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舒清诗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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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丘中有麦，彼留子国。彼留子国，将其来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这首诗只有三章，章四句，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是对于诗的内容以及诗中人物的姓名，却仍有争议，迄无定论。《小序》云：“《丘中有麻》，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毛认为是“思贤”诗，《笺》、《疏》并无异议。[1]《传》的故训由于最接近于《诗经》时代，大体上是可信的。但是，对于“国风”中某些诗篇的诗旨，尤其是那些反映男欢女悦的情爱诗篇，囿于思想的保守性，《小序》往往牵扯到帝王后妃的身上，其说多半不可考之于史。自然亦有少数可考者，如《鄘风·君子偕老》、《邶风·新台》、《齐风·南山》、《齐风·载驱》、《陈风·株林》，但大多数情爱诗篇，往往是诗人即事即景抒情之作，并不反映什么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何可考耶？窃以为《丘中有麻》就属于此类民歌。对于这些诗歌，只能就诗论诗，味之以文情，审之以辞气，衡之以语法，核之以训诂，来探索其主题。朱喜作为一个理学家，思想也是保守的，但他的《诗集传》尚能遵循就诗论诗的原则，如《丘中有麻》，朱子就认为是一首爱情诗，其说一出，后人多有信之者，但朱说亦有瑕疵。朱子云：“子嗟，男子之字也。”“子国亦男子之字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在首章之后评点曰：“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而来乎？”[2]果如朱子所言，妇人私会二人且二人均赠其佩玖，揆之以情理，今天虽然有如此荒唐之事，但在古代确是够大胆的了，纵有，当事人也不会形之于诗，即使作诗人未必诗中人，亦不会如此津津乐道地赋之于诗。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引崔述《读书偶识》驳那些认为《齐风·东方之日》是讽刺诗者，曰：“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为不肖人，乃反以其事加于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此之自污者乎？”[3]其理亦可用于此。《诗经》中确有刺淫刺秽之诗，如《新台》、《南山》、《载驱》、《株林》，但决非当事人自作或以当事人口吻所做。《株林》刺陈灵公，作为一国之君，竟然偕大夫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君臣宣淫，终为夏姬之子夏征舒所弑。朱子评曰：“灵公淫于夏征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与语曰：君胡为乎株林乎？曰：从夏南耳。然则非适株林也，特以从夏南故耳。盖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从其子言之，诗人之忠厚如此”[2]。真正有伤风化、有悖人伦之事，旁观者亦羞以道之，正如《鄘风·墙有茨》所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由此观之，《丘中有麻》至少不是妇人歌咏与两个情人苟且之事。《诗经注析》认为《丘中有麻》“也不像朱熹所说的这位女子和子国、子嗟父子有私情，而这二人在丘中有麻处又为新欢所留。”《诗经注析》认为朱子和方玉润都将“留”解释为挽留之留，致有此误。窃以为误则误矣，因为倘若“留”解释为挽留之留，第三章“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语句不顺，但朱子并没有说子国、子嗟是父子，齐襄公淫乎其妹，实有其事，而这首民歌，查无史据，父子聚麀，有悖天伦，以朱子之智慧及其人生哲学，断不会作如此主观臆测。方玉润《诗经原始》亦误解了朱子，他说：“子嗟、子国既为父子，《集传》且从其名矣，则一妇人何以私其父子二人耳，此真逆理悖言，不图先贤亦为是论，能无慨然？惟是《序》、《传》亦有所疑，子嗟、子国既为人名，则‘之子’又何指？”方氏又驳姚际恒“嗟”、“国”皆为助辞说，曰：“嗟为助辞可也，国亦为助辞乎？”方氏主张嗟为助辞，国即“彼国”之“国”，犹言彼留子于其国，其国不可久留也，何不就我？方氏主张此诗为招贤偕隐之诗，云：“《丘中有麻》招贤偕隐也，周衰，贤人放废，或越在他邦，或互相招集，退处丘园以自乐。”[4]窃以为诗中看不出招贤偕隐的痕迹，更何况“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明显为同一种句型，而按方氏说，独独“彼留子国”要在“国”前加“于”才能解通。高亨的《诗经今注》认为《丘中有麻》是“一个没落贵族因生活贫困，向有亲友关系的贵族刘氏求救，得到一点小惠，因此作诗以述其事。”[5]《传》以为子国为子嗟父，而高亨以为子国是刘氏家族的另一个人的名字，把“彼留之子”解释为“那刘氏的人们”。窃以为这种解释值得商榷，因为《诗经》时代人称代词固然无单复数之分，但是“子”是名词，无论是用来替代第二人称代词还是作为偏正结构的中心语，“子”指二人或二人以上这样的用法恐怕没有，此种情况，先民是用加数词的方式来表示的，如《邶风·二子乘舟》。其次，既然是没落贵族救助于刘氏，刘氏施与一点小惠，恐怕还不至于“贻我佩玖”。窃以为赠玉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或是主恩浩荡，或是朋友之间因有深情厚谊而分手脱相赠，寄予平生一片心，或是恋人或夫妻之间情到深处感情的流露和表示。笔者认为此诗按第三种情况来理解更显得贴切、自然，把诗理解为女子的口气更为吻合。正因为“贻我佩玖”是爱情成熟的标志，故女主人公反复咏叹之，此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咏也。引文见《大序》）。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的说法令人耳目一新，他们认为：“这是一位女子叙述她和情人定情过程的诗。首先叙述他们二人的关系，是由请子嗟来帮忙种麻认识的。后来又请他的父亲子国来吃饭。到明年（应说‘第二年’）夏天李子熟的时候，他们才定情，子嗟送她佩玉，作为定情的礼物。”[3]这种说法，笔者大体赞成，但仍有疑问。首先，这种说法固然解释了诗中何以出现两个男人的名字，但仍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子国既为子嗟父，女主人公直呼恋人父，就显得不恭。据我所知，《诗经》中没有直呼恋人名字的诗篇（一般用代称），更何况连姓带字，更何况称恋人之父连姓带字？其次，笔者认为此诗作为叙事诗欣赏还不如作为抒情诗欣赏，因为作为抒情诗欣赏不须那么多猜测，我主张，“丘中有麻”、“丘中有麦”、“丘中有李”首先应作为起兴手法来理解，这是国风多数诗篇常用的表现手法，其次《诗经》的起兴虽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但并非与所咏之事毫无关联，恰恰相反的是往往是有所关联，如这首诗的起兴，就反映了季节的变换，“丘中有李”寓意爱情的成熟，“贻我佩玖”是爱情成熟的标志，正如《卫风·木瓜》所写：“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非报也，永以为好也。”《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闻一多先生信之不疑。他认为“将其来食”之“食”是性欲的廋语，古谓性的行为曰“食”，如《株林》“朝食于株”，而“将其来施施”，《颜氏家书·书证》：“江南旧本单为施”，闻氏认为施指天施地生之施，亦是性欲的廋语（见《风诗类钞》）[6]。果真如此，施与食对文同义，全诗皆为四字诗句。这是极有可能的，从风格上来说，《诗经》里不乏大胆、泼辣的爱情诗篇，从结构上来，全诗唯一的五言诗句“将其来施施”在诗中也显得不相称。可能是因为古人误解了施字之义，故又加一施字，这样一来，“将其来施施”就有语法问题了，因为他处不再有“来施施”的说法，按上古汉语语法，只能说，施施而来，或曰其来施施，或如《孟子》言：“施从良人之所之”、“施施从外来”，置于介宾短语前。从口气、语法、结构、古训等方面全面权衡，笔者认为《丘中有麻》作为一首爱情诗，最无疑义。既然《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那么诗中所歌咏的男子如是二人甚至是父子二人，那是不可思议的。即使不是一首爱情诗，也同样令人费解，“贻我佩玖”者是谁呢？故姚际恒、方玉润有“嗟”为语助说，立意弥合这一矛盾，而黄焯先生有互足说，立意解决这一问题。《毛诗郑笺平议》焯案：“首章《传》云：‘丘中硗确之处尽有麻麦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传》统三章为言，则次章之麦，卒章之李，皆以为子嗟所治也。其知子国为子嗟父者，以卒章称子嗟为‘彼留之子’，明次章子国为子嗟父矣。诗有重章互文以足意者，此篇次章言子国，盖下省‘之子’之语，末章言‘之子’，盖上承‘子国’为言，意皆谓彼刘子国之子，而为子嗟之变文耳。”[7]黄氏发明《毛传》，指出名字不同其因在于变文以协韵，是正确的。不过，窃以为不必如此征实也，子嗟、子国无非是女主人公恋人名字的代称而已，正如《郑风·山有扶苏》之子都、子充，无非是美男子的代称而已。《传》曰：“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窃谓嗟、国、都、充是常用字，可以想见是当时的男子取字的常用字，如子产之父就叫子国，至于子都，《孟子》曰：“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也”，春秋郑大夫公孙阏即字子都，都，美也，《诗》曰：“洵美且都”（见《郑风·有女同车》），充亦有美的意思，古人认为充实而有光辉，是美也，嗟，嗟叹之，以上诸字，以其常见，故诗人信手拈来作为美男的代称或情人的代称，故子国、子都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并无多少关联。同样，《鄘风·桑中》亦更换所思者之名以协韵，诗是以一个男子的口气写的，首章云：“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次章换云“美孟弋矣”，卒章更言“美孟庸矣”。朱子曰：“姜，齐女，贵族。”《陈风·衡门》曰：“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孟姜为美女的代称，用来称呼情人。孔颖达疏《陈风·东门之池》“彼美淑姬”曰：“美女而谓之姬者，以黄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后，子孙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为妇人之美称。”[1]陈奂《诗毛氏传疏》考订，“淑”为“叔”之误，陆德明《经典释文》本作“叔”[8]，叔姬如孟姜也，孟（伯）、仲、叔、季为排行，古代女子无名无字，故称之排行和姓。孟姜、子都为代称，大家不会怀疑，孟弋、孟庸、子充根据文理，亦为代称，是不必去考证也无法去考证是否实有其人的。同理，子嗟之名亦不可考。如承认《山有扶苏》、《桑中》换名以协韵，则《丘中有麻》换名以协韵，极有可能。综上所述，我们可知，这类男欢女悦之词，多半以男女一方的语气写出，诗中主人公的情人名字均为代称，并非实名。后世犹有此风，如《孔雀东南飞》、乐府民歌《陌上桑》里的“罗敷”即为美女的代称。总而言之，笔者认为《传》以子国为子嗟父，并无实据，不过是从下文“彼留之子”猜测出来，其实“子”在《诗经》指男子或女子比指儿子更为常见。笔者认为，“之子”，是子也，有如《东方之日》“彼殊者子”之“者子”。王引之《经传释词》曰：“之，是也。故《尔雅》曰：‘之子者，是子也。’”“之”为“者”之借词，《说文》曰：“者，别事词也。”不过，之字在《周南·桃夭》“之子于归”中显然是指示代词，“彼留之子”、“彼殊者子”中的之字、者字指代意义已虚化最后，笔者想从文学语言的角度，通过对诗的修辞以及句法研究，对《丘中有麻》“留”通“刘”说予以献疑。