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位论文目录
1934年，毕业于长沙雅礼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洪煨莲（洪业）、邓之诚、顾颉刚诸大师，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历史研究之路。当时，王锺翰深受洪煨莲提出的“把汉学中心抢回到北京来”这一口号的熏染和影响，开始自觉地思索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学术方向，努力将它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并决心专攻清史，研究东北地区的历史，以恢复历史的真相，粉碎某些别有用心的日本学者假借历史掠夺中国领土，分裂中国的阴谋。1938年、1940年，他分别获得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学士和硕士，他的大学毕业论文《清三通之研究》及硕士论文《清代则例及其与政法关系之研究》就是出于爱国义愤和弘扬民族学术文化为己任而撰写的。1943年，抗战期间，他在成都燕大历史系任讲师。194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两年。在哈佛，不受嗟来之硕士，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人的铮铮铁骨精神。回国后，在燕京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兼任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代副主任。1952年，调至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1956年起在历史系担任教授。
主要成就：阐明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的区别。代表作品：《北京历史地图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等。侯仁之（～），男，1911年12月16日生于河北省枣强县，籍贯山东恩县（现山东德州平原县恩城镇）。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1952年任教于北大地质地理系，曾兼任地质地理系系主任和北大副教务长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曾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被英国利物浦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称号。1999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同年为表彰侯仁之在历史地理学领域的卓越贡献，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他“乔治·戴维森勋章”，侯仁之成为全世界获此殊荣的第6位著名科学家。
侯仁之（～），男，1911年12月16日生于河北省枣强县，籍贯山东恩县（现山东德州平原县恩城镇）。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1952年任教于北大地质地理系，曾兼任地质地理系系主任和北大副教务长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曾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被英国利物浦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称号。1999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同年为表彰侯仁之在历史地理学领域的卓越贡献，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他“乔治·戴维森勋章”，侯仁之成为全世界获此殊荣的第6位著名科学家。[1]1950年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第一次在中国从理论上阐明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的区别及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和任务，率先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52年，侯仁之在北京大学正式开设中国第一个“历史地理学”专业。[2] 主编有《北京历史地图集》，出版有《侯仁之文集》。1984年，侯仁之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时接触到《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认为中国加入《公约》刻不容缓。他在归国后立即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了一份中国应加入公约的提案，为国家所采纳，中国最终成为了“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侯仁之院士则被誉为“中国申遗第一人”。[3]2013年10月22日下午2时，侯仁之院士在北京友谊医院去世，享年102岁。[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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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是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摇篮。北京大学是国内最早开设新闻学课程的高等学府，在这里诞生了中国新闻教育史上第一本新闻学著作、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学术团体和第一份新闻学期刊。北京大学也是在建国初期全国院系调整后第一个新设新闻学专业的大学，其间尽管几度经历了新闻专业合并与重设，仍为我国新闻传播领域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和中坚力量。北京大学是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摇篮，享有中国新闻教育史上“五个第一”的声誉。 ● 1918年，北京大学开设了中国高等院校中第一门新闻学课程。● 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 1919年，北京大学教授徐宝璜撰写的《新闻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新闻学著作。● 1919年，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出版的《新闻周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新闻学期刊。● 1952年，北京大学是在建国初期全国院系调整后第一个新设新闻学专业的大学。北京大学享有“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之摇篮”的声誉。早在1918年北大就开设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门新闻学课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由校长蔡元培亲任会长。北大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新闻学期刊。北大拥有徐宝璜这样的“新闻教育第一位大师”，著名新闻记者邵飘萍等曾任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青年毛泽东曾是研究会会员。以北大为中心的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活动，为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书写了中国新闻史上辉煌的一页。新中国成立后，北大两度在全国率先开办新闻专业，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这一时期的毕业生大都成为我国新闻教育和新闻战线的骨干力量。1917年，北大开风气之先，聘请留美研习新闻学的徐宝璜教授为文科各系学生开《新闻学》选修课，介绍欧美新闻概况和新闻学理论，在中国高校中开设了第一门新闻学课程。1918年春，学生罗章龙、谭鸣谦把成立新闻社团的愿望向时兼校长室秘书的徐宝璜教授及常向他们约稿的《京报》社长邵飘萍提出。徐当即表示支持，“愿意指导同学学习”，邵则写信给蔡元培倡议北大成立研究新闻学的研究会。1918年7月6日，蔡元培将草拟的新闻研究会简章8条发表于《北京大学日刊》上，准备成立以“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为宗旨，以新闻的范围、采集、编辑、选题、新闻通讯法、新闻纸与通讯社为研究内容的研究会。1918年10月4日，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大新闻研究会成立，蔡校长致开会词。指出民国后新闻纸骤增，但“惟其发展之道，全持经验”，因此有必要组织学会研究新闻学，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本特别之经验而归纳之，以印证学理，或可使新闻学有特别之发展”；强调应保持新闻品格，反对刊登诲淫的黄色广告和猥亵纪闻。研究会主任徐宝璜讲演《新闻纸之职务及尽职之方法》。1919年2月19日，研究会改名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改宗旨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进一步突出了新闻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结合。1919年4月20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新闻学期刊《新闻周刊》，目的是“便会员之练习，便新闻学识之传播，便同学之商榷”。该杂志共行三期，五四以后停刊。1919年10月16日，举行第一次研究期满仪式，蔡元培亲自向包括毛泽东在内的55人颁发听讲一年和半年的两种证书。1919年10月19日，新一期研究会正式开展活动。但由于蔡元培被迫前往欧洲考察教育、徐宝璜到平民大学任教、邵飘萍流亡日本，估计到 1920年底研究会停止活动。但徐宝璜教授的新闻学讲稿，得以出版，并传之后世。开中国自写新闻学著作之先河。此后，北大的新闻学专业教育停滞了二三十年。但北大其他专业的许多毕业生却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并做出了突出的业绩。但是在燕园这片土地上的新闻学教育并未停止。1924年在高校兴办新闻科系的高潮中，由美国新闻界发起在燕京大学成立了新闻系。发起委员会主席是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维廉（Walter Williams），筹办基金为5万美元。