】婚约财产纠纷案
案情：20XX年12月底原告黄某(男)与被告陈某(女)经媒人介绍相识确立恋爱关系。
20XX年1月，双方举办订婚家宴，黄某给付陈某2万元订婚钱，给付王某家参加订婚仪式的亲戚1万元红包，并给付了彩礼万元，还为陈某购买了戒指等。
按当地乡俗，订婚后当日将陈某接至黄某家中同居生活并一同到外地打工，20XX年4月，黄某因陈某患有精神病将陈某送回娘家，双方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黄某为追要订婚礼金、物品及彩礼诉至抚州崇仁县人民法院。
本案的焦点问题是：1、彩礼的情况?2、原告黄某是否实施暴力?3、被告的赔偿权事实和法律依据?
我作为被告陈某的代理律师。
作出如下答辩：
一、起诉状称给付的彩礼万元不属实，实际上被告只是得到万元;并非四金齐全，只有一对金耳环、一只玉手镯，一枚金戒指;
20XX年农历12月22日收到的打鞭炮款壹仟陆佰元已购置鞭炮燃放了，收到男方给被告陈某的一对金耳环、一只玉手镯。
20XX年农历12月28日收到订金万及一枚金戒指。
20XX年元月初八收到的订婚钱肆仟陆佰，同时被告陈连来给了原告黄某大红包肆仟陆佰元，
另外买了两套衣服两双鞋子(计花费叁仟伍佰元)作为见面礼，为此，被告处已用去捌仟壹百元;收到的打发钱壹万捌仟捌佰元已按乡俗派发给了双方的亲戚，并且由于原告给的打发钱不够数被告还垫出贰仟元。
在原告即将带陈某去南京生活之时，其父陈连来按乡俗给陈某现金万元，后来被原告送回娘家后，身上已身无分文，此钱已被原告黄某拿走了。
因此，我们认为本案中原告给被告陈某的品饰、“订婚钱红包”是不应返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条规定，同居生活前一方自愿给对方的财物，可以比照赠与关系处理。
陈某家也因为只有一个女儿，在办理女儿的婚事上也花费不少，比如女方家在定亲的第二天，就办了十余桌酒席款待亲朋好友，化费了壹万多元，加上给陈某的压箱钱万元，予原告的见面礼、过年的压岁钱及二套衣服二双皮鞋等，被告在作这门亲事时，也花费了三万多元;
至于“鞭炮款”、“打发钱”属于按照当地婚俗消耗的部分，原告还诉之法庭，真是岂有此理：原告一次一次地差媒人提亲，难道为此已消耗的“鞭炮款”、“打发钱”，也是能主张的吗?
二、原告存在故意的重大过错，以结婚为由，侵犯被告陈某人身权、贞操权，被告不应予以返还彩礼。
按当地的乡俗被告收原告的彩礼是为了稳固男女的感情，女方获得一定的保障，不至于被男方色。
本案中原告的媒人先是故意建议被告带陈某到精神病医院看痛头，失眠，陈某也服用了一些镇静药，病情已等到缓解，慢慢康复了，
原告的媒人也知道陈某服药，病情也好转，就替原告向被告说亲，被告起先因陈某还在服药的情况拒绝亲事，
并告知了原告及其家人有关陈某有病在服药的事，可是原告家人多次与其媒人一起到被告家中说亲，被告以为原告是真心要迎娶、善待陈某，同时相信了原告媒人的话就同意了这门亲，订完婚原告就接被告陈某到自己家中共同居住，原告家人给了7盒镇定药给被告带回去给陈某吃，在共同居住的二十多天的日子里
，原告并未提出陈某精神异常，被告也能常常了解陈某的情况，谁知没过多久原告就将陈某带到外地南京，被告无法与陈某联系上，原告未专业医师的指导，故意不给陈某吃药，不带她去医院治疗，给她精神刺激，致使被告陈某病情加重，致使她思维紊乱、乱语、闹自杀，
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无能力保护自己，进一步患上精神分裂症，从而原告可以达到侵犯了被告身体及贞操后，又可以被告陈某患精神分症为由要求退婚，并要求返还彩礼，原告行为极其恶劣。
《关于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意见》中第(四)部分关于实体处理中提到，在确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数额时，应注重考虑以下因素：离婚或解除婚约关系的原因及过错;订婚时间、同居时间或结婚时间的长短;女方是否遭受家庭暴力;女方接受的彩礼是否已全部或大部用于共同生活;可能影响彩礼是否返还以及返还数额的其他因素等情况。
本案中，原告存三个重大过错：1、原告明知被告陈某有病在服药，受刺激或病情恶化可能会诱发患精神病;2、原告故意不给被告陈某服药，不带她去医院治疗，任陈某的病情恶化，直至被告陈某患上精神分裂症;3、原告侵犯了被告陈某身体和贞操权，多次向被告陈某实施暴力，给她造成巨大的精神刺激，使其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无能力保护自己。
【二】婚约财产案件的处理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新的思想意识、新的道德观念、新的生活方式对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因退婚返还彩礼产生婚约财产纠纷诉至法院的案件大量增加，这类返还彩礼案件多发生在农村。
正确认识并审理好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对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矛盾激化，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笔者结合一起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审理，谈一下审理农村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应注意的问题。
[基本案情]
原告刘某(男)与被告王某(女)经媒人介绍确立恋爱关系，于同年举行订婚仪式当时原告家人当场将订亲现金30000元交于媒人。
由媒人在订亲仪式上交于女方及其父母。
女方父母当时给男方回礼2000元。
后双方终止恋爱关系。
原告诉至法院。
审理中，媒人出庭证明订婚仪式上将订亲款如数交至被告及其家人手中，当时被告及其父母给原告回礼2000元。
本案中的媒人与原告有亲属关系。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被告返还原告28000元;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
宣判后被告不服，上诉于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1、依公序良俗采信媒人证言
民事诉讼的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民事诉讼案件事实的一切依据和方法。
对法院而言，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进行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裁判，证据是查明案件事实作出正确裁判的根据。
农村婚约财产案件所涉及的证据除具备证据的各个特征外，尚具有其特殊性。
司法实践中，婚约财物的给付一般有三种证据予以证明，即当事人陈述(含被告自认)、媒人证言、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
其中，媒人证言是最常见、当事人利用最普遍的一种证据。
从法理上分析，媒人证言是证人证言，是媒人就其所亲身经历和感知的事实所作的陈述，属原始证据，就处理此类纠纷起着重要作用，既可以用于认定案件事实，鉴别其他证据的真伪，又可以促使当事人放弃无理的事实主张，接受法院的调解和裁判，甚至能为法院收集证据提供线索。
在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媒人往往与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有着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就其证言应区别情况处理。
首先应核实媒人证言内容是否与当地风俗习惯相符合;其次要核实媒人与当事人双方的关系，并结合媒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社会经验、法律意识来作出判断;第三要综观全案把媒人证言与其他证据作出比较，看是否相吻合，能否构成证据链条，以对全案证据辨别真伪。
笔者认为，只要媒人能自愿出庭作证，该证言不利一方不能提出足以推翻的证据，且该证言符合地方习俗，即应认定为有效证据。
这种观点也符合优势证据原则，因为，原被告民事诉讼中处于平等的诉讼地位，双方的陈述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形中，各自负有对自己所述事实举证的责任，一旦媒人出庭作出符合法定条件的证言，该证言有利一方即处于证据优势地位，其主张应得到支持。
本案中涉及到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两种证据，根据证据规则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
被告方对原告主张的彩礼款28000元予以否认，可见本案只能依据两方证人证言的效力大小作出裁判。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原告享有证据优势，从情理上分析，该案中，原告赠与财物的行为符合当地民间习俗，媒人的证言完全符合证据的证明力原则。
故其证言应予采信。
2、准确定性和适用法律
笔者认为本案定性为婚约财产纠纷是比较妥当的。
这类案件所要返还的财物通常形成于双方有了婚约以后，同时一方是基于将来的共同生活才给付对方财物的，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彩礼”的概念。
通常这类给付有三种情况：一是基于习俗给付的作为订婚标志物品;二是一方给付的贵重物品及生产生活资料，在双方缔结婚姻关系后直接融入家庭生活;三是相互赠送的小额钱款、礼品等。
由于这类给付的时段特定性、物品特殊性、价值不确定性，使它有别于一般的财产纠纷。
一般来说，对于巨额给付的生活资料，在给付的时候给付一方是建立在将来缔结婚姻、共同生活的基础上才进行的给付，可以说这样的给付是非常具有针对性有条件的。
在双方没有办法继续婚约、结婚共同生活的情况下，受给付方继续占用给付的贵重物品、生活资料则失去了事实上、法律上的依据，因为这样的给付形成的时间是订立婚约后，为了共同生活而进行的，但最后没有办法共同生活，另一方也就无权继续占有这类物品，从而给付方可以要求返还。
本案定案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这也就是说，该笔款项认定为彩礼性质进行返还，依照的是专门调整婚姻家庭的部门法。
笔者认为在婚前一方赠送贵重物品及生产生活资料给另一方，应认定是以结婚为生效条件的附条件赠与，在所附条件不成就时，应当返还财产。
返还的基础是因为接受方在婚约解除后丧失了继续占有财务的法律上的理由，根据民法公平原则，应当将财产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
就本案而言，原告及其父母是生活在农村的普通百姓，他们操劳多年，倾其所有给付彩礼，是迫于地方习惯做法，为了缔结婚姻关系，而不得以为之。
这种目的性、现实性、无奈性，不容忽视，给付彩礼的代价中，蕴涵着以结婚为前提，现在婚没有结成，目的落空，彩礼仍归被告所有，与原告当初给付时的本意是背离的，所以没有形成婚姻关系的，彩礼应当返还。
3、正确介定彩礼的范围
彩礼是为缔结婚姻关系，依照习俗于婚前男方给付女方的金钱和物品，那么是否在婚前男方给付女方的金钱和物品都属于彩礼呢?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应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区分。
就近几年来的'实际情况，一般说来，在订亲时说媒人或男女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在婚前给付女方的一定数额的金钱或首饰等较为贵重的物品属于实际意义上的彩礼，而在定立婚约后结婚前互相往来，男方主动给付女方的礼品，如烟、酒、茶、食品、衣物、少量的现金等则不属于实际意义上的彩礼。
正确介定彩礼的范围对于审理返还彩礼的案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即然不属于彩礼当然也不应成为返还彩礼诉讼的标的。
4、正确理解婚约在农村的作用和习惯做法
婚约是农村中的一种风俗习惯。
有人认为只要是农村的风俗习惯就是陋习。
其实不然，在农村，普遍存在结婚之前先订婚的习惯，举行隆重的订婚仪式是家庭一件大的喜事。
在农村，一个家庭有两大喜事，一个是订婚，另一个是结婚。
