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的论文3000

中国近代史学科,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才成为科学的。它的酝酿、问世过程,大致经历了前奏、孕育、胚胎成型和诞生四个阶段。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关于马克思和近代史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马克思和近代史的论文范文一：马克思看侵华——读《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源远流长，世人将其分为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三段。古老的华夏农耕文明到现代科技智能化时代，绝非一日之寒，承上启下的近代史，与其说是中华文明褪去浮色改头换面的日光浴，不如说是中华儿女硬把锄头当长枪的血泪史。

工业革命的兴起像阳光下的气泡一样，将西方人七彩斑斓的财富之梦送往地广人稠的东方，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农耕封建思想的格格不入引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自此，一部长达百年之久的近代史篇拉开帷幕。然而，长矛如何抵挡得住洋枪，战败的中国在政治、军事、外交和人民生活上都受到了英国等西方列强的打压。

马克思在文中提到亚罗号划艇的“侮辱事件”。亚罗号划艇是一只中国小船，曾被用来偷运私盐，船上有几名歹徒——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缉私水师得知这些罪犯就在船上，便逮捕了他们。可是因为这次逮捕妨碍了货主的商务，船长就向英国领事控告。他急忙返回领事馆，用命令式的口吻向两广总督提出书面要求：放回被捕者并道歉，同时致书香港的约翰·包令爵士和海军将军西马糜各厘，说什么他和英国国旗遭到了不可容忍的侮辱，并且相当明显地暗示说，期待已久的向广州来一次示威的良机到来了。西马糜各厘将军率领英国舰队抵达，旋即开始了另一轮公函往来：海军将军态度蛮横，大肆恫吓，中国总督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西马糜各厘将军要求在广州城内当面会商。叶总督说，这违反先例，而且乔治·文翰爵士曾答应不提这种要求。如果有必要，他愿意按照常例在城外会晤，或者采取其他不违反中国习惯与相沿已久的礼节的方式来满足海军将军的愿望。但是这一切都未能使这位英国强权在东方的好战的代表称心如意。一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就由这样一个荒谬的理由开始，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我们泱泱大国，就这样被英国的一个将军、领事踩在脚下，为了他们野蛮的私利而挑起殃及百姓的无义战争，实在令人心寒心痛。

我们不否认英国民主制度的优秀，也不但光为本国人牟利而不惜别国人的安

危为代价的民主是虚伪的，不过是贪心的幌子罢了。“我国根据条约应享有的权利已遭到破坏，而在当地负责保护我国在世界那个地区利益的人员，不仅有理由而且有义务尽量利用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来表示对这些暴行的义愤。” 这是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当年发表的演说，他们大肆攻击中国人违背条约的义务、侮辱英国的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却根本举不出一个合理的原因来解释是非对错。实情也被议会中的花言巧语歪曲得面目全非，以致使那些真正想弄清这个问题真相的人深受其误。

当然，究其原因，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的任人宰割?马克思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鸦片战争的失败，霸王条款的签订，给了英国为所欲为的通行证。说到底是中国的国力衰弱，人心惶惶，内忧外患!而且，当时的中国并不全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正义傲然。就如上文“侮辱事件”中提到的亚罗号划艇，船上坐的是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他们为英国人卖命牟利!英国人为了一群中国人来攻打中国人，这是多么可笑的逻辑。所以，在指责英国人的同时，中国人也应检讨自己。

近代史的长河中，中国可谓是一路摸爬滚打，曲曲折折地到了现代。没有实力的国家终究会被沦为别国的殖民地，这一点已在许多土地上得到见证。于国于人都是如此。马克思看到了英国的残酷侵华这是一种同情，我们作为当事人，不能只有愤青式的宣泄，更应该是跌倒后的反思。

关于马克思和近代史的论文范文二：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内容提要: 中国在1979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此之后，中国踏入改革开放的进程。在经历了一段动荡时期，国家的经济及政治建设受到破坏以后，中国于此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到现在，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十分显著的，人们在了解改革开放的巨大的作用的时候，也要看到这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那么，改革开放到底是如何反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何意义?本文将重点描述这些。

一、改革开放的背景

(一)、.国内背景：

中国从1956年选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党的八大对于如何以苏联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很好的思路。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从1957年开始，我们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就是开始了‘长达二十年左的错误’。到1976年后，“”结束后中国面临这样的图景：

政治上，““””严重混淆敌我，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经济上，““””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

文化上，这场由文化领域肇始的“大革命”，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

思想上，““””还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

(二)、国际背景：

中外经济科技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使中国面临沉重压力，美国、欧洲、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这个时期也被称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1976历时十年的““””结束了，中国获得了重新出发的重大转机。面对这样的转机，中国再也不能失却也不容失却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确立了“实践”至上的权威，不点名地批判了“两个凡是”。

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先行召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第三天召开的。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决定实行改革开放。

二、改革开放的意义

经过改革开放，同三十年前相比，确实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看，早已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看，已经由过去的“一大二公三纯”、公有制一统天下，改变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从经济体制看，已经由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从社会状态看，已经由封闭和墨守陈规的社会转变为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和全面进行改革、越来越活跃的社会;从出发点看，过去建设社会主义，强调为国家、为人类作贡献，现在强调改善人民生活，以民为本。

正是在与时俱进地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党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同时，拓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我们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问题，也会出现前进中的曲折、发展中的挑战。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必须坚持下去，才能取得更加巨大的成就。

三、改革开放三十年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以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这一理论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具有显著的科学系统性、开拓进取性、继承发扬性、时代先进性、务实开放性等重要特征。把握这些重要特征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发展规律，有助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和更加证明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指导思想的正确性。而这些，无不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相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在时间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坚持与时俱进，即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是解决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面临的中心课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其本意而言，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和中国实际、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形成具有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建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回答的主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使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社会成功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不断创新体制与完善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二个重大问题，也是其先进性的体现。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找到中国特色的体制变革道路，建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回答的主题。要让马克思主义传承下去，保持其先进性和与现在社会相结合尤为重要。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作出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进步要求和人民群众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概括，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从而更好地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指导。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立足我国实际，规划了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渐进式改革路线，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中保持社会稳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过去以江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提出的“三个代表”精神，永保党的先进性和传承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使其与中国现在的发展情况相结合，与时俱进，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先进性。

科学的理论需要实践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在理论创新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又需要经过实践检验。我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性。因而，这一理论体系具有显著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是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科学理论。

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一项伟大的事业，必须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离开马克思主义，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改革开放就会以失败而告终。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应当而且必须向前发展，必须跟上改革开放的发展步伐，不断创新、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只有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才能充分发挥对改革开放的指导作用。

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拓展而向前推进，改革开放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正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推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从抽象到具体、由感性到理性，并不断推进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向新的理论境界。改革开放战略目标的制定、发展道路的选择、发展举措的实施等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以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并根据改革开放实践的新鲜经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

四、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要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必须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要紧紧围绕落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不失时机地努力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只有不断的创新，不断的促其发展，它才能永葆活力，才能更好的指导我们前进的道路。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引导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要实现干部“说教”与“身教”相结合，以“身教”为主。在当今情况下，能否有效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党员干部如何“说教”马克思主义、是否进行方式方法创新的问题，而是领导干部自身如何作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感召力从来不是说出来的，而是靠先进分子的行为做出来的。

五、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过程。既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同时还要付诸实践，并在实践的检验中来不断的促进理论向着正确的方向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健康发展一定要与中国的历史相结合，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与中国各方面的实际相结合，更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让人民群众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真正的实惠，这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发展的更好，更快。而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取得就在于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的智慧和心血，也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分不开。改革开放不断开拓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促进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新时期不断探索、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和新的实践中不断推进，必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这个简单的写过很多

论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具体如下：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所谓时代精神也就是对一定时代的本质、主题和基本特征等方面的概括。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发展趋向方面的主题、任务及其精神需求，它渗透在这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各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指引着无产阶级时代前进，推动文明进步，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自觉地植根于社会实践的丰厚土壤。

不断地从现实生活中吮吸自己的生命之泉，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检验、丰富和发展自己，科学地回答了时代在不同阶段提出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它是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性。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品质。.

只有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从根本上说，就在于以实践为基础，深刻地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及其客观依据。

因此，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只有紧密结合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才能加以深刻理解。

主观能动性是人类认识和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有目的、有计划、积极主动的有意识的活动能力。主观能动性是人类所特有的，人们应当以客观规律和客观事实为基础，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意识地自觉想问题、办事情，才能把事情办的更好。

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围绕着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开展的。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只有以实际问题，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断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对实际问题的思考提高。

【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不同于片面的“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社会唯名论”以及“社会唯实论”等社会哲学，它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既对立又统一，构成了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而社会同自然界对立统一的基础及其相互作用的根本途径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劳动；人类社会是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双重关系的统一，实践是这种双重关系统一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历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关系，人的活动既改造着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又要受到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制约，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因而现实的社会既类似于自然又不完全相同于自然，既超越个人的特性又基于个人及其活动，它是自然和精神、客观与主观、客体和主体、整体与个人相统一的完整而全面的过程，这一过程基于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以这种全面而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不仅能消除以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而形成的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在对立(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的之间的对立)，而且能使得这些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融合起来。总之，我们所要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史上一种真正独立、科学而完备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它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必将推动社会科学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大发展。