由白瑞华（Roswell S. Brittan）任系主任，纳什（Vernor Nash,又译聂士芬）等任教授。虽然，1927年该系曾一度停顿，但在1929年得到恢复并发展很快。课程设有新闻学原理、编辑、采访、写作、管理、印刷、照相等，师生承编《燕大周刊》的新闻副刊，并合办燕京通讯社。最初仅发英文稿，后增发中文稿，供京、津、沪、汉口和香港、东京、纽约等地的10多家报纸使用。该系的体制设施比较完备，被称为远东方面最新式而设备最完全的新闻学校（赵敏恒，《外人在华的新闻事业》，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版，第148页）。现在长眠于未名湖南岸的斯诺等人，曾任教于此。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对新闻教育的领导和有计划的发展。燕京大学新闻系并入北大中文系，改设编辑专业（后改称新闻专业）。当时的系主任是罗列，教授有方汉奇等人。从1952年到1955年的四年中，北大中文系一方面接受燕大新闻系并入的三个年级的 90余名学生，一面逐年招收新生累计达250人以上，这批学生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中坚力量。1958年6月，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人大新闻系，教师、图书资料等随调。1971年，人大被撤消，该校新闻系不复存在。是年9月，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得以恢复。人大新闻系部分教师于1973年按建制分配到北大任教，著名的有方汉奇等人。但这一时期的新闻教育受极左思潮干扰，很不正规。1977年全国高校恢复招生，北大新闻专业开始正式招生。1978年人大复办，北大新闻专业并回人大。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与传播学有关的书籍被介绍到国内，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被国人所认识。1983年6月，根据中发（83）15号文件指示，北大在国际政治系（国际关系学院前身）设立“国际文化交流”专业，开始招收双学士生。1985到1988举办了几期研究生班，1991年至今招收第二学士学位生。1986年开始在国际政治学硕士点下招收国际文化传播方向的研究生。并逐步培养了一支年轻而又有实力的从事国际传播、文化交流、新闻传播等专业的师资队伍。1984年，国家将编辑学专业正式列入本科生招生目录。北大作为全国十几所高校之一在中文系设立了编辑学专业，并接连培养了10届学生。这写专业的建立，使得新闻传播学类在北大血脉相继，并形成一种与众不同的办学风格。1993年北京大学艺术教研室，为适应社会需要，开始进行大专层次的广告教育。 1994年北京大学艺术学系成立，1995年广告学专业开始正式列入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招生目录。而与此同时，其它几个专业继续发展。1994年，编辑学调入信息管理系，更加强调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不仅培养传统的编辑，更侧重向培养网络编辑、电子出版人才的方向发展。1997年，国际关系学院开始在国际政治学硕士点下招收国际文化传播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而编辑学也已在图书馆学专业硕士点下招收编辑学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广告学则在艺术学硕士点下招收广告方向的研究生。1998年国家进行专业目录调整，国务院学位办将传播学列入了研究生学科目录，国际关系学院申请传播学硕士点，并于1999年正式招收国际文化传播和国际新闻传播两个方向的硕士生。
张维华坚持读完了5年大学，1928年夏毕业于齐鲁大学历史政治系，随后到济南济美中学任教。那时谋职不易，张维华干的很卖力，教课效果甚好，颇受学生欢迎。一年后，齐鲁大学又聘我回校当助教。两年后，即1931年，我又到燕京大学读研究院。当时的燕京大学研究院集中了许多名流，例如陈垣是辅仁大学校长、兼任燕大国学研究所所长，顾颉刚先生和洪业先生都执教于此。我选修他们的课，颇得益于他们治学问的方法。这促使张维华下决心走上了研究史学的路子。北京图书馆和燕大图书馆藏书甚丰，这是个极有利的条件。我那时已是过30岁的人了，不免有为时过晚之叹，但我还是抓紧时机，刻苦攻读。两年后，张维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题为《明正德间葡萄牙使里来华考》，竟然受到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的重视，并撰文予以介绍。这更加坚定了我作史学研究的决心。1933年研究院毕业，张维华完成了硕士论文《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传注释》，颇受洪业先生赏识，翌年即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这本书共有17万字，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时，将书名改为《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在过去的正史中，虽大都有外国传，但从来没有欧洲国家的传。《明史》中出现几个欧洲国家的传，显然是中国直接与西方国家发生联系的反映，表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重要时期。于是，张维华便参照中外文有关典籍，仿照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体例，着手为《明史》中欧洲四国传作注释。在注释过程中，我采用溯源、辑补、比勘三种方法。1933年研究院毕业后，张维华仍回济南齐鲁大学任教。当时教师少，全系只五六个人，我教的课也比较多，中国史、世界史都要讲。在教课之余，尽可能地搞点研究。我在读《日知录》时，看到顾炎武有关齐长城的记载，颇受启发。我翻阅了大量方志，并参考其他支书，写成了《齐长城考》一文，受到顾颉刚的好评。接着我又陆续写成了《魏长城》、《赵长城》、《燕长城》、《秦昭王时之长城》、《秦统一后之长城》、《楚方城》和《汉边塞》等论文。后来结集成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在这本书中，我不仅使用了大量的文献材料，而且有些资料来自实地考察所得。我曾到过河套的五原、临河两县，察看了赵长城的终点高阙，还在张家口一带考察过明代的边墙。这种实地考察对我写好这本书起了重要作用。1936年，张维华应顾颉刚之邀，到北京禹贡学会工作，编辑《禹贡半月刊》。顾先生还给了我一个主任的名义，叫我负责对内、时外的事。我利用工作之便，多次到外地考察。例如，我曾到地广人稀的河套，深感这是一块急待开发的好地方。自清季以来，不少人注意及此，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王同春。他曾集中许多人在此兴修水利，使当地面貌大有改观。我访问了其家庭，回京后写了《王同春访问记》一文，刊于《禹贡》，并编辑了《河套水利调查专号》。这种调查既开阔了眼界，可以发现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重大课题，也可以印证书本上的一些记载。这使我感到，古人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确是作学问的真谛。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京津骚乱。张维华离开北京，到开封河南大学任教。当时肖一山任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张维华与他来往较多。张维华一边教书，一边在他创办的“经世学社”主编《经世》杂志。不久，开封的形势也紧张起来，张维华便随河南大学迁往鸡公山，继而又迁至武汉，旋即解散。张维华和几位同仁一起到了重庆，一时找不到适宜的工作，竟过了一段流浪生活。1938年秋，张维华和徐炳旭一起到昆明，在当时已迁至昆明的北平研究院作研究工作。1939年秋，张维华又回到当时已迁至成都的齐鲁大学任教。当时迁至成都的大学很多，仅华西坝就有华西、燕京、金陵女大和齐鲁四所教会学校。除授课之外，张维华和顾颉刚先生还一起主持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工作，一时集中了国内20余位著名学者，像杨向奎、胡厚宣等都曾参与其事。我们还招了动余名研究生，并制订了一套整理二十四史的计划。研究所的工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颇大的影响，差不多成了西南的一个学术中心。研究所编辑出版了《责善半月刊》和《中国文化研究汇刊》，成了大家发表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张维华在成都齐鲁大学史社系连续工作了5年，先任副教授，后任教授，还曾担任过系主任。张维华先后开设了秦汉史、中国通史、中西交通史等课程。在研究方面，我主要集中在秦汉和明清时期的中西交通。关于秦汉时期，我先后撰成了《西域都护通考》、《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等论文。这些论文后来大都收在《汉史论集》中，由齐鲁书社出版。在明清时期的中西交通方面，除撰有数篇论文外，这时张维华还写成了《明清之际欧人东渡及西学东渐史》一稿。当时曾石印数十本，以作为学生的教材。文化大革命后，齐鲁书社愿意为我出版这本书。研究生晁中辰整理，并由他补写了清前期中西交通一章，易名为《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由齐鲁书社出版。这本书共分上、中、下三编。上编写交通，叙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与中国的早期交往；中编写宗教，叙述天主教（尤其是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经过；下编写文化，叙述西方文化传入我国的过程及其影响。其中，下编是全书的重心。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史上都是一个重大事件。但是，殖民主义和宗教因素掺杂其间，对其性质和作用难于辨识和判定，为此历来多有争议。尤其是在“左”的思想占统治地位时期，这个领域更成了禁区。但历史工作者应正视现实，应该对这段历史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直接接触并相互激荡，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既是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直接接触，又是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两种社会制度的初次交锋。它带来了生机，也蕴藏着危机。从主观上来看，耶稣会士来华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天主教教义，从精神上奴化中华民族。我长期在教会学校读书，并一度信奉耶稣会。他们的足迹遍及我国各地，从京师直至穷乡僻壤，建教堂、学校以及医院，帮助进行宗教活动。这种宗教活动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阶层，有的耶稣会士还从事搜集中国情报的活动。