如果“留”通“刘”作为姓氏，“彼留子国”、“彼留子嗟”、“彼留之子”这样的句子不仅无文采可言，实在不象诗句，而且《诗经》也没有这样的句型。“留”本可通“刘”，如《大雅·常武》“不留不处，三事就绪”，陈奂《诗毛氏传疏》：“留，古刘字。《武》，《传》云：‘刘，杀也。’处，犹安止也。《传》意以诛其君，释经之留。吊其民，释经之处。两不字，皆发声也。”[8]留也是姓氏，《广韵·尤韵》：“留，姓。出会稽。本自卫大夫留封人之后……”，一说即古刘字。我认为这是可信的。但我认为《丘中有麻》中的“留”通“刘”，就诗之本事而言，《传》并无实据，故朱熹、姚际恒、方玉润不从《传》说。如上文所述，称人以字，表示尊敬，再加上姓氏，则有画蛇添足之嫌，若是晚辈称长辈，还显得不恭。更重要的是，留作为姓氏，“彼留之子”语句不顺，有点类似的句子有《陈风·东门之枌》“子仲之子”，但后者流畅一些，诗人何不曰彼留氏之子或彼子国子？窃以为“留”可通“懰”，因为《陈风·月出》“佼人懰兮”之懰字，《经典释文》本作刘，刘当是《诗经》原字，心旁为后人所加，《说文》无懰字，懰亦作嬼，《埤雅》：“嬼，妖也。”《广韵》：“嬼，美好。”妖亦美好也。表示杀的意思，《说文》有镏字，古书亦借用留字，如《荀子·议兵》：“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按理，表示美的意思，古书自然也可能借用留字、刘字，因为刘、镏皆从留得声。声符相同，古多通假，之所以如此，有两种情形，一、声符是古字，后人加意符，形成形声字，许多古今字就是如此形成的；二、当时古人以字代词时，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有规范化的要求，更何况，匆促之间也来不及深思熟虑，求其音同音近可矣，故声符相同者而多借用现象。加之，国风是民歌，采风者记下来苛求其字字本字，那是不可能的。即使今天采风，也做不到，因为现在的民歌，也像古代的民歌一样，有些词，是本无其字的。故《诗经》中一篇之内尚且本字、借字同现，何况是不在同一篇呢？古书中刘、镏、榴、瘤、鶹皆有借用留[10]的现象，最初本无其字也；又刘，为木名，字亦作榴（与石榴有别，见《尔雅·释木》），《文选》左太冲《吴都赋》“ 榴御霜”，榴，一本作刘；古“浏亮”亦作“溜亮”，流亦通留，因为刘、留、流同音也。《文选》潘安仁的《笙赋》：“懰檄籴以奔邀，似将效而中匮”，李善注引《埤苍》：“懰，留宿也”，懰自然是留的借字。由此观之，留与刘、懰本可相通。刘或懰字表示美貌，《诗经》中仅《月出》一例，似乎是孤立的用例，但如果我们把与其音同音近的一系列词联系起来来看，它是不孤立的。《月出》用刘字，不过是借音，毫无疑问，当时有这样一个词表示美的意思，与留、刘同音，其本字当为僚也，《说文》：“僚，好皃”（即美貌）。《月出》首章僚字、卒章燎字，与懰字互文同义，陈奂曰：“燎，当作嫽。……《方言》、《广雅》云：‘嫽，好也’。”《说文》：“嫽，女字也。”[8]，嫽与嫽音义同，因嫽是美好义，故女人用做表字。此三字同声同为来母，上古韵部同为幽韵，好亦幽韵字。窃以为僚、懰、燎三字民歌本为一词，载之于书，写成了不同的字。从留得声的字，多有美的意思，应该不是巧合，留，流也，《诗经·郑风·溱湋》“浏其清矣”，水以清而流动为美，人们常以行云流水以喻文章流畅之美，马跑得快，今人犹说“跑马溜溜”，亦并非无因也，溜溜本是形容流水的，形容马，行云流水意也，故古俊马曰骝；瑠，琉璃，流光溢彩，故曰瑠、琉；琉实际上也是从流得声，旒亦如此，旗之飘扬似流也，故古之冕饰或垂玉，造字为上下结构，上为流字，下为玉字，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曰：“自上而下，动则逶迤，若水流也”，字亦作鎏，经典借用旒字，鎏还可指美金也；柳字得声之由亦如此；璙与留、流同音，《系传》曰：“金美者谓之璙，然则璙亦美玉也”[10]；榴为安石榴的简称，本是外语借词，古人借用留然后造榴字，不为无因，因为石榴子光溜溜的。综上所述，从古人用字的习惯上来说，《丘中有麻》“留”可与《月出》“刘”（懰）相通，而皆为“僚”之借字。如上所述，“留”作为姓氏，“彼留之子”义有不安，但如通“懰”（从共时的角度应该说通“僚”），表示美貌，如此句型，则《诗经》中不显得孤立，如《月出》“彼姝者子”。窃以为“彼留之子”与 “彼姝者子”不仅结构完全相同，而且意思也相同。《诗经》中结构相同的句子还有《秦风·黄鸟》“彼苍者天”，而《苑柳》“有苑者柳”，《小宛》“有漼者渊”之类的句子句前用词头“有”，窃以为此处“彼”已虚化，与“有”并无实质差别，这种句型可以表示如下：彼（有） 形容词 之（者） 逻辑主语。亦有不用词头者而形容词重叠者，如《四牡》“翩翩者鵻”，《皇皇者华》、《菁菁者莪》、《裳裳者华》、《渐渐之石》（首句与标题同）。亦有“彼”置于形容词之后者，如《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信南山》“信彼南山”。大体相同的句子还有上文提到的“彼美淑姬”、《郑风·有女同车》“彼美孟姜”以及《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此三句与“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同。由此观之，《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整齐而有变化，而按旧说，则会打破这种整齐的美感。如果“留”通“懰”，那么这些诗句就不再是简单地呼喊对方，而是在诗句中带有赞美和欣赏的字眼（此种情况《诗经》中比比皆是），那么此诗用反复和呼告的手法，这实在是女主人公深情的流露。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女子盼望意中人亲近她，最终如愿以偿，对方赠送佩玖作为定情物，故她情不自禁地唱出这首歌。每章中间二句，是呼告，也是叹美之词，或因情之所系，或因盼之心切，或因意中人“贻我佩玖”而内心喜悦，故反复咏叹之。主要参考文献：[1]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第333，第337页[2]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月新1版，第47页，第84页[3]程俊英, 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70页，第216页[4]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201-202页[5]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05页[6]闻一多.闻一多全集·风诗类钞[M].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82年8月，第13页[7]黄焯.毛诗郑笺平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第72页[8]陈奂.诗毛氏传疏[M].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613，367，628页[9]汉语大字典[M].武汉, 成都：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12月缩印本，第1061页[10]徐锴.说文解字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第7页，第5页[11]向熹.诗经字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2版，第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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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人关于 " 南派 " 、 " 北派 " 、 " 碑派 " 、 " 帖派 " 的划分及其艺术特色的评价中 , 也可以看出古代书法美学对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审美特征的认识。尽管这种划分有时并不十分科学 , 但从其总体风貌上来把握 , 可以把南书、北书、帖派、碑派作为这两种美的形态的不同代表。相对说来 , 南派重优美 , 北派尚壮美 ," 北书以骨胜 , 南书以韵胜 "," 南书温雅 , 北书雄健 "( 刘熙载《艺概》 ), 南书婉丽清媚 , 富有逸气 , 北书雄奇峻健 , 更具豪气。重帖者 , 偏于阴柔之美 , 尚碑者 , 侧重阳刚之美。这与南派、北派书风也有密切关系。南书重帖 , 北书重碑。 " 南派乃江左风流 , 疏放妍妙 , 宜于启牍 : 北派则中原古法 , 厚重端严 , 宜于碑榜 "( 钱泳《书学》 ) 。帖宜于行草 , 以流美为能 , 碑宜于楷隶 , 以方严为尚 ," 短笺长卷 , 意态挥洒 , 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 , 法书深刻 , 则碑据其胜 "( 阮元《北碑南帖论》 ) 。北碑书法具有 " 魄力雄强 " 、 " 气象浑穆 " 、 " 笔法跳越 " 、 " 点画峻厚 " 、 " 意态奇逸 " 、 " 精神飞动 " 、 " 骨法洞达 " 等壮美风格。从某种意义上说 , 中国古代书法优美、壮美理想的发展演变 , 也正在重帖、重碑的不同倾向中进行。唐重碑 , 以壮美胜 , 宋、元、明重帖 , 以优美胜。 中国古代书法美学虽然在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两种形态上有不同侧重 , 但并不偏废哪一方。它强调二者的素朴结合、辩证统一 , 反对纯刚纯柔、偏执一方 , 倡导 " 刚柔相济 " 、 " 骨肉相称 " 的 " 中和 " 之致。它认为 " 纯骨无媚 , 纯肉无力 ", 只有 " 肥瘦相和 , 骨力相称 " 才行。从 " 刚 " 与 " 柔 " 来说 ," 直则刚 , 曲则柔 , 折则刚 , 转则柔 , 轻重捺笔则刚 , 首尾匀袅则柔 ," 二者结合，" 刚柔相济乃得佳 "( 《明赵宧光论书》 ) 。从 " 阴 " 与 " 阳 " 来看 ," 沈着屈郁 , 阴也 , 奇拔豪达 , 阳也 "," 书要兼备阴阳二气 " 。总之 ," 阴阳刚柔不可偏颇 "," 高韵深情 , 坚质浩气 , 缺一不可以为书 "( 刘熙载《艺概》 ) 。它认为偏执一方 , 便会出现弊病 , 从而降低审美价值 :" 张瑞图书得执笔法 , 用力劲键 , 然一意横撑 , 少含蓄静穆之意 , 其品不贵 "( 梁巘《评书帖》 ) 。纯刚纯柔都不可 ," 纯刚如以锥画石 , 纯柔如以泥洗泥 , 既不圆畅 , 神格亡矣 " （卢携《临池诀》）。因此要求二者结合 , 使其相辅相成 , 刚中有柔 , 柔中有刚 , 达到 " 婉而愈劲 , 通而愈节 " 、 " 飘逸愈沈着、娴娜愈刚健 " 的刚柔相济的 " 中和 " 境界。这种 " 中和 "的 " 火候 " 是较难把握的 , 往往 " 趋稳适蕴藉 , 则无气魄骨力 ; 求气魄骨力 , 则不稳适蕴藉 "( 梁巘《评书帖》 ) 。古代书家们总是不断地探讨着如何把握这种 " 中和 " 之度。古人云 :" 惟笔软则奇怪生焉 "( 蔡邕 ), 指出了毛笔的艺术表现功能。此一 " 软 " 字 , 是刚柔相济之 " 软 " 。 " 能柔能刚之谓软 , 非有柔无刚之谓软也 "( 刘熙载《艺概》 ) 。他们强调 " 以劲利取势 , 以虚和取韵 "(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 达到 " 骨 " 、 " 力 " 、 " 势 " 与 " 韵 " 、 " 味 " 、 " 趣 " 的和谐统一。 古代书法美学的 " 中和 " 美理想 , 还突出地体现在对晋人书法 , 尤其是对王羲之书法的崇拜方面。晋人书法表现出平和自然、含蓄委婉、刚柔相济、尽善尽美的境界 , 成为 " 中和 " 之美的典范。它如同西方古希腊的艺术 , 一直是后人学习的楷模。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美学的发展 , 可以说是在尚晋与叛晋的矛盾冲突之中发展 , 是在不断向晋人书风回溯之中前进 , 这也即在 " 中和 " 与反中和的对立中演变。人们认为 ," 晋尚韵 "," 晋书神韵潇洒 "," 晋人书取韵 " 。这种 " 韵 ", 主要表现在一种平和自然、含蓄委婉的 " 中和 " 美的意境。古人谈到晋书 , 几乎都推崇备至 , 显露出对一种不可企及的美的向往之情。他们认为 " 晋人以风度相高 , 故其书如雅人胜士 , 潇洒蕴藉 , 折旋俯仰 , 容止姿态 , 自觉有出尘意 "( 方孝儒《逊志斋集》 ) 。