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的论文研究
读姚守亮的《宋玉辞赋语法修辞研究》，书中涉及到宋玉的生平资料，虽是一家之言，却可聊备一说。因为历史上没有记载，只有零星的记述。 （一）宋玉其人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最早记载了宋玉的相关情况：“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其后史书、方志均有一些零星的记述，如（汉）韩婴《韩诗外传》卷七第十七章：“宋玉因其友见楚襄王，襄王待之无以异，乃让其友。” （汉）刘向《新序·杂事第五》：“宋玉因其友以见于楚襄王，襄王待之无以异。宋玉让其友。”另：“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见察，意气不得，形于颜色。”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宋玉赋十六篇。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 又如（晋）习凿齿《襄阳耆旧传》卷一《人物·周·宋玉》：“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求事楚友景差。景差惧其胜己，言之于王，王以为小臣……友谢之，复言于王。玉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而爱赋，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等等。 通过上述可知，宋玉主要活跃于楚襄王时期，在屈原之后，与唐勒同时。（二）宋玉故里 宋玉是湖北宜城人，历史文献言之凿凿。如《襄阳耆旧传》卷一：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这是现今所知关于宋玉故里最早、最明确的记载。习凿齿是襄阳人，宜城历来隶属于襄阳，故作为同乡后辈的习凿齿所记应当是可信的。 又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八“沔水”条注曰：“城，故鄢郢之旧都，秦以为县，汉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城南有宋玉宅。玉，邑人，隽才辩给，善属文而识音也。” 再如宋代祝穆《方舆胜览》卷三十二《京西路·襄阳府·人物》：“宋玉，宜城人，有宅在城南。” 还有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卷一一五四《古迹考》亦云：“宋玉宅，在县南三里宋玉墓之南。”以及同治年间编修的《宜城县志》卷七《耆旧志.列传》：“宋玉，楚人也，屈原弟子。”等等。 （三）宋玉生卒年 宋玉一生经历了楚顷襄王、楚考烈王、楚幽王、楚王负刍四朝。他大约生于楚顷襄王元年（公元前298年），卒于楚亡之时（公元前222年），享年七十六岁。 （散人注：陆侃如《宋玉评传》推测，宋玉生于公元前290年。） （四）宋玉其作 宋玉辞赋的具体篇目，目前学界普遍认同的，包括《楚辞章句》中收录的2篇楚辞作品，即《九辩》和《招魂》;《文选》中收录的5篇楚赋作品，即《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和《对楚王问》;《古文苑》中收录的6篇楚赋作品，即《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和《舞赋》;《文选补遗》中收录的1篇《微咏赋》，以及1972年山东银雀山出土的宋玉赋佚篇《御赋》，约计十五篇。 散人按：其上15篇中，《笛赋》《舞赋》争议较大，而《招魂》已确定非宋玉所作。 附：李白《感遇》 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 巫山赋彩云，郢路歌白雪。 举国莫能和，巴人皆卷舌。 一惑登徒言，恩情遂中绝。
宋玉是中国历史上与潘安齐名的最著名的两大帅哥之一。 《登徒子好色赋》里，写有一位大夫登徒子说：宋玉“为人体貌娴丽玉，口多微辞，又性好色”，宋玉就解释说有曾经有一位绝色美貌的东家之女登墙偷窥自己三年，但他都对人家不理不睬，因此不能说自己好色。
众所周知，宋玉既是我国战国时期的著名辞赋作家，又是问题最多、最难研究的作家。尽管他与屈原齐名，并称屈宋，可是历史文献中对他的记载之简略，异说之众多 ，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文献无征的状况已经使研究者手足无措，而记载的歧异，说法的混乱，更使得有心涉足其间的人望而却步。自汉唐迄于明清近代，关于他的作品真伪、生卒年代、仕途履历，一直都是各执一辞，莫衷一是。这些问题给宋玉研究罩上了重重迷雾，也局限了宋玉研究，以致整个二十世纪，在其他各个朝代作家研究都硕果累累的时候，宋玉研究这一领域却仍是空白一片。令人鼓舞的是，湖南科技大学中文系的吴广平先生向学界推出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宋玉研究》（岳麓书社），全书万字，凡十六章，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生平与著述”主要运用文献考据的研究方法，考证宋玉的姓字故里、生卒年代、行止交游、著述真伪问题，中编“继承与融会”着重论析宋玉与儒家、道家、纵横家及神巫文化的关系，以及与屈原的文学承传，下编“成就与地位”论述宋玉在赋史上的地位与对赋体文学的贡献，宋玉作品中的主题、人物形象，宋玉赋与地域文化、宋玉赋与大言小言等问题。三编以外，又以3万余字的“结语”作结，并精心编制了“宋玉研究论著索引”作为附录，供读者参考。 在研究中努力做到传统和现代结合，中西结合，以达到融会贯通的宏通境界，是很多学者的共同追求，也是著者自立的崇高学术目标。作为一部探索性很强的著作，《宋玉研究》很好地体现了著者的学术个性与学术追求。该著最显著的特色，是能熟练使用传统考据和文本分析方法，同时运用语言学、神话学、宗教学、原型批评等现代西方理论与方法解读宋玉及其作品，收获甚丰。 在搜集史料时，著者充分利用文化人类学成果与考古学界成果。如宋玉《神女赋》写的是楚襄王梦神女还是宋玉梦神女，这一聚讼纷纭的老问题，除从传世文献中发掘新材料外，也注意到文化人类学提供的域外的、原始的、民族的、民俗的材料。又如在解决旧题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真伪问题时，较好地利用了徐少华、黄家忠两人发现的考古材料。参考资料：对宋玉的现代解读回答者：司马玉致 - 童生 一级 11-3 21:55评价已经被关闭 目前有 0 个人评价 好50% （0） 不好50% （0） 其他回答 共 1 条中国古代十大美男zt 九,宋玉 宋玉是中国历史上与潘安齐名的最著名的两大帅哥之一,但是这位先生的帅名却又多少来得有些蹊跷.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从来就没有哪部正经的史书甚至野史笔记里说过他是如何如何的帅,唯一的佐证便只有他写的那篇《登徒子好色赋》了.在那篇赋里,写有一位大夫登徒子说宋玉\"为人体貌娴丽玉,口多微辞,又性好色\",宋玉就解释说有曾经有一位绝色美貌的东家之女登墙偷窥自己三年,但他都对人家不理不睬,因此不能说自己好色,接着他就描述登徒子如何喜爱丑陋的妻子,与她生了五个孩子,从而把\"性好色\"的罪名加到登徒子的身上.毕竟大家都比较相信帅哥,于是就听信了宋玉的话,而\"登徒子\"却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除了这篇赋之外,就再也寻不到一分一毫关于宋玉之美的蛛丝马迹了. 据说,宋玉是屈原弟子,他并没有因为其美貌而青云直上,其在官场上混得还是比较差的,一生都没有做过什么大官,虽然靠写得一手好文章和精通音律,也曾接近过楚王,但也没有捞到什么好处,连提点建议都没被采纳.但他并没有从此自弃,而是投入到创作中去,也写出了不少好文章.他在屈原骚体的基础上变化出一种新体裁----赋,虽不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算是不辱没师门了.其作品文字华丽,对事物刻画入微,像他那篇名作《登徒子好色赋》所塑造的\"登徒子\"形象就非常成功. 这篇著名的《登徒子好色赋》据说是一篇赝文,很多人都说它并不是宋玉的作品.如果真是这样,对我们考证宋GG是一位帅哥倒未尝不是件好事,因为假若真是别人写的,那宋玉之美大抵该是得到时人或晚近之人公认的了,否则的话,宋GG在自己的寓言之作中夸言己之美貌,那倒要很让人怀疑其真实性的.无论事实如何,宋玉终归是顶着了一顶帅哥的高帽了,他的帅名也早已流传千古,虽然多少还\"犹抱琵琶半遮面\"些,但考虑到他才子词赋家的身份,入选这份美男榜还是不遑多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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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林黛玉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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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林黛玉的人物性格分析 《红楼梦》中写了一大群青年女性，她们住在大观园内，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女儿国。在作者笔下的这几十个青年女性，一个个不仅美丽、聪明，而且是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行止见识”不凡的、有独立人格的人。作者有意让书中的一位优秀男性唱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那么热烈的颂歌。但是，《红楼梦》既是女性的颂歌，又是女性的悲剧。就是这些作者所极力赞颂的优秀女性，却成了“薄命司”册子上注定没有好结局的人物，作者用她们的悲剧的泪水酿成了芳醇甘冽的艺术美酒，这就是书中所说的“千红 一窟（哭），万艳同杯（悲）。” 在《红楼梦》众多女性中作者塑造得最美好，也是作者极力赞颂的一个人物，就是书中的主角之一林黛玉。她和贾宝玉构成了《红楼梦》中与众不同的两个人物形象，她们都是古今未有之人，她们的所作所为在世俗人眼里是格格不入的。就如不是“正经主子”的林黛玉，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一个“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的人，在贾府很不得人缘。心胸爽朗的史湘云就曾当着宝玉的面，说她是一个“小性儿，行动爱恼人”的人。与林黛玉毫无干系的赵姨娘在背后也发过牢骚：“要是那林丫头，她把我们娘儿正眼也不瞧……”。丫环小红和坠儿在滴翠亭说悄悄话，中了宝钗的“金蝉脱壳”计，误认为是林黛玉听见了，当时就很紧张，小红说：“那林姑娘嘴里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因而对她都怀有不满。林黛玉甚至在贾母面前也逐渐失去了欢心，最后正如她自己在《葬花吟》、《秋窗风雨夕》等诗词中所说的，陷入了“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苦难境地。 林黛玉为什么会陷入这种苦难境地呢？这就得从林黛玉的性格上分析。下面就分别从林黛玉的性格特征表现、形成原因和时代意义等几个方面来详细分析。 一、林黛玉丰富性格特征的表现 （一）在林黛玉的丰富性格中，较为突出也最为世人所公认的就是那所谓的“小性儿”，说话尖酸刻薄不饶人、诸事好挑剔等。其实，这些都是一种表面现象，在其 “小性儿”、说话尖酸刻薄等令人不喜欢的性格背后，隐藏的正是她那颗十分强烈的自尊心。执著地维护自己的自尊心，正是她一切性格的根源。要求尊重和维护人的尊严，不能容忍对人格和自尊心的丝毫亵渎，是她性格的核心部分。 在“林黛玉抛父进京都”时，她就“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正反映了她那种强烈的自尊心，林黛玉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曾“常听得母亲说过，他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他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况今至其家”。而自己如今的处境是寄人篱下，不是“正经主子”，因而显得更加小心在意，惟恐自己的自尊心在众人面前受损。可以说，林黛玉就是带着这样一颗强烈的自尊心来到贾府的，明白了这点，我们就会发现，林黛玉那些被人们视之为“小性儿”的事情，都是和她的这颗强烈的自尊心密切相关的。它就象一根绷得紧紧的弦，安装在异常敏感的林黛玉身上，不管有意无意，只要稍一触动，就会强烈地颤动起来。 第七回，写周瑞家的替薛姨妈给贾府众姐妹送宫花一事，当送给林黛玉时，林黛玉正在宝玉房中，周瑞家的笑着说：“林姑娘，姨太太着我送花来与姑娘戴。”宝玉便说：“什么花儿，拿来给我看看。”而林黛玉却只一望便问：“还是单送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周瑞家的说：“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了。”林黛玉当时就“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从这里看出，林黛玉在意的不是宫花的价值，而是在乎于在这件事中别人对她的态度，她不是嫌送来的花是“假花”或不合心意等，而是不愿意别人有意把她放在最后，将挑剩的送给她。因为这太伤她的自尊了，如果不明白这点，倒真会以为林黛玉对人对事太小气了。 第十八回，“林黛玉误剪香囊袋，贺元春归省庆元宵”中，写宝玉一时高兴把身上的所佩之物都给了众小厮们。林黛玉知道后，以为自己送给他的“荷包”也给小厮们拿走了，就道：“我给的那个荷包也给他们了？你明儿再想我的东西，可不能够了！”说完就赌气回房，把原来正替宝玉做的香袋儿“拿过来就绞”。