关于马克思的主题论文

——实践思维在设定实践目标时，尽量满足人的利益、理想要求，这很像幻想性形象思维；但实践思维想象的目标，却必须是可经实践造作而化为现实存在的意象，而不是仅供观照以求心神娱乐、无法实现也不打算实现的意象。这又不同于形象思维。由此可见，实践思维既具有综合性，更具有独立性。我们不能因为实践思维中包含其他思维方式而取消它。将这样一种与人类历史同样悠久、与人类实践同样普遍、人类养育自我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类独立的研究对象列入思维科学，正无可非议。说明实践思维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立性，还不是本文此节的目标，它不过是进而探讨这种思维方式系统规律的立足点；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整体结构，去据以审订他的思考结论。即使马克思的研究过程不是采用实践思维，或者偏离了实践思维，我们也必须用实践思维去读解和批判他的著述，因为这是解决他的“改变世界”这一思想课题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如果马克思偏离了实践思维，那就说明他的思路出了问题，错的是他，而不是我们。正如面对一份数学答卷，人们只能以正确的解题思路去审阅它一样。面对马克思的思想课题及其研究成果，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问题无可徊避；人类也实在早就应该有这方面的系统知识。奇怪的是，人类建立了逻辑学去研究逻辑思维规律；人类也有许多关于形象思维规律的研究专著；可是，我们这里提出实践思维，却不知去哪里引录经典定义；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系统规律，却不知去哪里参阅专门资料。好在实践思维是凡人皆有的切身经验。因为人类实践是个体赖以生存的根本手段，也是人类活动区别于动物活动的根本特征；而实践思维不过是筹划现实实践的心理活动而已。因而关于它的性质与内容，即使缺乏权威的研究结论，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也可以作为言说和判断的切实根据。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实践活动，有许多是无需多加思考的习俗、习惯或模仿性活动；有许多是片断的不完整的活动（如工厂里的分工劳动）；实践思维在这类实践活动中难以体现其固有的全面性与系统性。系统性实践思维存在于整体目标的实现谋划之中，尤其是在新创性目标的实现谋划之中。例如，创建一个工厂，修建一条铁路，制造和发送一艘宇宙飞船，乃至打一场战争，变革国家体制等，每一项具体目标的实现都会有一个系统的实践思维过程。对于这些大型的实践目标，需要投入较多的人力和物力，需要组合复杂的实践活动，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人们通常把这种实践系统称为“工程”。实践思维在对工程的运思活动中最具有系统性的特征。三、工程思想的问题系统工程思想是一项有效实践的全部思考和研究，其思考和研究的课题是由有效实践的必要性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一项有效实践或工程，有哪些必须解决的问题要求于思考呢？工程作为人类自觉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这种活动得以有序进行，思考必须提供两个直接的依据：一是工程目标，二是实施方案。有目标，知道做什么；有方案，知道如何做；实践活动于是可以进行了。但是，工程目标与实施方案的制订决不是盲目的、任意的，必然各有各的依据。人们制定工程目标虽然也要考虑实现的可能性问题，但确立目标的主体内在动因则是人们自身的利益需要。工程效益是工程目标的价值所在，是工程构想和工程实践的目的，在工程思考程序上应是最先成熟的。工程的施工方案也不会冒然制定。人们必须在预想中彻底排除失败或无效劳动的顾虑之后，才肯付诸实行的具体考虑和行动。这就要求对整个实践过程所涉及的诸多方面作一番可行性研究。由此看来，有关工程思考的必要内容就由这几个方面构成：（一）工程目标；（二）目标效益；（三）可行性研究；（四）施工方案。这四个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工程才得以确立，才能付诸实施。这是对工程思考的普遍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四位一体”的问题系称作——工程思考的范围结构。工程思考的范围结构虽然是一切工程思考都必须遵循的，但它的内容却并不一定都成为每项具体工程的研究课题。这是因为研究课题的设立是为了解决未知任务的，而人们在不同的实践领域所具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不同，因此，研究的任务也就有多少繁简之别。一般说来，常规工程中研究工作可省略的方面要多一些，而首创性工程的研究任务就全面而繁重。工程策划中研究课题的省略与增加，并非工程思考范围的缩小或扩展。研究上的省略，只是由于思考所需要的内容已经确知，可以直接进入工程构思与运作。而研究上增设的课题，则不过是共同完成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某一方面问题。工程思考范围结构是固定的，而工程研究的课题则是随具体工程而变化的。那么，人类一般工程思考范围结构，在马克思所选定的工程中，即在改变世界的工程中，必然具体化为一些什么样的研究课题呢？这需要弄清改变世界工程所涉及的领域和这些领域的已知状态才能确定。马克思所欲改变的“世界”，其实指的是整个人类社会。把整个人类社会的改变作为工程目标，其涉及面则广矣：第一，由于人类社会是整个人类共同的生活环境，因此对它的改变涉及到全体人类的利益。而且这利益不是以经济数字衡量的利益，而是不好衡量、不好论定优劣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问题。第二，由于人类社会是人类唯一的生活环境，所以，新社会不能在另一空间重建，而只能在现有社会的基础上“改变”。因此，工程牵涉的客体就有旧的即现存的社会，和新的即未来的社会。后者是工程建设的最终目标，前者是工程实践的前期对象，两者都是工程的客体对象。第三，工程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甚至发动和组织工程队伍的这个前期阶段都须投入大量的人力。而在旧社会的解体工作时期，只有剧烈的斗争，并不产生任何经济效益。这三点说明改变世界工程在利益主体、实践客体、实践主体几方面牵涉之广。而从知识基础上看，人间幸福之主义，异说纷呈而未有确论；现存社会与理想社会之考究，思理万千而未有实践真知；改变世界、解放人类的社会运动，徒有空想而迄无成例。马克思的工程研究，几乎全在昏暗的知识地界起步。面对这苍茫昏暗的未知界，“需要探讨的题目丰富多样。”[12]我们只有在工程思考范围结构要求与工程实践所涉领域的未知状态之间往返勾联，才能获得工程思考的具体课题。按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求，首先应确定工程目标。在这里也就是要确定未来社会的形态。然而，要确定未来社会形态，先须弄清一系列问题：⒈现存社会为什么不好而须加以改造？这好与不好根据什么标准？这个标准能被全人类接受而贯彻到未来的社会中去吗？这一串问题的焦点是人生、社会价值问题，它关系到未来社会即工程目标的效益确定。⒉现存社会是如何不好？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导致不好的？其最终的根源是什么？改变其根源能够改善人类生活的性质吗？这一串问题的焦点是社会形态性质问题，它关系到未来社会形态本身即工程目标的确定。由此可见，在改变世界这项工程的研究内容中，工程目标的确定，必然连带着工程效益问题和现存社会的形态与价值批判问题。这当中现存社会批判是基础性工作，不是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直接需要的资料。但确定工程目标过程中必然连带解决的工程效益问题，却是范围结构的直接内容。从研究上来说，现存社会批判、社会效益论定、社会理想目标确定，这些相互牵涉的问题难以绝然分开，我们结合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求和研究工作的必然联系，可以将这个系列研究的课题综合为：理想社会及其合理性问题。这就把工程思考范围结构所要求的工程目标和工程效益两项问题，结合成了一个研究课题。按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求，接下来应考虑的是工程的可行性问题。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其功能或宗旨只有一个，就是澄清顾虑，确定信心。整个工程从实现的前提、条件，到实践的过程和结果，凡有疑虑的地方都必须细加考察研究。因此，可行性研究就其工作内容来说，不是一个研究课题就能解决的。按照构成工程实践的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来看，可行性研究可以分为客体被操作的可行性和主体操作活动的可行性两个方面。客体被操作是可行的，人们就可以放心的制订主体的行为计划或施工方案了；施工方案明确以后，才可能产生主体操作可行性的问题

马克思很早就用这句话明确地表示了他对“离开实践的思维”不感兴趣。这是一个肩负“改变世界”使命的人自然而必然的思维倾向。实践思维既是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思路，那也就是我们理解其整体思想的必由之路，是理解马克思整体思想的一把唯一的钥匙。有鉴于此，实践思维之要略不可不首加辨识。如果把逻辑思维、解释性的理论思维、幻想性的形象思维与实践思维加以排列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思维内部规律→超越思维引入存在→超越存在引入理想→超越理想引入实现（或实践）”这样一种依次递进的层级性：逻辑思维逻辑思维只在概念、判断、推理之间运行，即它只解决思维内部的问题，只解决思维内部的正确性问题。逻辑思维正确性（亦即真理性）的判断根据，只在思维内部先在与后有的思维结果之间；逻辑思维不关心思维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考虑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解释性的理论思维（理论思维除了解释客观存在之外，还有以建立价值原则为目标的）解释性理论活动中虽然也充斥着逻辑思维，但却引入了逻辑思维所不加考虑的因素——客观存在；而且被引入的“客观存在”还成了思维活动的主导因素——思维结果必须符合客观存在。所以理论所追求的真理性与逻辑所追求的真理性并不相同：前者要求用外在于思维的“客观存在”去检验；后者只用思维内部先在或后在的思维结果去检验。由此可见，逻辑思维并不能完成理论思维的任务，理论思维是超越逻辑思维的一种独立思维方式。幻想性的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也还有非幻想而模拟现实的）幻想性形象思维也与客观存在事物有着直接间接的密切联系；然而这种思维并不遵守客观存在的规定，它超越了规定理论思维的客观存在，而引入了思维主体的情感意愿：思维的走向由思维者自己的情感意愿牵引。这种思维的结果再不表现为普遍原理而表现为具体的意象；其价值也再不在于“真”，而在于“善”，在思维结果的理想性。这种形象思维的目标当然也不是理论思维所能完成的，因而它也是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实践思维实践思维是一种最具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它在运思过程中，需要运用多种思维方式或它们的成果。但是，实践思维作为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不在于它综合运用各种思维方式，而在于它超越各种思维方式的范围，引入“在现实环境中实现所追求的目标”的思考内容，即引入“实践”的思考内容。这是前述任何一种思维方式所不能考虑也不必考虑的任务。实践思维直接是在幻想性形象思维基础上的超越，因为实践思维是对理想目标的追求；但实践思维不是象幻想性形象思维那样满足于获得理想的意象，而是要获得理想的现实，因而引入了把理想意象变为现实的“实践”。实践不仅是实践思维一项新添加的内容，而且是规定思维导向的因素。正如符合存在是解释性理论思维的导向、符合理想是幻想性形象思维的导向一样，符合实践要求是实践思维的导向。正由于“实践”在思维中具有导向作用，使得实践思维在应用其它思维方式时附加上了特别的要求：——实践思维在认识实践环境和材料对象时，要用客观存在去校正思维成果，这很象解释性理论思维；但实践思维所认识的内容必须是客观事物中可被实践操控的实体因素，而不是客体被人感受、识别、理解的意象、意念或它们的文字记录，所以实践思维检验认识的真理性不是象理论思维那样仅凭语言引述事实的现象特征，而是必须通过实践动作操控事物实体。这不同于理论思维所要求的认识。——实践思维在设定实践目标时，尽量满足人的利益、理想要求，这很像幻想性形象思维；但实践思维想象的目标，却必须是可经实践造作而化为现实存在的意象，而不是仅供观照以求心神娱乐、无法实现也不打算实现的意象。这又不同于形象思维。由此可见，实践思维既具有综合性，更具有独立性。我们不能因为实践思维中包含其他思维方式而取消它。将这样一种与人类历史同样悠久、与人类实践同样普遍、人类养育自我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类独立的研究对象列入思维科学，正无可非议。说明实践思维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立性，还不是本文此节的目标，它不过是进而探讨这种思维方式系统规律的立足点；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整体结构，去据以审订他的思考结论。即使马克思的研究过程不是采用实践思维，或者偏离了实践思维，我们也必须用实践思维去读解和批判他的著述，因为这是解决他的“改变世界”这一思想课题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如果马克思偏离了实践思维，那就说明他的思路出了问题，错的是他，而不是我们。正如面对一份数学答卷，人们只能以正确的解题思路去审阅它一样。面对马克思的思想课题及其研究成果，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问题无可徊避；人类也实在早就应该有这方面的系统知识。奇怪的是，人类建立了逻辑学去研究逻辑思维规律；人类也有许多关于形象思维规律的研究专著；可是，我们这里提出实践思维，却不知去哪里引录经典定义；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系统规律，却不知去哪里参阅专门资料。好在实践思维是凡人皆有的切身经验。因为人类实践是个体赖以生存的根本手段，也是人类活动区别于动物活动的根本特征；而实践思维不过是筹划现实实践的心理活动而已。因而关于它的性质与内容，即使缺乏权威的研究结论，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也可以作为言说和判断的切实根据。