在晋人书法之中 , 尤其对 " 二王 "( 又主要是大王 ) 崇拜至极 , 认为王羲之达到了尽善尽美的中和美的最高境界 , 是万世的典范 :" 逸少可谓韶 , 尽美矣 , 又尽善矣 "( 张怀瓘《书断》 )," 尽善尽美 , 其惟王逸少乎 !"( 李世民《王羲之传论》 ) 。王羲之 " 思虑通审 , 志气和平 , 不激不厉 , 而风规自远 "( 孙过庭《书谱》 ) 。这 " 志气和平，不激不厉 ", 不正是古人向往的最高的情感境界吗 ? 他们这样来描绘王字 :" 同夫披云睹目 , 芙蓉出水 "," 如阴阳四时 , 寒暑调畅 , 岩廊宏敞 , 簪裾肃穆 "," 如清风出袖 , 明月入怀 "( 李嗣真《书后品》 ), 真是美不胜收。正因为王羲之在人们心中占有如此高的美学地位 , 所以便进一步被当作衡量书法艺术价值的重要标准。如所谓 " 虞世南得右军之美而失其俊迈 "；" 欧阳询得右军之力而失其温秀 "；" 褚遂良得右军之意而失其变化 "；" 薛稷得右军之清而失于拘窘 "；" 李邕得右军之法而失于狂 "；" 真卿得右军之筋而失于粗 "( 李煜 ) 。这些书家虽然都具有王羲之的某一特点 , 却都达不到王字的十全十美的艺术境界。 上面分析的 " 中和 " 美理想 , 是中国古代书法美学中的主导思想。虽然在书法美学的发展中也出现一些 " 反中和 " 的审美思潮 ( 这在后面的历史分析中将提到 ), 但它们都没有象 " 中和 " 美理想那样在古代社会贯穿始终 , 没有成为主流 , 占居主导地位。 二 从中国古代书法美学的“中和” 美思想的历史发展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考察 : 第一个阶段 , 从汉代到唐代 。它以 " 中和 " 美为主 , 又偏于阳刚之美 , 这是一个强调情理统一、又注重理性的阶段。其中，汉代是萌芽发端期。魏晋是发展高峰，达到刚柔相济的“中和” 美典范程度。唐代也强调一种理性的均衡适度的和谐。在这种“中和”之美的总体倾向下，它又强调“骨” 、“力” 、“势” ，追求一种雄强有力的气势。唐代是这种壮美理想的高峰。第二个阶段 , 从宋代到明代。这时以情为主 , 出现了张扬个性的不中和、不和谐的“狂狷” 因素、" 丑 " 的因素。宋代首倡之，明代“狂草” 派达到高潮。从偏于" 中和 " 的优美、壮美理想发展看，此阶段以阴柔之美为主导倾向，元、明两代盛行。第三个阶段，清代。这是一个综合、总结的阶段, 也是向近代美学转变的过渡期。它在综合阐发前两阶段的基础上探求情与理的结合 , 强调在壮美基础上达到优美与壮美的辩证统一。下面具体论述。 汉代 , 特别是汉末 , 是中国古代书法美学的萌芽、发端期 , 是古代书法艺术审美意识自觉独立的时期。汉代在书法创作实践中进行了理论探讨, 提出了所谓 " 上皆覆下 , 下以承上 "、" 左右回顾 "、" 欲左先右 , 至回左亦尔 "( 蔡邕《九势》 ) 书法形式美辩证规律 。从汉代关于 " 势 " 、“力”的论述中 , 从其作为审美联想中介的自然美形象的描绘中 , 可以看出他们崇尚一种有力度、有力势的飞动之美。蔡邕说 :" 藏头护尾 , 力在字中 , 下笔用力 , 肌肤之丽。故曰 : 势来不可止 , 势去不可遏 ,…… "( 《九势》 ) 。他探讨了 " 力 " 、 " 势 " 的审美联系及毛笔在表现 " 力 " 、 " 势 " 方画的独特的艺术功能。有 " 力 " 才有 " 不可止 " 、 " 不可遏 " 的 " 势。汉代首倡了阳刚之美的审美理想。 到了魏晋，从审美理想的总的倾向看 , 人们强调情理统一 , 崇尚一种刚柔相济、骨 肉相称、骨势与韵味和谐统一的 " 中和 " 之美。晋人书法呈现出平和自然、含蓄蕴藉的美的境界 , 达到 " 中和 " 之美的高峰。魏晋追求 " 平和 " 的审美境界 , 讲求书法外在形态的 " 势和体均 " 。卫恒说 :" 观其措笔缀墨 , 用心精专 , 势和体均 , 发止无间 "( 《四体书势》 ) 。王羲之认为 :" 夫书字贵平正安稳 "( 《书论》 )," 凡书贵乎沉静 "( 《书论》 ) 。他们反对恣肆狂乱的笔势 , 要求 " 分间布白 , 远近宜均 , 上下得所 , 自然平稳 ", 指出 " 当须递相掩盖 , 不可孤露形影及出其牙锋 "( 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教悟章第七》 ) 。 " 孤露形影 " 和 " 出其牙锋 " 是不符合 " 平和 " 的美学标准的。魏晋之“和” ，是多样变化之和。他们要求“数体俱入” 、“字字意别” 。但这种变化是 " 和 " 中之 " 不同 "。魏晋书法美学既主张变化 , 又要求不超出整体之 " 和 ", 它强调诸形式美因素达到素朴和谐统一。" 作一字 , 横竖相向 ; 作一行 , 明媚相成 "。" 绵密疏阔相间 "(王羲之《书论》 )。" 不宜伤长 , 长则似死蛇挂树 ; 不宜伤短 , 短则似踏死蛤蟆 "( 《笔势论十二章》 ) 。要求润涩、盈虚和谐统一 , 起伏得当 , 远近适度 , 诸矛盾因素在整体中达到完满的结合。魏晋追求一种以骨为主、骨丰肉润、刚柔相济的艺术美 , 强调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素朴和谐统一。魏晋书法美学提倡 " 骨 " 、 " 力 ", 反对软弱无力的书风 , 把 " 骨 " 、 " 力 " 作为重要的审美标准，认为“多力丰筋者圣 , 无力无筋者病”( 卫铄) 。魏晋所尚之 " 骨 ", 与后来唐代之 " 峻厉 " 、 " 粗放 " 、 " 雄强 " 之 " 骨 " 、 " 势 " 不同 , 它更主要是一种潇洒俊逸之 " 骨 " 、 " 风流气骨 " 。从当时对书法风貌的描绘来看 , " 王僧虔书如王、谢家子弟 , 纵复不端正 , 奕奕然有一种风流气骨 "( 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 ;" 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 , 形容虽未成长 , 而骨体甚峻快 ";" 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 , 纵复不端正者 , 爽爽有一种风气 "( 袁昂《古今书评》 ) 。这里 ," 奕奕然 " 、 " 风流气骨 " 、 " 骨体甚峻快 " 、 " 爽爽有一种风气 " 等 , 说明了魏晋骨势的艺术意境。魏晋之 " 骨 " 是 " 骨丰肉润 " 之 " 骨 ", 刚柔相济之 " 骨 ", 它既求骨力、气势 , 又要有华润流畅的韵致。他们强调 " 骨力 " 与 " 媚好 " 的统一 , 既讲求 " 笔力惊绝 ", 又追求 " 风流趣好 " 、 " 笔道流便 " 。王僧虔说 :" 骨丰肉润 , 入妙通灵 "( 《笔意赞》 ) 。 萧衍认为 :" 纯骨无媚 , 纯肉无力；……肥瘦相和 , 骨力相称。 "( 《答陶隐居论书》 ) 可见 , 片面强调 " 骨 " 、 " 力 "," 纯骨 " 无肉 , 是不行的 , 必须 " 骨 " 与 " 肉 " 、 " 媚 " 与 " 力 " 结合 , 达到 " 骨丰肉润 " 、 " 肥瘦相和 , 骨力相称 " 的境界 , 才符合 " 中和 " 美的标准。可以说 , 魏晋之 " 骨 ", 是 " 形 ", 又是 " 神 ", 是 " 意 ", 又是 " 法 " 。在这里 , 外在的 " 骨法用笔 " 与内在的风骨气韵达到了水乳交融般结合 , 形与神 ( 形式与内容 ) 、 意与法 ( 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 ) 达到完满统一。魏晋人尚清逸之气、俊君之骨 , 追求洒脱俊逸的精神、气度。这种对人的内在气质和外在风度的要求 , 表现在书法创作中 , 一种骨肉相称、刚柔兼备、有骨力、有韵味的艺术意境便创造出来了。魏晋所崇尚的 " 中和 " 之美 , 是一种情与理、感性与理性、个性与共性和谐统一之美。其情感之抒发自觉的控制在理性、理智之中 , 个人感性意趣之追求和谐地遵循着理性、共性的法度规范。它不同于以法胜、以理胜的唐书之美 , 更有别于宋以后以意趣、情感、个性胜的 " 狂狷" 之美。
与诗人选诗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唐诗三百首》应该有要找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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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山水诗研究 李康永 摘要 “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李白一生游览过许多地方，在祖国广阔天地里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爱慕和对前途的美好憧憬，他一生创作了许多山水诗。李白并不是以山水诗闻名，但是，李白的山水诗以雄奇、豪迈、大气、苍凉见长，突破了中国传统山水诗的借山水以自娱的窠臼。李白山水诗的突出特点是大自然山水形象的理想化、狂想化和个性化。李白对自然山水的审美，充满了一种人文、历史、地理和强烈的自我文化意识，使人文美与自然美相互交融，浑然一体。李白山水诗选择了“感物”的路线，摆脱了玄言，回归情感，情景交融，把人们对于自然山水的美感提升到一个空前的文化高度，对山水诗变体的成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 李白 山水诗 “盛唐风骚绝往昔，更添风华一谪仙”，李白的诗歌无论是在唐代以及唐以后，都有着特殊的内涵和特殊的魅力。提及其山水诗，则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占有着很大的比重。李白嗜爱山水，竟至于沉醉，乐极，“一生好入名山游”，甚至达到“爱此肠欲断，不能归人间”的痴迷程度。李白的山水诗，约莫有百余首，有继承庄子散文意境宏阔、浩渺奔放的浪漫主义传统的放浪诗作；有借鉴陶元亮融情入景的园田诗作；有袭二谢余风，而意境结构日渐佳境的山林诗作。李白很敬佩、赞慕二谢，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谢公宿处今尚在”和“脚著谢公屐”以及“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中可以看出。另外还有与王孟等初唐山水诗人风格相似的意画诗作，还有游仙缥缈入天地山海的意念诗作等等。由此可见，李白山水诗的丰富多彩与绮丽。 李白一生的大半岁月是在隐逸漫游中度过的。他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他 “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李白一生游览过许多地方，四川、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苏等，黄河、长江流域。李白20岁前后游历了蜀中的不少名胜古迹，山水诗描绘了蜀中的雄伟壮丽的山川，培育了他壮阔的胸怀，豪迈的性格和热爱祖国大自然的思想感情。李白25岁后，出蜀漫游，在祖国广阔天地里培养了对大自然的爱慕和对前途的美好憧憬。李白被玄宗“赐金还山”后，又再度漫游，游踪遍及齐鲁，江浙、燕赵，歌咏祖国大好河山是李白此时期山水诗的主要内容。李白长流夜郎，中途遇赦，流浪于宣城、历阳，此时山水诗将游仙、山水和现实联系起来，反映李白深刻内心矛盾。所以他创作了许多山水诗，并把山水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 一、李白与山水诗的关系 李白是中国山水诗人中的另类，他有一种世外高人的气势和极富张力的生命力，非常的飘逸和洒脱，这种个性的因素使得李白的山水诗在表现手法上似乎没有了固定的形式和规律，这就造成把握李白山水诗的风格和意境很难。但就像看梵高的画一看就是梵高的画，李白的山水一看便是李白的山水。实际上，李白才是真正主宰着山水诗的形式和规律的。李白写的不是山水的细节，而是山水的气势，用他的话来讲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的气势，这也是写他本人的气势，正是他本人的气势推动着他写山水的气势，只有他桀骜放纵的个性才能把山水固有的气势从山水中张扬出来，张扬山水的气势就是张扬李白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力，即是把他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力扩张到山水中，他的生命力是无限扩张的，给人的感觉不是山水感染了他，而是他感染了大唐的山水。 二、李白写山水诗的原因 李白写山水诗首先是体现在他热爱祖国山河、热爱大自然上。李白热爱祖国河山,所以他可以忘记忧愁,以极大的热情去写祖国河山。 