传教士的活动引起了中国士大夫的注视和强烈反对，乃至制裁。清康熙年间的教仪之争及此后的禁教，就集中反映了中国士大夫与传教士之间的激烈斗争。但从客观上来看，除消极因素以外，还存在着一些积极因素。耶稣会士将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如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医学、地理学以及机械制造等知识，对仍然沉溺于四书五经的中国士大夫来说，无疑是一股清风。它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同时，以耶稣会士为中介，中国的学术文化也陆续传入欧洲，对西方社会也产生了积极作用。我在“出版新序”中特别提到，人类文化的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过程，也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从分裂走向和睦团结、和平共处的一个必要途径。我写这部稿子，特别注意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其原因就在于此。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看，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经过几千年时间，各个民族的文化无日不起着相互融合的作用。到今天，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有了很大的变化，彼此间的隔阂消除了很多，已经成了亲密无间的民族大家庭了。我觉得，人类社会现在虽然四分五裂，但从未来的远景看，也会同中国一样，走向和平共处的道路。1944年，张维华离开成都，到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这个学校建在荒山野坡里，不具备什么工作条件，几乎停止了研究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于1946年夏迁至重庆。在那里工作了两年，时局混乱，也无法进行研究工作。1948年，我离开重庆，又回到当时已迁至杭州云栖寺的齐鲁大学。在教学之外，做些订正旧稿的工作。翌年全国解放，我随校返回济南，除教课外，还担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1952年齐鲁大学解散，张维华被分配到青岛山东大学工作。在此后的30余年间，不论山东大学由青岛还济南，由济南迁曲阜，由曲阜再迁回济南，张维华一直是山东大学的一名教师。这30多年形势变化很大，无论教学或研究，都需要改用新的方法，需要以马列主义来指导，我是一时跟不上的。在这期间，编过讲义，也写过文章，大都属于通史和制度方面，初学涂鸦，说不上研究。总的说来，张维华的学术研究道路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是解放以前，那是走的老路子，确实费了不少力，也写了一些东西；一是解放以后，自己虽然没有学会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路子，但自己的眼光比以前开拓了，接受了些新事物和新的治学方法，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成绩，而对自己是很有好处的。同时我也感到，旧日所学也不是完全无用。没有这样一点旧日的基础，用新方法从事研究也是有困难的。1973年退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学校又让张维华复职，主要从事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张维华培养研究生的原则是八个字：一是人品，二是学问。从通常情况来说，人家来当研究生主要是学知识的，怎么把人品摆在了第一位呢？我对他们说，一个品行不端的人也做不出好学问来。人品和学问，二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实际上关系很密切。比如，一个人平时干什么事都总想投机取巧，让他去做学问，他也决不肯下苦功夫。无论在哪个领域做学问，如不下苦功夫，总想投机取巧，是绝对做不出好学问来的。另外，研究生毕业后不少人要去当教师。一个合格的大学教师不只是要向学生传授知识，而且要以自己的人品去影响学生。这种影响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实际上就是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优秀大学教师这种人格力量的影响，对决定学生一生的道路比知识传授还要重要。学生毕业后如何立身处世，往往就以自己心目中的优秀教师为楷模。如果我们的教师在品格方面都能为学生树立起这样的榜样，就能使我们的教育获得巨大的成功。正是出自这种考虑，我对研究生的要求是以严格出名的。不仅在品格方面，在成绩方面也是如此，我几乎没给他们打过“优”，“良”也不易得。一概都打“优”，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虽然对他们要求严，但我们师生间的感情都很深。他们也都清楚，要求严有利于他们的进步。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各方面发展都很快，中国社会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张维华1957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也得到完全改正，除了带研究生以外，还整理了一些旧稿，张维华的一些想法也陆续写成文章发表，张维华以活到老、学到老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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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北京大学历史系相关负责人表示，于艳茹去年已经从北大毕业，针对她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涉嫌严重抄袭问题，系里会立即组织有关专家对其博士论文重新进行核查，如有抄袭情况，一经核实，将根据学校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根据《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已结束学业并离校后的研究生，如果在校期间存在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一经查实，撤销其当时所获得的相关奖励、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记者注意到，此《规范》的适用范围包括“在读期间存在学术失范行为的已离校研究生”。
据了解，于艳茹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2006届硕士毕业生，于2008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读博士学位。2011年9月，于艳茹作为2011年度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短期出国（境）研究项目”（第二批）资助对象，赴美国哈佛大学交流4个月。2013年7月，于艳茹博士毕业后进入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被指抄袭的论文发表时，于艳茹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读博士生。北京青年报
王育成，1951年生于北京，籍贯山东淄博，197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毕业，现为博宝艺术网铜器鉴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文化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先后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历任助教、讲师、馆员、副研究馆员。
1992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2000年任研究员；
2002年任日本早稻田大学道教研究所客员研究员。
2016年1月16日，中国社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育成和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在京举行了婚礼。
历史学博士就业形势怎样啊摘录于网络 在国家对于学术型研究生的招生在减少，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不是不要这样学术型博士， 而是需要量有限！俩字，烈士，不咋地，当当大学老师吧我打算跨专业考历史专业的博士， 具体是历史地理专业的， 昨天打电话询问以前的导师， 他说现在的就业形势也严峻，历史是 冷专业的，就是博士以后也不一定好找工作，就是工作也很清贫的…… 文科专业多半不好 就业， 关键看个人，是专著于学术，就踏踏实实搞学术。
否则就要多找门路，关注社会需求， 多多补充各方面能力。 我已经硕士毕业了，就读的院校是 211985，就读的专业是一个国 家级的重点学科，现在找了个还不错的工作，并放弃了读博认识我的人，包括我导师在内 都叫我不要读了，去工作，不然读完后更难找。
现在硕士博士找工作，用人单位看重的是： 你有没有关系，是不是男生，有没有工作经验，是不是党员/学生干部。女硕士博士是不是 结过婚。
特殊的地方如北京上海等有没有当地户口等其他的条件， 用人单位就很少在意了。 能力真的是没有办法用固定标准衡量的。
如果发 10 篇论文叫有科研能力， 那发 9 篇就不算 吗我认识的很多很优秀的博士和硕士，都没有找到工作，或找的很不好待遇，工作性质， 工作地点。 你能说他们都没有quot能力quot吗或许我现在说再多都没有用， 等你以硕士博士学历 找工作时，你就知道quot能力quot有多大分量了我想表达的意思是： 1 不要以为博士一定比本科好找工作，尤其是文科。
本科毕业能找到好工作的人，可以 通过在职委培等方式考研考博，最好不要脱产。那翟诘扔诙牟 液苡锌赡艿貌怀ナА也不要以为博士一定能找到工作。
2 很多读研读博的人是为了学问而读书的，但到了毕业找工作时，他们被高校和科研院所 拒收，找不到能再去做学问的地方了。特别是文科生，他们所学的东西与社会现实脱节，不 能直接转换为生产力， 很难把他们的平生所学去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而这些， 其实并不 是他们的错。
本科生找工作，是万金油，到哪里都可以！但绝大多数就业质量太低，拿着微薄的工资替人 暂时打工， 卖完青春就完了！ 研究生毕业好多进公司打工如华为等， 看起来很美， 工资较高， 但这业是吃青春饭，累死人，如集中营！工资含金量很低， 企业还不稳定！博士主要进国家 机关，事业单位，高校，研究所，都是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工作！工资好象不很高，但含金量 高，稳定，工作没有那么累， 福利较好，可以干到老。 读博一定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实力， 除非你是真的很强，3 年出来以后一定会有好的去处。
