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选举制度的论文题目
论“得民心者得天下”来源: 南方日报 作者：银寿改革开放以后选举制度得以恢复，选举工作逐步走入正轨，这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合乎时代要求的实现形式“得民心者得天下”，说明取得国家最高权力的正当性。“得民心”与“得天下”的关系，以及如何“得民心”，孟子的一段话说得非常清楚:“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意思是说，要想取得最高统治权，在于获得民众的拥护；要想获得民众的拥护，在于获得民众的认同；获得民众认同的方法是:民众所喜欢的，就为他们聚积起来；民众所厌恶的，就不要加在他们头上。用现在的话说，“得民心”，就是看民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高兴的事就多做，不高兴的事就不要做。那么，古往今来，中国取得最高权力有哪些途径，这些途径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得民心”呢？第一种途径谓之禅让，指帝王自动地把权力交给别人。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在帝位，年纪大了要选接班人，咨询各部落首领，大家推举舜作继承人。舜经过各种考验后，代行天子职责，尧死后正式即位。舜在选接班人时，也照样咨询众人，选出禹来代行天子职责，舜死禹继位。禹在位时，众人推举皋陶作继位人，皋陶死，又推举他的儿子伯益作继位人。关于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先秦典籍多有记载，也为当时人所普遍推崇，特别是儒家，视之为最高权力转移的理想模式。实际上这是原始社会产生部落联盟首领的方式，体现了原始民主。儒家所推崇的“禅让”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禅让的对象是有德之人，表现为作风俭朴，爱民做好事，而且做的是一般人做不了的大好事，如大禹治水。二是和平交替，并经过推举——试用——继位三阶段。三是“天下为公”，有别于后世的“天下为家”。当然，这里面含有许多美化和理想化的成分，但类似的原始民主制在世界各地各民族早期大致是存在的。这时国家还没有产生，如果笼而统之算有“天下”的话，禅让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儒家据此鼓吹和提倡“内圣外王”的圣贤政治观，认为只有圣人成为君主，才能实行“王道”之治，建设“大同”社会。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哲学王”的理想与此异曲同工。第二种途径是用武力夺取政权。如“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彖传》)，说的是商王汤、周武王以天的名义征伐暴虐无道的夏王桀、商王纣，并取而代之做了天下的君主。这是进入“天下为家”的阶段社会后，儒家提出的关于最高权力转移的政治主张，认为世袭君王如果暴虐无道，就必须以“革命”方式加以推翻。古代的“革命”与现代的“革命”意义有很大的不同，但在以武力推翻原来的政权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中国古代自禹之子启杀掉伯益，又出兵打败反对他废弃禅让制的部落而袭位之后，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以武力的方式实现，取得最高权力之后都视天下为王或皇帝私有，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后世也有以“禅让”名义实现最高权力转移的，但受禅者不是已经大权在握，如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三国时曹丕受汉禅建立魏；就是以武力威逼为背景，如司马炎受魏禅建立晋，赵匡胤受周禅建立宋，等等。以武力夺取政权，古代叫做“以马上得天下”，现代则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方式“得天下”，是否就“得民心”呢？一般而论，经过农民大起义而建立的王朝，往往是比较“得民心”的。典型的如刘邦在陈胜、吴广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西汉，刘秀在绿林、赤眉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东汉、李渊李世民父子在瓦岗军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唐朝、朱元璋在红巾军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明朝，等等。这个时候，“民心”的体现多如史书上描述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作为回报，新的王朝建立初期会出现一个“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时期。当然，这类“得民心”是程度有限的，体现的多是地方士绅的意愿，正如禅让制一样，体现的也多是各部落首领的意愿。至于那些纯属军阀性质的武夫之间，经过武力争夺走马灯似地建立的政权，往往是与民心无关的，也往往是不得民心的。如南朝的宋、齐、梁、陈四朝交替，前后170个年头；最有代表性的是五代的梁、唐、晋、汉、周五个小朝廷，先后不过54个年头，而且政权争夺纯凭武力，充满血腥，对社会经济文化破坏极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第三种途径是世袭。封建帝王，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靠的是血缘关系。这个时候如果讲“民心”的话，只涉及那些朝廷亲贵大臣和地方的封疆大吏，与一般官吏没有多少关系，与广大老百姓更是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兄弟子侄之间为抢班夺权难免一争，骨肉相残的事不绝于史书，但限于皇帝家族内部，本质上不同于武力争夺。这种权力交替方式确定性很强，总体上是和平的，这是其价值所在。其弊端在于任人唯亲，选择的范围狭窄，且偶然性强，不能保证接班人的质量。历史上通过这种途径产生了许多暴君、昏君、庸君，著名的如秦二世胡亥、隋炀帝杨广、宋徽宗赵佶等。有的简直是糊涂虫、白痴，如蜀汉后主刘禅、西晋惠帝司马衷等。还有不少幼稚的孩童，据统计，我国历史上的娃娃帝(10岁以下)有29个之多。这就造成了一个矛盾，皇帝所拥有的权力与其所具备行使这种权力的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成为导致封建专制王朝政治腐败和政治衰朽的重要根源。但老百姓对此局面无能为力，在专制主义的长期宰制之下，反变得麻木不仁，对所造成的后果也是逆来顺受，实在活不下去了才揭竿而起，“民心”只是在这个时候以“民怨”爆发的形式表现出来。纵观夏朝建立以后的中国社会，获取最高权力的途径无外乎武力夺取与世袭两途。这两种途径的局限性在于:不能实现权力和平转移，不能保证选贤任能，不能体现人民权利。武力夺取政权破坏性太大，导致社会生产力难以持续积累和发展；昏庸之君太多，带来政治腐败和政治衰朽；“家天下”的格局，使大多数人处于附从和被奴役的状态。怎么克服这些弊端，不能说先贤们没有关注过、思考过。比照前述儒家关于禅让制的特点，可以看出他们清楚地表达了很有针对性的愿望和理想，但没有探索出有效的途径。中国最后在世界上落伍，与此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西方国家则率先开辟了新的政治道路，由此成就了自身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成就了数百年来主宰世界的霸业。新的政治道路集中体现在比较好地解决了美国开国者提出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组织。”(《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解决的办法就是创造了民主政治制度，包括民主选举制度，即通过公民投票方式，来选择国家领导人。在民主选举制度下，“得民心者得天下”是通过赢得选民或选举人的有效多数票来实现的。民主选举制度对解决传统选任制度的弊端有极强的针对性；有一套公开、公平的竞赛规则和程序，任何一个有被选举权的人都可以按照这套规则和程序去追逐政治权力，不需要也不允许使用暴力方式和其他非法方式；选举方式具有开放性、竞争性，选择的范围比较大，因而能够选贤任能；由于实行普遍选举和定期选举，政治领导人既要顺应民心才可能上台，也要顺应民心做事才可能谋求连任(连任也是有限制的)，这样就能够防止国家权力成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当然，西方的这一套选举制度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由于受资本属性的限制，其效果远不是完美的。至于应用到其他国家和地方，“水土不服”的例子比比皆是。但相对于传统选任制度，确有其科学性、合理性和正当性。对于中国来说，民主选举制度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方式。这就决定了这一制度的确立及其实施，必定是一个十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事实正是如此。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帝制，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开始了通过选举产生最高领导人的尝试。民国时期，在实则由新旧军阀以武力论短长的条件下，民主制度包括选举制度在中国完全变形走样。比如1923年直系军阀曹锟不惜以巨款贿赂国会议员，收买选票，并在选举当日派军警包围会场，强迫议员选他当大总统。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在抗日根据地组织群众直接选举参议员，创造了“识字的人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人用画圈法，不识字的人用投豆法”等实现普选的方法。但建国后选举制度一度被当作“资产阶级民主”加以批判和否定，选举法形同废纸。改革开放以后选举制度得以恢复，选举工作逐步走入正轨，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的重要政治职位都需要经过选举产生。这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合乎时代要求的实现形式，是中国走上政治文明大道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如何在具体形式和内容上使“民心”(选民意志)得以更充分的表达，还须对选举制度不断完善。比如选举人大代表，要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直至向全面实行直接选举过渡。邓小平曾经指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是个大方向。
论文参考题目： 1、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2、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进一步扩大政治参与研究3、对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思考4、进一步完善现在选举制度研究5、村民自治研究6、进一步改革行政监督体制研究7、行政公开化研究8、行政信息化研究9、行政改革动力系统研究10、浅议如何改革我国公务员的监督系统11、对国家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探析12、浅议知识经济时代公务员能力与素质的提升途径13、试论国家公务员的激励机制14、对强化公务员勤政廉政建设的思考15、知识经济时代行政领导者创新能力的培养与开发 16、浅议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新思路17、加强财政工作廉政建设的对策19、行政职权滥用的危害与防范措施20、对当前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分析21、如何强化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制度创新22、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经济调控模式的转变23、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转变的思考24、试析行政权力与政府效能25、我国村级管理的现状及发展趋势26、西部大开发中小城镇建设的政府管理 27、WTO的透明度原则与我国行政公开制度改革28、电子政府建设的标准化参考模式初探29、政府信息化给政府管理带来的机遇、挑战及对策30、制约政府网络化建设的主要因素及对策
可以去各大高校的法学院看看毕业论文选题。另外还有部分一,《法学基础理论》论文选题论法律解释的功能试论法的正义性有法不依的原因及其对策试论我国法律监督的机制及其对策论影响我国司法独立的因素及其对策程序法治的价值及其实现中国固有法文化的特点及其现代化试论法的规范作用中国法律现代化及其意义论法治国家的模式及其实现二,《宪法》论文选题简论我国公民权利和义务一致性从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发展看法制的完善论选举权民主政治的价值及其实现论我国宪法中的司法制度及特色我国选举的民主程序三,《行政法》论文选题依法行政与市场经济论依法行政的实现途径论行政相对人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模式选择论行政处罚的"一事不再罚"的原则论行政处罚中的听证制度论行政合同的可诉性论行政许可制度及其完善论国家侵权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五,《行政诉讼法》论文选题论行政诉讼价值及其结构论行政公诉制度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完善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研究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对行政诉讼庭审若干问题的探讨论行政机关败诉原因及其可诉性论行政诉讼第三人论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六,《刑法》论文选题试论罪刑法定主义与刑罪罚个别化的关系论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问题论犯罪构成的内部结构主观要件在犯罪构成中的意义及认定论共同犯罪的类型及刑罚规定论集团犯罪安乐的刑法思考金融犯罪及其刑事对策环境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关于知识产权的几种犯罪论家庭暴力犯罪玩忽职守犯罪之定罪限合同罪主观故意探析七,《刑诉法》论文选题论证据的审查判断法人犯罪的刑事诉讼初探论刑事诉讼与人权保护关于刑复核程度的思考论刑事诉讼价值不起诉制度研究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浅谈对电子证据的几点看法我国设立少年法院若干问题的研究与思考论律师的职业道德律师制度改革的若干问题研究论律师的权利律师法庭辩论技巧探讨八,《民法》论文选题论精神损害的物质赔偿论诚实信用原则论失踪人财产的代替论抵押权的实现浅论无效保证合同中民事责任显失公平制度的运用及现有规定的弊端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及其处理医疗纠纷的特有原则论权利质权论表见代理制度论取得时效制度论缔约过失责任论合同的法定解除论善意取得制度论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论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九,《民事诉讼法》论文选题论处分原则论管辖异议制度论合格当事人的确定论民事诉讼制度民事复议制度研究十,《经济法》,《国际经济法》等论文选题论国有独资公司涉外债权的法律适用原则论仲裁决的域外执行论税收管辖冲突论涉外物权的法律适用原则论涉外婚姻关系的法律适用原则论股份合作企业的法律性质论金融鉴管法律制度的完善WTO反倾销规则与中国反倾销规则的比较论寄售货物的所有权及风险转移中外独立董事制度的比较研究论保险代理人制度论保险合同的变更十一,《婚姻法》论文选题论无效婚姻论亲权夫妻财产制论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我国婚姻法的伦理性十二,《知识产权法》论文选题简析侵害商标权的行为及法律特征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的立法与展望驰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商业秘密的知识产权保护网络作品的版权保护十三,《劳动法》论文选题论劳动争议的处理劳动保护的必要性及措施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意义及对策其他选题个人储蓄存款实名制的法律问题信用证及其防范税收滞纳金探析还有另外的一个学院是这样的1、 系统论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2、 评析资产阶级法的自由、平等原则。3、 论法律权利和义务4、 论依法办事5、 论综合治理6、 论社会主义法律关系7、 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监督8、 论我国的司法原则9、 法与人权10、法与自由11、法与平等12、法与秩序13、法律移植初探14、法与道德15、立法与正义16、司法中的正义问题17、法与利益18、法与廉政建设19、法律渊源论20、论立法体制的完善21、法学的基本范畴研究22、论“特权”及其限制23、法与宗教、法的神圣性问题24、法律制裁的目的思考25、违法的根本原因26、当代中国的治吏问题27、法治与中国现代化28、论立法监督体制的完善29、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30、论民主政治是法治政治31、论法律至上32、中西方法理学研究方法之比较33、论法的时代精神34、论立法的合宪性原则35、论立法的民主性原则36、法律与规律37、论司法独立38、论检察职能与检察改革39、法的定义的比较研究40、论自由思想的起源和发展41、中国法治之道路初探42、人权的司法保障43、论对执政党的法律监督44、论我国法律平等的理论与实践45、我国法院错案追究制度的实施状况46、论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为原则47、论权利与财产的一般关系48、论刑事法律关系49、论经济法律关系50、论行政法律关系51、试论法律信仰的培养52、论对权力的监督53、法与其它规范的关系54国际关系与法的发展55、法律程序的意义56、法律机制初探57、法治的路径58、法的性质59、科技革命对法的促进作用60、法律解释方法研究61、法律解释原理研究62、论法律原则63、论法的效力与法的实效64、论法的制度功能65、论司法公正与新闻自由66、制度创新与法制建设67、判例法在中国的创立与发展研究68、法的外延研究69、政党机构在中国的法律性质及其改革70、权力与权利关系研究71、司法改革问题研究72、中国法制建设的前景与道路73、中国法制建设的历史教训74、发达国家法治建设经验研究75、法的效率价值研究76、纠纷的解决原理77、法制运行规律研究78、论中国农民的法律地位79、农村法律问题研究80、论权力81、论权利行使的原则82、两大法系的比较及其中国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83、论法与政治文明84、论法之真善美85、法与艺术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1．论行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2．试论特别权力关系3．对行政法渊源的思考4．论依法行政原则5．论行政合理性原则6．论责任行政原则7．论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8．论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9．对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反思10．论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11．论行政职权与行政职责的关系12．公务员公务行为与个人行为区分标准探讨13．论行政法原则与行政法规则的关系14．论行政相对人在依法行政中的地位和作用15．论公务员救济制度的完善16．论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障17．论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的关系18．论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及其保障19．关于行政法性质的思考20．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21．论行政法律关系的不对等性22．论行政授权23．论行政委托24．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控制25．