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国际关系硕士毕业论文

1、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特点” 2、浅析中东问题现状 3、中国的外部困难和新领导集体面对的挑战 4、中国大陆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 5、环境问题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6、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 7、美印军事合作及其制约因素

你好的，请问你的研究方向是哪一块呢，我对硕士论文的写作有一定的心得。

你是在读还是在职？两者区别是比较大的，如果要写硕士论文我们同学都是在网上找人写的，具体名字不记得了，你可以在百度或谷歌搜biyenet 就是第一个站可以去咨询下，他们的服务和信誉都很好，能包过的祝你顺利毕业

1、先确立一个论点。全文围绕这一论点展开论证。对“开卷有益”这种说法，既不能全盘否定，写驳论文；也不宜全盘肯定，写成立论文。因为这种说法既有它正确的一面。又有它不够全面的地方，所以对这个看法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分析，肯定其有益的一面，否定其有害的一面，从中总结出正确的论点来。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一说法作出合乎事实的评价，最终达到以理服人的目的。2、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分析，要防止出这样一个毛病：自相矛盾。一会儿说开卷有益，一会儿说开卷有害，令人不知所云。为了避免这种现象，文章中还要将二者的联系点明，才算把道理真正说透。3、从论证方法看，如果所读的书是坏书，则开卷未必有益，这里可以采取例证法，并辅之以引证法和喻证法，用前几年社会上黄书泛滥成灾毒害青少年作为事实论据，用名人名言作为理论论据，充分论证黄书的害处和读好书的益处。在此基础上，再把这两者辩正地统一起来。说明我们中学生既要多读书，又要慎重地加以选择、读好书。这样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证，就将问题说得比较全面而深刻，文章也就具有了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导思：这是一篇给材料作文。该题虽然规定了作文题目，但仍给学生思维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从文体来看，写议论文是最好的选择。学生可以从是非观、处世态度、治学精神等方面谈自己的看法，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要写好议论文，必须做好以下三点：1、确定论点。根据命题提供的材料，可从不同角度提炼出诸多观点，但短短600字的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一定要选准一个论点充分论证。2、选好论据。论据能起到充分证明论点的作用，论据选择要遵循两个原则：①真实确凿，不能有虚假成分；②具有典型性，有说服力，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3、组织好论证结构。最常用的结构一般为“提出问题（引论）——分析问题（本论）——解决问题（结论）”。

国际关系硕士论文范文

太多了，出名点的综合类的学校都有啊。一般都是在历史学院，政治与公共学院下面。还有专业的，比如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具体要看你要去哪个区域，然后再筛选学校

全国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专业硕士生各招生单位总体情况概览（转）国际关系在我国是一个比较新的专业。但是这个专业在我国的发展非常迅速。可以说，在短短的几年里，有关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文章和专著迅速膨胀。如果同学们经常到书店里去逛的话，你会发现，这类书籍往往会成为许多书店的主打数目之一。这种新兴专业在我国的迅速走红，与我国当前在国际上的地位的迅速提升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我党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崛起”有密切的关系，还与近年来我国国民更加频繁的涉及到国际事务和国际纠纷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轰炸我驻南斯拉夫领馆、中美撞机事件、中日关于靖国神社、教科书、东海油田、日本入常等的争议、台湾问题等等热点问题，对于全体国民的国际关系意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是每个国民都对中国的外交和中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有着自己的看法。这从购买和阅读《参考消息》、《环球时报》等大众媒体中可以得到映证。前段时间，我在搬家时，有个棒棒也在和我谈论台湾岛“倒扁案”的进展。这说明国民对我国外交等的关心。应该说，在中国不断崛起，从“世界历史之外”到开始真正融入“世界体系”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不论是政府高层还是普通国民，对国际关系的关注，都必将会有一个持久的过程。这为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动力。当前，我国的国际关系学届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很多还是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能够上升到理性高度，具有大视野、全球意识、中长远战略构想的还不多见。在理论上，还主要是处在引进西方理论的阶段，自主创新的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培养。这为外语专业的学生报考，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机会。毕竟，在这个借鉴西方的阶段，精通外语无疑会具有十分难得的竞争力。从当前学界的著名权威学者的教育背景来看，有很多导师在本科阶段的专业就是英语。比如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教授，后者不仅是国际关系的导师，本是也是英语专业的导师。在学习国际关系专业以及复习备考过程中，以下几点是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是针对非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而言）。1.阅读的书目大致范围：（1）国际关系史；（2）国际关系理论；（3）国际关系研究方法；（4）国际关系的学术论文。现在国际关系史的书籍比较多，比较权威的书籍有：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学会主编）《国际关系史》（11卷），这是一套大型的国际关系史学术著作，可以说，代表了当今我国国际关系史的最高水准。对于复习备考来说，它的缺点在于过于详细，因为有11卷之多，所以单单是翻阅一遍，大概也需要两个月左右。相对而言，复旦大学唐兴贤教授所著《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则是一个简写本。往往是前者用了将近一本书的章节来写的，在后者只有区区一章甚至几节。后者的优点在于比较简明扼要，容易掌握国际关系史的全貌和梗概。再有北京大学方连庆教授主编的三卷本《国际关系史》，分为古代卷、近代卷和现代卷，这是比较适中的一套教材。它详略得当，是目前北京很多高校国际关系考研指定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也曾经出版过一本比较厚的《国际关系史》，我曾经在武汉大学校内的书店里买到过，这本教材的突出优点在于它对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关系史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我们知道，在复习国际关系史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两个重大问题时，近现代的国际关系史内容庞杂，条约甚多，体系多变，遗忘速度快；另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对苏联解体之后的国际关系比较难以掌握，因为这段时间是世界体系的转变过程，至今还没有完成。在这段时间里，发生很多重大事件，对这些事件比较全面和准确的把握，是很困难的，而且这些问题又是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不说在国际关系史的笔试卷上会成为重点，可以想见，在面试的时候，肯定要被问到。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国际关系史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是一本不错的好书。2006年新批硕士点: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政治、中国海洋大学国际政治、云南民族大学国际政治、西北大学国际政治、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政治、南京政治学院国际政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国际政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2006年新批博士点: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目前全国共有53所单位招收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专业。其中国际关系专业40所，国际政治专业37所，外交学专业10所，它们分别是: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外交学院:……………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学；北京语言大学:………国际政治；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同济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政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南开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政治；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山东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山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中国海洋大学………国际政治；聊城大学:……………国际政治；青岛大学:…………………………国际关系；吉林大学:……………国际政治；延边大学:……………国际政治；东北师范大学:………国际政治；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南京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南京政治学院:………国际政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国际政治；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外交学；浙江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际关系；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湘潭大学:…………………………国际关系；武汉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中山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暨南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厦门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四川大学:…………………………国际关系；电子科技大学:………国际政治；云南大学:…………………………国际关系；云南民族大学:………国际政治；西北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兰州大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政治；新疆大学:……………国际政治；希望学弟学妹仔细考虑，选一个适合自己的，并尽量根据自己的复习情况选择一个比较有把握的，毕竟复习了一年付出了太多太多，千万不要受论坛上择校及投票太多的影响，这些仅仅是参考而已，一定不能让它们左右你的思想。一旦选择之后，就要坚定自己的信念，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见，不人云亦云，乐观而自信，努力而踏实，静下心来，这太重要了，只有静下心来，你才能踏踏实实，安安心心的去复习，让自己完全投入到复习中，有计划地按部就班的进行复习，不急不躁，脚踏实地，成功会离你越来越近的，并最终得到它！