举行隆重的订婚仪式表明父母为了子女找到了未来，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许多父母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亲朋好友的祝贺给父母一种自豪感;许多家庭生活条件并不富裕，即使借债也要举行订婚仪式，否则父母就会被认为没有完成任务，在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中就会抬不起头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 未办理结婚登记 手续的；（二）双方办理 结婚登记手续 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上述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对彩礼的返还有了明确的规定，对婚约彩礼纠纷案件做到了有法可依，但因其规定得过于笼统和原则，在彩礼性质的认定及返还方面规定的还并不具体，往往需要法官分别不同情况予以区别认定和酌情处理。这就给法官在处理该类案件时留下了相当的自由发挥的空间，以至于有的法官认为，在办理该类案件时应当严格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不论出现何种情况婚约彩礼都应当全部返还，笔者认为该观点未能考虑到双方的具体情况，有点机械司法的做法，其并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矛盾的化解。其实，在婚约彩礼纠纷案件中存在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都需要法官以一颗公平合理合法的心态去妥善处理案件。譬如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也未依照农村女风俗举行婚礼，但已经同居生活一段时间了；还譬如男女双方在给付彩礼后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已依照农村风俗举行了婚礼并开始同居，并且彩礼可能也已经用于同居期间的共同生活，可以说女方此时已经履行了相当于结婚的义务，如果无条件地按第一条的规定让其全额返还，有失法律之公平，并且，按照当前广大农村的实际情况，我们也要适当考虑到女方的名誉损失；另外，我们还应考虑到男女双方解除婚约的原因，看过错在谁，谁的过错大，这都应当是处理该类案件时确定返还彩礼数额的酌情考量因素。 司法实践中，笔者认为解决婚约彩礼纠纷时应遵循以下原则：1.决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当事人是否缔结婚姻关系为主要判断依据。给付彩礼后未缔结婚姻关系的，原则上应返还彩礼；如果已结婚的，原则上彩礼不予返还（一些特殊情形除外）；2.结婚前给付彩礼的，必须以离婚为前提，才能考虑支持返还请求。3.必须是当地确实存在婚前给付彩礼的习俗。
法律分析：根据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关于婚约彩礼返还问题的规定，如果是当事人一方在给与彩礼后，但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或者当事人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但是没有一起共同生活的，又或者因为婚前的彩礼给付给给付人的生活造成困难的，给付人请求返还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与支持。对于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而要求返还彩礼的，必须是以离婚为前提条件的。
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适用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婚姻法问题研究论文
可选“同居关系的法律探讨”和“建立我国亲权制度的有关问题探讨”。前者虽然讨论的很多，但是一直没有定论，可是由于现在结婚成本越来越大，年轻情侣在结婚前同居的情况会越来越多，那对这方面的法律需求也会更加急迫，对这方面的法律进行完善势在必行，所以你找素材、谈对此的思考都比较容易；后一个在我国还属于相对较新的一个法律概念，你也可以找些国外的资料，整理一下写一篇论文。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婚姻法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中国婚姻法文化考论2、婚姻契约观念的限度与嬗变3、秦汉家族法研究4、我国民法典亲属法编立法构建研究5、中美婚内侵权行为之比较法研究6、当代中国婚姻法与婚姻家庭研究7、中国维吾尔族婚姻习惯法研究8、建国初期山东省宣传贯彻婚姻法研究9、建国初期山西省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10、论我国离婚诉讼中房产分割的若干问题11、离婚诉讼中无房女性利益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12、《婚姻法解释（三）》中不动产登记效力研究13、《婚姻法解释（三）》中夫妻财产制度的研究14、民国时期婚姻法的文学省思15、土地革命时期婚姻立法问题研究16、从社会性别视野看《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对夫妻财产的规定17、从伴侣法到婚姻法18、《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房屋确权问题之探讨19、建国初期河北省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20、建国初期重庆地区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1950-1953）
1、首先判断问题涉及哪些方面，如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继承遗嘱、同居关系等；2、判断问题大致方向后，寻找法律规定，搜集证据；3、你具体案例是什么呢，可以放上来一起讨论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的婚姻家庭立法与妇女权益保障杨大文Yang Dawe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100872【专题名称】妇女研究【专 题 号】D423【复印期号】2009年02期【原文出处】《中华女子学院学报》(京)2008年6期第11～15页【英文标题】Legislations of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and the Safeguarding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作者简介】杨大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婚姻家庭法学研究所所长，曾任1980年婚姻法、1992年妇女权益保障法起草组成员。在修改婚姻法的前期工作中，任专家试拟稿起草组召集人。（北京 100872）【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婚姻法正式颁行。这部婚姻法是在195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根据实践经验和当时婚姻家庭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修订的。2001年这部婚姻法再次得到修正。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对此立法进程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审慎而理性地把握未来。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marriage law was formally issued and executed in 1980. This marriage law was established on the foundation of marriage law in 1950, 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 and new problems which appeared in the family domain. In 2001, this marriage law was revised once more. It can be said tha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our country's legislation in marriage law has made great progresses. Research on the legislation of this law is helpful for us to face the future carefully but rationally.【日 期】2008-10-25【关 键 词】改革开放/婚姻法/妇女权益the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marriage law/women's fights and interests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08)06-0011-05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我国的法制建设和妇女权益保障事业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妇女权益的保障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就法律层面而言，涉及各有其特定调整对象的相关法律。本文仅就改革开放以来的婚姻家庭立法(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婚姻法的修正)对妇女婚姻家庭权益保障问题，做一些简略的回顾和评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应当在现行法的基础上，探索进一步完善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法律机制的途径和方案。一1980年婚姻法的起草始于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冬，该法是在1980年9月10日通过，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的。这部法律的颁行，是巩固和发展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需要，是保障公民婚姻家庭权益的需要，也是促进安定团结、妇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背景下，它的问世，使在“文革”十年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婚姻家庭法制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部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的制定是全国妇联率先倡议和推动的。在1978年7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来自各地的代表共商新时期的妇女发展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计。关于婚姻家庭领域的情况、问题和对策，是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代表们提出的修改婚姻法、制定新婚姻法的建议，反映了广大妇女的共同愿望。会后，以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同志的名义，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再度建议修改婚姻法向中央的请示报告》①，根据中央的批示，同年11月成立了由全国妇联牵头，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修改婚姻法小组，下设办公室，随即启动了修改婚姻法、起草新婚姻法的前期工作，在修改婚姻法小组的领导下，起草了六次新婚姻法的草案，后期工作则是由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完成的。1980年婚姻法对1950年婚姻法的修改和补充，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关于总则、结婚制度、家庭关系、离婚制度等方面的修改和补充，此处不拟评述。关于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保障问题，该法是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加以规定的。一是有关男女两性平等共享的婚姻家庭权益的规定。