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26．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27．论行政自由裁量权膨胀条件下的“合理性原则”。28．试论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抗辩权29．试论抽象行政行为的法律责任30．论对行政立法的控制31．论行政立法中的法律保留与法律优位原则32．论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区分标准33．论行政行为的成立与生效34．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35．论无效行政行为及其法律后果36．论无效行政行为与可撤销行政行为的关系37．论合法行政行为的认定标准38．对行政行为概念及其特征的认识39．论行政事实行为及其法律控制40．准行政行为探讨41．论行政处罚的设定权42．论行政处罚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43．论行政处罚中的“罚缴分离”制度44．论行政处罚中的“职能分离”制度45．论行政处罚权的相对集中46．论行政处罚的听证程序47．论行政处分及其法律救济48．论行政处分程序的完善49．论《行政处罚法》对公民权益的保护50．论行政法上的应急性原则51．论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52．论行政强制措施及其法律控制53．论行政强制执行的性质54．论行政征收与征用的关系55．论行政征收及其法律控制56．论征收、征用与公民财产权的保护57．论行政征用补偿制度58．政府采购中的政府角色分析59．论当代行政法的发展特点60．论行政国家与行政权的控制61．论行政权与公民权利的关系62．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认知63．论行政滥用职权及其法律控制64．论行政越权65．论行政不作为及其法律控制66．论行政不作为引起的赔偿责任67．论行政许可的性质68．论行政许可的基本原则及其适用69．论《行政许可法》对行政立法的影响70．论《行政许可法》对建设法治政府的作用71．论行政许可权的相对集中72．论行政许可的听证程序73．论行政许可的法律责任74．论行政许可范围的设定75．论行政许可中的监督检查原则76．论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区分77．论行政指导及其法律控制78．论对行政合同的司法审查79．论行政合同的性质80．论行政即时强制81．论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与主要制度82．论行政程序立法的目标模式定位83．论行政法治与行政程序84．论正当行政程序原则85．论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参与权86．论行政公开原则87．论行政立法中的公民参与88．论行政执法中的公民参与89．论行政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90．论行政程序的价值与功能91．论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92．论对行政裁决行为的司法审查93．论行政给付及其法律救济94．论公共行政与国家行政的关系95．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96．对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的认识97．论我国行政复议管辖体制的缺陷及其完善98．论行政复议的性质与功能99．论行政复议中的举证责任100．完善行政复议决定种类的构想101．行政复议“司法化”探讨102．论行政诉讼中的“合法性审查”原则103．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认识104．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思考105．论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106．论行政诉讼的第三人107．论行政诉讼的被告108．论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担109．论行政诉讼中被告的举证责任110．论行政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111．对行政诉讼中不停止执行原则的评析112．论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适用113．论行政公益诉讼114．论行政诉讼判决种类的完善115．论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116．扩大行政赔偿范围的构想117．论行政赔偿标准的完善118．论行政追偿119．论行政补偿制度120．论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121．论电子政务及其法律规制122．论经济全球化与政府职能的转变123．论网络时代行政法的发展124．论经济全球化对行政法的影响125．论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的监督126．完善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几点思考127．论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完善128．论公务员的惩戒制度刑法学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或罪刑适应原则或平等原则）论犯罪概念论罪与非罪的界线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论犯罪构成理论论犯罪客体的几个问题论犯罪结果（或危害结果）论行为对象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论单位犯罪论刑法中的不作为论犯罪的故意试论过失犯罪负刑事责任的理论依据试论犯罪目的与犯罪动机论正当防卫论犯罪预备论犯罪未遂论犯罪中止论共同犯罪论牵连犯的几个问题数罪并罚的几个问题论刑论罚金刑论缓刑论自首累犯的几个问题论罪名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几个问题论交通肇事罪论走私罪论洗钱罪论有组织犯罪论假冒商标犯罪论重婚罪论挪用公款罪论破坏生产经营罪论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界线论强奸罪39“婚内强奸”的刑法分析论诬告陷害罪论伪证罪论抢劫罪关于罪的几个问题贪污罪的几个问题论合同罪论保险罪论受贿罪论滥用职权罪论玩忽职守罪论侵占罪论刑法对我国多种经济成份的保护市场经济与刑法的适用论刑法在廉政建设中的作用市场经济与刑法观念的变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犯罪与对策论刑事责任能力论定罪论刑事责任论量刑情节论“缓”制度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论证券犯罪论毒品犯罪论转化犯论淫秽物品的犯罪论刑法的时空效力持有型犯罪之研究婚内强奸的刑法分析环境犯罪研究论洗钱罪四、犯罪学犯罪概念的犯罪学分析犯罪学实证主义学派的基本观点评价我国现阶段犯罪现象的规律与特点犯罪学在我国的历史发展与现状青少年犯罪的原因、特点与防治对策暴力犯罪的特点、原因与防治对策金融犯罪的原因、特点与预防贪污犯罪的原因、特点与预防贿赂犯罪的原因、特点与预防女性犯罪的原因与防治对策流动人口犯罪的特点与控制农村犯罪的特点与控制城市犯罪的特点与控制强制性环境对犯罪人人格特征的影响智力、气质与犯罪的关系情景因素在犯罪行为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生物因素与犯罪的关系需要结构与犯罪的关系犯罪的犯罪学分类犯罪人的犯罪学分类犯罪统计的价值评断犯罪数（隐亲）存在的原因与对策社会反应与犯罪的关系刑罚的预防犯罪价值预防犯罪的模式探讨刑事政策在犯罪过程中的作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内容与定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五、宪法学论宪法概念“宪法为根本法”命题之辨析论宪法与宪政的联系与区别论宪法至上与法治论宪法的基本精神我国宪法关系初探论宪法关系的特点论基本人权原则权力制约的形态及其比较论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论宪法解释的功能宪法解释基本问题研究宪法序言法律效力问题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宪法功能的再认识社会转型与宪法变迁试论我国现行宪法的基本原则试论我国宪法监督体制我国宪法修改的历程及评价宪法修改的公众参与问题研究我国宪法修改的模式分析论宪法信仰论宪法权威宪法惯例的生成及特点论宪法性法律当代违宪审查制度的特点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模式选择论宪法监督体制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完善问题研究论宪法诉讼制度的价值及功能论我国宪法诉讼制度的建立论宪法与公共权力WTO下的宪政建设近代中国的宪政文化述评宪法与国际人权公约关系研究论宪法的国际化论人民代表大会制的特征论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基本形式选举权平等性的理论与实践论选举制度的基本功能论我国选举制度的完善公民投票问题研究宪政语境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完善问题研究代议制度比较研究试论专职代表制论人大代表的身份论人民代表素质论人大会议制度的完善论人大代表的质询权及其完善人大会期制度完善问题研究论选民和选举单位对人大代表的监督选举制度之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意义试论美国的选举制度地方人大党委会在宪法监督中的作用初探试论统一战线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试论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人民政协地位探究论人民政协的性质试论民主党派参政制度试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关系试析我国地方立法中的问题公民权利与社会安定的关系初探试论民族区域地方自治机关的建设论民族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效力论宪法中的权利与权力结构体系论我国行政区划的改革及完善论我国的地方制度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质及其优越性论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性质论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法律地位论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特点论中央和地方关系对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评价与展望论基层民主自治试论经济制度在宪法中的地位论公民论公民意识论公民权与人权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权利的发展论迁徒自由论公民基本权利的立法保障宪法基本权利效力问题研究论宪法基本权利的功能宪法基本权利对第三人效力问题研究社会转型与公民基本权利的发展我国宪法基本权利体系与国际人权公约接轨问题研究选举制度与政治文明比较各国环境权的宪法规定论知识产权保护的宪法依据公民财产权研究论公民的被选举权互联网时代的言论自由论新闻自由的界限论我国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完善刑的存废与公民生命权的保障安乐与公民生命权的保障“人权”入宪的意义及思考立法平等与平等权的实现平等权的保障与差别待遇论言论自由试析公民结社自由的立法劳动教养制度与公民人身自由权的保障论公民就业平等权的保障宪法视域中的“三农”问题论城乡公民权利的平等保护试析公民基本权利立法的价值取向我国公民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研究论公民基本义务的性质及功能论劳动基本权利的构成论生存权的保障信息安全立法与公民知情权保障的协调论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完善试论我国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国家求偿权初探国家赔偿与国家补偿的关系论社会保障权产生的背景论公民控告、检举、申诉权的制度化保障我国关于公民出版自由立法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论公民的知情权论表达自由的特征刑事诉讼原则宪法化问题研究论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论我国公民权利的救济制度及其完善论公民基本权利的冲突与协调正当法律程序对公民权利的保障问题研究论司法权的性质与配置论我国的国家元首制度公民受教育权问题研究论环境权论宗教信仰自由宪法视角的司法改革问题研究论司法独立论人大监督权的理论基础“个案监督”的是与非论人大对政府财政的监督论地方人大的立法权论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权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民族立法权我国人民法院的设置及其改革问题研究论检察权的性质及功能紧急状态的立法研究论紧急状态时期的公民权利保护试论我国行政诉讼的宪法依据论总理负责制论公职人员名誉权与公民监督权的冲突与协调法治政府的标准公众参与与民主政治六、中国法制史论神判、天罚观念的社会历史基础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特征论马锡五审判方式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法制中的中国传统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法制中的“社会本位”原则论北洋政府时期法制中的封建性试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的资产阶级法治原则试论《大清民律草案》中对中国传统的民事规范体系模式的创新试论《大清民律草案》中对中国传统民法的继承论《大清新刑律》对中国传统刑律的创新论外国列强的在华治外法权论清朝法律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抑制从唐律的内容看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完成（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乎）试论太平天国法制的进步性试论太平天国法制的封建性论明代法制中的“重典治国”精神试论宋代司法审判制度的创新试论元朝法律对唐宋法律的反动试论《开皇律》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历史地位论汉朝的春秋决狱论秦代法律制度对西周法制的创新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刑法在中国古代刑法史上的历史地位。论儒家法思想的现代价值试论汉朝的刑法改革及其历史意义试论春秋时期的成文法运动试比较中国古代监察 制度狱中国当代检察制度之异同试比较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与近代公务员制度之异同试比较新民主主义法制与南京国民政府法制的主要区别论孙中山法律思想中的“中西合璧”特征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法从汉朝刑法原则和制度看法律的儒家化试论中国古代工商经济法制的主要特征论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的冲突司法独立原则与中国法律近代化论中国古代民法的的基本特征论南京国民政府的检察制度试论大陆法系对清末和民国法制的影响试论明代婚姻和继承制度的变化试论唐宋到明清三法司职权的变化及其意义论中国传统的法律教育七、外国法律史西方自然法思想源流论中西法律起源的比较希腊、罗马宪政研究罗马私法的精神中世纪法律思想研究中世纪教会法研究中世纪西欧法律二元化的影响古东方法特点研究伊斯兰法律传统研究法律移植与法制变迁的历史实践与理论欧陆法律传统解析法国民法典与法兰西民族文化德国民法典对世界法制的贡献法德民法典比较普通法精神与英吉利民族文化英国土地法研究英美判例法研究英美宪政制度研究英美司法独立制度研究英美陪审制度研究英美律师制度研究英美合同法与对价制度研究英美信托财产制研究英美侵权制度研究英美刑罚制度研究英美法制现代化比较研究近代西方法制思想研究卢梭与孟德斯鸠法律思想比较研究边沁功利主义法律思想研究历史法学派的思想贡献刑事古典学派刑法思想研究刑事人类学派刑法思想研究刑事社会学派刑法思想研究两大法系陪审制比较研究西方监狱制度比较研究西方检察制度比较研究西方警察制度比较研究西方法院与法官制度西方庭审模式研究新自然法学思想评析社会学法学思想研究新分析法学思想研究经济分析法学对现代西方法制的贡献八、民事诉讼法学关于民事诉讼法学若干基本问题的探讨关于民事诉讼若干基本问题研究关于网上名声诉讼方式的可能性探讨论民事诉讼的基本模式及其理论基础论我国民事审判制度的变革论我国市场经济下的民事诉讼关于我国民事诉讼立法若干问题的探讨我国海峡两岸民事诉讼程序比较一国两制下的民事诉讼特点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论民事诉讼上的法律事实论诉权论诉诉讼标的及其识别标准研究论诉的成立要件论反诉制度论处分原则论当事人双方诉讼权利平等原则论辩论原则论法院调解原则论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的法律监督合议制度研究回避制度研究公开审判制度探讨我国民事案件审级制度研究民事诉讼案件主管问题研究民事诉讼管辖制度研究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若干问题共同诉讼研究论第三人论代表人诉讼制度论诉讼代理制度论证据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论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免除问题研究证据的理论划分标准研究证据保全问题探讨关于强制措施若干问题探讨论民事诉讼中的送达制度论财产保全论先予执行制度诉讼费用问题研究若干不同类型案件审判程序问题研究第一审程序研究普通程序研究简易程序研究论起诉第二审程序若干问题探讨论上诉关于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研究论特别程序督促程序研究（或完善）公示催告程序研究（或完善）论破产程序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研究执行难及其对象之我见论民事诉讼中的国际司法协助论民事诉讼中的区际司法协助论民事纠纷的地域特点论民事纠纷的时代特点论民事纠纷的人群特点论促裁制度的若干问题论人民调解国际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探讨公证在民事诉讼中的意义及作用问题研究九、刑事诉讼法学论刑事诉讼主体试论刑事诉讼中的价值目的构造等若干基本理论论无罪推定论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的权利及其保障措施及其保障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试论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的法律监督试论刑事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及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理论问题探讨刑事证据制度若干理论问题探讨试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诸责任论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试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试论被害人陈述论证人证言间接证据及其运用海峡两岸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论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及完善论刑事自诉案件论上诉不加刑原则试论涉外刑事诉讼的特点刑复核程序的改革与完善试检察机关的抗诉论刑事申诉制度论刑事代理制度关于刑事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研究关于刑事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研究论刑事证据的法律性论我国公诉制度的完善论我国证据立法模式的选择论审判公开原则刑事二审程序的若干问题我国审前程序的立法完善十、国际法论国际法与国际关系论国际法与国际政治国际法方法论国际法价值论国际法认识论6．