广泛的公民参与可以充实公共管理的内容和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它是现代公共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促使公共部门实现其公共责任和良好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公共管理硕士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公共管理硕士毕业论文范文一：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强化问题分析

实验研究作为较成熟的研究方法，可以引入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作为一种知识创造的方法，其本身也需要结合所应用的学科特征被研究而发展。基于这两个层面的考虑，借助于本期的两篇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报告，这里对实验研究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概要性讨论，以图引起公共管理学者的深度关注。

一、公共管理学科应加强的实验研究

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对自然、社会、人文、科学技术等现象进行描述、解释及其应用。其中，关键和困难的环节是对所研究对象的内在机制的解析，而这，在现代科学研究范式意义上，体现为对其因果关系及其机理的分析与验证。由于自然，尤其是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自然情形下的观察是被动的、表面的。因此，如何主动地、深度地、操控性地进行因果关系机理研究，就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有效方法论的追求目的。基于西方____宗教信仰中的理性学派传统，萌芽于文艺复兴后期，成形于近代资本主义早期，完善于科学理性昌盛的20世纪中期的实验研究方法，目前已成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其影响力如此之强，以致如哲学这样高度抽象的学科，也出现了如“实验哲学”这样的研究方式(Knobe，2012)。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进展较为滞后。有人对《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所发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评估，发现该刊所发表的真正实验研究论文出现于1992年以后。1950—1992年，美国政治科学三大主流刊物《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JPS)、《政治学杂志》(JOP)共发表实验方法类论文58篇，但之后的1993—1997年5年间，却发表了实验文章 28篇，占到1950—1992年所发表的实验类论文的33%。21世纪头5年，政治学实验论文更是快速发展，三大刊物所发论文47篇，这还不包括14篇问卷实验(SurveyExperiments)论文。政治科学的实验研究已从偶尔为之，发展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和有影响力的研究范式。实验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也有不少应用(Hyde，2015)。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LinOstrom)之所以能够获得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实验方法的娴熟应用不无关联(Morton&Williams，2010)。至于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较为滞后，直到近期，才有意识地推进这方面的工作(Jilke，etal.，2014)。由此可见，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是值得大力推动的、有巨大学术潜力的研究方式和领域。基于实验研究的优势，《公共行政评论》本期推出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实验方法为手段的专栏。之所以推出以实验研究方法为主题的专栏，旨在凸显本刊的学术意图———推进实验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尤其是推动具有中国学术气息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

二、实验研究方法的基本逻辑与问题

如今，实验研究方法已成为成熟的学科，全面介绍其状况、学理是本导语不能胜任的，然而，为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提纲挈领式的核心思想介绍又是必要的。实验研究方法的含义有诸多种界定，一般是指理论驱动(即理论判断验证为研究目标)下，在典型或人为特定的条件下，采用科学仪器、设备，主动干预和控制研究对象，获取因果关系科学事实，验证理论假设的研究方式(Webster&Sell，2007)。实验法的基本逻辑是:①确定研究问题，构建理论框架;②理论操作化，包括理论命题变量指标化，因果规律的自变量、因变量操作化，指标数据化，统计方法适应性选择等;③实验操作与监控;④分析、解释实验结果，形成理论结论。这是一个从理论意图到变量操作，因果关系解释，形成理论的多阶段过程。其不同阶段的具体方法、方式(如理论构建、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等)，构成了实验研究的方法论知识体系。随着自然和社会科学实验研究的发展，如今已成为包括诸多实验方法和统计方法的庞大、复杂学科体系。实验法之所以被视为科学研究的经典方式，在于其人为性、随机性(Randomization)和操控性(Manipulation)的特征。人为性指实验研究往往是通过人为设定环境或条件，构造“纯”理想的事件环境，并在此环境下观察、测量被试的行为变量;操控性指对理论的变量关系进行呈现、控制、强化等，使所研究的因果关系得以重复展现，以发现其内在因果机制;随机性则是以随机原则控制被试、条件，保证因果关系不是偶然的、内生的或外在系统误差带来的，保证因果变量的普遍性。正是运用这些方式的综合应用，使科学研究最为关注的因果关系可以从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被抽离出来，以操控的方式进行验证，从而对不确定世界的内在机制给出确定的解释(Palfrey，2009)。实验研究最为人所诟病的问题是外部效度问题。外部效度指科学研究中的实验结果类推到真实社会情境中的其他母体或环境的有效性(Webster&Sell，2007)。用更通俗的话说，即人为实验条件下的研究发现推论到现实情境所产生的失效现象。对于实验研究的外部效度问题，学术界有不少争论或解释(Webster&Sell，2007)。