如 果不考虑自己的实力至少你家里不需要你去挣钱来维持生活只是为了面子去花大量的时 间和金钱盲目读博士真的是没意思。在职的或者非科班出身的如果紧紧是为了一纸文凭并想 靠这张文凭在今后挣大钱，那就大错特错了。
如果谁要是怀着这样的心态读历史学的研究生 的话，今后是要受大罪的。 研究历史很苦的。
如果能吃苦，也能苦中作乐那 OK， 如果不能， 三思！ ！比如就历史学来说，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学术质量应该和他的生活质量成正比，至少不能偏离太远，也就是说应该有必要的机制来“养“这些人（包括职业学者和正 在求学的未来研究者） 。毕竟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也就没有人格上的独立；没有人格上的独 立，也就不会有学术上的独立。
但在目前的环境下，这种理想的生存状态较难获得。 尤其是现在高校注重学统，看出身，查三代（主要是供过于求决定的） ，本科、研究生毕业 学校若不是 211 或者 985 的， 将来就业要受限了。
出身不好的学生即使将来考入了 985 院校， 将来就业也很难进国内名校（重点综合大学、师范大学） ，除非关系比较硬。而进不了名校 教书和做研究，得不到较高、较多的各种资源支持，他们未来的学术之路将很艰辛。
理论性、学术性研究生现在处于就业最低期。 历史学本科和研究生三年、四年大幅度缩招或 者不招生（停招） ，才可以解决现在已经毕业但找不到对口专业和现在还在读书即将毕业的历史系学生就业情况。
要考文史哲研究生必须要看清现在的就业形势，不要读了三年，毕业时候因为找不到工作头大，年龄大了再转行很难，要是现在历史研究生大都需要转行，何不 本科时候就转行呢？ 教育部计划到 2015 年把专业硕士（实用性、技术性硕士）招生比例提 高到 50以上，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于要考历史研究生的同学们，本人（本人历史学科班 出身，今年研究生毕业，已经考了 7 场历史老师招考，都没进。
昆明两场、山东中东部城区 5 场）建议你们慎重了。读历史学硕士和博士是件奢侈的事情，适合生活无忧的人去一直读 下去，适合在职人员去读。
近期有生活压力的人读研、读博就是越走越窄，专业很难对口就 业，转行都难呢。 你的判断依然过于乐观了， 在山东到中学就业的历史研究生不到三分之一， 可能也就有五分 之一吧。
还有你说的很多部门和行业，根本不需要历史，图书馆有图书馆学和档案学，博物 馆有博物馆学，史志办需要考公务员，而且一般是要求文史类，文科其他专业也可以报，我 考过。报社这个就更。
蔡崇榜，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史，宋代史学。
陈廷湘，博士生导师，专门史，中国近现代史。
郭齐，博士生导师，历史文献学，朱熹诗文研究。
郭声波，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史，历史地理学。
何平，博士生导师，世界近现代史，史学理论，中西文化比较，现代化，国际关系。
何一民，博士生导师，城市史研究。
霍巍，博士生导师，汉唐考古，西南（包括 *** ）考古，博物馆学，文化人类学。
李文泽，博士生导师，历史文献学。
刘复生，博士生导师，宋史，西南民族史。
罗志田，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史。
彭裕商，博士生导师，古文字学。
石硕，博士生导师，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研究。
舒大刚，博士生导师，儒学文献研究。
王挺之，博士生导师，欧洲城市史，文艺复兴研究，旅游资源、旅游人力资源开发。
杨世文，博士生导师，宋代历史文献，儒学学术，巴蜀文化。
杨天宏，博士生导师，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
杨振之，博士生导师，旅游策划、规划，风景区管理与目的地营销。
王东杰，博士生导师，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
张箭，博士生导师，世界中世纪史，中国中古史。
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是大学教师的职称，级别依次从高到低排。
院长是行政职务，也就是所谓的“官”了。
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都是相对于研究生来说的岗位制度。
至于关系：
相对于教授这类的职称来说，博导条件较高。博导一定是教授，但教授可能只是硕士生导师。
其他的，学科带头人自然是学术能力较强的人，所以通常是教授，博导。
院长也自然是学院里比较牛的人，所以往往是教授职称。一流大学的校长是副部长级，往往都是院士。
【第一段在全文中的作用】 ①简单介绍许倬云，让读者对传主有一个初步认识； ②通过对许倬云的评价，肯定传主在史学界的地位和影响； ③交代作者对传主的倾慕，为后文与传主的接触作铺垫。
【《史学大师许悼云》原文】 《史学大师许悼云》 魏承思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知道了许悼云的大名。因为他的《汉代农业》是在美国攻读中国史博士学位的必读书，我喜欢这部书，于是我找到许先生的好几部著作来读，被他的渊博知识深深折服，最受启发的是他娴熟的使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治史。
那时候，只知道许悼云是匹斯堡大学历史教授，台[tái]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后来到了香港，在中文大学跟金耀基教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有一次提到许悼云，耀基师说和他很熟，并说他每年都会来香港中文大学讲学。
过了几个星期，许先生果然到了香港，我闻讯后就让耀基师的秘书帮我约了时间去拜访他。在许先生的办公室里初次见面，他平易近人，十分健谈，没有一点大师架子，许先生著作等身，除了专攻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之外，研究领域还涉及社会学、考古学、科技史、台[tái]湾史和中外历史比较等。
他还对现实政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撰写了大量政论，结集出版的就不下十余种，在台[tái]湾舆论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好奇地问他何以有如此渊博的学识和广泛的学术兴趣，许先生就和我谈起自己的求学经历。
无锡许家是江南世代的书香门第。许先生的父亲藏书丰富，兴趣广泛。
许先生幼年患小儿麻痹而不便于行，就在家里杂读群书。抗战后，他在家乡的辅仁中学读书，这所名校聚集了一批饱学之士。
1948年底，他跟随父母到台[tái]湾，考取台[tái]湾中文大学外语系，第二年转入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又读研究生。当年的台[tái]大大师云集，使学生有更多机会去接触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派，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题。
许悼云受校长傅斯年器重，跟李济学考古，根李总侗学古代史，跟董作宾学甲骨文，向尹耕望、钱穆、沈刚伯等问学。许先生说：“那时台[tái]湾的研究生教育和内地不一样，不是一个导师带一个学生，而是一个由三到五人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共同指导。
这样就给我一个想当大的 *** ，因为几个指导老师的治学思路都不一样，他们在那里各讲各的，逼得我不得不思考，寻找自己的路子。” 后来他又到芝加哥大学去深造。
这所世界顶尖的学府不在意你读什么系，学生的课程可以自己设计。在那里，许先生选课的范围包括经济学、中古史、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等。
选读宗教学的只有他，老师照样认真上课。他住院开刀，教授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带着书到病床前去教，一边讲，一边讨论。
听到这里，我就想：很多人在讨论现在的中国大学出不了大师，但不是先应该问中国大学有没有这样的教师吗？ 许先生说，他选修了那么多似乎和历史学不相干的学科，“但我是拿历史当材料看，拿别的学科当工具看，这样就可以用各种工具处理材料。” 许先生1962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毕业后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tái]湾大学历史系主任。1970年起担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史学系及社会系合聘教授，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杜克大学等校的讲座教授，著有专著十余种，论文百余篇。
近年来，又常在中国大陆讲学，被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授予名誉教授。他是海峡两岸和国际史学界公认的耆宿。
听了他的自述，我才算是真正明白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第一次见面聊天，许先生就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可以说是我研究历史的“一日师”。我去学校上课之余，经常会去他那里拜访，聆听他的教诲。
有一次，《明报》编务总裁高信疆听我说起许绰云在香港，就说和他是很熟的朋友，要我帮他约一起吃饭聊天。参加那次餐聚的除了许先生夫妇外，还有耀基师夫妇和哲学家劳思光。
我在他们中间算是小字辈了。很多年过去了，当晚吃了什么佳肴美味早已忘记了，但大师的风采则历历在日。
上一次见到许先生已经是十多年前了。我有事去台[tái]北，听说他也在，就打电话约了时间去看望。
言谈之中，他知道我跟随南怀瑾先生在学佛，就说怀师早年在台[tái]湾时，自己曾跟随殷海光去拜访过两次，因他的学问路子和南不合而没有再去，但殷老师对他则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进《许倬云谈话录》里，称南怀瑾是奇人，有吸引力。
前年我和老友、中研院副院长王泛森博山聊天。他说，殷门弟子对这一说法大不以为然。
我说，十多年前就听许先生说过，事后特地向怀师求证。老人家还兴致勃勃地同忆当年殷海光光跟他学打坐的情景。
这也算为我尊敬的许先生辩诬吧。【许倬云简介】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49年赴台[tái]，就读于台[tái]南二中，完成高三最后半年学业，进入台[tái]大历史系，后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文学科博士学位。
先后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南京大学讲座教授、夏威夷大学讲座教授、杜克大学讲座教授、匹兹堡大学史学系退休名誉教授等职，代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
