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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蔡安妮教授刚刚参加工作，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她没有被狂热的运动冲昏了头脑，而是专注于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刻苦学习专业知识。在那段时间里，蔡安妮担任过电工基础、电视原理、电视传输、同轴电缆等课程，所用的教材几乎都是自己编写的。此外，她还参加了北京邮电大学仪表车间“数字电压表”一型机的试制，在北京电视机设备厂参与了我国第一辆彩电转播车的研制及编码器的调测等工作。蔡安妮的父亲蔡长年，是我国著名的信息论及通信技术专家，北京邮电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蔡安妮从父亲以及其他老一辈科学家身上看到，他们之所以能够始终站在先进技术的前沿，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外语。七十年代，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在那个多数人都热衷于自己动手制作家具的年代，夫妻俩经常领着孩子，一边散步，一边温习英文单词，扎扎实实地学起了英语，这就为数年后的出国深造打下了深厚的语言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开始向外迈出第一步。1979年，教育部决定向西方派送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这对每一个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学者来说，是数十年未曾有过的机遇。教育部举行公开选拔考试，机会对每个人是公平的。全国有几万人报名参加考试，第一批录取了1700余人，蔡安妮夫妇都在其中。到了美国，已近不惑之年的夫妇二人突然变成了学生。他们在国内掌握的晶体管和模拟电路等技术，在美国则早已被淘汰。他们所熟悉的彩电技术，当时在我国尚属高新技术，而在美国，彩电技术已完全成熟，并不属于高校的授课内容。至于数字信号处理，图像处理、模式识别等技术，在他们出国之前还只是刚刚听到这些名词而已。文化与技术的反差之大，令人生畏。在美国与他们同在一个研究组里工作的，还有许多其它国家的学者，他们都能和导师讨论一些学术问题，而蔡安妮夫妇当时却只能在旁边做听众。缩小差距唯一的办法就是正视现实，奋起直追。导师看到俩人学习很刻苦，建议他们正式注册读学位。他们也觉得这样能使自己有压力感，能够系统地学到知识。于是向国内提出申请，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批准了他们的申请，但学费、生活费自筹。1982年，蔡安妮夫妇俩双双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电机及计算机工程系硕士学位，并按大使馆的要求欣然回国。他们俩回国后，受当时的广播电视局的邀请，希望他们能以全国电视台、研究单位工作的技术人员和研究生为读者对象，写一本业务提高性的书。于是他们便写了《电视摄像机视频处理》一书，首先将空间频率和富里叶光学的有关概念引入国内的电视书籍。同行认为，该书完全是以作者自己的思考和理解凝结而成的，极具特色。1985年，夫妇俩再次赴美深造，自费公派攻读博士学位。他们的导师是国际著名的图像技术专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Glen Wade教授。Wade教授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曾长期担任世界著名杂志电子电气工程师学会会刊的主编。导师的威望和渊博的学识给他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蔡安妮在国外修习了近20门课程，打下了坚厚的基础。在导师的指导下，蔡安妮参与了多项科研的攻关。蔡安妮关于“非线性声参量衍射CT”方面的成果在IEEE Trans获得刊印；关于“雷达目标模型化”的成果，则以加州大学电机系内部报告的形式送交美国海军。蔡安妮夫妇还联名在国外的杂志上和国际会议上发表了10余篇论文。蔡安妮在国外就读的是计算机通信专业，属热门专业，美国人才需求很大，很多大公司都到学校要人，导师也主动为蔡安妮夫妇推荐工作。他们俩留在美国将必定会拿到高薪，过着优裕的生活。当时在美国毕业的留学生几乎都留在了国外。同学们劝他们：“机会难得，应该留在美国。”是去，还是留，蔡安妮夫妇陷入深思中：“留下，生活待遇国内自不能比，但终究还是为人家做事，总有一种不是在自己家里的感觉，物质上的优裕必然会以精神上的、人际间的压力为代价。况且，国内现在改革开放，正是缺人用人之际，许多外国公司都到中国寻求机会，而作为中国人，还有什么犹豫呢？”当他们最终确定回国时，很多人都不相信，而蔡安妮教授的导师Wade教授却理解蔡安妮的心情，不无敬佩地说：“你们是中国的好公民！”。正是抱着“报效祖国”的迫切心愿，博士论文答辩后，他们等不及参加毕业典礼，等不及领取校方颁发的博士学位证书，就留下一人做收尾工作，另一人匆匆回国，筹划实验室的建设。 回国时，他们带回的是数年来查阅的所有资料和心血成果，总共有几十箱之多。1993年12月，蔡安妮到美国和一家公司进行项目合作，见到了她毕业后留在美国的同学们，他们均有一种人在屋檐下，低头思乡思国之情。蔡教授由此更坚信了自己在国内，工作同样可以做的很好，当初的选择是对的。在国外苦读的时候，蔡安妮夫妇俩坚持把一对幼儿留在国内。他们第一次去美国时，大儿子刚上小学，小儿子不满周岁。为了求学，他们把大儿子托付给外婆照看，把小儿子寄养在一个工人家里。第二次出国时，小儿子还在上幼儿园。难道他们就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吗？当然不是！大儿子小时候体弱多病，孙老师经常是头天晚上10点就去医院为儿子排一夜队挂号，对儿子的爱心由此可见。在国外前后历时7年之久，牵挂之心可想而知。他们每3～4个星期给儿子写上一封长信，从大洋彼岸寄回对孩子深深的爱。蔡安妮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和自律能力。他们在国外时，上小学的大儿子，每天放学第一件事是取牛奶，第二件事就是去幼儿园接弟弟；小儿子上小学后，大儿子又承担起辅导弟弟学习的任务。需要家长签字、帮助默写等事，都由哥哥来做。 回到国内，一切工作都要从头开始。蔡安妮向学校建议，成立了图像通信及现代成像技术研究室，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历程。研究室刚成立时，一无经费，二无设备，三无学生。蔡安妮四处联系，买材料，争取研究经费，招收研究生，甚至连烙铁都是自己上街买的。经过蔡安妮夫妇10年的苦心孤诣，到如今已结出了累累硕果。他们所领导的研究室，已成为北京邮电大学为数不多的几个规模最大、经费最充足的研究室之一。1989年，他们承接了一个总经费85万元、关于单光子发射CT的研究项目。SPECT是一种大型医用CT设备，技术复杂，难度极大。当时世界上只有国外几家大公司能生产，我国每年都要花大量外汇进口。