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体制论文的参考文献

明朝的监察制度，大体上包括了御史制度、言谏制度、地方监察制度、法律制度等，这些制度大都由前代沿袭而来，到明代逐步完善。明代统治者总结了历史上历代治理国家的经验，尤其是吸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对于官吏的监督与纠察、强化“天子耳目”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使明代的监察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

行政管理论文的参考文献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某一著作或论文的整体的参考或借鉴，是论文的重要构成部分。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行政管理论文参考文献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行政管理论文参考文献(一) [1]赵格格。服务，而不是掌舵：政府责任的皈依--兼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启示[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2(03) [2]郁建兴，徐越倩。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浙江经验[J].中国行政管理。2012(02) [3]朱满良，高轩。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缘起、争辩及启示[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04) [4]甘黎黎。服务型政府构建的路径选择--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视角[J].黑河学刊。2010(07) [5]甘黎黎。新公共服务理论视域中的服务型政府构建[J].传承。2010(15) [6]李松林。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启示[J].理论月刊。2010(02) [7]施雪华。“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涵义、理论基础和建构条件[J].社会科学。2010(02) [8]蒋嵘涛，彭京京。服务型政府价值取向研究[J].求索。2009(10) [9]储岳峰。服务而非管制--新公共服务理论对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借鉴[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8(11) [10]金晶，王颖。委托代理理论综述[J].中国商界(下半月)。2008(06) [11]潘劲稳。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意涵及其实现途径[J].法制与社会。2007(10) [12]任勇，李晓光。委托代理理论：模型、对策及评析[J].经济问题。2007(07) [13]费玉春，李正明。论公共服务型政府与政府信息公开[J].安徽农业科学。2007(20) [14]杨杨。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启示[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6(03) [15]段黎。浅谈新公共服务理论下的政府责任[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01) [16]刘熙瑞，井敏。服务型政府三种观点的澄清[J].人民论坛。2006(05) [17]许明星，刘兵荣。非典过后加强农村卫生建设的思考[J].国际医药卫生导报。2005(07) [18]何颖。加快政府转型塑公共服务型政府[J].技术与市场。2005(03) [19]谢庆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途径：政府创新[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1) [20]吴家庆，徐容雅。提升地方政府能力的几点思考[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6) 行政管理论文参考文献(二) [1]室井力.日本现代行政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2]哈特穆特·毛雷尔著，高家伟译.行政法学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3]盐野宏著，杨建顺译.行政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4]南博方.日本行政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5]皮纯协.行政法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2 [6]罗豪才.行政诉讼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0 [7]杨惠基.行政执法概论.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1998 [8]姜明安.行政执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何士青.以人为本与法治政府建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0]张金鉴.行政学典范.台湾：台湾三民书局，1986 [11]林尚立.国内政府间的关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2]应松年、袁曙宏.走向法治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13]姜明安，皮纯协.行政法学.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14]张庆福.行政执法中的问题与对策.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 [15]汤唯、孙季萍.法律监督论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l [16]王姝.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构建研究.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6—9 [17]刘春禾.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4 [18]王毅.城管行政执法体制的现存问题与改革构想.城建监察，2006，4 [19]胡建淼.行政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43 [20]楼向辉.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研究——以义乌为个案.2008 行政管理论文参考文献(三) [1]王亮。完善中国公务员培训的对策研究[D].吉林大学2009 [2]马光涛。西藏林芝地区公务员培训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09 [3]高敬伟。我国公务员培训市场化研究[D].河南大学2009 [4]王璐。我国公务员培训存在问题及对策分析[D].河南大学2009 [5]柴晓丽。公务员培训有效性分析[D].华东师范大学2009 [6]王召征。新疆公务员培训市场化探索[D].新疆大学2009 [7]赵玲玲。我国公务员培训模式研究[D].山东大学2010 [8]程倩倩。基于胜任力的公务员培训模式研究[D].西北大学2010 [9]李青青。职业生涯导向的公务员培训模式研究[D].西北大学2010 [10]赵永生。“以人为本”视角下的我国公务员培训的有效性分析[D].兰州大学2010 [11]任莉星。我国县级政府公务员培训研究[D].山西大学2009 [12]于森。陕西省公务员培训模式探讨[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0 [13]龙国良。基于有限市场化模式的湘潭公务员培训政策创新研究[D].湘潭大学2007 [14]陈婷婷。重庆市公务员培训效果评估体系创新研究[D].重庆大学2008 [15]张荣学。地方政府公务员培训工作探索[D].吉林大学2008 [16]卢韵玚。我国公务员培训评估体系构建研究[D].苏州大学2009 [17]张波。重庆市公务员培训效果评估体系研究[D].重庆大学2009 [18]刘雅静。公务员培训效果评估体系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07 [19]韦忠继。欠发达地区基层公务员培训问题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2008 [20]何玉姗，刘广磊。加拿大人事制度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企业导报。2011(08) 猜你喜欢： 1. 行政管理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2. 大学行政管理论文参考文献 3. 2017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文献 4.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5. 2017年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文献

明朝时特务多有锦衣卫后期设立东厂和西厂，清朝雍正年间实行的摊丁入亩，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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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国的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来看，刑事侦查与诉讼得到充分重视，反而是民事行政则被看轻。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的检察监督长期处于弱化地带。尤其是在当今社会各类诉讼井喷化的大背景之下，司法部门对民事行政的检察监督呈现无力应对状态，没有达到民事行政诉讼活动的需求。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工作相较于刑事侦查普遍存在滞后现象。因此，建立一套独立的，专属于民事与行政诉讼的检察监督机制，十分迫切。

一、从规范现有体制着手，促进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体制独立化发展

我国宪法将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工作交予检察机关，是其工作中的一项重要职责与职能。通过调解、审判，保证司法对诉讼双方公平，保证侦查过程无违法偏私行为发生。

就实践方面来讲，我国的检察机关在处理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时，并未将民事与行政这两类实际区分开来。然而，无论是在监督的对象、方式和功能方面，二者均存在很大的区别，不可归为一类。从我国司法部门所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数据来看，在2012至2013一年的时间内，发生数百起民事行政案件，而真正得到检察监督的，所占比例不到40%。这也就说明了我国现阶段检察监督部门在民事行政类诉讼案件上的过大负荷，加重检察监督机关工作量的同时，也导致一些民事行政诉讼案件无法真正受到检察和监督。再有，我国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案件的受理比重上要远大于行政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也属于检察机关工作职能的缺失。而且，就本质上来讲，在处理民事诉讼案件时，检察院与法院之间存在固有矛盾，此种矛盾不利于民事诉讼案件监督机制的有效开展。因此，针对我国民事行政类案件的检察监督体制，必须将民事诉讼案件与行政诉讼案件区分开来，以促进其独立化的发展方向。

二、比较行政与民事案件的法定检察监督机制，促进独立化发展

在我国相关法律中有明文规定，人民检察院无论是对行政诉讼案件还是民事诉讼案件，都拥有同等的监督权力。且两种检察监督体制在细节上存有一定的`差别。通过对不同监督体制的分析，将二者分开处理，是促进检察监督机制独立化发展的重要手段。

从监督对象上看，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的监督主要是以行政单位为监督对象，不对当事人进行监督活动，控诉双方在地位上存在一定差距;而民事诉讼的监督对象，是对包括当事人在内的检察监督，且对当事人和整个诉讼活动都要进行监督检察。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在监督对象上，具有权力更大、涉及更广、难度更高的特点。

从功能定位上看，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监督功能主要体现在，针对行使司法过程和权力的法院审判进行监督;而在行政监督功能方面，则除了履行监督职能外，还具有在审判过程中，保障原告与被告皆具备的独立行使诉讼权益。而由于行政诉讼案件的复杂特点，就法律方面来讲，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案件的监督更需肩负监督和保障职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不仅在于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和当事人诉讼活动的监督，还在于通过这样一种监督机制，将检察权能和审判权能统一起来，即以司法权之权威形成对行政权的有效制约，进而实现对审判权和诉讼权的有力保障。

从监督方式上看，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皆具有监督职责。在此过程中，检察机关可以以“抗诉”的形式来实行监督责任。就目前我国检察机关的抗诉而言，由于在行政诉讼案件方面，对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力上，对理由以及理由和理由之间的关系和适用范围都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给检察机关就行政诉讼案件提起抗诉增添了难度，以致于检察机关常常运用民事诉讼案件的抗诉模式。从而造成在运用“抗诉”方式监督时，出现了形式混乱的局面。基于此，建立一套完善的行政案件“抗诉”模式，对促进检察机关工作效率和检察监督独立化发展而言，十分必要。同时，检察监督部门还应当注重于对新的监督方式的开发和创建，紧跟时代潮流，行使检察监督职能。

从诉讼原理上看，行政诉讼案件与民事诉案件存有本质上差别。二者在性质、特点以及运行原理上皆有不同。其中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处于平等地位，而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地位则不具有平等属性，由此导致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与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具有不同的运行原理。其中，民事诉讼案件检察监督本质为，双方当事人在平等的诉讼身份下，行使民事诉讼活动;而行政诉讼案件首先在控诉双方的诉讼地位上就无法保障其平等地位。且行政诉讼案件的检察监督主要是对行政机关这个整体进行检察和监督，行政机关并不具有反诉讼的权益。

三、结论

我国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案件检察和监督上，首先在法律上就有明显差异。然而检察机关却将二者放在了同一职能部门进行检察和监督活动。二者在监督对象、监督功能定位、监督方式和诉讼原理上皆存在不小的差异，从而易导致检察监督工作混乱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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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体制研究论文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初创于秦汉，发展于魏晋，日臻成熟于唐宋，高度完备于明清。早在春秋战同时代，即有了带监察性质的“御史”之职。秦始皇一统天下，置御史大夫。汉设御史台，归属办理宫中内务的少府，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专门的监察机构。汉武帝时期将天下分为十三部监察区，由刺史代表皇帝对地方实行监察。京师长安附近七郡为司隶校尉部，司隶校尉除三公之外对朝廷百官都可弹劾。至魏晋以后，监察制度的变化有二：一是御史台从少府中独立出来，成为由皇帝直接掌握的独立监察机构；二是不再设置固定的地方监察机关，改由中央不定期地派遣巡御史监察地方官吏；而御史的职权，也不断加强。隋唐两代，特别是唐代，“以法理大下，尤重宪官！”，将御史台分为三院，各司其责：台院“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殿院“掌殿廷供奉之仪式”；察院“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使监察制度更趋完善。宋代监察制度的变化主要是在地方设立通判，兼掌对地方官的监察，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元代尤重监察御史，御史台与出令的中书省互不统属；御史大夫有权直接选任台官，因而大大提高了监察官员的地位。明清两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虽有左右都御史掌院，但各道监察御史的活动则直接受皇帝节制，不受都御史统辖，同时扩大并加强了监察御史的活动范围及权力。明朝以后又设六科给事中，对礼、户、吏、兵、刑、工六部官员进行督察，并就六部活动向皇帝进行规谏，以牵制宰相的权力。由于无所统属，往往侵夺御史机构的职责，对监察制度带来不利影响，故至清朝雍正年间，便将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成为既可对皇帝进行规谏，可以评论朝廷大政，又可纠弹官吏的“科道”制，实现了监察权的统一。监察机构形成了一种以御史台或都察院为主体的多层次多元化的网络严密的全方位监察体制。因此，我国在设置监察机构时，要把中央监察机构与地方监察机构相结合，要把一般监察机构和专门监察机构相结合，要把长设监察机构和临时监察机构相结合，特别是要发挥出专门监察机构和临时监察机构的作用同时也要避免因机构设置过多带来的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