后来宝玉跟她解释过后，他也知道了那“荷包”宝玉珍藏在怀里，可还是生气，当宝玉向她陪不是时，她还边哭边说：“你不用同我好一阵歹一阵的，要恼，就撂开手，这当了什么！”最后禁不住要宝玉“好妹妹”长、“好妹妹”短的赔不是。咋一看，林黛玉似乎真是太小气了，简直有些无理取闹的架势，但只要细加分析，就可以看出她的这种“小性儿”后面，遮住的正是她的美好品德，正是她那要求爱情专一、要求尊重人、维护人的尊严的强烈的自尊心，是这种强烈自尊心的表现。 第十九回“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一节中，宝玉闻得林黛玉袖中发出一股幽香，便拉住要瞧笼着何物，林黛玉说：“想必是柜子里头的香气，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知”。宝玉说：“这香的气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饼子……的香”。林黛玉冷笑道：“难道我也有什么‘罗汉’、‘真人’给我些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没有亲哥哥亲兄弟弄了花儿，朵儿，霜儿，雪儿替我泡制，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罢了。”当宝玉识趣地避开话题后，她又说：“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没有？”害得宝玉一时解不下来，就问：“什么‘暖香’？”她却笑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后来还是宝玉解得围。大家都知道，《红楼梦》中有“冷香”的就是薛宝钗一人，而林黛玉说的那个“人家”当然就是指宝钗了。从这里林黛玉已表现出心思细密，敏感异常。为什么会这样呢？仔细一思量就可以知道，其实这也正反映了林黛玉那种强烈的自尊心。她生怕自己的知已恋人被人抢走，那样对她就太不公平了。 第二十回，史湘云就当面对林黛玉说：“你敢挑宝姐姐的不是，就算你是好的，我算不如你，他怎么不及你呢？”林黛玉听了当时就“冷笑”道：“我当是谁，原来是她，我哪里敢挑他呢。”后来还是众人劝解开来，从这里我们难道能说林黛玉“小性儿”吗？她为什么“冷笑”？这我想大家都知道，在《红楼梦》中，宝黛钗的关系是最敏感尖锐的话题，而史湘云却有意把林黛玉说得不如宝钗，这怎能不伤她的心呢？她那根自尊心的弦就不由得会激烈地颤动起来了。 第二十二回贾母带头出资二十两给宝钗做生日，并特意请了班戏子来热闹，而林黛玉到贾府这么几年，却从没人给她做过一个像样的生日，至于后面说“敏探春”算贾府众人的生日时就记不起林黛玉的生日了。这还罢了，至晚散时，凤姐指着一位戏子说：“这个孩子扮上活像一个人，你们再看不出来？”史湘云就当着众人的面笑道：“倒像林妹妹的模样儿”。众人都笑起来了，说：“果然不错”，宝玉给湘云使了个眼色，后来差点气走了胸怀爽朗的史湘云。而这也成为宝黛闹矛盾最凶时间最长的导火线，气得宝玉“大哭起来”，感到“回头试想真无趣”。宝玉对林黛玉还从没这样灰心过呢，每次林黛玉生气，他都会去哄她，而这次却例外了。林黛玉之所以这样大发作，原因很简单，“我原是给你们取笑的——拿我比戏子取笑”，这太伤林黛玉的自尊心和人格了，因为当时社会地位最低贱的就莫过于“戏子” 了，这怎能不使她备受屈辱呢？难道我们还能说她“小性儿”吗？ 第二十六回林黛玉到怡红院敲门，刚好碰到晴雯生气，没听清是林黛玉的声音而没开门，林黛玉就错疑在宝玉身上，就“独立墙角边花阴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回去后，又“倚着床栏杆，两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泪，好似木雕泥塑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薛宝钗史湘云都曾受过宝玉不留情面的顶撞，她们也不过是“满脸通红”而已，而林黛玉却只因一点误会受了点委屈就撕心裂肺的痛哭，实可见其自尊心的强烈了。 要列举林黛玉为捍卫自己的自尊心而表现出的“小性儿”的事例真是太多了，但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林黛玉在处理爱情问题上表现出的若为尊严故，生命与爱情皆可抛了。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中，林黛玉发现宝玉看的是《会真记》后，“把花具且都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并也笑道：“果然有趣”，可当宝玉借机说出“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来表达自己的爱意时，林黛玉听了，“不觉带腮连耳通红，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生气地指着宝玉说：“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说到“欺负”时，“早又把眼睛圈儿红了，转身就走”。原因是什么呢？是宝玉说的确是“淫词艳曲”、是“混话”吗？当然不是。前面说到林黛玉对《西厢记》、《会真记》一类的书也是“越看越爱看的”，怎么这会儿就成了“混话” 呢？是林黛玉不爱宝玉？可大家都知道宝黛的爱恋是真挚的，可以说林黛玉在贾府生活下去的勇气就是对宝玉爱情的追求与憧憬，是宝玉的爱情带给她生的信念，吸引着她对未来的期望，一旦得到宝玉爱的表白时该是多么的欢心，多么的喜悦呀。而事实却相反，林黛玉却对梦寐以求的爱的表白感到气愤不已，觉得宝玉是“欺负”她。既然林黛玉是爱宝玉的，又是喜欢这些“混话”的，那么是不是林黛玉做作呢？我们知道林黛玉当时的“不觉带腮连身的通红”、“早又把眼睛圈儿红了” 这些表情，是连善变的王熙凤也一时装不出来的，何况是这个“痴颦儿”。这样，唯一的解释就是，以林黛玉的身份、地位、教养，这样的婚姻大事是不能在这样的场合、以这种示爱的方式出现的，这种场合和方式至少她是不能接受的。这种爱的坦白对她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亵渎，是“欺负”她，太伤她的自尊心了。像这样的例子，在第二十六回“萧湘馆春困发幽情”一节中表现得也很充分。当宝玉当着林黛玉的面对丫环紫鹃笑道：“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 ’？”时，林黛玉是气得“登时撂下脸来”，还哭着说：“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帐书，也来拿我取笑儿。我成了爷们解闷的。”哭着下床往外就走。林黛玉为什么这样大发作呢？当宝玉来时就明明听到林黛玉在床上忘情地长叹“每日家情思睡昏昏”，这足以说明林黛玉心中对宝玉的爱恋是无限火热的。每日都为宝玉神昏不定，思曲缠绵，而且自己口中说的就是那所谓的“混话”。可见，本来宝玉话中的内容、词语的实质是可以带给林黛玉爱情的喜悦的，但宝玉表达爱情的方式却伤了她的尊严，令她无法接受，至少她是这样认为的。在神圣的爱情与尊严面前要她做选择的话，林黛玉是毫不犹豫地选择维护自己的尊严。可见，林黛玉的自尊心是何等的强烈了。 （二）人们在注意到林黛玉的“小性儿”的同时，又往往会被林黛玉的善良、纯洁、率直、热情大方、温柔体贴等所感动。这才是林黛玉性格的真正面目。 第四十一回“栊翠庵茶品梅花雪”时，林黛玉因听宝玉对茶赏赞不绝，就问：“这也是旧年的雨水？”当时妙玉就当着宝玉宝钗两人之面说林黛玉：“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你怎么尝不出来？隔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轻浮，如何吃得。”可林黛玉却“知她天性怪僻，不好多话”，毫不介意。第二十二回，宝玉一时“感忿”写了一个字帖儿，林黛玉看了“不觉可叹可笑”，还把它带回去与湘云同看。此中并不因湘云刚不久曾当众说她像台上的某个戏子引起与宝玉的一场大风波而记恨湘云，可这是一般人不能做到的。但被人视之为“小性儿”的心胸狭隘的林黛玉却能做到，足见其气量宽宏了吧！林黛玉不仅在十二钗面前表现得很宽容，就是在丫环面前也不例外，林黛玉与宝玉交往过程中，经常闹别扭，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丫环紫娟就曾为此事当面批评林黛玉：“宝玉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当然此类事情中，紫娟有许多是不明就里的，但林黛玉却一声也不责怪她。在这些方面，被人们视之为“小性儿”、“行动爱恼人”的林黛玉，不是表现得非常豁达和宽容吗？ 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中，林黛玉当面对宝钗说：“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当宝钗提出给她送燕窝时，林黛玉忙笑道：“东西事小，难得你多情如此。”别人不知，还以为林黛玉真是个多心的人。其实，林黛玉怀疑宝钗是有原因的，从滴翠亭宝钗扑蝶时偷听了丫环说话而后又使金蝉脱壳计嫁嫌于林黛玉这事就可知宝钗的为人的确奸诈，林黛玉对她怀有戒心是很自然的。而当林黛玉处在孤苦、愁闷的心境下，宝钗给她捎来一点燕窝并与她说了几句悄悄话之后，就把心都全盘掏出来给宝钗，把内心的秘密都说了给宝钗。“若不是从前日看来，今日这话，再不对你说……”。钗黛之间的矛盾就这样在林黛玉的率直的坦白、纯洁的心灵面前得到了些许缓和。当然这正中了宝钗设的奸计，但至少在外人看来，包括林黛玉都认为，自己与宝钗关系好了。这从后面宝玉问林黛玉：“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林黛玉笑道： “谁知她竟真是个好人，我素日只当她藏奸”可看出，在这里，林黛玉仅凭几件小事就相信了宝钗，不仅改变了对她的看法，还把自己过去对她不尊敬的看法也直率地告诉了对方。并不是她幼稚无知，而正是反映了她朴实纯洁而又直率的美德。 第四十八回，写香菱要学诗，林黛玉就笑道：“既要作诗，你就拜我作师，我虽不通，大略也还教得起你。”多么热情！在教诗的过程中，又先对她讲一般的原理， “不以词害意”。又给她推荐好书，并借给她必读书《王摩诘全集》等，帮她解释诗意，然后命题作诗。批改诗篇尤其认真仔细，真正做到了其自诩的“诲人不倦”。在“一个个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贾府中，几曾见过这种真诚的热心的人呢？何况香菱还是一个半妾半婢的可怜人呢！林黛玉关心他人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当蘅芜苑的一个老婆子晚上给她送来一包燕窝时，林黛玉命她外头“吃茶”，还能为她想到“如今天又冷，夜又长，越发该会个夜局，痛赌两场了”，并“命人给他几百钱打些酒吃，避避雨气”。在贾府又还有谁能如此细心体察并关心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老婆子呢？只有林黛玉能做到，这就足于说明她那颗心是善良的了。 不少读者认为，林黛玉总爱和宝玉闹别扭，哭哭啼啼。其实，这些现象都发生在宝黛爱情的最初阶段。当宝黛爱情进入到一种默契阶段后，林黛玉对宝玉表现出来的都是无比的温柔体贴、细致周到的关心。当一个刮风下雨的夜晚，宝玉来探黛玉因“夜深了”要离开潇湘馆时，林黛玉问：“你听雨越发紧了，快去罢，可有人跟着没有？”又嫌他的灯不亮，把自己最好的一个给他，并指出他重物不重人，变出“剖腹藏珠”的脾气来。又教他如何打灯笼、路上如何走等等。是何等的温柔体贴呀！ 二、林黛玉丰富性格特征形成的复杂原因 从上可见，林黛玉本来是一个善良、纯洁、热情大方、温柔体贴、胸怀坦白的人，但由于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使得其在本来性格的外面，常被一层伤感、“小性儿”、说话尖酸刻薄等表象笼罩着，使读者不易真正地理解它。造成这样的原因，从广义上讲，是时代所赋予的。林黛玉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林黛玉对人的尊严的肯定的性格特征就是作为新兴的思潮出现的。他们是与封建社会的不合理现象相对立的，因而常常遭到封建制度的卫道者的阻挠，林黛玉的所作所为必然会受到守旧派的指责。在这样的矛盾斗争中，林黛玉的性格的闪光点就往往被世俗之人视之为“小性儿”了。 从林黛玉生活的具体环境来分析，我们也可以发现，林黛玉生活的贾府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势力十分顽固的封建没落家族，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封建社会的不合理现象。比如王熙凤“戏效彩斑衣”那样令人恶心的“孝心”；宝钗在饮食、穿衣、点戏、猜谜等各个方面对贾母所献的殷勤和在作诗等方面对元妃的奉承以及在丫环面前的所作所为；王夫人在人前的假慈悲；“薛姨妈的爱语慰痴颦”等封建社会的遗毒等等。寄人篱下的林黛玉虽是个弱女子，但她选择的却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绰陷渠沟”的人生道路，这样她那高洁的不肯折节媚俗、孤极傲世的性格就必然与世俗格格不入。因此，由于林黛玉坚持其固有的高洁本性，因而就不见容于这污淖的封建世俗，从而又引起其自尊心对污淖世俗的更大不满。就是这些原因循环往复的作用，形成了林黛玉性格与现实的尖锐的矛盾冲突，这些冲突就形成了林黛玉丰富的性格特征。三、林黛玉性格特征的意义 从林黛玉性格特征形成的原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林黛玉的“小性儿”并非是其本性，而只是她对现实强加给她的种种伤害的一种反击。因而它不是一种性格缺陷，而是一种斗争表现，是其强烈的自尊心，是其维护人格尊严的最充分的体现。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无论中外，都是不把人当人看待的，妇女尤其没有社会地位，不受尊重。封建的眼光把女人看作是“贱人”，是第二等的人，她们连做人的基本权力都被剥夺了，更谈不上尊重人、维护人的尊严。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最美丽的女性形象也不过是敢于为自己的爱情和幸福而斗争的可爱形象了。从来没有那个女性形象像林黛玉那样把妇女的地位看得那样高，也从来没有哪一个女性形象像林黛玉那样有如此强烈的自尊心，如此执着地维护人的尊严，尤其是执着地要求尊重女性，她的出现就使人的价值大大提高了。因而，她的性格特征是一种不易觉察的而又带有历史必然性的新思潮。这种思潮萌发在林黛玉身上，是作为一种斗争口号出现的，是一株民主主义思想的幼芽，是一盏号召人们前进的信号灯，发展前途是不可估量的，带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具有了这种性格特征的林黛玉的形象无疑就是作者心目中的偶像，是作者心中真善美的代表。可她却在封建势力的重压下夭折了，这是何等的悲剧啊！作者就是通过林黛玉这个形象对污绰的世俗进行有力的揭露和鞭挞，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在封建社会里真善美是如何被假恶丑践踏和吞食的，从而引起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这就是林黛玉性格特征的悲剧意义所在了。 总之，《红楼梦》中林黛玉形象的性格特征具有丰富性、深刻性、多侧面性，她“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利害”的尖酸与她对宝玉的温柔体贴、对老婆子的关心都是客观存在的。林黛玉对人的尊严的肯定，维护人格尊严的执着是其性格中最闪光的。其性格特征是时代所赋予的，是其在与污绰的世俗斗争中形成的。林黛玉的性格特征是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是作者真善美的寄托，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