他们吸取了世界上几种最高档次产品的优点，于1994年完成了SPECT的主处理机的研制，对我国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作出了突出贡献。回国十多年以来，蔡安妮教授和孙景鳌教授先后承担了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其中对非二进制编码孔径的γ射线成像技术的研究，被课题结题评审人一致认为，该项成果“难度极大”，在学术水平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或“国际领先”水平；关于自动指纹识别技术的研究，也获得了自然科学基金结题评审“优”。90年代初期，多媒体技术出现。他们立即投入到这一新兴领域，并于1994年承担了国家863高科技通信主题课题“远程信息处理多媒体通信终端与系统”的项目。而后又开始对综合业务多媒体通信系统进行研究。这是一项由国防科工委支持的国家“九五”大型研究课题，旨在为我军研制一套以声像信息为主的多媒体综合信息服务系统，包括数字化编辑、压缩、处理、多级存储，以及HFC和IP网上的实时传输和调用。这一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参加了2000年军工配套科研成果展，受到前来视察的各级领导的好评。在上述科学研究和广泛查阅国外文献的基础上，他们于1995年在北京邮电大学为研究生开设了“多媒体通信技术”的课程，经过5年的教学实践，合著出版了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多媒体通信技术基础”，获得了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蔡安妮夫妇在科研领域敢于挑战权威，勇于创新。国际著名光学专家教授的一篇关于菲涅尔环带聚焦特性的论文，被作为经典性的文献，广泛引用了20多年。而他们二人却发现，的结论有些地方是不精确的，有的则是错误的。在经过严密谨慎的论证后，他们将正确的理论分析和计算结果在美国光学杂志予以发表，美、英、法、德等国家众多教授、学者纷纷致函，对他们的论文给予高度评价。该论文于1997年被收入SPIE半个世纪内关于环带方面的里程碑文献集。在蔡安妮教授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中，她时刻“把工作和生存本身当作一种娱乐”，忙碌不息。她把自己的本职工作看作是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即使是在最苦最累的情况下，她也总是保持着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在这看似平常的生活态度中，饱含着的深刻的智慧、强烈的责任心与鉴定的意志力，充分体现了蔡安妮教授巨大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在学术理论方面，蔡教授以基础扎实、思考缜密、作风严谨而著称。她和孙景鳌教授在国外读书时，常常为讨论一个专业问题忘记用餐。多年后，两位教授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还捧腹不止。在他俩为美国光学杂志SPIE Milestone Book撰写论文时，孙教授半夜叫醒蔡教授讨论问题，真可谓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境地。在科研上，她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强烈的责任心，以及永不衰竭的热情和精力。正是由于这种在科学面前激流勇进的精神，使蔡安妮教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多媒体通信领域，蔡教授在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国防科工委等多项科研项目中积累了丰厚的经验，创建并领导了多媒体通信与生物特征识别部级重点实验室的建设研究工作，掌握了视、音频流在IP网上的传输及服务质量控制，视频码流的格式转换与码率转换，视频服务器上视、音频数据的实时提取和并发流控制，海量声像数据的层次化存储及数据迁移以及HFC网和IP网的视频点播等关键技术。在图像识别、自动指纹识别、人脸识别、多模态身份识别，以及弹痕识别等方面，蔡安妮教授苦心孤诣，硕果累累。其中以自动指纹识别技术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 蔡安妮夫妇针对公安刑事侦察和民用身份认证的不同应用，分别提出了多种先进的自动指纹识别算法。这项算法在指纹图像存在弹性形变、噪声、模糊和断纹等困难条件下，仍有很高的识别率。蔡教授所进行的有关指纹识别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被选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优秀成果选编（三）；在“九五”国家计委重大部门专项“自动指纹识别优化系列产品”中，他们所研制的系统是国内第一个能在53万人库下实际运行的大型系统，通过了公安部科技司的正式鉴定，并获得了2000年度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蔡安妮夫妇所研制的系统设计先进，性能价格比高，是我国第一个在50万人库上实际运行的大型自动指纹识别系统，早已在重庆、唐山等地实际运用。仅重庆一地，在一年多时间里就建库23万人，直接破案99起。“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蔡教授时刻关注技术领域的最新发展，随时了解图象识别的最前沿技术，跟踪各科研组的技术发展情况；在指导学生过程中，对某些新兴技术，她能有针对性地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客观面对。蔡安妮教授真正做到了学术上的与时俱进，体现了学者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蔡安妮教授还笔耕不辍。她及其所领导的实验室已在IEEE Transactions、美国光学学报、电子学报、通信学报等国内、外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7部。她与孙景鳌教授在1991年的美国光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 “Archaic Focusing Properties of Fresnel Zone Plates”，于1996年被选入国际光学工程协会的 Milestone Book Selected Papers on Zone Plates。