二是有关对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予以特殊保护的规定。三是某些规定虽然同样地适用于男女两性，但就其实际针对性而言则有利于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规定。笔者认为，1980年婚姻法对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保障，可以通过以下数例加以评析。1、关于男女平等原则1980年婚姻法重申了1950年婚姻法中的原则性的规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法将原法中所称的男女权利平等，改称为男女平等。这个看来似乎很细小的提法上的差别，过去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两字之差，其中实有深意存焉。男女权利平等是指两性法律地位平等或机会平等，立法的价值取向，应当是在法律地位平等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两性在实际生活中的平等或结果的平等。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不仅要有两性在法律上的平等的规定，还要有根据实际情况促进两性在事实上平等的规定。男女权利平等和男女平等这两个提法，前者不能包容后者，后者则是可以包容前者的。这个提法上的修改，是对男女平等在认识上的深化，对保护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乃至其他权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2、关于传统习俗的改革1980年婚姻法规定，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这一规定有利于破除以男子为中心的宗法家庭观念和妇从夫居的旧俗，有利于消除有女无儿户的思想顾虑，克服此类家庭特别是农村地区此类家庭的实际困难，对推动计划生育和保障妇女权益也是十分有利的。②与1995年婚姻法相比较，1980年婚姻法扩大了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除夫妻、父母子女外，祖孙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均被纳入调整范围。在祖孙间的抚养问题上，祖父与孙子女、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的权利义务是一律平等，并无区别的。我国的传统家庭历来是重父系亲、轻母系亲，重男系亲、轻女系亲的。代之以父母双系并重，男系女系一视同仁的规定，是实行男女平等的亲属制度的必然要求。3、关于夫妻财产制1980年婚姻法以婚后所得共同制为我国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关于法定夫妻财产制的规定虽然过于概括、过于原则，却比1950年婚姻法中的相应规定更明确，尤为重要的是，法律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财产的归属，为构建约定夫妻财产制作了立法上的尝试和准备。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采用婚后所得共同制，并以夫妻财产约定作为必要的补充，是有利于保障已婚妇女财产权益的。4、关于离婚的法定理由对男女一方要求离婚，另一方不同意离婚的纠纷。1950年婚姻法中仅有程序性的规定，而无有关离婚法定理由的实体性的规定，准予或不准离婚的原则界限，实践中是以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为依据的。1980年婚姻法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概括性的离婚法定理由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离婚问题的基本观点，是我国人民法院处理离婚案件的长期经验的总结，有利于保障离婚自由，防止轻率离婚。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又就如何适用这一概括性的规定，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等作过多次司法解释，使其在适用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现实生活中，出于种种原因，要求离婚的妇女遇到的困难或阻力，往往大于男方，关于离婚法定理由的规定和相关的司法解释，是有助于妇女行使离婚自由的权利的。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活和广大人民的婚姻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1980年婚姻法的原规定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在新的形势下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实际需要。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必须通过立法措施制定相应的有效的对策。我们应当充分肯定1980年婚姻法的历史功绩，包括它在保护妇女婚姻家庭权益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但是，这部法律的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首先，该法本身原来就存在较多的立法空白，对某些应当具备的制度未作规定。其次，该法的若干规定已经滞后于现实。这些缺陷，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化逐渐显现的。结婚法中仅有婚姻成立要件的规定，欠缺有关无效婚和可撤销婚的规定；原有的夫妻财产制，与已经多元化、复杂化的婚姻家庭财产关系不相适应；面对离婚率的增长和离婚原因的变化，需要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离婚制度，凡此种种，都充分表明了修改婚姻法的必要性。从1996年10月30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将修改婚姻法补充列入该届人大的立法规划，到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历时5年有余。婚姻法的修改，是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制的重要步骤，上述决定的内容多达33项，与妇女婚姻家庭权益密切相关的立法重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总则章中的禁止性条款和导向性规范为了保障婚姻法各项原则的贯彻实施，修正后的婚姻法在禁止性条款中增设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上述违法行为的受害人以女性为多，增设这些规定，加强了对妇女人身权利的保护，在新增设的第4条中规定了婚姻双方和家庭成员的共同责任，即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这项导向性的规定，集中地体现了婚姻法的立法宗旨，反映了包括女性在内的家庭成员建设和谐家庭的共同愿望。2、关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修正后的婚姻法在结婚章中增设了有关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其内容包括婚姻无效的原因，婚姻撤销的原因、程序、请求权人和请求权行使的期间，以及婚姻无效和被撤销的法律后果等。在出于某些原因导致的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等违法婚姻中，妇女深受其害。有了关于婚姻无效和撤销的规定，可使她们摆脱违法婚姻的困境，并可使她们在违法婚姻终止时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得到法律的保障。3、关于法定夫妻财产制和夫妻财产约定与1980年婚姻法颁行时相比较，现实生活中的夫妻财产关系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表现在客体范围、发生途径、财产价值、权利形态以及涉外婚姻、区际婚姻中的财产关系等诸多方面，经过婚姻法的修正，改进了原有的法定夫妻财产制，规范了夫妻财产约定，对法定夫妻财产制，分别规定了婚后所得共同制中双方共同财产和一方个人财产的范围，在共同财产制的前提下，为一方个人的财产权利提供了适度的空间。对夫妻财产约定，规定了约定的内容、形式以及约定的对内和对外的效力。在约定的对外效力问题上，兼顾了夫妻双方的财产权益和第三人的财产权益，有利于保护社会交易的安全。上述各种规定，当然适用于婚姻双方，对增强已婚妇女在财产权利上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4、关于离婚法定理由的具体化修正后的婚姻法在肯定和保留原法中的概括性、原则性规定的同时，还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增设了若干列举性、例示性的规定。符合法定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法条中列举和例示的情形，包括一方有重婚，有配偶且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恶习屡教不改等违法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此类行为的实施者往往是男性多于女性的。离婚法定理由具体化的后果之一，是妇女行使离婚自由的权利得到了更加有效的法律保障。此外，夫妻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有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调解无效的，也应依法准予离婚。关于一方为失踪者的离婚问题，修正后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应准予离婚。失踪与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无关，此类案件是不可能进行调解的。除上述各点外，修正后的婚姻法还有若干有利于保障妇女权益的规定，包括在法定期间对男方离婚请求权的限制；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如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可不适用须得军人同意的规定等。此类规定在离婚妇女的财产权益方面更为具体详明。例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应当照顾女方的权益；关于离婚时的经济补偿、生活帮助、损害赔偿等规定，在适用中实际上多以女方为受益人。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章中的许多规定，更是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必要措施。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婚姻家庭法经历了从与民法分离到向民法回归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颁行，标志着婚姻家庭法在立法体制上已经向民法回归。民法的法典化，将婚姻家庭法规范体系纳入法典化的民法，作为其中的一编(婚姻家庭编或亲属编)，将进一步实现婚姻家庭法在体系结构、编制方法上向民法的回归。民法的法典化是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制的大好时机，在婚姻家庭编或亲属编中增设若干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规定，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行的。鉴于2001年对婚姻法已作修正，起草民法婚姻家庭编时似不可能有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本文仅就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法律保障问题，提出以下数项具体的立法建议。一是增设有关亲属制度的通则性规定。婚姻双方和家庭成员间的权利和义务，都是以亲属身份关系为其客观依据的。这些通则性规定，必须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某些与此原则不符的亲属称谓，也要在法律用语上予以更正。