作者认为，应这样理解:一是，实验研究的优势是内部效度而非外部效度。应当承认，实验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实验研究，外部效度困境确实存在，但不能因此而对实验研究的价值完全否定。实验研究的根本特质是以操控的方式对所研究的理论问题进行因果关系呈现、验证，从而对事物的规律进行理论解释。所罗门•阿希()的从众实验情境在真实生活几乎不会发生，但恰恰是实验室的从众研究给出了如此令人震惊的从众现象(Asch，1955)。二是，实验研究的结论有特定的逻辑界限。每一种研究方法的结论在推论上均有其逻辑依据，如果说问卷调查法的结果适合分布式推论，个案研究方法的结论适合结构式推论，实验研究方法的理论发现则只适合因果关系性推论。因此，实验方法做出的结论不应是分布式推论或结构式推论。而这一点，不要说刚刚从事实验研究的学者，甚至是有经验的学者，也可能无意识地把因果推论逻辑转变为分布式推论逻辑，从而带来外在效度的严重误差。此外，实验研究还有一个常常为人批评的问题，即研究结果发现往往是“不过如此”的常识验证。对此，人们可能会说:“我感觉就是如此，还需要做实验吗?”实验研究的确有这种现象，即通过细致、严格、大量的实验，证实了常识。对于这一似乎费时费力、似无必要的现象，学术的理解应这样:一是，生活常识的证实即是科学活动的一部分。人类是有智慧的动物，即使一个资质一般的人，通过对生活经验的深度反思，对某一现象的分析、解释也可能是对的，但在科学的因果关系验证标准看来，这是不可靠的，对其检验乃是人类理解自身的学术任务;二是，对于生活常识的判断，学术的研究往往能够给出常识之外的新理解。如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知道，人有服从性。这是对的。但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Milgram)经典服从实验不仅证实了这个生活经验判断，还给出了令人震惊的新发现。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兰姆曾就被试的服从比例对其心理学家同事进行了调查，他的同事判断，只有少数几个人，甚至只有1%的被试会完全服从实验指令，直到使用最大伏特电力进行惩罚。但结果却是，在第一次实验中，就有65%(40人中超过27人)被试完全服从惩罚指令，直到450伏特的最大惩罚度。尽管被试在服从命令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不太舒服，甚至说想退回实验的报酬，但没有被试在到达使用300伏特电击之前拒绝服从指令(Milgram，1963)。该类实验的元分析(Meta-analysis)发现，被试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的比例约在61%至66%之间(Blass，1999)。由此可见，实验研究能够对常识判断有深度的补充。

三、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应有自己的学科特征

如今，实验研究已成为成熟的研究方法，甚至不少学科已形成了有自己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体系。如心理学、经济学、社会性、政治科学等。公共管理科学开展实验研究，虽然存在汲取与追赶这些学科的任务，但也要注意形成自己的实验研究特色:首先，应依据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使用实验方法。实验研究虽然涉及大量的技术甚至技巧问题，但根本看，是以理论构建为驱动的，而理论构建，不同学科的逻辑基础是不同的。就公共管理而言，即使从最直接、简单的定义理解，公共管理的特征是政治—文化—社会性的。显然，这不同于个体性的心理学研究，也不同于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学研究。由此，简单借用心理学或经济学的实验理论或方法就可能出现底层的的不契合问题。那么，该如何以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进行理论构建?不同学者会有自己不同的选择。如果要在这里给出具体的建议，笔者的建议是，采用“问题中心，公共管理思维方式 ”的研究策略，即从公共管理的真实社会情境中，发现研究问题，以其总体性状态和内在逻辑为基础，以公共管理学科的思维方式来构建理论框架。现代学科有分别和界限，但“问题”总是在“那里”，“问题”是不分学科的，故而，若简单地以某一学科或某种理论为解释框架，有可能肢解“问题”，使研究“问题”失真。但是，现代学科毕竟有自己学科立场，而学科立场突出体现在学科的思维方式上。如心理学的思维方式突出表现在以还原分析的方式研究心理活动的因素及其机制。公共管理学科的思维方式虽然有不同理解，但大概可以理解为，以合法性和有效性检视公共管理活动与政策的恰当性，以此为内在依据，构成公共管理研究的“问题框架”。至于具体的构建方式，因素—结构—功能的此为策略是可资借鉴的方式(景怀斌，2011)，即从公共管理的视野看，所研究对象的构成要素是什么?要素间的结构是什么?结构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其功能在合法性与有效性方面的表现如何?等等。进而，采用实验方法验证理论判断。其次，公共管理也应注意形成自己学科特有的实验方法。不少社会科学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实验方法。如，心理学实验方法的成熟，与其早期心理物理学的实验研究历程分不开。而且，心理学不断汲取新的技术方法扩充实验方式，如心理学汲取了脑神经研究手段，形成了脑认知研究实验技术。类似地，公共管理能否结合自己的学科特征形成自己的实验方法?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这需要艰苦的学术努力才能实现。第三，同任何方法都有局限一样，实验研究有自己的适应范围。实验研究虽然需要大力推进，但它不是“包打天下”的唯一“法宝”，应根据研究任务与问题“采用”，而不是为显示“高大上”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套用”。本期的两篇实验报告是这方面的尝试。其中，《观念形态激活对公共问题决策的影响与机制》即体现了“问题中心，公共管理思维方式”的研究策略。

所谓“问题中心”，既是以中国社会出现的观念形态争论为研究对象———试图回答“人们为何以掌握真理的感觉有偏见地认知”社会现象的理论机理，形成了观念形态如何扭曲公共问题决策的研究议题，“公共管理思维方式”即以把此问题置于合法性与有效性检视来设计具体研究问题，而不是借用已有的心理学理论来研究。在这一思维方式下，采用3(“左”“中”“右”观念形态)×2(激活、未激活)被试间实验设计，通过观念形态激活控制，验证了观念形态激活后对公共问题决策的扭曲现象，进而分析了其机制，为公共问题决策提供了若干建议。另一篇实验论文《如何有效征税:来自纳税遵从实验的启发》则从实验经济学的角度，考察税率对人们纳税遵从以及国家税收收入的影响。实验分析，在其他情况不变时，法定税率越高，纳税人逃税越多，但纳税额却越高的结论。作者针对A-S模型或者道德—契约模型的解释局限，以“前景理论”来解释这一发现，将纳税决策过程看成纳税者受到“逃税利益”和“心理机制”双重影响的结果，纳税人会以“法定税负”为其决策参考点，逃税可以带来额外心理收益，纳税人又对这部分收益表现出敏感递减的趋势。这就说明其为何在较高税率时，即便逃税更多、自愿纳税却也更多，从而为如何有效征税提供了实验理论依据。总之，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已成趋势，需要跟进，但公共管理又如何在此趋势中形成自己的方法论特征，更是学科任务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面临着引进与创新的双重挑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入。