关于马克思和近代史的论文范文一：马克思看侵华——读《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

我们不否认英国民主制度的优秀，也不但光为本国人牟利而不惜别国人的安

关于马克思和近代史的论文范文二：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改革开放的背景

(一)、.国内背景：

思想上，““””还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

(二)、国际背景：

1976历时十年的““””结束了，中国获得了重新出发的重大转机。面对这样的转机，中国再也不能失却也不容失却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确立了“实践”至上的权威，不点名地批判了“两个凡是”。

二、改革开放的意义

三、改革开放三十年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四、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五、结束语

关于马克思论文的题目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在经济危机中的表现。

毕业论文注意事项：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

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

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

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否需要体系？近20年来，在哲学界的争论持续不断。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没有贯彻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才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体系化、教条化。他们认为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发挥其作用，避免重蹈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僵化、凝固化的覆辙，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体系化。笔者认为，理论与体系不是绝对对立的，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任何理论体系，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教条化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一、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由来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前苏联演绎过来的。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指导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缺乏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原著，无充分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这一“先天不足”的教科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表述，它不仅在苏联，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标准本。20世纪50年代，我国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模式的主要内容和框架，补充了毛泽东的一些哲学思想，由艾思奇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几十年来，这一哲学内容和框架在我国一直视为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传授和运用。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现实与教科书理论的矛盾日益明显，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传入，随着我国学者对马克思原著越来越多的接触和研究，我国哲学界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反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我国哲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哲学史上实现的伟大的革命变革。这一系列的研究为在我国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引发了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产生。一些人认为：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传统哲学所担负的阐示世界普遍本质和规律的任务还有多大必要，虽然综合和整合学科知识的必要性依然存在，但已不可能以建构哲学体系的方式来进行”〔1〕。哲学就其本性“是没有发展顶峰的，是反对哲学体系化的，顶峰使哲学发展终结，体系化则使哲学走向自我封闭”〔2〕。由此认定我们已经处在“后体系时代”。笔者认为，我国哲学界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是有成绩的，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质疑也是有一定依据的，但由此推出反体系的观点则是值得商榷的。综观反体系者的论述，他们的理由不外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我国哲学界对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第一手资料的“文本核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缺陷愈加明显。除带有旧唯物主义的痕迹、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外，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教条化了，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作为僵化的教条和公式被运用，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叛，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背离时代、远离现实。于是我国哲学界的一些学者把这一问题归罪于体系，认为是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密体系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严密的教科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找不到切入点，体系是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罪魁。其二，马克思、恩格斯都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与方法的矛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批判和克服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的矛盾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产生时起就是与体系相对立的。反体系者还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哲学体系和当时一些德国大学生动辄就建立体系的狂热进行批判为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反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可能以体系的形式来表现。其三，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欧洲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但他们并没有去建立一个哲学体系，他们的丰富的哲学思想都内涵于他们的各类论著之中。所以，反体系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正是基于以上几方面理由，我国哲学界一些学者对用理论体系去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反感，甚至发出了“少点体系意识，多点问题意识”的呼吁，使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需要体系的争论持续不断。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体系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提出哲学理论可以不需要体系，他们反对的是绝对真理式的体系。在近代欧洲，人们认为一种理论是否科学要以它的体系是否具有完整性和严密性来衡量，理论研究追求的目标就是力求建立终结某一学科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正是因为如此，在近代欧洲才会出现象牛顿那样伟大的科学家也不得不借助于“上帝的第一推动力”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才会出现象黑格尔那样伟大的辩证法家，虽然通过他的辩证法宣布了绝对真理的不可能，但依然无法抗拒体系化传统的影响，不得不去建立一个绝对真理式的严密的体系。所以，在马克思以前的欧洲，严密的理论体系与绝对真理、教条紧密相联，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一旦建立就成为现成的教条和公式。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就是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这种无所不包的体系到黑格尔哲学达到了顶峰。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这些批判是引导我国哲学界得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然而，如果我们细致分析就会发现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反对任何理论体系。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黑格尔“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中，虽然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他还是发现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 3〕从恩格斯的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任何理论体系，他反对的是近代欧洲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这种体系要求有严密的逻辑结构，为了达到理论体系的严密和完整，甚至借助于强制性的结构，所以，黑格尔“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其次，由于近代欧洲体系化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把具有严密完整体系的理论视为绝对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体系、绝对真理、教条成为批判传统体系化哲学的同义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这种体系化哲学时，时常只提到“体系”，这就使一些学者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是建立理论体系，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这一点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可以得到印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4 〕从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体系化思维方式影响之深，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体系化哲学进行了批判，但人们依然以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为目标；其次，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十分细致地把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打上了引号，以示它是传统意义的体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指出：“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5 〕这段论述是引导我们许多学者认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但是只要我们了解杜林哲学就会发现杜林和黑格尔一样建立的是无所不包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但是由于批判的需要，恩格斯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为了避免人们因此认为恩格斯也在建立与杜林一样的无所不包的体系，所以，恩格斯才特别声明他“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见，恩格斯在此反对的仍然是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马克思也十分反感欧洲近代流行的体系化哲学传统，他深切地感受到片面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对近代哲学的制约，尤其是在黑格尔哲学中所暴露出来的体系与方法的冲突。马克思的新哲学正是在冲破黑格尔的体系并拯救其辩证方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 〕在创立他的新哲学之初，马克思就明确了他的理论与传统的体系化哲学不同，指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测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7〕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哲学理论体系，也没有宣称他们的哲学不需要体系，他们的所谓“反体系”的论述仅仅是针对近代欧洲僵死的体系化哲学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系问题引发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直接原因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封闭、僵化和凝固状态，并长期被视为绝对真理式的公式和教条。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由于体系所致，似乎是严密的体系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但只要我们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变成凝固不变的教条并不是体系本身之过，而是政治原因所导致的。如前所述，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授意和指导下，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斯大林没有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在斯大林时期被绝对化、教条化和神圣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被简单化为政治公式，只能应用，不能有任何发展。斯大林不允许任何人的观点有别于他的模式，否则，不仅在理论上、政治上遭到排斥，甚至受到残酷镇压，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的布哈林在“大清洗”中被杀害就是一个典型。从此，苏联哲学界出现了“万马齐暗”的局面。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也不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新的理解，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教科书只能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翻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发展都被视为异端遭到批判和排斥，如匈牙利的卢卡契和德国的科尔施的哲学就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哲学被指责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更是用绝对的政治对立和阶级对立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西方现代哲学都被斥之为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哲学、帝国主义哲学加以绝对排斥。这样，在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视为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道路被堵死了，变成了封闭和僵化的教条。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神圣化，主要有两大‘创造’。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简单化为政治公式，使哲学和政治混同起来。……斯大林的另一个创造，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领袖说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人选”〔8〕。可见，政治干预是使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绝对真理化和教条化的主要原因。就体系而言，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确实存在问题。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实际上依然受到近代欧洲传统的体系化思维方式的影响，加之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没有掌握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对马克思新哲学的内容和体系特点缺乏全面的认识，不知道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所在。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理论体系上完全是欧洲传统的体系化哲学的翻版，依然是抽象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依然是从自然到历史再到思维的无所不包的知识论体系；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正是由于这种缺陷，所以，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能仅仅在传统的体系内进行修补。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虽然存在问题，但它并不是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绝对真理和教条的主要原因，而是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干预才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内容成为教条。可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应成为哲学与体系对立的理由。四、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客观世界本质和规律的科学认识，需要通过系统的理论体系来体现。首先，哲学研究对象的相互联系决定了理论和体系不是绝对对立，而是密切联系的。体系虽然不是我们理论研究的目的，但体系却是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它是理论的载体和组成形式，一切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我们知道，哲学是人们对世界或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而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作为对普遍联系的对象的揭示和反映，哲学理论本身必须要有系统的逻辑体系，否则，理论就是凌乱的、随意的拼凑。马克思在有生之年，由于忙于现实的哲学斗争和写作《资本论》，没有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整理和系统的阐述，但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写作的巨著《资本论》就是理论与体系结合的最好典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最微小的细胞——商品入手，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进行逐步深入的分析，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科学结论。可见，科学、合理的体系有助于理论的准确阐述，理论与体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世界和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探究，同样需要体系。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但方法与体系也不是绝对对立的。在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体系或方法之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体系或是方法？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泛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所导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新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是针对旧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而言的。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对立不是方法与一般体系的对立，而是方法与强制性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的对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自己的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所以，超出了这个批判的范围，体系就不能等同于教条，方法和体系也不能绝对对立起来。方法并不是孤立的、与理论体系相对立的，方法与理论体系是密切联系的，没有科学的理论体系也不会有科学的方法。注重于“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需要体系。再次，哲学的学科特点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有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哲学一样都是抽象思维的结果，而抽象思维所借助的工具就是范畴，哲学正是通过范畴、范畴与范畴的关系以及范畴与范畴之间的推演来揭示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但任何哲学的范畴都不是机械地拼凑的，而是有机统一的，这就决定了哲学的范畴有其逻辑的顺序性和层次性，即要求哲学要有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需要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不仅仅是学术界研究的对象，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是人们面对现代生活所必须的理性参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普及到群众中去，成为指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实践的思维方式，因此，今天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象马克思当年那样一系列论战性的著作来表述，它必须整合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不是反体系的。对待体系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克服近代欧洲体系化哲学的弊端。任何建立绝对完满体系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体系只是理论的系统的逻辑形式，它只有是否准确之分，而无是否完满之别。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应该反映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应该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干，吸取东西方一切古代的和现代的哲学的精华，并以时代主题为基础。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必须是开放的，只有坚持开放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建议选第三个题目，怎样理解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审题，理解关键的一点，什么是实践，实践包括了什么属性，然后写上去，然后有一点很必要写上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中，怎么对待实践的，（先得到感性认识，再得到理性认识，然后通过理性认识指导实践，反复循环）然后说说历史上的其他认识论，着重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进行对比，辩证否定其他认识论，凸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正确性，例如经验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康德的认识论，怀疑论的认识论，百科全书学派的认识论等等，再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比，得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性与正确性等等；然后就要谈存在方式，先写上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论，什么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精神等等写上去，目的是要凸出世界的物质性，然后再举一个两个例子进行补充说明；然后就写上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理论，例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等，写上去，同样举一两个例子进行论证，最后总结一下，人的存在方式。最后，就是要结合上面的两方面做一个大综合，综合论述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命题。当然要有推理过程，这里不说，看你自己怎么说，例子就没有必要再举了。