例如，目前仍将父之父母称为祖父母，母之父母称为外祖父母，子之子女称为孙子女，女之子女称为外孙子女，这显然是以男子为中心的宗法家族制度的历史孑遗。沿用这些称谓，会给人们带来内外有别，重男轻女的消极影响。笔者建议将父之父母和母之父母统称为祖父母，将子之子女和女之子女统称为孙子女。这种亲属称谓的改革并非小事一桩，会对消除性别歧视，保障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具有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二是将有关配偶权的规定纳入婚姻家庭法的规范体系。这里所说的配偶权，是夫妻人身关系方面各种权利和义务的集中概括，也是夫妻财产关系方面各种权利和义务借以发生的根据。将配偶权作为夫妻关系法中的一个上位概念，在法理上并无不妥之处。为什么在亲子法、监护法中可以有亲权、监护权等规范，而不可以在夫妻关系法中有配偶权的规定呢？在修改婚姻法的过程中，配偶权问题曾屡受质疑，那种将配偶权仅仅归结为性的独占权的说法，显然是对配偶权的严重误解。在法律上肯定配偶权，并通过必要的立法措施防止对配偶权的侵害，可以使那些往往在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方的权益，得到更加有效的法律保障。三是进一步完善约定夫妻财产制。现行法中有关夫妻财产约定的规定，是以财产归属问题为其主要内容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与对财产关系的静态调整相比较，对财产关系的动态调整更加重要。因此，应当将财产的经营、管理等问题纳入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采用分别财产制的夫妻，一方将财产委托另一方经营、管理时，应当适用有关委托代理的规定。显然，进一步完善约定夫妻财产制，对保障已婚妇女的财产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四是增补有关离婚法定理由的列举性、例示性规定。现行法中有关规定并不到位，具体地列举和例示的仅有四项。哪些情形属于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尚需进一步作出必要的解释。为了加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增补若干列举性、例示性的规定是十分必要的。规定的增补应当从实际出发，过去的某些司法解释可供参考。笔者认为，一方患精神病久治不愈；一方有生理缺陷，无性行为能力；乙方被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其犯罪行为严重影响夫妻感情；一方有杀害或严重伤害另一方的意图(有犯意表示或预备行为即可认定，不以杀害未遂或者伤害未遂、既遂为必要条件)等，均可纳入上述列举性、例示性规定，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增补这些规定，对女方婚姻权利的行使来说是利大于弊的。五是扩大离婚时经济补偿和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现行法中有关离婚时经济补偿的规定，其适用范围仅仅限于采用分别财产制的夫妻。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夫妻均采用法定夫妻财产制即婚后所得共同制，约定采用分别财产制的并不普遍，或者可以说是并不多见。因此，这种规定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实，采用法定夫妻财产制的亦可适用这种经济补偿制度，只要符合法定情形，付出义务较多的一方，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要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将离婚时经济补偿的适用范围扩及采用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夫妻，在具体操作上并无困难，可在离婚时的财产清算中与共同财产的分割一并处理。有人说，采用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可对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予以适当的照顾，并无适用经济补偿的必要。这种说法是有失偏颇的。行使经济补偿请求权和受到照顾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两者的区别是泾渭分明的，现行法中有关离婚时损害赔偿的规定，对赔偿请求权的发生依据作了严格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满足无过错方的合理要求。建议在已有的规定外，增设关于赔偿理由的概括性、补充性的规定。因其他严重违反婚姻义务的事由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也有权要求过错方予以赔偿。在现实生活中，离婚时的经济补偿和损害赔偿，权利人以女方居多，义务人以男方居多。扩大这两种制度的适用范围，是保障离婚妇女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注释：①早在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前的1978年8月，全国妇联已向中央报送过关于修改婚姻法的请示报告。②经2001年对婚姻法的修正，已将这一规定中的“也”字删去，进一步突显了男女平等的立法精神和已婚妇女的主体性。
中法婚姻问题对比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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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题目太简单，下面两个回答的都不到点上，题目意思是婚姻存续期间完成了作品，已经变成既得利益，你除非不发表，一旦发表，无论你何时发表的，这笔稿酬，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关于婚姻法问题的研究论文
本文首先对夫妻忠实义务的定义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作了阐释，对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性质作出界定，然后从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国情、法理研究以及司法实践等角度阐明在婚姻法中规定夫妻忠实义务的必要性，最后，本文着重对“忠实”的法律性质定位、违背夫妻忠实义务是否可以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以及违背此义务的过错方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在现存的理论观点和立法与司法解释规定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以期有助于对该问题的认识的深化。 [关键词] 夫妻忠实义务 配偶权 不可诉条款 法定离婚事由 损害赔偿责任 一． 引言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夫妻是家庭的主体和基础。夫妻和睦换来家庭的稳定和幸福、而家庭的稳定和幸福换来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而家庭的和睦要求作为家庭主要成员的夫妻之间必须恩爱和睦、互相忠实，这既是社会传统习惯的要求，也是我国相关法律的要求。 婚姻是一叶扁舟，若要达到幸福的彼岸，需要夫妻间互相忠诚、真诚配合、患难与共。幸福的婚姻使人如沐春风、甜蜜有加；不幸的婚姻让人身心憔悴、饱受创伤。 婚姻需要理解和宽容；需要体贴和信任；需要爱情和忠诚；需要面包和和谐的夫妻生活。 二． 从法律角度定位的夫妻忠实义务及相关概述 按惯例和习惯、关于夫妻忠实义务可以作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狭义上的夫妻忠实义务，又称贞操忠实义务，仅仅意味着配偶性生活的排他专属义务。〈一〉，广义上的夫妻忠实义务，不仅包括夫妻在性生活上互守贞操，不为婚外性行为，也包括夫妻之间不得恶意遗弃配偶他方，不得为第三人利益牺牲、损害配偶他方的利益。本文所要讨论的夫妻忠实义务是取其狭义的理解，即贞操忠实义务。在早期，忠实义务不是配偶双方的义务，而是强加给女方单方的义务，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男系血统的纯正。因此，法律对于妻子贞操的要求极为严格，对失贞的妇女处置十分严厉。反之，对丈夫的通奸行为却极为宽容，使得夫妻在忠实义务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样的规定是极其不科学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人们法律意识和素养的提高以及对人权保护力度的加强，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认识也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在我国婚姻法对夫妻忠实义务作出界定前，对夫妻忠实义务是属于道德义务还是法律义务存在争议，有这么几种观点。一是有人认为夫妻忠实义务从根本说是一项道德义务，甚至仅是一项并非公认的道德义务。⑵二是认为夫妻忠实是夫妻之间两性关系的义务，这实际上也是排他的权利，法律明确夫妻之间有相互忠实的义务，旨在以立法方式端正人们的婚姻态度。⑶三是认为夫妻忠实是一项法律义务，违反此义务的配偶和第三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且另一方可以报告当地公安机关或司法机关申请排除障碍。⑷新婚姻法吸收了争论的成果，对夫妻忠实义务进行了规定，使其上升为法律义务，但是，我们应当明确这并不意味着夫妻忠实义务与道德无关，而是我国法律 所体现的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统一，治理这一问题必须做到两者的互补与和谐，这一点是我们认识夫妻忠实义务法律性质的前提。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性质还要注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1>、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性质定位 。笔者认为，配偶权是基于夫妻法律规定的夫妻身份地位而产生的基本身份权。从法律性质上看，具有权利义务的复合性，即在配偶权中权利和义务不可分割，行使权利亦即履行义务。原则上这种身份权权利人不得放弃，甚至可以认为权利人有行使它的义务。配偶权虽然本质上是权利，却是以义务为中心。权利人在伦理道德的驱使下自愿或非自愿的受制于相对人的利益，因而权利中包含着义务。所以，虽然夫妻忠实义务名为“义务”，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在本质上它却是权利与义务的复合体。是男方的义务，意味着这也是女方的权利；同样，是女方的义务，意味着这也是男方的权利。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2>、夫妻应当相互忠实是夫妻双方共有的权利和义务。即丈夫有要求妻子对自己忠实的权利，而同时自己负有对妻子忠实的义务，相对应而言，妻子有要求丈夫对自己忠实的权利，而同时自己负有对丈夫忠实的义务。这里，还有一点需要加以强调说明，有的学者认为夫妻忠实义务不仅拘束配偶权权利主体，而且拘束其义务主体。一方面，它要求配偶之间相互保持爱情专一、感情忠诚，相互忠实于对方；另一方面，它还拘束配偶权的其他义务人，即从配偶权的绝对权的性质出发，要求一对配偶以外的任何其他人，都对该对配偶负有不得破坏该对配偶的贞操义务，任何负有这样义务的人与配偶一方通奸，破坏配偶一方的贞操，便构成了侵害，就是违背了忠实义务，就要承担责任。这种观点有合理的成分，但是，对忠实义务的主体的定位却不敢苟同。因为，对夫妻忠实义务而言，它的主体只可能是有夫妻关系的配偶双方，至于上述观点所表述的第二个方面固然是存在的，但是，它并不是夫妻忠实义务的内容，而是基于其他的规定派生出来的，所以，在对夫妻忠实义务进行法律定位时，对主体的界定也是尤为重要的，那就是主体只可能是夫妻双方，而不存在第三方，至于对有过错的第三方则要按其他的相关法律规定追究责任。 三、在我国婚姻法中夫妻互相忠实义务规定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在婚姻法修订以前，对要不要将夫妻忠实义务规定在婚姻法中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无为说”。