而她与外国教授合作、由美国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专著《医学成像系统技术与应用》一书，受到国际同行的好评；在紧跟国际技术发展动向、从事多媒体通信方面科学研究的同时，1995年她率先在北京邮电大学开设了“多媒体技术”研究生课程，并撰写了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多媒体通信技术基础”一书，荣获了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追求真理，永不言弃的蔡教授正是用她满腔的热情，工作在科学研究的前沿，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强烈的使命感使她时至今日仍然孜孜不倦。蔡安妮教授奉献的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还有为人民利益而献身的一片赤胆忠心。 作为一个知名教授，蔡安妮教授深知教师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她非常注重言传身教，一直以来都以治学严谨、教学认真、工作勤奋、待人诚恳、无私奉献的精神感染着周围的师生。她既是学生学习上的良师，也是生活中的益友，深受学生的爱戴和好评。没有什么崇高的口号，没有什么激昂的誓言，只有蔡教授质朴无华的话语：“教书育人，责任心是最重要的，把学生领入一个有前途的领域，让他们结合项目，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使个人知识体系逐步完善，能力得到培养，这是导师的基本职责。”蔡安妮教授以她“人生奋进无终点，源水长流润无声”的信念，在教学岗位上实践着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人生追求。蔡教授每年都要招收6-8名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在漫长的教育培养过程中，蔡教授始终坚守着“为师之务，在于胜理，在于行义”的原则，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熏陶教育着学生。她要求学生“既然是来搞研究就得能坐得下来”。讲评学生论文时，她要求学生宁可不发表，也不要抄袭别人的；在要求学生严格遵守学术道德的同时，她注重培养学生的开发创新精神，对学生的惰性给予及时的批评、指导和必要的督促。蔡安妮老师每周都要组织研究生开学习研讨会，学生们要一个一个地上台讲述自己一周的进展情况。学生们都把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情况各自汇报，遇有问题，大家共同讨论，互相启发帮助，同学之间没有保留。蔡老师理论基础扎实、涉及面广，软、硬件精通，思维敏锐，能够迅速抓住重点，学生在汇报中出现的问题立即就能给指出来，而且意见切中肯綮，极具指导性。对博士生，蔡教授每周都要单独见一次面，分别予以指导和协调。研究室繁忙的时候，往往同时有二、三个课题要做，总共有20名左右的学生，每个人都根据其基础、能力专场等情况，分配以最适合于他的课题，同时又要注意课题的完整性、创新性，使学生能得到全面的锻炼。这样，蔡安妮在总体上对整个研究室进行把握协调，最后从理论上在给予把关，挖掘了每个人的能量，调动了每个人的积极性。她的研究生，科研能力强，在社会上很受欢迎。1993年，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来华，和中国同行进行交流。他们参观了中国各地许多高校关于图像技术的科研成果，最后一行人来到北京邮电大学，蔡安妮研究室的学生用英语把他们的几个项目作了介绍，外国专家高兴地竖起大拇指，说他们来中国所访问的几个单位中：“The last is the best!”“研究室发展到今天，我可以不用上街买烙铁，晚上能坐在家里写写书了。”蔡安妮说，“科学研究，一要看得远，而要不遗余力，这样才能出成果，看到科研的成果，看到学生的成长，就体验到一种劳动之后的喜悦，而这种喜悦，正是我不断自我提高、永不枯竭的动力。”每学期，蔡安妮教授都会给本科学生作前沿知识讲座，并主讲研究生的《多媒体通信》课程。她秉着“使同学们在有限的授课时间内掌握尽量多的知识”的宗旨认真备课，及时吸纳最新研究成果和业界动态。她的课深入浅出、透彻明白，深受学生的热烈欢迎。在授课中，她非常注意将基础知识的传授和最新技术发展的介绍结合起来，使课程内容不断更新，与学科发展同步。学生在与蔡老师交流专业问题时惊讶地发现，对于当前最新的专业技术，蔡老师都早已经详细阅读过了有关资料。蔡老师学生众多，方向也不尽相同。她的学生有从事硬件研究的，也有从事指纹研究的。但是，蔡教授在指导上条理分明，她悉心为不同方向的学生指出研究的最佳路径，提点最新技术成果，指点迷津。蔡老师一年到头，每天三个单元都在研究室工作，随时解决学生的问题。她本来周六、日也是在研究室工作的，但后来她发现，这样会对学生形成无形的压力，学生周末也不好意思休息，她这才回家看书。蔡教授以治学严谨而著称。在批改学生论文时，她从单词、语法、结构都逐字逐句地修改；她连一个实验数据的增删都指出来，甚至对导言部分都进行了修改。有时一篇文章要修改3次。论文返回时，文章的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经过这样的反复，学生们从导师那里学到如何写学术论文，如何表达自己的思想。对此，学生动情地说：“蔡老师几十年坚持不懈地做下来真不容易。老师对学生的重视是我们的骄傲，也是一种督促。她对我们可是说是严字当头，爱在其中。” 蔡教授身教多于言传，2004年7月她因病动手术，8月底她就索要了同学的E-mail地址，向学生推荐英文论文阅读材料；9月份她就恢复参加了组会。学生大受感动：“蔡老师人特坚强，孙老师去世之后，她努力克制自己的感情；虽然从不训人，但她的威严使我们更加敬重她。”蔡教授对学生的“爱”不仅体现在“艺精为范”上，还细致的关心每一位学生的日常生活。有的学生，因为课题要经常出差。蔡老师每天晚上都要打一个长途电话，询问一下技术上是否遇上困难，更主要的是关心他们出门在外的生活。对于女生，蔡老师更是放心不下，千叮咛万嘱咐得说“你们千万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学生参加指纹识别国际竞赛，蔡老师象母亲般的无微不至，天天给他们送去可口的水果和点心，使繁忙劳累的学生深受感动；有时晚上例会结束之后，同学们吃饭回来总是能发现蔡老师还在辅导学生。直到这个时候，她才恍悟发现：“啊，都七点多了？”接着又问一直和她谈话的学生“你有地方吃饭吗”。不仅如此，学生交朋友、谈恋爱的事情也常常挂在蔡老师的心头。她常常教育她的博士生“既然一生选择了研究工作，就要不惧清贫，要耐得寂寞；在找女朋友时也要能得到她的理解和支持”。多年来，蔡安妮教授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与党中央始终保持一致，以实际行动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热忱忘我地投入到高校教学改革的洪流中。她牢记党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认真履行党员的职责，身体力行地落实“三个代表”思想的要求，并坚持不懈地在工作生活中以共产党员的言行影响和教育周围的师生。 在老伴孙景鳌教授身患绝症期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创痛的蔡教授，却总是考虑尽量减少对他人的影响，坚持不惊动、打扰领导、同事、学生。