唯物辩证法与系统论原理是马克思的理论理论联系实践、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解放思想是主席的毕生精髓其他的什么都不是！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文1500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马克思思想整体结构论略摘要:本文以“改变世界”统摄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以“实践思维”作为改变世界的唯一有效思路，从实践思维的必然要求推究出改变世界必做的课题，根据课题相应把马克思全部思想分为人道主义社会学说、唯物主义历史学说、资本主义经济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又从思想表述的角度将马克思著述分为理论主导和实践主导两大系统。文章认为，实践思维不仅是理解马克思，而且也是批判和超越马克思唯一正确的思路。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笼盖四十年的总纲领 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了文前引录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表明了“改变世界”这个支配了他的思想研究工作的总纲领，此时已然确立。三十八年之后，当他的全部工作划上句号时，恩格斯在他的墓前总结道：“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1]。显然, 这毕生使命的内容，就是马克思早年所定目标即“改变世界”的具体化。如果只是看到马克思在二十七岁上一语定平生，而忽视他人生抉择的理性思考依据，那就把马克思神化了：他一个主观动念，居然能够发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事实上，马克思1843年开始“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2]，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并运用经济学解剖市民社会，完成了社会结构分析、现存社会价值批判、人生及未来社会价值确定，以及历史转化必然性的初步认定，改变世界的整体思路於1844年已初具轮廓。这就是马克思于1845年做出人生抉择，1846年便投身社会实践运动[3]的理性心理基础。由此看来，“改变世界”这一轮太阳在马克思心中升起，整整照耀了他四十个春秋的人生行程。一个主题愈是历久不衰地被奉行，其对奉行者的人生覆盖面便愈益宽广。只要略作审顾便不难发现，“改变世界”这一主题不仅统一了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思考，同时也是统一其理论与实践的灵魂。马克思的理论业绩，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举其大要，谓有两大发现，即“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还发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4]。这两大发现，前者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后者构成他的政治经济学。从思想内容看，这两大学说占据了马克思理论的主体部分；从研究时间来看，这两项研究则基本前后相续，纵贯了马克思改变世界四十年工作之始终，其中凝结了他毕生的主要精力，耗费了他四十年中绝大部分光阴。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这两大学说由于具有科学的性质，因而其作用超出了特定目的界限和实践范围，在学术和实践的实用中伸展，马克思也因此得以作为思想家在学术界发挥着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影响。马克思思想的这种科学普遍性是很容易掩盖其当时的实践目的性的。罗素就在《西方哲学史》中批评说：“把马克思纯粹当一个哲学家来看，它有严重的缺点。他过于尚实际，过分全神贯注在他那个时代的问题上。”[5]这是一位思想史家对马克思的中肯批评，然而却道出了马克思理论的现实性特征。马克思的研究课题不是得自思想史的研究，而是在社会的斗争和思考中孕育出来的。马克思的研究成果，是直接为改变世界的实践主体群服务的。他说《资本论》“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6]所以当“《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时，他认为这“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7]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同样也是贡献给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这只要回顾一下该原理的发表过程，就可悟出他的良苦用心。本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作了正面、系统、全面的表述，从学术价值上看，是无论如何应设法出版的；但从宣传价值上看，同青年黑格尔派的论争，就不如直接诉诸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所以，马克思“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8]，而不惜另外花费精力，将原理放到《共产党宣言》、《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哲学的贫困》、《雇用劳动》等著作和演讲稿中去宣示。这些著作和演说正是直接面向共产主义者和工人群众的；《哲学的贫困》虽然是批判蒲鲁东个人，但由于这个人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群众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批判他实际上也就是向法国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作宣传，其意义非一般的批判可比。这些最具科学普遍意义的理论成果，却具有如此明确的现实实践目的，我们由此可以想见马克思思想的其他方面。如果说，马克思在书房里研究所得的科学发现都是着眼于“改变世界”而不只是“解释世界”，那么，作为他伟大业绩的另一面即社会舞台的活动，那就更是直接从属于“改变世界”的工作了。正是由于社会实践对于“改变世界”是直接而现实的实务，所以它才能那么强烈而大量地吸纳思想家的时间和心智。弗兰茨·梅林告诉我们，“我们事业的所有伟大先驱者们”都对马克思有这样“一致的看法”：“只要实际行动的时机一到，他就定会心甘情愿地搁下笔来，不再写他所知道的事了。”[9]只有真诚地把“改变世界”当作现实任务奉行的思想家，才能这样安排思考与行动的主次。而这种实践第一的倾向，又必然规定着他理论思考的从属性。 “改变世界”这一非常的任务，正要求它的奉行者具备非常的思考深广度和非常的实践意志。所以，当革命潮来时，马克思能慨然投笔，出海导航；而当革命潮退时，他又能及时退回书房，下帷穷经。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位合思想家和革命家于一身的创世者。作为思想家的革命家，他不同于一般的革命家，其目标不在于夺权坐天下，而是要改变整个人类的生活质量；作为革命家的思想家，又不同于一般的思想家，其目标不是要解决思想史上遗留的问题，从而填补思想史的一个环节，而是要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探求改变世界的原则和机理。作为思想家和作为革命家的这种互相规定，导致了马克思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统一。当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G·A·柯亨对此也有共识，他说：马克思“理论的目的在于产生与实在符合的思想。实践的目的在于产生与思想符合的实在。因此，理论和实践的共同之处是渴望建立思想和实在的一致。”[10] 从马克思后四十年思考与实践内容来看，“改变世界”足以提挈他这段人生。如果说，在他的前期也有这种思想苗头的话，那还只是朦胧的愿望和没有整体目标的局部摸索。进入后四十年才形成“改变世界”的整体目标，并进入有目标的实质性操作。而今，马克思贡献予这个宏伟纲领的实践活动已经消逝，而其经天纬地之思考却借文字传留给了我们。但我们在解读他的遗文时，如果忽视或撇开他那宏大的实践意向，坐在经院书斋中作纯学理之猜度，或牵就别种目的强作理解，那都不是接近马克思的做法，而是以“经”注“我”，肢解、重构马克思的做法。二、改变世界的实践思维马克思的全部思考既是围绕“改变世界”而展开，而不是对思想史上某种问题作纯学理的逻辑推演，那么，这种特定类型的任务就必然要求特定类型的思路来解决。“改变世界”这个任务的实现最终要取决于实践，因此，一切认识与思考都必须围绕实现目标所需要的实践而展开。因此，这里的思路，这里的唯一有效思路，只能是实践性的思路，只能是切合实践、服务于实践、解决实践认识问题的思路。迄今为止的思维科学未能提供这种思路的名称，我们且称之为“实践思维”。“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1]