林黛玉的人物形象浅析的论文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林黛玉的人物形象浅析的论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摘 要 ：林黛玉是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她任情率性，清高孤傲，单纯坦诚，执著地迫求自主的人格和美好的人生理想。可惜红颜薄命，情路坎坷，她的自尊叛逆与封建社会格格不入，终以悲剧收场。本文将从林黛玉的气质个性、性格成因以及她的悲剧意义三个方面进行简析。
关键词 ：林黛玉；人物形象；悲剧意义
引言
在《红楼梦》中，薛、史、林三位是描写较多的角色，其中林黛玉的个性使她从大观园的众姐妹中脱颖而出，“潇湘妃子”表现了曹雪芹想要描绘的不食尘世烟火、跳出人世间的仙子形象，又把竹子安排在潇湘馆以衬黛玉之品格。如此精心安排，黛玉的一生却以悲剧收场，这不得不让我们有所思考：林黛玉的魅力从何而来？她的悲剧又有什么意义？
1.气质个性
容颜娇美
“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这便是曹雪芹呈现的林黛玉的第一印象，娇俏柔弱，惹人怜爱。凤姐一见就惊叹道：“天下竟有这样标致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在宝玉的眼里：“袅袅婷婷的女儿”，“神仙似的妹妹”，婉转风流，娇美动人，即使是自小混在胭脂粉里的宝玉也动了情。作者借凤姐的赞扬和宝玉动情的痴态，侧面描绘了她天仙似的美貌，使得多少后人对林妹妹心驰神往。
才华出众
黛玉的诗才不只是《红楼梦》众人知道，所有读过《红楼梦》的读者都为之倾倒。
《红楼梦》动用大量笔墨、创造了大量诗词来显示黛玉才华横溢、颇具“咏絮才”的诗人气度。在贵妃省亲时，借元春对黛玉替宝玉所作的诗的另眼相看，侧面体现黛玉的才华在园中姐妹的超然地位。她触景生情所作的《葬花吟》、《桃花行》、《秋窗风雨夕》等佳作，一一体现了她的多愁善感和高超的诗才。而且黛玉写诗往往是“一挥而就”。写诗时她信手拈来之作总能引来喝彩，这衬托出了她的才思敏捷，且高于大观园中众才女，也可见她积淀之深。黛玉的诗并不局限于伤春悲秋， 还会写出像“毫端蕴秀临霜写， 口齿噙香对月吟”这样潇洒的，像“孤标傲世偕谁隐 ，一样花开为底迟”“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种富于哲学意味的诗；也有“铁甲长戈死未忘”“驰城逐堑势狰狞”的铮铮之意， 也有“盛世无饥馁， 何需耕织忙”这样颂圣的。这些诗反映了她性格的多面性，使形象更立体，也表现了她能够驾驭多种题材的强大能力更可以从诗中看出她所具备的不屈服于世俗的傲骨。因为这些，红学家赞她“才、情、性三者具备”，是一个作品既有质量又有数量更有性情的诗人。
清高孤傲
林黛玉被许多人认为尖酸刻薄，实际上这只是她率真、不做作的表现。她不像赵姨娘一样，为了寻求在贾府中的一席之地，违背自己的本性，最后连自己的女儿也瞧不起她了。她也瞧不起刘姥姥，将其称为“母蝗虫”，并不是因为对方身份低微，而是因为刘姥姥为了巴结贾府作践自己以逗趣取乐。她自尊自重，也尊重别人，所以对于香菱的请教，她能热枕相接，并说：“既要作诗，你就拜我为师。她给香菱耐心地讲解诗的做法以及要求，她还将自己珍藏的诗集借给香菱，为她挑选出阅读篇目，乃至帮她批改习作，堪称“诲人不倦”。对香菱尚可如此，可见她的孤傲并不绝对。在元妃省亲时，她奉旨作了一首五言律诗应景，显示了她的洁身自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更反映了她对地主阶级的大胆叛逆思想。
多愁善感
初入贾府，林黛玉就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她明白虽然自己作为贾母的外孙女，可以得到她的“呵护”，但毕竟不是其“孙女”，自己不可能享受到作为贾府人员的各种待遇，自己的生活是寄人篱下的。在生活琐事中，林黛玉能够用敏感的心去洞察人情世故，但面对各种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也只能自哀自叹。在爱情中，宝钗和宝玉的“金玉之说”使敏感的她更感威胁，一次次耍小性子也是为了试探对方的真心。后来贾府的一系列变故、封建家长们的一系列手段对她身心造成的伤害因敏感而多愁的性格放大得更大，本来就体弱多病的她最终加重病情，吐血而亡。
2.性格成因
黛玉的美貌是她的先天优势，她的气质是后天培养的。首先，她的才华来自于父母对她的教养。林家因为“支庶不盛，人丁有限，虽有几门，却与如海俱是堂族”，且“只有一个三岁之子，又于去岁亡了”，“命中无子”，对唯一的后代黛玉“爱之如掌上明珠”，“使她识几个字”，“假充养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凉之叹”，充男孩养的办法让黛玉有更多的机会学习，也是她才华出众的原因。且年幼丧母，先生可以教他读书，却无法传播封建礼教，这样让她的思想与一般传统女性有所不同，她不顺从于封建思想，她要叛逆，要争取自由。
黛玉的清高是从父亲林如海那耳濡目染来的。林如海的身份是前科的探花，生前又是巡盐御史，林家更是书香世家，他的嫡妻是贾家人，但林如海与贾家的接触并不亲密。可见他对贾府的腐败奢靡是不屑的，他是清高的。黛玉作为他的女儿，对金银之物需要却并不上心。孤傲则来源于从小被捧在掌心上的她对逢源别人的不屑。另外，她对宝玉一心一意，宝玉虽对她也有情有义，但宝玉对众女儿是博爱的，黛玉的孤傲不失为小女儿吃醋的表现。
黛玉也是自卑的。从掌上明珠到父母双亡寄人篱下，是“外孙女”不是“正主儿”，背后缺少家族的支持，这些都是她自卑的根源。她将自己寄托在与宝玉的“木石情缘”上，这一寄托又被更让大家看好的“金玉良缘”打破。她的自卑使她小心翼翼敏感多疑，她的敏感又让她多愁，注定了最后的'悲剧。
3.悲剧意义
林黛玉的悲剧是注定的，这一点从全文开篇的“还泪之说”便可以看出。作为封建体制下的贵族小姐，她的思想中却很少有封建的色彩。她的思想行为与她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自然逃不了被环境吞没的悲剧。黛玉象征了封建社会女性的独立意识，她的死是用最决绝的方法来证明她与封建制度抗争的意志。她是封建家族文化的叛逆者和牺牲者，也代表了女性摆脱封建束缚的自我意识的开始。贾府的衰败意味着封建体制的没落，也意味着新时代的展开。
参考文献
[1] 《红楼梦》曹雪芹著
[2] 王瑜. 林黛玉形象摭谈
[3] 黄锦群. 林黛玉人物形象的现代解读
[4] 田爱兴. 林黛玉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
[5] 龙朔. 浅论《红楼梦》中林黛玉的人物形象
作者简介
陈诺楠（― ）女，浙江杭州，本科，中国计量学院现代科技学院学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潘文彬（― ）男，浙江杭州，硕士，中国计量学院现代科技学院教师，职称：助教，研究方向：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工作研究。
试论林黛玉的爱情世界
若说没奇缘，今生偏要遇见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就在这奇缘的牵引下，与贾宝玉相识、相知、相恋，任由情感的浪潮将自己淹没。综观她的前世今生皆为一个情字：从前世的绛珠仙子还泪报恩，下凡于世，到今世在自家私塾也“不与今日女子相同”，再至后来与宝玉相爱的她，更是一往情深且至死不渝，她对于情的痴可谓世间难得。可以说没有爱情就没有林黛玉的存在。
人生若只如初见
因情而生的黛玉，亦为情而活。可以说黛玉在贾府生活下去的勇气就是对爱情的憧憬与追求。回顾两人情感之路，其实宝玉和黛玉的关系是在儿童伴侣的日常生活中深植起来的。年幼的他们同枕而憩、抓痒说笑、坦然闲谈、天真无邪、两小无猜，无任何做作之处。正当两个孩子昼则同行同止、夜则同止同息，如胶似漆时，不想忽然来了个薛宝钗，而且她还有一个金锁，而宝玉有一块玉，正应了“金玉良缘”的征兆。也就有了黛玉看见宝玉在宝钗房中鉴赏金锁时，说的一句“早知道他来，我就不来了”。其潜台词是说“既有了我，为什么又来一个宝钗呢?”黛玉的“小性儿”便从这里萌芽了：别人劝宝玉不吃冷酒，黛玉感到你为什么先前不听我的劝告呢?别人分宫花给各位姑娘，她感到大家挑剩的才轮到我。宝玉身上悬挂的荷包被小厮们尽行解去，她误以为连自己送的也随意给了别人，又开始变恼。后见宝玉戴在里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时，她又愧又低头不语。愧的是用小心眼揣度误会了你;气的是你为什么不早说明，让自己失态。而宝玉此时也是委屈得恼了“你也不用剪，我知道你是懒得给我东西……”黛玉也是越发声噎气堵，矜持转而为羞愧，转而为恼怒，种种纠结转为泪下潸然。这就是黛玉典型式的恋爱，于无礼之中含着些许恋爱时女子的娇气和对宝玉的深深眷恋。虽是冤案，但冲突却是孩子气的，无伤大碍。随后不久又有了十九回的静日玉生香：黛玉在床上歇午，宝玉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鬼话，像这么纯美的场景在宝黛恋爱史上也是少有的。
自幼惯于孤独的黛玉，除宝玉之外不觉得需要别人之存在，而宝玉却不太孤独，身边永远围绕着许多女子，他们二人相处很少没有第三者闯入，尤其尴尬的是“一语未了，人说宝姑娘来了”。宝钗不但长得美艳妩媚，常使宝玉不觉动了羡慕之心，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守时，赢得贾府上下一致好评，更使黛玉多了一层担忧。所以纵然在明朗的童年之恋中，黛玉也常感到被扰害和需要防范的痛苦。很快黛玉便跨入了迂回痛苦的恋爱第二期。
不是冤家不聚头
两个小伴侣不觉已成了少年，他们的年龄、身体、智慧都在发育，对于感情的要求也不再仅仅满足于童年式的相处，而是要求心灵上的沟通。于是《西厢记》这类的传奇故事启发了黛玉，她会把一部《西厢记》一气读完，“只管出神，心里还默默记诵。”只觉得“词句警人，余香满口”。不过越当情欲诱力加强，越意识到礼教束缚的严紧。黛玉表现出的更是爱悦的极端：在人多的场合暗敲宝玉;人少的场合闹猜忌矛盾;独处时见落花流泪，听艳曲惊心。
此时的黛玉感到面前似有两个情敌：一个是美貌端庄的宝姐姐，一个是形神爽朗的云妹妹，而宝玉也在这艳彩缤纷中眩惑，黛玉在形势威胁下战栗。她惯于以自己的尖刻语言穿过宝玉去“射击”情敌，凡黛玉和宝钗湘云的抵触，在形式上总会变成宝黛冲突。宝钗生日贾母请戏子唱戏祝贺，黛玉因此事向宝玉发牢骚;元春赏赐众姐妹礼物独宝钗与宝玉的一样，黛玉也向宝玉发牢骚。因此宝钗、湘云存在他们身边一天，他和宝玉的关系就一天得不到平静和谐。
在婚配命定的时代，“金玉之论”当然是公认的权威，黛玉哪能不畏惧?她常常旁敲侧击对宝玉说“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不过是‘草木之人’罢了。”其实这更是黛玉心底的凄恻之声。偏巧史湘云又有个金麒麟，与宝玉在清虚观收藏打算送给湘云的那只相似。恋爱中的女子心思本就细密，何况黛玉生着七巧玲珑心，她怕宝玉和那些外传野史里的才子一样，皆因小玩物与他人结合，所以她来到窗外窥视，听到的却是宝玉推自己为唯一的知己，金玉良缘的宿命论在宝玉心中不值得一提。