尽管蔡教授的身体也不好，但她却始终以惊人的毅力、执着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兢兢业业地奋斗在教学研究的第一线。直到为孙景鳌教授办理丧事之时，许多学生方得知噩耗，无不为蔡安妮教授忘我无私的精神所感动，有的学生流着泪说：“这件事，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在那段煎熬痛苦的日子里，她始终坚守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认真完成教学工作，辅导研究生和博士生研究课题和撰写学术论文。在孙老师住院长达半年多的时间内，蔡老师除特殊情况外，几乎每天清晨6：00就赶往医院，晚上21：00赶回学校，22：00--23：00工作在实验室，从不耽误组会。尽管如此，蔡教授还反复三遍批改了三个硕士生和两个博士生的毕业论文，逐字逐句，反复推敲，细心地纠正论文中的标点符号、错别字。为不使个人的感情影响到工作，蔡教授努力地控制情绪，隐藏内心痛苦。即使在她做完手术不久，就坚持每次例会都到场，虽因体虚不能说话却还尽力指导学生，任何细小问题都不遗漏；出院后的蔡老师坚持工作，每天都到实验室阅读专业资料，细致入微地指导学生；上完课后，她也经常把学生再带回实验室，进行相关问题的讲解和答疑。蔡安妮夫妇生活简朴，为了节省出做饭时间，方便面和速冻水饺是他们家多年来的主餐。逛商店之类的事情几乎与他们无关。有一次课题鉴定，蔡老师的丈夫孙老师要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前才发现，身上穿的裤子已裂了条缝，家中又无第二条，只好由同事陪着，赶在附近的商店关门以前买回一条。一心专注于学术科研的蔡老师把物质生活看得很淡，她衣着简朴，饮食简单。她热爱自己的专业，工作投入。在实验室，她一向早到晚走；肠胃不好的她，常常是工作忙了就以速冻饺子或泡面充饥。几年来学生都换了一批又一批的办公桌和计算机，而她的计算机总是最老最旧的。学生感慨地说：“蔡老师做人的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完全舍弃了名、利，名利已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蔡安妮教授积极参政、议政，多次获得优秀提案奖。几十年来，她把对祖国的爱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之中。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她时刻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党员教师，总是把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合格人才放在首位。先哲朱子在解释“敬业”二字时说：“主一无适便是敬”，意思是凡是做一件事，便要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件事上头，一点也不旁骛，便是敬。孔子亦云：“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深究蔡教授敬业的根源，敬业即是责任心，乐业即是趣味，唯一的秘诀就是忠诚，忠实从心里发出来的就是敬。常人说：“人过三十不学艺”，可是面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她真正做到了知难而上，义无返顾地去攻克多媒体传输系统这一新学科领域的难关，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和敬业精神。四十多年来，蔡安妮教授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在多年的科研生涯中，她自始至终体现了一名党员科技工作者的优秀品质，是忠实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典范。蔡安妮教授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教书育人为已任，乐于奉献，甘于清贫，远离世俗之浮躁，做到“言”上引，“行”上导，使学生“亲其师而信其道”； 她真心关爱每一个学生，以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高尚的师德风范感召学生。在过去的岁月里，蔡教授秉承着“厚德博学，敬业乐群”的精神，为北京邮电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在多媒体通信和模式识别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她正为把北京邮电大学早日建设成为世界高水平大学而继续辛勤工作着。在蔡安妮教授看来，一辈子做一些实事，做一些对国家、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就足够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蔡教授都坚守着“能以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这样一个信条。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蔡安妮教授以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为师生树立了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典范，以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书写出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和热爱。在蔡安妮教授身上所体现出的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从她身上体现出的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和坚忍不拔的坚强品格令北京邮电大学全校师生深受感动；她的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以及对事业不懈追求的执着激励和鞭策着北京邮电大学全体师生。