北宋建立之初，社会矛盾孕育其中，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对抗的矛盾之间直接催生了宋代监察制度萌芽的出现。在大宋朝建立以前，中原地区就依次更替了五个政权及十余个割据政权，俗称「五代十国」。在这一时期，地方藩镇割据战火不息，加之沙陀族统治者的生性悍戾、统治凶暴，整个社会演变成谁拥有军队，谁就能面南称帝的强权政治势头；基于此，如果宋太祖赵匡胤不想方设法对这种分裂割据的局势进行遏制，其政权则会立马出现摇摇欲坠的境况；故而赵匡胤经常穷思竭想——怎样使得赵宋王朝能久安长治、天下太平，而不致步入前朝破灭的后尘；于是，北宋朝在安家立国之初，便实施了「强干弱枝」[3]的基本国策。宋朝继唐末五代十国藩镇割据后而立国，之初，便实施了「强干弱枝」[3]的基本国策。宋朝继唐末五代十国藩镇割据后而立国，其对中央和地方的监管甚为严密。从中央监察体制来看，谏官可以参与弹劾执政官员。在唐及其以前，御史台主要是弹劾文武百官，而谏官则主要规劝其违规之人改过自新。然而到了宋朝却衍生出新的职责特性。自天禧二年（1017 年）二月开始，谏官可以论奏「官营涉私」[4]，弹劾文武百官。宋仁宗朝，谏官经常同御史一起弹劾百官。故此宋哲宗朝王觌上疏说，谏官对于执法、政治判刑以及下放罪状都必须进行上奏禀明。同时谏官开始参与弹奏位高权重的官僚之士，故而使得中央监察体制范围有所拓宽，队伍人数不断增大。回溯中国历代的中央监察制度史，唐朝之前的监察官，通常仅接受君王的监察，可以理解为是单向监察制度。然而到宋代，特别是元丰改制之后，宋政府对御史的监察进一步加深。宋神宗赵顼不但增大其御史台的工作职能，扩大对百官的监察；而且还特别强调对御史自身的监察作用，使之行政部门与监察机关互相督促，互相羁绊；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双向监察制度。

国的封建社会自秦朝始直到清朝，有着一套自中央到地方的比较完整的监察机制，这套机制一般随着皇权的加强而不断强化，它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是用于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稳定和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机器。我的认识：它有时可以起到提高整体的行政管理水平的作用，国的封建社会自秦朝始直到清朝，有着一套自中央到地方的比较完整的监察机制，这套机制一般随着皇权的加强而不断强化，它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是用于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稳定和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机器。我的认识：它有时可以起到提高整体的行政管理水平的作用，、中国封建监察制度的历史发展中国封建监察制度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一）中国封建监察制度的萌芽与确立阶段——战国、秦、汉伴随着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的建立，“已产生了许多属于行政监察范畴的因素”。⑴春秋战国时期，掌监察的御史也已出现。但这个时期还没有形成专门的监察机构，因此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监察制度还没有得到确立。从秦、汉时期开始，国家机构开始建立并不断完善，由此也形成了一套颇具规模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机构。秦时在中央，设置御史大夫，执掌全国监察大权。其下设御史中丞，监察殿中违法官员。在地方，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县”，一郡置守、尉、监三人，“郡守掌治其郡，郡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监御史掌监郡”。⑵汉时又略有改动，西汉初期在中央设御史府，中央监察大权由御史大夫执掌。其下设御史丞或中丞。西汉末年开始设御史台，作为中央监察机关，其长官为御史中丞。东汉延续此制，御史中丞掌“监督百官，纠察不法”，汉武帝时设司隶校尉，不仅监督京畿地区的官吏，而且还可以奏劾中央统治机构乃至皇亲国戚。在地方，西汉初年，罢监御史，增设丞相司直监察数郡，“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职，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监察御史”。⑶汉武帝将全国划分为十三部州，“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每州派刺史一人，监察吏不廉、吏苛刻等事项。汉时已出现言谏官，初步形成了御史制度和言谏制度相互配合的监察制度的格局。郡一级设有监察官员——督邮。负责监督所属县官吏的违法行为。（二）封建监察制度的缓慢发展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大**时期，监察制度在这一时期也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获得巩固和缓慢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在中央，魏晋的御史台脱离了少府的管辖，完全**，成为由皇帝直接控制的**中央最高监察机构。西晋时，御史弹劾对象的层次有所提高。南朝时，中央监察官得到重视，地位提高，集中省从门下省彻底分离，开始掌封驳之任。在地方，三国地方监察体制多沿袭东汉之制。西晋置司隶校尉。东晋开始，罢司隶校尉，其职权

积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监督官员和规范执政，防止官员贪污腐败。消极：它的本质决定了监察体制的实际效能必然是有限的。

监察体制改革论文题目

不可忽视对市政工程质量的监督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不仅仅是城市化的人口水平，还取决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水平，而且现有的城市还有提高生活质量、环境质量的要求。要城市化，首先是城市所提供的市政基础设施要配套完善。城市的道路、桥梁、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处理等等必须是质量优良、运转良好、效率很高的基础设施。市政基础设施具有投资额大、涉及面广、带动作用强等特点，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与广大城市人民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对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这些工程的实施，将进一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进一步加快社会事业的发展，进一步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工程有其独有的特点：一是市政工程是由政府投资的公益性项目，其产品为公众使用；二是市政工程的投资效益不是在项目本身发挥，也不是短期内能产生效益。正是由于市政工程具有这些特点，长期以来，市政工程的建设与管理体制存在缺陷，行为不规范，法规滞后和执法不严等问题普遍存在，导致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的管理和素质与城市建设要求不相适应，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不尽人意。一、市政工程质量管理现状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政府行为，建设资金大多来源于政府的财税收入。实质上市政基础设施是纳税人心血和汗水的结晶。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是社会公益性项目，工程主要服务于城市区域。由于受到环境、场地、交通等各种因素制约，市政工程的工期一般不会太长，属于“短、平、快”的建设性质。市政工程又要承受献礼、形象、政绩的考验。工程实施后，重政治、轻技术；重工期，轻质量的现象应运而生。当前工程质量监督工作中，普遍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注重房屋建筑质量的监管，忽视市政工程质量的监管，市政工程建设无论从工程建设质量各方责任主体的质量行为，还是工程实体质量都远远落后于房屋建筑工程。正是这样的忽视，给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质量埋下了一定的质量隐患。 2005年8月，在省建设厅组织的市政工程质量检查中，抽查9个在建的市政工程项目，45项法定建设程序有20项不符合规定要求，占.其中未办理建设工程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占，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占，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的占20%，未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占，未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占.在市政工程建设中，有相当一部分工程项目在工程竣工后，仍然没有办理好相关的法定手续，使得工程无法竣工验收。抽查的三项桥梁工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定影响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市政工程因质量问题带来的社会危害案例不只一个，其社会危害性一点也不亚于房屋建筑工程。因此，作为政府履行职责，要“两手硬”、“两手抓”，不能只注重对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的监督，同样要高度重视市政基础设施的质量监督工作。二、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努力实现对市政工程质量的全面监管提高市政工程质量，首先要理顺、规范市政工程建设市场。加强对质量责任主体执行法律、法规的监督，堵住不符合规定的单位、设施、材料进入市政工程建设市场。各级质量监督机构要把加强市政工程质量监管工作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在抓实、抓好市政工程主体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质量的同时，努力解决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质量监督的“两手都要硬”的思想。严格市政工程法定建设程序，规范工程建设各方行为。各级市政工程主管部门应从自身做起，按照法定建设程序办事。（一）全面开展市政工程质量专项整治工作，查找和消除工程实体质量隐患。开展专项整治工作，通过重点检查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工程质量管理法律法规的情况；检查各项工程建设程序执行情况；检查市政工程质量监督的落实情况；检查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的质量行为，检查各相关单位、相关工程执行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技术标准的情况；检查工程实体质量，特别是在建工程主体结构的质量安全。清理和纠正市政工程建设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消除质量隐患，保证工程质量安全。通过专项整治工作，使我省的市政工程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使建设各方主体的质量行为得到进一步规范；使法定的基本建设程序得到进一步保证；使政府对工程质量的监督和管理发挥最大作用。近期，省质监总站组织全省各省辖市质监站进行市政工程质量互查，各地区也已陆续开展监督检查，确保专项整治工作的有效性。实践证明，这项工作很有必要，应该将其作为长效机制长抓不懈。（二）加强市政公用工程实体质量监督，确保工程主体的结构安全。各级质量监督站要按照《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实施细则》和市政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编制有针对性的质量监督方案，切实加强工程实体质量监督，特别是市政桥梁工程的重要部位、关键工序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和现场抽测频次，对工程质量控制资料要进行认真核查。对地基基础、主体结构等涉及结构安全的重要部位的施工技术管理、质量控制进行监督跟踪、加强预控和指导。同时，要深入调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工程质量通病。（三）切实强化市政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工作。目前，尽管各地都有施工图审查机构，但是有的机构缺乏市政公用工程勘察设计的专业人才；有的审查机构没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图审查的资质；另一方面，市政工程建设单位施工图审查意识淡薄，大部分建设单位虽然能够按照国家要求办理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但大都存在办理手续滞后，甚至有些建设单位在工程主体结构即将完成仍未办理有关手续。有的将施工图交由没有市政工程审查资质的机构进行审查，有的采用将施工图委托相关咨询机构进行复核，有的项目没有经过施工图审查即进行施工。有些建设单位施工图审查意识不强，跳过施工图审查这一法定程序；有些市、县（市）的施工图审查机构不设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图审查内容。市政工程施工图审查是保证公共利益和公众安全的重要手段，是工程质量监管的关口。各有关部门应认真贯彻《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配齐市政工程专业技术人员，强化市政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工作。（四）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各方质量行为，重点是施工企业和监理企业质量行为。目前，工程建设中质量行为的不规范依然存在，特别是施工企业和监理企业，表现在市政工程中尤其突出。有的施工企业不按图纸施工；有的在施工过程中，不能严格执行工程技术规范，偷工减料，埋下质量安全隐患。有的监理企业责任意识淡薄，不能起到“三控制”的实际作用；旁站、巡视、平行检验制度不落实，使现场工程质量处于失控状态。因此，加大对施工企业和监理企业质量行为的监管力度显得尤为重要。（五）加强市政公用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建设和队伍建设，保证政府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市政工程涉及的范围广，施工干扰大，影响因素多，专业技术性强，技术要求高。按照省建设厅的要求，除南京、无锡有专门的市政工程质监站外，各市质监站应尽快设立专门的市政工程监督科室，有条件的市、县（市）可以成立市政公用质监分站，配备能够满足开展市政公用工程质量监督工作的技术人员。从事市政工程的质量监督人员应不断学习和掌握新的技术和方法，体现技术权威性；要提高思想政治素质，要从政治的高度，树立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的责任感；要提高监督执法能力，质监人员要学法、懂法、守法，严格按程序执法，体现政府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科学、公正、权威”。三、结语工程质量监督是政府在工程建设活动中的一项重要职责。作为市政工程建设的组织者、建设者的各级政府，对市政基础设施的工程质量责无旁贷，市政工程质量是关系国家财产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大事。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告诉我们，工程质量马虎不得。市政工程是民心工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作为政府工程质量监督部门，有责任、有义务履行好职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模式不断变化是必然的，这就要求质量监督部门和质量监督人员及时掌握新情况、了解新问题、领会新精神，主动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摘要]党的十九大对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在新形势下，纪检监察工作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国有企业纪检工作通过对企业各层级的监督监管，促进企业规范管理和自我完善，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着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文章探讨了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关键词]新形势；国有企业；纪检监察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8）05-0074-02引言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明显，很多国有企业经过改制，引入了很多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都开始在新的历史时期走在了不断深化改革与科学平稳发展的道路上。在当前企业经营管理新形势下，做好国有企业执纪办案工作，加强执纪办案力量建设，全面构建反腐败信息平台，建立案件监督管理机制，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办案的治本作用，对促进企业经济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一、做好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作用1、有效的完善相应的检查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的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和业务范围都在进一步的扩大，而与此同时，我国的国有企业内部也出现了很多腐败问题，这些问题与纪检监