论国际法的效力7．论国际法由弱变强的趋势8．论国际法的法律基础与社会基础9．论国际法的法律性10．论国际法的渊源11．论《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12．论国际习惯和条约的动静态关系13．评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理论与实践14．论条约与中国国内法的关系15．论国际法与国家主权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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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与选举制度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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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题目是法学 毕业 论文内容的集中概括，是论文的总纲，是传入读者脑内的第一个信息。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法学毕业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法学毕业论文题目(一) 1. 试论西周时期的刑罚思想 2. 试论子产的法律思想 3. 试论先秦法家的法思想 4. 试论孔子的德治思想 5. 试论道家“无为而治”的理论 6. 墨子“兼爱”的思想与孔子“仁者爱人”思想之比较 7. 秦朝的速亡与法家思想 8. 封建正统法思想形成的历史动因 9. 论《唐律疏议》体现的法思想 10. 论李世民的法思想 11. 论朱熹的法思想 12. 论孙中山的法思想 13. 儒家传统与中国古代情理法 14. 中国法律 文化 特点研究 15. 中国法律传统的精神特征研究 法学毕业论文题目(二) 1、柏拉图法律思想研究 2、西塞罗自然法思想研究 3、圣、奥古斯丁法律思想研究 4、托马斯、阿奎那法律思想研究 5、布丹的主权学说 6、洛克法律思想研究 7、孟德斯鸠“法的精神”学说的研究 8、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研究 9、西方自然法思想发展进程研究 10、汉密尔顿宪法思想研究 11、康德法哲学思想哲学 12、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研究 13、边沁功利主义法律观评析 14、梅因法律思想研究 15、比较德国历史法学与自然法学 16、孔德法律思想研究 17、埃利希“活的法律”思想研究 18、评析狄骥的连带主义法学 19、庞德社会法学研究 20、凯尔森纯粹法学研究 法学毕业论文题目(三) 1、论宪政与民主的关系 2、论宪法的功能 3、论宪法的基本原则 4、论宪法解释 5、论宪法的惯例 6、论违宪审查制度 7、论政党制度 8、论我国的选举制度 9、论我国的自治制度 10、论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 11、论公民宪法平等权利的实现 12、论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权 13、论我国公民的监督权 14、论我国公民财产权利的保障 15、论我国选举程序的完善 16、论我国选举制度及其存在问题 17、论违宪审查的模式 18、论我国公民生存权的保障 19、单一制(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比较分析 20、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 猜你喜欢： 1. 法学论文参考题目 2. 法学专业毕业论文题目 3. 有关法学毕业论文题目 4. 法学毕业论文题目 5. 法学论文题目大全
论文参考题目： 1、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 2、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进一步扩大政治参与研究 3、对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思考 4、进一步完善现在选举制度研究 5、村民自治研究 6、进一步改革行政监督体制研究 7、行政公开化研究 8、行政信息化研究 9、行政改革动力系统研究 10、浅议如何改革我国公务员的监督系统 11、对国家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探析 12、浅议知识经济时代公务员能力与素质的提升途径 13、试论国家公务员的激励机制 14、对强化公务员勤政廉政建设的思考 15、知识经济时代行政领导者创新能力的培养与开发 16、浅议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新思路 17、加强财政工作廉政建设的对策 19、行政职权滥用的危害与防范措施 20、对当前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分析 21、如何强化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制度创新 22、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经济调控模式的转变 23、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转变的思考 24、试析行政权力与政府效能 25、我国村级管理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26、西部大开发中小城镇建设的政府管理 27、WTO的透明度原则与我国行政公开制度改革 28、电子政府建设的标准化参考模式初探 29、政府信息化给政府管理带来的机遇、挑战及对策 30、制约政府网络化建设的主要因素及对策 文秘杂烩网
中国科举制度的研究论文
不好意思，800字没那么多时间，你可以上网看看，也可以自己看历史书然后自己总结，楼主抱歉啦~~~
思路：第一段：起源（小标题：九品中正制与科举制；隋文帝集权与科举制；等等）第二段：发展（小标题：隋代的确立；唐代的完善；宋代的发展；元代的波浪——元代曾废除科举，后兴起；明清的僵化；近代的衰亡；等等）第三段：影响（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官僚体制上；人的思维上；等等，注意：要辩证的看待影响，既要谈好处，也要点明不足。）
一、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一)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中小地主开始要求政治上的权利。统治者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机构更加完备,分工也更加细密,从而需要补充大量官吏。为迎合中小地主和统治者双方的需要,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庞大国家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平。不管科举制实际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设计是体现“至公”精神的。因为科举考试选官制比世卿世禄制及其他选官取士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进,更公平,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皆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它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读书入仕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条件和平台。过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今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因为如此,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选拔制度。2.科举制度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统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就需要有一种整合社会的主导思想。秦始皇采用的是法家思想,但由此带来的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忍受,致秦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效地发挥着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社会整合的作用。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维持,一是凭借国家暴力机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而这些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滋养出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标准,所谓“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使得儒学这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二)科举制度对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看,科举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弊端。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日益成为一种障碍。1.科举制度是强化封建专制独裁的工具科举制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它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其目的是通过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和选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务于封建王权和政治统治的奴才,即所谓“牢笼英才,驱策志士”。由于科举制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统治者便不断扩大科举范围,相应地造成日益严重的冗官问题。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几倍、十几倍于唐代的规模大量取士,凡被录取者都要授官,结果是封建官僚机构日趋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中国古代社会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关系甚大。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反对社会变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2.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并不是无可置疑的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虽然形成了回避(包括籍贯回避、亲属回避)和保密(包括锁院、糊名、誊录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证公平,但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没有门路的下层百姓。南宋学者洪迈谈到科举之弊时说:请人代答试卷虽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考生夹带、传递、换卷、割卷、顶名、冒籍、贿买、钻营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科场舞弊的现象与科举制度共始终。在很多有关科举的博物馆里就陈列有古代科举考试中用于作弊的各种形式的夹带品,上书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叹为观止。当权者采取各种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细节上、形式上的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事实上,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提拔亲信子弟,培植自己的党羽,致使政治腐败的现象极为普遍。科举在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少弊端。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请托社会名流将自己推荐给主考官,即所谓“行卷”。常科登第后,还要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合格后方能脱去平民服装换上官员衣冠。其言、身、书、判四个环节,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决于主考官的意志。因此,士人钻营、请托、逢迎拍马、趋炎附势、上书献赋、攀附权贵之风极为盛行。所有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种防范措施常常成为掩人耳目的虚文。此外,科举制度还有对考生身份的限制,如从事娼、优、隶、卒等“贱业”者,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的。科举制的所谓公平性由此可见一斑。二、科举制度与学术发展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比如,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举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徐晓望先生的研究,科举制极大地推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化普及,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文史艺术的繁荣,使长期处于中华文明边缘的“南蛮”之地呈现出“巷南巷北读书声”及“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东南地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文化优势。科举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 Semedo)所言:中国人热衷科举考试,是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种学位,“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人们全力关注、魂系梦萦的事物”。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士,注重才能,这就在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惜时勉学、自觉求学的风气。无论是仕宦望族、商贾阶层,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科举教育。科举制还显然促进了明清时代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体的涌现,使得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人数大增,从而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无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兴盛还是衰落,都无法排除科举制的影响。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显。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科举制日益流于形式,不但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1.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被鲁迅先生讽刺为“原是蠢笨的产物”。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万学子都把精力放在学做八股文上,学问由此而衰败,学风也由此而变坏,社会的学术思维创新的环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极致。这使得人们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创见,也无力或无法彰显于世。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力与研究都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这种反对独创,只尊孔孟朱程理学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了读书人的创新精神,甚至到今天还有影响。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2.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儒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其他均被视为异端而排除在科举之外。儒学与科举制结合,显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思辨而相对拙于实证,这种现象实际上与科举制互为表里。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进士、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武举及吏道等科,虽然对考试内容限制并不太严,但明算科是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到了宋代,考试科目的设置变成了“精贡举、罢诸科”,独存进士科,即“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法、道等体系的思想受到排斥。明清时期考试范围则进一步缩小,仅限于四书五经。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明代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不第后弃举从医,呕心沥血写成《本草纲目》进献皇帝,却被束之高阁。这种状况除了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之外,显然还与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是难辞其咎的。3.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认为受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动力和毕生追求。“白发童生”、“寿星举人”这样的现象不仅仅体现个体的不幸,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特别是到了明代实行的八股文考试,更是把科举制度的弊端推向了极致。同时,因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然后做官,所以与之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例如经商,许多读书人只是为了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贫困地位才“弃儒经商”、“弃文经商”的,一旦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他们就往往会由商返儒。自然科学和其他学术文化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知识分子只重科举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很有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显然,这是科举时代注重实际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充满郁闷的感叹。