其次，是因为李白受到道家的影响。道家的自然思想使他对人生抱有一种朴素的唯物观念。人的生死荣衰如同万物，“兴歇皆自然”，无须感恩，不必抱怨，因为都是元气的构成，同属大自然，同有大自然。所以他要拥抱大自然，与之化为一体。在《山中问答》中，他诡秘地说：“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世俗不会理解他，他也不属于世俗的人间。他的神秘的桃花源，就是从碧山通往梦想的神仙世界，生活在“大块”中，与大自然元气混沌一片。这种道家、道教的思想观念随他的社会生活、政治遭际而日益加深，使他日益爱好大自然山水，也使他的山水诗里的山水形象不仅表现自我形象，而且融化为自我形象，使山水形象理想化、狂想化、个性化了。 再次，是因为受到二谢的影响。李白深为感佩谢朓：“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呤》）可见李白山水诗接受了谢灵运、谢朓的艺术滋养，承继发展了大、小谢山水诗歌艺术传统。 还有就是受孟浩然的影响。开元年间的山水诗人孟浩然便是这类盛世隐士而名士的一个代表。他虽曾归隐鹿门山，而青年李白深深景慕的就是这位声闻天下的孟夫子：“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赠孟浩然》）赞美他不慕荣禄、不事君王的清德风流。 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受到时代的影响了。到了唐代，人们在宦游中开阔眼界，在山水里抒发激情。李白也不例外，而且他还写出了许多千古名篇。 三、李白山水诗的艺术特色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是伟大的，也是最典型的。他说自己的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杜甫称赞他的诗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种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确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特色。 第一，宏放高远。其一是指李白的山水诗描写的题材广泛，山水草木，虫鱼鸟兽，人文景致等都是其写作题材；其二是指时间宽度大，年代久远，空间高远，即所谓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李白写山水常追溯及远古历史发端。具体如《蜀道难》一诗,诗人从秦蜀远古的隔绝之状起笔：“蚕从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接着写蜀王派五丁开山,壮士们牺牲生命，才建成一条钩连秦蜀两地的天梯栈道：“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远别离》写洞庭、潇湘、九疑、苍梧等山水也是与远古的娥皇、女英、尧、舜、禹等人物相连。空间的高远则又是指李白善于用多种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山水进行整体的观察和描绘。如“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梦游天姥吟留别》，“西上太白峰，夕阳穷攀登，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登太白峰》)，“太白何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 邈尔与世绝。”(《古风》其五) ，“水从天汉落”(《赠崔秋浦三首》)，“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等，这些诗句山高水远，如同一幅幅远景山水画，具有构图宏大，视野开阔，境界邈远的特征。这既是大自然恢宏博大的写照,又是诗人心胸开阔的反映。 第二，意象飞动浩荡。这是指李白笔下的山水虽也有幽静、秀丽的一面，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离乱后……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但这并非主流，由于他思想奇逸浪漫，个性自由奔放，犹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所以，意象之景外化后常使其山水形象具有飘逸飞动之势，如“巴水疾如箭，巴船去若飞”(《巴女词》)，“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挂流三百丈，喷壑数十里。炎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望庐山瀑布》二首) ，“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与夏十二登岳阳楼》)，“遥看鹊山转，却似送人来。”(《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三首》)。 第三，虚实相生与浓重的画意。虚实相生，这是意境创造的结构特征。宋人梅尧臣说：“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说的就是意境。近人王国维先生也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他认为这就是“有意境”。这些用来评说李白的诗可谓恰如其分。就其山水诗而言,李白眼前之景象与胸中想象大多相融而莫分,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心物合一的地步。结合上文，我们可以认为意境从结构上看，正是“如在目前”与“见于言外”的统一。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讲，意境也就可分为实境和虚境，进而我们再来看李白的山水诗，他将虚的“见于言外”与实的“如在目前”发挥到了极致。如其《行路难》便是最好的说明，冰塞黄河，雪满太行，垂钓碧溪以及直挂云帆破浪济海等，看似实境，却均由心中抽象的情感和意念而来，是虚境的自然表现。实境与虚境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构成无比美好的世界。再谈谈画意，李白在此与王孟的造诣大约相当，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李白却把浓重的画意借助于其出神入化的意境抒发而加以表现，也就使得他的一些山水诗正如一幅幅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写意画，并且这些画的技巧炉火纯青，返璞归真，千态万状皆不离自然之道，而雕琢之迹全无，这正是中国诗画的最高境界。李白诗的山水名篇《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及《行路难》可作例证。《蜀道难》可谓一幅峥嵘嵯峨的蜀国山水图。览毕此诗，无不感到他在穷形尽相地描写蜀道艰难的实境时那种充满了激情，寄寓着许多慷慨悲壮的感受。同时作者驰骋想象,写景抒情,创造出蜀山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使其 虚境蕴含十分丰厚,以至众说纷纭,历代“解此诗者,几如聚讼”(《唐宋诗醇》) 。再者在此意境的基础之上，那种悲凉、愤懑的画意又随即映入眼前，或云感慨仕途坎坷；或言揭露时弊、讽玄宗幸蜀；或以为是劝告入蜀友人等等不一而足。 四、李白山水诗的语言特点 自然明朗是李白山水诗语言的基本特色,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朴素清丽、单纯自然的语言,受乐府民歌沾溉,而更多来自新鲜活泼的生活语言。“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脱胎于南朝乐府《西洲曲》:“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而“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欲倒非人推”,随意挥洒口语,更见性情的放旷。他多样化的语言又总归于率真自然、清新明丽,体现为自然之美。 李白山水诗的语言是完全个性化的。李白写不同风格的山水，就用不同风格的语言。他有许多著名的山水绝句，就是用清新流畅的语言写成的，如：“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洞庭湖五首》）这类诗所以能如实绘出秀丽山川的本色，正是得力于诗人清丽自然的语言。李白珍视语言的天然之美，反对过于雕饰的绮丽之风。 “李白的山水诗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山水诗之冠”，他以描绘中国大好河山，表现大自然无穷景物之美为主旨，并于容情入景中兼以抒发主观情怀。李白把祖国雄伟壮丽的河山视为主体，作为审美对象加以审视，而且要以新的视角、新的色彩、新的声音、新的气势写出前人和同时代人巅峰之作。李白的山水诗是李白诗歌成就的代表之作，它不仅在思想内容，艺术手法等方面反映了诗人的本体意识，而且其中也涉及到不少关于时代，社会，以及民生疾苦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总之，一句话，李白写山水诗不单纯写山水，李白的山水诗是难以脱离社会生活的窠臼的。 参考文献 1、《全唐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张家骐《中国古代山水诗之冠——简论李白山水诗》 齐鲁学刊 ， 1992年 第05期 。 3、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4、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年版。 5、杨海波《李白思想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6、松浦友久《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7、裴斐等《李白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希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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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清秋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都会有所不同，比如古人和现代人对秋的看法，多多少少都会有差别！同样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会随之改变。就像我对秋的看法一样。蝶变它，是一个卑微弱小的生命体。也许你不会关注它，甚至对它不屑一顾。可它几个月含辛茹苦的蜕变只为的展翅翱翔。它就是——蝶昔日里秋风凉风送爽，可不知怎么的今年的秋风却显得格外的刺骨。我伴着凛冽的秋风走在枯树落叶中，不禁偏头，看见一个弱小的身躯，它在风中挣扎。我看的出它的努力但在最后一刻它不动了，好像全世界都停止了，我的心微微的颤动了。蝉蜕曾经的夏日总少不了一种音乐“蝉鸣”。记得小时学的蝉那一课时第一次听老师讲述了蝉的一生。蝉的幼虫生长的时间很长，等到在一年的春天它才开始往上爬。等到午夜它又得忍受身体与外皮的分离。然而这种痛苦换来的只是短短几个月的“快乐”。却因为秋的到来，它的生命即将结束。想到这里我的心又颤动了。花落“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花也一样既有花开也有花落。春天它萌芽，夏天它绽放，秋天的再一次的到来夺走了花的美丽，我的心怦然跳动了。小时无知的我讨厌秋，因为它夺走了蝶、蝉的生命，花朵的美丽。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敬畏秋！秋天的到来让我明白了蝶、蝉、花为什么会这么努力的绽放自己。因为它们和我们人类一样有生、老、病、死、快乐和挫折。有些人面对挫折消极对待，而有些人就像蝶、蝉、花一样勇敢的面对困难，即使不能成功但也无悔，至少自己拼搏过。