1、网约车违约的法律问题研究2、论家庭暴力的法律对策研究3、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探讨4、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的完善---以XX县为例5、校园暴力的成因及法律预防6、论我国持有型犯罪的立法缺陷与完善7、论大学生兼职的劳动权益保护8、论法律行为和情谊行为的区分9、小额贷款公司法律问题研究10、论劳动合同法中的竞业限制制度11、论共同犯罪中刑事责任的扩散12、论合同罪13、论网络时代的隐私权保护14、企业高管人员适用劳动法问题研究15、网络交易平台消费者保护法律责任以上论文题目由学术堂整理提供

论加强党的建设、反腐倡廉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和水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坚决反对腐败。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好；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牢；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的性质，实践党的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腐败是党之大敌、国之大敌、民之大敌。党风的好坏关系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党的执政地位，既为我们党提供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又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把反腐倡廉作为重要内容，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持之以恒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我们党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切实加强党风政风建设，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党风政风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要在巩固廉洁自律有关专项治理成果的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向领导干部送钱、跑官要官的歪风，领导干部插手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微观经济活动中谋取私利的问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的问题，少数党员干部参与赌博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严加整治。认真贯彻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围绕监督的关键环节和重点内容，制定相关规定和配套措施，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进一步加大巡视工作力度，重视巡视成果运用，增强巡视效果。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惩处腐败分子。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是贯彻从严治党方针的重要体现，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手段。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一再发生。要增强查办案件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加大查办案件工作的力度，严惩腐败分子。重点查处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问题，特别是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严重违纪违法的案件，党政机关和公务人员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对顶风作案的要依纪依法从严惩处，绝不姑息。继续加大纠风工作力度，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那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既直接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引发民愤民怨，也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加强监督检查，坚决予以纠正。对损害群众利益导致的恶性事件要严肃查处，对措施不得力、不良风气长期得不到治理的地方要追究领导责任。坚持纠建并举、寓纠于建，把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努力形成一套能用管用的制度体系，从源头上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要加大行政监察力度，增强党政监督的整体效能，推动各项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围绕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加强执法监察，特别是要结合重庆实际加大对移民资金和移民工程质量管理的监督力度，加大安全执法监察和事故责任追究力度；进一步加强效能监察，促进行政机关转变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保障和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提高为改革、发展服务的能力，必须提高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要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紧贴经济建设，紧贴改革开放，紧贴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和市场经济新领域，自觉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使反腐倡廉各项措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确保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通过严格执纪执法、强化监督检查，及时解决在党风政风方面严重影响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不断优化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环境，以严明的纪律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努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促进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秩序的规范。始终把调动和保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作为重要职责，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通过保护改革者、支持创新者、查处违纪者、教育失误者，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支持和保护党员干部投身于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提高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强化监督，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责。纪检监察机关要针对当前的监督现状，进一步提高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既要增强敢于监督的勇气，又要注重善于监督的方法，进一步拓宽监督的思路和渠道，加大监督力度，切实履行党内监督的职责。重点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切实加强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政令畅通；切实加强对民主集中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切实加强对党的群众路线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严格执行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话诫勉、民主生活会、巡视和派驻、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建立健全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的机制，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健全和完善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纪律监督与法律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形成监督的合力。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保障人民群众的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等权利，建立举报激励机制，鼓励实名举报。提高依法执纪、依法办案的能力。坚持依法执纪、依法办案，是贯彻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必然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学习党章和其他党纪政纪规定，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和纪律意识，把依纪依法的要求贯穿到纪检监察工作的各个方面。要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严明纪律，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深入研究和把握办案规律，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正确运用纪律和法律手段，创新办案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突破大案要案的能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障被审查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综合考虑办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其他执纪执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加强垂直管理部门的纪检监察机构与地方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健全大案要案协查机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履行各自职责。建立健全查办案件的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严格办案程序和要求，建立执纪办案工作责任制，加强对执纪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严格依纪依法履行职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深入开展反腐倡廉，要求各级纪检机关进一步提高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能力。要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提供组织保证。针对反腐倡廉的全局性、倾向性问题，深入研究，通盘谋划，提出对策和建议，并协助党委抓好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的落实。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抓好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个关键环节，对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失职行为，依据有关规定严格追究责任。进一步规范组织协调的内容和程序，推进组织协调工作制度化。加强与各职能部门的联系，妥善处理与各职能部门的关系，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形成全党全社会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良好局面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段的先锋队，它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反对腐败，保持廉洁是其一贯主张和应尽天职。在7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开展了同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的坚决斗争，并在长期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回顾党反腐败的历史。总结党反腐败的经验教训，对推进当前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一）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后，就对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一直高度警惕，并在实践中坚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纵观党的反腐败斗争历程，大致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1、我们党执政以前的反腐败斗争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虽然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内建立了政权，有了局部执政的经验，但总的来说，还处在被压迫，被围剿的无权状态，不具备权钱交易大规模发生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我们党在主观上注重从严治党，坚持反对腐败，所以腐败现象并不严重，廉政建设的任务比较轻，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显著，建设起了与国统区的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的解放区廉洁政府。极大地争取了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性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时期反腐倡廉的主要做法是：（1）注重思想教育。通过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增强党员、干部对腐败现象的免疫力，著名的延安整风即是这方面的范例。（2）注重法规建设，1922年4月，即建立了最早的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1926年8月4日，又发布了我党最早的有关反腐败的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3）领导廉洁自律。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干部，艰苦朴素，为政清廉，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2、建国初期的反腐倡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地位和和平建设的环境，一方面为我们党提供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同时也便于我们党面临脱离群众乃至腐化变质的危险。为经受住执政考验，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1）加强反腐败法规建设。1952年3月，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决定》和《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物的规定》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这一专项惩贪法规在以后多年的反腐败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2）开展整风，整党。1950年下半年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重点是解决各级干部的作风问题。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党，解决了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3）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共查处了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其中贪污一千元以上的10万多人。受到刑事处分的腐败分子有4万多人。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被处决。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国初期腐败现象滋长的势头，基本上实现了廉洁政治，从而使五十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成为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3、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倡廉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同这种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个别党员，干部的以权谋私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党中央采取了以下措施：（1）整党整风，这一时期为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整党整风，包括1957年的整风，1958年开展的整党整社，1961年的农村整风和“四清”运动中的整党。（2）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60年在农村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斗争，处理了农村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等违法乱纪的问题。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贪污和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0％之多。有扩大化倾向。1963年2月，中央又决定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础上，决定在农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实质上变成了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误伤了不少干部。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得出了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结论。（3）建立干部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制度。1958年2月，中央发出了《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出现了干部下放劳动的热潮，密切了干群关系，但也开始出现形式主义和极端化的做法，从以上措施可以看出，我们党是重视反腐败斗争的，并把反腐败斗争做为一件大事来抓，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但由于缺乏经验，仍然简单沿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的老路子，并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认识和处理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因而存在反腐败扩大化的倾向。 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的主观设想来说，是为了反修防修。包含有明显的克服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愿望。毛泽东希望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揭露党内的阴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理论，并过于夸大了阴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不得不陷入误区。其基本失误是：（1）对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估计过于严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农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党内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对党内形势的严重估计，必然会使反腐败斗争扩大化。（2）用“大民主”的方式反对消极腐败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认为以前那种由党委领导群众运动的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用这种不要党委领导的“大民主”方式反腐败，只会助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的错误，不能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3）防腐不治穷，搞“穷廉法”。腐败现象的产生有思想、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反对腐败，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处理好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铲除腐败现象滋长的物质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穷。并认为富则修，把富裕当作是腐化的物质基础，使反腐败带有严重的禁欲色彩。（4）一些廉政做法走向极端化。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极端化，把它变成了造反派排挤打击异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来意义。总之，“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内乱，而且作为一场反腐败的实践也是失败的。尽管由于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的高温高压的作用，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后门”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和组织人事上的不正之风，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蔓延。 5、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反腐倡廉。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反腐倡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遏制腐败现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会从体制上堵塞腐败现象滋生的漏洞，因此，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有利于反腐倡廉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政策上和法规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比以前更为艰巨、复杂。在新的时期，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继承发展过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时，摒弃以前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新路子。其主要做法有：（1）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恢复，并成立了各级行政监察机构，对廉政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2）完善反腐败立法，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是一部惩腐的专项法律。1987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规定》，标志着我国肃贪法律的完善化。（3）实行“从严治党”的方针，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强自身建设的条例和规定，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等等。（4）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82年4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后，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集中打击和解决干部索贿受贿，投机倒把，套汇、走私等问题，取得了较大成绩。1989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额内自首坦白的公告》，监察部也发出了《关于有贪污受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人员限期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这两个《通告》发出后也开展了一场专项反腐斗争。（二）总结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主要遵循的是这样一套路子，即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法制建设惩腐。这实际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项大思路，应该说，这三项大思路，仍然是我们今天反腐倡廉应该遵循和借鉴的。但我们在遵循和借鉴时，应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加以扬弃。第一、不再搞运动，但要发动群众造声势。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但在发动群众的方式问题上，毛泽东简单沿用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十分有效的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群众迅速发动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从而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产生明显的震慑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频繁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助长无政府主义思想，削弱党的领导，混淆政策界限，挫伤群众积极性等，造成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历史经验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反腐败，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明确提出，当经济建设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败现象干扰时，“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反腐败时不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发动群众参与。作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动员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定声势，以达到彻底揭露和打击一切腐败现象，教育全体党员和人民的目的。这就需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启发群众的觉悟，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现象无法隐藏，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第二，既要从严治党，更要有制度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由于我们党从严治党，高级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大大推进了党的廉政建设。现在和今后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严治党，需要高级干部的以身示范。但历史经验表明，单靠用惩治手段从严治党，从严要求高级干部，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和政府的反腐防变问题，也不能使党和政府长久地保持清正廉洁形象。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败现象。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许多情况表明，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就能够有章可循；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向法制化轨道：既治标更治本。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使宪法监督、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有足够的权威和效能，每时每刻地发挥作用，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第三，既要重视思想教育，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将治贪与治穷相结合。通过整风、整党等形式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既是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又是保持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任何时候，加强思想教育防腐的优良传统都不能丢。但要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还必须消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物质匮乏的经济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因此，新时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使反腐败斗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反腐败斗争不断向前推进。第四，既要重视专项斗争，也要重视经常性工作，努力把阶段性战役和长期斗争结合起来，纵观历史上的反腐败斗争，可以看出反腐败斗争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即经过一段时间腐败现象有所滋长后，即开展一次阶段性战役，打击腐败现象，过一段时间后再开展一次，这说明，腐败现象具有顽固性的特点，不是一两个阶段性战役就能消除的。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反腐败斗争既要有紧迫感，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又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注重经常性的反腐工作，不间断地抓下去，不能中途歇口气，等到腐败现象严重后再来开展反腐败斗争。尤其是在日前新旧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种无序状态会造成腐败现象的多发性，为了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更要把阶段性战役与长期斗争结合起来，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第五，要把反腐败同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结合起来，力求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效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腐倡廉的实践表明，在新旧体制过渡时期，由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行政权力，计划权力对资源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再加上新的改革措施开始时不完善，漏洞较多，这就使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名搞权钱交易腐败分子有机可乘。一项新的改革措施出后，可能诱发出一些新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如价格双轨制下出现“官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土地审批部门出现的大量问题，以及金融、房地产、期货市场上的一些经济犯罪现象，表明腐败发生的热点部位和表现形式会随改革进程不断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出台新的改革措施时，要根据腐败现象的动态性特点，同时考虑廉政建设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对策，制止那些打着改革的旗号搞权钱交易的现象，取得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重效果。当前，我们党正在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吸取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并依据新时期的历史条件探讨和提出反腐败和对策，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党校）责任编辑：宋敬华