公共管理硕士毕业论文范文二：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分析

1文化与公共管理的关系

在内容方面，文化必然会给公共管理活动带来一些作用，比如针对社会成员建立行动规范，将其观念限制在一定范围或是方向上，构建社会文化环境等，也就是说它让公共管理系统的思维和动作能够和文化环境匹配在一起，达到平衡的状态，否则就会失衡。拿行政活动来说，这种活动的最终效果，大大受到行政人员综合能力的影响，比如其知识技能、思想观念、做事态度等。也就是说，在公共管理活动这一领域，文化环境和行政系统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管理主体方面，而且还会对其客体产生作用。考虑到管理主体的一切活动都处于文化环境下，所以，要确保主体所进行的公共管理工作在质量和效率方面有所保障，必须确保主体本身有一定的文化积累。也就是说要让主体和文化彼此间能够变换，让文化催生主体的改变。文化对客体所产生的作用力是通过社会传递给客体的。在社会环境下，文化倾向是决定物质转换关系的原因之一。在社会中占据主流优势的文化，会让其他文化朝着自身倾斜和发展。比如，市场经济理念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平和竞争，因此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公共管理活动越来越提倡民主、公正、服务。由此可见，文化观念确实会对公共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形式方面，由于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多样化，这一性质的存在使得公共管理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文化环境对公共管理系统提出了正面的要求的话，就会让系统的思维和动作逐渐向前者靠拢，公共管理系统要实现综合绩效的全面提升，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将文化所拥有的正面价值和要求纳入进来。文化之所以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和很多因素之间是密不可分的，比如历史、政治、民族等。比如，国内很多政府机构和部门作为一种实体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去，政府部门人员在其中兼任某些职务。又或者是政府部门合法地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获取一些经济收入，比如售卖公共服务等。这些现象都是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因此，如果要提升政府管理部门体系的效能，并使其拥有更高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必须在文化决定公共管理精神这一理念的指导下，重点塑造文化环境。纵观中华民族政治变迁历史，一些历史上的有识之士所提出的“洋为中用”、“托古改制”等改革理念，其本质就是以文化环境的革新为切入点，实现行政框架的改变。另外，在进行变革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同的文化，它们彼此之间不断冲撞，结果或是继续排斥，或是融合在一起，因此会给公共管理系统造成多样化的影响。如今，我国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各种符合时代特征的改革措施得到执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各种新思想不断涌现，无法避免地和历史遗留下的老思想、老观念产生冲突。比如勇于创新和墨守成规等，这些现象的存在就是我国文化具有多样化特征的最有力的佐证，它们揭示了文化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向民众传达了政府公共管理的特征受到文化影响的认识。文化对公共管理活动所产生的作用会一直存在，因此对文化的利用以及研究也必须得到重视，不能中断。

2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

公共管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将公共文化以及市场文化融合在一起。

公共管理理论行政文化创新的核心是市场理念与公共理念的融合：

根据公共管理理论可知，从本质上看，市场文化和公共文化融合即为对政府公共管理效率的要求，这是政府公共管理市场效率理念的重要基础。在以往的公共行政观念中，政府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公平、公正方面，以将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为追求，忽视了自身所制定的政策在市场的执行效率，忽视了资金的市场价值。公共管理理论没有否定公平、公正、预算的作用，而是将部分政府注意力转移到资金市场效率方面，也就是在满足公众对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前提下，将成本控制在最低水平。所以，在进行公共管理革新时，政府会将更多的关注倾向于服务质量方面。

公共管理理论的行政价值观念创新：

公共管理对公共行政内部所包含的关系进行审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构建和更新自身对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等多种关系认识的过程，这是对以往公共行政理论所倡导的价值观的进一步延伸。公共管理认为，公共行政应该追求公共价值以及市场价值，而且努力将两种价值归于一个方向上。公共管理理论是由“公共理论”和“管理理论”所构成的。前者突出显示公共管理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认为公共行政的需要承担起对政治和公民的责任。后者的理论来源于现代经济学以及企业管理理论，它将企业这种经济主体的管理经验应用到公共部门中来。过去的行政学理论，往往都是在“公共”和“管理”二者中择其一，这种问题在公共管理理论中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把公共管理理论引入到行政学中来，有效地将“公共”和“管理”同时纳入到行政学范畴内。公共管理所追求的价值即为提升行政民主政治责任意识，它以议会和行政、政党和行政等多种关系为切入点，全面研究在既定的政治背景下，行政所表现出的适应性以及敏感性。以往的行政管理在寻找将行政和政治分隔开来的方法，该怎么样确保行政不受政治的影响;而公共管理理论却提倡让行政去主动适应政治，同时揭示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公共管理理论十分重视政府外部的正式生态环境因素，对公共管理产生的复杂的作用。“公共理论”从管理人员面对的公共生态环境入手，强调公共管理者必须不断提高自身对环境的敏感性，特别是当政治中混有多元民主时，公共管理人员必须能够意识到环境的变化并据此调整策略方向。“公共理论”一直在尝试寻找一条实现行政官僚体系和民主共存的途径。对于欧美国家所实施的民主体制而言，文官的选拔并没有采取选举制或任命制，不过他们被法律赋予了行政和政治权力，这是他们执行社会价值分配的必备基础。在实践中权力的度是很难把握的，这一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对政府的期望存在很多矛盾的地方，他们希望政府在社会经济建设方面有所作为的同时，又希望政府将重点精力放在革除弊病方面。因此才会构建很多程序来对政府进行约束。在民主政治体制背景下，官僚行政组织对民主的控制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第一种，赋予立法机构对行政部门的监控权;第二种为政务领导，也就是构建政务官和常任文官之间的上下级关系。