我想做蝶、蝉、花即使生命短暂也要努力拼搏：即使生活艰难，也要乐观面对：即使祸患降临也要的勇敢战胜困难。我认为人生就如一幅水墨画，有轻描淡笔，有浓墨勾画。所以我现在要直面挫折要让自己的人生轨迹里留下的是浓墨勾画！正是因为秋让我真正的理解了“人生”于是我开始敬畏秋！蓝天下的我们有一样的迷茫、一样的语言、一样的信念……在那落叶纷飞的季节你会思念我吗？我想你会的，一定会的。枫树落下的叶似乎是无言的尘埃可又更像是凄清的美，你可在思念？你会感应到知秋的思念吗？我想你会的。那是你最美的记忆，有你咧嘴的笑容。秋风扫落叶的声音是清脆的，扬起的尘足以迷糊了我的眼。我不知你在哪却知道你有一个记忆，是一个属于知秋的记忆，是一个只属于知秋的记忆。沙滩上有过你的脚印、气球上写着你的彩梦、田野的上空有你故意挣断的风筝；你说你喜欢追逐快乐，追逐快乐与你而言可以算是欢乐的日子，你无尽的笑声和扬起的眉角便成为了哀愁者的奢侈。你说，只要有想做的事就要努力地踏出第一步。于是你去了，去了一个我不知道的远方，也一并带走了知秋的念想，你说你会为你的梦为你想做的事而努力。知秋在思念，那年的小草为你而枯萎，浪迹的你可会知悉。知秋说：一直以为光是永恒，可白天与黑夜却一直在交替直到永远。我却不想听懂。山坡上的枫树在不断成长叶子红了又落，我知道那是知秋的思念。没有任何征兆，宜昌的天气就变得很凉了，并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凉爽，而是带有一丝刺骨的冰凉！就在前几天我还在抱怨酷热难耐，而转眼间便袭来了这样一股寒流，有点措手不及，原来已经是夏末初秋了。我其实并不太喜欢这样的季节，在这种瑟瑟的秋风里很容易让人伤感，让人产生离愁别绪，总是在不经意间会勾起某些逃避了几个季节的伤痛。以至于让我不知道该怎样让那些寂寞的心事在一个没有思念的夜里歇息。其实，许多的事情总是在经历过以后才会懂得。一如感情，痛过了，才会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傻过了，才会懂得适时的坚持与放弃，在得到与失去中我们得以慢慢地认识自己。生活并不需要这么些无谓的执著，没有什么就真的无法割舍。即便会偶尔的触景伤情，也不过是片刻的心绪凌乱，转眼之间，转瞬即逝。夏已末，秋将至。这样一种季节更替的时节是否都会有那么一种无法名状的酸楚？是否都会忆起一段难以忘却的过往？是否都会有一些心事在心底一层又一层的重叠？相逢在千百个轮回后的尘世中，只为凝望一个深情的回眸，原来等到的只是一个漠然的背影。生命里是谁安排了这样一次又一次的错误？流星划破长空，刹那却是永恒。而我终究不是流星。瞬间的绚烂过后，一切回归了平淡，却再也回不到最初的平静。有那么一些时候，我需要把积压许久的情绪以一种自己喜欢的方式释放出来，让那么一些清冷的时光就这样在指尖流淌，悄无声息，随风而逝。孤灯，孤影，孤单心事。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或许是因为生在秋天，我对秋天总有一种莫名的喜爱与眷恋。哲人说。秋天是死亡与新生交替的季节。秋果和秋叶，似乎是秋的代表作，也是秋的象征。盛秋时节，气候宜人，是很受人喜爱的。然而我最爱的还是深秋。孟浩然“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王唯“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媛。”许浑“遥夜泛清瑟，西风生翠萝。”都是寒秋佳作。读来不免有一层淡淡的凉意。那是秋特有的幽冷与寂静。也为凉秋蒙上了轻纱般朦胧的诗意。 天凉了，这时秋叶的枯黄逼退了翠绿，如果说盛秋的枯黄色还“尤抱琵琶半遮面”的话。这时它便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要是恰巧一阵风吹过，一经树梢，枯叶便如一只只黄蝶轻巧地悠悠落地，树下便如铺上了一幅百蝶图，倒给这萧瑟的气氛以一点凄美的慰藉。多美呀，叶儿象树的第二批果实，完整地奉献给了大地。天凉了，晨起经常与秋雾打个照面。这秋雾可跟别的雾不一样，是秋姑娘在给大自然化妆呢。雾很清凉，恰到好处使人感受到深秋的寒冷意味。英美的诗人认为，雾很轻，附在小猫的足上。我还觉得，秋雾还总比别的雾湿润些，象牛奶的蒸气一样，雾中迷蒙的湿气钻进眼睛里，凉凉的象刚洗过眼一样。 江南的深秋是一半阴一半阳的。这是因为阴天总和晴天平分每个日子。晨暮的秋意，在正午热量稀薄的阳光映衬下。是更加明显了。 去翻翻古往今来的名家名篇，每一个都吟咏过这寒秋。也许寒秋本身就是一种意境，且先不管她各种各样冷艳的体态和谜一样的面容，单是她清冷的气质，就能醉了人的心，夺了人的魂。现在的生活节奏可是越来越快了。热闹的春天，喧燥的夏天，冬天倒是不错，又总让人带着些许懒惰和倦意。秋无疑是最让人清醒而沉着的季节，而深秋则是其中最富于哲理的一段。我沉醉与这一段凄冷的日子。凉了，凉了，越来越富于凉意，给冬以一个完美的连接和过渡，给浮躁的心灵以冷静和沉思。无怪乎郁达夫先生要特特地赞一番秋景了。3.每年那个时候，你悄悄淌入我的心扉，掠走我的思绪，你在我的心底早已根深蒂固——仙境般的九月。每当你带走我满心的烦忧同时，又仿佛让我顿悟到了什么，真是“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我言秋日胜春朝”，秋的确有着独特的魅力，一种神奇的美，这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让世人为之陶醉。 那烂漫的秋、金色的秋、迷人的秋。飘落的叶子如一只只金色的蝴蝶，漫天飞舞，舞姿那样迷人！它们旋转着、滑翔着、变换着、翻转着······留给人无限的遐想。它们落入泥土暂时停止绚丽的舞蹈，化身春泥，哺育着下一代花草。 散去叶子的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如同失去蝴蝶点缀的花草，失去以往的夺目。但，这永远不是终点。经过冬的洗礼与考验，迎来新的开始，它将在春季萌芽、生叶、开花、结果，迎来它的又一个辉煌！ 光秃秃的树干组成光秃秃的树林，“毁容的花草”当然无人问津。但他们坚信团结就是力量，待明年，百树齐晖，再展雄风！ 春夏挥洒的汗水，在此刻凝成辛劳的结晶，结出丰硕的报酬，那是秋的喜悦。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与春夏的努力，尽在此刻得以回报。想不劳而获的人们脸上写满了失意，他们只得空手而归。这是人生的教训，亦是人生的财富：人生之行路漫漫，时光不会任你挥霍，更不会让你虚度一秋。你欺生活，就会被生活所抛弃。那么请拾起遗失的自我，迈向理想的帆旗！ 这遍地的金黄，比春夏的翠绿稍逊一筹。那娇滴滴的绿华而不实，空有身美丽的躯壳；那成熟的金黄却让农民伯伯们眉开眼笑，成就了他们的孝心、爱心，带给他们以欢乐。 秋日里的太阳已然不那么耀眼，但它此时的光辉却让人们倍感舒适；秋日里的绿色已然褪去，少了那般锋芒毕露，却更能凸显它的价值；秋日里的风已然不那么温暖，但他更能吹醒那些糟践光阴的人。秋日里不能见证八月北京的辉煌，他却可以为奥运“善后”，清理这无硝烟的战场，为这次民族的盛宴画上完美的句号！ 秋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礼物，对此我只有仰视。仰视“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大气；仰视“湖光秋月两相合”的唯美；仰视“银烛秋光冷画屏”的孤寂。那无与伦比的金色九月实在难用普通的词汇来媲美，猛地想起了辛弃疾的《丑奴儿》—而今识尽乐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悲秋探源——中国古典诗歌的悲秋情结摘要：“悲秋”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主题之一。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传统文人，与秋天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结。“悲秋”情结的产生，发展到不断深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古典诗歌的情感内涵、以及中国古代文人心态有着很深刻的联系。关键词：悲秋情结；中国传统文化；情感内涵；文人心态“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道出中国诗人的悲秋情结自古有之。悲秋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主题之一，自古以来，无数骚人墨客的作品中，都郁积着浓浓的悲秋情结。悲秋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现象。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传统文人，不自觉地继承着某种共同的哲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被一种持久而坚韧的文化气质所笼罩，尽管在这个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有过战国百家争鸣的活跃、魏晋任性适意的通脱、唐宋的繁盛蓬勃、明清的局促衰落，但时代风气的转换，似乎没有改变古代文人一些代代相沿叙的精神追求，没有改变伴随着这种精神追求而来的种种矛盾心态。相反，这些精神追求在继承中踵事增华，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古代文人与秋天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结，历来就有文人悲秋的说法，“一叶落而知秋”、“悲哉秋之为气也”。“悲秋”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主题。“睹落叶而悲伤,感秋风而凄怆”，“悲秋”文学主题从《诗经》、《楚辞》到“建安文学”，从唐诗宋词到元曲清诗，历经了上千年的发展、嬗变和积淀，从无意识到有意识，最终形成了特具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悲秋”文学意识。一、“悲秋”意识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中国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哺育出的一种文学形式，它的魅力源于灿烂的传统文化。自然界的秋天是一个百卉俱腓、众芳摇落的季节；在文学上，萧瑟肃杀的秋天则象征着一种繁华的消逝和一个更加残酷的未来。秋天似乎是属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这个季节代表了他们的苦痛，也代表了他们真实的追求和真实的无奈，所以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传统文人，自觉不自觉地承继着这种“悲秋”的情怀，也自觉不自觉地被这种情怀感动着。1．中国古典诗歌的悲秋情结与自然观的联系中国古典诗歌的自然观就是一种生命态度，其极致，指向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伦理和自然性的哲学塑造着中国人的灵魂，自然性的哲学，给中国人提供无限的自由，自然观影响着诗歌的发展。感悟伤怀，触景生情，情景交融于一起，正如王夫之所说得“景者，情之景也；情者，景之情也”。（参见《姜斋诗话》）中国文人的悲秋意识贯穿于自然事物的描写中，溶注于生活景象的摹状中。对于诗人，自然既是一种情感语言，也是一种生活态度[3]（p3）。中国古典诗歌往往借助蟋蟀、蝉、柳等自然景物与生活景象的描写，或表现逝者如斯的生命感怀，或传达死亡断灭的人生感伤与人生愁绪的无限感慨，而对"悲秋"题材的超越则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悲秋"主题，这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自然观有很大的联系。中国作为内陆的农业国，“自然经济”形成了其自足的农业文化心态，这种文化心态的本质，即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肯定人的自然生命。在这种农业文化心态中，人心向自然界依赖、亲近，心与物之间由感应到融会，是诗的品格，也是中国诗歌深厚的文化底蕴[3]（p3）。