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研究论文

英语教材对于部分学生来说，难度较大且内容繁多。再加上英语学习的基础不好，随着知识的加深和扩展，学习英语的困难不断加大，逐渐丧失了学习英语的信心和兴趣，从而出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同时班级人数太多，给学习和教学带也来了一定的难题。人数太多在实施自主学习，尤其是合作学习时很容易出现死角，给练习的全面性和有效性带来了困难。开展农村远程教学以来，人数众多在管理课堂组织教学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初，这些问题的存在给英语教学带来一定的压力。总是担心放开手去让学生自主学习会使课堂失去重心，而新颖的农远课堂又会造成学生因过分关注新鲜事物而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然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实践之后，终于发现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的潜力是无限的，而正是农远资源给农村教育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平台，不但提高了教师素质，而且增强了教学效果。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有效地促进了学生的学习。真正实现了教师与学生的教学相长。在探究式的合作学习中，要关注学生的发展，给每个学生以参与的机会。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分配给他们不同层次的语言任务，让每个人都得到语言实践的机会，他们会因此而产生无限的喜悦，增强了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从而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会获得一种平等的交谈权利。在小组活动中，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也乐意倾听他人的意见，大家合作学习，学习就变得更加轻松愉快。学校开通了农村远程教育接收系统,真正了实现了教育资源共享,各种课件新颖实用,网络教学走进了课堂.课件能够增加课堂的容量，提高讲课的节奏，快速而又清晰显示预先设计的总是和参考答案。同时还可以根据教学需要，创造良好的英语交流环境，使用权互动交流变得更加流畅和生动，有利于学生自然习得语言，从而提高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总之，农远资源的应用激发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创设了全新立体的语言环境，进一步提高了课堂效率，收到了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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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监察政府官员，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设立的制度。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是中国古代监察机构及监官的主要职责。沿革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起源甚早。战国时，职掌文献史籍的御史就已有明显的监察职能。秦代开始形成制度，之后便成为历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一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备。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创建了监察制度。中央设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以贰丞相,御史府为其官署，掌握天下文书和监察。在地方上,皇帝派御史常驻郡县,称“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内各项工作。汉承秦制，但较秦制更严密。在西汉，中央仍设御史大夫作为长官，御史中丞为副，兼掌皇帝机要秘书和中央监察之职。在地方上，西汉初年废监御史，由丞相随时委派“丞相史”，分刺诸州。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叫州部，每个州部设刺史1人，为专职监察官,以“六条问事”,对州部内所属各郡进行监督。丞相府设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朝官如谏大夫加官给事中，皆有监察劾举之权。郡一级有督邮，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帝时，会侍御史二人掌法律文书，也有评断决狱是非之权。因特别使命而设的符玺御史、治书御史、监军御史、绣衣御史（亦称绣衣直指）等，分别行使御史的职权。西汉末年，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御史府改作御史台，由御史中丞主管监察事务。东汉时，御史台称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长官，但职权有所扩大。御史台名义上转属少府，实为最高的专门监察机关。它与地位显要的尚书台、掌管宫廷传达的谒者台，同称“三台”。东汉侍御史，掌纠察；治书侍御史,察疑狱。把全国分成13个监察区,包括1个司隶(中央直辖区)和12个州。司隶设司隶校尉1人,地位极为显赫，朝会时，与尚书台、御史中丞一样平起平坐，号曰“三独坐”。司隶校尉负责监察除三公以外的朝廷百官和京师近郡犯法者。每州置1刺史，用以监察地方政情、受理案件、考核官吏。由于事权混杂，后来刺史逐渐变为凌驾于郡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失去监察作用，故改称州牧，州也由监察区变为行政区，地方监察制度便基本瓦解。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基本处于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各朝的监察机构名目不一，但体制与汉代相同，亦有部分变化。魏晋时，御史台不再隶属少府，而成为由皇帝直接掌握的全国性的监察机构。南梁、后魏、北齐的御史台（亦称南台）和后周的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主官，北魏称御史中尉。由于监察长官权势日大，出现了防范监察官员犯法渎职的规定。群臣犯罪，若御史中丞失纠，也要罢官。魏晋以后，为防止监察机构徇私舞弊，以发挥其监察效能，明确规定大士族不得为御史中丞。晋以后，御史中丞下设殿中御史、检校御史、督运御史等，分掌内外监察之权。此时，地方上不再设置固定的监察机构，由朝廷不定期地派出巡御史监察地方官员。此外，御史“闻风奏事”的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形成。隋唐时期隋代时,中央的监察机构仍为御史台,改长官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下设治书御史2人为副；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共12人，专执掌外出巡察。唐代发展了隋代的监察制度,使监察机构更趋完备。唐初,中央设御史台，由正三品御史大夫为台长，设正四品御史中丞2人为辅佐。御史台称宪台，大夫称大司宪。武则天时，改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中宗后又改为左右御史台。御史台的职权是“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下设三院：①台院，侍御史属之，“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②殿院，殿中侍御史属之，“掌殿廷供奉之仪式”；③察院，监察御史属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郡，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同前）。唐初全国分为10个监察区，称10道（后增为15道），每道设监察御史1人（先后称为按察史、采访处置使、观察处置使等），专门巡回按察所属州县。唐代进一步扩大了监察机构和御史的权力。御史台享有一部分司法权，有权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案件。谏官系统在唐朝也趋于完备。谏官的设置，秦汉时已有，魏晋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至唐代，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其中门下省的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诤为任。门下省置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其中右补阙、右拾遗隶中书省）、给事中等职，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皆得谏正。其中给事中掌封驳（即复审之意）诏制，权力更重。宋代监察机构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而加强。中央沿袭唐制，御史台仍设三院。地方如设通判，与知州平列，号称监州，有权随时向皇帝报奏，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此外，路一级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也负有监察州县的责任。为保证监察御史具有较多的从政经验，宋代明确规定，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任御史之职。按规定，御史有“闻风弹人”之权，每月必须向上奏事一次，称“月课”；上任后百日必须弹人，否则就要罢黜为外官或受罚俸处分，名为“辱台钱”。从此开御史滥用职权之例。御史可以直接弹劾宰相，亦有劝谏之责。御史台还有权分派御史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元代中央设御史台，御史大夫秩高从一品，“非国姓（蒙古贵族）不以授”（《元史·太平传》）。还在江南和陕西特设行御史台，其组织与中央御史台相同，作为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关。这是元代监察制度的重大发展。全国分为22道监察区，各设肃政廉访使（即监察御史）常驻地方，监察各道所属地方官吏。明代监察制度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而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备。中央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主纠察内外百官之司”。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下设13道监察御史，共110人，负责具体监察工作。监察御史虽为都御史下属，但直接受命于皇帝，有独立进行纠举弹劾之权。明代还建立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出巡之官受皇帝之命，可兼管地方其他事务。担任总督和巡抚的官员,其权力比一般巡按御史要大,有“便宜从事”之权。都察院除执行监察权外，还握有对重大案件的司法审判权。战时,御史监军,随同出征。明代还将地方分区监察和中央按系统监察相结合，专设六科给事中，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旨在加强皇帝对六部的控制。礼、户、吏、兵、刑、工六科，各设都给事中1人，左右都给事中各1人，给事中若干人。凡六部的上奏均须交给事中审查，若有不妥，即行驳回；皇帝交给六部的任务也由给事中监督按期完成。六科给事中与各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科道官虽然官秩不高，但权力很大,活动范围极广。因此,对科道官的选用十分严格。同时还规定，对监官犯罪的处分比一般官吏要重，“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明史·职官志》）。清代清代监察机构沿袭明代，又有所发展。在中央，仍设都察院。早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即下诏：“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贪酷不清、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倘知情蒙弊,以误国论”（《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九十八）。各级官吏均置于都察院监督之下。清代都察院以都御史为主事官，他与六部尚书、通政使、大理寺卿等重要官员共同参与朝廷大议。都察院下设15道监察御史(清末增至22道)，专司纠察之事。雍正年间，专察六部的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共同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弹劾。唐代的台、谏并列，明代的科、道分设，清代的科、道则在组织上完全统一。监察权的集中，是清代监察制度的一大特点。清代，一方面允许监察官风闻言事，直言不讳；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监察官权力过大，规定御史对百官弹劾要经皇帝裁决。到宣统年间，新内阁成立，都察院被撤销。作用与特点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的监察制度，对加强政府对官吏的监督,清□除害,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它成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皇权、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但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监察制度是皇权的附属品，它能否发挥正常作用，与皇帝的明昏有密切关系。同时，由于封建政权和封建官吏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监官本身因贪赃枉法而获罪者也不乏其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①组织独立，自成系统。自两汉后，监察机构基本上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机构和职官，自成体系。地方监察官直接由中央监察机构统领,由中央任免;作为“天子耳目”的监官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为监察制度的逐渐完善和监察效能的发挥提供了组织保证。②历代对官吏的监察渗透于考核、奖惩制度之中，并实行重奖重罚。③以轻制重，对监官采用秩卑、权重、厚赏、重罚的政策，给级别低的监官以监察级别高的官吏的权力。④监察机构的权力来自皇权。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皇权的膨胀，监察机构的权力也随之提高，甚至被任意扩大或滥用，从而使监察制度畸形发展，如元代的监察制度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元世祖时明确规定：“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以论诛之，且没其家”（《元史》卷十,《世祖纪》）,但蒙古人不在此限。明代除了公开的监察机构六科和都察院外，厂卫等秘密的特务机构也成为监察网的组成部分。