三、科举制度与人才培养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选官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制度,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所以它最直接地作用于教育与人才培养,其进步影响是无法抹杀的。据记载,唐代共开进士科263科,取进士近7000人,有姓名可考的状元148人,10人位至宰相,其他的也多为能人志士。如初唐“四杰”中的杨炯、王勃,其后的陈子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白居易,中唐的孟郊、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等,都是进士出身,王维、柳公权还是登科状元。北宋和南宋共有118榜进士,取进士30000余人、状元118人。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进士或制科出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晏殊、梅尧臣、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程颢、文天祥、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是进士出身。明清时代的进士中也不乏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然而,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度历经千年,正如康有为所说:“凡法虽美,经久必弊。… …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对科举制进行过改革,但大都是治标不治本,致使科举制弊端丛生。科举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最大弊端在于:1.导致人才知识结构有缺陷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由于考试只限于经书的内容,只注重经义的解释,使得考生脱离实际而专注于那种空疏之学,知识面越来越窄。对此一些西方传教士看得很清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认为:中国士人在科举的指挥棒下,“谬于一偏之见,而不能达观,拾五经之糟粕,拘八股为文章,而于天文、地理、算学、化学、重学… …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嘉温批评那些所谓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怜”。2.造成知识分子人格扭曲前面已经讲到在科举制下人们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思想对读书人的危害尤其严重,不仅使他们的知识残缺,而且使他们的人格扭曲。他们梦想着经过十年寒窗,一旦及第就可一步登天。为了实现读书做官的梦想,他们不惜采取夹带、代考、行贿等舞弊手段,却还满嘴讲着正诚格致、修齐治平的漂亮话;或者像范进那样为求取功名,皓首穷经,耗尽了青春年华,最终中举却成了一个疯子。3.科举制度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特征科举考试从产生之日起录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间隔时间也很长,竞争异常激烈,在科场上脱颖而出者为数甚少,大部分人终身没有出头之日。因此,科举制的非人性化特征首先在于严重地埋没人才。对此,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拟题》中给予了猛烈抨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同时,儒家经典常常晦涩难懂,它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更不会激发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所以在科举制度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成为对读书人身心两方面的折磨。此外,科场考试环境也是非人性化的。为了防止舞弊,作为考场的贡院号舍被设计得狭窄封闭,只给每人约一米见方的空间,形同地狱。更有甚者,“在明英宗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发生了火灾,由于考生被锁在号舍里不能逃脱,使90余名考生葬身火海”。在科举制度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被异化了,它已经演变成了奴化、禁锢知识分子的工具,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寂。科举时代出身于八股科举的“人才”,有很多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而绝无信仰、原则可言的庸才。他们除了功名富贵以外别无所求,不想也无力反抗黑暗的朝廷。所以,科举制度在近代教育潮流的冲击之下被废除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但后来落伍了,这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1300年,这本身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科举制度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还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洲的朝鲜、日本、越南,欧洲的英、法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他考察研究的结果是:“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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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举制度的产生、发展与废除 （一）科举制度的产生 隋文帝时期，为了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对国家各项政策进行了改革，包括改革选官制度。以门第为评选标准的九品中正制阻碍国家政权的统一，于是察举制的选官制度出现并成为科举制产生的胚芽。在吸取察举制经验的基础上，科举考试制度慢慢形成。首先是开皇七年（587年）正月“制诸州岁贡三人”此令是科举考试制度起步的重要标志。[1]其次是开皇十八年（598年）“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表明察举转向设科举人，具有科举考试制度的重要特征。最后是大业二年（606年）“始建进士科”，[2]表明科举考试制度已经正式的确立。 （二）科举制度的发展 隋代科举制度建立后，历经唐、宋、元、明各代，一直延续至清。 1、唐代的科举制度 唐代基本上是承续隋代的科举制度进行的。在此基础上，唐代对科举的科目标准和考生名额都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关于科目的设置方面，有很大程度的丰富与发展，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种。此外，考试内容有所变更。从隋代的只试策一项发展到每科都有自己的考试内容，而且扩大了考试内容的范围。 2、宋代时期的科举 宋元时期的科举制度已经开始成熟，成为宋元选官制度最主要的途径。主要的表现为武科出现、科举名额大量扩大、科举及第后的地位的显著上升、科举时间成为定制以及州试――省试――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形成。 3、明代的科举 明代是科举的鼎盛时期，这是经历过被荐举取代后，又重新被恢复的命运。其特点是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的四级考试程试成为定制、科举考试有了固定形式的文体――八股文、学校教育与科举的关系十分紧密。 （三）科举制度的废除 清朝时期，科举制度作为政府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的地位并没有改变，然而科举制度的衰落却是从清朝开始的。例如：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科场舞弊现象十分严重等。直至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新式学堂的发展，于1905年被废止。 二、科举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 隋唐科举制度的建立，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教育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哪一种制度像科举制那样长久深刻的影响当时的世道、人心、和风气。[3]由于它的重要性，一度被西方学者认为“科举”是中国在精神领域世界中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之一，甚至超过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视其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4] （一）对封建社会的积极影响 总体来说，科举制度对封建社会带来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善了中国古代的用人制度，它使得社会身份不再世袭，为封建社会各阶层的人员流动提供了机会。科举制的创立使得士族门第制度瓦解，寒门子弟可以通过科举及第走上上层社会。 其次，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它消灭了氏族制度，巩固了封建君主对中央大权的掌握。豪门贵族的政权的流失以及平民子弟的涌入仕途，是扩大了封建政权的统治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了消除了阶级斗争和不满，对于封建政权的巩固有十分明显的作用。 再次，促进了中华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因为科举及第带来的光宗耀祖和改变命运的极大激励作用，促使知识分子都以考上科举为人生目标，于是民众走进学校修习以期望能够通过科举考试，因此，走进学校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对知识的普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使得平民百姓中知识分子的比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然后，它结束了隋以前魏晋风度中遗世独立的士人风气，例如：魏晋时期形成的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他们提倡一种超然脱俗的生活方式，进而形成了一种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的魏晋风度，隋唐科举制度的形成扭转了中国文人的率真自然、不问俗事的思想，为专制政权培养了大量可用之才和治国官吏。 最后，开启了我国封建社会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官员选拔制度。从科举制度的建立开始，以后的历朝历代都以科举取士为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中国的官吏选拔制度开始有了正式并有效的规定。 （二）对封建社会的消极影响 科举制度在历史上毫无疑问地起过重大的进步作用，但是随着封建社会的政权更迭，以及清朝后期封建社会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端和消极影响也逐渐显露开来。 首先，科举考试内容狭窄、考试形式僵化。科举考试的内容一直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到了元朝以后，更是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的答题标准。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下诏：规定科举考试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5]到了明朝，八股文的出现使得科举制度更是变得僵化，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这样就将考试内容与社会主流思想一致化。 其次，禁锢士人思想、束缚士人才智。科举考试的内容固定在儒家思想和文化范围内，民众便苦捧儒家经典进行反复吸收与学习，没有志趣和精力去研究其他有价值的文化和思想，而且，儒家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使得科学实用的知识被丢弃在一旁，得不到重视。科举考试激起士人都去求学做官，然而当学校已经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时，科举考试的内容便是学校教学的内容，所有教育的目的和学生求学的目的都只是为了科举及第。所有的文体范式被中规中矩的民众遵守与服从，不需要思考，也不提倡创新，民众的思想和心智仅停留在科举严格规定的框架中。 最后，科场考试风气糜烂，同时影响了世风。有些士人用了一生的时间就是为了能够考上科举，改变命运，拥有荣华富贵和功名利禄。于是，巨大的物质利益使得有些人宁愿铤而走险、营私舞弊。清朝的科场考试作弊现象最为严重，能够罗列出的便有以下几种：冒籍、怀挟、倩代、传递、通关节。这种考场作弊风气让科举考试制度的公平选拔受到质疑，并且这种作弊风气的形成严重地污染了社会风气。 三、科举制度对中国当代教育的影响 作为中国文化领域和选官制度的首创之举，科举制度对中国当代教育来说，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借鉴价值。因为科举制度本身就益害矛盾的共同体，那其对中国当代教育的影响也要从利弊两方面剖析。 （一）对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的正面作用 首先，科举制度中的以才选人体现的平等精神一直在现今的教育中延续着。科举制标榜公平竞争，及第标准是“一切以程文为去留”。[6]即依照考试成绩决定是否录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通过考试的方式，体现了一定意义上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冲破了门第、豪世所形成的士族世代官位传袭的局面。这种平等精神体现在今天的教育中，表现为教育的入学资格和入学条件基本上没有严格的限制。不论身份、社会地位、种族、性别，只要达到法定的入学年龄并愿意接受教育，都可以进校求学。其次，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一再强调“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现代教育中也有很明显的痕迹。很多参加高考、接受教育的学生是为了学到知识、提升能力后，走进仕途，为官治国，为当代中国的发展培养了大批有志向的青年人才。最后，隋唐科举考试创建了各种考试方式，例如：墨义、口试、贴经、策问等，这些考试方式在当今的教育中也有相当程度的借鉴与发展。 （二）对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的负面作用 首先，科举制度使得“学而优则仕，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深入人心。造成一种惟有参加科举走上仕途之路才是唯一生存之路的局面。在当今教育中，也造成一种只有参加高考，考上重点大学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的误区，很多父母和长辈倾其所有让孩子上重点大学。推崇读书学习固然是可取的，可是如若把读书学习考重点大学作为一个人一生唯一的生活方式，那么将导致很多问题的产生。例如：学生会只读死书、过分的强调去读重点本科大学，会导致很多真正需要专业技术人才的行业出现了短缺现象等。 其次，科举制度盛行的时代，学校的教育任务便是让学生可以科举中第，学校是为科举输送生源的场所。在如今的中国教育中，这种模式和状况仍然清晰可见。即高考考什么，学校便会教授什么。一直以来提倡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已经成陷入了形式主义。现今的“考试主义”与“升学主义”便很好的证实了这种影响的带来的后果。追求成绩万岁的教育现状会让本来追求培养人才的教育目标变得畸形。这种教育下的学生，必定会深受不良影响。例如：缺乏足够的道德教育会导致学生道德缺失；沉重的升学压力会导致学生心理问题泛滥；学校成为高考的附庸也会导致学生创新等精神无法得到正常的发挥等。 四、如何克服科举制度对当今教育产生的负面影响 对于科举制度对我国当今教育的影响，我们应该秉持一种客观的态度来面对。对其进步的方面，应该积极的吸取并借鉴，对其逐渐出现的弊端带来的消极影响，应该加以摒弃并找到方法去消除。 （一）改革应试教育 应试教育的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问题的调整。它关系到课程、考试方法、评价体系等多方面的内容。例如：最近几年教育部开始出台的一些教育文件，关于各阶段课程的整合与改革；关于高考考试制度的调整等，都是对应试教育带来的弊端的处理与应对。具体来说，首先，教材要适应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其次，教学管理制度要改进；最后，考试制度要改革。 （二）树立多元化的人才观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这种不同的个体在遗传、环境和教育三者的共同影响下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质和天赋，例如：有些人更适合接受普通的文化教育，有人更适合学习音乐或绘画，而有些人有更好的动手操作能力等。真正的多元化人才理念便要善于挖掘学生个体身上的优点，加以培养，任其所能。因此，首先要加强文、理科的融合。其次，专业课和选修课教学兼顾进行。再次，加强学生的道德修养。最后，运用现代化的评估手段来优化教学团队，提高教学质量。 （三）树立教育为本的理念 教育本身就应该是它的目的，除此之外教育别无其他的目的。[7]学校教育应该是以起到教育的作用为最终原则。对于知识的传输与普及是教育本身就应有之义，所以不应该使其成为教育的唯一目的。如果教育的目的变成了对文化知识的传输、对高等学府的一种追逐，如果学校教育变成了走上官场的一种手段，那么教育将失去意义。所以，无论是何种阶段的教育，都应该把提倡教育为本。所谓教育为本是指学校的首要目的是应对学生的成长起到帮助和促进的作用，对于学生的未来和人生发展起到引导和规划的作用。学校扮演的角色是引导者，不应该是决定者。如果学校教育所倡导的理念是追求知识、探索创新、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与成长，而不是以追求高分数和登上高等院校的学府为最终目的，不是把走上仕途之路作为学生未来的最佳选择，那么教育的意义会更纯粹。 科举制度使我国精神文化领域的一种创新，是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对待科举制度对我国教育的影响的问题上，我们要学会有所选择，在以史为鉴的基础上，不断地反思，不断地探索创新。
有关中国财政制度的论文主题
政府并不是市场的外部参与因素，而是市场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使用才会是整个市场更加完善。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财政政策的效应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财政政策;效应;分析
我国近年来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其特定的实施背景。从理论上讲，积极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财政政策之间的联系，在于两者均以刺激有效需求为主要目标;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积极财政政策更多地依靠增发并运用国债的手段作为支撑。从实践上看，积极财政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是明显的，而且也为我们应对经济运行中的难点问题积累了经验。今后，应该围绕如何形成扩大有效需求的内在机制，改进财政政策手段的运用方式。
自1998年起，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动荡、国内经济运行中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方针，着力实施了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同时辅之以适当的货币政策。目前，已有许多关于这一政策的收效和存在问题的分析。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也应该对与积极财政政策有关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