中国先哲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息息相通的整体，“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一”，（《庄子》）“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易》）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中国哲学的精神实质是自然之“道”，这个“道”指的是自然界万物的自然性，也就是自然的运行状态——自然而然。从自然发展的角度看，秋天是一个百卉俱腓、众芳摇落的季节，秋景秋事秋情，都为一“气”所化，故宋玉曰：“悲哉，秋之为气也。”秋气乃阴盛衰杀之气。人感秋气而衰，原是自然之理。自然意义上的天人感应，主要是通过物质性的“气”的作用来达到的。正如《吕氏春秋》所云：“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鼓宫则宫动，鼓角则角动。平地注水，水流湿，均薪施火，火就燥。”客观自然之秋与主观人心之悲，其实也是一种“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看，悲秋情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作者的时代与个人经历的统一，但它根本上还是人的自然性与对象世界的自然性相互作用的结果。秋季既是万物成熟、喜庆丰收的季节，如王安石在《赠刘景文》中写道：“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景色，正是那橙子已黄、橘子还绿的秋天；秋季也是秋风萧瑟、千树落叶、万花凋谢的季节。自古诗人墨客把秋天描绘得多么萧瑟、凄凉，一说到秋天，总与凄凉、忧愁、郁闷等连在一起，“秋”好象与“悲”“愁”总有不解之源，正如南宋吴文英在《唐多令》中所言：“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它既用析字法把“愁”析为“心”与“秋”，又似说出了“愁”与“秋”的一种内在的关系。中国古典诗歌的境界就是自然之境，是人的生存之境，也就是自然哲学追求的“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强调：人与自然间并无绝对的分歧，自然是内在于人的存在物，而人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调谐。人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达到一种完满和理想的境界，是中国人文精神追求的最高目标。坐忘自然，万物归怀，人消融于大自然之中，与自然灵魂合为一体。诗人把自己彻底忘却，万思归一，化为万物万象，便能触摸到自然的底蕴，把握宇宙生命的脉动，获得自然本体的认识。自然是人赖以生存的家园，是人生于斯，死于斯，歌于斯，哭于斯的生命所在，离开了自然，人无以生存。人为了生存，农业便成了供给人们衣食的必须，农业的发展产生了因遵循自然规律而形成的农耕文化。2．悲秋”情结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农耕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进而影响到中国人的精神层面，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构成。因为自然遵循的规律，农业生产由播种,生长到收获是一个有规律的循环往复的过程，由此而形成了四季等自然观念，即所谓《易传》所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则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则岁成焉。”[4]（p260）自古以来，时序的更替，季节的变化，草木的荣枯盛衰，气候的冷暖寒暑不仅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而且影响中国人的文化观念的形成。秋季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同时也是自然界万物由盛转衰的季节；对于文人来说，他们的感受是后者。传统农耕生活的习俗和观念习养并赋予了秋以强烈的时间意识和生死意味，使秋与逝“同行同构”，形成了古代诗人触秋伤悲，以秋抒情的心理定势和审美反应。秋天衰败零落的景物，凛冽萧杀的气象，寂寥凄清的山河令古代文人感到人事的忧劳，生命的流逝以及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的郁闷，由此而联想到人的生命就像自然中的一草一木也有由盛而衰的客观规律，从而体悟到人的生命的脆弱。面对人生的悲剧性的概叹往往是在秋的触发下产生的。从文化心理角度来看，还是由植根于中国人的农耕文化心态所决定的。自然是永恒的象征，它以无限的丰富性和深邃性，使人类为此倾注绵绵不觉的情感。“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从《诗经》的名句中就可以看出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自然去表达人的内心情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根本。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构成因素不外情和景两面，情景交融，浑然一体乃是中国诗歌的最高艺术境界。二、“悲秋”情结与诗歌情感内涵的关系自然的丰富意象形态与人的心灵的丰富情感构成了互感与交融，主体心灵总能在外在物象中找到与其内心情感的对应。庄子齐物论思想认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物不是纯然外在的客体，物象和人之间存在着心心相印的联系，人的心灵世界和外在物象的感性品质之间构成了一种互相映照、感应的关系。诗人为了表现哀怨，寂寞的丰富感情，往往要借助丰富的自然意象形态。1．“悲秋”是诗人诉其哀怨感伤的一种特殊方式诗人表现其哀怨不平之情的方式多种多样，或是比兴寄托抒泄其怀，或是览古、吊古在历史兴亡的感叹之中寓其身世之悲和失意之痛，或是悲秋伤春述其哀愁，或是伤别离愁羁旅而陈情告哀等[5](p101-112)。宽泛的说，咏古托寄、悲秋伤春等等都属咏怀。我国地处北温带,四季分明,秋天是气候由热变冷,植物由盛变衰的季节,古代诗人又生活在那个容易感到悲哀的古代社会,所以他们每每感物兴怀,逢秋天而悲寂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刘熙载说：“咏古咏物，隐然只是咏怀。”即悲秋是诗人诉其哀怨感伤的一种特殊方式，但悲秋之传统并不起自宋玉。《诗经》中已有由秋天引出的伤悲之声。《小雅•四月》有“秋日凄凄，百卉俱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这由秋天引出的就是时代的苦难，但时代的苦难与秋日的悲凉还没有融合在一起。在屈原的作品中，秋与人的悲伤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关联，即秋引发、加深和表现诗人的哀伤。如《九章•抽思》“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思蹇产之不释兮，曼遭夜之方长。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之浮浮。数惟荪之多怒兮，伤余心之忧忧。”确实能称得上“写秋景入画”“千古言秋之祖”的，还应该推宋玉的《九辩》。《九辩》首以“悲哉，秋之为气也”发端，次言秋风萧瑟，草木花叶陨落，枝叶枯槁。这既是对何以悲秋气的进一步发挥，又贯穿了自伤之情。“坎禀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宋玉点出悲秋之由，乃是“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悲秋实是自悲，将秋天悲凉的画面落实到自身的遭遇和不平。《九辩》以伤为主，曹丕的《燕歌行》则是以思为主。秋思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传统题材，悲秋是悲怨之作的表现模式之一。在北方，人们对自然物的变化有了较早的认识和思考，由大自然的生命规律联想到人生自我。“只有在有了一个把秋作为整体现象和季节意识之后，自然中的衰败景物才可能变为对人生短暂深切领悟的标志。”[2]（p94）悲落叶于劲秋，万木凋零的深秋景象，容易触发人的愁思，如同“伤春”“惜花”蕴涵了韶华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慨一样，“秋思”的情节多了“悲”“愁”的苦涩味和孤寂的凄凉感。北宋著名词人柳永一生曾写过大量的伤感词，其中以哀婉萧瑟清秋晚景的作品居多。“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渐觉一叶惊秋，残蝉噪晚，素商时序。”“对萧萧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杜甫的《登高》寓忧时伤世之怀于其中，但还是以悲己为主。通观全诗，诗人悲秋是在悲其自身的穷途抱恨、衰颓愁苦，其意十分清楚。全诗的意象和由诸意象组成的画面，突出的也是哀怨萧瑟之情。人与景物情感之间的共生互发，互相交织，也是以人之情感为主。就悲秋而言，诗人之怨愤与愁绪积于心中，当秋天来临时，而与物互生共发，于是就有了悲秋之歌。中国古代文人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这驱使他们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光耀门楣。可是，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文人入世往往如履薄冰，精神压抑，命运坎坷。于是，萧瑟肃杀的秋天被视作具有隐喻意义的意象。它象征着一种繁华的消逝和一个更加残酷的未来，这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普遍而深刻的失落心态有着某种自然的契合。由此，古代知识分子往往将这种失落心态用一定的方式体现出来，从而达到情景交融。2．“悲秋”情结是传统诗学理论的一种具体体现方式秋歌，是由秋天诱发的情感而形成的诗歌。先秦的《礼记•乐记》最早从心物交感的角度来论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质在人心之感于物者也。”强调的就是物对人的感发作用。钟嵘《诗品》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样一种心物交感过程中的感物兴会、情以物兴的诗之生成方式就是诗的意象思维的特征。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更加深入一步地阐释了心物交感、“睹物兴情”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一方面是“情以物兴”，作者的情因物的感触而起兴，在观察或接触外境万物之时，物引发作者的感受、诱发他的想象，物是起主导作用的。另一方面是“物以情观”，从“物”的角度看，它不仅仅为了表达自身，而且是作为“情”的体现者而出现的。感物的意象生成作用，决不仅仅是“物”本身，而且它的指向与根本意义还在于物所蕴蓄或所激发的情思。“秋天的悲伤，就是对时光流逝而没有能够完成任何可感知的事业的悲伤。”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解释“物节本‘好’而人自‘惆怅’，风景因心境而改观耳。”由此看来，悲秋是一种情景相契、人与境同的境界，是自然、社会、心理的有机融合，是诗人的不幸遭遇和内心思想的外化。“悲秋”文学意识是抒情文学中“情”与“景”的关系：情是作家内心之情，景是作家眼中之景。然“一切景语皆情语。”[6]（p225）作家笔下的景物已不是自然界中的客观景物，而是染上作家感情色彩的景物。正如陆机所言：“遵四时以叹逝，占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7]（p170）所以，在“悲秋”文学作品中，并不是秋景本身就具有“悲”的色彩，而是来自于作家情感深处的悲秋意绪。境由心造，对景物的好恶,一般是由观者的心境而定，要想真正达到范仲淹所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那是不容易的。“诗言志”的诗歌，是诗人抒发自己感情的平台，诗人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所选取意象的角度就不同。