监狱人民警察论文参考文献

监狱执法实务调查报告 ——浅谈新形势下监狱执法监督工作的有效途径内容摘要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其职能是惩罚改造罪犯，为国家长治久安保驾护航。确保司法公正，提高行刑效率，这是监狱政治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与客观需要。而强化执法监督制约机制，规范执法行为及透明度，推进阳光工程，惩治司法腐败，是保障公平与正义的强有力措施。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立足实际，突出重点，保证执法监督工作"有的放矢"；第二部分拓宽渠道，加大力度，充分发挥执法监督机构和社会团体的重要作用；第三部分建章立制，狠抓落实，实现执法监督工作的法制化和规范化；第四部分密切配合，整体推进，务求执法监督工作做出实效。关键词：文明执法社会监督三个结合两个转变监督机制近年来，执法监督工作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如建立层层分解的目标考核机制、设立监狱长接待日和监狱长信箱、人民检察院驻狱检查室举报箱、聘请执法监督员、开设狱务公开专栏等，广开监督渠道，使执法工作透明度越来越高，保证执法机制越来越健全，同时监狱人民警察的执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就目前监狱少数干警在执法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来看，仍反映出教育引导不够，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等较突出的问题。少数监狱存在着干警执法不严、失职渎职、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现象，他们玷污了国家法律的尊严，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破坏了人民群众对法制的崇高敬仰。所以，监狱在努力提高执法队伍整体素质的同时，必须加强执法监督工作，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保证刑法的正确执行和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一、立足实际，突出重点，保证执法监督工作有的放矢- 2 - 监狱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担负着执行刑罚、教育改造罪犯、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职责，监狱执法工作的法制化和社会化，客观上要求执法工作的每一环节都必须接受有关部门和社会的全方位监督。而明确执法监督工作的重点，又是确保监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的关键。如果重点不明，责任不清，措施不力，监督不严，就容易使不正之风潜滋暗长，甚至于导致腐败和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目前，监狱系统执法监督工作的重点（一）减刑、假释工作。罪犯的减刑、假释工作是监狱执法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罪犯最关注、最敏感的问题，更是执法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执法是否公开、公平、公正，直接关系到监狱安全稳定。对在办理减刑、假释工作中是否存在办理"人情案"、"关系案"，对罪犯减刑、假释过程是否符合规定条件和程序，研究记录和专卷是否完整，对重要罪犯的减刑、假释和无期徒刑不满12年、有期徒刑不足原判刑期三分之二得罪犯假释是否按规定报省局审核，对减刑、假释研究结果公示后罪犯反映的问题是否调查处理等，应进行重点监督。（二）保外就医活动。重点是监督是否真正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研究过程中是否有徇私舞弊、把关不严、病情鉴定不准等。（三）干警在执法过程中有无打骂、体罚、虐待罪犯行为。（四）有无对罪犯乱罚款、乱收费问题。（五）有无私自为罪犯传递信件、物品、保存现金、财物，或者私自向罪犯提供手机、电话等通讯工具的。二、拓宽渠道，加大力度，充分发挥执法监督机关和社会团体的重要作用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到执行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国家赋予的权力真正为国家谋利益。我省监狱系统为了确保执法工作在执行过程中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保障法律的有效执行，普遍采用"三监督"制度。并通过条块结合，上下联动，形成职能部门、群众监督的整体合力。坚持探索执法监督的内容、方式和渠道，确保监狱执法行为始终处于全社会的有效监督之下，快速提升监狱整体执法水平。 - 3 - 一是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查机关的一切执法活动都是按照宪法与法律的规定来实施和开展的，目的是为了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检察机关对监狱执法工作的全方位的法律监督，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神圣职责，也是监狱执法监督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监狱执法工作趋向法制化和正规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在人民检察院职能部门的职权中，对于监狱机关执行刑法的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是一项重要职权。监所检察部门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对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管等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并直接立案侦查虐待被监管人案件。二是接受纪检部门在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工作中的内部监督。 1．加强教育，提高干警素质，增强自我约束能力和廉洁自律的自觉性。如市监狱在加强教育的基础上，印发《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手册》，监狱新任中层领导与家属进行了任前廉政谈话和廉政宣誓，所有执法干警都认真签署《河南省濮阳市监狱依法办理罪犯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承诺责任书》此项举措，有效的约束了干警的执法行为。此措施实施后，监狱干警的执法自觉性提高了，违规违纪的人减少了，干事创业的氛围更浓了。 2．设立举报箱和举报电话。监狱纪检部门可在狱内外明显位置设立举报箱，公布举报电话号码，举办监狱长接待日，完善有奖举报制度、信息反馈制度，严格保密纪律，建立举报登记记录及相关的档案资料，保证监督渠道畅通无阻。 3．实行"阳光工程"，全面推行狱务公开。再保守国家秘密的前提下，把现有条件下能公开的内容完全公开，这其中包括罪犯的日常考核、奖惩、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临时离监等执法活动的所有依据、程序、环节、标准等。对狱务公开的内容，利用广播、板报、专栏、报纸、自动查询系统、闭路电视、刊物等多种工具和手段，尽可能使每名罪犯和犯属都能知晓。通过狱务公开工作的不断推进和深入，有利于增强干警法制意识，提高执法水平，执法工作局面涣然一新。三是接受社会有关部门和罪犯家属等各界人士的社会监督 1．聘请社会知名人士，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为自我加压，监狱可在各级政府、人大、司法、社会团体、知名人士和监狱机关离退休人员中聘请精通法律、德高望重的人士作为监狱执法监督员。通过向他们汇报监狱执法情况，听取他们得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 4 - 各界的执法监督。主动接受犯属的执法监督在罪犯亲属中聘请执法监督员，对监狱干警在执法过程中的廉洁自律情况进行监督，加大了执法监督的力度。 2. 监狱与传媒之间具有相互依存互动关系。监狱事业的发展，需要传媒的沟通交流及宣传鼓动，同时更需要群众的监督制约。而传媒对监狱的宣传监督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义务，在工作运行中也需要监狱的配合支持。传媒作为舆论媒介，在社会与监狱之间构筑了沟通的桥梁；传媒作为舆论监督，在社会与监狱之间形成了制约机制。三、密切配合，整体推进，务求执法监督工作做出实效执法监督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才能真正确保执法监督的效果。（一）确保领导到位。执法监督工作的具体内容涉及面较宽，没有各单位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是难以顺利开展取得明显成效的，加强领导要体现在各单位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监督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上，体现在当源头工作涉及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的矛盾时，要以整体利益为重，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当源头治理工作需要对利益关系做出新的调整时，要自觉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该加强的加强，该调整的调整；当监督工作遇到梗阻和困难时，各单位领导要及时予以疏通协调解决。（二）优化执法环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监狱的执法环境日趋复杂，改造对象维权意识明显加强，这对监狱执法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只有创造了良好的执法环境，牢固树立安全工作首位意识，进一步强化监狱各项职能，才能使广大干警在新形势下坚持不懈的掌好权、用好权，更好地严格、公正执法。执法环境优化了，那麽就更有利于执法监督，执法监督工作才能更到位，更有效。（三）强化打击力度。要切实做到"两手抓"。一方面加大监督力度，另一方面对滥用职权、违反法律法规行为必须从严惩处。要坚持"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党员干警在党纪政纪面前人人平等，任何违纪违法者都不能逍遥法外。同时要抓好权责追究制，把用权和责任结合起来，谁滥用权力，就追究谁的责任，决不姑息迁就。（四）做到"三个结合"。执法监督工作即要重拳出击，保持强劲的力度，又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之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符合现实的要求，体现时代的特征。这就需要做到三个结合：一是与监狱党委的中心工作相结合。要紧紧围绕监狱党委的中心工作，以监督促管理，以监督保发展，立足从查找现行体制、机制和制度中容易滋生腐败的问题入手，制定措施，认真加以解决。二是要与本单位执法工作紧密结合。要主动发现和抓住突- 5 - 出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督查和整改。三是要重视同干警、服刑人员关注的"热点"、"难点"相结合。对"热点"、"难点"问题要理清思路，认真对待，这也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增强群众观点，把人民群众拥护和不拥护、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作为衡量工作正确与否的标准，提高监狱人民警察的执法水平，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广泛接受法律监督、社会监督、脚踏实地、真心诚意的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公正执行各项法律法规。（五）实现"两个转变"。一是实现由过去单纯的职能部门的监督，转变为包括执法监督机关、社会各界、服刑人员及家属在内全社会参与的社会全面监督，二是变事后的监督为事前、事中的监督，以便把握工作的主动性，确保执法工作的公正性、严肃性，杜绝干警执法中办人情案、关系案。（六）坚持常抓不懈。执法监督工作不是权益之计，而是一项常期的艰巨性任务。由于形势的日新月异，新的执法问题还会不断出现，我们一定要把执法监督工作作为一项常期而艰巨的工作长抓不懈。同时还要看到其复杂性和艰巨性，尤其涉及体制、机制、制度上的问题，需要作出长期艰苦的努力。执法监督工作要长抓不懈，持之以恒，达到提高队伍整体执法水平的目的。（七）完善监督机制。目前少数监狱干警队伍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反映出缺乏有效监督的实质性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监督的形式主义和制度棚架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解决好严格监督问题。只有在不断完善监督机制、保守监狱秘密的前提下，将一切能公开的执法活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公开透明的办理，才能防微杜渐，治标治本。执法工作作为监狱各项工作的主线，执法监督工作将任重而道远。监狱执法队伍既要保持一如既往的热情，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时俱进的思路，更要不断完善自我，更新知识，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执法水平，不断的完善执法监督的机制和措施，探索执法监督的手段和方法，努力提高监督质量和效果，确保监狱公正公平执法，进一步树立监狱机关整体的良好形象。参考文献： 1 李明初：《监狱监所现代化规范化管理实务全书》安徽文化音像出版社 2004年 2 席治国：《监狱监所常用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全集》远方出版社 2004年 3 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监狱改革与发展探索》工商出版社 2003年 - 6 - 4 张晶《监狱理论与实践》江苏省监狱管理局 2004年 5 司法部2004年第三十六号文件 2004年

