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了

一、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从根本上、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揭开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序幕。

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揭开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话，是毛泽东最先提出来的。1963年11月，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东湖宾馆写《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此文打印出来后，毛泽东修改时，加注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真理的客观性，不仅在于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而且在于真理的标准也是客观的，只有实践才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客观标准。实践成为检验真理性的标准，是由真理的本质和实践的特点所决定的。

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应该是能把主观同客观联系起来加以比较对照，从而确定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在的东西。而唯一能够满足这个要求的，便是人们的社会实践。因此，通过实践检验人的认识是否与客观实在相符合，才能使真理具有客观的确定性，经得起反复检验。

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直接地把指导实践的认识同实践产生的客观结果相比较对照，使真理获得现实的证据。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

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1978年。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同时，这场讨论也拉开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序幕。

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的主要作者、时年43岁的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回忆，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的一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

1977年7月底，胡福明的妻子因病住院，在病榻前陪床的几天里，胡福明一气呵成完成了近八千字的初稿，题目就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9月初，胡福明把文章寄给了向他约稿的《光明日报》理论部编辑王强华。

此后，文章又经过多人多轮的修改和审定，在发表前，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在标题中加入了“唯一”二字，这篇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文章，就此诞生。

《光明日报》发表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篇文章在广大干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

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

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光明日报》。1977年9月初，胡福明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寄给了《光明日报》编辑。后经共同讨论和反复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于头版。

由此，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这篇文章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激起强烈反响，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深刻而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

文章

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当天向全国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等报纸全文转载。

这篇文章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央及省级报刊共刊登讨论文章650多篇，形成了思想解放的滚滚大潮，推动了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拨乱反正的启动和开展。

光明日报发表的散文

此文是一篇赞美居里夫人的文章，主要讲述了居里夫人不顾镭射线以及化学药品的侵蚀，坚持进行科学研究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其坚定执著，淡泊名利，刚毅顽强，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全文综合运用了对比等写作手法，绘形有神，传情有致，析理入微，收一种综合之美。居里夫人的故事尽人皆知，然而在作者妙笔生花下却成另一番景致：她蜕去了身上的光环，一改严肃的面孔。玛丽·居里这个沉静的波兰女子，优雅生动地站在了人们的面前。那么朴素，那么坚强，那么执著，隔着岁月厚厚的尘沙，人们看到了她的内心深处，感受到了她的人格力量，触摸到了她的精神之美。文中抓住美丽”大做文章，指出居里夫人最不简单的一点就是能超越天生美丽的容貌，而为人类作出伟大的贡献，实现自己最高层次的人生价值。扩展资料：创作背景《跨越百年的美丽》是当代散文家、科普作家梁衡于1998年创作的一篇散文。此文写于1998年，发表于当年10月22日的《光明日报》的副刊上。当时正值纪念居里夫人发现镭100周年的活动，《光明日报》并没有简单地编发一条纪念活动消息，而是刊载了《跨越百年的美丽》一文。从一个柔软的角度。去揭示居里夫人的人格力量与精神之美，使遥远的历史人物具有现实的意义，挖掘出了纪念活动的真正意义，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跨越百年的美丽