以宋玉的《九辩》为开端的悲秋传统，作为一种重要的抒发情感母题，被后世文人延续下去。古代诗人爱秋，只是秋在他们的笔下有落花流水东风残，也有飞燕归来绕画梁，正所谓各有千秋，对景思情自悲欢，诗人悲秋，文人伤秋。古人多悲秋，和他们的爱情多坎坷，人生多失意有关，但同样面对秋天，刘禹锡在他的《秋词》里就表现出了另一种人生境界，“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诗人深深懂得古来悲秋的实质是志士失志，对现实失望，对前途悲观，因而在秋天只看到萧条，感到寂寥，死气沉沉。诗人同情他们的遭遇和处境，但不同意他们的悲观失望的情感。他针对这种寂寥之感，偏说秋天比那万物萌生、欣欣向荣的春天要好，强调秋天并不死气沉沉，而是很有生气。秋天在他的眼中，没有风雨、没有落叶、有的只是晴空、彩云如春天般美好，晴空之下，一鹤振翅冲天而飞，便引发他的一腔豪迈，无限诗情！“诗言志”，“诗情”即志气。人果真有志气，便有奋斗精神，便不会感到寂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突破，本诗才一反传统文人悲秋的情绪，唱出了昂扬的励志高歌。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胸怀成就了不同的秋，呈现了秋应有的多姿多彩，或黯淡，或浓郁；或凄清，或热烈；或哀伤、寂寞；或热情、欢快。秋以它特有的风韵丰富着人的心灵，美丽着人的情怀。秋始于露气变白之时。春夏为露，秋冬为霜。老子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在春夏，露是以清绿覆盖润泽万物，草木因其润泽而成茂盛丰腴；“梧桐尚覆阶前春，秋信先残水面花”，露色变白，它覆盖在万物之上也就变成焦虑，变成晶莹无力的忧伤。对秋有不同体会——万物成熟之时，而诗人则从焦虑与忧伤角度，看到是草木因这忧伤所染而变色，秋的美丽也就建立在了感伤上。历代文人中悲秋也罢，喜秋也罢！这都是由他们的心境来决定的！人有悲，人可以咏其悲；历史的盛衰兴亡不断循环也有悲。悲是人的基本情感。其一，秋是自然界的基本季节之一；其二亡是历史循环的基本阶段之一，两者在功能上是相遇的、互感的。人之所以能伤情、诉情、融情于历史的兴亡和自然的春秋，不仅在于天人合一的文化基础，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而且更在于历史盛衰兴亡中文人所持有的心态。三、悲秋情结与文人心态有很大的联系。中国古典诗词中始终笼罩着浓郁的悲愁情调，这种悲愁情调的背后所蕴涵的是文人对生命的意识以及身世悲凉之感，为了摆脱忧愁，文人们常通过饮酒和流连山水以寻求解脱，但通常又陷入更大的悲愁。我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历史中，既有唐朝时的兴盛，也有明清时的衰落。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其中，悲秋题材是许多文人偏爱的。这其中又有各种原因，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产生这种感情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有的衰叹年华的流失（“回风动地起，秋草萋以绿”（参见《东城高且长》））；有的感到的是深重的负疚感（“乾坤含创虞，忧痍何时毕”、“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参见《宿江边阁》））；有的感到无可排遣的孤独。这些都可以解释为现实和理想无法调和。文人们往往理想较高，一心想为国家，为人民做事，可往往一付出番热情却得不到实现。不管在什么社会中，理想都不可能全都可以实现，那种美丽的如世外桃源一样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在现实社会中总不会一帆风顺，即使暂且迎来繁华，也终究会被悲秋所代替。这与古典诗词中的悲愁情调所反映的文人心态有很大的联系。1．生命意识能典型地反映中国文人的文化心态无论是在人们的思想意识还是在历史文化典籍中，生命意识都是最早的也是最强烈的意识。对生命的认知、把握方式和生命价值的实现途径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悲秋文学成为古代文学中最具个人意识特征的一个类别，其所蕴含的生命意识能较典型地反映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化心态。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的一切努力必须在这一生中完成，而此生的时间却一去不复返。秋首先唤起的是人生一次性的自我意识。大自然的季节变更和生命的律动总能引起他们强烈的生命感动：春去秋来，花开叶落，燕鸟辞翔对于多愁善感的中国诗人来说是一种生命暗示。在长期的农耕生活过程中，古人总结经验，庄稼植物按季节更替，呈现出春生、夏荣、秋凋、冬残而完成一个生命周期。在屈原《离骚》中“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诗人在自然的观照下，发现自我生命从生长到衰亡的过程与四季的一次运行过程正好相同，而残败凋零的秋季正象征着人衰亡的过程。同样，人们也发现在结构相同的生命运行中又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生命本质差异，即四季是可以周而复始的而生命却难复返。一个循环的终结揭示了人类自主的意义：假如说自然界是恒久自新的,人却并非如此[1]（p22）。诗人很容易产生“生命流逝，时光不再的无告之哀。”[8]（p103-105）“秋”预示着人人畏惧而且不可避免的衰亡，预示着转眼即逝的时间过往，引起人们对生命莫名恐惧的原因正是因为人的生命推移过程与四季更替的形态在内部结构上的相似性。中国古代悲秋文学的情感主题是光阴虚掷、岁月蹉跎、老而无成的感慨。秋预示着物之成也蕴含着人之成，所以当人生的努力结果与秋之成相反时，人便不能不感觉到沉重的失落。秋之物象流动与人的生命行程相吻合，使得以秋为悲成为古代文人的一种心理定势。古代文人大多以苦读求仕博取功名为理想，但由于封建政治自身内在机制的原因以及文人过于理想化的追求目标等因素的影响，因而许多人又难以实现理想，在现实面前不断遭受挫折和打击。因而，文人与秋，秋与文人似结下了不解之缘，表现在作品中，便有了“行吟坐啸独悲秋，海雾江天引暮愁”的“秋日杂感”，在文学评论中也就有了“秋士见阴而悲”之评语。生命价值可以有多种理解，也可以有多种实现方式。如儒家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认为政治价值并不是唯一的生命价值，而个人自我完善也是实现生命价值的方式。但是求取功名却是中国古代文人自我实现的现实道路。《离骚》中“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遇秋而生的悲情实际上是利用有限的生命有所作为，在生命受阻不得其用时的结果。实现政治理想建立丰功伟业背景中的悲秋文学，凸现的是中国古代文人以家国观念为首的生存价值超越死亡的生命意识。2古代文人的家国观念对“悲秋”情结的影响我国古代文人大多以秋为主题，以悲为基调，这不是在做所谓的文字游戏，而是他们饱经人生坎坷的悲秋心态的曲折反映。中国古代文人因身处危逆境况(失意、离别、羁旅、流放、死亡等),在面对秋天的景致时,感物伤怀,悲从中来,悲秋诗由此产生。“悲秋”模式展现了古代诗人独特的感伤世界，它包含相思、漂泊、怀远、感旧、不遇、失意、伤逝等种种人生的哀与愁。赵敏俐认为“中国文学的悲秋作品，并不仅仅是一种生命意识的自然感应，而始终比较明显地和相思与怀归的母题有着不解之缘。悲秋是源于相思怀归这一母题的。而相思怀归之情素又是源于早期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表现相思之苦的诗句“行人无限秋风思，隔水青山故乡”（戴叔伦《题稚川山水》）；常见的以秋写别离之痛的“南浦凄凄别，西风袅袅秋。”（白居易《南浦别》）；在“寒蝉凄切”中刘永抒发了“执手相看泪眼，竟天语凝噎”的痛别伤离之情，悲叹“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秋清节！”（刘永《雨霖铃》）；还有以秋写漂泊的孤寂：“独此他乡梦，空上明月秋。”（骆宾王《宿山庄》）。当草木枯黄、落叶纷飞，一切随风而逝，触动了落花流水的感伤，于是“悲秋”也就自然成为文人墨客抒情咏唱的一大基调。无论是李白的“长风万里送秋雁”，还是汉武帝刘彻在其“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飞”的诗中，借秋景流露和表现对光阴易逝的感伤与无奈。“清波收潦日，华林鸣籁初。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燕帏缃绮被，赵带流黄裾。相思阻音息，结梦感离居。”这是南朝诗人萧悫在《秋思》一诗中对秋色的感悟；唐代“大诗豪”刘锡禹有首名诗曰：“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由此千古文人悲秋情怀可见一斑。古代文人群体多思存高远，志向宏大，他们视达政济世为正途。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以实现“安社稷”、“安黎民”为理想。但事实上，他们命运多阻，人生艰难。由“家”到“国”不仅存在自然距离，而制度距离往往是最难跨越的。再加上人生选择的单一化，从一开始就决定的古代文人选择“仕途”的悲剧性。怀才不遇，壮心未酬，再加上天涯沦落，世态炎凉，岁月蹉跎等种种人生苦涩汇集成一种感伤情结，使文士不遇成为古典诗词中一常见的悲情动机。如宋玉《九辩》中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种感伤情绪一进入诗歌就带上了文人特有的忧患和失落，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共同心态的一个层面。宋玉的《九辩》中表现了复杂的情绪，诗人从不同角度对萧瑟秋景的描绘，抒发了自己坎坷不幸的遭遇和一生事业无成的悲秋情怀。他诉说自己失职后身临恶境的原因，以及自己一片忠诚得不到理解，政治抱负得不到实现。他不愿与世俗合污，心中充满失意的悲哀和无穷的烦闷。最后，只得凭幻想超越现实，遨游太空，终以摆脱自己悲惨的境遇和胸中的痛苦。文中描述的友朋离别，世路艰难，盛年早逝的复杂感情似乎很难用单纯的“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来概括，在混乱无序的伤感背后，是对繁华飘逝的无可把握的悲哀。所谓繁华是对人生旅程上各种合乎理想的顺境的概括，可以是仕途的顺利、人生抱负的得以施展，也可以是指对人世间一切温情亲爱的体尝。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要流逝，正如繁花似锦的春天必然要被肃杀的秋天所取代。因而悲秋情绪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普遍而深刻的怀才不遇心态的汇集所在。这些文人中大多数是在政治中不得志或游居他乡的游子，这时的他们只能借以“悲秋”为题来感慨人生苦短，命运的多艰，月落乌啼总是使人伤感，秋风萧瑟，落叶缤纷，更是一种悲凉！心灵的寂寞更是一种难以述说的痛苦，文人怎么能不在这个悲凉的秋天里借题发挥呢？纵是铁马金戈，豪情万丈的辛弃疾也免不了感叹“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其实文人悲秋之愁，源于文人壮志未酬之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文人不仅为自己愁，而且为国家愁，为人民愁，“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这是一种高尚的愁，一种文人才有的愁，一种支撑了文人风骨的愁。悲秋情结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发展而深化，悲秋是中国古典文学中表现的一种情感，也是表现得最多最丰富的情感，文人似乎更偏爱悲秋这种情结。古代文人对“秋”的普遍偏爱往往与他们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在强烈的生命意识的驱使下，他们所具有的以家国观念当首的生存价值而导致的“悲剧性”，更加深了“悲秋”情结植根于中国古典诗歌之中。由此观之，“悲秋”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一大情结，也就不足为奇了。（指导教师：雷炳锋）参考文献：〔1〕郁白，全志刚.悲秋:古诗论情[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顾彬.中国文人的自然观[C].刘小帆这一代人的怕与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3〕王玉宝.中国诗[M].海燕出版社年版〔4〕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5〕陈玉林.传统诗词的文化解释[C].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术丛书年版〔6〕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蕙风词话.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7〕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8〕董贵杰.唐代“悲秋诗”初探[J].学术交流，1998年版