公共管理的行政组织文化创新：

利用公共管理理论作为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指导，具体措施为将决策权和执行权赋予不同的机关。成立在人事和财务方面能够自我管理的行政执行局，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实施行政执行管理。执行机构体制或执行局制作为一种行政执行体制，其主要的特征在于对决策和执行实施分权而治，具体来说，将位于现行科层制中的中下层组织单独抽离出来，让其实现独立经营，并将编制、人事、财务等权限赋予掌控经营大权的经理。也就是说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从上下级变成了合同关系。行政执行局的成立有法律作为依据和保障，其主要职能在于执行政府政策以及向公众提供服务，在技术、专业、监管等方面表现出自身的特性，业务之间的关联更小，不再具有政府职能部门的性质和属性，但必须接受政府部门的管理。执行机构不能制定政策。执行机构的正式成立，说明政府组织机构已经转向执行机构包裹核心政策司的形式，其中核心政策司的主要作用是制定政策，执行结构的职责为确保政策能够落实，并提供服务，这和以往作为下级单位直接听命于上级部门和领导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从行政角度来看，执行机构和政策核心司不是前者隶属于后者。后者对前者的领导是通过合同实现的。将决策权和执行权分离开来的思想，实际上是公共管理中公共文化和市场文化融合在一起后产生的。在进行这种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组织内部就的行政组织文化也会慢慢发生改变，主要特征在于让行政组织更加重视绩效、服务质量以及商业价值。绩效指的是在承担行政责任的前提下，行政管理必须追求更高的绩效，通过各种措施的实施，比如合同管理、组织结构简化等，促进行政组织理性和灵活性的全面提升，最终实现组织效率的大幅提高;服务指的是行政组织要转变对公民的看法，将公民当做顾客一样为其提供服务。只有服务质量得到了提高，公民满意度才会相应地提高;商业指的是要将公共服务当做一种商品，然后再推向市场。让更多的政府部门甚至是私人部门参与到公共服务建设中来，实现市场竞争目的。

公共管理的行政治理观念创新：

公共管理使得公共文化和市场文化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并将二者引入到行政改革建设领域，在政府内外部展开改革。内部改革即为执行局的成立和实施，外部改革即为号召公民参与进来，充分利用公民和社会的作用。后者体现了公共管理对行政治理的颠覆性认识。在公共管理领域，有两种思想是极力推崇这一点的，即“重塑政府理论”以及“治理与善治理理论”。最具有代表性的公共管理理论就是“重塑政府理论”。该理论认为，政府改革的主导者必须拥有企业家的精神，同时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和力量。具体来说：首先，在改革过程中对政府进行重新定位，政府不应该成为改革的执行方，而是应该把握改革方向。通过购买的方式，将改革执行任务交由其他组织，实际上这一过程就是公共服务产生和提供的过程。其次，对于改革中的资源来说，政府要做的事即为穿针引线，充分调动各种稀缺资源，完成改革。政府利用民主程序，为社会需要指定目标。同时，发挥私人部门的优势，不断进行商品和劳务的制造，引入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加全面的公共服务。这里提到的非政府组织指的是第三部门，即志愿或非营利性组织(不包括以往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这些组织的所有者或控制者往往都是个人，它们能够提供能够满足公众需求的服务或产品，但目的不在于赚取经济利润。最后，政府服务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呈现出来：传统形式，比如制定并实施的法律法规、税费收缴、发放经济补助等;创新形式，比如和民间组织构建合作关系等;先锋派形式：成立基金、市场重构、号召志愿者为公众利益服务等。公共管理理论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很多具体的理论成果。上世纪九十年代，治理与善治理论开始崭露头角。在该理论框架下，公共事务管理的措施有：合作、协商、整合目标等。从本质上看就是构建符合市场规律、满足公众利益的合作关系。它所构建的管理机制用合作网路的权威取代了政府的权威。该理论所倡导的观点为：第一，除了政府之外，其他公共和民间机构也扮演着公共管理主体的角色。它否定了国家权力中心即为政府的观点，如果公共和民间机构对合法权力的应用受到民众的肯定，那么它们也会因此成为权力中心，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所属层面的差异。第二，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国家开始和公民、社会共同承担责任，这就会导致国家和社会、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彼此间权力和责任慢慢混为一谈。第三，对于集体行为而言，其所包含的所有社会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为了促进彼此目标的实现，这些机构和部门往往都会进行资源的交换，并通过交流寻找目标的共性，这样所有的参与者就会和政府构建合作伙伴关系，帮助政府处理一部分行政事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四，善治模式实际上是非常理想的。善治指的是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不断促进公共利益的提升。从本质上看就是由政府和公民对公共生活进行共同管理。为了能够让公民肯定公共管理活动质量和成果，管理机构和活动必须尽最大努力解决公民和政府、公民内部的利益矛盾。要达到善治这一目标，政府和公民都必须进行奋斗并且开展合作，公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决策权、监督权等权利，和政府构成公共权威并共同构建和维护公共秩序。

国际关系学院硕士论文格式

国际关系学院2024考研报考条件怎么查？哪些考生可以报考国际关系学院呢？报考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需要满足什么要求？有年龄限制吗？目前国际关系学院2024考研招生简章暂未公布，考生可参考《国际关系学院202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的内容，具体报考条件如下：报名参加硕士研究生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三)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考生录取当年入学前必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否则录取资格无效。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2年(从毕业后到录取当年入学前，下同)或2年以上的人员，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按本科毕业同等学力身份报考。4.已获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人员。(四)身体健康状况符合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有关要求和我院招生体检标准。(五)报考法律(法学)专业学位硕士生者，除符合上述条件外，毕业专业应为法学专业(仅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0301]毕业生、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生、自学考试形式的法学类毕业生，以及获得法学第二学士学位的人员可以报考);报考法律(非法学)专业学位硕士生者，除符合上述条件外，毕业专业应为非法学类专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0301]毕业生、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生和自学考试形式的法学类毕业生等不得报考)。(六)我院招收委托培养研究生，仅限与我院签订有委托培养协议的单位。报名参加委托培养、定向就业的考生，均需先提交所在单位的批准函，并经我院研招办确认，方可进行网上报名。(七)报考我院硕士生的方式有：推荐免试、全国统考和单独考试。(八)推荐免试生必须是经考生所在毕业学校(学校必须有教育部批准的推荐免试资格)确认资格、在统考报名结束前通过我院复试并被接收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详细内容请查看《国际关系学院2023年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九)参加单独考试的考生，除必须符合上述报考条件外，还须具备以下条件：1.在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学历后连续工作4年(从毕业后到录取当年入学前)或4年以上，或研究生毕业后工作2年或2年以上。2.业务优秀，从事工作与报考学科相关领域，已发表过研究论文或已成为业务骨干。3.经考生所在单位同意和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推荐，定向就业的在职人员。参加单独考试的考生必须以委托培养、定向就业的方式报考。初试时间与全国统考时间一致，考点必须选择国际关系学院(1142)考点，并在我校参加考试。研究生考试有疑问、不知道如何总结考研考点内容、不清楚考研报名当地政策，点击底部咨询官网，免费领取复习资料：