《无线电》：《无线电》杂志是中国电子刊物中创刊最早、发行量最大的杂志（累计发行量已超过3亿册）。自1955年1月创刊以来，我们秉承“普及电子技术知识，培养电子科技人才”的宗旨，为普及、推广应用电子技术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中国的电子事业培养了几代人才。《高保真音响》：杂志创刊于1994年，是一本全国发行的大型豪华本月刊，栏目众多，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深受读者喜爱。《集邮》：杂志创刊于1955年，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邮刊。《摩托车》：杂志创办于1985年，月发行量11万册，全年总发行量为130万册，是全国创刊最早，发行量最大的摩托车类科普期刊，被评为全国汽车行业科普类一等优秀期刊。《通信世界》：周刊是立足中国通信业、为通信业服务的综合性行业权威期刊，荣获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信息产业部优秀科技期刊称号。每周一出版，单期发行量超过10万份，是中国通信业发行量最大、出版周期最短的刊物。《电信技术》：创刊于1954年，是我国电信领域创刊最早、历史最长的杂志。1989年以来连续5次荣获邮电部、信息产业部优秀科技期刊一等奖、2次荣获全国优秀期刊称号，2001年首批入选“中国期刊方阵”，被新闻出版署授予“双效期刊”。《电信科学》：于1956年创刊，现已成为通信领域颇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杂志，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并在通信行业科技期刊质量检查评比中荣获优秀期刊一等奖，曾荣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优秀科技期刊，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技期刊奖，入选“中国期刊方阵”，并被国内外多家数据库和科技文摘期刊收录。《通信学报》：是由中国通信学会主办的学术性刊物，创刊于1980年10月，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及时反映中国通信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交流国内外通信科技新成果，促进学术进步和人才成长，探索新理论、新技术。《信息与家庭》：《信息与家庭·风范》向北京移动全球通高端客户提供他们需要的最新最精的资讯，搭建北京移动与其高端客户之间沟通的桥梁。《信息与家庭·风范》是一本引领高端客户消费观念、“具有精英意识消费文化”的高档杂志。《互联网天地》：杂志是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中国互联网协会和人民邮电出版社联合主办的综合科技刊物，是唯一一本传播网络消费信息、互联网技术和应用业务，同时适时反映中国互联网业发展趋势的综合性权威月刊。《童趣》：成立于1994年的童趣出版有限公司是我国第一家合资出版企业，其出版的《米老鼠》杂志在中国已拥有超过300万的读者。《尚漫》:《尚漫》是一本代表顶级水准的原创漫画杂志，集结国内最优秀原创漫画作品，与i尚漫网站及无线平台一起致力于带给读者最优质的漫画体验，为广大漫画爱好者搭建全方位中国原创漫画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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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西欧骑士制度的内涵初探由于骑士制度在西欧文明史中独特的地位，西欧的骑士制度研究一直未衰。国内关于此项研究的领域已由单纯军事开始向社会生活层面拓展。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骑士制度作为一种形式化的制度，即使在中世纪时代，它也是不成文的，因此，人们耳熟的骑士制度，其具体内涵到底是什么，至今国内尚无专文全面论述(注：关于骑士制度的内涵，涉及骑士教育的有王德林的《试论西欧中世纪的骑士教育》，《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骑士制度成熟时期的骑士军规、骑士法规、骑士礼仪等有形的制度层面对此做一尝试。一、骑士军规正如一位西方历史学家所说：“我们必须记住，骑士制度和它一切的光荣只是那些被公认的、拿起骑士武器的人们的最初简单制度的扩展。”(注：理查德·巴伯：《骑士与骑士制度》(Richard Barber,The Knight and Chivalry)，伦敦1974年版，第49页。)因此，军事方面永远是骑士制度内涵的首要，它包括骑士数额、骑士装备、军役种类、作战规则、服役期限及违约惩罚。(一)骑士数额骑士制度初期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封建主的兵源。事实上，在整个中世纪时代，骑士的数量都是很有限的。作战中骑士数目最多的一次，当属发生于1346年英法百年战争期间的克里塞会战，著名战史专家富勒认为：“在中世纪的时代中，从来不曾在一个战场上，集中过这样多的骑士”(注：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1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81页。)。因此，规定骑士数额也就成为骑士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按照骑士制度的规定，下级封建主为上级封建主服骑士军役时，骑士数额的提供一般是这样的：其一，根据各自受封土地面积和价值的大小，确定提供的骑士数额。其二，一般下级封建主只提供规定的骑士数额，而非其属下的全部骑士(注：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 105页。)。更多的是只拥有一处骑士采邑的小封建主，他们再无下属骑士，其本人以一个单独的骑士身份追随其上级封建主。(二)骑士装备骑士的装备涉及装备种类和装备承担。 首先，骑士的装备种多而价昂。以对于骑士至关重要的战马为例，其价格令人咋舌。13世纪末，一匹普通战马的价格约为14英镑。一位名叫格罗德的领主，其扈从们的战马平均价格是48英镑，而格罗德本人的7匹战马的价格相当于80匹战马。为了保持行军速度和随时替换在战斗中损失的马匹，骑士的战马往往不只是一匹。如12世纪罗伯特伯爵二世的1000名骑士每人有战马3匹(注：.沃布茹根：《中世纪西欧的战争艺术》( Art of warfare in Western Europe during Middle Ages)，阿姆斯特丹1977年版，第26、27页。)。显然，对于普通骑士而言，购买、饲养并装备这样的战马绝非易事。而且还有繁多的其他装备在等着他：头盔、胸甲、防护肩及肘部的铁板、剑、长矛、帐逢，各种餐具如水壶、深底锅、盘子，以及负载这些物品的动物等。其次，骑士装备主要是独立承担。骑士应自备装备，这是基于所谓权利与义务的交换：领主把采邑授予骑士，骑士则给予军役回报。正如一部日耳曼法典写道：“采邑就是骑士的报酬”(注：理查德·巴伯：《骑士与骑士制度》，第25页。)。1181年，在英王亨利二世的军队条例中第一条规定：“凡占有一处骑士采邑的，应置备一副链甲、一顶头盔、一面盾牌和一支长矛，每个骑士置备多少链甲、头盔、盾牌和长矛，应以在自己领地内所占有的骑士采邑多少为准”(注：郭守田：《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78页。)。可见，仅骑士装备一项就足以在骑士与普通民众之间构筑起难以逾越的鸿沟。(三)军役种类骑士的军役划分，就兵种而言，分骑兵、步兵；就职能而言，分野战和守卫。骑士主要是服骑兵役，在中世纪时代，骑兵是最具冲击力的兵种。然而，骑士≠骑兵。 骑士是一种头衔、爵位，一种资格、身份，骑士只是构成了装甲骑兵的主力。