这种观点认为婚姻本身包含夫妻忠实义务，就要求夫妻相互忠实，而法律没有必要另做规定。但是，法律的适用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法无规定不违法”，既然法律不规定，那么侵权的一方完全有理由依此进行反驳，而法律也无法对其进行制裁，只能依靠道德或者舆论进行批判。所以，“无为说”站不住脚。 （二）。“不通说”。该说认为这个规定用意是好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行不通。他们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总有部分当事人有不忠实配偶的言行，如果法律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一方违背此义务，他方就有权寻求法律帮助和救济，不论是自行捉奸还是请求公安机关帮助或者通过其他的途径，均可能会出现一幕幕捉奸闹剧。不通说主张者本身并不否认夫妻应当相互忠实，主张增设照顾无过错方这一原则。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体现对无过错方的照顾及追究过错方的民事责任，从而维护法律公平和公正的理念。但是，该说有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其论点和对策在法理上有矛盾。你既然主张不把忠实义务进行规定，又如何保护无过错方，如何惩罚过错方呢？这个对策没有法律依据，夫妻没有相互忠实的义务，何来的过错与惩罚？ （三）、“倒退说”。该说认为将夫妻忠实义务规定在婚姻法中是立法及社会道德的倒退。持这种观点的人的错误在于他没有看到后果。不可否认，在当今社会，非传统的两性关系正在发展，但是，可以肯定的说，传统的婚姻关系仍然是社会的主流。如果按照“倒退说”的想法，已婚者不必忠实于配偶，完全凭感觉，那样只会进一步加剧时风日下、道德评价混乱的局面。另外，此说完全没有考虑子女的利益，而在现实生活中，子女可能是夫妻关系出现问题时最大的受害者。 通过对上述几种错误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到看到他们都有各自无法克服的缺陷，同时也证明了我国新修订的婚姻法在总则部分对此加以规定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这一规定有特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性质，符合一夫一妻制的根本要求。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夫一妻制是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根本制度。而随着改革开放和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也出现了例如“卖淫嫖娼”、“包二奶”、“包二爷”等丑陋的社会现象，这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求国家和社会对这种现象加以规定和管理，对相关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处理和制裁。其次，对夫妻忠实义务规定是夫妻双方共同一致的内在要求。夫妻双方都希望能够在法律中对这一义务加以规定，从而对双方的行为加以界定，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对夫妻双方的行为加以约束。于是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加以参照和遵循，当有一方违背这个义务的时候，另一方可以拒理依法力争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求对方负责。这样规定就可以为双方提供一个行为的准则，在作出相应行为的时候，就要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违背了法律的规定，从而起到社会一般预防的重要作用。再次，法律对忠实义务加以规定是对配偶、子女身心健康法律保障的要求。法律对夫妻忠实义务加以明确，就可以对配偶的身心健康提供法律保障，夫妻双方生活在一起，也会对后代及社会风气、道德等上层建筑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同时，我国作为一个新世纪的法治国家，如果法律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是名实不符的。而且，对子女而言更加重要，它可以使子女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中健康成长，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同时，夫妻的行为也会对子女有耳濡目染的影响，法律的规定必然促进这种良好影响。最后，法律对其加以规定，为其他调整婚姻关系的制度提供了法律上的理论依据。“法无规定不违法”，只有对其加以规定，在保护无过错方和惩罚过错方时才能作到有理有据。另外，它还可以为处理婚姻家庭中出现的其他问题，如离婚损害赔偿等提供法理依据。所以，新婚姻法的关于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立法惯例，有其特殊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有其特殊的必要性。 三、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 虽然新修订的婚姻法对夫妻忠实义务已作出明确的规定，但第四条的规定只是一个不可诉条款，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解释中指出，“当事人仅以婚姻法第四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诉讼。”也就是说，在诉讼中不能直接以它来处理和解决纠纷。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条司法解释属于倡导性条款，只是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告知社会，体现的是德治结果，而非法治目标。所以，如何根据法律的规定来维护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一方的权利，如何对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进行处罚，应该引起我们的强烈关注，在立法、法律解释及法学理论研究中都要继续探索和深入。下面就几个比较典型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一）.对“忠实”的法律性质定位要作出明确的界定。夫妻忠实义务已经写入新修订的婚姻法中，并写入到总则之中，这足以表明了立法者及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但是，笔者认为，立法或者司法解释应该对何为“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出明确的界定，这也是把这条不可诉条款具体运用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前提。那么，如何界定它的含义呢？笔者认为，对其的定位既不能范围过大，过于笼统、概括，现实生活中无法进行操作，也不能太过狭隘、以偏概全，不能全面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现象。要尽可能的能够将现实生活的现象加以总结概括。根据本文所述，本文所讨论的夫妻忠实义务是狭义的忠实义务，就是配偶夫妻生活的排他专属义务。只有夫妻配偶中的一方侵害了双方夫妻生活的专属性权利，才能根据他（她）的行为来追究责任，否则，就不能根据法律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对当事人处罚。有的学者从广义出发，认为除了夫妻生活义务的忠实以外，配偶一方还不能因个人原因或者其他非法目的对另一方的人身、荣誉、财产（包括夫妻共同财产和采用约定财产制的对方财产）等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否则，也认定为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笔者坚持狭义的夫妻忠实义务的定位，至于对上述行为（广义）的处罚，应该根据其他民事法律而不是婚姻法中的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进行追究。 更进一步分析，怎么界定夫妻有一方的行为已经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呢？也就是说，在法律上如何给“忠实”进行定位。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以下几种行为确定为其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应该对其作出谴责：一是重婚行为，包括两种即法律重婚和事实重婚，法律重婚是指在先前婚姻合法存续的情况下又于他人履行法定结婚程序，事实婚姻是指在先前婚姻合法存续的情况下又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二是有配偶而与他人同居的行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包二奶”。三是通奸行为，是指男女双方自愿的、暂时的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四是卖淫嫖娼行为，这种行为无疑也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应该受到法律的谴责。所以，对“忠实”的定义和适用要有明确的界定，不仅在学理上要求明确，在法律上更应该尽量具体，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它的功用。 （二）.是否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对于应否将违背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历来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修订之前的《婚姻法》规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事由，后来的立法又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规定了几种具体的法定情形，对离婚的适用提供了确切的法律依据。但是，法律一直没有把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之一。原来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准不仅对于法官掌握判断夫妻感情已破裂标准难度极大，而且在确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离婚理由上，给法官以主观臆断的极好借口，往往造成一些与事实不符的判决。针对这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司法解释，就如何确定夫妻感情破裂规定了具体的使用标准，但是，违背夫妻忠实义务能否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仍在讨论中，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 所以我个人认为，目前还不宜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仅以第四条即夫妻忠实义务为依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不受理，从这一条的法律精神可以看出立法者的意图，将其规定为法定离婚事由不仅于此冲突，而且时机还不成熟。其次，将此规定为法定离婚事由可操作性有待考证。根据婚姻家庭关系自身的特点以及法律精神看，这一问题还要更多的依靠德治，就是通过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来最终解决，而不宜直接通过公共权力加以硬性的处理，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如何取证等一系列问题，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最后，有的学者认为应将违背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他们认为如此规定的实质，是将违背忠实义务的法定离婚事由确定为无过错一方当事人提出离婚的法定事由，而违背忠实义务的过错方不得将其作为自己提出离婚的法定事由，即不得故意先实施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然后据此提出离婚。