理性看待旧中国的发展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经历了一段落后，摸索前进的道路。虽然之间有许多挫折，但总体仍是在发展。 这其中有许多的历史人物做出了贡献。其中首推林则徐，虎门销烟，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经历太平天国运动后，李鸿章推行洋务运动救国。虽然他签订了许多耻辱的条约，但这并不妨碍他引领旧中国科学的发展，确实打造了较为先进的北洋水师。 当这些运动都不能救国的时候，康有为的戊戌变法运动使得中国的文化有了新的启蒙，直接导致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在陈独秀新文化运动带领下发起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思想的进步。 当思想氛围进步到一定的时候，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了中国，从此有了共产党的成立，有了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也有了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的诞生。 纵观100来年的奋斗史，有过曲折，迷茫，甚至错误。但这都不能阻止历史前进的脚步。因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新中国的明天也一定会更好！
邓广铭（1907～1998）中国历史学家。字恭三。1907年3月16日生于山东临邑。1936年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毕业论文《 陈龙川传》，深受指导教授胡适的赞赏。留校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史学系助教。先后发表《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等，陈寅恪为《宋史职官志考正》作序。1943～1946年，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撰写了《岳飞》一书，把岳飞传记的写作提高到学术研究的水平。 1950年起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至今。在此期间，修订出版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先后两次重写了《岳飞传》，并写成《辛弃疾(稼轩) 传》、《王安石》等书。同时还发表了《唐代租庸调法研究》、《唐宋庄园制度质疑》、《南宋对金斗争中的几个问题》等论文。60年代初，执笔撰写了《中国史纲要》中宋辽金史部分，成为高校文科的首选教材之一。从1954年起，先后担任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点击数：56 本文转自名人故事吧 ,转载请注明出处。
大学历史系论文题目
《明清社会文化之我见》《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古代科举制度》《刘邦是不是一个英明的君主》《女性思想与地位的转变》《谈张居正与“考成法”》《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明清时期的建筑文化》都是我自己想的，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要看你的专业研究方向。可以考虑在一个比较具体的历史人物或者历史阶段进行研究，题目也以某个人物和阶段命名。
英语系写历史论文呢？还是随便可以在古代史、近现代选题的。你是不是给中国近代史纲要写作业啊？如果那样的话，估计不用写的很专业啊。那就选择人物评价好了，近现代的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很多，比如：林则徐 李鸿章 孙中山 袁世凯 。先去中国知网查找相关人物研究综述，然后自己再选定方向。做基础材料积累后，成文比较容易。
据学术堂了解，历史学论文的关键词众多，可供检索的有如历史学、史学理论、史学思想、北美洲、美利坚合众国、辽宋金元时代、史学研究、思想体系、社会科学、两宋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历史唯物主义、出版社、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论、文化机构、历史哲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马克思、海登·怀特、高中历史教学、权利主体、历史教学、分科教学、年鉴学派、历史叙事、高中历史等。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论文
博士毕业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在书写论文的时候，大家知道参考文献怎么书写吗？以下是我精心准备的博士毕业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大家可以参考以下内容哦！
论文参考文献的格式要求
论文的参考文献是论文写作过程中参考过的文献著作，是对某一著作或论文的整体的参考或借鉴。参考文献要放在论文正文之后，不得放在各章之后。参考文献只列出作者直接阅读过、在正文中被引用过的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的要求：
1．在正文写作完毕后，空两行（宋体小四号），居中书写“参考文献”四个字；“参考文献”使用宋体四号加粗,前后两个字之间不空格。“参考文献”书写完毕后空一行（宋体小四号）再书写参考文献的具体内容。参考文献按照其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以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参考文献的序号左顶格书写，并用数字加中括号表示，如[1]，[2]，[3]，[4]，[5]…，每一参考文献条目的最后均以英文句号“．”结束。
2．参考文献只列出作者已直接阅读、在撰写论文过程中主要参考过的文献资料，所列参考文献应按论文参考的先后顺序排列。参考文献与正文连续编排页码。参考文献不少于6篇。
3．参考文献格式
参考文献类型及文献类型，根据GB3469-83《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规定，以单字母方式标识：
（1）专著：〔序号]作者.专著名[M].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2）期刊中析出的文献：〔序号]作者.题(篇)名[J].刊名，出版年 (期号).
（3）论文集：〔序号]作者. 题(篇)名[C]. 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4）学位论文：〔序号]作者.题(篇)名[D].授学位地：授学位单位，授学位年.
（5）专利文献：〔序号]专利申请者.专利题名[P].专利国别:专利号,出版日期.
（6）报纸文章：〔序号]作者.题(篇)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
（7）电子文档：〔序号]作者.题(篇)名〔文献类型/载体类型〕.网址，发表日期.
关于参考文献的未尽事项可参见国家标准《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7714－2005）。
4．常用参考文献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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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ill,R. Mastering English Literature[M] . London: Macmillan,1985. (责任编辑：admin)
【拓展阅读】
一、对博士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博士学位论文应能表明作者确已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工作上做出了创造性的成果。博士学位论文工作是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的最重要环节，其工作时间一般应不少于2学年。博士生入学后在导师指导下明确科研方向，收集资料，阅读文献，进行调查研究，确定研究课题。一般在第二至第三学期通过开题报告并制定论文工作计划。博士生应根据论文工作计划分阶段在教研室、学术会议上报告科研和论文工作的进展情况。论文正文一般应不少于5万字。博士生用于论文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的时间一般应不得少于2年。
特别应注意，学位论文应是本人的研究成果，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不得抄袭或剽窃他人成果。论文应反映作者较好地掌握了本学科、专业的研究方法和技能，学术观点必须言之有理、持之有据，论文内容应层次分明，数据可靠，文字简炼，推理严谨，立论正确。
二、对学位论文的格式要求
(一)编写要求
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一般应由以下全部或某几部分组成，依次为：封面、中文摘要、英文摘要 、目录、符号说明、正文、参考文献、附录、附图表、致谢、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具体要求如下：
1、封面
采用研究生院规定的统一封面，封面上填写论文题目、作者姓名、导师姓名、学科(专业) 、论文完成时间。上述内容也应在扉页上填写清楚。
2、论文摘要
学位论文的中文摘要应以最简洁的语言介绍论文的概要、作者的突出论点、新见解或创造性成果。硕士学位论文中文摘要一般应在500字左右，博士学位论文中文摘要一般在1500字左右。英文摘要(Abstract)内容应与中文摘要基本相对应，要语句通顺，语法正确，能正确概括文章的内容。
3、目录
目录应将文内的章节标题依次排列，标题应该简明扼要。
4、正文
正文是学位论文的主体和核心部分，它是将学习、研究和调查过程中筛选、观察和测试所获得的材料，经过加工整理和分析研究，由材料而形成论点。不同学科、专业有着不同的写作内容，但作为一般要求，论据、论点应力求准确、完备、清晰、通顺，实事求是，客观真切，简短精炼，合乎逻辑。其文体的格局和行文方式，研究生可根据自己研究课题的表达需要，灵活掌握。
绪论或引言是学位论文主体部分的开端，主要说明研究工作的缘起、沿革、目的、涉及范围 、国内外研究现状、相关领域的前人研究成果和知识空白、理论分析的依据、研究设想、研究方法和实际设计的概述，以及文中拟解决的问题、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等，应言简意赅，不要与摘要雷同或成为摘要的解释，也不是提要。
结论是学位论文最终和总体的结论，是整篇论文的归宿，应明确、精炼、完整、准确。要着重阐述作者研究的创造性成果、新见解、新发现和新发展，及其在本研究领域中的地位、作用、价值和意义，还可进一步提出需要讨论的问题和建议。学位论文中的计量单位、制图、制表、公式规范、缩略词和符号必须遵循国家规定的标准，如无标准可循，应采用本学科或专业有关权威性机构或学术团体所公布的规定。如不得已必需引用某些未公知公用的、不易为同行读者所理解的或系作者自行拟定的符合、记号、缩略词等，均应一一在第一次出现时加以说明，给以明确的定义。