念人一篇回忆大学生活情感散文《那一场大雪》，写得相当打动人心，文笔简洁优美，值得一读。有空点击看看。

逝去的记忆就早已在心底贴上了封条，就像是十月的成都，白色的阳光，灰色的天空，淡绿色的水。收拾起这样的回忆，我来到了川工。来到这样的学校理应是失望的!不大的学校、不多的学生、不好的教室，再加上不热的专业。只不过这样子的失望很快就给激情压了下去，我必竟还算是一个乐观的人。激情这东西很有用的，它可以明白地证实你活着的状态。激情少了，你的生活就会像是高处掉下的乒乓球，慢慢地被地心引力禁锢;激情多了，你的生活就会像逃出发射台的火箭，慢慢地逃出这样的世界。趁着不多不少的激情，我游走在这样的大学里面。多年的摄影经验让我理所当然地走进了院团委的摄影部。那摄影部虽然名义上是属于院团委的一个直接管辖部门，但实质上只是由我与另外的两位高年级学生的利益组合。我们的目的很简单：赚钱、玩、顺便为院里领导阶层服务，直接向广大学员经营。记得我加入的时候，那位学长这样对我说的：你来得正是时候，我们正要像你这样的人来做教员。以后由你负责摄影协会的教学与新会员的发展工作，我与欧阳从事管理工作。听了他的话，我感觉到我真的是才尽其用了，而且对他也很是佩服，一个学生能管理这样多的人相来能力是不错的。不过后来我失望了，他的管理只是每星期一次的例会，而我的教学则是每星期两次的实践教学活动，那让我一直感觉到有些不平衡。两个月下来，我发展了40多名会员，而这样多的会员的会费再加上照相的收入，是一个绝对可观的数目。做事的人除了我与学长外就是他说的欧阳了，她全名叫欧阳培娟，很典雅的复姓名字。圆圆的脸、单眼皮、小小的耳朵，不过我却从没有看到过她的嘴的原有形状，她一天到晚老对我像花痴一样地笑。现在尽力回忆，还是不能从这样零星的回忆把这样的真实的器官组织成一张面孔，她给我的印像不是太深。串起上面这些琐碎的回忆，我看见了在川工的幸福生活。这样的日子：有钱、有权、有学问，不过唯一憾事就是少了一个女人。重逢女人给我的回忆已经太平静了。要在这样的世界里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女人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要能勇敢地去争取那就更难了。所以那时候也就对情死心了。死心的原因不尽是因为难，也还因为骨子里面本就有很多东西占有了我的灵魂，我感觉得到，丽的影子还在。与丽有关的东西都在我的世界消失了，化为飞灰，葬于小河;与丽有关的人也在我的空间消失了，他们就像是陌生世界的过客;与丽有关的故事也开始失去了原有的色彩，残余下来的只有白色的天空、灰色的爱情、黑色的生活印迹。想着丽，我就会想到佛说的缘，也许那就是缘定三生。而在这样的城市里遇到阿健，可能也是上辈子早就注定了的吧。遇上阿健的时候我已在川工近一年了，我计算过的，按我每周三天晚上去成都的频率比上成都市里我时常出没地方的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得出来的结果可能是为百万分之一。而在这样的机率下遇见一个熟人除了是缘还能说是什么呢?至少我就这样认为了。“明仔，喂……!是你啊!”一个男人的声音在我的耳后叫道。“你……你是健哥!你这两年都去那里了?一个人吗?”我转过头，有些惊奇，也满是疑问。回忆大学的优秀散文：我的大学生活我的大学生活，仔细回想起来，就像是一本书，书中有最美丽的彩页，有最美丽的故事。也有最精彩的人生。我的大学生活，每一天都在发生许多新奇的东西。每一天，都有着它独特的乐趣，每一天，都在给我全心的感受。还记得当初，我为了考上大学这个久违的梦想，我们十年寒窗磨一剑，那些刻苦铭心的日子如今仍旧历历在目。在那收获的日子里我们深刻的理解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一件事情是多么有意义，栉风沐雨我们一同走过，风雨同舟抵达美丽的大学校园。站在新的起点上，我是那么的激动，又是那么的神往……然而在大学生活的画卷铺开时，我发现在寻寻寻觅觅的尽头，并不都是以往心里的“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喜悦。梦里寻他千百度，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这个时侯，我迷茫过，徘徊过，然而时间从不会停下它的脚步，正向朱自清写的那样“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是啊!时间如流水，而我们的人生还有很多要做的事，为了梦想，让我们珍惜时光，从现在开始一点一滴的积累吧!让我们的大学生活变得更加充实、丰富、有节奏。在生活中我总希望快乐伴随着成功，微笑在每一个青春的季节里，我深知：有大海的呼唤我们就不能让搏击的勇气在海浪中却步，有蓝天的呼唤，就不能过让纷飞的翅膀在暗云中退化。我们都是有梦想有追求的人，不要因为路途艰辛就放弃了前进的脚步。追寻梦想的过程是苦涩的，但只有经过磨砺的人生才会拥有更多内涵。不要让不安的心被浮躁占据，而是驾起灵魂的翅膀在校园里汲取知识，在不同层次的人群里学着更好地做人，四年的时间里坚持很难，放弃却很容易。我们是始终坚信冬天来了，春天就不会再远，没有度过寒冬不知春的温暖，也没有走过沙漠不知水的甘甜，没有经过失败不懂成功的喜悦。因为年少轻狂，我们很可能会失败，可也正是年轻给了我们勇往直前永不言弃资本。只要我们满怀激情踏踏实实地走好脚下的路，我们终究会取得胜利。大学是一个充满才华、学问，同时又是一个充满竞争、挑战的小舞台、小社会。我们每一个人就在这个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那我们何不努力将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最好!作为一个大学生，我们都渴望乐观积极而不是盲目冲动，大胆而不大肆妄为，敢说敢想而不空想，深思探究而不乱想钻牛角尖……那就让我们把握青春，在这里锻炼自己吧!在组织活动中留下你辛苦的身影，在社团活动中展现你最美丽的风采，在志愿活动中奉献你的一份力量。在这里你得到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人生最宝贵财富。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让生命之花因为年轻而生彩，让青春因为活力而生辉。大学校园里，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让我们尽情地去发挥自己的才能吧!人生物再少，大学最珍惜。不让青春虚度，在每一天的生活里载入一点点收获，让自信的微笑浮在你我的脸上，坚信付出就有回报，激情迸发精彩!大学是我们每一个人梦想的殿堂，为了来到这个殿堂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既然跨进了这道门槛，那么就让我们在这梦想的殿堂里尽情的挥洒个性吧。我的大学生活，在此刻，不再是我脑中的一个梦想，它是我们心中的理想，是我们要为之奋斗，为之努力，为之拼搏，用尽全力想要实现的一个理想。我的大学生活，我们将拥有全心的开始，每一天都是全心的扉页，每一天都有着不同的经历，在我们在大学生活里，将会满载而归。回忆大学的优秀散文：我的大学生活"人生就像饺子，岁月是皮，经历是馅。酸甜苦辣皆为滋味，毅力和信心正是饺子皮上的褶皱，人生中难免被狠狠挤一下，被开水煮一下，被人咬一下，倘若没有经历，硬装成熟，总会有露馅的时候。"这一段话，不是我的原创，是崔永元评论人生的一段话。以我现在的经历还不配和大家谈人生，我要谈的是对于在座的每个人的一生都至关重要的四年大学生活。对于今天让我站在这里给大家讲如何度过关键的四年大学生活，其实有点赶鸭子上架。就在我准备简历的时候，才发现，竟然没有任何可以让我吹嘘一番的证书，奖章之类的任何被称为荣誉的东西，除了自认为满满的四年的生活感悟。其实回过头想一想，如果上天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想，我的这四年生活应该也还是这样，因为对于大学生活该经历的活动，该掌握的知识，我都尽了自己的努力。有人说：大学一年级往往"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大学二年级就进了一步"知道自己不知道"，大学三年级时不知道自己知道"，大学四年级"知道自己知道"。其实，至今我也没能吃透其中蕴含的意味，但是模模糊糊能体会到一点，就是从天上落到地上，从憧憬理想回到现实。很多人之所以不适应大学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网上或者杂志上的一些关于大学生活小说的误导。很多作者描写大学生活都是以调侃的语气，向读者描绘一个他心中理想的大学。受到这种误导，在每个人踏进大学之前会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有一个理想的描绘。怀着这份美好，进入大学后，很多人都会迷糊一阵子，充分享受突如其来的自由和新奇感。但是在一天天上课，自习后，这种激情慢慢的消退，就开始进入迷茫阶段，怀念高中同学，怀念高中生活。在座的大都处在"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和"知道自己不知道"阶段，尤其是后者，往往是造成迷茫，困惑和郁闷的根源。而这也是慢慢长大踏实地的过渡到"知道自己知道"必经阶段。如果你现在觉得没有方向，也没必要着急，其实这很正常。很多人在没进大学前，就在脑子形成这样一种观念，认为高中的同学之间的感情才是最纯真的，到了大学彼此就不能坦诚相待了。我就有过类似的想法。事实上，随着和宿舍的同学相处，其实这种观念是不对的，至少对于和你一起朝夕相处的同班，同宿舍的同学是不适合的。在这种年纪，有的大多是是性格上的棱角。等你有一天毕业了，回头想想自己的大学同学，你就会发现，其实现在的磕磕碰碰根本不值一提。我的大一和很多人一样，是茫然没有方向的。就是天天背着书包去上课，晚上去自习，周六周日有时候也就是跑到自习教室里。因为除了自习，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事可以做。后来也经常去图书馆，因为图书馆有太多的资源了，总觉得那么多书放在那里，不利用起来，过于浪费了。所以对图书馆我算是比较熟悉的。也有人四年都没去过图书馆，不知道里面什么样，我现在宿舍就有这样一个同学。虽然每天都有事可做，事实上心里却很迷茫，因为毕竟是大学，即使我把它当作高四来过，毕竟终究不是高中。高中有一个高考，始终是努力的目标，现在却没有方向了。也觉得大学生活应该是五彩缤纷的，丰富多彩的，不应该只是为了学习，为了考个好成绩而就这么度过四年。于是给自己稍微理清了头绪。显然，作为学生，学习是首要的，但是不是唯一的。于是开始去参加学生会，天气好的时候会骑车出去逛。很清楚的记得，一次假期，一直在自习教室里，到了最后两天，实在坐不住了，就推上车，找了一份武汉地图，带上几本杂志，坐在湖边，看看书。心情也不是那么郁闷了。学校周围，到东湖的路我几乎都去过，每次就是一个人，一边对着地图照路，一边走，直到沿着东湖的湖间道转一圈。如果觉得生活很枯燥，这不是大学的错，大学给了你充分的自由，你要做的是利用好这种自由，充分发掘自己的生活。