例如，在一名叫海尼特伯爵的军队中，并非骑士的装甲骑兵在史料中被提及了5次，有4次两者在数量上平分秋色。而一个时期弗兰德尔伯爵的军队中有500名骑士和100名装甲骑兵(注：.沃布茹根：《中世纪西欧的战争艺术》，第25页。)。一般而言，骑士作为骑兵兵种投入作战是能被人理解的。然而在现实中，骑士与步兵的联系是经常的和必要的。有时，他们被任命为指挥主要由步兵构成，偶尔包含一些骑兵的部队长官。有时，骑士则下马以步兵方式作战。这主要是因为或者跳下战马加强步兵并鼓励他们；或者不得不以步兵方式攻击城堡。1106年，亨利一世和他的扈从们就跳下战马与步兵并肩同敌军作战；1122年，胖子路易斯五世和他的骑士们徒步攻击了赖比斯特城堡 (注：布瑞福德·B·布鲁顿：《中世纪骑士与骑士制度词典》( n,Dictionary of Medieval Knighthood and Chivalry)，纽约1986年版，第296页。 )。另外，人们常常以奔突于城堡之间、冲杀于原野之上的形象界定骑士，然而，骑士常常用作守卫部队。他们主要负责守卫城堡、商站、税关和桥梁。这种骑士“不是用于野外的服务而是用于活动较少的任务。”(注：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36页。)(四)作战规则首先，骑士强调作战的公平。这种公平体现在作战双方数量上、等级上及机会上的平等。骑士誓言中有这样的规定：“他们决不在超过一对一的情况下进行战斗，他们要避免一切欺诈和虚假的行为”(注：基佐：《法国文明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 99年版，第126页。)。在厮杀中，骑士要攻击的是有准备的骑士或重装骑兵，“依照 骑士的规律，攻击步兵对于一个骑士，是有失尊严的”(注：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1卷，第477页。)。然而，现实的冷酷常常使这种“公平”的标榜黯然失色。 其次，在战术上，“突破无疑是中世纪骑士战术的主要目标”(注：.沃布茹根：《中世纪西欧的战争艺术》，第94页。)。对阵双方的骑士们或者肩并肩、战马挨着战马，尽量保持密集队形向前；或者单独、无序地冲杀。由于骑士作战战术的单一，骑士往往给人以鲁莽的印象。 然而，正面突破并非是唯一的。骑士战术还特别强调对敌方侧翼的攻击。他们总是尽力防卫自己的侧翼而试图袭击敌方的侧翼或后部。因而，逐渐出现了防护侧翼的许多战术。例如，认真选择战役地带(如以河流湖泊作掩护，确保侧翼不受袭击)、加强队形的纵深、建立防护侧翼的特殊战斗单位，等等。随着战争实践，骑士战术也发生着缓慢的演进。在百年战争中，英国人的战术更新似乎较快。英军往往采取诸兵种合成的防御性战术。在占据有利地形后，除一部分 骑士外，大部分骑士下马，排成方阵抗拒对方的骑兵攻击，保护弓弩手，使弓弩手在两翼向前伸出。而法军骑士部队更多的是选择从头到尾的冲锋，而每一次冲锋的秩序都会因英军弓弩手的“火力”而趋于混乱，结果遭致灭顶之灾。其三，对战利品及战俘的处理。在骑士的装备主要由个人承担的年代，以敌人丢弃的东西尽快装备自己是不成文的规矩。但是，聪明的统帅禁止立即收集战利品，而是采取观察并进行恰当的追击，以确保敌人不可能再返回。 对于骑士战俘，按常规是要被保留的。这主要是出于三点考虑：一是“按照骑士制度的规则，假如骑士面对敌人光荣地表现，骑士的胜或败就不那么重要了”(注：艾德加·普雷斯蒂奇：《骑士制度》(Edgar Prestage,Chivalry)，纽约1928年版，第71页。)。因此只要英勇地战斗过，被俘对骑士不是可耻之事。二是骑士大多是有经济、政治地位者，他们被俘后，释放的条件是一笔赎金。例如，上级领主被俘，下级骑士有把自己作为人质并交纳赎金的义务。三是战事频繁、胜负相易，谁能保证下一次被俘的不是自己呢?因此，善待被俘者以赎金为条件释放之，“这是那个时代的成规，所有不遵守者要受到严厉批评”(注：艾德加·普雷斯蒂奇：《骑士制度》，第73页。)。但是，事实往往要比这糟得多。而对于非骑士的战俘尤其是步兵战俘的命运则是悲惨的，因为步兵“无‘绑票’的价值。通常在胜利之后，对于敌人的步兵是一律加以屠杀，……在十四世纪根本上就没有收容俘虏的集中营”(注：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1卷，第477页。)。(五)服役期限及违约惩罚骑士为上级领主服役的期限一般为40天。一旦战争爆发，超期服役的情况时有发生，骑士服役期限则延长为60天，甚至更多。无疑，骑士服役期限的短暂对中世纪的战争艺术有极大的限制作用。因为这既不利于骑士部队的长期整合训练，也不利于组织长期战役和进行战略设计。后来，出现了以钱代役，即盾牌钱。“英国施行盾牌钱较早，十二世纪时已广泛采用，……法国、德国，十二、三世纪时各地也都推行盾牌钱制。”(注：马克垚①：《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第106页。) 骑士若不能履行服役义务，则予以惩罚。这种惩罚有两种：一是被处以罚金，直至剥夺采邑。二是任何一个骑士都要向其领主或国王宣誓履约，骑士如果违反他的誓言，不仅有损自己的身份，而且对于基督教骑士而言，这将使他冒着丧失灵魂得救的危险。这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惩罚。二、骑士法规 “中世纪的政治概念是：财产和社会势力授给人们统治的权利。行政服务和占有土地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土地财产决定了政治”(注：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第329页。)。因此，领有一处土地并垄断战争艺术的骑士，被纳入了土地占有权体系和政府管理体系，骑士的社会角色一身兼三，即：军人、地主和行政司法人员。而涉及骑士后两者的权利义务逐渐汇集成法律规范，内化入骑士制度中。(一)骑士采邑法规 骑士制度的物质基础是采邑，骑士制度的一切内涵都是以它为基础展开的。骑士 采邑又称骑士领或骑士封地。“承担为一个骑士的家庭提供养护费义务的一处采邑就被称为一个骑士的封地”(注：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页。)。按西欧封建法规定，骑士采邑是可以继承和转让的。正如法律是经验和传统的产物那样，这一法规也是长期发展的产物。 最初，采邑以终身为限，不得世袭。“然而，在11、12世纪，军事形势和法律形势都更加有利于骑士阶级，因而也更加有利于封臣，因为领主有赖于他们去装备服兵役的骑士。所以，封臣能够坚决主张由他的后嗣继承他在采邑上的利益和权利。”这种权利是通过一种所谓“被占继承土地收回之诉”的特殊令状逐渐推开的(注：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371页。)。于是，以长子继承为主的骑士采邑继承制确立起来。如12世纪的法学家格兰维尔说，按照英国的法律，骑士或以军役为条件领有土地者，应该由长子继承(注：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第114页。)。 与骑士采邑可以由骑士后嗣继承相伴随，骑士采邑也可以转让。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采邑的层层转让，把骑士纳入了封君封臣体系，即在通常的情况下，一名骑士 可能既是一名领主，又是一名封臣(注：这种情况不是绝对的，正如基佐在谈及法国 骑士制度时指出：“只有领主、封地的所有者才能成为骑士，才能有权成为骑士。