中国1998年以来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点，表现为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需求的相对萎缩使得经济增长的势头放缓。应该说，自建国以来，我们在应对通货膨胀问题方面是有一些成功做法的，然而在治理通货紧缩问题方面却缺少经验。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和问题，需要有新的理论加以指导。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历经数百年的时间发展起来的，其观宏经济理论和政策也较为成型。尽管我国的具体国情与之有所不同，但国外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功做法，却值得我们进行研究和借鉴。
西方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被认为是宏观经济学的起点。正是这场空前的危机，给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以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否定了以萨伊定律为代表的对经济放任自由的传统经济理论，从而引发了一场“凯恩斯革命”，所谓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理论也应运而生。凯恩斯学派运用总需求模型对经济大萧条与大规模失业现象的内在成因进行了分析和解释，认为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主要导源于投资机会减少和投资需求下降。受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等诸多心理因素的作用，总需求价格通常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而市场机制却没有力量使总需求价格达到足以与总供给价格相等的地步，于是便出现了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亦即出现了萧条和大规模的非自愿失业现象。凯恩斯学派得出的结论是，大萧条已证明了私人经济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如果放任不管，它便会自我陷入萧条，其出路只有制定和实施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来减少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凯恩斯经济学关于经济政策的基本主张是维持经济稳定，通过调节有效需求(即所谓“需求管理”)，萧条时反萧条，通胀时反通胀。其中，当出现经济萧条时，在通过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的同时，政府要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运用减税、增支(包括扩大政府购买支出)、发债乃至实行赤字预算等可操作的工具，治理通货紧缩和失业问题。
中国自1998年以来应对通货紧缩所采取的财政政策，被称为“积极财政政策”(proactive fiscalpolicy)。应该说，从实施背景和具体内容上看，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与凯恩斯经济学所主张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其中，有许多内容和措施是近似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首先，从支出的角度来看，加大了财政资金的投入，用于加快农林、水利、公路、铁路、粮食仓储、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此，国家于1998年增发1 000亿元长期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1999年，国家又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和具体措施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其中包括：(1)继续增发国债，用于在建的基础设施、一些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环保与生态建设以及科教基础设施等方面。对大型骨干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实施了贴息的办法。(2)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刺激消费需求。(3)恢复对存款利息所得的征税，收入专门用于城镇低收入居民和下岗职工的生活补贴。
增加国债发行，提高投资水平，也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治理通货紧缩，中国实行了以国债政策为支撑的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中国首次发行了建国以来的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使其资本充足率基本满足《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同时，又增发了1 000亿长期国债，用于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并且配合中央银行准备金制度的改革，由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专项国债423亿元。1999年，根据当年第二季度表现出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出口下降、消费需求持续不振的情况，继续增发国债。2000年，在上半年国民经济出现好转表现之后，为了巩固这种重大转机，在年初决定发行1 000亿长期国债的基础上，下半年又增发500亿长期国债。新增国债重点投向五个方面：一是水利和生态项目建设;二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三是教育设施建设;四是城市环保项目建设;五是企业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化等重大科技项目。
税收对投资、储蓄和消费产生着重要影响，在财政政策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我国1998年以来所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中，税收政策只是处于辅助性地位的。1998年除了提高出口退税的政策外，几乎没有动用税收政策。自1999年开始，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才开始逐步扩展到运用税收政策，包括继续提高出口退税、恢复对存款利息所得征税等。
从总体上看，在近年来治理通货紧缩的过程中，我国把扩大需求的短期政策与改善供给的长期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成功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而且为我国经济的中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经验及若干约束条件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总体上讲，至少可以总结出如下六个方面的基本经验：第一，将刺激需求与改善供给有机地结合起来，着力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二，将刺激需求与调整分配政策结合起来，尤其是提高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第三，注重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鼓励投资和消费，促进技术进步;第四，并没有完全按照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关于实施减税的教条，而是通过保证一般性公共支出，同时通过推行税费改革，适当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水平;第五，充分运用财政手段，带动银行贷款的增加，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第六，将松中有紧的财政政策与紧中有松的货币政策结合起来。
在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所发挥的有效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的初步执行结果与拉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预期目标之间仍有一定的距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行财政体制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约束条件，制约着政策效应的发挥。这些约束条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投资(购买)的乘数效应不足。二是税收负担方面的约束。三是转移支付方面的约束。
三、改进积极财政政策的几点思考
我们认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仍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以稳健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但需要指出的是，今后在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为此，在社会投资来源、银行可贷资金较为充裕的条件下，可考虑在国家有限的财政投资中，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作间接手段。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在公共投资领域内建立起竞争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而且也有助于拓宽公共投资资金来源渠道，提高项目本身的运作效率。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除了银行给予积极的贷款支持外，应引导和鼓励发展股份制的地方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机构，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
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大都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发行公债来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增长，并且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由于实行高福利、高支出的政策，进而又导致了高额财政赤字，引发了通货膨胀。因此，8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转向了有节制的效率型财政支出政策。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应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
第三，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在这方面，一是要从调整体制内人员的收入水平入手，以处于类似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国内体制外的工资水平收入为参照系，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货币化的政策，调整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待遇。具体包括：提高工交人员和国有经济职工工资收入(还包括提高国有企业家的年薪收入，使其与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相适应)，普遍提高低收入和离退休人员的收入等。二是要通过改革，认真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和购买力创造有利条件。三是要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的比重，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制度等需要财政支持的改革，要制定反周期的操作。要力求减轻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费用负担，稳定居民的支出预期。
第四，应充分注意政策的适时调整和渐进转换，主要是通过市场和消费替代、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出口需求替代，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大财政政策引导结构调整的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形成一整套带动产业调整和不断升级的创新机制;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费关系，使税制本身对经济景气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增强政府的调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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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因为当时我国宏观运行中出现了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不平衡状态。刺激国内需求，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阻止城镇失业人数的增加，并努力为下岗职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所在。时至今日，积极财政政策已实施了六年了，该政策的效果对于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积极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
作为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主要应该体现在它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上。
1.积极财政政策与消费。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商品零售价格水平一直呈现负增长，分别为、、和.与上年相比的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在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和，虽然从2000年开始由负转正，2000年和2001年分别为+和+.但是，以1985年价格的从1998～2001年全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长率只有，比从1991～1996年的水平低了个百分点。这说明，整个社会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仍处于低迷状态。
2.积极财政政策与社会投资。从1991～1996年，与上年相比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和，年均增长.其中，国有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1996年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集体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1996年集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个体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1996年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其他经济从1993～1996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996年其他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而从1997～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分别为、、、和，年均增长.其中，国有经济年均增长、集体经济年均增长、个体经济年均增长、其他经济年均增长.这说明从趋势上看，与1997年以前相比，1997年以后我国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不论从总体来看，还是从各种经济来看都呈现下降态势。
从1993～1996年，与上年相比的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率分别为、、和，而从1997～2001年的这一比率则分别只有、、、和;从1993～1997年，按支出法计算的GDP中的资本形成率的分别为、、、，而从1998～2001年的这一比率则分别是、、和.
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额中，分别有、、和的投资是国家预算内资金形成的，而从1996～1997年的这一比例分别只有和;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基本建设投资增加额中，分别有、、和的投资是国家预算内资金形成的，而从1996～1997年的这一比例分别只有和.
这说明：与亚洲危机以前相比，1998年以后从增长趋势上看，我国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总体上呈现下降态势;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资本形成率基本上呈下降状态，而且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速度降低的也比较快;全社会固定投资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财政投资的结果。
3.积极财政政策与出口。从1991～1997年，我国以美元计算的出口贸易总额的年均增长率为，而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的增长速度分别是、、和.除2000年我国由于出口退税率提高等原因使出口增长较快外，其他年份的增长速度都比较慢。这说明，我国仍然没有走出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后不利影响的阴影。
4.积极财政破策与经济增长。从1998～2002年，我国保持了、、、和的经济增长率。据有关部门测算，这期间，围债投资，包括带动的银行贷款和地方、的投资，分别拉动经济增长、2、、、2个百分点。
5.积极财政政策与就业。首先，从职工人数的变化来看，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职工人数总的变化情况为-2331万、-564万、-486万和-468万。而从1996～1997年与上年相比的职工人数总的变化情况为是-63万和-177万。
其次，从从业人员的变化来看，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总的变化情况分别为+357万人、-423万人、+871万人和+940万人。而从1996～1997年与上年相比的三次产业从业人员变化情况分别为+903万人和+750万人。
第三，从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来看，从1996～2001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分别为520万、570万、571万、575万、595万和681万，登记失业人数呈递增之势;从城镇登记失业率来看，从1991～1996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在都在～之间，而1997年以后，这一比率都在以上。其中，2001年达到.