□亚瑜

梁衡作为享誉全国的知名作家，他最重要和突出的影响力之一，就是这些年来，他的作品入选大中小学教材的数量最多，受众面非常广。从80年代开始至今，他的作品先后有六十余篇（次）被选入各地的大中小学课本、教材。如《晋祠》《夏感》《跨越百年的美丽》《把栏杆拍遍》等，在广大师生中都耳熟能详，有着广泛和长久的影响力。他被聘为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的总顾问实至名归。

新闻行业里的著名作家，作家队伍中的新闻名家，是梁衡独有的名片。

梁衡的创作之路和他的职业生涯相辅相成。1978年，他成为《光明日报》的一名基层记者。两年之后，他就以一篇《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获全国好新闻奖。之后，又以报告文学《路应该这样走》获得“青年文学奖”和“赵树理文学奖”。而就在他在新闻行业频频获奖之时，1982年，他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散文《晋祠》，更是引人夺目，好评如潮。发表的当年，《晋祠》就被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并一直沿用三十六年。2019年5月，太原市文物局正式在晋祠公园门口为《晋祠》刻石立碑，经典之作，经久不衰。

梁衡在创作上起点高，成名快，令人瞩目。这是他多年潜心准备的厚积薄发。对文学与生俱来的喜爱和才华，对生活敏锐、深入的观察思考以及扎实、坚韧的探索与实践，使他在写作领域独占先机。从此，他跨越自己人生的地平线，踏上事业的起跑线，奋进不息，一路芳华。

散文创作的丰厚业绩，是梁衡成名立业的基石，是他创作的重心和中心。纵观他的散文作品，在几个不同创作阶段可梳理出梁衡散文著作中各显特色和成就的三大部分。也可以说，是他择时播种，倾力耕耘，花开各异，收获俱丰的三块创作园地。

八十年代初，梁衡以山水题材散文的创作步入文坛。他着力于文章文字的锤炼和意境的呈现，落笔之处力求达到行文练达，可吟诵背读，描摹形象，能如诗如画，使笔下山水有韵，草木有灵。多年修炼的精湛的笔下功夫和厚实的文学修养，让他的追求如愿以偿。他推出的一篇篇山水散文和其他诸多状物抒怀的文章，都以文笔的优美凝练，文风的古朴典雅，独成一格。1986年，梁衡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夏感与秋思》，就是他这一创作阶段的作品集萃。其中的《晋祠》《夏感》《壶口瀑布》《西北三绿》等篇，至今仍被诸多读者视为精品和范文，广为传播和推崇。

为自己的作品不断设置新的高起点标尺，是梁衡创作中贯穿始终的追求。80年代后期，他在创作谈中提出了散文之美的三个层次：“描写的美，意境的美，哲理的美”。这其中，哲理的美，就是他对散文创作一个更高层次的感悟和要求。“哲理美”强调作者对所描绘景物或事物有深层次的思考和新颖独到的敏悟，是提升一篇文章思想深度和内容厚度的关键之点。

翻阅梁衡一部部厚重的文集中的篇篇力作，我们就能真切具体地感受到，描写、意境、哲理的综合美，已成为植根在他作品园地上的一种特质和标识。思想和智慧之光，总是和着他文章的美感熠熠生辉……