5、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应按文中引用的顺序列出，可以分列在各章末尾，也可以列在正文的末尾。
本着以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撰写论文，凡学位论文中有引用他人成果之处，均应详细列出有关文献的名称、作者、年份、出版单位等。具体格式按科技应用文写作的标准要求。
6、附录
主要列入正文内过分冗长的公式推导，供查读方便所需的辅助性数学工具或表格，重复性数据图表，论文使用的缩写，程序全文及说明等。
7、致谢
对给予各类资助、指导和协助完成研究工作以及提供各种对论文工作有利条件的单位及个人 表示感谢。致谢应实事求是，切忌浮夸与庸俗之词。
8、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按学术论文发表的时间顺序，列齐本人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或已录用的学术论文清单(发表刊物名称、卷册号、页码、年月及论文署名、作者排序)。
(二)打印
按照有关规定，凡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者，学位论文必须用中文撰写，同时一律用A4标准纸打印输出，一般应有篇眉，以力求整洁、清晰、美观。
(三)装订
学位论文撰写完成后，用研究生院统一封面线装订成册。所需份数由研究生本人及导师掌握。
北京大学10日通报称，世界历史专业博士于艳茹发表的论文存在严重抄袭行为，决定撤销其博士学位，于艳茹承认抄袭事实。2014年8月，学术期刊《国际新闻界》曝光曾为北大历史系博士生的于艳茹所发论文大篇幅抄袭国外专著。《国际新闻界》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23日告诉记者，今年暑假前，有读者举报：2013年第7期发表、署名于艳茹的论文《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涉嫌抄袭一本英文专著的部分章节。接到举报后，编辑部请来外语专家与原著进行核对和确认。经仔细对比后发现，于艳茹在其论文中大段翻译国外作者的专著，甚至直接采用作者引用的文献作为注释，已构成抄袭。8月17日，《国际新闻界》刊登了《关于于艳茹论文抄袭的公告》。公告指出，为了反对此类学术不端行为，该刊决定采取三点措施：第一，将于艳茹论文抄袭情况公告于本刊网站，并向作者相关单位通报;第二，联系相关文献收录机构，删除于艳茹该文的电子版;第三，五年内拒绝于艳茹的投稿。记者在《国际新闻界》网站上看到，公告附录中用黄色标注出于艳茹抄袭的内容。除了摘要和结语部分，于艳茹几乎全文“翻译”了国外作者的专著，多个段落甚至一字未改，原文照抄。陈力丹认为，对剽窃抄袭的行为不能姑息迁就，必须严肃处理。同时，他表示，此次抄袭事件警示他们要不断完善评审工作。他代表编辑部为工作疏漏向读者致以真诚的道歉，同时呼吁大家共同抵制学术不端行为，遵守学术道德。北大历史系有关负责人23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于艳茹是该系的博士生，现已毕业离校。对于于艳茹攻读博士期间所发表论文涉嫌抄袭问题，该系高度重视，将立即组织有关专家对其博士答辩论文重新进行核查，如果确认博士答辩论文抄袭，将根据学校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罗新，男，1963年生，现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1981年－198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9年－199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2年－199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的民族形势与社会整合》。 1979-1981年，在湖北襄阳地区中学（今襄樊市四中）读高中；1981-1985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读本科，获学士学位；1985-1986年，在武汉工学院（今武汉科技大学）任教；1986-1989年，在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1989-1992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92-199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获博士学位；1995年-- 在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工作 1 《青徐豪族与宋齐政治》，《原学》，第一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2月。2 《北大馆藏<给事君夫人韩氏墓志>辨伪》，《文献》，1996年第1期，1996年1月。3 《从依傍汉室到自立门户---刘氏汉赵历史的两个阶段》，《原学》，第五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7月。4 《从萧曹为相看所谓汉承秦制》，《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1996年10月。5 《五燕政权下的华北士族》，《国学研究》, 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6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乐浪王氏》，《韩国学论文集》，新华出版社，1997年9月。7 《枋头、滠头两集团的凝成与前秦、后秦的建立》，《原学》，第六辑，1998年5月。8 《墨山国之路》，《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9 《陈敏“七弟顽冗”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1998年5月。10 《关注高耸天外的昆仑山——评新译〈西域考古图记〉》（书评），《光明日报》，1999年5月21日。11 《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与王素、宋少华合写）12 《走马楼吴简整理工作的新进展》，《北大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13 《吐谷浑与昆仑玉》，《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2001年2月。14 《吴简中的“督军粮都尉”简》，《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15 《元散曲所见祆教资料》，《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16 《跋北齐可朱浑孝裕墓志》，《北大史学》第8辑，北大出版社，2001年。17 《走马楼吴简中建安纪年简问题》，《文物》2002年第10期。18 《踏访东巡碑》，《文史知识》，2002年第6期。19 《五回道》，《文史知识》，2002年第7期。20 《仇池行》，《文史知识》，2002年第11期。21 《北朝墓志丛札（一）》，《北大史学》第9辑，北大出版社，2003年。22 《说〈文馆词林〉魏收〈征南将军和安碑铭〉》，《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23 《话说飞狐道》，《文史知识》，2004年第4期。24 《监池司马简及相关问题》，《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7月。25 《吴简所见之督邮制度》；《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7月。26 《新见北齐丰洛墓志考释》，《北朝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7月。27 《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28 《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29 《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30 《走访突厥三大碑》，《文史知识》2005年第1期。31 《陈留公主》，《读书》2005年第2期。32 《可汗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33 《回鹘牙帐城掠影》，《文史知识》2005年第5期。34 《应重视草原社会及其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国民族报》2005年7月29日第7版。35 《跋北魏太武帝东巡碑》，《北大史学》第11辑，2005年8月。36 《契丹古城青草长》，《文史知识》2005年第10期。37 《跋北魏郑平城妻李晖仪墓志》，《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38 《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的立碑时间》，《文史》2005年第4期。39 《吴简中的“作部工师”问题》，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12月。40 《北齐韩长鸾之家世》，《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41 《匈奴单于号研究》，《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42 《闲说吕无党》，《书城》2006年第1期。43 《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44 《再说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3期。45 《也说吴平斛》，《吴简研究》第二辑，崇文书局，2006年9月。46 《另一个敕勒川》，《历史学家茶座》第5辑（2006）。47 《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48 《匈奴：故事还是历史》，《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6年第12期。49 《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学》第12辑（2007年1月），50-73页。50 《柔然官制续考》，《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期，73-97页。51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魏元则、元宥墓志疏解》，《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2期，22-28页。52 《雪中的游思》，《历史学家茶座》第7辑（2007年第1期），88-94页。53 《始建国二年诏书册与新莽分立匈奴十五单于》，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五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6月，181-184页。