精 吃不饱和吃饱了撑的 锐
与王雁诗组诗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对当前小学语文古诗教学的探讨
摘 要： 随着新课程的逐渐改革，对小学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应该为学生自身的发展夯实基础。诗词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更是我国古典文学的精髓，因此，如何提高学生对诗词的学习成为了教学过程中的一大难题。传统的教学模式是教师讲解，学生死记硬背，显然这种教学方式已经与新课程下所设定的教学目标背道而驰，通过对当前小学语文古诗教学展开探讨，从而提出合理的教学建议。
关键词：小学语文；古诗；教学
古诗教学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国古典文学的精髓。学习好古诗词不但可以提高学生对语言文学的学习兴趣和对语言文字的敏锐度，还可以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可以说古诗词犹如一条延绵不绝的河流，容纳百川，滋补着炎黄子孙；又如一棵参天大树，成为民族文化发展的支柱。作为新时代的小学语文教师，应该把提高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作为重点，积极探索，有效地达到新课程下对小学语文教学所设定的指标。
一、运用故事情节进行烘托，加强渲染力
为了提高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更为了让学生充分理解及领悟到诗词中所包含的意思，教师应该对作词者的个人简历及诗词写作的背景充分了解。比如，教师在讲述《赠汪伦》这首诗时，就可以巧妙地利用故事来抛砖引玉，激发学生学习的激情。教师在讲解此诗时就可以这样开头：从前有个诗人名叫汪伦，汪伦的性格十分的豪爽，喜欢广交朋友。在当时，李白在诗坛上名满天下，被人们称为"诗仙",而汪伦此时只是一个无名小卒，那么他如何才能结交这位伟大的诗人李白呢？然而在接下来，汪伦等到了一个绝妙的时机，因为他听到李白将要去安徽游历的消息，所以汪伦下定决心给李白写信，诚挚的邀请李白。李白这个人有两大嗜好：第一，好酒；第二，好游。只要具备美酒和美景，那么李白肯定会赴约。因此，汪伦在写信的时候完全满足了李白的两大条件，他这样写道："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先生好饮乎？此地有。"李白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非常高兴，于是李白接受了汪伦的邀请，在汪伦那里停留了好几天，与汪伦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李白要离开时，汪伦在家里设了宴给李白送行。在李白登上一艘小船，船将要出发时，传来了一阵歌声。李白一回头，看到了令自己大为吃惊的一幕，自己的好朋友汪伦和一群村民，正在演奏着歌曲，给自己送行，这让李白非常感动。这时李白立刻提笔，写下这首《赠汪伦》，成为歌颂友谊的名诗，流传百世。因此，通过以故事的情节进行渲染，让学生产生一种亲切感，使学生从情感上完全融入这首诗词里，从而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习诗词的课堂也变得活泼起来，同时也为学生将来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二、运用朗诵代替讲解
语文教学是一个耳濡目染、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对古诗的'教学更是这样的过程。随着新课程的逐渐改革，对古诗的教学也有了新的要求及目标。新课程要求学生通过对诗词的充足阅读，逐渐累积，亲身感触，学以致用，逐渐提高学生的审美标准及欣赏层次。因此，教师就没有必要针对一首诗教学问题上锱铢必较，教师应该在如何营造一种古诗学习氛围上多下工夫，让学生在潜移默化过程中提高自身的诗词素养。比如，在学习《忆江南》这首词时，教师可以借助乐器，给学生伴奏，让学生跟着优美的音乐开始朗读。除此之外还可以设定场景来辅助学生阅读等多种渠道。与此同时，也为学生学习其他古诗词打下了基础。通过这种方式，学生把学习古诗词当成了一种享受，一种乐趣，从而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
三、善于运用诗词来对诗词进行讲解
所谓借诗解诗就是借助学生熟悉的一首诗来对此诗加以理解。比如，教师在对王翰的《凉州词》进行讲解时，就可以让学生联想其他的边塞诗来学习这首词。学生可以想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或者"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等豪情壮志，报效国家的伟大情怀，更好地去理解、感悟《凉州词》中"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情怀，深刻地理解此地的"醉"代表的真正含义，不是为了感悟生命更不是一种消极心态，而是一种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雄伟壮志，更是一种临危不惧的豪迈气魄。
四、善于用诗组诗
新课程改革下，对教学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加强学生对教材的理解，懂得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懂得如何更好地利用教材，多挖掘课外资料，采用活学活用的教学措施。所以在古诗词教学过程中，更不能就诗教诗，应该搭建一个开放式的活跃的诗词学习平台，使学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及创造力。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古诗的学习对学生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国外，流传着许多赫赫有名的古代经典的建筑或家喻户晓的雕塑，作为其他国家的显著代表。而中国历经沧桑，许多文化古迹都被历史所湮灭，只有一种经典尚且完好，那就是古诗词。这是我国古典文化的精髓，引领着我国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发展的步伐。所以，学生在学习古诗词时，一定要对现实生活充满一种新鲜感，从而更有力地促进学生对未知知识的探索和对生命价值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古文化，才能确保古诗词的魅力永垂不朽。因此，指引学生走进诗词的天地，去感悟、欣赏诗词中的美，学会享受这份情感，是最成功的古诗教学。
参考文献：
王保兰。小学语文古诗词课堂教学探讨.文学教育：中，2014（10）：116.
李速萍。试论小学语文古诗教学有效方法.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3（33）：97.
赖小华。新课程背景下小学语文古诗教学的探讨.课程教育研究：新教师教学，2013（12）：37.
一篇论文就值这么点儿呀，谁肯干啊？除非他的那你什么人。
古诗词可以不用古文传记要备注
一是概括文章的内容，抓住以下几个要点：(1)把握论文的要素，以写事为主的应明确写什么事，写人为主的应明确写什么样的人。(2)把握关键性语句，揣摩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些人，事。(3)分析层与层之间的关系，理清文章脉络，然后概括。二是弄清论文和文学作品的结构特点及表现形式。掌握以下划分段落的方式：
与刘雁诗的诗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如果是对诗词的名词解释，只能是注释如果你引用了另外作者对诗词的解释或者心得体会，算是参考文献。但要有文献的名称，出版社或者卷、期等信息。
写有关古诗词的论文引用古诗词要在参考文献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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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报告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b．期刊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
[5] 何龄修．读顾城《南明史》[J]．中国史研究，1998(3)．
c．论文献
[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 [A]．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 原文献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6] 瞿秋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A]．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d．报纸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7] 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新思路 [N]．人民日报，1998-12-25(10)．
e．国际、国家标准
[序号]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
标识符号：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1999-01-12印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 ——CAJ-CD B/T 1-1998》文献标识码（WM） Document code 置分类号之后。A——理论与应用研究学术论文（包括综述报告）
B——实用性技术成果报告（科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总结（社科）
C——业务指导与技术管理性文章（包括领导讲话、特约评论等）
D——一般动态性信息（通讯、报道、会议活动、专访等）
E——文件、资料（包括历史资料、统计资料、机构、人物、书刊、知识介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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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有关古诗词的论文引用古诗词不用在参考文献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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