实事求是的意义是我们办一切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存在着的规律出发.解放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事例主观偏见和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与时俱进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关系:①解放思想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前提,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②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目的,也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与时俱进的前提和基础,与时俱进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和具体体现.实质:要以创新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去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三者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我们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搞好,不断有所作为,开创新局面,取得新胜利.党的十六大把“与时俱进”增写进党章总纲,明确党的建设的第二项要求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对于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以不断创新所取得的新的理论成果指导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的,人类的社会实践也是不断发展的,与此相适应,人类对于客观事物的规律和人类实践的规律的认识,也是不断地发展、上升和深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八十多年的历史就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历史.正是由于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规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规律的认识的不断深化,才使我们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两大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伟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只有在新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新的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新的理论指导社会主义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我们的党和国家才能兴旺发达,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思想精髓和理论品质,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和品质,是贯串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中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永葆指导思想的生机活力、永葆自身的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关键.客观实际是不断变化的.无论是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还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动态的和不断变化的.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永葆其先进性,就必须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使自己的指导思想、路线纲领、方针政策与不断变化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合,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理论,开辟新境界.在这里,解放思想是统一思想的基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加强全党理论武装和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我们既要不丢掉“老祖宗”,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讲新话,顺应时代进步潮流,从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如果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谈不上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就会陷入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我们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在实践中勇于进行理论创新,使全党思想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达到高度的统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团结全党、领导人民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前提条件.我们干的是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基本原理和原则,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对于别国的经验,我们又不能照搬照抄.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在实践中开拓前进,才能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马克思的哲学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观是不一样的，必须予以区分。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首先给哲学观下一个定义，从字面来说，哲学观就是“对哲学本身的理解”。它不是哲学理论中的“一个观念”，而是构成这种理论的“核心观念”、“根本观念”、“灵魂观念”，它决定该种理论的生命力，构成该种哲学理论与其他的理论的原则区别。与其说它是托马斯·库恩的较为复杂意义上的“研究范式”，毋宁说它是伊姆雷·拉卡托斯的较为单纯意义上的“理论硬核” 。[1]这个硬核包括哲学的定义、性质、研究对象、特征和功能等。

马克思的哲学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观是不一样的，必须予以区分。为了真正地理解马克思，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追本溯源。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对象，从四个方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批判哲学，改造世界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它不仅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而且对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最后在一定的程度上还进行自我批判。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从深入人心的真理变成了束缚人的教条。哲学的目的是要解放人的思想，这种行为与哲学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有人断言，只有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都不是科学的。我想，这种做法表面上看似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实质上则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威严。这样做将会使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停滞不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是开放的理论系统，必须在批判中萌发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区别》中，引用原子的偏斜运动，阐述了倾斜运动对直线运动的脱离，表达了一种自由意识。追求一种定在中的自由。在自由民主的社会，哲学批判的功能可以得到全面的发挥。在专制社会中，人们的言论自由受到严格的控制，哲学的批判功能就被遮蔽了、弱化了。我们现在的社会以自由民主为发展目标，学术批判是是受到保护的。聂锦芳教授指出，要增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必须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而学术必须允许自由的争论和批判。这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

马克思具体地提出，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现象。正像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依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在同这种制度进行的斗争中，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因此，马克思给哲学提出的历史任务是，锻造一种世界观武器，使之成为一种革命的、批判的思维方式，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而这种无情的批判所要达到的目的，则是实现人类自身的解放。

批判并不是在所有的时候都起作用，而且批判不只是破坏性的，也应该是建设性的、超越性的。就像你说我是错的，你必须说为什么我错了，我怎样做才是对的。这样才可以体现出一种理论自觉。哲学的社会功能就是对现实社会进行反思、批判、超越。哲学来源于生活，但必须高于生活。这是哲学安身立命的理念。

马克思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辩证法。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在本质上，它是革命的、批判的。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发展自己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使它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所谓现代精神，就是人类的自我批判精神，就是人类自我反省和自我控制的主体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的主体意识，就是这种现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标

志着人类自我意识从自我迷失进入自我批判、自我反省和自我控制的阶段。当然，批判的最终目的在于构建新世界，批判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且更是一种目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活的灵魂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句话有两层含义：其一，一定的哲学是关于一定时代的精神产物;其二，哲学是各种思想文化中最高的形式，它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精粹。同时，哲学是文明活的灵魂。因为哲学具有人类性，具有超越时代的一面。因为哲学作为一种自我意识的科学，而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哲学必须把握时代最迫切的问题，及时的吸收思想精神，为迫切问题提供一个解释，进而规范和引导社会的发展。

在科隆日报的社论上，马克思首次明确的提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3]这个命题被广泛引用，并被确认是马克思关于哲学的最简洁、最精辟的论断。马克思所赞赏和肯定的哲学是源于时代、源于人民的哲学，是把时代的问题和人民的精髓升华为理论的哲学。真正的哲学必须捕捉到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必须把自己时代的迫切问题作为哲学思考的聚焦点。

马克思认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一个好问题能极大的推进社会的发展。问题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问题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正因为如此，哲学必须把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而当人们把哲学同幻想混为一谈的时候，哲学必须严肃地提出抗议。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性和超时代性的统一，既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同时又塑造和引领时代精神。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更引领时代向理想社会前进!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心人、解放人的哲学

马克思提出，他的哲学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而“归宿点”则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立足点、归宿点显示了马克思关注人类命运的博大的人文情怀，显示了马克思主张以哲学解放全人类的意旨。马克思说，哲学所关心的是一切人的真理，而不是个别人的真理。它所参与的运动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而是绝大数人的、为绝大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种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情怀和致力于人类解放的哲学旨趣，是马克思哲学的灵魂，是马克思哲学的普照光，是构成马克思哲学的最为根本的哲学理念。这个哲学理念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观。

马克思在1843年底至1844年初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中。一开头就指出，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提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通过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德国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明确的提出了自己的哲学的出发点，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我们这里是“从人间上升到天国”。[5]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哲学是关于人的学问，就像中国哲学里讲的道不远人，也是这个意思。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国拉回人间，正是哲学属人性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异化的分析，以及如何让消除异化，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大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哲学的人类性。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完整严密的世界观

世界观就是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包括对自然界、社会、和人与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在内的根本看法。世界观是哲学的研究对象。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肖前、李秀林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规定：哲学就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完整、严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

从物质看世界，从精神看世界，从实践看世界，这是哲学世界观的三种主要方式。[6]从物质看世界，世界变成了客观世界，比如拉美特利的名言 “人是机器”，这种客观性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抑制了。从精神看世界，正如陆九渊所说，心外无物。不是幡动，也不是风动，而是心在动。这种哲学把哲学变成完全脱离人世的空中楼阁，空有一个形式。它突出了人的自由和想象，但是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性。从实践的观点看世界，世界的图景就是在物质世界和精神领域中间有一座桥梁，那就是实践。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实践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分化和统一的基础。实践是人所特有的对象化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的“实践转向”，从实践的方式观看世界，在两极到中找到了中介。

我们对待世界的方式还有科学和宗教，道德和艺术。哲学的方式是独特的，也是最高的。对于哲学与宗教的区别，黑格尔说的好，哲学与宗教在内容是一样的，都是关于整个世界的学问，只是他们的形式不一样，哲学诉诸理性原则，宗教诉诸于感性原则。黑格尔对哲学与科学也有论述，他说，哲学与科学在形式上是一样的，都是理性的思维方式。但是内容不一样。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的，而科学是关于某一个具体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承认哲学是世界观的一种，并不是唯一的一种。