罪犯个别教育，作为监狱民警与罪犯沟通的一种方式，可以通过言语和非言语的手段。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罪犯个别教育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关于罪犯个别教育的论文篇一

《罪犯教育刍议》

【摘要】《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监狱普遍实行罪犯计分、以分减刑的改造手段，对一部分限制减刑的罪犯失去意义，对限制减刑部分罪犯的教育改造，就成为监狱管理一个急需解决新问题。为深刻贯彻“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的方针，落实监狱工作科学化发展，必须要进一步强化罪犯教育改造工作。

【关键词】监狱;罪犯教育

教育是我们人类一种神圣的社会现象，因而教育也是罪犯教育改造的一部分。我国监狱是国家刑罚的执行机关，我们也清楚地知道，监狱的是为了更好地去改造罪犯，使其在出狱后更好地融入到社会中。《监狱法》第三条就明确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从这条规定我们可以看出，监狱通过“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样的方式来履行好刑罚的执行的功能，完成把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根本性的任务。

一、罪犯教育的概念

罪犯教育改造作为改造的三大手段之一，在持续推进监狱全面建设战略、维护监狱长治久安，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的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罪犯教育指的是在监狱执行刑罚过程中，对罪犯所实施的为转变罪犯其思想、行为恶习，通过教授其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生活技能的各项活动的总称。“当这种教育力充分显露的时候，一方面使罪犯受到感染和触动，进而在思想和灵魂深处产生斗争和选择，并对原有的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构成威胁和瓦解的态势，且这种态势将不断持续和蔓延，随着监狱人民警察教育改造的深入和强化，罪犯才能接受监狱人民警察积极的教育内容并内化为自己的价值体系。”

二、监狱罪犯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罪犯教育思想观念落后，重监管轻教育

由于重视监管，在思想和实际工作中都轻视教育，监狱宗旨是“挽救人、改造人、造就人”罪犯改造要依据罪犯内在变化。罪犯教育必须强调内因，监管重视的是规范行为，是外在，这种表面化仅仅是使得服刑人员在行为上看上去守法了，而现实真正改造情况却并非如此，在现实的情况中，监狱包括监狱警察对罪犯在监狱中出现的新问题，如心理变态、心理障碍等问题并没有足够的重视，只是强调监狱监管稳定的重要性，而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去解决这些迫切存在的罪犯内在问题，面对这些实际性的问题，应该关注罪犯的教育，监管的稳定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罪犯存在的实际的内在问题。

(二)罪犯教育缺乏系统性

罪犯教育是一项庞杂而细致的工作，对于罪犯的教育我们需要将其改造成为合格的守法公民。对于整个罪犯教育，我们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系统性的认识，只是从某些方面或者某几个方面来谈罪犯教育，这就缺乏系统性使得罪犯教育不能达到我们所预期的效果，只是单独地强调各环节重要性，反而适得其反。例如，现在普遍采用的监狱管理、劳动改造、教育改造这些改造罪犯的方式，在具体实践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讲，这三种方式应当是相互联系而不是孤立存在的，但是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监狱往往是更加关注罪犯的劳动改造，为完成一定经济指标，把劳动指标看做是考核服刑人员最重要的指标，忽视教育这一重要环节。监狱应该是按照系统科学的理论，全面综合去安排监狱各项及各环节工作，使其不是脱节的，这是我们对于罪犯进行改造，最大限度去预防和减少罪犯重新犯罪的重要手段。

(三)罪犯教育缺乏全方位、个性化

监狱教育内容、方式缺乏全方位以及个性化，不同的罪犯具体情况都是不一样的，由于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罪犯之间本身就存在差异性，无论是知识水平、家庭环境及自身学习能力等等各方面，所以采取不用的教育方式和内容，发挥罪犯自觉接受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目前实际情况，一般都是简单地将所有服刑人员集合在一起，宣讲统一而单调的内容，收效甚微。另一方面来说，对服刑人员的教育仅仅局限在监狱期间的教育改造，不注重服刑人员回归社会以后的效果到底如何。从思想上认为服刑人员步入了社会，在我们看来罪犯就已经完全脱离了监狱，而实际上罪犯教育的实际效果是需要对服刑人员进行出狱后的回访调查，在现实中缺乏这样的认识，认识罪犯出狱就与监狱不存在关系了，缺乏全面的跟踪调查的思想，所以整个罪犯教育的系统并不完善。

(四)罪犯教育缺乏信息化

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每天的生活离开网络信息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然而在监狱服刑的罪犯却是我们忽略的群体，罪犯的教育本身就缺乏一定的网络信息化教育，罪犯出狱后就与现实社会脱节。尤其在边远不发达地区，监狱自身的信息化设备就缺乏，罪犯的信息化教育就更是难上加难。在现实情况中看，监狱想要建立监狱信息化的网站，现实的工作中缺乏计算机专业方面人员的管理，监狱网站内容陈旧未能及时地更新管理，所以收效甚微。另外一方面，监狱的服刑人员在文化程度上就有很大的差距，有些罪犯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网络，具体情况也千差万别，罪犯的信息化监狱难度较大。

三、关于改善罪犯教育的相关建议

(一)确立正确罪犯教育改造的观念

对于罪犯的教育理念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从报应主义到预防主义和折中思想的变化。报应主义只是片面强调对罪犯惩罚作用，忽略对罪犯的教育矫正。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与进步，现代刑罚学认为国家对罪犯不应只是惩罚，还应通过刑罚来教育改造罪犯。教育改造罪犯，使罪犯弃恶从善，真正地回归社会。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监狱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效果不明显。对于监狱和监狱警察来说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从监狱而言，必须要确立正确的罪犯教育改造观，为促进社会的长足稳定发展，将罪犯改造为守法公民必须要树立正确的罪犯教育改造观，充分保障罪犯基本人权，树立人道主义的思想;从监狱警察来讲，作为引导者监狱警察必须要正确发挥其帮助和引导的作用，从罪犯教育改造出发，帮助罪犯真正回归社会，从而达到良好的教育改造的效果。 (二)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罪犯教育体系

监狱需要构建针对罪犯的全方位、开放的罪犯教育体系，这需要整合狱内及社会资源，将罪犯的教育改造置于社会大发展的格局中，对于罪犯的改造挽救工作定位于真正回归社会的背景下。完善的罪犯教育包括相关的理论、方法和效果评价的体系，这才是监狱罪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首先，监狱及监狱警察需要了解和研究罪犯的犯罪具体情况，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对罪犯进行合理、科学的教育改造。根据不同类型的罪犯需要应用不用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同时犯罪在监狱内的不同时间段及出狱后也需转换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方法。通过不同罪犯及不同时间段罪犯教育个性及共性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罪犯教育存在的基本规律。当然对于罪犯的教育改造，需要开放的罪犯教育体系，在吸取西方有益经验基础之上，光光依靠监狱是不够的，需要充分调动社会各种积极力量，依据服刑人员的主观及客观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一定的帮教活动，建立一种监狱和社会有效结合的教育转化机制。