红楼梦中林黛玉的人物形象分析 1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的人物形象分析 论点：通观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一出中国古代封建家族、封建社会衰败没落，“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巨大悲剧；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悲剧，只是贯串其中一支主要的咏叹调对唱，却也是注定的不可逆转的人生悲剧。由伟大作家曹雪芹栽培和浇灌，宝玉黛玉的爱情之花，具有一种永远的凄艳之美。林黛玉的性格特征是民主主义的萌芽，是作者真善美的寄托，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其爱情形象的悲剧魅力，永远留在读者的心中。 本论： 总述 一、林黛玉主要性格特征类型。 1、林黛玉小气纯真的性格特征 。 2、林黛玉既自尊又自卑的性格。 3、林黛玉小气多疑的性格特征。 二、造成林黛玉复杂性格的原因。三、林黛玉一生的爱情悲剧。 结论：林黛玉的思想性格有其鲜明的阶级烙印和时代烙印；她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并没有脱离封建主义的思想而独立。而后这种情况又是与当时虽有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但这种萌芽尚不能脱离封建主义经济母体而独立发展的状况相一致。 目 录 2 内容摘要1 关键词一、林黛玉主要性格特征类型1、林黛玉小气纯真的性格特征2、林黛玉既自尊又自卑的性格3、林黛玉小性多疑的性格特征4 二、造成林黛玉复杂性格的原三、林黛玉一生的爱情悲剧 《红楼梦》中林黛玉的人物形象分析 [内容摘要] 林黛玉的思想性格，既有尊重自我、敏感、尖刻、孤高、脆弱的一面，又有尊重别人、 笃实、宽厚、谦和、坚强的一面。前者是外在的，后者是内在的，二者在她身上是辩证的统一。其内在联系是：从人生哲学上说，就是黛玉的谁尊重我，我就尊重谁的处事原则，这种处事原则饱含着近代平等观念的萌芽。从政治思想上说，就是黛玉的坚持叛逆本阶级给青年一代所指定的人生道路和价值观念。从婚姻观上说，就是黛玉的坚持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前提，而爱情又必须以共同的叛逆思想作基础。这三者，也就形成了林黛玉的思想性格的本质特征。[关键词] 脆弱；坚强；叛逆；小气；宽厚；自尊又自卑； [正文]《红楼梦》众多女性中作者塑造最好，也是作者极力赞颂的一个人物，她出身于姑苏钟鼎世家，父亲林如海是前科探花，官至兰台自大夫，又被钦点为扬州盐御史。母亲贾敏是贾母的女儿，贾政的妹妹。因母亲去世，又无亲生姐妹兄弟作伴，外祖母怜其孤独接来荣国府抚养。黛玉从小聪明清秀，与诗字相伴，进入京城后，便长住贾府与宝玉相亲相爱。她生性孤傲，纯洁率真，小气多疑，是封建的叛逆者。她藐视功名权贵，和宝玉有共同的理想和志向，真心相爱，但爱情被王夫人等残忍的扼杀了。林黛玉德才兼备，天生丽质，便到头来既在无奈中香消玉损，留下千古遗愿。为什么造成这样的悲剧？下面就分别从林黛玉的性特征表现等几个方面来详细分析。 一、林黛玉主要性格特征类型 （1）林黛玉小气纯真的性格特征 林黛玉寄人篱下，因而什么事情都显得小心在意，唯恐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伤害，由于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使得其在本来性格的外面有“小心眼”的一面。林黛玉的“小心眼”谁都知道，可她“小心眼”的背后是坦诚的。林黛玉和贾宝玉真是相爱，但她也面临着许多的压力。她把薜宝钗、史湘云看成情敌，说话刻薄尖刻，见一个打趣一个，有时简直到了不太近情理的地步。如薜宝钗生病，贾宝玉去探望，本来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而黛玉见了，心中不悦，竟说出“哎哟，我来得不巧了！早知道她来了，我就不来了。”这样带刺的话，使薜宝钗和贾宝玉都下不了台。然而率真的林黛玉在表露着自己缺点的同时，也向人们畅开了她纯真无邪的心扉。在她的眼中，容不得半点微尘，但也不见前嫌。当她对某人某事有看法时，就锋芒毕露地相对。但也就事论事，论过之后也丢在了一边，正是这种坦率，她赢得了姐妹们的友情，谁也不把她当外人。有时候缺了她，大家都感到空虚寂寞。她的灵魂是清澈的，“小心眼”、尖酸刻薄，只不过是美玉上的瑕疵罢了。在大观园里，她把薜宝钗当情敌，但后来又坦诚相见，结为姐妹，谱写了友情中最动人的篇章。她被薜宝钗的善意批评所感动，深情的说：“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而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既太感谢激你，往日既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表面“小心眼”的林黛玉却能做到，再说小气是说不过去的。林黛玉不仅在十二钗面前表现很宽容，就是丫环面前也不例外，丫环紫娟就曾为林黛玉和贾宝玉经常闹别扭的事批评林黛玉：“宝在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当然此类事情中，紫娟有许多不明就理的，但林黛玉也却一声也不责怪她。在这些方面，被人们视之为“小心眼”，“行动爱恼人”的林黛玉表现得非常豁达和宽容。《红楼梦》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中，当宝钗提出给她送燕窝时，林黛玉忙笑道：“东西事小，难得你多情如此。别人不知，还以为林黛玉真是个多心的人。其实，林黛玉怀疑薜宝钗是有原因的，薜宝钗确实对林黛玉奸诈过。林黛玉对她怀有戒心是很自然的。而当林黛玉处在孤苦、愁闷的心境下，薜宝钗给她捎来一点燕窝说几句悄悄话之后，就把心都全盘掏出来给薜宝钗，把内心的秘密都说给了薜宝钗。在这里，林黛玉仅凭几件小事就相信了薜宝钗，不仅改变了对她的看法，还把自己过去对她不尊敬的看法也直率地告诉了对方。这一切并不是她幼稚不知，而正是反映了她朴实纯洁而直率的美德。 （2）林黛玉既自尊又自卑的性格 在林黛玉的丰富性格中，较为突出的是说话尖酸刻薄不饶人，诸事好挑剔等。其实，这些都是种表面现象，在其性格背后，隐藏的正是她那颗十分强烈的自尊心。执着地维护自己的自尊心。正是她一切性格的根源，要求尊重和维护人的尊严，不能容忍对人格和自尊心的丝毫亵渎，是她性格的核心部分。林黛玉母亲去世后，进入京城寄人篱下。她就“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唯恐被人耻笑了她去。”正反映了她那种强烈的自尊心。林黛玉之所心这样，是因为她曾常听母亲说过，她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她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何况今至其家。而自己如今处境是寄人篱下，不是“正经主子”因而显得更加小心在意，惟恐自己的自尊心在众人面前受损。可以说，林黛玉就是带着这样的一颗强烈的自尊心来到贾府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林黛玉说话尖酸刻薄等事情都是和她这颗强烈的自尊心密切相关的，它就像一根绷得紧紧的弦，安装在异常敏感的林黛玉身上，不管有意无意，只要稍微一触动，就会强烈地颤动起来，在《红楼梦》的第十八回，“林黛玉误剪香难囊，贺元春归省庆元宵”中，宝玉一时高兴把身上的所佩之物都给了众小厮们，林黛玉知道后，以为自己送给他的“荷包”也给了小厮们拿走了，就道：“我给的那个荷包也给他们了，你明儿再我的东西，可不能够了！”说完就赌气回房，把原来正替宝玉做的香袋儿“拿过来就咬”。后来宝玉跟她解释过后，她也知道了那“荷包”宝玉珍藏在怀里，可还是生气，当宝玉向她赔不是时，她还边哭边说：“你不用对我好一阵歹一阵的，要恼，就撂开手，这当了什么！”最后禁不住要宝玉“好妹妹长、“好妹妹”短的短赔不是。咋舌一看，林黛玉似乎真是太小气了，简直有些无理取闹的架势，但只要细加分析，就可以看出她的这种“小心眼”后面，遮住的正是她美好品德，正是她那要求爱情专一，要求尊重人，维护人的尊严的强烈自尊心，是这种强烈自尊心的表现。[1]在《红楼梦》第二十六回林黛玉到怡红院敲门，刚好碰到晴雯生气，没听清是林黛玉的声音，而不开门，林黛玉就错疑在贾宝玉身上，就“独立墙角边花阴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回去后，又“倚着床栏杆，两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泪，好似木雕泥塑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薜宝钗史湘云都曾受过贾宝玉不留情面的顶撞，她们也不过是满脸通红而已，而林黛玉却只因一点误会受了点委屈就撕心裂肺的痛苦，实可见其自尊心的强烈了。要列举林黛玉为捍卫自己的自尊心而表现的事例太多了。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莫过于林黛玉在处理爱情问题表现出的尊严，生命与爱情皆可抛了。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中，林黛玉发现宝玉看的是《会真记》后，把花具且都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并也笑道：“果然有趣”。可当贾宝玉借机说出：“我就是一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来表达自己的爱意是，林黛玉听了，不觉带腮连耳通红，顿时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生气地指着宝玉说：“你这该死的的胡说，好好的把淫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说到欺负时，早又把眼睛弄红了，；转身就走。这一切，可见林黛玉的自尊心是何等的强烈了。总而言之，对林黛玉来说，自尊和自卑原不过是一对孪生姐妹，前者是后者的外化，后者是前者的内涵。与贾府门第差异，又寄人篱下，使她产生了深深的自卑，所以，她时时刻刻在人面前要极力维护她的自尊，是为了用自尊掩饰她内心的自卑。（3）林黛玉小性多疑的性格特征 林黛玉在性格上是有些缺陷的，使得她有时在贾府内不受一些人的欢迎，那她是怎么样小性多疑的呢？在《红楼梦》第二十六回中，有这么一段“二人正说话，只见紫娟进来，宝玉笑道：“紫娟，把你们的好茶沏碗我喝。”黛玉道：“别理他，你先给我舀水去罢。”紫娟道：“他是客，自然先沏了茶来再舀水去。”说着，沏茶去了。宝玉笑道：“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共鸳账，怎舍得叫你叠被铺床。”林黛玉登时急了，便哭道：“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帐书，也拿我取笑儿，我成了替爷们解闷的了。”一面哭，一面下床来往外就走。逼得贾宝玉慌忙赌咒发誓：“好妹妹，我一时该死，你好歹别告诉去，我再敢说这些话，嘴上就长个疔，烂了舌头。”明明是两人一同看的《西厢记》，书中这些言语，林黛玉早就烂熟于心。这时宝玉随口一说倒成了“调笑”她了。细揣林黛玉的心理，大概是因为当时有紫娟在场，不得不矜持一下，生怕被别人取笑了去。而紫娟对林黛玉却是忠心耿耿，甚至为了她不惜顶撞贾府“正经主子”。林黛玉对自己身边贴心的人尚且如此防备，可见其生性多疑。还有一次林黛玉夜访怡红院的时候，正遇着晴雯和别的丫头拌嘴，没听出她的声音，林黛玉叫门不开，便一面想，一面又滚下泪珠来了;只听见里面一阵笑语之声，细听一听，竟是宝玉宝钗两人。林黛玉心中越发动了起，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来，必竟是宝玉恼我告他的原故然后越想越觉伤感，便也不久苍台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在这里，林黛玉不仅多疑，想象力更是丰富，可以将完全不相干，不合情理的事情掺杂在一起，从而坐实了贾宝玉的无情的罪名。而在此之前，宝玉就对她说过，掏心窝子的话“你这么个明白人，难道连‘亲不隔疏，后不僭先’也不知道。我虽糊涂，却明白这两句话。头一件，咱们是姑舅姐妹，宝姐姐是两姨姐妹，论亲戚也比你远；第二件，你先来，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从小儿一处长大的，她是才来的，岂有个为她远你的呢？这样掰开揉碎的明白话，都不能打消她心头的疑虑，可见林黛玉实在是一个不明白的人了。再从逻辑上推敲，就算是现在单元楼，站在门外也不可能听到里面人们正常的音量的对话声，再加上宝玉宝钗都不是会大声喧哗的人，林黛玉站在大门外，是绝对不可能听到。里面一阵笑语之声，细听一听，竟是宝玉宝钗两人，这些只不过是林黛玉疑心病发作引起的幻听而已。这跟林黛玉生性多疑是分不开的。 二、造成林黛玉复杂性格的原因 从上可以看出，林黛玉本来是个纯洁、率真、热情大方、温柔体贴的人，但由于各种环境因素影响，造成了各种复杂性格的特征。在红楼梦第四十五回，写到夜间下雨，宝玉要从黛玉那里回去：黛玉听说，回手向书架上把个玻璃绣球灯拿下来，命点一枝小蜡，递与宝玉道：“这个比那个亮，正是雨里点的。”宝玉道：“我也有这么一个，怕他们失脚滑了打破了，所以没有点来。”黛玉道：“跌了灯值钱呢，是跌了人值钱？怎么忽然变出这剖腹藏珠的脾气来！这些开启黛玉的心扉之处，散发出一种芬芳的气息，其心地何等之纯净而美好！但黛玉又“小心眼”说话尖酸刻薄、小气多疑等。比如，第十九回“意绵绵静玉生香”一节中，宝玉闻得林黛玉袖中发出一股幽香，便拉住要瞧笼着何物，林黛玉说：“想必是柜子里头的香气，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知”。宝玉说：“这香的气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饼子的香”。林黛玉冷笑道：“难道我也有什么‘罗汉’、‘真人’给我些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没有亲哥哥亲兄弟弄了花儿，霜儿，雪儿替我泡制，我有的是那些谷香罢了。”当宝玉识趣地避开话题后，她又说：“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没有？”害得宝玉一时解不下来，就问：“什么‘暖香’？”她却笑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后来还是宝玉解得围。大家都知道，《红楼梦》中有“冷香”的就是薛宝钗一人，而林黛玉说的那个“人家”当然就是指宝钗了。从这里比方出来，一句一句。这‘母蝗虫’三字，把昨儿那些形景都画出来了。亏他相的确良倒出快！”这一番明褒暗贬的话，倒是着实刻画出了林黛玉的小气多疑。从林黛玉这么多的生活事情来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造成这样复杂性格的原因。林黛玉生活的贾府是一个典型传统势力十分顽固的封建没落家族。在这里我可以找到，许多封建社会的不合理现象。比如正是这种觉醒了的人的价值观念，所以她挚着地追求着实在的人生和真正的爱情，热恋着“心王熙凤“戏效彩斑衣”那样令人恶心的“孝心”。宝钗在饮食、穿衣、点戏、猜谜等各个方面对贾母所献的殷勤和在作诗方面对元妃的奉承以及在丫环面前的所作所为。王夫人在人面前的假慈悲，“薜姨妈的爱语慰痴颦”等封建社会的遗毒。寄人篱下的林黛玉虽是个弱女子，但她选择的却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绰渠沟”的人生道路。这样她那高洁的不肯折节媚俗，孤极傲世的性格就必然和世俗隔隔不入。因此，由于林黛玉坚持其固有的高洁本性，因而就不见容于这污绰世俗的更大不满。