《母亲石》《武侯祠：一千七百年的沉思》《石头里有只会飞的鹰》《武当山，人与神的杰出》……读毕掩卷，让人久久沉浸在人性和哲思之美中。更有《平凉赋》《广安真理宝鼎记》《天星桥，桥那边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以精粹的文字、深邃的内涵，镌刻于碑，长留与世。好文如潮，异彩纷呈，不胜枚举。正是因为梁衡文章这种每逢出手，必为精品的努力和坚持，形成了广大读者对梁衡散文的一个共识和界定——美文。美文虽没有规范的标准定义，但它总是能让读者直观地感受到心灵的共振，从而不约而同地产生由衷的喜欢和美感。

2016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梁衡的散文《何处是乡愁》和《南潭泉记》。山水之淳美，乡愁之凄美，人性之善美，在他的笔下，如涌泉暖流，直抵人心。一时间，说乡愁，忆乡愁，唱乡愁成为人们热议的主题。2018年6月，《人民日报》七十周年庆，特推出“七十周年作品精选”，而梁衡一人就有三篇文章入选。在散文选集中，《何处是乡愁》以无容置疑的美文荣立其中。

美文在梁衡的散文著作中是一个大容量、广范围、常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他每有新作，必可归于此列。可以说，美文，是梁衡几乎所有散文作品的一个统称，是他文章独显特色的亮点，也是他散文创作中一块繁花似锦，广阔丰饶的园地。

梁衡在他的创作理念中，强调文章为美而写，为思想而写。如果说他在美文创作中是以突出景物或事物的美感而苦心专研，精耕细作，那么，从九十年代中期，当他步入写人物散文的新领域时，则是着重以挖掘文章的思想深度为主旨，真正实践文章为思想而写。

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和对社会生活更深入的思考和感悟，一种强大的思想能量和职业能力在梁衡的心中日益充沛和饱满，它们融汇成一种无形的巨大推动力，让他在自己散文创作的道路上再劈新径，树起更高的标杆。

1996年梁衡简介，梁衡经过六年的酝酿准备，完成了写瞿秋白的散文《觅渡，觅渡，觅何处》。这篇文章以深邃的内涵、令人叹服的胆识和让人动情的叙写，深深震撼和感动了几乎每一个读者。文章很快被选入中学教材，后又刻于巨石，耸立在常州瞿秋白纪念馆前。二十多年过去了，碑刻前，仍有无以数计的人们驻足……连历史都会在这里沉思。

1998年，梁衡的《大无大有周恩来》面世。一时间，文传万众，名驰南北，引起读者们热烈的反应和关注。无论是学界还是百姓，都被这篇与众不同的怀念总理的文章深深折服和打动，许许多多人读毕此文，真情难抑，潸然泪下……总理的亲属们激动地说，这是一篇她们所看到的历来写总理最真实、最深入、最深情的文章。写周总理的诗文可以说如山似海，而《大有大无周恩来》独放异彩。因为梁衡是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去打磨和锻造这篇作品的。做为一个才华横溢、积累丰富的名作家，却常常用数十年的时间去沉入史海，苦心经营一篇文章，唯有挖掘出别人没有写过的素材，提炼出自己独到的感悟和情理，才落笔成文。“语不惊人死不休，篇无新意不出手”，这就是他一贯的创作态度和自我要求。

2013年2月，《人民日报》以整版发表梁衡的力作《文章大家 *** 》。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对 *** 文章艺术的梳理总结和上升到理论高度的评介，也是梁衡红色经典散文的代表作。文章丰厚翔实的内容，精彩生动的例证，举重若轻的阐述引人入胜。

梁衡一直提倡散文创作要写“大事、大情、大理”。当我们穿行在梁衡笔下那些政治伟人、历史名人长长的故事和漫漫的征途中，仿佛看到觅渡口的瞿秋白、大有大无的周恩来、二死其身的彭德怀、小院土路上的 *** 以及跨越百年依旧美丽的居里夫人、拍遍栏杆的辛弃疾、戴罪的功臣林则徐……正迎面向我们走来。他们或驰骋在政治风云的疆域，或定格在历史的天空，但都能以精神的力量和人格的光芒，给予我们激励、启迪和指引。

这就是梁衡人物散文巨大的成功和厚重的价值。

梁衡最重要的出版物中，有一套特殊的图书《数理化通俗演义》赫然在列，格外引人注目。80年代后期，他在采访中发现，许多学生很怕学数理化，就决心为他们写一本轻松的书。以多年在科学、教育界当记者采访的积累，他很快找到一个别出心裁的形式，就是用传统的章回体小说，展现课本上数理化知识背后的故事。他先是在一家科普杂志尝试着刊登了几篇，结果反响强烈，编辑部催稿不断。他一鼓作气，三年时间完成了三集近40万字的《数理化通俗演义》。这套书由中国科学院院长 *** 亲自作序，著名作家汪曾祺称之为“数理化写演义，堪称一绝”。此书一经问世，就立刻得到学生和家长的广泛欢迎和喜爱，并很快获得国家科普作品一等奖。不仅内地畅销，在香港和台湾也多有版本发行。三十多年来，《数理化通俗演义》已再版三十多次，发行量达到六、七百万册，至今仍然是梁衡作品中的畅销书。他形象地说，这本读物就是用一层薄薄的文学的糖衣，裹艰涩的数理化知识，让学习变得轻松有趣。