1 促进我国创业板市场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2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财政政策研究 3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4 积极财政政策下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与化解 5 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问题研究 6 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财税政策选择 7 当前我国财政政策实施效果及对策建议 8 公共物品市场化提供问题探讨 9 论我国公共物品供给方式的改革 10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研究 11 我国公共物品供给的城乡差异及统筹发展研究 12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财政制度浅析 13 浅析政府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价问题 14 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财政转移支付结构的调整 15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效率问题探讨 16 我国公用事业财政补贴改革研究 17 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财政思考 18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地方财政风险防范研究 19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20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对策分析 21 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提高地方财政效率研究 22 后农业税时代农民的增收问题研究 23 减少农村贫困对策研究 24 农村综合改革与财政关系问题研究 25 构建我国新型农村公共财政体制的思考 26 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问题探讨 27 不发达地区农村反贫困的财政政策选择 28 关于土地财政问题的研究 29 关于民生财政的探讨 30 论公共财政与民生财政的关系 31 我国公共财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途径 32 论我国财政公共选择与决策制度的完善 33 论我国财政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 34 社会保障税费改革研究 35 关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研究 36 我国教育支出效率探讨 37 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38 提高我国行政管理支出效率的思考 39 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机制研究 40 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与改进 41 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增长的原因分析及对策建议 42 国债适度规模及风险探讨 43 我国城市低保制度建设分析 44 我国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研究 45 社会保障基金运营风险防范的思考 46 论我国复式预算改革中存在问题 47 完善部门预算编制的思考 48 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初探
财政学的多元化特点要求财政学教学方法必须更加多样化,并且不断革新,与时俱进。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离不开资金的支援。在国际新形势下，发展战略性产业已成为时代的要求。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低的提高，对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企业要想顺利完成转型，就需要有效的财政政策的支援，而我国目前的财政政策还有待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一.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家的支援和引导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有些产业有了重大突破，取得了不少成就，有效提高了产品国际竞争力，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其核心问题就是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唯有不断创新才能有所进步，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技术创新并没有跟上脚步，这一环节的落后直接影响新兴产业迈上新台阶，制约著其进一步发展。而且有很多企业盲目投资新兴产品，没有对其合理评估，造成各方面的浪费。因此，在欢呼新兴产业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不足， *** 也要引起注意，积极力量鼓励科技创新。
二.我国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财政政策
一财政支出政策
1.财政直接投资我国对于新兴产品的投入大部分是通过拨款给相关企业实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总是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援，甚至是依赖于科技创新，而技术创新往往在有其前沿性的同时也有风险性，导致这样的产品在研制前和投入生产时集资较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 *** 就要出面提供相应资金保证产品顺利研发。
2.财政补贴财政补贴是针对个人和企业的一项政策，主要包括相对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等，为企业提供了一定的保障。通过补贴培养更多的创新人才，为新兴产业的发展积极献计献策;通过补贴鼓励公司坚持发展新兴产品，投入更先进的技术，逐渐调整资源配置结构，使新兴产业的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
3. *** 采购 *** 采购这一财政政策有其独特的意义。通过 *** 采购可以直接改变市场需求，高需求量可以使得相关企业生产规模扩大，而且 *** 采购大大降低了企业的产品成本， *** 企业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影响新兴产业格局。这一手段也可有效阻止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在市场上扩散。
二财政收入政策
财政收入政策包括税收和国债等。一般是通过对新兴产品企业和从事相关工作的工作人员实行减税甚至免税政策，增加员工的收入，降低企业执行成本，引导企业重视新兴产业，加大对其的投资，逐步提升新兴产品在市场中的地位，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三.我国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所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投入力度不够
近几年来，国家也意识到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品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在财政上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给予支援，可是这与实际需求还有一些差距。企业完成转型，转向向新兴企业投资的过程中面临很多的挑战，要想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顺利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离不开国家的财政支援。而在我国，对新兴产品研发和生产的投入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
二采购政策效果不佳
*** 采购对于推销新兴产品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市场需求，使产品更快更容易被消费者接受。而我们国家的采购政策还不是很成熟，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一方面，采购政策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效率低下，并没有向预想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 *** 对于战略性新兴产品采购有限，没有形成一定规模，影响较小，对需求结构的改善有其局限性，不能很好地带动新兴企业的发展，使企业主动转型向新兴产品投资。
三税收政策有待改善
税收政策对调整资源配置有很重要的作用，可是我们国家的税收并没有形成一定的体系，实际效果不尽人意。税收政策范围太广，太过笼统，没有具体到哪些产业和哪些环节，无法达到真正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目标。战略性产业在发展初期，尤其是产品研发初期面临很大的投资风险，不仅需要大量启动资金，产品效果还未知，无法保证，面对这样的情况，如果有风险投资税收政策就会给企业很大支援，而我国这方面的税收政策还有待完善。因此，在税收政策方面还需要根据企业实际需要作出改善，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的额、真正对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有所帮助的税收政策。
四.总结
国与国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技术和人才的竞争，我们国家要想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就要强化创新意识，坚持发展新兴产业，不断适应时代的要求。毫无疑问，新兴产业的顺利快速发展离不开国家的财政支援。只有国家对其高度重视，加大投入力度，才能保证企业自主创新，改进技术，进一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此 *** 要意识到财政政策对其的关键性作用，在实际实施中不断发现问题并及时改善，给新兴企业的发展提供实质性的保障，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稳定快速发展。
所谓低碳经济，是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推动低碳技术创新、优化能源结构为前提，旨在转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降低人们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程度，减少能源的浪费，降低碳的排放量，从而减少环境污染，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财政政策则是指 *** 为了带动低碳经济的发展而使用的一些政策激励手段，它不仅保障低碳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对低碳经济也起著调节以及引导的作用。最近几年以来， *** 出台了很多财政方面的政策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并且取得了很多积极效果。但是从目前的实际状况来看，现有的财政政策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必须对促进低碳经济的财政政策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
一、我国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财政政策
最近几年来，我国出台了很多关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节能环保产业的财政支援政策
*** 为了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支援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一是加大对节能技术改造中财政奖励资金的投入，奖励资金的额度是按照专案工程中节能技术改造以后，在实践中取得的节能量以及根据有关规定的标准确定的，这种财政政策有利于增加节能技术改造的动力，带动低碳经济发展。二是鼓励节能产品的研发以及惠民，比如说一些高效的节能照明产品的研发与使用，不仅减少了居民用电额度，也降低了能源的浪费。三是加大对再生节能材料利用时的补助，比如说，国家增强对于再生节能建筑材料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补助，对这部分企业贷款贴息，或实行相应的奖励政策。
二可再生能源的财政支援政策
该政策主要是针对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而言的，旨在通过财政政策的引导，进一步优化我国的能源结构，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如对“金太阳”工程实行财政上的补贴;国家对“太阳能屋顶计划”的财政支援;对风力发电工程设定专项的财政资金;对秸秆回圈利用实行的财政补助;对节能汽车或者新能源汽车在推广使用环节的财政补助政策等。
二、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
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制定的一系列财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变以及调整，带动了我国能源的利用率，推动了我国能源结构的优化。但是，从发展低碳经济这一总体目标而言，目前的财政政策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首先，财政支援的投入力度不高，针对性不强，国家要想大力发展低碳经济，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便是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问题，但是由于国家对于节能环保技术以及新能源研发与利用技术方面的财政资金支援力度仍然较低，缺乏稳定性和长期性，所以财政政策对低碳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国家还需要结合低碳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与支援的力度，以便使低碳经济处于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环境之中。其次，现在的财政政策很多缺乏市场机制的有效引导，我国目前没有形成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财政政策体系，有关资金与担保方面的市场引导机制不够健全，这就容易造成财政政策的制定脱离低碳经济发展的市场需求，造成财政资金利用率偏低、针对性不强等方面的问题。此外，我国目前也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市场节能服务体系，这都不利于财政政策发挥应有的作用。再次，在财政资金的管理上还存在一定的漏洞，国家为了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投入了大量的财政专项资金，但是因为资金管理的组织机构不健全，资金管理制度的建设相对滞后，所以在财政专项资金的管理以及行政审批等环节存在很多的漏洞，导致资金利用效率低，甚至存在专项资金挪用的现象，导致很多节能工程无法正常的运转。
三、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建议
一规范财政资金的投入与管理
为了进一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健全财政资金的投入与管理。一方面， *** 要加大对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这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在对低碳经济的财政投入中，应该重视有关节能减排、开发清洁高效能源、改造低碳技术等方面的资金投入，进而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投入，从而为低碳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长期的资金保障。另一方面， *** 要加强有关低碳经济专项资金的管理，保证资金合理的使用，提高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从而促进低碳经济持续发展。此外， *** 还要明确财政资金支援的重点领域，不断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从而推动节能减排工作的进行。如加强科技创新方面的扶持力度，多开发一些低碳技术，优化能源利用结构，支援一些低耗能以及清洁能源企业的发展;要重视一些污水管理、新能源开发、环保等方面的工程建设，推动原有的大型企业以及建筑节能方面的技术改造等。
二完善财政补贴细则，引导企业发展低碳经济
利用国家财政补贴机制，引导企业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是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有效方式。所以，各地必须针对当地的实际，进一步完善财政补贴的具体细则。一是要利用财政方面的补贴，给予企业有关环境治理费用以及稀缺资源保护费用方面的补贴，从而引导企业加强对环境的保护以及对资源的节约;二是对于一些开发使用清洁能源、对废物实行回收再利用的企业，进行贷款贴息;三是对自觉进行污水、排放气体治理的企业，在其贷款利率、还贷条件等方面给予政策上的优惠;四是对使用的清洁能源要进行价格上的补贴;五是对企业能源、节能减排等技术方面的改造给予补贴。除此之外，利用国家财政补贴，引导地方 *** 在公交、私人汽车、计程车等汽车领域积极推广清洁能源以及节能汽车，也能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
三健全与之相关的财税制度