没有。根据《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官方网站显示：毕业论文题目完全交给考生自由编撰，只需要应届毕业生将自己在某一领域内发现具有研究意义或者有所成果的资料写进论文中并且进行解释即可。

国际关系学院前身是1949年创建的中央外事干部学校，新中国第一批“将军大使”正是从这里受训后走向世界的。

1958年1月17日，外交部在向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请示报告中提出：扩大学院培养、训练干部的范围，“建议将外交学院改为国际关系学院，其任务主要是轮训外交部和其他涉外部门的干部，培养国际关系方面的师资、初级研究人员和记者、编辑等人员。国际关系学院成立以后，现有各涉外部门的干部学校可以考虑适当合并，以便集中力量和财力物力，办好国际关系学院方面的干部训练工作。”“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来源，除主要从各涉外部门干部中选拔外，还可以根据需要招收一定数量的大学毕业生来培养。”

1958年8月1日，外交学院正式改名为国际关系学院。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为学院题写了校牌。

1959年9月，外交部决定并报国务院批准，任命陈辛仁为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1960年11月29日，外交部在给陈毅副总理、周总理《关于国际关系学院改为轮训在职外交干部学校》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为“适应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日益开展的需要”，“便于集中现有的教学力量，大力改进教学方法，增强教学效果，培养出大批的、真正合乎规格的中初级外交干部”，“建议将国际关系学院改为专业干部学校，着重轮训在职的外交干部和培养新调来的干部，同时接受一部分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学生入该院学习外交业务”。此件经报中央批准。

1961年，学校同外交学院合并办学，易名为外交学院分院。

1965年，由陈毅元帅定名为国际关系学院，直属于中央调查部。文革期间，由于学院特殊的政治背景，教学和管理遭受较大程度破坏，并于1970年停办。

1979年起开始恢复招生，为国务院学位办批准的全国第一批学位授予权单位。

1994年，国际关系学院举行校庆45周年纪念会， *** 为学校亲笔题词：“努力把国际关系学院办成富有特色的一流大学”。

截至2015年2月，学校有近150名专 *** 教师，其中正教授20多名，副教授60多名，拥有高级职称的比例占全体教师近60%；该院院长刘慧教授是国家 *** 采购领域的著名专家，副院长郭惠民教授是国际公共关系领域的著名专家。此外该校有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1个，北京市教学名师4人。

北京市教学名师（4人）：刘慧、郭慧民、吴慧、赵晓春

（表格内容资料来源：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建设项目网）

根据2015年3月学校官网显示，学校辖8个教学系部，开办10个本科专业，涵盖了法学、经济学、文学、工学等4个学科门类。

国际政治系

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方向）

法学

国际政治（外交实践方向）

国际经济系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经济与贸易方向）

经济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 采购方向）

外语学院

英语系

英语（文化方向）

文学

英语（翻译方向）

日语系

日语（文化方向）

日语（翻译方向）

法语系

法语（套用法语方向）

文化传播系

传播学（文化传播方向）

传播学（汉语国际传播方向）

法律系

法学

信息科技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信息安全方向）

管理学或工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智慧型信息处理方向）

公共管理系

公共管理（国际事务管理方向）

管理学

行政管理（ *** 涉外管理方向）

（表格内容资料来源：2015年3月国际关系学院招生信息网）

截至2015年2月，学校拥有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2个，北京市市级特色专业建设点4个；国家级精品课程1门，北京市市级精品课程3门。

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2个）：法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北京市市级特色专业建设点（4个）：法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传播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国家级精品课程（1门）：国家安全学

北京市市级精品课程（3门）：国家安全学、国际法学、国际关系史

截至2014年8月，学校拥有1个博士点（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联合培养），15个学术型学位硕士点，4个专业学位硕士点，北京市市级重点学科1个，涵盖了法学、经济学、文学、工学等4个学科门类。

博士点（1个）：国际关系

学术型学位硕士点（15个）：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世界经济、国际公共采购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英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公共外交与文化传播、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国际事务管理、中外政治制度、通信与信息系统、套用化学

专业学位硕士点（4个）：翻译硕士、工程硕士、法律硕士、警务硕士

北京市市级重点学科（1个）：国际政治

根据2015年3月学校官网显示，学校与美国、日本、法国、丹麦等多所国外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并开展教育合作、学术交流。学校实行秋、春、夏三学期制，其中夏季学期主要聘请国际师资前来授课。学校鼓励本科生利用夏季学期和暑假参与国际交流、实践实习等活动。

根据2015年3月学校官网显示，学校拥有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个，校级研究所3个。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个）：信息技术联合实验室（与北京大学共建）

校级研究所（3个）：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公共市场与政采研究所、国际公共关系研究所

学术著作（2014年）：《为国家安全立言》、《中国国家安全概览》、《国家安全学刊》、《国家安全学》、《国家安全战略思考》、国家安全蓝皮书《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国家安全管理学》、《国家安全法治问题研究》。

根据2015年3月学校官网显示，该研究所已成功完成省部项目6个，出版 *** 采购和招标投标等学科方面的专著9部，论文34篇，完成了一系列具有国内填补空白和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并参与国家 *** 采购法律、招标投标法律的立法工作。

国际关系学院图书馆藏书以国际关系及其相关专业的文献资料为主，截至2012年3月，该馆拥有不同学科、语种的藏书37万册，其中国际关系类图书约4万册，国际关系、历史传记、语言、文学四类图书总计21万余册，约占全馆藏书总量的65%以上；而外文原版图书则占馆藏图书总量的22%，特别是原版工具书较为齐全，达4000余册；该馆还收藏有明清民国时期原版线装古籍1980册。中华再造善本9125册，乾隆大藏经169册，此外，该馆每年订购中外文报刊700余种，先后引进了中国学术期刊、参考讯息、Ebsco、New *** abk等网路资料库12个，采选了书生、超星、时代圣典等电子图书4万余种。

《国际安全研究》

《国际安全研究》杂志创刊于1983年，双月刊，由国际关系学院主办，自2013年起更名为《国际安全研究》。它是中国第一本以安全研究为特色的学术期刊，主要刊登国际关系、国际安全领域的一流学术研究成果。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创刊于1983年，双月刊，由国际关系学院主办，为ASPT来源刊、中国期刊网来源刊