就是这些原因，循环往复的作用，形成林黛玉性格与现实尖锐的矛盾冲突，这些冲突就形成了林黛玉丰富复杂格特征。 三、林黛玉一生的爱情悲剧 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的爱情注定是一场悲剧。顽固的封建礼教是允许他们之间的爱 情存在的。于是，嫌弃她的多病之身和小家子性儿为由，一次次向他们的爱情发出警告。从“今玉良缘”到“慧紫鹃情辞试莽玉”再到“晴雯之死”，最终在“抄检大观园”时达到了爱情的毁灭阶段。在这场大灾难中，司棋，芳官，四儿等先后作了牺牲品，就连眉眼儿象林妹妹也在重病时被强赶出了大观园，最后含屈而死，一切美好的理想最终毁灭了，林黛玉赢得了爱情却没得到美满的婚姻。林黛玉毕竟是天真的少女，她幻想着与贾宝玉的爱情得到封建势必力的认可，但美好的幻想无所附丽，她没有贾宝玉那样自信，她担心着将来不知如何，更多是预感爱情的悲剧结局。没有婚姻的爱情是不完整的，林黛玉正是将爱情发展成为婚姻上碰到了更大的威胁，显得无能为力。事实是有一团乌云笼罩在他们的爱情空上，而乌云的制造者是贾母，贾母对她的心肝宝贝宝玉的配偶的选择是长期萦绕于心的重要问题。林黛玉成为她安排中的一个牺牲品，林黛玉小心眼儿，在大观园中得罪了周围很多人，婚姻之事也没有替她着想，她的性格孤傲，对别人没有一点而顾忌，直率惊人，林黛玉性格上的缺陷掩盖她的叛逆思想，当她的爱情幸福被扼杀时，表现得是那样的勇敢绝决绝，她以死向黑暗的社会表示强烈的反抗。此外，她强烈的自尊心也是造成她爱情悲剧的重要原因。比如，在第二十六回“萧湘馆春困发幽情”一节中表现得也很充分。当宝玉当着林黛玉的面对丫环紫鹃笑道：“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时，林黛玉是气得“登时撂下脸来”，还哭着说：“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帐书，也来拿我取笑儿。我成了爷们解闷的。”哭着下床往外就走。林黛玉为什么这样大发作呢？当宝玉来时就明明听到林黛玉在床上忘情地长叹“每日家情思睡昏昏”，这足以说明林黛玉心中对宝玉的爱恋是无限火热的。每日都为宝玉神昏不定，思曲缠绵，而且自己口中说的就是那所谓的“混话”。本来宝玉话中的内容、词语的实质是可以带给林黛玉爱情的喜悦的，但宝玉表达爱情的方式却伤了她的尊严，令她无法接受，可见，她这种强烈的自尊心注定了她的爱情悲剧。这样一个美丽、柔弱、勇敢的悲剧形象，永远铭刻在读者的心中，屹在中国文学史上。总之，《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的性格特征具有丰富性、深刻性，多侧面性。其性格特征是时代所赋予的，是在与污绰的世俗斗争中形成的。她的艺术形象深入人心，打动读者，令人同情。但这个形象又是鲜活的。她那纷繁复杂的性格明显的弱点，和敢于反抗，追求爱情的鲜明个性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使我们感到，她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人，是成为我们深深喜爱的人。《红楼梦》既是女性的颂歌，又是女性的悲剧。就是这些作者所极力赞颂的优秀女性，却成了“薄命司”册子上注定没有好结局的人物，作者用她们的悲剧的泪水酿成了芳醇甘冽的艺术美酒，这就是书中说的“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成了千古惊心动魄的爱情悲剧。
刘宋研究论文
我国封建社会中文化较发达的时期，首推汉唐两朝，而六朝可称是继汉开唐的转化时期。文体由楚辞变为汉赋，再由汉赋转变为音韵和谐、词情并茂的抒情小赋。诗也由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逐步转换成五言、七言等。这种演化说明六朝时文体已相当完备，形式、辞藻、音律日益讲究，文学的观念更明晰了。这些都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准备了条件。 文：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分裂的时期，当时主要作者以南朝（晋、南齐，梁、陈）为代表。作品多为晋时的散赋和抒情小赋，南朝的骈赋，尤其在齐梁后，骈文已经成为当时的主流代表。如中国最完备的文学批判类的著作《文心雕龙》就是骈文所写。其中“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试图来证明骈文的格式。但也有很多作品是以散文形式写出（如大多数议论文，但也尽量骈化）。这就说明当时的情况是大的走向以骈文为主。这个走向直接影响到隋唐时期诗和文章的格式化。一直延续到了宋代。 诗：四言诗在汉魏是主流。这是受所《诗经》所影响。但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五言古体诗。在曹魏时得到发展，南北朝继承了这种趋势，出现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五言。但四言诗并没有完全的没落，如魏武帝的四言，别出心裁却又志远悲怆，魏文帝的四言和其父的风格又完全不同。在魏晋时期，四言诗在颂、诔、谏等方面还是占有很大的优势。直到齐梁绮丽文风的盛行，导致宫体诗的出现，四言诗才真正的没落。宫体诗是齐梁时期以文字绮丽为代表，专门描写闺情的诗。文学价值不高，但是影响却很大，隋唐时期初期绮丽的文风和严谨的格律都是由宫体诗所发展的。宫体诗其实是士族阶级思想空虚糜烂的结果，只能靠绮丽的文字，华美的对仗来迷幻自己。由于当时的士族已经接近灭亡，他们现实中找不到出路，只能靠精神的麻醉药来幻想。宫体诗就是这样出现并发展的。 《文心雕龙》能在这种环境下品评、批判当时的整个文坛，是很不容易的。除了第一段是摘抄中华书局《文选》编者话以外，其他的都是自己打出来的。你的问题可以专门做个研究写个小论文，但是时间和精力不允许。参考文献：《文选》《文心雕龙》《建安七子集》《玉台新咏》《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世说新语》等
西湖论文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白(居易)堤苏(东坡)堤，还有几近湮没不为人知的杨(孟瑛)公堤，使为民生治理西湖的人流芳百世…… 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为一个泻湖，由泻湖而形成一个普通湖泊。关于这个过程，前辈学者已经早有论述，并由一九七五年的钻孔证实了西湖底部的海相沉积。为此，西湖的上述发展过程，已经毋需再论，值得继续探讨的是，从海湾、泻海而至于湖泊以后，自然发展的过程并不就此结束。对于一个天然湖泊，因为注入这个湖泊的河流的泥沙冲积，在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的过程，必然要发展泥沙淤淀、葑草蔓生而使湖底不断变浅的现象，而最终由湖泊而沼泽，由沼泽而平陆，这就是湖泊的沼泽化的过程。但西湖从其成湖之日起直到今日，仍然一湖碧水，这当然是由于它的沼泽化过程受到了人为遏制的结果。也就是竺可桢在他的《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人定胜天”。为此，历史时期人为活动对于西湖的影响很有讨论价值。特别还要看到达这个地区，许多古代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它们的面积，有的比西湖大至数十倍，但都循着沼泽化的发展规律，最后遭到人为的围垦而淹废。即在西湖附近，也有不少古代湖泊，如北面与西湖相连的下湖以及临平湖、诏息湖和尚有争论的明圣湖等等，也都循着沼泽化的过程先后淹废。对比之下，何以西湖能够众废独存？此中因果，也很值得分析研究。 西湖原是个天然湖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假使社会条件没有特殊的变化，则必然与这个地区的所有湖泊一样，由其本身的沼泽化过程，加上日益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影响而淹废，这是不庸置疑的。西湖是钱唐县境内的一个湖泊，所以称为钱唐湖（从唐朝开始，“钱唐”改为“钱塘”），又因为在它的北部还有一个与它连接的湖泊，水位比它低，称为下湖，故西湖又相应称为上湖。钱唐县是秦会稽郡二十六县之一，其位置据刘宋县令刘道真所撰的《钱唐记》一书中所说“县在灵隐山下”，当在今西湖群山之中。当时，钱唐湖在县境东部，自然绝无西湖之名。假使钱唐县的地理位置长期不变，稳定在西湖群山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湖泊一直以钱唐湖为名，则它必然如同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湖泊一样，早已淹废成为农田。 西湖之所以能够众废独存，从地名上说，恰恰是因为它最后能冠上西湖这个名称。西湖这个名称的获得，则是钱唐县的历史发展与地理位置变迁的结果。为此必须首先把钱唐县的发展稍加探索。秦钱唐县之所以不建立在土地广阔的平原地带，却要局促到狭隘的崎岖的西湖群山之中，这当然是因为平原地带当时尚无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卤。也就是刘道真在《钱唐记》中所说的“昔一境逼近江流”。在这样的地方，当时连饮水与燃料等基本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必再说垦殖土地，发展生产了。但是，时日推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水土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毕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后汉，这里就开始修建了“防海大塘”。假使当时县境仍在西湖群山之中，则修塘就并非必要。在古代技术条件甚低的情况下，要修建如此一条堤塘，正是说明人们对平原已经垦殖利用，修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说明后汉的钱唐县治有可能迁入平原。即使后汉钱唐县是否已经迁入平原的问题尚缺乏佐证，南北朝初期的钱唐县可以肯定已在平原地区，因为刘道真在《钱唐记》中已经明白写出：“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个“县”是后汉钱唐县当然还可商榷，但它是刘宋的钱唐县却是无可置疑的了。假使当时县治仍在秦代的西湖群山之中，或者按照一般的解释，在今灵隐寺附近一带，则向东一里许，绝对到不了与修防海大塘的江边或海边，这说明刘宋钱唐县必已进入平原，只是由于记载不详，故其具体位置，现在不得而知。 可以设想，自从秦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以来，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县治可能早已迁离山区，逐渐进入平原。但后世明确知道秦以后的钱唐县治所在，却晚至公元六世纪后期的隋代。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五九一），钱唐县治移到凤凰山麓的柳浦，在行政等级上并且升为杭州的州治。这就是说，城市中心已经迁移到今江干一带。按地理位置，西湖位于这个城市中心的偏北地区。当然仍无西湖之名，而西湖以东的今市区中心，当时也仍然荒芜尽管秦钱唐县治逐渐迁入平原的路径今天还不清楚，但从隋代州治建于今江干一带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到启发，即迁移的路线是循着今钱塘江北岸地带进行的。县治为什么只沿着钱塘江边平原比较狭隘的地带移动而不进入西湖以东即今市区中心所在的广阔地带，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自然条件，前者还比后者优越得多的缘故。县治沿江边移动，显然是依靠着从今白塔岭到凤凰山这条沿江分布的山麓线的。在这条山麓线上，地理形势是南临江海，北负山丘，它既能发挥平原的地利，却仍并不远离山区。这一带，山坡和山麓的高燥地带，可以建立宫室和聚落，而在燃料和饮水方面都不虞匮乏。山麓以南的沿江平原，由于当时钱塘江自南大门出海，今江干一带的江岸偏南，比目前广阔，可以垦殖发展农业。相反，今西以东地区，地形低洼，土地斥卤，又缺乏可以作为立足点的丘陵冈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建立城市，显然相当困难。 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隋初把钱唐县升为杭州州治，特别是接着而来的江南运河在公元七世纪初的开凿，从此，杭州到中原，有了直达的水路交通。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而作为州治的柳浦，恰恰又是南渡去会稽的要津。这样，杭州就是一跃而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是《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当时，今江干一带的繁荣状况可以想见。而这个地区的土地毕竟并不广阔，人满之患，也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的今市区扩展，也就势所必然。当时，在西湖以东建立聚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否则，供水就是一个严惩的困难。可以设想，今市区范围内，从紧靠湖边的聚落出现开始，直到市区逐步扩展，由于给水问题的难以解决，必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商业发达，户口增加，西湖以东的广阔地区，聚落渐增，生齿日繁，对解决给水问题愈来愈感迫切。这才促使唐大历年间（七六六——七七九）所谓“六井”的出现。 以上只是略述了从秦钱唐县到隋迁钱唐县至柳浦并升作州治的过程，还没有涉及西湖的事。也正是因为在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西湖在杭州尚不足轻重，所以史籍极少记载。