54 《近年における北京吴简研讨班の主要成果につぃて》，日本长沙呉简研究会（编）《长沙呉简研究报告》第3集，东京：2007年，103-108页。55 《试论曹操的爵制改革》，《文史》2007年第3期，51-61页。56 《跋前秦梁阿广墓志》，《出土文献研究》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57 《杀人石猜想》，《中华文化画报》2008年第1期，第120-127页。58 《新出墓志与现代学术伦理》，《南方周末》2008年3月6日。59 《横笛莫吹行路难》，《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12日。60 《斯德本与中国艺术史》，《书城》2008年第4期。61 《论阙特勤之“阙”》，《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192-202页。62 《横绝大漠心飞扬》，《历史学家茶座》2008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138-144页。63 《高昌文书中的柔然政治名号》，《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64 《松下宪一《北魏胡族体制论》评介》，《北大史学》，第13辑。65 《跋北魏辛凤麟妻胡显明、辛祥及妻李庆容墓志》，《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66 《“真吏”新解》，《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第121-131页。67 《从民族的起源研究转向族群的认同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8-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53-264页。68 《高句丽兄系官职的内亚渊源》，《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的性质》，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2009年。69 《王化与山险》，《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70 《吉木萨尔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铭的调查与思考》，《西域文史》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71 《为你跋山涉海》，《书城》2009年第10期。72 《跋敦煌莫高窟所出北魏太和十一年刺绣发愿文》，《文史》2009年第4期。73 《北魏申洪之墓志补释》，中国文物研究所主编《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74 《北魏道武帝的鲜卑语本名》，《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9月，31-42页。75 《2010年9月访乌兹别克斯坦散记》，《传承》2010年第3期（总第17期），2010年12月，第56-67页。76 《华夏文明西部边界的波动》，《大观》2011年第1卷（总第5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3月，第40-47页。77. 《茹茹公主》，《文景》2011年4月号（总第74期），第40-51页。78. 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Inner Asian Political Titulary, in: Mehmet ?lmez ed., ?tüken’den ?stanbul’a Türk?enin 1290 Y?l? (720-2010) Sempozyumu Bildiriler, ?stanbul: ?stanbul Büyük?ehir Belediyesi Kültür ve Sosyal ??ler Daire Ba?kanl???, 2011, pp. .《北魏皇室制名汉化考》（日文），《魏晋南北朝における贵族制の形成と三教文学》，东京：汲古书院，2011年9月，第247-258页。80.《说北魏孝文帝之赐名》，《文史》2011年第3期，第49-61页。81.《北魏太武帝东巡碑的新发现》（与李泉汇合著），《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9期，第99-109页。82.《一曲风高奏古宫——读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中华读书报》2011年6月22日第9版。83.《蒙古国出土的唐代仆固乙突墓志》，载台湾政治大学编《中原与域外》，2011年。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3月。（与叶炜合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杀人石猜想》，中华书局，2010年5月。《历史的高原游牧》，中华书局，2011年1月。 《吴简研究》第三辑（罗新、宋少华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6月。《Chinese Scholars on Inner Asia 》，Indiana University ，2012。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11月。（与王素合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叁】，文物出版社，2007年10月。（与王素合作） 铃木宏节《暾欲谷碑文研究史概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期。主持选、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10月。 我年轻时，某个赶写博士论文的冬夜，在里听了朱哲琴的《黄孩子》，那种空旷萧索的孤独感和无望感，恰好匹配了我写不下去却不得不写的绝境。“在白人的大街上，有许多蓝色目光。……在黄人的家庭里，有许多黑色目光。”歌词把白人蓝眼与黄人黑眼相比对，倾诉东方在西方面前的失落。歌里唱道， “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个黄孩子。”和唱歌时的朱哲琴一样，我听歌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自己是“黄种人”。那首唱遍中国的《龙的传人》里就有一句“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我们被教育去认知并认同自己的黄种人属性，被教育承认自己的皮肤是黄色的，尽管肉眼看我们的皮肤一点也不黄，除非是生了某种特殊的病。这许多年间，如同周伯通努力忘记《九阴真经》那样，我们逐渐把一团又一团的教育浆糊从脑子里清除出去。种族思维逻辑下的众多概念已经不再流行了，我们知道了人种分类是伪科学，也明白了人类体质特征的差异其实是几万年来生存于地球不同环境所发生的适应性变化而已。在西方学术著作与公众媒体上已很难找到“蒙古人种”、“黄色人种”这样对东亚的标签了。不幸的是，这些标签及其代表的种族思维在两百多年来种族思维的受害地区如中国，却还远远没有成为陈迹。即使在中国近年所出的考古报告中，我们依然很容易读到骨骼分析的专章，其中常常有人种方面的数据与推测，特别是边疆古代人骨的种族分析，诸如有多少属于欧罗巴人种，有多少属于蒙古人种，等等。等而下之的，还有对古代族群骨骼的细致分类，全然不顾古代族群的根本属性其实是政治单元而不是血缘集合。毫无疑问，对于种族思维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我们常识教育中的空白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恰好有了一部反思种族思维的上佳教材，这就是奇迈可（Michael Keevak）的新著《成为黄种人：种族思维简史》（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此书着力于再现西方社会对东亚人群进行描述和理解的观念史变迁，考察了“黄种人”观念的起源，人种分类理论中“黄色蒙古人种”在西方科学界的定型，以及这一学说如何传播至东方并为东方社会广泛接受的知识过程，是一部有关种族思维有趣却沉重的社会文化史。不难理解的是，“黄色人种”的本意是指皮肤为黄色的人种。可是，奇迈可此书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却是，把东亚人的肤色归类为黄色，并非经验观察的结果，而完全是一种近代科学的新发明。十八世纪中期之前的各类西人旅行报告中，对东亚人（主要是中国人和日本人）肤色的描述多是白皙、略暗的白色、橄榄色等，绝少认为东亚人在肤色上与欧洲人迥然有别。包括旅行家、商人和传教士在内的观察者注意到，东亚不同地区的人群体质特征有相当程度的差异，比如中国南方人和北方人比起来肤色要暗一些，但这种差别与欧洲各国间的差异一样，只是深浅之别。这才是经验观察的记录。那时常常被西方观察者归类为“黄皮肤”的，恰恰是在十九世纪被纳入“白人”范围的印度人。色彩不单单是对物理现象的客观描述，还带着各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价值与情感。笼统地说（当然只是就奇迈可所要论述的方向而言），西方传统中白色代表着神圣、纯洁、智慧和高贵，黑色象征着邪恶、污贱、死亡和野蛮，黄色则意味着不洁、低俗、病态与恐怖。当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被认为与西方一样是文明社会的时候，西方旅行者看东方人的肤色是白的，一点也不黄。但随着西欧工业革命的发展，古老的东方社会越来越显得落后、停滞与衰退，东方人的肤色也就慢慢失去了被描述为白色的资格。奇迈可调查了这种转变，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观察者称东亚人的肤色近似白色但并不是白色，到底是什么颜色呢？棕色、橄榄色、灰白色、铅色，等等，总之再也不是白色了。不过，几乎还没有人以单纯的黄来描述东亚人的肤色，因为黄色的确并不是一个可以在东亚用肉眼凭经验观察到的肤色。白色被欧洲人垄断之后，如何描述东亚人，似乎在相当长时间和相当广的范围内，难以达成一致。这个问题的解决，要等欧洲中心主义继续成长，超越经验观察，由近代动植物分类学、人类学和进化论主导，才最终实现了东亚人肤色由白向黄的历史性跳跃。十八世纪中期开始的人种分类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中的种族思维取代了古典的经验描述，自然体系中的人类在科学上得以分门别类。人种分类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学者是瑞典植物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他在1735年出版的《自然体系》中把人类分为四种，其中欧罗巴白种人、美洲印第安红种人和非洲黑种人都是那时已广为西方社会所熟悉的说法，只有亚洲人的肤色他用了一个并不明确的拉丁词fuscus，通常可以理解为深色或棕色。在1740年的德文译本中，这个词被译为德语的gelblich“微黄”。奇迈可认为，这是亚洲人种的肤色从各种可选择的颜色最终走向“黄色”的重要一步。而更重要的一步是由林奈本人迈出的。他在1758-1759年出版该书第十版时，把亚洲人的颜色由fuscus改为luridus，而这个词可以译为黄、淡黄、蜡黄、苍白、死一般的颜色，等等。