针对目前我国环境保护以及节能减排的实际状况，应该加大对现行税收制度的调整以及完善，形成对财政政策的有效补充。对此，要积极研究制定有关环境方面的税收政策，实行环境税与碳税等新型的税种，保证环境资源有偿使用，达到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目的。第一，要对那些使用之后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征收消费税，并且提高这些产品的税收征收标准，以资源的稀缺程度来制定产品的单位税额。对那些不可再生资源并且稀缺性较大的产品要提高征税比例，以此来提高对于这些能源的利用效率，避免资源的浪费。第二，要开征碳税，碳税的征收不仅有利于资源的节约使用，提高利用效率，也能够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免加剧温室效应。
四制定能源价格财政补偿机制
为了实现能源的高效利用，我国应该把能源直接引入市场机制，并且根据市场中的价格规律以及市场的供需状况，对能源的价格进行有机的调节，最终让环境的成本能够在市场的价格中反映出来，建立起一个系统的完整的能源价格体系。伴随着能源价格体系的建立， *** 部门要进一步建立起科学的有关能源成本的核算体系，使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定价机制更加完善，让其可以及时准确地反映出国际市场中的价格变化情况，以及在国内市场中能源的供求平衡状况。在此基础之上，国家要进一步完善能源价格的财政补偿机制，即通过财政政策上的优化，鼓励开发与优先使用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当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价格过高时，要实施财政补偿，减少劣质煤、劣质油等污染物排放量大的能源，以促进我国能源结构的不断优化，更好地服务于低碳经济的长远发展。
四、结语
总而言之，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说，现在有关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很多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努力做好相关的工作，不断健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完善环境与能源方面的相关机制，就一定可以实现低碳经济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研究的论文
1905年9月2日，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由光绪皇帝下诏废止。但科举的影响并未从此消失，对它的是非得失，许多评论失之偏颇，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如何评价它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一种制度存在一千多年，不被别的制度所取代，说明它本身的优越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它是当时先进的选拔人才的方法，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两汉时期，中国的封建制度正在逐渐完备，如何选拔人才，统治者起先采取的是征辟、荐举的办法，由地方官或世家豪族向上级以至中央政府推荐人才，被推荐的往往是世家子弟。推荐的标准是门第高贵，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度，把人才分为九等进行品评，但主要根据仍是家庭出身，道德、文章、才干都是次要的。主持品评的大小中正也都是世家豪族，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因此从东晋到南北朝，北方的崔、卢、王、谢，南方的朱、张、顾、陆，这些名门大族高踞政府的要津，连皇帝老子也要退让他们三分，这种门阀政治造成贵族与平民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堵塞了平民百姓中优秀人才的晋身之路。隋朝以后实行科举制度，开科取士，“十年窗前勤苦读，一举成名天下知”，寒素之家的子弟也能由读书科举进入仕途，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做官权利的局面，国家选拔人才也就有了更广阔的天地，而且一个人中了举人、进士，改变了自己的地位，也鼓励了十个人、一百个人勤奋读书，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也是有好处的。唐和两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巅峰的时期，也是科举制度逐步完备的时期，当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就有科举制度的一份功劳。元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者起先不懂得科举的作用，后来有所认识，也加以恢复使用。明太祖朱元璋虽然自身没有多少文化，但很了解实行科举有利于巩固他的统治，即位之后很快开科取士。清朝统治者也是这样。经世致用含华咀英从整个封建社会来说，读书人不敢谈经世致用的时间是不长的，因此，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的科举考试，也大都不是脱离实际的。南宋宝佑四年（1256年）文天祥中状元的那一科，考试题目有五百八十六字之多，最后几句说：“天变至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习浮，国计殚而兵力弱，荷泽未靖，边备孔棘，岂道不足以御世欤？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欤？”题目毫不隐讳地指出了国家的严重情况，要士子们出谋划策，化解危机。清光绪壬寅科（1902年）福建乡试（考举人），主考官是闽浙总督许应骙。这次出了三个题目：《汉唐宋开国用人论》、《勾践焦思尝胆论》、《子贡使外国论》。第一个题目评论历史，有古为今用的意义。第二个题目很有现实意义，当时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中国一败涂地，惨遭割地赔款的屈辱，提倡发扬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誓雪国耻，这和形势结合得多么紧密。第三个题目很有趣，也很高明。子贡是孔子学生中善于理财会做生意的，汉朝为什么不能派像子贡这样的人到匈奴做生意，进行经济交流使双方都有利，求得边境的长期安宁。接下来的会试（考进士），因为北京的贡院遭到八国联军的破坏还没有修好，便改在开封举行。大总裁盛宣怀出了个题目《论铁路收归国有》。这是当时的热门话题，后来还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之一。中国的科举，历来是以儒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的。儒家从孔子开始，就是讲经世致用的。孔子思想的精髓在于《论语》，如果《论语》没有经世致用的作用，就不可能有“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的说法。儒家学说是经过不断改造的，每次改造都与当时的思想政治相联系，因此说儒家学说和经世致用脱节，是片面的。在封建社会中，读书人不敢评论时政，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一旦文网松懈，情况就变了，道光年间，经世致用的呼声高入云霄，因而出现了像龚自珍、魏源这样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思想家。选拔精英机制完善像李白、杜甫这样的旷世奇才，都没有考中进士，因而有人认为科举并不公正。其实，在我国实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目的是让读书人通过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分配他们做各级官吏，实现学而优则仕原则的精英选拔机制。首先，科举的录取率很低，除恩科而外，正科三年一次，每省乡试只取一二百人，全国的会试取三百多人，绝大多数人是要落榜的，这样的录取率，怎能做到像唐太宗所说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其次，有人兴趣在于走“终南捷径”，不愿意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科举的路。第三，科举选拔的是做官的人才，不是培养诗人。当然，诗人文学家符合科举选拔人才条件的，也能够入选。唐宋八大家中，除苏洵以外，其他七人全是进士出身。总的来说，科举一般是公正的，但不可能完全公正。科举从隋唐起直到清末，实行一千多年，各种制度都比较完善。比如进入考场，要经过严格的搜查，搜身而外，用具（笔墨砚）也要检查，带进去的午餐干粮都要切开来看看，要夹带进入号房是很难的。收买考官也不容易，每次考试，一位主考三四位同考，只要遇到一个刚正不阿不要钱的，把你揭发出去，就要被判重罪。而且考试的文章是要公布的，称为“闱墨”，还要刊刻印书，卖给参加考试的人做范文。《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就是干这个行当的。文章不太像样，拿不出手，刊刻出来更会惹祸。朝廷对科场作弊都用重典，被处以极刑的屡见不鲜。咸丰年间大学士柏俊就因科场作弊被腰斩。鲁迅的前辈也因涉及科场案弄得倾家荡产，身陷囹圄。因此除偶尔有人铤而走险外，人们大都不敢以身试法，考试作弊的现象实属少见。科举考中的状元以及进士、举人等，在社会上大都是一时俊彦，颇能干出一番事业。清朝260多年中，举行殿试112次，中状元的有112人，其中出了不少人才。比如乾隆庚辰科状元毕沅，除官至湖广总督而外，经、史、文字学、金石学造诣都很深，并且主持编纂《续资治通鉴》220卷。咸丰丙辰状元翁同龢，官至军机大臣、尚书，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帝师，甲午战争中坚决主战，戊戌变法时坚决支持光绪皇帝，以致被慈禧太后革职，其胆识为时人称赞和景仰。毛泽东说过，谈到中国的现代工业，不能忘记四个人。这四个人中有一个叫张謇的，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奠基者之一，此人就是光绪甲午科的状元。中状元也有靠运气的，光绪癸卯科殿试时，适值慈禧太后70大寿，进士王寿彭名字吉利（古代传说中彭祖寿高八百岁），因而中状元。乾隆甲辰、丁未、庚戌三科，屈居榜眼的王鸣盛、孙星衍、洪亮吉都是名噪一时的大学问家，而状元则不太出色，有人讥讽考官有眼无珠，说三个状元都是撞上了大运，但这毕竟是少数。其实，科举中最大的不公正是对生员的出身有一些不合理的限制。上辈或本人要过饭，可以参加科举并中状元，如宋朝的吕蒙正和明朝的范际昌；可是有的职业却被视为“贱业”，如剃头的和唱戏的，子孙不能参加科考，这是毫无道理的规定，是科举制度中严重的不公正。废除科举兴利除弊科举制度本身也存在着许多弊病。唐宋时代，限制还没有那么多。明清以后，解释儒家经典要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不能越雷池一步，这就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明清两朝还规定，科举考试的文体为八股文，这种死板僵化的文体，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更为严重，这两项颇为世人所诟病。科举制度最致命的弱点，是清朝中后期它选拔出来的人才不能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一部分官僚推行洋务运动，创办了一些新式企业，如招商局、电报局等。这些企业是要用西方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来经营管理的，出身于科举的举人秀才对这些东西十分陌生，无法胜任工作。西方的学校正是培养这方面人才的，它们有小学、中学、大学，各种专门学科齐全，这显然比我们的科举制度优越。如果我们还是八股取士、策论取士，新的人才从何而来？再说，西学东渐之后，各门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等向全世界传播，我们的知识分子茫然无知，还在整天子曰诗云，如何跟得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因此我国的有识之士抨击科举，提出“废科举，兴学堂”，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不仅是一种主张，而且已付诸实践。1895年，北洋大臣王文韶在天津创办北洋西学堂（北洋大学前身），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后来各省也陆续创办了新式学堂。在这种情况下，1905年正式废止科举，由学校取而代之，就是顺理成章、势所必然的了。至此，科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法律史博士生沈大明：中国的科举制度的特点及利与弊中国的科举制度主要表现出三个特点：贤能治国，为我所用；标准客观，竞争公平；立法保护，稳定延续。其作用和价值主要体现在：统一了价值，延续了文化；推动了教育，培养了人才；稳定了政治，推动了发展。其负面作用表现为导致了学校教育与社会的脱离，内容单一，文体要求走向极端等。总之，因为有科举考试，才有中国官僚体制的稳定中的延续，也因为有科举考试，才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曲折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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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科举制的技术、制度与政治哲学涵义——兼论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根本差异一、从技术层面看科举：一部有效而稳定的文官机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政坛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竞争”无论是与我国古代的世卿世禄、察举征辟，还是与外国古代的贵族制、军功制与“奴官”（如近东的所谓马木路克制）制相比，都要合理得多。而科举废除后，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也未见得优于、甚至常常是劣于科举。另一方面现代文官制中的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类似科举的程式。因此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当然，对照现代文官制的实践，要挑科举制的毛病也是轻而易举的。诸如考试内容的陈腐、参考资格与考试规则等方面用现代眼光看也并非绝对公平。而当时的官吏铨选中除考试外也还存在着其他非竞争性因素，如世袭、恩荫、荐举、捐官、特授、奴官（太监外任或清时满洲包衣外任之类）等等。但是如果不以现代文明标准苛求前人，则应当说在前近代世界上的确难以找到一种政治人材选拔方式其“公正”性与效率能超过我国科举制度的成熟期。而且成熟期科举制度在严肃科场纪律、实行规范竞争方面的确是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所不能及、更是“察举征辟”色彩浓厚、身份与“关系”背景强烈的我国现行干部制度应当借鉴的。 撇开贵族政治（它一般与非中央集权的“软国家”相联系）不谈，历史上凡属中央集权的“硬国家”，无论中外，都有赖于高度科层化的职业官僚政治。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曼萨卜达尔（mansabdar）体制有33级官阶，从“十人长”直至“万人长”，都是由朝廷自上而下征召、提拔或降黜的官吏。古罗马基础上建立的拜占廷帝国也有复杂的罗戈瑟特（logothete）文官体制，正是靠了这种体制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拜占廷帝国才得以与特马（军区）制下军官贵族化倾向以及村社的地方自治倾向相抗衡而维持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使帝国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几个世纪中得以延续。所有这些官僚体制都有赖于一套中央铨选，考核与“雇用”官员的程序。但是，曼萨卜达尔体制的原则是“军而优则仕”，军事官僚的色彩远过于文职色彩。作为高级“国家雇员”他们脱胎于莫卧儿早期的雇佣军，其成员多为外国（印度以外的西亚、中亚伊斯兰地区）冒险家，缺少文化自律。因此尽管曼萨卜达尔体制以官僚决定薪俸极高而闻名于史，国家对他们也一直拥有任命与考核之权（如所周知，这两点即高薪与考核是当前人们谈论最多的反腐败方法），但这一体制的腐败速度与程度仍然极为惊人，可以说决不下于我国传统的科举官僚体系。[1]拜占廷的罗戈瑟特官僚体制文职色彩浓厚，而且对于具有政教合一特点的拜占廷东正教帝国来说，这一官僚体制既保持着独立于教会系统之外的世俗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宗教）自律。国家对文官的考核内容则包括罗马法之类的实用知识。然而罗戈瑟特在地方行政上的效能受特马军事贵族的制约而十分有限，而且由于政治贵族化的发展，官僚的作用日益减退，到14-15世纪罗戈瑟特大都已成为无权的虚衔。另一方面由于罗戈瑟特多是低薪乃至无薪职，又执掌征收赋税之权，因而腐败也非常严重。最后，这一文官体制的消亡也就成了拜占庭国家灭亡的先兆。[2]与这些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相比，我国的科举官僚体系在文职化、科层化、合理化等方面显然更胜一筹。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比政教合一体制与纯粹的雇佣官僚制都更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更是在专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扩大统治基础的有效办法。我国的传统中央集权体制延续得远比莫卧儿印度或拜占廷帝国为长久，这与科举官僚制胜于曼萨卜达尔或罗戈瑟特之类的外国传统官僚制是不无关系的。而如果以科举制奠定基础的隋唐为界划分我国历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凝聚力与稳定程度要大于前期，这与官僚铨选制度由察举征辟到科举考试的演变也密切相关。当然也必须指出，科举制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它与其他土壤上萌发的制度间具有某些不可比性。科举制有赖于单一民族或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象拜占廷、印度那样民族与文化成份高度多元化的国家是难以发展出类似制度的。而他们那种形态的官僚制或许是维护这种传统多元化国家中央集权制度的最佳选择。 二、从制度层面看科举：“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以考试选拔人材，从技术上讲无可非议。纵使它不应成为唯一的选拔方式，也至少应当是选拔方式之一或者是主要方式。起码在入仕之际并无政绩民望可考的情况下，选拔依据在逻辑上不外乎三者：即知识性考试，身份（门第、出身与其他先天性等级）以及个人与机构的随机性荐举。而考试比论身份“公平”，比荐举“客观”，这本属常识，并不是需要在学术上详加论证的深奥之理。现代文官制度中的考试制与我国历史上从察举向科举的过渡，与其说是谁学了谁，不如说两者都更多地是基于这种人类价值基础上的常识与逻辑。而它们在实行中遇到的阻力也不是因为其优点在学理上难于发现，而是因为它妨碍着某种既得利益体系。 