五、结语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用“现实的理性”批判“抽象的理性”。现实的理性指的就是实践的理性，改造世界的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哲学所追求的思维的全体自由性与人类实践的历史发展统一起来，把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统一起来，把哲学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统一起来。哲学无定论，从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日久日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世的智慧，它强调哲学要回归生活世界，正视生活对哲学的挑战。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它也在不断的发展，我们必须在发展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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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深刻内涵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映一定时期农村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社会状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展经济、增加收入。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前提。要通过高产高效、优质特色、规模经营等产业化手段，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二是建设村镇、改善环境。包括住房改造、垃圾处理、安全用水、道路整治、村屯绿化等内容。三是扩大公益、促进和谐。要办好义务教育，使适龄儿童都能入学并受到基本教育；要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使农民享受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要加强农村养老和贫困户的社会保障；要统筹城乡就业，为农民进城提供方便。四是培育农民、提高素质。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倡导健康文明的社会风尚；要发展农村文化设施，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要加强村级自治组织建设，引导农民主动有序参与乡村建设事业。具体而言，所谓“新农村”包括5个方面，即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这五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范畴。即要因地制宜地建设各具民族和地域风情的居住房，而且房屋建设要符合“节约型社会”的要求；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水电、广播、通讯、电信等配套设施要俱全，让现代农村共享信息文明；生态环境良好、生活环境优美。尤其是在环境卫生的处理能力上要体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使农民具备现代化素质，成为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四有农民”；要移风易俗，提倡科学、文明、法治的生活观，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全面体现了新形势下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实现这五句话提出的要求，就是农村各方面实现协调、全面发展的过程。 ——“生产发展”，新农村的物质基础。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生产发展。“十一五”时期，农业要加大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在调整农村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一方面协调粮食与其他作物的比例，力保我国的粮食安全；另一方面协调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家一户的农民由于生产生活分散，信息不灵，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带领农民致富过程中有很大优势，要鼓励发展各种类型的新经济组织，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生活宽裕，新农村建设的核心目标。要达到生活宽裕的目标，就是要千方百计开辟各种增收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乡风文明”，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乡风文明本质上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内容包括文化、风俗、法制、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从我们先情况来看，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较快，但文化生活却单调乏味，同时一些不良文化有所抬头。农村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还不适应，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适应，主要问题是文化基础设施落后，现有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利用，文化体制不顺、机制不活。因此，如何使广大农民过上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 ——“村容整洁”，改善农民生存状态，新农村建设中“村容整洁”的要求，最主要的是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好的生产、生活、生态条件。 ——“管理民主”，完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实现乡村管理民主的关键所在。不要将新农村建设片面理解为就是兴建新村庄，只注重农村房子是否整齐划一，道路是否宽阔等表面的东西。决不能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搞成农村新一轮的大拆大建，不能片面追求“村容整洁”，不能单一追求某一方面的增长。不能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建设混同起来。农村有农村的特点，有的地方按小城镇的要求搞农村建设，最后搞得不城不乡，反而不利于改善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着力解决制约农民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一定要把握好五个“坚持”原则：一是坚持发展经济，富裕农民；二是坚持政府引导，农民主体；三是坚持突出重点，整体推进；四是坚持循序渐进，务求实效；五是坚持节余资源，持续发展。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收入稳步提高，农村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但是，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做好“三农”工作的新平台，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途径，促进农村经济更大更快更好发展的新载体。首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区域。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没有全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关键在农村，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加快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客观要求。其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坚持“以人为本”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方针，立足于城乡全体居民，让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参加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农村与城市统筹发展、城市化与工业化联动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必将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再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生动实践。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农业经济，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民素质，丰富农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让广大农民群众享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及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鲜明特征，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生动实践。三、坚持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要大力推进农村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培育主导产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首先，选准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对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进行全面的优化升级。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遵循广开思路、广辟渠道、多种经营、突出特色、搞活经济、提高效益的原则，按照调高、调优、调出质量和效益的方向，充分利用区内、区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通过区域布局调整，优化资源配量，发挥资源优势，尽快形成优势产区和产业带；通过产品结构调整，加快实现农产品由产量型向质量型、专用型和高附加值型、高回报率型发展；通过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服务业，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城市转移，广泛合理地利用农业资源，促进农业内部结构的合理化和产业化的良性循环。其次，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尤其是乡镇企业中的农产品加工业。加快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努力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也是农业发展的一大优势和潜力所在。今后，我们应该以发展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积极发展民营企业、非公有制经济，按照多层次、多样化的原则，适应市场的不同需求，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既要面向城市市场，又要注意满足农民要求；既要发展大规模的加工业，又要发展具有地方风味和特色产品的小企业，使农产品加工业真正成为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导产业之一。第三，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促进优势农产品的区域化、规模化发展。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把优势农产品做大做强，集中力量培植名优品牌，以增强农业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2、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多渠道转移，扩大农民就业和增收空间。多年的实践证明，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拴在土地上，农民难以富裕起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减少农民，要繁荣农村必须推进城镇化。因此，必须尽快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加快城镇化步伐，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乡镇企业、小城镇和城市转移，逐步减少农民，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动。一要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以县城和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心建制镇为重点，健全小城镇的居住服务、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功能，增强小城镇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正确引导乡镇企业向城镇集聚、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有序流动和到城镇就业，注重发挥小城镇带动经济发展的功能；二是以农产品加工、储藏、运输等农村服务业为重点，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实现农民就地转移；三要组织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建立健全保障农民利益的法律法规体系，如防止拖欠工资，改善劳动环境，保障农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取消所有歧视性和限制政策。在长期内，要竭尽全力搞好农村教育事业，一则要大力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使更多的农民子弟尽快通过高考升学实现高层次的转移；二则通过职业教育培养更多社会急需的合格的技工型人才，为实现农村劳动力第二层次转移创造良好的条件。 3、加大对“三农”投入和服务，抓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要求进一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不断加大农业投入，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重点加强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灌区改造和农村饮水安全建设，加强小流域综合治理，依法有偿合理有序开发水资源。大力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和“村村通电话”工程。抓好农村基础设施、整村推进项目建设，推进以特色种养和龙头企业带动为主的产业化扶贫开发，改善贫困村群众基本生产和生活条件。全面整合农业、科技、教育等部门的培训资源，提高培训能力，加大服务力度，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4、加快农村通讯及信息设施建设，健全完善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努力开拓农产品市场。加快农村通讯及信息设施建设，特别是互联网的建设，通过互联网搜集现代农业科技和国内外农产品市场供求、价格变动趋势的信息，建立相应的预测预报系统，定期向农民发布相关的信息，真正使农民的农业生产与国内外的市场紧密联系起来，使农产品的生产更好地适应区内外市场的消费需要。鼓励龙头企业和营销大户拓展经营网络和销售空间。实施能人带动战略，加强农民经纪人队伍建设，培育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和行业协会，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动物防疫工作，整顿和规范农资市场，保障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安全。 5、协调发展，走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要切实搞好退耕还林工作，加大林业综合开发力度，促进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进一步降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加强对资源的规划、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坚持资源合理开发与节约并重，增强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 6、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建设。一是尽快建立农村医疗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基本法规。这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功能就是稳定农村社会和经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缓和农村的各种社会矛盾，使农村社会保障工作能依法有序地进行，为农村人口提供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二是多渠道筹措农村统筹基金及养老基金。切实改善农村居民生存状况，使城乡更加协调发展。三是对农村统筹基金及养老基金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及使用。 7、扩大基层民主，推进农村民主法制建设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二是狠抓农村普法教育，不断提高农民法律素质，培育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充分利用骨干培训、新闻媒体、法律工作者以案说法等多种形式和途径广泛宣传，提高农民的法律素质，增强依法办事和参与村务管理和监督的能力。三是实行村民自治，规范建章立制。按照“依法建制，以制治村，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原则，让群众自我教育，干部自我约束。以村务大事民主决策制度为突破口，解决农村热点、难点问题，从而提高农民参与村务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全面行使法律法规赋予的民主权利，制定出切合实际、操作性强的工作规范。四是加强综合治理，维护农村社会，经济稳定。要加大对农村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打击力度。要齐抓共管，共创共建，动员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搞好农村综合治理，维护农村社会、经济稳定。五是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强化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功能。把阶段性集中整治与日常性管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村规民约，开展各项积极向上的群众评比活动，激励先进，鞭策后进，促进新农村建设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8、加强培训教育工作，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提高农民素质。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教育工作的资金投入，对农民进行多方面的培训，一是面对市场为农民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使他们能够掌握新技术，了解新信息，增强致富发展的本领；二是法律知识培训，通过学习法律知识，真正达到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一、“和谐社会”不仅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视角千百年来，中国一直在追求政治和谐、社会和谐。我们今天倡导的“和谐社会”，其中的“和谐”二字不只是指社会的一种状态，更重要的是提示人们，从“和谐”这一视角对社会进行分类，用“和谐”为“社会”作定性。因此，引导人们从“和谐” 这一视角去审视社会，思考和认识社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认识前提。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六个基本特征告诉我们：第一，科学的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的综合体。和谐社会既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完全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既是并列关系，又是包含关系。第二，和谐社会既是目标也是过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我们的一个治国理想，又是一种治国方略、治国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治国结果，实际上就是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静态的完美，而是动态的协调，是目标与过程的统一。作为目标，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完全一致的，与小康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任务是完全一致的。作为过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具体的、历史的、是分阶段、有层次的，不是中一蹴而就的，决不能操之过急，急于求成。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讲物质利益原则，又要注重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在注意解决各阶层利益矛盾的同时，要注重全民族的整体素质，共同营造遵章守法、诚信友爱、开拓进取的良好社会环境。人尽其责，诚实守信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这是李白《侠客行》的诗句，形容承诺的分量比大山还重，极言诚信的重要。中国是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诚信一向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美德，“人无信而不立”。诚实守信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崇尚"诚信"的文明源源流长，早在几千年前，孔子就说过：“人而无信不只其可”，延伸之意就是：“信，则知其可”。千百年来，人们讲求诚信，推崇诚信。诚信之风质朴淳厚。远在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每个人可能都听说过：诸葛亮辅佐刘备并受托孤之重任，正如《出师表》所言：“追先帝之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一心为汉，七出祁山，耗尽毕生心血，留下千古美名。什么是诚信？诸葛亮就是诚信。诚实守信，能够履行承诺而取得他人信任。诚信也是道德建设的根本,是一种非常宝贵的素质。我国素有“一诺千金”之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但在现在的社会，有些人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在生活中迷失了自己，图一时之快，置后生于不顾，拼命透支自己已经不多的诚信，可想而知，这种行为的后果就是沦为成克杰之流：遗臭万年！在中华几千年历史中，有许多关于诚信的论述，也流传着许多诚信的故事。这些宝贵的论述，在今天也能给我们深刻的启示。诚信是一切道德赖以维系的前提。失信于人，什么工作也就开展不起来。古语曰：索物于暗室者，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诚。也就是说最好借助于光亮在黑暗中取物；而只有诚信，才能取信于天下。“得道多助”古人尚能如此明白，而作为我们，当代的中学生，更应该诚信做人！青少年时期，是人生的黄金时期，是人生中至真至纯至美的时期。而诚信又是最容易而又最不应该让人忽视的美德，我们应该把诚信作为人生中的一个坐标，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诚信对人，诚信对己，诚信就像一轮圆月，惟有与高出的皎洁相伴，才能衬托出对待生命的态度；诚信就像一个砝码，在生命的天平上，放上他，摇摆不定的天平就会稳稳地倾向他；诚信更像是高山之水，能够在浮动的社会里，洗尽铅华，洗尽虚伪，露出真诚。所以我们应该在全社会大力提倡诚信，为社会风气的净化，尽一份自己的责任！人生，漫漫长路远，纷繁诱惑多。人，作为微小而孤独的个体，在人生的选择题前，无可避免地徘徊起来。在一个又一个渡口上，在一次又一次险象中，人，究竟能选择什么，该选择什么？选择诚信。因为它比美貌来得可靠。没有美貌的人生或许是没有足够亮点的人生；但若没有诚信的人生则足以是没有一丝光明的人生。你可以不是潘安，你也可以不是西施，但你不可以失去别人对你基本的信任。“人，以诚为本，以信为天。”没有诚信，生存世间的你可要作一粒悬浮其中的尘粒？选择诚信。因为它比机敏来得憨实。诚信好比一个乡间小伙，他每日只知弓着黝黑宽阔的脊梁在人生的沃土上默默耕耘；机敏则更像一个电脑黑客，他总是那样才思敏捷，头脑灵活，却总是不露真相叫人紧张。在人生的剧本里，一位老实踏实的演员总要比一个奸诈精怪的角儿更受观众青睐。选择诚信。因为它比金钱更具内蕴。举着“金钱万能”旗号东奔西走的人生注定是辛苦乏味的人生，满身的铜臭最终带来的也不过是金钱堆砌而成的冰冷墓穴；而诚信，能给人生打底润色，让人生高大起来，丰满起来，它给生命灌注醉人的色泽与丰富含蕴，让生命在天地之中盈润注目，善始善终。选择诚信。因为它比荣誉更具时效性。没有一蹴而就的业绩，没有一成不变的江山。没有人可以顶着荣誉的光环过一辈子。荣誉是短暂的，它只是人生旅途上一小片美丽的风景，它再美丽，也只是一小段的人生；但诚信是培植人生靓丽风景的种子，你一直耕耘，就会一直美丽，你将诚信的种子撒满大地，你的人生将会美丽到天长地久。选择诚信，是正确之选。在你一一权衡过后，在你层层过滤之后，你会猛然发现，在人生面纱下最迷人的，原来是那最没有矫饰、最朴实不花哨的诚信！你会发现，没有了诚信，生活原来是那样的索然无味！在人生与风浪的洗礼中，有了诚信，你就用最阳光的心情高唱吧。若为人生故，诚信不可抛回答者：集星 - 助理二级 2-14 09:54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理论，是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人类解放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郑重地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过程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这一系列理论成果中，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党的十七大把它们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5忆改革开放，现中华雄威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祖国母亲彻底摆脱了被压迫的境地，中国这头东方睡狮开始慢慢觉醒，但却步履维艰，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从此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中华大地再次焕发了活力，中华民族终于踏上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30年的征程，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0年的沧桑巨变，30年的光辉历程，铸就了一个民族近百年的梦想！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经济迅速蓬勃的30年！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78年到2006年间，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增长近60倍！中国的经济成就不仅写在了中国历史之上，也在世界历史上刻下了辉煌的一页，过去25年全球脱贫所得成就中，近70%的成就归功于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30年！自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华民族犹如钢铁长城一般坚不可摧！97年香港回归，99年澳门回归；1998年面对南方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2003年面对让人闻风丧胆的非典疫情，2008年面对十几个省份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手挽手将一个个磨难阻击在脚下！改革开放的 30年，是教育事业稳步发展的30年！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对世界，面对未来！伴随着教育规模的发展，更有越来越多的中华儿女在世界高精尖人才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位置！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创新的30年！从1979年远程火箭发射试验成功，到2003年“神五”升天，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再到2005年神舟六号载人航天卫星顺利返回，中国航天人在摸索中让祖国一跃成为航天科技强国！2008年，我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发射升空,炎黄子孙的千年奔月梦成为了现实！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我国体育事业蒸蒸日上的30年！中华体育健儿奋勇争先；奥运大幕在中华大地上拉开，我们已成为奥运的主人！我们坚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必将出现一个又一个辉煌的30年！中华民族的崛起，必将让世界为我们自豪