(三)实现罪犯教育社会化、个性化

罪犯教育的社会化是指监狱在刑罚执行过程当中，监狱与社会中的力量结合，依据新的形式及任务需求，通过整合社会资源与采用多种方式，对罪犯的社会化教育采用社会化的教育方法和内容，使得罪犯能够最大限度去适应社会。监狱罪犯教育的社会化是监狱行刑的必然发展趋势，监狱的目标是通过不断提高罪犯改造质量，从而在真正意义上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所以监狱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关注与提高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目前监狱的罪犯教育社会化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得到各国的关注，罪犯教育社会化需要整合各种有用资源，思想教育、文化技术教育及法律教育都纳入到社会教育的大体系，使监狱教育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打破监狱教育工作封闭性，克服监狱教育资源不足，将监内教育和社会教育紧密结合，促进罪犯教育社会化，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社会力量的参与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监狱的神秘感，让全社会关注和接纳监狱罪犯，使得罪犯教育社会化成为一项全社会、长期性的事业。“所说的罪犯教育个性化，就是在坚持党的监狱工作方针和监狱法规定的工作目标和共性要求的基础上，通过罪犯教育的改革与调整，创设使罪犯有更多的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空间的改造条件，再塑出既适应社会、监狱机关统一要求又具有独特个体素质的新人。”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大多数罪犯文化程度较低、文盲半文盲占比例较大，这部分人本身缺乏学习的自觉性，有一定程度抗拒教育的主观倾向，所以监狱的责任在于使这部分罪犯在一定程度强制中接受教育。同时我们应该强调尊重个性，也要尊重罪犯个人权利，我国监狱罪犯教育不足在于自愿性规定较少，在实践中做法也不多，主要还是依靠强制性的灌输教育。罪犯教育的个性化需要监狱及监狱警察在全面透彻分析罪犯个别性的基础上对症下药。对于每个罪犯都应该制定一个适合其的教育改造方案，包括入监到出监的全过程，做到所谓的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从而提高罪犯教育改造的效果。

(四)利用监狱信息化建设促进罪犯教育创新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对罪犯教育必须落实监狱信息化建设，将信息化融入罪犯教育的工作中，采用一系列的信息化手段来促进监狱罪犯的改造工作。利用监狱管理改造的信息化系统，实现罪犯在监狱执行过程中，从日常考核、生活卫生及狱政管理等方面进行信息化的全程管理和应用。通过网络进行心理咨询、测试及视频会见等，不断改进罪犯教育改造工作。同时培养一批监狱警察，让其成为监狱信息化方面的人才，能够将具体工作落实到实处而不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将网络信息化运用到罪犯教育改造的实践中将罪犯的犯罪情况还有监狱内的改造情况通过监狱信息化建设及时准确地反馈给警察，利用在狱内建立的每个罪犯的心理档案，使得监狱警察开展心理疏导及个别教育可以顺利进行。同时开展教育专题和贴近罪犯生活的活动，监狱信息化建设为切实因地、因时、因人施教原则创造必要的条件，实施有针对性的个别教育，同时利用监狱信息平台可以促进罪犯心理咨询矫治，然而监狱信息化建设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需要监狱及监狱民警以及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

总而言之，伴随着监狱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监狱改造罪犯的职能也在进一步得到深化，监狱机关要始终围绕 “改造”的治本功能，以一种求实的态度，对于罪犯教育这一项具体的工作在理论和实践领域都要有所突破，同时着眼于维护监狱安全和社会稳定，借助社会资源和力量，逐渐实现罪犯教育改造方式、过程及力量的社会化。只有这样才能推进监狱工作的长足发展，继而实现社会秩序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 周雨臣.新时期罪犯教育的本质与地位探析[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9(2).

[2] 贾洛川.论罪犯教育个性化[J].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1).

关于罪犯个别教育的论文篇二

《浅析监狱罪犯教育的理想与现实》

摘要：培养身心健康、重新适应社会的守法公民是监狱罪犯教育追求的目标：当前我国传统的行刑制度和行刑理念，使罪犯教育缺乏针对性、适应性、科学性。确立现代、科学的罪犯教育理念，构建科学化、社会化、个别化的罪犯教育体系是提高罪犯教育效能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监狱罪犯教育行刑罪犯教育理念罪犯教育目的

一、理想：提高教育效能，使罪犯复归社会是监狱罪犯教育的应然选择

开放的中国，迎来了政治的文明，经济的繁荣，思想和文化的进步。开放也使我国传统的教育改造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教育效能呈下降趋势。纵观世界监狱行刑发展的历史，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对犯罪人的惩罚、教育矫治，不能缺少人道、民主的内涵，必须体现人道、民主的价值，如此，才能建构现代的监狱教育。

(一)人道、民主是监狱罪犯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

在世界行刑目的的嬗变过程中，教育矫正在监狱行刑制度的发展中越来越受重视。行刑理念的发展受到刑罚制度的影响，人类行刑制度经历了生命刑、肉体刑到自由刑的变化;相应的行刑理念经历了报应主义到预防主义和折中思想的变化。在行刑史上，报应思想源于愚昧时代、智识未开的原始社会中“以牙还牙，以命还命”的复仇观念和行为准则。而后逐渐演变为宗教因果报应、道义报应和法律报应。法律报应盛行期间，西方资产阶级人道、民主、平等的启蒙思想对近代的监狱改良，给罪犯以人道待遇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报应主义片面强调对罪犯的惩罚作用，忽视对罪犯的教育矫正的弊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犯罪行为、犯罪人认识的深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l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方许多国家的完成，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刑事实证学派的代表人物菲利、李斯特等认为国家不应只惩罚犯罪，还应该用刑罚来教育罪犯，教育是刑罚的本质。从此，矫正教育模式开始盛行，以教育和矫正罪犯，进罪犯改恶从善，回归社会为行刑目标。不仅适应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而且极大推动了刑行的人道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现代矫正制度的兴起，罪犯教育以人为本、人道、民主的理念也鲜明地反映在国际机构的相关文件上 1955年联合国《囚犯最低限度标准》第 66条第 1款规定：“应该照顾到犯人社会背景和犯罪经过、身心能力和习性、个人脾气、刑期长短、出狱后的展望，而按照每一个囚犯的个人需要，使用一切恰当办法，其中包括教育、职业指导和训练、社会个案调查、就业指导、体能训练和道德性格的加强，在可能进行宗教照顾的国家也可包括这种照顾。”

(二)监狱罪犯教育目的是培养身心健康，重新适应社会的守法公民

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代表人物贝卡利亚指出：“刑罚的目的不是要使人受到折磨，也不是要使人已实施的犯罪行为不存在，刑罚的目的只是阻止有罪人再使社会遭受危害并制止其他人实施同样的行为。” 在当今国际社会，刑罚执行不再是惩治罪犯的一元目的，而是多元目的共存。在我国自西周的“明德慎罚”开始到西汉儒家学说一统天下后，“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等法律思想，均体现了刑罚和教化的相结合。近代受西方法律思想影响，清末法律大臣沈家本提倡监狱改良，主张监狱应以感化人为宗旨。当然由于时代和制度的制约，监狱罪犯教育目的、效果仍难以实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监狱工作在毛泽东“人是可以改造的”，“我们的监狱是学校”等理论指导下，于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第 l条明确提出“为了惩罚一切反革命犯和其他刑事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的监狱改造目的在 1982年公安部颁发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第96条中进一步规定：“把犯人改造成为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守法公民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之材。”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 3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再一次结合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明确监狱教育的目的是将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具体表现为转化罪犯消极错误的观念和犯罪的恶习，提高文化程度和认知能力，培养相应的职业技能。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监狱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监狱教育个别化、社会化和技术化发展的趋势，监狱培养目标注重以罪犯为中心，培养身心健康，适应社会的守法公民将成为必然要求。

二、现实：制约监狱罪犯教育质量的原因

监狱罪犯教育作为监狱刑罚执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转化思想，矫正恶习，增长知识，培养技能和促进罪犯身心健康的任务。然而，不容回避的是，由于监狱生产和经营问题造成的无形压力，对罪犯犯罪思想、刑期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尤其是罪犯教育立法、内容手段和教育者的专业化等方面的不足，因而影响了罪犯教育效果。深入研究制约罪犯教育质量的深层原因，对于探索出我国罪犯教育走出困境的新途径十分必要。

(一)监狱罪犯教育受制于传统的行刑制度和理念

监狱罪犯的教育受制于刑罚制度和刑法思想的影响，罪犯教育工作往往呈现出与此相适应的思维模式。如受惩罚与报应思想的影响，罪犯教育中以惩代教现象突出，罪犯教育过程中重视“强制性”，轻视罪犯个体的主动性;受监禁制度影响教育带有很强的孤立、封闭的色彩，监狱同社会的交流较少;受劳动改造观念的影响，罪犯教育中以劳动代替罪犯教育，以劳动评价罪犯改造效果，在白天 8小时的时间以劳动为主，罪犯教育大部分安排在夜间业余时间进行，劳动与教育难以有机结合。此外监狱职能的多元化、民警多重角色的冲突等都影响罪犯教育目的的实现。

(二)罪犯教育缺乏针对性、适应性、科学性

罪犯教育的内容以思想教育、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为主，罪犯思想教育内容过于强调思想认识、理想信念的统一性、标准性和唯一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一系列内容脱离罪犯思想实际和当前社会实际，各监狱把上级的通知、指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动力，习惯于按照上级部署开展大规模的活动，缺乏独立性、自主性和针对性，表面上看轰轰烈烈，实际上形式主义，收效甚微;文化教育教材滞后，内容、层次与罪犯年龄、文化程度不相适应;职业技术教育过于关注监狱生产发展的需要，忽视罪犯回归社会谋生就业的需要。

集体教育、个别教育和社会教育是罪犯教育的三大基本手段。在实践中，罪犯教育手段更多的是依靠经验进行，集体教育课堂化，一锅煮、流于形式;个别教育浮于表面，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的是针对罪犯个体的劳动定额、生产任务的完成情况方面十分看重，甚至不顾罪犯个体的身体条件和技能情况而妄加批评、训I责;社会教育不能经常化、规范化，教育活动单向进行，很少倾听罪犯的心声;罪犯教育过程中急功近利，不遵循循序渐进、因人施教等教育规律，只求到课率、取证率，忽视罪犯教育的实效。

(三)监狱罪犯教育工作者队伍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

监狱教育队伍的建设是罪犯教育质量的保证，新中国几十年监狱改造历程中，监狱工作者在艰苦的环境条件下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坚定的政治立场、无私奉献的精神是监狱工作者宝贵的精神财富。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现代监狱教育追求人道、民主、效益的价值取向，实现对罪犯的再社会化，使其复归社会的目标。目前监狱教育者仍然是全警皆师，整体素质不高，知识结构不合理，缺乏专业人才，教育者缺乏现代的罪犯教育理念，对罪犯教育的认识不到位，整天忙于保稳定，求效益，客观上已无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育工作中去，更难以进行知识的更新。

(四)罪犯教育缺乏立法的支持

目前我国尚无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典，有关行刑方面的基本立法是 1994年颁布实施的《监狱法》，《监狱法》自实施以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监狱法》条文过少，只有 78条，涉及教育改造的条文仅 13条，导致许多教育实践活动缺乏立法的支持。同时由于立法滞后，难以适应新时期监狱罪犯教育工作的需要，全国各省监狱管理部门从各自情况出发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这些以实用为主的规章制度对教育工作的要求不规范不统一，各省各自为政，甚至有的内容与国家法律法规不符，严重制约了罪犯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超越：确立现代罪犯教育理念，建构监狱罪犯教育新体系