在事业上不停息地发掘、开拓新的领域，进行多学科、跨界别的探索和实践，是梁衡特有的才能和追求。1987年，他离开记者行业，到国家新闻出版署任职，后来又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新闻工作一直是他的专业。在梁衡新出版的新闻四部曲《记者札记》《评委笔记》《署长笔记》《总编手记》这近百万字的著作中，有消息、通讯、评论、报告文学、随笔、杂文，还有严肃深刻的理论文章，这是他一生新闻经验的结晶。他的真知灼见已成为新闻领域的指导要领，许多名言在业内流传，有的被挂在编辑部墙上做为业物标准。

梁衡曾在文学理论方面首创了“三层五诀”、“大事、大情、大理”“文章为美而写，为思想而写”等创作理念。而在新闻领域，他的“梁氏新闻定义”、“报纸的四个属性”、“新闻与文学的12个区别”、“新闻与政治四点交叉统一论”等理论，已成为新闻界有共识的理论定论。

梁衡的这些重要成果和建树，使他成为新闻界的名人大家，但他却低调、清醒，淡然处之。2018年12月，他在获得“范敬宜新闻奖”上的致辞，让听讲的人们无不动容，让许多媒体人热泪横流。他说：“……每一个名人的背后，都有一双看不见的新闻手，都站着一个新闻群体……凌霄阁上群英像，不问作画是何人……新闻是一种最讲责任，最能吃苦，也最有风险的职业……平时甘为孺子牛，国有难时拍案起，这就是新闻人”。这是梁衡对新闻人和他自己职业生涯的总结。

寒来暑往，春去秋来，大自然的轮回周而复始。人生没有轮回，只有前行的路。退休之年，梁衡卸下日常工作的重担，却又负载起一个更重大的使命___开始了以“人文森林”和“人文古树”为题材的第三个散文创作阶段。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对大自然、对山川树木非同寻常的向往和亲近植根在他生命的基因里。童年的记忆，是山乡草木葱笼的时节里绿树环围浓阴覆盖中的欢乐时光；而青年时代的文学之路，他就是从用笔记录那些山水间的行走开始的…… 《西北三绿》《看见绿色就想起你》《青山不老》《白杨树下的身影》……翻阅梁衡这些写在三十多年前的人物专访，只须看看文章的标题，你就知道，“绿” ，早已渗透和浸润在他创作的底色里，而他和树木，更有着无时不在，源远流长的情缘……

巨大的能量必然来自长久的积累，而积累的能量一定会寻找适合的时机喷发。2012年，梁衡在一次会议上与国家林业局一位领导对话时，了解到目前林业系统只对树木进行生物管理，而不管树上的文化研究。对森林树木专业常识浓厚的兴趣和长期积累，对历史文化知识丰厚的储备，特别是由来已久潜藏于心的“树情结”，让梁衡义无反顾地踏上首创人文森林文化，采写人文古树的开拓之路。

他以一段精粹的宣告语为人文森林的价值立言：“在伐木者看来，一棵古树就是一堆木材的存储；在科学家看来，一棵古树是一个气象数据库；在旅游者看来，一棵古树是一副风景的画图；而在我看来，一棵古树就是一部历史书” ；他又以独到的视角和严格的标准为人文古树定位：“所选中的古树，从纵的方面看，必须是历史里程碑，从横的方面看，必须是当地的坐标。”这样一个宏大的命题和严刻的要求，对梁衡的创作无疑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他唯有倾尽心力，不负使命。从此，他全身心投入到了找树、看树、访树、写树之中。

春华秋实从来都是与艰辛的耕耘结伴而行。人文森林学和人文古树是梁衡首创的一个全新学科和领域，没有可直接借鉴的参考物，也没有现成的专业资料提供，一切都是从头开始。整整六个年头中，他跑遍了大江南北，寻访了千树万树，沉迷在史料深海，专注于树的信息，更是呕心沥血俯案苦思，字斟句酌精心打磨。他的思维和行动几乎全部被“树”“占据。

2018年8月，上海隆重的新书发布会上，一本装帧精美的散文集《树梢上的中国》，立刻引来格外关注，带去的样书被一抢而光，不久后，又列为商务印书馆年度十大好书，出版两个月后，书即售罄加印。这本代表了梁衡又一个散文创作高峰的新作，题材独有，内容丰厚，视角新颖，文化内涵丰蕴。特别与众不同的是，书中每篇文章旁都结合所写到的树的树种，附有精美的绘图和专业的文字介绍。而品读作品，在被生动的内容和精粹、精美的文字描述吸引的同时，更为作者丰富、深入又特别专业的花草树木知识深深折服。梁衡《树梢上的中国》，成功诠释和体现了人文森林、人文古树的创作理念，是将文学性和科学、人文知识完美结合的一本独具特色的精品。

打开书的扉页，一张22棵古树的全国分布图展现眼前。它们各有自己非凡的历史，在人世沧桑、岁月变迁中，把亲自目睹或经历的那些大起大落、大苦大难、大喜大悲都深蓄在自己的根须和年轮中，成为记录历史的永远记忆。当我们听着《华表之木老银杏》中三千岁高龄的老银杏树的悠悠讲述，细察着《死去活来七里槐》中千年古槐硬疙瘩里敞裸出的件件往事……不禁深深叹服，在一棵树里，竟然能承载如此众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古树，真正是一部鲜活的史书。

无论是《百年震柳》中被“环球大地震”撕裂劈开的四百多岁的老柳树，还是河南商丘白云寺院落废弃的大铁锅里的百年古槐，都彰显出大自然让人惊异的神力和生命的伟力。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地震大灾难，搬迁了山梁衡简介，移动了湖，但却憾动不了一株柳树；一粒被飞鸟衔落的种子，却在一口铁锅里长成茁壮无比的的巨树。震柳至今繁茂的青枝绿叶和铁锅里簇拥着的粗壮树根，就是大自然颁发给古树的绿色勋章和赋予它们的另一种人文意义。