这在法国南部稍有不同；在那里，公民们往往也是骑士，而骑士并非纯粹是封建的。甚至在北方，我们也遇到例外的情况；但它们是骑士制度所反对的例外，而且这种例外甚至引起检举、诉讼和法律上的禁止。”见基佐：《法国文明史》第3卷，第133、13 4页。)。(二)骑士的行政司法法规骑士采邑法规的确立在给骑士以经济力量的同时，也赋予了骑士以政治力量，从而使骑士具有一定的行政司法权。 首先，骑士可主持法庭。这种权利尤其体现在身为领主的骑士身上(我们不能忽视大量存在的无地骑士)，因为：“每个领主都有权主持法庭，即有权在法庭诉讼中统辖他的封臣——或统辖他的佃户而不管他们是否是封臣，这是那时整个西方的一项基本的裁判原则”(注：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375页。)。法庭的职责范围很广泛，如包括确定为支持一场战役而应由封臣支付的援助金数额，宣告使用公有地的规定，轻微的犯罪及一定类型的民事诉讼，甚至部分谋杀、抢劫和其他重罪的判决，等等。尽管随着西欧各国王权的不断加强，骑士可主持法庭这种情况不断受到挑战和压制，但这一原则一直顽强地存在到中世纪末。其次，骑士的其他执法。以较为典型的英国骑士为例，骑士的其他执法包括：1 、充任陪审团成员，即“4名骑士组成委员会，由其任命其他12名骑士组成巡回裁判的陪审团”(注：布瑞福德·B·布鲁顿：《中世纪骑士与骑士制度》，第289页。)。2、案件调查。如在刑事犯罪案件中任验尸官，作现场调查和记录等；在民事诉讼中，调查有争议的土地、指定遗孀产和嫁妆、以最后同意方式评估转让的土地、审计处于监护中的财产的数额，等等。3、疑犯追捕、罪犯看管等，事实上由于英国王权相对强大，繁多的骑士执法义务有时成了一种负担。西欧大陆地区骑士为王权或上级领主履行其他执法义务方面自由度更大一些。其三，骑士的上诉权。按封建法的规定，封臣可越过其直属的领主法庭向该领主的上级法庭提起上诉。12世纪，骑士的这种权利已成为法律。例如，英国骑士通过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获得了这种权利。法国法学家菲利普·德·博马努瓦尔根据其对法国博韦县法律的研究，列举了骑士上诉的理由：“一个骑士可以对他领主的法院的某个判决向更高一级的领主法院提起上诉：(1)拒绝受理；(2)错误的判决；(3)没有管辖权；(4)认可由伯爵或国王的令状所授权的上诉；(5)伯爵方面在案件中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比如，当该骑士声称他最近被不公正地侵占了自己完全保有的土地时，就是如此”(注：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377页。)。尽管骑士上诉权的使用频率和效果有待商榷，但骑士具有上诉权这一事实对西欧法律传统的形成无疑起到了建设性作用。三、骑士礼仪所谓骑士礼仪，即骑士阶层的仪式和礼节。骑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必然以其特殊的礼仪将自身与其他阶层区别开来。尤其是礼仪中的仪式部分，在骑士制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由于礼仪是社会观念的反映，中世纪西欧占主流的思想是基督教，因此在骑士礼仪及骑士观念中留下了深深的基督教印记。(一)骑士之子洗礼仪式。 按封建法律传统，骑士身份是可以继承的。因此，骑士的儿子尤其是长子，在一出生时就具有了骑士候选人的资格，于是形成了骑士之子初生时的洗礼仪式。该仪式一般分三个过程。 世俗洗浴。骑士之子一出生，立刻在其父亲的指挥下对婴儿进行洗浴，这是出于让骑士父亲回想起很久以前他身为骑士候选人时的誓言。浴毕，婴儿被以双手并于身体两侧、双腿并拢的姿式缚住并包裹，其上覆以华美的长袍。 宗教洗礼。这种洗礼不仅是使婴儿成为一名基督徒，更重要的是，“当他被从神圣的洗礼盘中抱起时，他不仅成了一名基督徒，而且在其内心深处已成为基督教骑士 。”(注：布瑞福德·B·布鲁顿：《中世纪骑士与骑士制度》，第297页。)宗教洗礼之后，举行包括诸如唱歌、跳舞、宴会、游艺等庆典活动，马上比武大会也经常为骑士的新生儿召开，参加活动者往往赠给该婴儿以礼物。(二)骑士侍童成为骑士侍从仪式 立志成为骑士的少年在14岁时要举行一种仪式，获取成为骑士侍从的身份。骑士 侍从是有实力的骑士的随从，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骑士侍从总要伴于主骑士左右。事实上，按照与主人的亲密程度、职责大小，侍从又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其级别分为：贴身侍从、典礼侍从、餐桌侍从、酒会侍从、配膳侍从，等等。 骑士侍童成为骑士侍从的仪式一般是这样的：少年由其父亲领至神父面前，他们每人手中拿着一根神圣的小蜡烛。神父为将由少年单独拥有的剑和腰带祈祷、祝福。随后，为他佩带上象征骑士侍从身份的剑。(三)骑士授予仪式 骑士授予仪式是确认骑士身份的仪式。在骑士纵横的整个中世纪时代，它一直是 骑士制度中具有权威性的仪式，成为每一名骑士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关于骑士授予仪式，已有文较详谈及，在此不再赘述。 需要指出的是，该仪式的举行时间除了在一些基督教节日、朝圣或贵族家庭中进行重大活动时之外，还有两种情况：一是在战役前或激战后，该种情况在14、15世纪屡见不鲜。例如1337年，英法战争即将爆发时，英方在3月11日为20名骑士举行了授予仪式。二是国王或大封建主在旅途过程中。这种情况的第一次记载发生在1354年9 月31日，查尔斯四世授予弗朗西斯为骑士。当时，德皇骑在马上，用手拍着佛朗西斯的脖子说：“成为一名好骑士，忠于帝国”。然后，两名查尔斯的随从贵族为他安上了马刺(注：理查德·巴伯：《骑士与骑士制度》，第41、42页。)。如果说骑士的各种仪式是骑士制度规范化的一部分，那么，骑士礼节则是骑士制度生活化的一部分，这涉及骑士的衣食住行。例如，骑士要穿着整洁，在领主及贵妇面前保持礼数；站时不要抓挠身体或倚靠着柱子；在让他坐下前不要坐下，骑士侍从不允许与一个骑士共同入座，即使这个骑士是他的父亲也不行；用餐时“不能用肉直接去蘸盐碟里的盐，不能把鼻涕擦在桌布上，不能用小刀剔牙”；出行时“要高贵庄重地走路，不得向动物投掷树枝或石块，不得唤狗咬人，要礼貌待人”；平时“要参加教堂里的宗教活动，要侠媚妇女，要服从主人的命令”(注：约瑟夫·斯瑞：《中世纪词典》( of the Middle Ages)，纽约1982年版，第660、661页。)，等等。虽然涉及这方面的史料更加模糊而破碎，但我们仍能从近代以来的西方礼节中窥其一斑。 由此可见，尽管骑士的仪式、礼节有着世俗的成分，但人们更多体验到的是基督教气息。宗教性渗透到骑士的生活之中，极大地影响了骑士阶层的思想观念。“一个人如果不是基督徒，没有接受过洗礼就不能成为骑士”；“没有信仰，你就不能很好地履行骑士的义务”(注：莱昂·高梯：《骑士制度》(Leon )，纽约1968年版，第10页。)。因此，宗教热忱在骑士制度的盛行时期大行其道，骑士被冠以基督教骑士之名。一批骑士之花如一度隶属于教皇的条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成为骑士的楷模。 