国际关系学院硕士论文答辩

法语专业设置于1962年，是首都师大特色专业，迄今已有50年的办学历史。现任教师中大多数均毕业于国内外著名大学，其中包括巴黎大学博士2人，北京大学博士2人，中央美院法国艺术史博士1人，在读博士1人，加拿大蒙克顿大学硕士1人，北京大学硕士1人，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2人，外交学院和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各1人，师资力量在北京地区高校的法语专业中仅次于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每年招收本科生30名，我系的本科人才培养具有鲜明特色，从培养方案的制定、课程内容的设置到教学手段的创新运用均已形成完整体系，旨在培养出既能牢固掌握“核心法语技能”，又能够用法语掌握与法国、欧洲和中国有关的核心知识的实用型“双核法语”人才。法语专业教师具有较高的科研水平，专著、译著、发表于核心期刊和权威核心期刊论文的人均数量，在国内法语专业中位居前列，其中“法国文学文化方向”的研究成果已经达到国内前沿水平。本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培养目前设置有三个方向，分别是“法国文学文化”、“翻译理论与实践”、“当代法国研究”，每年招收12-15名硕士研究生。近半个世纪以来，法语专业为北京市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毕业生的就业率历届均为百分之百，就业领域分布非常广泛，包括：新闻媒体（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外事单位（外交部、驻外使馆、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商务部外联局、中国外文出版社）、法国驻华使馆、中外企业（法国电力公司、法国兴业银行、法国航空公司、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高教科研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国高校的中文教师（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波尔多第三大学）、旅游部门和艺术市场（中国国际旅行社、法国玛格艺术画廊）等等。国际合作项目众多是法语专业另一历史悠久的特色，目前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法国兰斯大学、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比利时布鲁塞尔高等翻译学院均签订有长期校际交流协议，每年向这些国外大学派送15名本科和硕士交换生，研究生中的成绩优秀者经对方学校同意可注册攻读该校硕士学位，回国后完成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还可获得本校硕士学位。根据学校的最新统计，法语专业2012届毕业生的升学率（考研率+出国率）在全校68个专业中排名第3位，仅次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和教育学专业，在外国语学院7个专业中，法语专业更是遥遥领先，高居首位，为此获得了学校的通报表彰和奖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研究生招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创建于1964年，是二外建制最早的系（院）之一。下设本科和硕士两个培养层次，于1982年招收研究生，是我国最早的硕士点之一。包括应用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和跨文化研究三个研究方向。旨在培养具有扎实语言基础、渊博文化知识及较强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学科优势与特色践中。培养目标学生通过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能够： 1. 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及敏感度，关心国家大事，注重实践、勇于创新； 2. 学风严谨，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系统的专业知识，培养较强的科研工作能力； 3. 掌握一到两门其他外语，具有基本的交流能力； 4. 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培养方式学制为三年，实行学分制，设公共选修课、专业必修课及一定量的专业选修课，课程安排在前四个学期，其余时间供学生研习论文及进行社会实践。采用研讨式的教学方法，鼓励学生自学并积极参与系里的科研实践活动。师资力量法语专业现有专业教师共15人：教授2人、副教授3人、讲师11人、外国专家3人，青年教师全部拥有硕士以上学历，所有教师均在国外留学并取得博士或硕士学位。拥有中法文图书资料20000余册和常年订阅国内外法文期刊杂志12种，为本系师生的教学与科研提供有效的服务保障。建立40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自己的办学风格和特色。近年来，法语教师根据本系特点编写了《口译理论与实践》、《新编法译汉教程》、《法语高年级阅读》（法国历史文化和中国历史文化）二卷、《普通语言学概论》《全国导游法语》等多种实用教材、专著及大量有关语言研究和教学法的论文。研究方向法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下设应用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和跨文化研究三个方向：（1）应用语言学是一门涉及理论语言学、哲学及语用学等方面的综合型学科。旨在把语言学知识应用到其它学科领域。狭义上，专指语言教学，尤其是外语教学。该学科的研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语言及其背后的深层意义。（2）翻译理论与实践近年来，对翻译现象的研究正在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逐渐发展，它涉及到语言学、跨文化、哲学等诸多其他学科，本方向正是适应这种形势，为满足青年人学习、研究并投身于翻译实践的需要而开设的。（3）跨文化交际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跨文化交际几乎涉及了所有重要的人文学科，它对于我们了解中外语言文化之间差异和契合的深层原因、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效果及促进文化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开设的主要课程包括语言学理论、法国文学、法语问题研究、跨文化交际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等。实践活动与对外交流我系与里昂第二大学、毕卡迪大学、克莱蒙费朗大学、奥弗涅大学等名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每年都选派教师和学生公费留学。研究生还有机会到法国、加拿大魁北克和摩洛哥等地的孔子学院担任志愿者。就业情况与前景法语专业已为祖国培养了大批外交、外贸、企业管理和翻译人才。本系研究生普遍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实践精神和扎实的语言基础，能熟练运用法语在外事、经贸、文化、新闻出版、教育、科研、旅游等部门从事翻译、研究教学、管理等多种类型和层次的工作鼓励 (1) 语言学导论；（2）翻译理论；（3）翻译实践；（4）法国文学；（5）高级口译；（6）法语文体学；（7）法国经济；（8）法国政治；（9）法国近代史；（10）中法关系简史；（11）社会语言学；（12）跨文化交际研究；（13）阅读与写作；（14）欧盟问题研究等课程。研究生完成规定课程学分，并撰写关于翻译理论与方法选题或法国学选题的硕士论文，经答辩评审合格者将被授予法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将科研与教学结合，科研内容涉及语言、教学法研究、翻译理论研究和跨文化研究。

法语研究生的院校越来越多，但法语学习人数也是成倍增长，好学校很难，二本努力一把基本成功率还是蛮高的。但更多的是，你是否需要一个普通二本的研究生学位。这对我来说是个投入的时间和金钱不成正比的一个选择。

北京外交学院

以下大学有法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外交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天津外国语学院,山西大学,大连外国语学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中南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外语学院，云南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个人认为这里边比较好的有：北外，上外，广外，川外，西外，南京大学，外交学院，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论文撰写