还有站在近代史里程碑路口上的千古留名的左公柳，眺望大海150年的沈公榕树……它们都目睹了一幕幕记录史册的英雄往事，也把百年的荣辱兴衰昭告世人……每一棵人文古树，都是站立在历史路上的活座标，它们是地球上唯有的能与人类对话的生命。

读者们阅读的关注力可能会多在《树梢上的中国》的散文作品。而当我们认真、深入地读过梁衡那篇《重建人与森林的文化关系》的学术论文，就能更深刻领悟他创建人文森林学和写人文古树的深层思考和高远目标。他提出：“人是有精神活动的动物，精神文化活动也会直接影响着自然。所以，生态应该包括人与自然构成的文化生存状态，只有从文化的高度来观察、解释生态，从人与树与自然的文化关系上来理解生态，才是一个完整的生态观”。梁衡做为有影响力的文化学者，他的人文生态的新理念，把保护自然的观念，提到一个新的制高点。对人文古树的寻找和对话，是为了加强人与树木的关联，增进人对树木的关注和关爱。只有人们给予树更好的生存空间，更繁茂兴盛的未来，人和树才能更好地相依存，这将是树之幸，更是人类的福祉。

四十多年前，他从事业起步时，一年四季几乎就都是奔波在路上。当记者下基层马不停蹄跑新闻；步入创作后，写山水，写人和事，哪一桩素材不是路中的相遇？一部部人物传记的写作准备，更是多年数次去实地走访考证……而今，他选择踏上一条更为崎岖艰辛，无止无尽的寻找人文古树的路…… “在路上” ，成了梁衡工作、生活中的习惯和常态。是和他苦乐相随，与生相伴的使命、宿命。而他潮涌般的文字，就从这行走的笔端汩汩流泻而出……

2018年的深秋，梁衡到云南宾川县寻找人文古树。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300多年前徐霞客写最后一篇游记的地方。和这样一位仰慕已久的名家不期而遇，梁衡的激动和感慨不言而喻。他曾详细研究过徐霞客的生平资料和作品、日记，早有一种知音般的相敬相惜。于是他一口气写下散文《徐霞客的丛林》。跟着梁衡的笔触，你就能如临其境地领略到，徐霞客当年为了考察和记载南北许多地域的山峦湖海、地形地貌，是如何在风光绮旎又险境环生的大地上以超人的意志，抛家舍身的付出，不倦地行走、跋涉、攀援……作者笔端，涌动着对徐霞客的品格、才华由衷的赞赏、向往……他写徐霞客“他是游学山水，把文章写在大地上和山水间” ：“他不是一个自然的个体人，而已是一个社会的人。他的行走也成了文化上的穿针引线”……

读着梁衡写徐霞客的这些深情而感人的记述，我们分明感到，作者其实也是在写自己。他们是在不同时代负载着相同使命的使者。为了记录自然之美，为了护佑人们共同生存的家园，他们用一生的行走去书写和创作，他们以同样的赤诚，把美丽和博爱写在大地上。

在《徐霞客的丛林》中，梁衡以深蕴的寓意，诗意浪漫地写下结尾：在就要永远告别丛林，也即将告别这个世界之时，他把自己写秃的毛笔挥手掷入山涧，他想听一听生命的回声……那支笔，化作一株空谷幽兰，依在悬崖上，千百年来一直淡淡地绽放着异香。人们把它叫作《徐霞克游记》。

文毕，梁衡为徐霞客赋诗，末句云：“风尘一生落定时，文章万卷留后人” 。

对于一个行走和奋笔一生的作家，以此告慰人生，告慰天下，足矣。

我们把这诗句，做为本文的结束语，同样寄予梁衡。

梁衡著作已出版有一百余种版本。此为部分出版书籍。

光明日报客户端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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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年光明日报总编辑

1936年9月至1939年夏，到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中工作。曾任东北军第四十九军一〇五师中共地下党特别支部书记、四十九军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并以东北军一〇五师师部秘书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开展上层统战工作，随部队参加淞沪抗战。1939年9月，撤离东北军赴重庆，任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组织组总干事。1940年秋到延安，先在马列学院学习，后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先后在华中野战军和华东军区敌军工作部门任俘虏管理处主任、教导总团教育长、副政委等职。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随军赴上海接管同济大学。8月调福建，历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福建日报》总编辑，福建省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1954年9月调上海，历任中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解放日报》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在学校领导工作中，积极进行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严格要求青年教师和学生走“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道路。努力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对知识分子学术上的分歧，一视同仁，通过讨论办法解决。广泛联系群众，长期保持和著名教授、中青年业务骨干、政治上和业务上有突出表现的学生的联系；对数学、物理等重点学课进行重点扶植，在他倡议、支持下，复旦大学先后建立了核物理放射化学、无线电和力学等专业，开展新科技教育和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被非法扣押、监禁达七年。1975年11月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8年3月，调至《光明日报》任总编辑。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引发全国开展讨论，为拨乱反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起了舆论宣传作用。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并曾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团主席。1982 年4 月以后任光明日报顾问。1989 年5月14 日在北京逝世。