这样规定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无过错一方配偶的合法权益，不能让无过错一方当事人因此而受到损害。这种观点乍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2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符合第32条第2款规定“应准予离婚情形的”，不应当因当事人有过错而判决不准离婚。所以，如果按前述学者观点附条件将其规定为法定离婚事由，就和该条司法解释形成冲突造成矛盾，更不利于法律的实施和适用，必将会在司法实践中带来更多的问题，而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我个人认为，规定这一条的时机尚不成熟，还不宜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之一。 （三）.是否可以要求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新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这是我国婚姻立法的一大突破，此规定尽管是道德规范上升的法律规范，是倡导性条款，但法律上的“应当”用语，不仅具有必须强制执行的强制性质，而且包含了对通奸、“姘居”、“第三者插足”、“卖淫嫖娼”等婚外性行为的禁止。所以，如何在对无过错方进行救济便显得既合理又重要，那么，是否可以要求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呢？提出这个问题所受到的阻碍有一点就是，中国人在观念上还是不能接受这样的思想，认为对贞操这种人格上的利益实行损害赔偿，不符合国情，有人格商品化的倾向。其实，这样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的。但是，根据国外的立法经验和实践，这样的忧虑是可以化解的，而且，如果不对违背忠实义务的行为人予以精神损害赔偿的制裁，就不能很好的保护公民的配偶权这种身份权，保护身份权的制度就不健全。另外，如果要求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话，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如何进行赔偿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有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仅包括财产赔偿，还有精神赔偿，比如说，可以使用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方式。此外，对夫妻双方采用约定财产制的，对法官和法律适用上都没有问题，可以判决有过错一方用自己的财产进行赔偿。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制而言，有个人财产的，用个人财产赔偿，没有的，可以从夫妻共同财产中拿出一部分作为无过错方的赔偿，这部分财产为个人财产。另外，可以结合使用赔礼道歉等方法承担责任，而不见得仅仅使用经济赔偿一种方法。根据我国立法经验和实践，还可以规定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要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即可以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规定为离婚损害赔偿的事由之一，以此来保护无过错方。由此可见，无论是离婚损害赔偿还是其他形式的损害赔偿，法律都可以把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事由加以规定和实行，使得这一条款更具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总之，通过分析和讨论，我认为，现行《婚姻法》将夫妻忠实义务写入总则之中，体现了立法界和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也体现了立法的进步和与国际接轨，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是作为不可诉条款，它只是一条倡导性的规定，至于它在实践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对无过错方合法权益的保护能深入到何种程度，我个人感到有些怀疑，这也是写这篇论文的初衷和目的，希望能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起到一点作用，从而有助于该问题的解决。 参考文献： （1）杨遂全著：《新婚姻家庭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2）王建勋：《法律道德主义批判》、《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3）《两“家”对垒，争治“不忠”》，《北京广播电视报》2001年2月27 日第二版 （4）巫昌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讲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5月第一版 （5） 李银河、马忆南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6）马忆南主编：《婚姻家庭法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7）陈丽华著：《婚姻、家庭、继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9）黄松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厅著：《婚姻法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法律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 （10）杨大文主编：《新婚姻法释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 （11） 梁书文著：《婚姻法及相关条文新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 （1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13）马 原主编：《新婚姻法诠释与案例评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 （14）蒋 月著：《夫妻的权利和义务》，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1、中国婚姻法文化考论2、婚姻契约观念的限度与嬗变3、秦汉家族法研究4、我国民法典亲属法编立法构建研究5、中美婚内侵权行为之比较法研究6、当代中国婚姻法与婚姻家庭研究7、中国维吾尔族婚姻习惯法研究8、建国初期山东省宣传贯彻婚姻法研究9、建国初期山西省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10、论我国离婚诉讼中房产分割的若干问题11、离婚诉讼中无房女性利益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12、《婚姻法解释（三）》中不动产登记效力研究13、《婚姻法解释（三）》中夫妻财产制度的研究14、民国时期婚姻法的文学省思15、土地革命时期婚姻立法问题研究16、从社会性别视野看《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对夫妻财产的规定17、从伴侣法到婚姻法18、《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房屋确权问题之探讨19、建国初期河北省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20、建国初期重庆地区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1950-1953）2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绥远省的宣传与贯彻（1950年-1953年）22、婚姻法中社会性别意识变迁研究23、论家务劳动价值的婚姻法保护24、论婚姻法定位之研究25、离异女性生活权益保障26、我国《婚姻法》夫妻财产制司法解释研究27、《婚姻法解释（三）》房产归属论28、论法律与社会间的紧张、疏离与相互影响29、近代以来中国婚姻立法的移植与本土化30、中华民国时期婚姻法研究31、通过法律的秩序建构32、论婚前个人财产婚后所得孳息的归属33、从《人民日报》的宣传报道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宣传和贯彻（1950-1953）34、我国夫妻共同财产制度若干问题探讨35、新中国首部《婚姻法》的制定与实施问题研究36、婚后父母出资为子女购置房产的归属问题研究37、试析婚姻法中的夫妻财产制度38、从婚姻法解释三的角度论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新变化39、离婚时“婚前按揭房”分割问题研究40、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夫妻财产若干问题的研究41、我国婚姻法与公众婚姻家庭观念变迁研究42、民国时期婚姻法近代化研究43、中国婚姻法的伦理审视44、论夫妻财产制度45、完善我国《婚姻法》中亲属制度的立法研究46、建国以来的婚姻法律与婚姻家庭变迁-从1950年婚姻法到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47、对2001年《婚姻法》中夫妻忠实及相关条款的分析48、《婚姻法》中夫妻财产制度研究49、婚后一方父母出资购买房产归属研究50、离婚财产分割中女方权益保护研究51、西藏自治区藏族婚姻习惯法与我国现行婚姻法的冲突与调适52、维吾尔族婚姻习惯法与婚姻法的冲突与调适研究53、夫妻财产法的伦理性分析54、《婚姻法解释（三）》热议问题的法理分析55、论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对房屋产权归属的影响56、夫妻债务的认定与清偿研究57、论夫妻约定财产制的适用范围58、夫妻关系中“赠与”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59、论我国约定夫妻财产制60、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的性质及其物权变动效力61、法律文本翻译中的词性转换62、1950年代侨区的“妇女解放”63、伊斯兰教法中的待婚期制度研究64、论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65、论离婚财产分割中的性别平等66、我国妇女家务劳动价值在婚姻法中的保护研究67、中共党人婚姻自由思想实践研究68、离婚时夫妻财产分割问题研究69、我国夫妻房屋归属问题探析70、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之评析71、我国《婚姻法》立法及实践中的不足与完善72、《〈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研究73、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谈女性权益保护74、对《婚姻法》三个司法解释中关于夫妻财产涉房条款的解读75、《红楼梦》婚姻法文化解读76、第三者侵害配偶权民事立法问题探析77、《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夫妻房产归属研究78、论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79、《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视角下夫妻财产制探究80、离婚协议效力问题研究81、少数民族婚姻习惯与《婚姻法》的冲突与协调82、论我国女子权利保护的完善83、建国初期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84、从中蒙婚姻法看两国传统文化差异85、婚姻关系中的生育权研究86、婚姻观的影响因素研究87、建国初甘肃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