隋建州治于柳浦，杭州开始迅速发展，唐朝初年，杭州的户口已经超过十万，聚落与居民势所必然地要向今市区移动。这样，城市开始与西湖发生关系，出现了西湖为城市解决给水的详细记载，这就是刺史李泌修建的著名的“六井”。所谓六井，其实不过是六处蓄水池，蓄水用瓦管或竹筒从西湖引来。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并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聚落街市分布的大体范围。当然，它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虽然是小小的六处蓄水池，它们所分出的水量只占西湖总水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值，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从以后的发展中可以证明，它几乎成为西湖能够免遭淹废的决定力量。因为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湖以它的一湖甘水促进了城市的扩大与发展，而城市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巩固了西湖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 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长庆二年（八二二），当诗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五十年左右，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白居易充分明白西湖对于杭州城市的重要性，于是他主持疏浚了西湖，并疏通了六井的阻窦，使之恢复充沛。为了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白居易在石函桥附近即少年宫一带修筑湖堤，比原来的湖岸高出数尺。这里原是上湖和下源的连接之处，西湖水位本来高于下湖，白居易这一筑堤，造成了上下湖水位的更大差距。尽管下湖早已淹废，但这种人为的地形差距，从今少年宫附近西湖湖岸北至少年水电站和东至环城西路这两个方向上，还都明显地存在。白居易在九世纪初期的这一次修筑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性质已经改变，它已经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了。 这里需要述几句的是，历史地理学者常常重视地名在历史上的演变，习惯于用某一时代的地名称呼当时的地理事物。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科学的。因此，对于有关西湖名称及其湖泊的性质，就必须作如下的说明：西湖在其海湾和泻湖时代，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所以没有留下名称。西湖作为一个天然湖泊，它的名称应该是钱唐湖（唐朝起作钱塘湖）、上湖或者是另一个尚有争论的明圣湖。西湖一名，正如以下还要提及的，在官方文件中始见于北宋，民间何时开始流传则不得而知。但是西湖因白居易的筑堤而改变了湖性，而白居易仍称此湖为钱塘湖。因此，可以肯定，当西湖这个名称流行之时，西湖早已是一个人工湖泊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西湖是人工湖泊，按照历史地理学与地名学的角度，都是正确的。这正是竺可桢所说的“人定胜天”。 当然，人工湖泊同样存在沼泽化的过程。上述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和宁汉的广德湖等，都是在天然洼地上经过人工围堤筑塘而形成的人工湖泊，它们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先后淹废。西湖成为人工湖泊后，沼泽化的速度也相当可观。在白居易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西湖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当时，杭州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的首都，为了西湖的深广和六井的弃沛，吴越国王钱镠因此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疏浚队，称为“撩湖兵”，日以继夜地从事疏浚，才有效地阻制了西湖的淤浅，并且畅通了六井。在吴越国的八十余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西湖也获得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的这种唇龄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 吴越国时代对西湖的整治，无疑大大地延缓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但当然并不是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湖泊的淤浅仍然是日积月累毫不休止的过程。北宋以后，杭州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任务。例如景德四年（一零零七）的知州王济，他不仅疏浚了全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接着是宋仁守时代（一零二三——一零六三）的知州郑戬和沈遘，前者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中葑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后者则为了增加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用水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设了一处供水量特大的新井，即后人所称的沈公井，特别值得黎道的是苏轼。他于熙宁二年（一零六九）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到任之初，他就悉心研究西湖水利，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他于熙宁五年（一零七二）（注应为七年）卸任离杭，但就是在这一年，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这无疑就是苏轼悉心研究的成果。元佑元年（一零八六）（注应为四年）他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职，虽然相隔不过十六年，但西湖的沼泽化速度在这段时期中确实是很惊人的。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在这个文件中，说明了西湖必须疏浚的许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说：“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道理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假使西湖淹废，杭州居民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苏轼的这段话里，可以反证我在前面的论述，六井的修建，开始无非是引西湖之水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同时，他又修复当时已经逐渐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进一步密切了西湖与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他又在西湖和纵贯城市南北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不受江潮的干扰，达到了潮不入市的目的，并且疏浚这条运河，使之深达八尺。于是不仅河道畅通，沿河斥卤得到改变，而河水又可为居民所取用。这样，就使这个日益扩展的杭州城市对西湖的依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为西湖的立于不废之地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到了南宋，杭州成为国家的首都，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乾道年代（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增加到五十余万人，到了南宋末期而超过百万。城市随着迅速扩大，市面繁荣，商业发达，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这在至今尚存的《繁胜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南宋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载，不必赘述。当时，这个庞大城市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西湖仍是杭州的唯一水源。而且首都城内的河流如大河（盐桥运河）、小河（市河）和西湖（清湖河）等，也都由西湖供水，西湖成为百万人口的命脉所系，所以在南宋一代，对西湖的整治，确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还应该指出，南宋一代，西湖除了作为首都百万生灵的蓄水库的职能外，随着杭州城市职能的变化（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它的一项新的重要职能——旅游业。 南宋以前，西湖除了它的天然胜景外，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是不多的。在吴越国建都的八十多年中，虽然也不无建设，但内容限于寺院、浮屠等佛教艺术。南宋一代中，由于这里是首都所在，举凡王室、官臣、城市富商等等，都竞向西湖从事宅院、园苑、亭台楼阁等各种建筑，大型的娱乐场所如钱湖门瓦子、赤山瓦子、行春桥瓦子等，也都在湖山各处开始营业。西湖被迅速地开辟成为一个风景区，这个风景区的总体布局即是别具一格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现在。事实上，在这个庞大的首都之中，上至官家豪富，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供人游憩的大公园。从此，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如上所述，西湖是这样地以它的一湖甘水扶植了杭州城市，反过来又因杭州城市的发展而有效地阻遏了它的沼泽化过程使之继续存在。南宋以后直到明朝前叶的二百多年中，由于长期失修，使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的一次最大淤浅，苏堤以西，葑田连片，六桥流水如线。但是，由于西湖和杭州城市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已经深入人心，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尽管盗湖为田的人多为权贵，但知府杨孟瑛仍能排除阻难，于正德三年（一五零八）拆毁葑田三千余亩，疏浚全湖，使复唐宋之旧。在杨孟瑛上朝廷的奏疏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唐宋以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就数这一条最有力量。从苏轼到杨孟瑛，西湖始终以它自己的一湖甘水保存了自己。 本文在开始时就已经指出，在这个地区的大量古代湖泊中，西湖是一个废独存的例子。我们不妨举一些这个地区的其他人工湖为例：余杭的南下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北宋；萧山的临浦和渔浦，兴建于南北朝，淹废于北宋；绍兴的鉴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南宋；宁波的广德湖，兴建于唐代，淹废于北宋。淹废较晚的还算富阳的阳陂湖，它兴建于唐初，淹废于明初。所有这些湖泊，都曾经在当地的农田水利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却在沼泽化的过程中，最后被围垦而成为农田。这些湖泊淹废之后，由于各地在农田水利上随即又进行了新的部署，因此，总的说来，在农业上都未曾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围垦所得的土地都甚为可观。以绍兴鉴湖为例，围垦的结果，获得了肥沃的湖田二千多顷，使山会平原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而今天，古代鉴湖地区土地平整，河渠纵横，大面积的耕地都能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因此，本文拿这些湖泊的淹废与西湖进行对比，并无因西湖的独存而惋惜这些湖泊淹废的意思，由于地点不同，条件迥异，上述湖泊的淹废，从历史上各该地区农业发展的过程看来，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当然，西湖的众废独存，较之上述湖泊的淹废就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因为上述湖泊的淹废，只是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各地农业；而西湖的独存，却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 缅怀杭州的先贤，为了延缓西湖的沼泽化，曾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这个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现代化旅游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广大市民早已不再在给水上依赖西湖，但湖山在旅游上给予人们的贡献，将远远超过历史时期给予城市的供水。