奇迈可强调，林奈并非简单地要在白与黑两极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过渡色，他其实是在找一个暗示病态和不健康的词来指称亚洲人，因为林奈说过，植物呈现luridus颜色就意味着悲伤和可疑。十八世纪后期，所谓的科学种族论（Scientific Racism）里程碑性的发展来自于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Johann F. Blumenbach, 1752-1840）。这位号称体质人类学之父的德国科学家不满意林奈等人以大洲为单位和以肤色为标准区分人种的做法，转而采用体质特征特别是头骨形态分析的方法把人类分为五个种群，分别命名为高加索人种、埃塞俄比亚人种、美洲人种、马来人种和蒙古人种。他发明的人种名称中，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这两个词都具有不可思议的、巨大的生命力，即使在种族思维正在被抛弃的今天，它们仍顽强地频频出现在各种科学与通俗文字里。尽管布鲁门巴哈认为肤色的分类不精确易混淆，而且他自己只专注于头骨分析，但他还是把流行的肤色分类与他的头骨分类相结合，从而出现了白色高加索人种、黑色埃塞俄比亚人种、红色美洲人种、黑褐色马来人种和黄色蒙古人种的五大人种分类法。在奇迈可看来，正是由于蒙古名称为学界所广泛接受，与该人种相联系的黄色也就稳定下来，一枝独秀，成为所有各备选颜色中最终的胜出者。从此，东亚人种就具有了蒙古体质与黄色皮肤的双重标签。1795年是科学种族论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布鲁门巴哈创造了“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等全新概念。之后的数十年间，尽管仍有人对如何更好地描述东方人的肤色存有争议，东亚人的“蒙古人种”属性则已普遍视为定论。布鲁门巴哈为什么采用蒙古来命名东亚人种呢？奇迈可分析，这并不是一个随意的、方便的选择，也不是因为蒙古人头骨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据说这是以高加索命名白种人的理由），而是因为蒙古人是历史上最令西方惊恐的东方人，这个名称足以唤起西方对于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历史记忆。布鲁门巴哈反复提示蒙古与鞑靼的区别，他把鞑靼之名给予突厥人，认为包括鞑靼在内的中亚以及中东、南亚和北非人，和欧洲人一样都属于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则专指东亚人。布鲁门巴哈创立的体质人类学立即把人种研究当作该学科的全部内容，迅速把科学种族论推向极致。处在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红种人、黑褐色人种和黄色人种，如同处在黑夜与白天之间、文明与野蛮之间、完美与恶贱之间的过渡。人种之间的体质差异，不仅仅是生理性差异，还反映了道德与智力的差异。解剖学所证实的高加索人种较大的脑容量决定了白种人的智力优越于其他人种，而且浅肤色和高眉骨也与他们最高的道德水平有因果关系；蒙古人种特有的浅黄肤色和内眦赘皮，与他们生性中的狡黠阴暗、僵化死板有直接的相关性；而埃塞俄比亚人种的深肤色、低眉骨与厚嘴唇，则表明他们仍然接近于猿类。既然人的道德与智力差异取决于生理差异，那么，不仅人种之间，而且各人种的亚种之间的差异，也会指向血统的优劣之别，比如日耳曼人就比其他白人要优越得多，而对白人纯洁性和高贵性威胁最大的是白人中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这就进一步推动科学种族论走上更荒谬、也更邪恶的不归路。奇迈可的注意力集中在肤色上，特别是所谓蒙古人种的肤色上。他用了很大篇幅描述体质人类学家以科学研究的严谨和细致，百折不挠地投身于测定肤色的科学事业，他们设计各种方法，发明各种仪器，积累和分析有色人种特别是蒙古人种的肤色属性的详实数据。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初，早已深信蒙古人种的黄皮肤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如果肉眼难以看到，那是因为黄色隐藏在表象之下，只有科学测量、科学实验和科学计算才能还原黄色的真相。依据进化论理论，在人类进化的两极之间，即完美阶段高加索人与原始阶段非洲黑人之间，黄皮肤的蒙古人种代表了进化过程的一个中间阶段，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东亚虽然有过较高级的古代文明，到一定时候却停滞僵化，以致远远落后于西方。有些东亚人看上去不仅不黄，而且似乎比许多欧洲人更为白皙，那也一定是因为东亚历史上有过欧洲血统的混入。奇迈可专辟一章讲种族思维在医学中的发展，围绕三个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来说明十九世纪科学种族论的深刻影响。第一个是“蒙古眼褶”。按照人种分类的生理学描述，蒙古人种眼睛细长且小，有明显内眦赘皮（又称蒙古褶），眼角上眼皮覆盖下眼皮。医生发现部分欧洲人儿童期也会出现眼内眦赘皮，在进化论的视野下，这种现象恰恰成为白种人进化程度高于黄种人的证据。第二个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是“蒙古斑”，这种骶部色素斑本是一种良性的先天胎记，普遍出现在世界各人群中，但因非洲人皮肤色素较深、欧洲人皮肤色素较浅，均不易察觉，故于东亚人群中最为常见，最初被认为仅见于东亚，因而被西方医学界命名为“蒙古斑”。一种科学解释把这种胎记看成人类进化中脱落了的尾巴的遗痕，而这种遗痕不见于白人，同样说明白人的进化程度是最高的。对于部分欧洲婴儿中也存在的这类胎记，有些学者解释与中世纪蒙古人的入侵有关，这种解释又被用来佐证人类混种的危害。第三个就是十九世纪后期英国医生John L. Down发现并命名的“蒙古人病”。这种现已改以发现者姓氏命名的“唐氏综合征”，是染色体变异造成的遗传性智障疾病，最初只在欧洲人中发现，因为患者面容都很相像，脸部较宽，眼睛小而上挑，与人们理解中的蒙古人种的面部特征颇为相似，发现者遂称之为“蒙古人病”或“蒙古傻子”。白人患了智障疾病怎么会呈现蒙古人的面容特征呢？符合进化论的解释是，智障疾病就是人类进化的反向衰退，高加索人种衰退的结果，就是回到较低级的蒙古人种阶段，所以会有蒙古人的面容。按照这个荒诞的病理理论，如果蒙古人种也发生智障衰退，患者就应该呈现黑人的面部特征。后来在白人以外、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各人群中都发现了这类病患，旧的病理解释也早已抛弃，这个有着强烈病态特征的“蒙古病”名称却被医学界沿用到差不多二十年前。正如有些医学机构所批评的，至迟从科学种族论兴起以来，以种族为根据的病理分析已经成为某种本能反应，把种族、族群这类假定以血缘依据划分边界的社会单元，与某些病患的发生机理和流行范围联系起来。这种做法直到目前还颇有市场，尽管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医学杂志已开始要求作者不再以种族作为解释变量。我们举一个在中国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关于脚的小拇指趾甲分叉的种族或族群解释。脚小拇指趾甲分叉，在中国有许多种解释，其中很多都从种族或族群角度切入。比如，有人说这是蒙古人种的特征，也有人解释这是汉族的特征，还有人认为这是满族的特征。最浪漫的解释把这种疾病现象与明代洪洞县的移民传说联系在一起，说具此特征者都是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的后裔。这种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指甲疾病（Onychoschizia），可能仅仅与营养缺陷或身体脱水有关，从种族角度寻求病理解释只能是缘木求鱼。每个文化体、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种族思维传统，但只有西方的科学种族论带有科学的光环，并作为近代西方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进入非西方世界。奇迈可考察了黄色蒙古人种观念在中国和日本被接受的过程，发现中国人接受此一观念更加主动，因为黄色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没有什么负面意义（表色情涵义的“黄色”一词是后来从西方yellow journalism转化而来的），诸如黄帝、黄河等专名的传统以及黄色的尊贵地位等因素，使中国人接受黄色人种归类并无困难，需要剔除的仅仅是西方人附加于白色与黄色的种种价值褒贬。而日本传统中黄色并无这种积极用例，因此接受过程较为曲折。奇迈可还发现，中国人最早接受这一观念并积极推广鼓吹的，是那些有机会接受西方教育或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而对于日本的崛起，中国反西方的社会行动如义和团，西方的反应之一就是“黄祸论（yellow peril）”的出现。黄祸论虽然是针对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但历史依据却是十三世纪的蒙古西征，全然不顾历史上中国是蒙古征服的受害者，而日本也差一点就遭受蒙古征服。蒙古人种与黄色人种这两个标签结合起来，才可能推动“黄祸论”的流行。从1972年Richard Lewontin发表那篇人类基因多样性在人群中分布比例的文章以来，以“种族（race）”这一类的标签把人类划分为不同集团与亚集团的传统分类法，开始越来越失去其生物学的依据。研究者相信，人类基因多样性主要存在于个体之间，比较而言，地域与族群间的差异反倒无关紧要，而且在种族与种族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根本不可能描画出有科学依据的分界线。最近有关基因与种族、基因与族群关系的研究显示，现代人类基因多样性的现状，是人类在约十万年前走出非洲很久以后，晚至五六万年前才加快速度形成的，是人类基因在个体之间、集团之间历经长久的反复交换的结果，这个过程就是“网状演化”（reticulate evolution），而所谓种族，则是更晚的“社会-文化建构”（socio-cultural construct）。这种“社会-文化建构”的本质，则是政治性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认识在中国社会还远远不是常识，即使在知识分子中，即使在研究历史、民族和族群问题的学者中。事实上，我们经常听到的是《龙的传人》那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种族认同。正如歌里反复唱着“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明明身在东亚的写歌人和唱歌人，却用“遥远”这个词来描述自己脚下的土地，说明他们不仅接受了西方的种族观念，也主动以西方为中心点来测量和描述东亚。只是，蒙古人种、黄色人种、黄皮肤这样的观念与词语，在今天的西方主流媒体上，在西方科学论著中，却基本销声匿迹了。这不仅是出于所谓“政治正确”，其实主要是出于“知识正确”，因为现代科学早已脱胎换骨，抛弃种族思维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奇迈可这本《变成黄种人》对中国知识界具有很高的科普价值。只有深入了解种族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才能知道种族观念、人种分类知识是多么的荒谬和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