88、契约精神的导入与中国婚姻法的现代转型89、论我国夫妻财产制的新变化90、中国婚姻法学三十年知识图谱91、关于《婚姻法》解释（三）中夫妻财产制度若干问题的研究92、法律移植中的本土化建构93、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夫妻财产相关规定之评析94、论离婚诉讼中婚前按揭房产的归属与分割95、论个人婚前按揭房屋在离婚纠纷中的处理96、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97、论家务劳动价值的补偿98、柯尔克孜族婚姻习惯与国家婚姻法的冲突与调适99、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婚姻法律制度之探析100、浅析《<婚姻法>司法解释三》101、离婚财产分割中的房屋分割问题102、论婚姻法的社会正义价值103、我国婚俗习惯与婚姻法之间的冲突与协调研究104、夫妻共同债务的法理分析105、婚姻法的社会性别实证分析106、论美国现代婚姻法的新发展及其启示107、关于我国婚姻法军婚特殊保护条款的探究和思考108、试论《西藏自治区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变通条例》的修订109、新中国婚姻法变迁之社会性别分析110、婚恋观转变与基层行政111、南京政府婚姻法的女性主义法学分析112、建国初期广州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1950-1953年）113、从法理学角度看婚姻法中的“夫妻忠实义务”条款114、论我国离婚妇女权益的婚姻法保护115、我国婚姻法军婚特别保护探析116、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婚姻法研究117、土家族婚姻习俗与婚姻法的冲突和调适118、论婚姻法中的夫妻财产制119、妇女婚姻家庭权益保障问题研究120、法律现代化语境下的权利本位121、1953年武汉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122、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述略123、婚姻法司法解释的若干分析124、论变性对我国婚姻法的影响及对策125、关系契约视野下的婚姻和婚姻立法126、夫妻一方对外举债的性质认定127、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立法研究128、改革以来中国《婚姻法》调整对婚姻稳定性影响的实证研究129、建国初期上海新婚姻法运动历史考察130、我国现行婚姻法的男女平等原则研究131、婚内侵权民事责任在婚姻法中的立法构想132、建国初期《内蒙古日报》对我国婚姻法的宣传133、建国初期杭州市贯彻与实施《婚姻法》研究134、论我国婚姻法的结婚禁止条件135、论夫妻财产制及我国婚姻法相关制度之完善136、我国90年代婚姻家庭观念若干热点问题的研究
希望对你有帮助有关我国《婚姻法》中损害赔偿制度的几点看法内容摘要：《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确定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使法律对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更进一步，使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有了法律的依据，使我国婚姻家庭立法有了进一步的完善。但是该制度在实践操作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对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显得不足。本文就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基础，确立的意义，损害赔偿的要件，适用条件，赔偿义务主体的范围，以及实际操作中的归责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探讨，并提出了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及自己的看法与建议。关键词： 婚姻的契约本质 损害赔偿 婚内损害赔偿 举证责任（一）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有学者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源于民法上的侵权损害赔偿。对破坏婚姻关系的行为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责任，依照侵害名誉权的法律处理。也有观点认为应将破坏婚姻关系认定为侵害配偶权的民事责任，实行精神损害赔偿。本文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在于婚姻的契约本质。长期以来，我国并没有采用婚姻契约理论，传统认为“婚姻是男女双方精神上的结合”，“爱情是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的”，更有反对确立婚姻损害赔偿的人士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了婚姻的伦理本质，并使婚姻关系商业化，法律解决道德的问题是不妥当的等等。总之，这是因为对婚姻的本质存在不同看法而导致的不同结论。婚姻是男女双方为共同生活的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民事契约。就是说，婚姻的本质是一种契约，而契约不仅强调权利，更强调自由。因此，我们可以说，婚姻意味着自由。法律上的婚姻自由制度的根据就是契约自由，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我国采取结婚登记主义，这说明，婚姻契约的缔结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进行。它的内容就是夫妻双方各自所享有的婚姻权利和各自所应履行的婚姻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包含了人身和财产两个方面；而且婚姻当事人可以选择离婚来解除这种权利义务，即婚姻契约的解除。以上内容均可反映出婚姻的契约本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就是从婚姻救助措施的角度来反映婚姻的“契约”本质的。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并无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而国外立法却早在几百年前就确立了这项制度。如1791年法国《宪法》、法国民法典、墨西哥民法典均确立了这项制度。婚姻的“契约”本质在我国长期受到禁锢，在封建社会，夫妻双方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是极不平等，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长期以来，人们似乎承认婚姻是一种契约，仿佛就是把婚姻看成了一种可耻的交易。所以应当说，这种理念回避了婚姻关系的本来面目，也限制了婚姻自由原则的贯彻和实现。所以妇女在婚姻关系中基本没有什么合法权益，当婚姻关系破裂时，更谈不上合法权益的保障。近年来，随着民众“契约”理念的渐趋深入，有关婚姻本质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晰。并且，这种认识已经反映到婚姻立法上来。我国现行的婚姻法正是基于婚姻的契约本质而确立了损害赔偿制度。尤其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过错方已经严重违反了婚姻契约之义务，理应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任。（二） 《婚姻法》确立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2001年，我国《婚姻法》确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目前社会形势下保护婚姻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有利于警示、惩罚重婚，姘居，通奸，婚外恋，家庭暴力等过错当事人的行为。（2）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公序良俗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在人们对包二奶，通奸，姘居等行为日渐麻木漠然 ，社会风气日渐沦下的今日，用法律的手段，来提高道德的认识是必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树立崇尚法治婚姻，道德家庭的理念。（3）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加强民事法律制度的需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4）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司法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需要，也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由于我国原婚姻法没有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能按照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来操作。但是在财产很少甚至没有财产的情况下，该照顾原则根本无法适用，无法给予无过错的受害方以公平合理的保护；同时使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和制裁。因此，让司法有法必依，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至关重要。有反对该项制度建立者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婚姻的伦理本质，而惩罚第三者是用法律干涉私人的感情世界，道德问题不能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并且容易造成侵犯他人隐私，捉奸成风的不良风气，司法介入婚姻过错的调查，取证困难，诉讼成本高，操作难等等。笔者认为，婚姻关系是建立在夫妻双方感情的基础上的，但婚姻关系的维护除了需要感情的积极因素，也需要法律制度的介入。婚姻法有伦理道德方面，但更多的确实法律制度。如前所述，我国采用结婚登记主义，婚姻这项契约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缔结。它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巨大利益，更涉及社会利益，理应受法律的严格保护。调查难，诉讼成本高不能成为反对立法的理由。三峡大坝水利工程难、成本高，为什么国家还要建设？因为它建成后的社会效益可观。那么建立婚姻法上的损害赔偿，其社会效益，也具有长远的精神效益！（三） 损害赔偿的要件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几点：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过错。这是损害赔偿的主观方面要件，即要求一方主观有过错。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无过错，则不承担赔偿责任。行为具有违法性。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行为要件，即过错方的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或婚姻契约对婚姻义务的要求。请求权人有受损害的事实。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后果要件，即享有请求权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具有损害事实，包括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事实上，也只有当无过错一方有损害事实时，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需要强调和补充的是：通说精神损害赔偿要有精神损害的事实。因为精神本身是抽象的，又要求它用法律所要求下的事实状态表现出来更难。