1969－1970年陕西省延安地区宜君县下乡知青1970－1973年陕西省延安地区宜君县委宣传部、县委办公室干部1973－1974年陕西省延安地委办公室干部1974－1979年光明日报社国内部记者1979－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新闻业务专业硕士研究生1982－1984年光明日报社政治经济部记者,群工部副主任1984－1984年光明日报社群工部主任1984－1986年光明日报社总编室主任1986－1995年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其间：－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1995－2000年光明日报社总编辑2000－2001年中央宣传部副部长2001－2001年人民日报社总编辑2001－2002年人民日报社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2002－2003年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2003－2006年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其间：－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2006－2008年人民日报社社长2008－2013年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2013－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兼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书记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是我国经过了30年的解放运动，特别是3年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打垮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取得了震撼全世界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在建国的前夕，《光明日报》诞生了。《光明日报》初由中国民主同盟主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为《光明日报》创刊题词。1949年7月起，《光明日报》就陆续开始创办《经济》、《文学》、《文学评论》、《学术》、《新语文》等各种专刊，开始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1953年起由中国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合办。1957年改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1978年以来，《光明日报》几次调整办报方针，但以知识分子为主的读者对象始终没有改变。1982年11月，《光明日报》明确为中共中央领导和主办。1994年8月，经党中央批准的光明日报社编制方案明确规定：光明日报社是中共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是中央宣传部代管的新闻机构。此报的顺序号从创刊第一号“号”的称谓一直延续至今，区别于其他某些报纸“期”的称谓。此报当时的零售价为旧币制20元，后升至200元一份。当时《光明日报》社社址在北平西长安街32号，编辑、印刷厂在石驸马大街90号，报社社长未署名，当时报社设有8个部处组，分别有联系电话。从《光明日报》报纸的演变轨迹，可以看出当今和谐社会的来之不易。《光明日报》创刊以来，为党紧密联系和激励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起着积极的作用。《光明日报》从一份民主党派机关报发展为党中央主办、中宣部代管的全国性重要党报，成为“党的喉舌”，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1949年1月北平解放，时有报纸26家。根据中央对进步、反动、中间性质的旧有报业不同的处理意见，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北平旧有报业的处理除保留《世界日报》和《新民报》二家私营报外皆予查封。旋即由于《世界日报》在刊登新华社来稿的同时还发布国民党新闻稿件，2月25日被当作国民党CC系报纸而没收。时隔2个多月，根据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曾提出新中国应该办一张主要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报纸的意见，中共中央指定由中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中国民主同盟接收原北平《世界日报》的产业及人员。《世界日报》是由中国新闻史上唯一一人办三报(《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的报业家成舍我于1925年2月创办的民营报纸。该报除了主要进行军事、政治新闻报道外，同时还兼重教育新闻报道。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不久日本占领北平，《世界日报》停刊。此时《世界日报》是北平发行量最大的日报，社会影响极大。其规模、设备、编辑、作者队伍堪称全国一流水平。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20日于北平原地复刊。当时民盟集中了较多的中国教育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素有办报的传统，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办报经验。1949年5月14日下午，民盟总部在北京饭店举行第11次会议，商讨接手、改造《世界日报》的事宜，就当时黑暗的旧中国面临灭亡，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中国的未来充满着光明的政治背景，会议通过决议将报名定为《光明日报》，同时决定5月16日正式接收报馆，社址仍用原《世界日报》西长安街的社址。创刊报头由郭沫若先生题写，也有人认为是沈钧儒先生所题写的，两者之中无论是谁题写的，这一报头一直使用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新中国成立前后毛主席先后题写了上百家报纸的报头，《光明日报》却是极少数非毛主席题写报头的报纸之一。一切准备就绪之后，6月16日新报出版，由民盟总部所主办的新中国第一张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于北平横空出世。办报伊始《光明日报》每天出版对开四版，星期六增出对开四版称之为增刊，主要有“学术”、“新语文”、“历史教学”、“文学评论”等。版式上采用传统的仍是竖排法。1955年1月1日，《光明日报》率先对排版格式进行改革，开国内报纸横行排版的先河。众所周知，在此以前，我国报纸历来都是竖排版的，没有横排的先例。当时《光明日报》的地位和前苏联的《消息报》很相似，于是把《消息报》作为参考标志进行文字排版改革，最终全国第二大报《光明日报》成了中国第一份文字改版的报纸。到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也改为横排，紧接着全国报刊积极响应。直到反右运动开始前，《光明日报》虽说是由民主党派主办，但同时也接受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的领导。办报经费按照公营报纸实行“供给制”政策，中央人民政府拨给办报所需要的资金和设备及工作人员的基本生活费用。社长由民主党派人士担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是第一任社长。历任总编基本上是由具有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员双重身份人士担任，如第一任胡愈之，第二任邵宗汉，第三任常芝青除了是民主党派人士外都是共产党员，第四任储安平则只是民主党派人士。《光明日报》创办之时就将主要读者定位为广大的知识分子。报道内容除了重要的国内外时事之外，主要是有关知识界的各种情况。随着1952年4月全国新闻工作会议根据民盟的政治任务明确规定：《光明日报》以文教工作的宣传报道作为报纸的中心内容。此后，文教工作的宣传报道内容每期几乎占1/4的版面。加上《光明日报》拥有诸如包括郭沫若、费孝通、范文澜、翦伯赞、茅盾、老舍、巴金、梅兰芳、程砚秋、俞伯平、沈从文、钱伟长、谈家桢、苏步青、丁石孙、叶剑英、陈毅、董必武等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革命家大批著名的精英作者。《光明日报》办得有声有色，在全国众多报纸中特色鲜明，受到广大读者的深深喜爱。1953年1月，《光明日报》改由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联合主办。此时正值抗美援朝之际，为大力报道抗美援朝内容，《光明日报》的副刊除“历史教学”外全都被取消了，但不久之后《光明日报》又陆续创办了“史学”、“文学遗产”、“哲学”等一系列具有浓厚学术色彩的副刊。