《试析国际合作原则在国际环境法中的发展》论文摘要：国际合作原则是国际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对于国际环境保护事业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该原则以国际宣言为依据，具有广泛的内容，是人类应对环境危机的必然、理性的选择。但其实施现状并不乐观。国际社会分而治之的政治格局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存在矛盾，为促进国际环境合作的发展，各国需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让渡主权，坚守合作的承诺，以求实现保护地球环境的最终目标。论文关键词：国际合作原则;国际环境合作;途径;主权一、国际合作原则的依据及有关规定国际合作原则的依据是《联合国宪章》、《人类环境宣言》和《里约宣言》。《联合国宪章》的序言宣布各成员国为促成社会进步和改善民生，要“力行宽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第一条死三款规定联合国的宗旨为“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人类环境宣言》第7条规定：“种类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因为它们在范围上是地区性或全球性的，或者因为它们影响共同的国际领域，将要求国与国之间广泛合作和国际组织采取行动以谋求共同的利益。”此条款尤其强调为实现环境目的，需要共同的努力，即“为筹措资金以支援发展中国家完成它们这方面的责任所需要进行的国际合作”。第22、24、25条都有关于这一原则的规定。《里约宣言》中，有9项原则规定了加强磋商、合作的内容。其中有的是重申《人类环境宣言》的有关内容，是它的具体化。如原则24，关于战争破坏问题，规定各国“应遵守国际法关于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环境的规定，并按必要情况合作”最后一项原则明确规定：“各国和人民应诚意地本着伙伴精神合作”，将这一基本原则概括升华到一个新的水平。二、国际合作原则的必然性首先，国际环境问题的特点决定了各国必须合作，国际环境问题的特点包括全方位，全因子，整体问题与局部问题交叉和互相促进，既有当前症状又有滞后效应等。环境问题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的解决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能单独胜任的。其次，国际社会由于在政治、经济、科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不同国家所组成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各国必须合作。这些差异导致了各国之间存在很多利益冲突，尤其是经济和正式利益的冲突，这就反感了各国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协调行动。各国唯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克服这些利益上的冲突，共同致力于国际环境的保护。最后，国际环境立法和国际环境法的实施要求各国进行合作。国际合作是国际环境立法和国际环境法的实施的必要条件。唯有通过国际合作，各国才能克服利益冲突，制定表现为各国之间的协调意志的国际环境法规则。所有国际环境法律文件的形成过程都是国际合作或经过斗争达到合作的过程。在合作的前提下，各国才能克服利益冲突和政治、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有效的实施国际环境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关系呈现两种趋势。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增强，加之危机意识的增强、安全概念的扩展，使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权利分配问题敏感而又复杂，体现出一种无法形成“合力”的“离心”倾向，各国均有意强化政府职能，捍卫主权独立;另一方面，全球化导致国家间的联系日益增多，而由此引发的公共问题——无论是金融危机、跨国犯罪、瘟疫流行、环境问题，都使国界形同虚设。这些问题单凭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努力是不能解决的，无论他们有多么强的实力。为了生存，国家之间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应对这些问题，他们由此产生一种“合力”。三、国际合作原则的实施现状(一)在环境问题上采取自扫门前雪的态度许多国家和地区不关心其他区域或其他国家的环境整治只关心自己领域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有可能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环境治理上来，这样就导致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环境问题日益缓和的同时，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环境问题日益尖锐。这样全球和地区性的环境问题与矛盾也就往往通过发达和不发达区域显示出来。(二)南北双方在承担环境保护责任方面存在重大分歧发达国家在几百年的发展中排放了大量污染物，最终酿成了当今世界的重大环境问题，如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酸雨等全球环境问题，都是长期积累形成的，发达国家利用地球资源的人均数量高出发展中国家几十倍。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双重挑战，发达国家理应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提供资金和技术。然而，多数发达国家非但没有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反而回避和推卸责任，甚至利用环境保护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就形成了南北之间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主要分歧。(三)南北双方环境权益的斗争异常尖锐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一直是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是一种不公正、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分工、国际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斗争，特别是关于环境权益的斗争非常激烈。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片面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将环境与发展割裂开来;利用环境保护干涉别国内政，要求各自放弃一些主权，尤其是在国家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国际环境合作上缺乏诚意。发达国家在上述问题上采取的立场观点是与发展中国家对立的，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对此，发展中国家从促进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以及有效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出发，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四、推进国际合作原则实施的途径(一)推动全球环境法制化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的影响正在逐步加深，环境问题将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国际冲突。面对环境安全对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国际社会已认识到环境问题不能停留在各种论坛上的一般性讨论，必须寻求制定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确保各国加强合作，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国际立法是一种强制性手段，无论哪一国家加入国际环境保护公约，他就在法律上承担了相关的义务与责任;否则，就要在政治上外交上蒙受国际社会的压力，或在国际贸易上处于不利地位。近年来，新的全球性、区域性和双边环境保护条约不断出台，领域不断扩大。国际环境法的迅速发展增强了国际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和强制性，同时也对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产生深刻影响。(二)开展环境问题上的南北对话和东西协商我们共享同一个地球，任何一个局部地区的环境恶化都会对全球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因而，不发达国家在改善环境时遭遇到资金、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的障碍时，发达国家基于历史和未来的考虑，应给予大力帮助。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环境治理基点的不同，在发展中国家环境投资的边际成本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可见，从全球来看，环境保护和投资的重点应放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应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环境的各种努力。尽管在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始终存在争议，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环境保护领域特有原则的最终确立，使国际环境合作具有了更加灵活的实现方式。这一原则号召各国积极应对环境危机，克服环境合作中的分歧与困难以达成共识。(三)建立可持续发展指导下的国际环境保护合作关系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全面的发展观，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经济行为和生活方式，调整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逐步从理论走向实践。为确保持续发展，各国将在制定经济、社会、财政、能源、交通、农业、贸易及其他政策时，进行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并寻求更大范围的国际参与。国际社会也必须在政策、措施上实行更大范围的协调配合，以解决任何可能影响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可以相信，未来世界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将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人类在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路上将最终走到一起。从全球主义者角度看，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一个国际结构性的变化是，国家的传统权利及权力在淡化，而国际社会的共同职责在加强，影响在扩大;变化的特点是，从最低限度的合作目标，朝建立国际规则和承担更大责任的方向前进，朝改善及改造国家内部的组织功能的方向演进，朝形成共同的星球意识的方向演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主权弱化的时代。国际环境合作的成功与否依赖各合作主体的合作诚意及采取的实质措施，需要主权国家更多地站在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更多地让渡主权，以长远利益为重，同心协力，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摘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关键词：国际关系道德国际伦理气候变化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文章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注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国际关系中的情感》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热点。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一、引言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二、理性与情感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