作为当代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着重落实在行动上。具体体现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时刻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一、大学生如何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培养爱国情怀，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们应该弘扬民族的传统精神，向先进文明人士学习发扬他们的爱国情怀。2、提高理论水平，努力学习并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素养。3、为人民服务，做一个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的好青年，做一个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人。4、树立远大理想，为自己的理想目标努力奋斗。人的一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要想实现梦想就必须付出。5、注重集体，密切联系集体，增加个人集体责任感，从而使集体更好的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6、诚实守信，人无信不立，你对他人诚信，他人才能对你诚信。7、注重实际行动，从一点一滴做起，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8、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不同的选择决定不同的人生，不同的选择表现不同的人生态度。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才能体现你的人生价值。二、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理论层面为主导，统领理想、精神、道德等不同层面，四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有利于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有利于坚定理想、信念，有利于建立道德规范，有利提高国民素质和国际竞争力。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理论层面为主导，统领理想、精神、道德等不同层面，四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有利于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有利于坚定理想、信念，有利于建立道德规范，有利提高国民素质和国际竞争力。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与可持续发展思想自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专题报告中，明确地界说了“可持续发展”以后，可持续发展思想便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特别是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二十一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成为世界性的热门话题。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和政府决策部门也相继对“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我国政府于1994年便率先发布了《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提出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础”的战略目标。但不可否认，无论是作为《我们共同的未来》专题报告给“可持续发展”界定的经典定义，还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本质、内容、规律和特点等方面的认识均存在不足。有的学者认为，当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就是我国古代道家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人类久远以来就一再深入思考着的问题”，“道家、道教的思维方式为我们讨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学术研究1998年第3期“道家、道教思维方式与可持续发展”）有人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实质就是要强调“超越人类中心”的“自然界的价值主体地位”，认为自然界、生态环境是独立的价值主体，人的行为要符合自然界的利益，尊重自然界的权利，要“以自然为中心”。还有些学者将“可持续发展”等同于生态发展。我们认为，陷入这些认识误区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高度来把握“可持续发展”，未能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为指引，从思维方式、方法论、本质和内容等方面厘清“可持续发展”与以往发展思想的区别。一 “可持续发展”是基于对以往发展思想与实践的反思而问世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与以往发展思想的根本区别是什么？这是需要首先明晰的问题。任何发展观都是某种世界观的体现，而世界观实质上就是哲学思维方式。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着社会发展思想的不同，以往的发展思想依赖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可持续发展”则以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实践的思维方式为指导。在古代社会，由于物质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得不依赖自然性的关系靠天去生存。这决定了人们的思维能力也是低下的，人们认为，外在的神秘的客观力量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这便产生了以追求绝对真理、永恒本质为目标的前定论的思维方式，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未能正确处理主体（现实的人）与客体（自然环境与社会关系环境）的辩证关系。客体成为主客体的关系的绝对重心，主体则是客体的奴仆。人们热衷于探寻事物的先在本质，从先在本质出发去演绎、推论事物的现在和未来。建立在这种思维方式基础上的社会发展观实质上只能是一种生存现，表现为人们对自然界的盲目崇拜与屈从。中国古代道家的思维方式即是如此。他们提出的“天人合一”是指人与大自然的和一、统一或和谐，但这并不是凭借科学知识去认识自然得出来的结论。道家的“天人合一”就是追求无为的境界，他们认为自然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不应改变；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不合理的，都是对自然的破坏。这就取消了人类改造自然、谋求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近代以来，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的主体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人的个性得到极大发展，人文精神的兴起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使人类认识到自身的巨大力量，人类不断扩展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深度与广度。在人的主体性不断得到张扬的同时，人类的思想与行为也走向了极端——人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征服者、压迫者，人类可以摆脱自然与社会的任何限制。如培根认为，科学的目的就是“拷打出自然的奥妙”，对待自然必须“在她漫步时紧追不舍”，使她成为“奴隶”，“强制令她提供服务”。实质上，近代人的思维方式存着与古代人同样的局限性，也未能正确把握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他们虽然看到了主体对客体巨大的改造作用，却忽视甚至否认客体是主体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客体对主体也具有制约与改造作用。他们将主体作用于客体过程中凸现的主体力量加以抽象化、绝对化，顶礼膜拜，使之成为一种先验的外在权威力量，成为另一种“先在的本质”。古代人对客体力量盲目崇拜，而近代人则对主体力量盲目崇拜，同样陷入了由预设的本质去解释现存世界的前定论思维方式。以这种思维方式为指导，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思想便应运而生。近代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是这一发展思想最早的代表。他把社会发展简单地归结为单一的经济增长过程，而经济增长过程就是人类不断地制服和掠夺自然，获取物质财富的过程。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上述发展思想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发展中一直占据支配地位。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经济增长已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的“世俗宗教”和“政治溶剂”，成为个人动机的源泉、政治团体的基础，动员社会以实现共同目标的根据。（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295-296页）以这种发展思想为指导，西方工业化国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负面影响。它引起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破坏生态平衡，又导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以享受为特征的腐朽、颓废的文化价值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则既继承了前人的积极因素，又克服其局限性，立足于时代特征，开创了实践的思维方式，从而实现了发展哲学的科学变革。实践概念在哲学史上早已提出，但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给予了科学诠释。在欧洲哲学史上，康德正式把实践概念引入哲学，并提出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概念。但康德的“实践”局限于伦理实践范围，其他实践活动则被排斥在外。黑格尔提出了“实践理念”的概念，但他讲的“实践”在根本上是抽象的理念活动，现实的人的活动只是这种精神活动的“样式”。费尔巴哈把实践和生活联系起来，提出了“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的合理见解，但他又认为，“实践”或“生活”就是吃喝、享用对象等等。被恩格斯称为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宣告了科学的实践观的诞生。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具体而现实的双向对象化过程，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这一过程内含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是客体的主体化过程。人来自自然存在，受到客观世界的制约，需要不断地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不断地改变自身，这即客体作用于主体的过程。二是主体的客体化过程。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能够突破自然与社会的限制，改变周围的环境，按照自己的需求、目的创造出属人的对象世界。这即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过程。实践就是上述两方面的统一过程。“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5页）只有建立在实践的思维方式基础上的社会发展思想，才能克服其他发展思想的局限性，指导社会的发展步入正途。“可持续发展”则属于这一社会发展思想。它既不是从先验的、外在的客体出发，又不是以被抽象化、张扬至极端的主体意志，以抽象的理性、人性本质为出发点，而是将具体而现实的实践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既明晰了客体对主体的制约作用，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基础上，又把握主体所具有的自觉能动性特征，人们通过对客体的改造而满足自身的需要与利益，而不是乞求大自然的恩赐，生活在与自然的原始统一性中。“可持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我们只有立足于实践思维方式的高度，才能从根本上将可持续发展思想同以往的发展思想区别开来。二 “可持续发展”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们也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为理论基础，才能给予科学地解答。“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6页）通过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剖析，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发展的实质提出了全新的诠释。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变化也内含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的发展是社会主体的需求与愿望的满足过程和价值目标不断实现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不同，自然的发展是无意识的、无目的的，人们总是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从事社会活动，人类社会历史是主体的自觉创造活动的结果，是人类进行价值选择的进程。正如马克思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又是具有客观必然性、存在内在规律的进程。因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自然客体与社会客体均对主体的价值选择活动具有制约作用。主体只有不断地认识客体的本性，遵循客体的发展规律才能得以生存与发展。第一，人类社会来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类的活动不能违背自然的客观规律。第二，社会客体即社会关系也制约和规定着主体的活动。马克思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344页）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其发展是有内在客观规律的。第三，生产关系又受着社会生产力的制约，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人类社会的运行中，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社会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运动，使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体现了一定的规律，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要求的规律。这决定了人类社会演变的基本趋势是前进、上升的，或者表现为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飞跃，或者表现为同一社会形态内部社会关系的调整与改革、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意识形态的进步。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人类的价值选择活动提供一种客观的可能性空间，即选择的自由度。人们不能够突破和超越规律的支配和约束而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的价值追求活动与社会规律的形成、作用过程并非是外在、互斥的关系，而是内在一致、有机渗融的同一过程。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了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又制约着人类的实践活动。社会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就是社会发展的本质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社会发展本质观对当代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全面地体现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及运作之中。