总之，通过对有形的制度层面的梳理，笔者认为，中世纪西欧骑士制度是指以军事采邑为基础、以骑士服役为表征、以基督教为指导思想、以中小封建主统治为本质的骑士阶层所特有的组织制度、法律规范、道德准则、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的总称。西欧中世纪骑士的武器装备及其演变西欧中世纪骑士是职业军人，他们主要的社会职责是从事战争。战斗以及与战斗有关的习武、比武等行为是骑士生活中最重要内容。因此，武器和装备不仅是每个骑士不可缺少的，也与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那么，中世纪骑士们主要使用什么样的武器和装备？它们又如何不断得到改进？搞清这些问题对我们进一步了解中世纪的骑士生活十分必要。一、长矛和剑长矛是骑士最重要的武器之一。骑士在战场上与敌人交战，最先使用的武器就是长矛。 中世纪之前的欧洲，长矛在战争中的使用非常普遍，步兵用，骑兵也用。长矛由铁质矛头和木质矛杆组成，比较轻便。古罗马时，步兵和骑兵的长矛既可手持刺杀敌人又可抛出射杀敌人，类似标枪。罗马时代的骑兵为轻骑兵，由于没有马蹬，骑兵无法在混战中稳稳地骑在马背上，他们大多在一定距离之内抛出长矛，射杀敌人。早期法兰克人的长矛主要为满足步兵作战需要，有些矛头带有倒钩，矛杆的大部分用铁皮包住，这种矛刺入人体后，由于有倒钩，造成的伤害很大。如果刺中对方盾牌，持盾牌者很难把长矛拔掉，也很难迅速砍断矛杆，此时，持矛者可使矛另一端搭地，并迅速冲上，用脚踏住拖地的矛杆，压下敌人的盾牌，当敌人的头和胸部暴露的瞬间，用手中的其它武器直取对方要害。（注：.诺曼：《中世纪的战士》( Medieval Soldier)纽约，1971年版，第12页。）中世纪骑士制度产生之初，骑士们使用的长矛大多延续古罗马和日耳曼式的长矛，但也有一定的改进。由于马蹬的广泛使用，骑士的作战方式发生变化，他们可单手持长矛与敌人厮杀，矛杆的长度和粗度都有增加，矛头已无倒钩，矛尖也变成平缓的菱形或柳叶形，有的矛头下端两边有横凸出来的小“矛翼”。这一系列变化都有利于骑士在马上冲刺敌人时，长矛不至于戳得太深而不易拔出。 12世纪以前，矛杆的前后粗细基本一致，在战场上如需要，长矛仍可被抛出刺杀敌人。1066年的哈斯丁斯战役，法国骑士们正是用这种方式打乱了英国军队城墙似的盾牌阵容。12世纪早期，在某些骑士长矛的矛杆手握处前面有一小圆环，这可能是持矛者在进攻时，为防止冲击的反作用力易使长矛脱手所设。（注：.诺曼：《中世纪的战士》( Medieval Soldier)纽约，1971年版，第232页。）13世纪以后，出现前细后粗矛杆，手握处刻有手握槽柄。这种长矛由于矛杆前端比后面细许多，使长矛大部分重量移至手柄处，易于骑士控制和掌握平衡，槽柄使骑士在冲刺时长矛不易脱手。14世纪，矛杆手握处前面出现一圆形金属挡盘，对持矛的手起保护作用。同时，矛头出现锥形。（注：雷蒙德·鲁道夫：《骑士和骑士制度时代》(Raymond Rudorff,Knights and the Age of Chivalry)纽约，1974年版，第214页。）中世纪骑士长矛矛杆很长，在12世纪，矛杆长度不少于8英尺。14世纪末，有矛杆长达15英尺。矛杆以梣木最为普遍，也有用苹果木、锇耳枥木、松木等质地比较坚硬且具一定韧性的木材为宜。 行军途中，长矛通常被斜扛在右肩上（如果是右手持矛）。发现情况准备进攻时，长矛被垂直竖起，底端垫在右马蹬边，或置于右手鞍褥特制的凹槽上。进入进攻距离后，骑士持平长矛，用踢马刺催马向前冲去，矛头稳稳地对准敌人。持矛方式大体有两种：一种为手握矛柄，矛杆底端抵住右侧大腿；另一种是手持矛柄，用臂膀和腋窝稳住矛杆后端。这两种方式都使长矛从马脖上方的左侧伸出，指向敌人。（注：莱恩·高梯：《骑士制度》(Leon Gautier,CHIVALRY)纽约，1968年版，第322页。）剑，是骑士另一重要武器，在战场上它往往被用于长矛折断后与敌人近距离的白刃战中。长矛杆容易折断，甚至在一次战斗中会折断几支。而一把好剑往往伴随一个骑士的终生。因此，骑士对自己的剑十分珍视。 剑由双刃剑身、剑柄、剑柄前面的横挡以及剑柄底端的柄锤组成。中世纪早期的剑，与上古时代的剑区别不大，上古时期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是步兵，剑主要由步兵使用。当时的剑剑身较宽，两刃间的距离从上到下宽度一致，剑身带有血槽，主要用来劈砍，必要时还可抛出。骑士军队成为欧洲战场上的主力部队后，剑与长矛一样成为骑士必备的武器。随着剑被骑士广泛使用，一度曾被法兰克人非常喜爱使用的刃部宽阔呈月牙状弯曲的战斧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单刃长刀也被淘汰，这两种武器更适合步兵双手挥舞。大约公元900年左右，剑的形状出现新的变化，剑身从柄部到顶端逐渐变窄，这种剑的重量大多集中在柄部，使骑士单手持剑时感到轻便，易于劈砍和刺杀。中世纪剑的长度，大约为94厘米，其中10厘米左右为柄部，柄部宽55厘米左右。 剑柄前部的横挡与剑身和剑柄呈十字形，11世纪时，横挡的长度有些增加。12世纪，横档与剑身、剑柄垂直相交的形式最为普遍，但也有些剑，两边的横挡呈锐角状向剑身方向弯曲，也有剑的横挡只是向剑身方向微有倾斜。有一把从12世纪保存下来的剑，其横挡两端头，向剑身方向呈直角弯曲，上面雕铸着动物小头像。（注：.诺曼：《中世纪的战士》( Medieval Soldier)纽约，1971年版，第236页。）剑柄下方的柄锤大多为圆球形、半球形。11世纪出现有一定厚度的圆片形柄锤。12世纪这种形状的柄锤变得普遍。柄锤的重量与剑身重量成一定比例，使持剑者易于掌握平衡。剑柄与剑身由钢铁质材料通体煅造而成。有的剑的柄部用两个夹片与柄芯铆在一起。剑的横挡、柄与柄锤部分往往镶嵌各种宝石，并且有的把圣人的遗骨、遗血、遗发、遗物等铸进柄部和柄锤里面，以求保佑。从《罗兰之歌》对罗兰的宝剑杜论达的描写中可见到：“啊，杜论达，你是多么圣洁美好，你的金柄上镶满神圣珍宝，有圣巴西的血和圣彼得的牙，还有我主圣但尼的遗发，还有衣服属于圣玛利亚。”（注：杨宪益译：《罗兰之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页。）剑平时被放在鞘中，剑鞘通常由薄木或铁质材料制成，外蒙羊皮纸或丝绸。剑鞘的边缘由铁皮镶住，剑鞘有扣环，用带子穿过，系于腰间。 剑对于骑士不仅仅是一种重要武器，它还有神圣的象征意义。骑士的剑，在授剑仪式上要经神职人员的祈祷。（注：迈克尔·福斯：《骑士制度》(Michael Foss,CHIVALRY)纽约，1976年版，第38页。）剑的双刃具有不同意义：一边服务于上帝，打击异教徒和上帝的敌人；另一边保护人民，惩治残害弱者的恶人。剑是正义的象征，骑士随身带剑，并可随时随地
1、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杂志--- 美国
2、 Psychological bulletin
心理学公报 --- 美国
3 、Psychological review
心理学评论--- 美国
4 、Behavioral & brain sciences
行为与大脑科学 --- 英国
5、 Psychological reports
心理学报告---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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