当前，我国监狱罪犯改造工作正经历由传统、经验模式到现代、科学模式的历史转型。刑罚执行、监狱理论研究的视野越来越多地关注监狱罪犯改造的理念、教育目的，通过罪犯教育促进罪犯改恶从善，重新复归社会，提升罪犯教育改造质量是监狱的应然选择。

(一)确立现代、科学的罪犯教育理念

坚持以培养身心健康，适应社会的守法公民为罪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在罪犯教育过程中树立人道、民主、效益的理念，明确以罪犯教育为中心，尊重罪犯，关心罪犯的身心健康。肯定罪犯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发挥教育者的组织、引导和帮助作用。调动罪犯接受教育的主动性、积极性，达到罪犯教育过程双向良好互动。摒弃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广泛吸收自然、社会和心理等科学研究成果，解放思想，树立现代、科学罪犯教育理念，推进罪犯教育理论、制度、教育方法等的创新。

(二)罪犯教育体系的科学化、个别化和社会化

罪犯教育体系的科学化是指在科学地罪犯教育的理论指导下，罪犯教育的制度、工作模式和工作效果的评价达到较为理想的状态。因此必须深入研究罪犯的犯罪原因，科学的认识罪犯，对罪犯进行合理的分层、分类。积极探索罪犯教育的基本规律，发现罪犯教育本身的内部联系和运行轨迹。查寻罪犯教育制度、教育方式存在的偏差。运用科学的理论指导罪犯教育改造实践工作，整合罪犯教育手段，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监狱矫正的理念和技术，创新罪犯教育的方式方法，构建科学的罪犯教育评估体系，实现罪犯教育由传统、经验的格局向现代、科学的格局转变。

监狱教育工作社会化作为现代刑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我国也不例外，罪犯教育的社会化就是克服监狱工作的封闭性，加大开放力度，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将罪犯的文化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纳入社会教育大系统中，明确罪犯狱外学习制度，改变单一的教育者队伍结构，改变监狱呆板、单调的教育模式，改变单边输送、扮演道德权威和社会教育者的形象，大力宣传罪犯教育，让全社会关注监狱的罪犯教育。

罪犯教育的个别化即要求教育者从罪犯个体的具体情况出发，针对罪犯个体不同的犯罪原因、生活经历、社会背景、文化程度以及个性特点等采取个别教育。自罪犯人监开始与罪犯共同制定每一个罪犯的个别教育方案，规划刑期，确定切实可行的改造目标。提高民警个别教育的能力，不断探讨个别教育的有效方法。

(三)监狱罪犯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化、多元化

罪犯教育目的的实现，主要依靠监狱教育者去执行和体现，现代监狱的罪犯教育任务对监狱教育者的要求更高，在当前情况下，必须根据监狱人民警察所从事的工作岗位的专业技术和专业能力为标准实行科学的分类，并对其中的教育改造人员和罪犯心理矫治人员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和引进，促使罪犯教育工作队伍的专业化。

罪犯来自于社会，犯罪原因存在于社会，对罪犯实施教育离不开社会帮助，为帮助罪犯重返社会，监狱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社会学、精神病学、社会工作的专家学者以及教师等，参与改造方案的制定、对罪犯的心理危机进行干预、对监狱民警进行业务培训和对罪犯进行文化教育等，实现罪犯教育工作人员的多元化。

(四)完善罪犯教育的立法

完善行刑立法，统一的行刑法制是我国推进监狱罪犯教育的必要保障。要根据现代行刑发展的要求，国家尽快制定一部比现行《监狱法》范围更广、规格更高，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相统一、配合的《刑事执行法》，完善刑事执行法的内容体系;加快监狱行政法规、规章制定步伐，拓展罪犯教育中罪犯心理矫治的规定、社会教育规定、罪犯狱外学习和工作的规定等内容，明确罪犯的文化教育纳入社会公共教育体系等，以适应现代监狱行刑和提高教育矫正质量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徐景峰.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活动与文献纵览[M].北京：法律出版社，.

[2]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一个人的良好品质，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后天的不断学习、不断实践，经过长时间艰苦的自我修养才能获得和保持的，其自身素质并不因职位的升迁而随即提高，更不因年龄的增长而自然升华，始终保持其良好品质是一个自我改造永无止境的过程，所以更必须注意加强在实际工作中的锻炼，以不断改造和提高我们的自身素质和修养。警察职业道德修养和其他职业道德修养一样，虽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其主要的修养方法是客观存在的，值得我们认真探讨。主要修养方法有：1、学习。学习是人民警察自觉地、理智地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职业道德认识的活动，是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的前提和指导。以一般人而言，最简便的修养方法是读书。人的思想是可塑的。一个人如果每天观同一幅好画，阅读某部佳作中的一页，聆听一支妙曲，就会变成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一个新人。学习、传承，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不断完善和发展自我的必由之路。无论一个人、一个团体，还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代代传承，并不断获得新知，推动时代的前进。一个人从幼年、少年、青年、中年直至老年，学习将伴随人生的整个历程并影响其一生的发展，这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世界对人们提出的客观要求。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学习就已成为整个人类及其每一个个体的一项基本活动。不学习，一个人就无法认识和改造自然，无法认识和适应社会，人类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一切进步。学习的作用又不仅仅局限于对某些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学习还能使人更好地吸取各民族的文化精髓，使人聪慧文明，使人高尚完美，使人全面发展，使人更好地传承自己的民族精神。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始终把学习、传承当作一个永恒的主题。当今时代，世界在飞速发展，知识更新的速度大大加快。人们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世界，就必须把学习从单纯的求知变为生活的方式，努力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如果说，过去的学习往往带有一定的个人色彩，可以是一个人或某些人的事情，那么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当今时代，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学习早已超出了个人的范围，而关系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传承与发展、文明与进步。那么，我们要怎样加强学习和传承呢？首先要强化学习意识，要自觉做到想学、真学、能学。每个阶段确定一个学习目标，制订一个学习计划，保证安排出一定的学习时间。第二要会学。要善于把握“真知”、“真谛”，努力掌握基本知识、基本经验、基本理论及其精神实质。第三要善于挤时间学。要自觉克服“工作忙，没时间学”的想法，在学习问题上同样“绝不找借口”。第四要重视知识更新。强化继续学习的理念，既自觉地增长知识，又不断地更新知识、创新学习，才能做好传承和发展。2、自省。“内省”和“慎独”，都是中国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修养方法。自省即内省，是人民警察对自己的品行是否合乎职业道德的自我检查的道德修养方法，也就是他对自己的行为及其所表现的品德是否合乎职业道德的自我检查，也就是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动机与行为效果及其所表现的职业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的道德价值之自我检查。修养的基础是内心对话，人在这种对话中既是自己的原告，又是自己的辩护士和法官。自省是自我修养的起点和前提，自省是指从思想意识、情感态度、言论行动等各个方面去深刻认识自己、剖析自己。我国古人十分重视修养中“内省”的功夫。人首先要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反省，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事应当做、什么事不该做。一个人难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没有错误是不可能的，但重要的是要不断增强自我省察、自我克治的能力，及时发现和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提高自己遵守道德准则和规范的自觉性。 3、自律。职业道德自律是人民警察在职业道德活动中自己为自己立法，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民警察在理性、良知的指导下对现实和职业道德关系的自我约定，是道德主体对行为的一种自由自主的选择。自我修养，贵在自觉。在自我修养的过程中，必要的外部条件和影响是不可少的，但其窨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最终要取决于个人有没有高度的自觉性。因为人不同于其他的动物，人有自觉的能动性，而且随着实践经验的逐渐丰富，这种自觉能动性日渐增强。人的这个特点，决定了人从一开始对于外部影响就不是原封不动地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有取舍的。如果说没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在外力的推动下，也不可能去“强记”一点知识的话，若没有自觉修养的强烈愿望和要求，那就根本不可能进行真正的自我修养。所以，人民警察进行自我修养，首先必须有这种自觉的要求，有了自觉的要求，才可能对自我欲望和冲动加以有效克制和调节，使行为符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要求，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自觉意识和自我控制所体现的也就是人生修养的自律准则。4、积善。修养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学习和积累过程，要从一点一滴做起，要能专心一志、持之以恒地去做，否则是达不到修养目的的。人民警察高尚的职业道德的形成是一个由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所谓积善，就是要精心地保持自己的良好职业道德行为，持续地培养自己身上已有的良好的道德，经过点点滴滴的长期积累，使其不断发展壮大。如果平时不检点，不注意自己的职业道德积累，而幻想有朝一日突然成为职业道德楷模，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每个人民警察在职业道德修养中，都要以坚强的职业道德意志，要求自己做到凡是符合职业道德的，就努力践行；凡是违背职业道德的，就坚决与之斗争。如此日积月累，持之以恒，就会达到高尚的职业道德境界。5、慎独。如果说，“内省”是为警者的修养方法和良心的表现形态之一，那么，“慎独”就不仅是一种修养方法，而且是一种很高的道德境界。所谓“慎独”，是指一个人在独立工作或独处，无人监督，有做坏事的环境、条件和可能的时候，能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遵守道德原则和规范，而不做不道德的事情。在道德实践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些人在人前或公众面前，尚能遵守道德规范，不做坏事，那是因为他们害怕舆论谴责，怕丢掉乌纱帽；而当他们在人后、无人在场的时候，做些不符道德规范的事情却处之泰然，不会感到丝毫内疚。“慎独”作为警察职业道德的修养方法之一，体现着为警者的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克制、自我完善的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作为道德境界，它体现着为警者内在的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的坚定性。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都能够把握住自身的言行，并使之符合道德规范；使道德信念始终不渝地贯彻于自己一切言行的全过程；使道德行为和习惯持之以恒地伴随着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以及一切日常活动。就是说，人民警察要使自己的道德行为选择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服从理智，服从意志，并能克制不良动机，克制不良情绪，始终保持自己的自控能力和调节能力，做一个有理智，有涵养，善于控制自己、管理自己的领导者。用慎独的方法进行职业道德修养，就是要使人民警察提高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自觉性，做到防微杜渐。警察的职业点多线长面广、相对分散、且经常接触社会的阴暗面，这就更要注意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能够自我控制，严格要求，防微杜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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