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在于：一是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客体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对近代发展思想的反思与反动，一些思想家走向了另一种极端，视自然为社会发展的主体，追求“世外桃源”，抵制科学的发展，走向一种非理性的“自然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思想则批判了这一观点，并全面阐述了主体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内涵。首先，只有实现主体能力即认识能力、实践能力、创造价值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才能满足主体的需求，实现主体的价值选择，从而实现社会的发展。其次，发展主体能力，必须扬弃传统的需求观，代之以全面的需求理念。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价值选择是全面的，既有物质环境的要求，又有精神环境的需求；既有政治环境的需求，又有生态环境的需求。只有各方面的需求都得到满足，人的主体能动性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否则，只能造成“单向度”的片面发展的人，人类社会也只能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再次，可持续发展还克服了近代发展思想在发展主体问题上——把发展看成是少数人的发展或少数国家中的一部分人的发展；只考虑当代人的发展，而忽视后代人的发展——的认识误区，提出了代内平等和代际平等的发展主体观。它认为，发展的主体总体上分为：个体主体即个人，群体主体即民族、阶级等社会集团，社会主体即个体与群体的总和。在当代，我们既要关注个体主体与群体主体的发展，又要关注社会主体的发展。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异与对立固然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忽视甚至否认这一点。但由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们所组成的人类社会生活在同一时代中，共同拥有一个地球，随着人们实践活动的全球化，人们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阶级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与价值目标。即使对地球环境的某一局部破坏，也将造成世界性影响；任何一个自由主义的发展行动都可能对周边地区产生不可低估的副作用。任何个体与群体要达到发展自己的目的，必须提倡与实行代内主体平等思想，不能以损害别的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为代价。特别是要注意维护弱发展地区和国家利益，通过协同发展，消除国家和地区间的对立或紧张关系。这样才能实现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保证社会发展的广泛性和持续性。同时，当代人的发展必须惠及后代或至少不应损害后代人的利益，改善和优化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代际平等。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既是共时性的，又是历时性的，人的需要不仅包括当代人的需要，而且包括未来人的需要。社会发展既为当下所决定，又为未来所决定，而后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前人的发展。在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代际分配中，后代人只能接受其前辈遗留下来的自然与社会条件。如果当代人只顾自身的利益，过量开采资源或破坏生态而剥夺了后代人使用资源的权利，对他们的生存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消极影响。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活动不能超越客观规律的制约，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客体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自然客体的发展是主体发展的首要条件。要使人类社会持续发展，必须使自然界持续发展，即社会发展不超过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使自然界通过再生或因新的开发而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环境或条件。其次，当代人类面临的灾难性困境也是由于社会客体即人类社会内部相互关系的严重失衡和损害而引起的。有许多表面上看似乎纯粹是以“天灾”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究其根源则是由人类社会内部的彼此冲突和对抗而导致的。而民族纠纷、宗教冲突、种族歧视、暴力恐怖、颓废空虚等社会邪恶都是由于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失衡和社会制度不良等原因造成的。只有先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才能保住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三社会发展的内容是什么？以不同的发展哲学为根据，则有不同的阐述。囿于将主体的力量抽象化、终极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近代发展思想和现代西方发展经济学、早期现代化理论都把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增长，将社会的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以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例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以储蓄和投资的增加为引擎，以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发生重大变化为基本特征的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经济学家凯恩斯则作出了“有了经济就有了一切”的总体概括。结果使许多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如巴西、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家，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使整个社会系统功能失调，致使原有的社会问题未能缓解，反而引发了生态恶化、能源短缺、失业人口剧增、社会动乱频繁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对近代发展思想提出了批评，提出了“新发展观”。他认为，增长论是一种唯经济的观点，具有相当大的片面性和狭隘性。他在其代表作《新发展观》中提出：发展要以人为中心，实行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佩鲁指出了“经济增长论”的弊端，扩展了社会发展的内容，这是正确的。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哲学思想，“自然”并没有作为一个重要变量纳入到发展的框架之中。而且他夸大了文化的作用，提出“在文化因素起决定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种经济与社会角色到处都会无能为力。”（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第22页）他颠倒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陷入了文化决定论的唯心史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运用实践反思方法，对社会发展的内容作出了深刻而全面的阐述。人类的实践活动具体包括四种基本形式：保护和支持生态环境的实践，物质生产实践，创立和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创造精神生活的实践。这四种实践产生了社会发展的基本领域，即生态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人类社会就是由这四个系统所组成的大系统。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只有社会系统诸要素的全面而协调的发展，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这一社会发展最高目标。社会系统诸要素处于相关性之中，并遵循一定的秩序和规则。第一，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离开生态环境，人类的一切活动便无从发生。同时，生态环境的优劣，通过对生产的不同影响来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生态环境较为优越的国家或地区比环境较为恶劣的国家和地区在发展速度上会更快一些。所以，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支持问题便成为可持续发展思想与战略问世的缘起，生态环境的发展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得到了具体而全面地确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第二，在社会大系统的四大要素中，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与最终决定力量。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影响和作用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对自然条件的利用程度就越大。同时，经济的发展决定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4-375页）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第三，政治的发展在社会大系统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以自身中介性的作用协调生态支持、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的交互关系，是社会各要素发展的保障。首先，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性质。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同，对生态环境保护与利用的效果是不同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有赖于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建立，社会秩序的不合理决定了资本主义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使生态环境得到良性发展。资本家自私自利的短视行为必然造成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其次，政治对经济的发展也具有反作用。当社会政治的发展适合经济基础的发展时，就起着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作用；而当政治上层建筑已经腐朽衰败，并为落后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再次，政治的发展直接决定社会文化建设的内容与性质。任何一种性质的社会制度为了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都要寻找它的“代言人”，都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伦理等思想体系。第四，文化的发展对经济、政治和生态的发展也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它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经济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但他们不是机械论者，并不认为其余因素都是消极的。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能动性。首先，生态环境的发展依赖于人们生态观念的革新。人类必须摈弃人对自然的崇拜意识和征服意识。人类崇拜自然的动机，并非爱护与治理生态环境，只能使人类陷入愚味与落后，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而征服意识则产生了盲目开采资源、破坏生态的行为，将人类推向了生存危机的边缘。其次，任何经济行为并不是一种无主体的自发行为，在某种经济活动和经济模式的背后，总存在着某种人文观念和文化意识的支撑。但由于经济与文化的不平衡性，这种观念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提倡和培育。文化建设的核心就是通过培育时代发展所需要的新观念、新意识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再次，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然有利于人们民主与法制观念的增强，促进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化、有序化，从而促进社会政治的发展。很难设想，在一个教育没有普及和提高，文盲仍占人口较高比例的社会，会产生高度发展的民主政治。从总体上讲，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矛盾，充满着危机，并且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浪费大量的自然资源、社会财富为前提。这种社会系统的结构是不协调的，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片面的、畸形的。这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更加突出，物质的富有和精神的空虚、经济的繁荣和道德的堕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共存并生的。在当代，我们制定和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为指导，视社会为生态、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的系统，注重生态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从而逐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我们要强调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前提作用，制定、实施各方面的环境和资源保护与支持计划，运用新的科学技术方法创造更多的人造资源，保护非再生资源，并健全立法监督工作。经济的基础地位决定我们要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为此，我们要完成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性向集约性转变。同时，我们要推行积极稳妥的人口政策，控制人口增长，使人口增长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提高人口质量，使庞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本，使得对可持续发展的消极因素变成积极因素。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根本目标。自党的十三中全会以来稳步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把“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作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民主与法治建设是一个历史过程，通过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必须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民主政治架构，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要求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为之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科学与教育事业，促进高科技水平与人才素质的飞跃。另一方面，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使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成为人们思想与行动的指南，为我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只有从这四个要素来把握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容，并明确各个要素的特点及其关系，才能走出将可持续发展局限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误区，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正确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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