在学理上为了解决精神损害存在的客观性，有学者和实务者将精神损害分为“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和“证实的精神损害”。所谓“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又称“形式上的精神损害”，只要受害人有举证侵害人的侵权行为明确存在的表现形式，依一般的认识水平，相信受害人确实存在遭受精神损害的事实，法律则推定这个损害的真实性。所谓“证实的精神损害”也称“实证的精神损害”，法律不能推定受害人是否存在精神损害的真实性，受害人必须举出证据加以证明是否存在心理上，身体上，精神上受到损害。笔者认为：通说要件所述的精神损害的事实应理解为是“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只要有侵害婚姻家庭的危害行为的存在，即推定受害方存在有精神损害而无须再辅以证据加以证明。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这是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要件，即违法行为与无过错一方的损害事实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四） 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文中在阐述中一直强调婚姻的损害赔偿，而非离婚的损害赔偿。这正是本文的重要观点之一——确立独立的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支持婚内损害赔偿。《婚姻法》第46条适用的条件是“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应该理解为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提起确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吧?那么，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不要求离婚就不能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么？难道说无过错方要想得到赔偿就必须以离婚为代价么？笔者认为，这种规定，无疑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形成了一种“强行配售关系”，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想主张损害赔偿，那么离婚便成为了一种“强制搭配品”，否则损害赔偿就无从提起。然而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两种本质截然不同的权利。离婚请求权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破裂而主张夫妻关系的解除，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违背婚姻法所规定的义务的违法行为而主张受损权益的法律保护。因此，应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取消以离婚为前提的限制，支持婚内损害赔偿的请求。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赔偿没有什么意义？判来判去都是一家人的财产。但笔者认为，这样界定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整体提高人们对家庭、对婚姻义务的重视，起到警示的作用，而对有过错一方进行惩罚和教育，即体现了法律的威力所在，又有利于过错方悔悟，使其“回头是岸”，促进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如果一定要以离婚为代价，对无过错一方也是不公平的。并且对于这种因婚内赔偿无过错方所取得的财产或财产权利亦应认定为其个人财产。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其稳定与否，在一定因素上关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果确立这种独立的赔偿请求权，从长远的角度看，其社会效益，精神效益都是可观的。（五） 损害赔偿义务主体范围的界定《婚姻法》第46条，在责任主体上界定模糊。从条文分析，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在夫妻双方的范围之内，这使得受害人在权利保护上受到影响。实际上，是免除了有过错的第三方的连带责任。无过错方可否向“第三者”主张赔偿呢？笔者认为可以。第三者介入他人的婚姻，是对现行法律保护的婚姻制度的破坏，同其他的违法行为的本质是相同的，而不仅仅只是道德问题，法律必须做出否定的评价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制止，制裁。因为配偶一方与婚外第三人重婚、姘居、通奸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过错方有错的同时，第三者也大都有过错，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不过，无过错方不应在离婚诉讼中向第三者主张权利而应另行提起侵权之诉；如果像本文第四点所述的，允许婚内赔偿的话，无过错方则可以以有过错的配偶和第三人为共同侵权人提起侵权之诉。有的专家、学者称“惩罚第三者有可能导致捉奸成风，司法上难以操作。”笔者认为：只要第三人插足于他人家庭并有重大过错，如重婚、姘居、长期通奸，及导致他人离婚的就应受到民事制裁，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亦不免除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追究第三人责任体现了一种立法价值取向，维护公序良俗。当由道德约束的问题超越了社会文明的底线，则需要法律来维持它的正义和标准。如果法律对第三者的重大过错视而不管，仅对离婚过错方进行惩罚，将达不到法律所预期的预防，警示及教育，惩戒作用。而且设立向婚姻损害第三方主张损害赔偿的制度也是多数国家法律的通例。（六）婚姻损害赔偿制度在举证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样举证的责任就落在了无过错的受害一方。在单纯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者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对这一证据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领域存有相当的难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为若干解释）第二条规定：“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权利主张者如何来证明配偶与婚外异性该种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呢？有些权利主张者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雇佣私家侦探或干脆自己充当起私家侦探的角色，期望借助这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请求。但往往会由于收集证据材料及运用证据不当而引发权益之间的冲突。譬如，将捉奸照公布于众，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将同居的事实大肆渲染，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等等。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权利主张者根本无法提供此方面的证据材料。在种种状况下，一味地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便可能导致该种局面：由于证据的不足或缺乏证据，权利主张方的请求权实现不了，应承担责任的一方则可逃脱法律的惩处。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权的事实却苦于证据的缺乏而无法对被侵犯的民事权益给予相应的民事救济。在该种局面下，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立法价值，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荡然无存。笔者认为：适当适时适地地采用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会加大受害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如果可以这样操作，那么有相当一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主张，无过错责任或者特殊侵权场合，我国民法应借鉴法国的经验，侵权人侵害自然人物质性人格权，无论侵权人有无过错，均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换言之，在受害人之物质性人格权遭受侵害，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场合，可以适用过错责任，也可以适用无过错责任。正由于过错推定是从保护受害人利益考虑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提供救济， 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也应该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到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损害赔偿制度中。例如在重婚、与婚外异性同居等情况下，无过错方要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原则，由过错方对其对精神损害的后果没有过错进行举证。正如本文前面所述，“法律视婚姻仅为民事契约”， 确立婚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更何况婚姻家庭关系是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民事法律关系，它具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复杂性，会使婚姻家庭领域随时可能出现法律所预料未及的新情况、新问题。过错推定原则也会有助于对此类婚姻家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同时，也加大了对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综合前六方面的论述，笔者在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方面存在了以下的看法及建议：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确立这项制度是我国目前婚姻家庭观念“世风日下”，恢复道德伦理的公序良俗的需要；对于婚姻法中的精神损害应理解为“名义的精神损害”为宜；损害赔偿不应局限在离婚条件之下，亦应及于婚姻持续的过程中；损害赔偿的义务人应包括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和第三人（权利主张者以何名义诉之在所不问）；适当适时适地的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来加大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参考文献：（1）王利明 主编 《民法侵权行为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王利明 主编 《民商法研究》（3）林秀雄《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4）李银河 马忆男 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5）关今华 主编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与评算》（6）杨遂全《新婚姻家庭法总论》，法律出版社（7）杨大文主编：《亲属法》，法律出版社（8）李绍章：《点评新婚姻法》
晕死！真不知道你们老师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