从1954年春到1957年上半年反右开始，《光明日报》副刊的发展进入到“文革”前的巅峰时期。《光明日报》在全国非常畅销，成为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影响最大的报纸。1956年4月，毛主席提出了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使知识分子能感到自己拥有足够的言论自由权，促进“双百方针”的顺利推进，毛主席及党中央充分利用报纸这一宣传工具来调动知识分子的激情。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特别邀请新闻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问及时任《光明日报》总编常芝青：“《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的报纸，你一个共产党员在那里当什么总编辑。你撤出来，找一个民主人士去当总编辑。”不久之后，中共中央撤销了《光明日报》的党组。让民主党派独自办报。4月1日，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储安平正式就任总编辑，章伯钧仍继续就任社长之职。紧接着在随之而来的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将文艺、学术思想问题的“争鸣”转变为鼓励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向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对此毛主席又一次专门召开了新闻出版界代表的座谈会，其中就办报而言，他认为“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现在是外行领导内行”。这样一来，在“整风”、“鸣放”阶段，党外人士、知识分子们显出了无比的热情，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政策。储安平以《光明日报》名义，派出大批记者到全国九大城市采访，召开民主党派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鼓动他们向共产党提意见，并亲自安排版面“发表座谈纪录11次，共占了12个版，约13万字”。在整风发言中民主党派人士充分地发表自己的看法，章伯钧、储安平分别提出了“政治设计院”、“党天下”的言论。以此同时，《光明日报》作为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成当时全国两份最活跃的报纸之一，大胆刊出各种“鸣放”声音。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反右派运动”的序幕。《光明日报》被定为推行“资产阶级方向”的两家报纸之一，成为新闻界的“毒蛇”，被点名批评：“利用百家争鸣和整风运动，发表大量带煽动性的报道。”1957年6月至7月，《光明日报》有18人被划为右派，章、储两人均被当作“大右派”揪出，名列中国十大右派之榜。1957年反右开始不久，《光明日报》改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与中央保持步调一致。1958年全国进入“大跃进”时期，为了更好地宣传“大跃进”，新闻界内部也开展了“大跃进”运动。1958年2月27日。人民日报社宣布了《苦战三年工作纲要(草案)》，这个纲要其中强调了“千方百计地利用广大读者的来信，使读者来信真正成为丰富报纸内容的源泉，每月争取刊用读者来信600件至1000件……”。在《人民日报》的带动下，新闻界掀起了相互竞赛的热潮。《光明日报》也不甘落后，一改“同人办报”、“专家办报”的作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开门办报。“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在各地文教部门建立了五百多个通讯组，发展了近两千名通讯员”。这样一来，稿件猛增，篇幅显得紧张，于是10月25日编委会在报上登出《本报五种专刊停刊启事》，毛主席看了这个启事后，认为“《光明日报》的副刊和‘哲学’、‘文学遗产’等，应继续办下去，不要停刊”。根据主席的意见，11月2日’又登出《本报“哲学”、“文学遗产”等专刊继续出刊启事》。大跃进时期，报社内也搞大跃进，如排字房案提出“比干劲，放‘卫星’，排字案工显奇能；不论编辑删、倒、花，政治挂帅克服它!”校对室提出“质量要好保时间，分分秒秒都抢先，政治挂帅鼓干劲，校对卫星飞满天”，如同其他报纸一样，《光明日报》也成为推动“大跃进”的有力工具。 1967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其中提到省市报可以停刊闹革命，但是不应当停止代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到1968年底，大多数报纸停办，全国报纸数量降为历史最低仅42种，全国性报纸只剩下4种，《光明日报》便是能保留下来为数不多的全国性报纸之一。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形成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的宣传机构，负责披露“最高指示”、新的运动口号以及运动的最新“战略部署”。“两报一刊”成为全国舆论的指挥棒，是全国人民了解“中央精神”最主要的渠道。当时全国报纸的内容及版式皆以“两报一刊”为样版。内容上，《光明日报》的副刊和专刊全部取消，大量转载刊登政治性的文章，学术色彩削弱，内容单一化。版式上，以《光明日报》报头为例，原本在反右运动开始后为改变“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的形象，就有人提出换掉以前的报头，请毛主席题写。直到1964年夏天，报社穆欣同志为此专门向毛主席写过报告，而毛主席认为(《光明日报》)原先用的报头是郭沫若写的，他曾说过，凡是报上用的鲁迅、郭老写的报头，都不再写。情况并非这样，郭老只题写了“文学遗产”专刊的刊头。经过说明以后，仍然没有应允，这事便拖下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为避免因《光明日报》报头非毛主席所题写，而遭到“造反派”的挑剔，以保证报纸的正常出版，1966年12月24日，报社同志用毛主席1963年1月9日手书《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的词末注明“郭词见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光明日报”中的“光明日报”四字制成报头，将所制的版样送请毛主席审阅后，于1967年元旦开始使用，此后沿用至今。1976年，十年浩劫结束，新闻界努力加强自身建设，逐步恢复中国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1978年杨西光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于5月份对《光明日报》进行改版，使之成为以宣传科学、教育为主的文化战线方面的报纸。在国内报业中第一家提出不刊登一般性时政经济新闻，增加科技新闻内容，最先取消报眼处每日刊登的毛主席语录，把马、恩、列、斯、毛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引语由黑体变成宋体，随后其他党报纷纷效仿。改版后的《光明日报》在将科学、教育和知识分子问题放在报道的重要地位的同时，保持报纸的学术色彩，对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思想问题发表意见。《光明日报》在头版全文刊发了了由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揭开了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序幕。“同一天，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全文，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7家省市报纸均转载了此文。到5月底，全国共30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随着这次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全国的逐步开展，形成了广泛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完成了思想理论与舆论上的准备。1982年11月，《光明日报》明确为中共中央领导和主办。1993年，总编辑徐光春提出了改革报纸宣传的十二个转变，其中一切的关键是实现“变科教文报为综合性报纸”。1994年8月，党中央批准光明日报社为中共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是中央宣传部代管的新闻机构，《光明日报》成为全国性重要党报。1978年以来，《光明日报》虽然几次调整办报方针，但努力把报纸办成“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这宗旨始终没有变，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这一鲜明特色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