从今天的技术条件来看，要防止西湖的沼泽化发展已经比较容易，事实上，建国以来，西湖的平均深度不过五十五厘米；而现在，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两倍。此外，在道路敷设、园林布置等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与古代人民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对西湖进行的整治相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实在还并不满意。当然，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我们既不忧湖底淤泥，也无虑葑田连片。但是，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问题，例如，西湖环境保护的问题，特别是西湖湖水负营养化的问题，至今已成当务之急。建国以前，湖底虽浅，而浅水的透明度在零点五米以上，清流见底；但现在已经降低到零点三米，影响了湖光山色之美。水质当然也不能与过去相比。北宋苏轼浚湖的时代，用湖水酿造官酒盛极一时，朝廷每年可得西湖酒税二十万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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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
北宋论文研究的史料
楼上给的太全了，不过过于繁杂了吧！看完得好几年。帮你选几本值得看的史籍。《宋史》《涑水记闻》司马光《东京梦华录》孟元老《齐东野语》 周密《鹤林玉露》罗大经《大金吊伐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李心传（李心传是秦桧养子，有些跟秦桧有关的内容不太可信，需谨慎分析）另外，宋代诗词也可好好读读，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形态。《清明上河图》也是反映当时社会场景的重要史料。
五、其他1、类书 宋朝类书中史料价值较高的有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索》，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佚名《翰苑新书》。 2、目录书 王尧臣等的《崇文总目》，特别是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每书都有或详或略的题解，有很重要的文化史料。 3、法律书 特别是《庆元条法事例》和《名公书判清明集》，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法律史料。 4、城市及商业诸书 《东京梦华录》孟元老 【吐槽】记得刚进圈子的时候就听到过前辈名言“喜欢三五的人早晚会去读《东京梦华录》”，诚不欺我啊。 《都城纪胜》灌圃耐得翁 《西湖老人繁胜录》西湖老人 《梦梁录》吴自牧 【吐槽】说啥呢，太有名了。跟《东京梦华录》一样，那些看《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入迷的或者想写相关同人的孩子们，早晚都会去研读的书目之一。 《武林旧事》10卷，周密，《知不足斋丛书》本。作者按照“词贵乎纪实”的精神，根据目睹耳闻和故书杂记，详述朝廷典礼﹑山川风俗﹑市肆经纪﹑四时节物﹑教坊乐部等情况﹐为瞭解南宋城市经济文化和市民生活，以及都城面貌﹑宫廷礼仪，提供较丰富的史料。“诸色伎艺人”门著录的演史﹑杂剧﹑影戏﹑角觝﹑散耍等五十五类﹑五百二十一位名艺人的姓名或艺名和“宫本杂剧段数”门著录的二百八十本杂剧剧目﹐对於文学﹑艺术和戏曲史的研究﹐尤为珍贵。 【吐槽】貌似这章里面写同人的作者们熟悉的作品就多了。应该说基本上都很熟悉吧。绝对是很棒的资料书，但是请注意其主要写的还是南宋！南宋！那些提笔要写开封府、包大人的孩子们要注意了，那是北宋仁宗年间，时间上还是差了不少的。鉴于典章制度与时政经济等状况在两宋时变化不少，写文考据时还是留意一下的好。 5、民族关系诸书 关于宋辽、宋金、宋元关系情况，宋人记载虽多，也很重要，但终究只是一面之词，还应参考《辽史》、《金史》、《元史》等。 关于广西少数民族情况，可参考范大成的《桂海虞衡志》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 《桂海虞衡志》1卷，范大成撰，《四库提要》（两江总督采进本）本，记述广南西路风土民俗的著作。是编乃由广右入蜀之时，道中追忆而作。自序谓凡所登临之处与风物土宜，方志所未载者，萃为一书。蛮陬绝徼，见闻可纪者，亦附著之。共十三篇，曰《志岩洞》，《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杂志》，《志蛮》，每篇各有小序，皆志其土之所有。 《岭外代答》10卷，周去非撰，地理名著，通行本有《知不足斋丛书》及《笔记小说大观》(第四辑)本。本书于淳熙五年(1178)成书，共10卷，20门，294条，记有南海诸国与麻嘉国(今非洲东海岸)、白达国(今伊拉克)、勿斯离国(今埃及)、木兰皮国(今南美洲阿根廷巴塔哥尼亚高原）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 【一点说明】《岭外代答》在内容的丰富方面都要大大高于《桂海虞衡志》及之前的各种广西史志著作，受到近现代学者重视，被推为唐宋时期广西史志的压卷之作。 6、中外关系诸书 有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赵汝适《诸藩志》和上述的《岭外代答》等。此外，朝鲜郑麟趾的《高丽史》，越南佚名的《越史略》、吴士莲等人的《大越史记全书》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徐兢撰。有宋一代,使臣出使异域,回国后均要以出使见闻录之成书，称为“奉使记”、“行程录”、“奉使录”、“行程记”等上报枢密院,以备不时之需。徐兢于宣和五年出使高丽，这本书就是他归国后的见闻记录。内容丰富、史料详实，是研究宋史、高丽史及宋高两国关系的宝贵资料，同时也是科技史和海上交通史的研究著作。 《诸藩志》赵汝适撰。赵汝适1225年，提举福建路市舶司，记载宋代中国与亚、非、欧洲各国交通往来及航海、贸易及海外各国历史的珍贵文献，记录海贸国家东自日本、西达摩洛哥共50余国，又对各国物产详加疏释，为海外交通史之开山。 【吐槽】另外三本看名字也知道是咋回事，就不补全了。再说写同人的孩子们没有哪个会把展大人啊包大人啊杨将军啊发配到越南高丽的，出来闹事的也一贯是什么西夏国主大辽王爷……（新意啊同志们！新意在哪里！） 7、自然科学史诸书 【农学类】 《农书》陈旉，是一本只有一万二千余字的小册子。详细总结了我国南方农民种植水稻以及养蚕、栽桑、养牛等生产技术的丰富经验，并且指出通过合理施肥改良土壤，可使地力“常新壮”。 《耕织图诗》楼璹。创作于南宋绍兴初年，是我国最完整的记录男耕女织的画卷，是考证南宋农耕、桑蚕、纺织、机械、服饰、美术、民俗、民风等方面的珍贵史料。 【吐槽】这就叫绝对的有图有真相！ 【建筑学】 《营造法式》共分4部分36卷，李诫撰。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颁刊的一部建筑典籍，是一部由官方向全国发行的建筑法规性质的专书。因其是产生于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之下，目的乃是为了加强对官办建筑行业的管理，于绍圣四年（1097年）命李诫编修。 第一部分，将北宋以前的经史群书中有关建筑工程技术方面的史料加以整理，汇编成“总释”两卷； 第二部分，按照建筑行业中的不同工种分门别类，编制成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即“各作制度”共十三卷； 第三部分，总结编制出各工种的用工及用料定额标准，共十五卷； 第四部分，结合各作制度绘图一百九十三幅，共六卷。 【吐槽】中国古代建筑学权威著作！从木质构造到泥瓦用石，再到雕刻绘画全都有详细的技术介绍，读懂了它，就彻底认识了宋代建筑！谁家要盖房子可以参考。估计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写不到的！ 【法医学】 《洗冤录集》5卷53目，约7万字，宋慈撰，中国古代法医学著作，也是世界上现存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目录如下：卷之一，1条令2检复总说上3检复总说下4疑难杂说上； 卷之二，5疑难杂说下6初检7复检8验尸9妇人10四时变动11洗罨12验未埋瘗尸13验坟内及屋下葬殡尸14验坏烂尸15无凭检验16白僵死瘁死； 卷之三，17验骨18论沿身骨脉及要害去处19自缢20被打勒死假作自缢21溺死； 卷之四，22验他物及手足伤死23自刑24杀伤25尸首异处26火死27汤泼死28服毒29病死30针灸死31扎口词； 卷之五，32验罪囚33受杖死34跌死35塌压死36外物压塞口鼻死37硬物瘾痁死38牛马踏死39车轮拶死40雷震死41虎咬死42蛇虫伤死43酒食醉饱死44醉饱后筑踏内损死45男子作过死46遗路死47死后仰卧停泊有微赤色48死后虫鼠犬伤49发冢50验邻县尸51辟秽方52救死方53验状说 【一点说明】卷1的条令29则，就是对检验官员规定的纪律和注意事项。其余内容大致可分三方面：1、检验官员应有的态度和原则；2、各种尸伤的检验和区分方法；3、保辜和各种救急处理。本书对尸体现象、窒息、损伤、现场检查、尸体检查等方面都有较科学的观察和归纳，有的达到相当精细的程度。值得一提的是，第52目“救死方”下，收集了自缢、水溺、暍死、冻死、杀伤及胎动等抢救办法及单方数十则，都是通过经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吐槽】估计喜欢这本书的会大有人在！写探案故事方便多了，真实案例，古代的真实案例提炼，随便说出一句分析都头头是道，颇有依据很是高深的样子啊！啥也不说了，世界上第一本法医学著作，“CSI拉斯维加斯篇”里那个学识渊博的鉴证科组长格瑞森还曾经深沉的引用过此书，用以说明古人对证据的重视与认识！（当时就激动了，我会说吗？哼，我一定要说！） 【数学】 《数学九章》18卷，81题，分为九大类，秦九韶撰，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第一，大衍类，集中阐述了他的重要成就──大衍求一术，即一次同余式组解法。第二，天时类，是有关历法推算及降雨降雪量的测量。第三，田域类，是面积问题。第四，测望类，是勾股重差问题。第五，赋役类，是均输及租税问题。第六，钱谷类，是粮谷转运和仓库容积问题。第七，营建类，是建筑工程问题。第八，军旅类，是营盘布置及军需供应问题。第九，市易类，是交易及利息问题。 【吐槽】数学啊，呵呵，估计没有几个人会感兴趣的。但是这个人在数学界地位极高，体现了同时代数学的最高成就。可惜没人认，《宋史》里都没给人立传，真是太悲惨了。一个被历史埋没了的天才……鞠一捧同情的泪。 【天文学及机械学】 《新仪象法要》苏颂。既记叙了11世纪前我国天文学上的成就与天文仪器制造史，又描述了居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的天文仪器──水运仪象台的构造和工作原理，是留给后世的一份极具科学价值的珍贵史料。 8、石刻资料 《金石萃编》、《江苏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粤西金石略》、《山右石刻丛编》等金石书中，著录了不少宋代石刻，其中有许多是在文献资料中没有记载的，或可与文献资料相印证，也很可参考。 9、佛教史籍 《佛祖统纪》54卷（现行本缺十九、二十两卷），宋释志磬撰。本书卷首有《通例》一篇，说明本书的体制、内容、写作的旨趣和方法。书中有关于佛、道矛盾及摩尼、火祆诸教的史料。 【一点扩展】关于火祆教，或称祆教，其实就是流传于古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因为其主神马兹达创造了物质世界，也创造了火，即“无限的光明”，所以琐罗亚斯德教把拜火作为他们的神圣职责。 之所以提出来，因为在金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记载的明教，即历史上的摩尼教，就是起源于琐罗亚斯德教，但教义融合了大量基督教、佛教等其他宗教教义。国内常不加区分的将琐罗亚斯德教与摩尼教统称为“拜火教”，含义比较混乱。 《佛祖历代通载》22卷。元·念常撰。又称《佛祖通载》。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九册。作者虽为元人，但其内容有关宋末的轶闻，如瀛国公之死等，可补《宋史》、《元史》之阙。 10、其他 《武经总要》前、后各20卷，曾公亮、丁度撰，明金陵书林唐福春刻本、《四库全书》本、《兵书集成》影印明唐福春刻本。 仁宗时奉命官修的一部军事著作。北宋前期，为了边防的需要，大力提倡文武官员研究历代军旅之政及讨伐之事，并组织编纂出中国第一部新型兵书《武经总要》，其后又将《孙子》等七部兵书汇编为《武经七书》，作为武学的必修课程。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官修综合性军事著作，对于研究宋朝以前的军事思想非常重要。包括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两大部分，其中大篇幅介绍了武器的制造，对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也很重要。 《朱子语类》黎靖德撰，中华书局1986年版。朱熹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此书编排次第，首论理气、性理、鬼神等世界本原问题，以太极、理为天地之始；次释心性情意、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及人物性命之原；再论知行、力行、读书、为学之方等认识方法。 《历代制度详说》20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吕祖谦撰。此书凡分十三门，一曰科目，二曰学校，第三门原本阙页，佚其标题，所言乃考课之事，四曰赋役，五曰漕运，六曰盐法，七曰酒禁，八曰钱币，九曰荒政，十曰田制，十一曰屯田，十二曰兵制，十三曰马政。 补充一本，这本书我也不知道应该改归为什么类型： 《宋登科记》 【一点说明】说白了，就是考据某一年多少人中进士，考中的都是谁……这样的奇书。 【吐槽】望天，大约就是闲的无聊？从看《封神演义》开始就有这种感觉，汉民族真是个喜好罗列名单的民族啊！