但对于一种政治制度而言，人材选拔毕竟是个技术性问题，而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科举制与它以前的世卿制、察举制以及外国的罗戈瑟特等官制一样都是以传统型或卡里斯玛型权威作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因而它们与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现代文官制度、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仍有本质的区别。从这一点上来说，提出所谓“选举制好还是考试制好”的问题来就十分荒谬。民主政治中的选举是解决统治合法性问题的，它与作为人材选拔拔术的考试制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芸芸众生在总体上看是平庸的，为他们中多数意志所左右的选举结果也往往是平庸者而不是“英明领袖”或圣明君主当选。那么民主制意义何在？就在于它确立了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之授权这一原则，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这样的“统治者”以考试选拔公职人员，就与传统帝王以科举引“天下英雄入吾彀中”[3]有了本质的区别。即使后者的科场纪律比前者更严更“公平”，即使后者在技术上可以为前者所效法，这两者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制度的规定性反映在技术上，就形成了现代文官制度与古代科举的一些重大区别。一般地说，现代民主国家的官员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途：政务官（掌权者）直接或间接由选举产生，与政党共进退；事务官（办事者）多由考试录用，按业绩或年资晋升，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特点，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而传统科举官僚体制恰恰相反，这类体制谈不上政务官与事务官的严格区分而只有“君臣”之别（严格地说只有皇帝是“掌权者”，而百官都是为他办事的“臣仆”或奴才），但通常中央及地方的各级政要（即现代一般列为政务官的阁员、议员与地方主官的古代对应者）都由考试出身而非经选举。反而是各衙门的办事员即所谓刀笔吏者流并不通过考试，而是由种种不规范途径产生：有由正官“自辟僚属”者，从社会上招募者，经各种关系推荐者，甚至还有“学而劣则吏”、专以科场淘汰所余充之者。在明代后一途径居然成为定式，即“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4]而他们在现代文官制中的对应角色正是考试录用的主要对象。 “政务官”不经选举，“事务官”不经考试，这样一种与现代文官制度完全相反的现象当然不是出于科举制设计者的考虑欠周，而是由政治制度本身的专制性质所决定的。“政务官”不经选举则不对选民负责，难以建立权力约束机制。“事务官”不经考试则会难免素质低劣，“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5]于是在统治合法性与办事效率两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缺陷。一方面“政务官”不可一世，往往“官逼民反”，另一方面“事务官”蝇营狗苟，衙门陋规泛滥，明清时常有“衙蠹”之称。这显然不是通过强化科场纪律所能解决的。考试选官在技术上确有优点，但它本身并不能解决制度性问题。相反，制度的败坏却能够歪曲这一“技术”。因此尽管到明代科场纪律已经空前严密：“会试：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俱有定员，各执其事。”“试日入场，讲问、代冒者有禁。……文字中不许自序门第。弥封编号作三合字。……试士之所，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人一军守之，谓之号军。试官入院，辄封钥内外门户。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l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l官。”然而科场中的腐败现象仍然是层出不穷：“其贿买钻营、怀挟请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办甚。事属暖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其他小小得失，无足道也。”[6] 尽管如此，科举官僚制最大的弊病还不在科场，而在官场。即如黄宗羲所说：“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所谓取士之严，指士林出路仅有科举一途，造成严重的人材浪费；所谓用士之宽，指一旦考上即易于“ 进”，致使“在位者多不得其人”，官场气大坏。他由此叹道：“取土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7] 黄宗羲所处的明末，有识之士对科举制的评价已如此恶劣。其在两百多年后的清末变革之潮中之被废除就不难理解了。今人对“废科举”持批评态度者往往责怪清末以来在“西化”之风影响下一切求变的“激进主义”，实则科举名声的败坏早在清末“激进主义”兴起以前、甚至早在国门未开、国人尚不识西学为何物以前就很严重了。今人往往奇怪于当时的中国放着那么多的积弊不改，甚至连男人的辫子也尚未剪掉，便急急忙忙地废除了科举制这个据说是“类似于现代文官制度”的宝贝。其实人们如果注意到反科举的思潮兴起于“西化”之前，也许就不会奇怪了。历史不能假设，但倘无西方入侵，科举制在中国自身的轨道上是否就能一直运作下去，也未尝不是个问题。明末时从皇帝到社会上就已对“制科之弊”怨声不绝。崇祯皇帝因此提拔了非进士出身的陈新甲、孙元化、陈启新等人委以尚书、总督、巡抚等要职，并“为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但专制之制不改而考官之技已失，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欲得胜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详，所以徒为纷乱而无益于时也”。[8]这段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200多年后废科举后果的预演，它既说明了专制政治不变而只拿考试一法开刀，后果必然不良，也表明了在专制政治下被严重扭曲了的考试选官法本身的危机。对此如果只埋怨清末“激进改制”坏事，也是有失公正的。ッ髑迨贝科场纪律制定得如此严密，何以科举制仍会败坏呢？我以为黄宗羲的一段话道出了症结所在，虽然这段话他并不是专就科举而言的：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敛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9]为什么“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藏天下于筐箧”即置天下于一家之私囊的立法。科举制败坏的根源就在于此。今日重新评价科举，这一点是不应回避的。三、从政治哲学层面看科举：“大共同体本位”与对个性的禁锢上述黄宗羲的话还可以引起更深层的思考。这段话表明：中国的传统统治者，乃至传统中国人，并不象表面上声称的那样相信“性善论”。他们对人的“自私”与人性的阴暗面可以说是无时或忘，并为此处心积虑地设计“防人”之法。这种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奇特景观是那些只从儒家圣贤之言来考察“传统”的人难以解释的。明清科场规则之严密，常使今天的科举肯定论者大为赞叹。然而又岂止科场规则，传统中国的“防人之法”达到极高水平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科场防弊达到了每个“考生”派一军人给盯着的地步，官场防弊则达到了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为官的地步，这就是明清两代发展得登峰造极的回避制。那时除了世袭的土司和法定必须由孔家人任知县的曲阜一地外，全国各地的县官都必须来自外省，甚至本省其他府、县的人也不行，以防同乡结党为弊。就是这些外省人还不能久任，而须频繁调动，以防任职日久形成关系网。对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国家也常持以怀疑的眼光，尽量限制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区之间依附关系的发展。甚至对于儒家意识形态极力褒奖的家族组织，专制国家也不象表面声称的那样欣赏。从北魏的废宗主而立三长、明初“浦江郑氏九世同居”被皇帝疑忌为“以此众叛，何事不成？”而险遭杀身之祸，直到清代一些地方官府“毁祠追谱”，抑制宗族势力，专制国家对“强宗右族”的疑惧与礼教对大家族的褒奖始终并存，而且前一因素的实际影响往往超过后一因素。[10]实际上这一切都可以归之为我国政治文化中以“国家（王朝）本位”来排斥在实践上则崇刑废德、扬忠抑孝、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容隐”，不一而足。《秦律》中关于“妻有罪，其财界夫”，“夫有罪，妻先告，其（妻）财不收”、奴婢“盗主之父母不为盗主”的条款，明确承认父子夫妇各有其财。而秦人世风，则有所谓’借父l，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相讥。[12]这里亲情之淡漠，恐怕比据说父亲到儿子家吃饭要付钱的“西方风俗”尤有过之。人性险恶，险恶的人抱成团更难制驭，因此国家应当使人际关系尽量自上而下地“一元化”，即皇帝--官僚--吏胥--下民，而任何横向关系如“朋党”、宗族、同乡等等都应减弱到最低限度。以后的历代王朝一方面“独尊儒术”，一方面“汉承秦制”，其统治精神多少都具有“儒表法里”的性质：王道其表而霸道其里，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实，看似吏的儒化，实为儒的吏化。历代帝王不论口头上怎么讲，实际上对“法、术、势”的重视远超过四维八德。由汉到清的中国基本上仍是“大共同体本位”的，而不是小共同体本位、更不是个人本位的。像古希腊的德莫、古罗马的父权制大家族，中世纪欧洲的村社、行会、教区这类具有自治因素的“非国家”组织所享有的地位，在传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与西方相比，这种传统秩序与其说是“家族主义”的，勿宁说是“国家主义”的。科举制度就是这一特点的产物。从科举考试的内容看它似乎有明显的儒家色彩，然而这一制度本身应当说主要是法家传统的体现。事实上，更能体现儒家性善论与宗法伦理的选官制度应当是由道德偶象式的地方元老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为官的察举制度。这一制度被废弃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场角逐无疑是极权国家权威对宗法权威、“法术势”对温情主义占优势的结果。而学界对此似乎尚无足够认识。另一方面，这种选官制度与中世纪西方贵族制的区别也正是“大共同本位”与“小共同体本位”之别的反映。我们知道，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内涵是有个性的公民及公民个人权利摆脱传统共同体的桎梏而崛起。而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中世纪西方，“大共同体”长期处在不活跃状态，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采邑、村社、行会、家族公社等“小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受的冲击，与我国法家传统对“小共同体”的否定往往在表象上颇为相似。这就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古代中国的某些制度是惊人地“现代化”。象科举考试选官制度、回避制度与“现代文官制度”的相似就是如此。类似的还有由于极权国家对于臣民间横向依附关系的限制而形成的民间人际关系“自由化”表象。我国很早就存在着臣民之间的“自由租佃”、“自由雇佣”和“自由买卖”，而很少有西方那样的采邑农奴制以及自治村社对个人的束缚。如果不考虑专制国家对臣民的桎梏，那么我国人民似乎很早就生活在“自由”之中了。然而这当然只是一种幻象，因为在我国历史上，采邑、村社、教区、行会之类“小共同体”权力的不发达，并不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发达所造成。相反地，它意味着专制国家这一传统的“大共同体”权力的膨胀，它不仅使公民个人权利无由产生，连“小共同体”的权利也被压抑。它“平等地”剥夺了一切人的公民权利。与其说这样的社会不存在着不自由的农奴，勿宁说不存在的只是“自由的”农奴主，而所有臣民都是专制国家及其人格化体现者（君主）的“普遍奴隶”。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水浒》式造反-“庄主”带领“庄客”（或者说是农奴主带领农奴）造专制国家的反-- 成了最好的注解。 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它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最本质的区别。这两者都具有排斥“小共同体利益”的功能，因而在技术上可以十分相似。但前者是从专制国家即大共同体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后者却是从公民权利本位即个性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象黄宗羲那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倾向的中国式“启蒙思想家”在抨击科举制之余，会主张恢复仿佛是更为落后的察举征辟之制：这与社会上的人们宁投“庄主”为“庄客”也不愿做天子爪牙之下的“编户齐民”是一个道理。现在不少论者从技术上指出科举考试仍不如现代文官制“平等”，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我认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公民个性本位还是“大共同体”本位才是根本的区别。科举考试即便再“平等”，只要它是一种排斥个性的“平等”，那么它就并无现代性可言，而只能一种天下臣民“平等”地作为皇上奴才候选人的制度。严格地说，它与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一律“平等”地供皇上“选美”的制度并无实质区别。在前近代社会中，束缚个性发展的共同体桎梏是多种多样的，而个性发展的进程往往不可能一下同时摆脱所有的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状态。因此，个性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可能表现为桎梏性较小的共同体权利扩张、对主要的共同体桎梏形成消解机与制衡机制。西欧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就是这样。在“大共同体”不活跃的西方，公民权利在一定阶段上与“大共同体”的体现者结盟，联手反对“小共同体”的桎梏，反对领主权与村社陈规，就成为一种积极的进程。而在市民权利成长起来后，便会转而向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体”发起挑战，追求个性的进一步解放。而在传统中国则相反，“大共同体”的桎梏比“小共同体”强得多。因此如果说在西方王权（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市民社会因素）在一定阶段上可以有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那么在中国，或许公民权利在一定时期却需要与某种“小共同体”结盟。我们知道“庄主经济”对于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而言是一种落后现象，但正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庄主经济”色彩的乡镇企业，在冲破大一统命令经济的蕃篱、推动中国走向市场机制与人的个性解放的特定阶段上却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清末对科举制的否定也许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尽管“废科举”之后出现的替代物并不令人称道（犹如“庄主经济”或王权也并不是市场化进程与市民社会所追求的东西一样），尽管我们现在还要为摆脱这些替代物、实现政治人材选拔方式的现代化进行艰苦的努力。[13]总之，公务员任职资格考试作为选拔官员（主要是初入仕途的事务官员）的技术手段，如果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科举考试在这方面的确能给人以不少启示。但这一技术手段受基本政治制度（主要是统治合法性的产生机制）制约，正是由于这种制约，科举官僚体系在“官”无选举、“吏”无考试这两点上都根本迥异于现代文官制度，它的积弊及最后被废除都有其内在原因，并不能全归咎于“全盘西化”或“激进主义”。最重要的是：科举官僚制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强调“大共同体本位”（君国本位）的传统法家政治理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所谓儒家文化及其相关概念，诸如性善论、家族本位与“德治”理念等在“中国传统”中的实际地位，至少它与书本上的地位大异其趣）。它与以个人本位（在法理上即公民权利本位）为政治哲学基础的西方文官制由于都排斥“小共同体本位”（家族、社区或利益集团本位），因而可能会有某些技术上的相似。但两者在深层次上的根本区别却可能比它们各自与“小共同体本位”的距离更大。因此，绕开深层次的变革直接借助于那些技术上的相似而从传统官制跨入现代文官制度，恐怕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在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百年之后，客观地重新评价这一制度并在技术意义上借鉴科举制是完全必要的，但作为历史问题我们不应借弘扬所谓“保守主义”而完全否定“废科举”，作为现实问题我们更不能指望仅靠考试取官就能解决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出路。注释：[1] , and , An Adranced History of India. Macmillan, [2] Empire:Bureaucracy. in Dictonary of the Middle ;. [3] 《唐摭言》卷一。 [4] 《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吏胥》。 [6] 明吏》卷七0，《选举二》。 [7]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9] 《明夷待访录·原法》 [10] 参见秦晖：《宗族文化与个性解放：农村改革中的‘宗族复兴’与历史上的‘宗族之谜’》，《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8月号，28-31页。 [11] 《韩非子·备内》 [12] 《汉书·贾谊传》，今本贾谊《新书·时变》文略异。 [13] 关于“大共同体”、“小共同体”及个性发展（现代化）进程间的关系，详见注[10]秦晖，25-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