有时写文需要查询一些资料，但是中华历史悠远，文史资料浩瀚如海，确实难以一下子找到想要查询的内容。特整理此贴，将有关宋史的史料做一个大致的整理，方便大家有的放矢的查找资料。此文中的大部分内容摘自《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同时结合个人看书的一些心得，资料出处可靠，请大家放心参阅。 【宋代史料种类说明】 一、起居注 二、时政记 三、日历 四、实录 五、国史 六、会要 【基本史料】 一、《宋会要辑稿》 二、《文献通考》 三、《玉海》 四、《续资治通鉴长编》 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六、《三朝北盟会编》 七、《宋史》 【一般史料】 一、各类史书 1、编年 2、纪传与传记 3、政书 二、文集 三、笔记 四、地方志 五、其他 此整理遵循以上纲目。 【宋代史料种类说明】 若要查询史料，就要对这些资料有所了解。有关宋代的史料，以官修为主。宋代私人修史虽然盛行，但是主要取材于官方史料。宋代政府主持编修的当代史，主要由以下六种： （一）起居注。起居注的名称可追溯到汉代，宋代的起居注已经超出了汉代起居注仅仅是皇帝私生活记录的范围，也超出了汉以后起居注仅仅记录皇帝言动的范围，而成为当时最基本的史料之一。 （二）时政记。皇帝同宰相商讨军国大事，属于最高机密，修起居注的起居郎、起居舍人也是不能旁听。唐武后长寿二年，建请由宰相一人专门记录皇帝与宰相“所言军国政要”“每月封送史馆”，称为时政记。由于宋代实行高度中央集权，掌握行政的宰相、参知政事，同掌握军政的枢密使分班奏事，所以时政记也分中书时政记和枢密时政记两种。 （三）日历。日历是编年体。编修日历除依据起居注和时政记外，还包括内外官司受到的圣旨指挥，记载文武大臣去世时还附有他们的传记。日历包含丰富的内容，篇幅很大。宋高宗在位三十六年，就有日历一千卷之多。 （四）实录。实录是根据日历编成的，体裁也同日历相似。两者的差别是：1、日历及起居注、时政记带有原始资料、档案性质，属于所谓“记注”；实录则带有史籍性质，属于所谓“修撰”；2、日历及起居注、时政记属于机密档案，在一定时期内，除编修官以外，其他人不能阅看；实录在宋代允许臣僚阅读甚至抄录；3、日历比较详细，实录则较为简练，如宋高宗实录为五百卷，比日历少一半。宋代从太祖到宁宗都有实录。 （五）国史。国史为纪传体，有本纪、列传、志，除了没有表外，题材与现在通行的二十四史大致相同。宋代正式修成的国史有四部：1、《三朝国史》150卷，包括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仁宗天圣8年修成；2、《两朝国史》120卷，包括仁宗、英宗二朝，神宗元丰五年修成；3、《四朝国史》350卷，包括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肖总淳熙十三年修成；4、《中兴四朝国史》，卷数不明，包括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理宗宝祐五年修成。 （六）会要。会要同以上五类不大相同。在当时属于政书，而不是史书。它的编纂主要是为了当时处理政事的需要。但对后人来说，它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资料分门别类、一一加以排列，是宋代历史的重要史料。宋代曾十次编修会要，成书主要有以下七部： 1、《庆历国朝会要》150卷，包括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及仁宗朝庆历三年以前事，庆历四年（1044）修成； 2、《元丰增修五朝会要》300卷，包括太祖至英宗五朝及神宗朝熙宁十年以前的事，元丰四年（1081）修成；分帝系、后妃、礼（又分为五类）、乐、舆服、仪制、崇儒、运历、瑞异、职官、选举、道释、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二十一类； 3、《乾道续四朝会要》300卷，包括神、哲、徽、钦四朝，孝宗乾道六年（1170）修成； 4、《乾道中兴会要》200卷，包括高宗一朝，乾道九年（1173）修成； 5、《嘉泰孝宗会要》200卷，包括孝宗一朝，宁宗嘉泰元年（1201）修成； 6、《庆元光宗会要》100卷，包括光宗一朝，宁宗庆元六年（1200）修成； 7、《嘉泰宁宗会要》225卷，包括宁宗一朝，理宗淳祐二年（1242）最后完成。 此外，宁宗嘉定三年（1210），张从祖私人修成《嘉定国朝会要》588卷，内容包括太祖至孝宗十一朝，主要是根据官修会要删节而成，没有什么新的内容。 【基本史料】一、《送会要辑稿》宋代历次修的会要，大部分在明初仍然保存。明初修《永乐大典》时，将会要各部分内容分别编入各韵中。会要原本大致毁于明朝中叶。清嘉庆十四年（1809）徐松奉命修《全唐文》，利用此间可以调用《永乐大典》及官府备有抄写人员的机会，以搜集《全唐文》资料为名，名书手将《大典》中所收各本《宋会要》的内容全部录出，得五六百卷，是为辑本。解放后，中华书局于1957年将《宋会要辑稿》所因为平装本八册，即现在的通行本。 《宋会要辑稿》是现存宋代史料中最原始、最丰富、最集中的一部，因而也是史料价值最高的一部。《宋会要辑稿》共分为十七类：帝系、后妃、乐、礼、舆服、仪制、瑞异、运历、崇儒、职官、选举、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道释，约八百万字。内容包括皇帝的诏令，政府的规定，臣僚的章奏，地方的报告等等，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宋代历史的百科全书。 在《宋会要辑稿》的十七类中，较为重要的有以下六类： 1、食货：这是有关宋代经济的最集中的史料，在全书中约占了20%的比重（但亦有部分内容重复）。它的篇幅远远超过了《文献通考》有关部分，也远远超过了《宋史》的《食货志》； 2、职官：这部分所占分量比食货还大，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只管部分不但是研究宋代证券机构、政治制度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宋代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料； 3、刑法：它不但记录了宋代的法制史，在“刑法禁约”一门中，还保存了不少关于宋代阶级斗争、秘密宗教的史料； 4、兵：它不但是有关宋代军事制度的重要史料，在“讨叛”“捕贼”两门中，还有不少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等方面的重要材料； 5、方域：包括有关地理、交通、治河等方面的史料； 6、蕃夷：包括有关民族关系及对外关系的重要材料。 除此六类以外，其他类门也有很多重要资料，比如“瑞异”类中就有不少关于地震、日蚀等自然学的史料。 【一点建议】此书非常全，史料详实而且很多是原始资料，所以没有经过太多的解析和整理，缺乏条目引导，不便于初学者或不熟悉的人直接使用。 二、《文献通考》（以下简称《通考》）348卷。作者马端林，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生于宋末，著书于元初。《通考》共分为二十四门，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十九门是继承《通典》的：天宝以前部分，补《通典》之未备，天宝以后至宁宗嘉定末年部分，是《通考》新增的。 《通考》的体例是这样的：每门有小序，合载于卷首。每门之下又分为若干子目（类），每一目的内容也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但《通考》不同于《宋会要》，它不限于排比材料，而是有叙述、有考证也有论断。 《通考》最初刻于元泰定元年（1324），有西湖书院刊本，现已不存。现在比较易见的是商务印书馆1936年的万有文库“十通”本。 三、《玉海》204卷，宋末王应麟撰。王应麟庆元（今浙江宁波）人，理宗淳祐元年（1241）中进士。但是他不满足于进士出身，而以“通儒”自任，发奋读书，终于在宝祐四年（1256）考中了极其难考的博学宏辞科（只取了他一人），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三年之后他弟弟应凤也中了此科。 《玉海》就是他为了准备报考博学宏辞科的人编的，显然也包括了自己的经验。《玉海》最后四卷名为《辞学指南》，就是指导准备报考此科的人如何编题、作文、诵书，要注意哪些语意等。 《玉海》公分二十一门：天文、律历、地理、帝学、圣文、艺文、诏令、礼仪、车服、器用、郊祀、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兵捷、祥瑞。每门又分若干类，共241类。每类又按年代先后分若干细目。每一细目则精心编选经史子集稗官小说有关记载，间亦加以自己的按语。在全书中，占比重较多的有艺文（29卷）、宫室（21卷）、官制（17卷）、兵制（16卷）、地理（12卷）、郊祀（11卷）、食货（11卷）等门。 【扩展一下】博学宏辞科一直延续到清朝，历来是进身翰林甚至宰相的重要途径。在南宋，考博学宏辞科的人要学会做各种体裁的文章，包括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每次考试，出六道题，包括其中的六种体裁（制和表一般每次都有），内容则一半为古代，一半为当代，所谓“质之古以觇记览之博，参之今以观翰墨之华”。因此，考博学宏辞科的人需要博古通今，既熟悉历史典故，有懂得本朝故事，而且事实必须准确。 【一点建议】《玉海》的条目分的很细，比如食货门会计类，有关宋代的就有景德、祥符、庆历、皇祐、治平、元祐、宜和、绍兴、乾道、绍熙、庆元、端平会计录等共21个细目，建议为了充分利用，最好自己先编制一套细目。 四、《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是记载北宋一百六十八年历史的编年体史书，是研究北宋历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作者李焘，眉州丹稜（今四川丹稜县）人，一生著述甚丰，主要著作就是《长编》。淳熙十年（1183）他六十九岁《长编》才最后完成，第二年便过世了。 《长编》正文原有980卷，因为篇幅过大，在当时也只是刻印了一部分，而没有全刻本，另由秘书省按照《通鉴》的规格抄写了一部藏于秘阁。但是此书散佚颇多，清康熙初年仅存175卷。乾隆时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宋”字韵中录出《长编》收入《全书》，这就是通称的阁本。阁本《长编》也不是全本，缺徽宗、钦宗两朝事迹以及治平四年四月至熙宁三年三月，元祐八年七月至绍圣四年三月共七年记事，四库馆臣按照篇幅大小将它分为520卷。现在通常所见的520卷版本是有上海师范学院与华东师范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室共同整理的版本。 【吐槽】说到研究宋史，这本书是绝对必看书目！此书的内容全部都是关于宋朝的，虽然散佚颇多，但仍然是内容详实、丰富。若是看一些有关宋朝的论文，常会看到《长编》一词，其指的就是《续资治通鉴长编》。 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200卷、《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下简称《杂记》）甲集20卷、乙集20卷，李心传撰。 《要录》是编年体史记，记载宋高宗一朝从建炎元年至绍兴三十二年共三十六年的历史。《杂记》是会要体史书，分门别类记载高宗至宁宗四朝事实。《杂记》甲集分十三门：上德、郊庙、典礼、制作、朝事、时事、杂事、故事、官制、取士、财赋、兵马、边防。每门下又分若干子目。乙集则缺少郊庙一门。这两部书有交叉的部分，可以互相补充。 《要录》的编著继承了《通鉴》和《长编》的传统。全书以官修的日历、实录、会要为基础，广泛搜集各种记载，经过精细的考订，做出自己的论述，书中也有详细的注文，说明材料的来源，去取的依据等。《杂记》虽是会要体史书，但是与会要不尽相同，不仅是排比有关原始资料，而且加上作者自己的分析、论断。 【吐槽】《要录》一书加入了一些后人的著作，在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有篡改，且经过多次传抄、翻刻，每个版本都有不少问题，所以《要录》一书目前还没有较理想的版本。 六、《三朝北盟会编》250卷，徐梦莘编。所谓“三朝”指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北盟”之的是北方金朝的交涉、和战。“会编”（原名“集编”），指明本书是一部材料汇编。《会编》就是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四十六年间，宋金关系的材料汇编。它起自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宋朝派人自登州（山东蓬莱）渡海与金朝商议夹攻辽朝，终于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金海陵帝完颜亮大举侵宋失败。全书分为三帙：上帙二十五卷，记徽宗政和、宣和年间事；中帙七十五卷，记钦宗靖康年间事；下帙一百五十卷，记高宗建炎、绍兴年间事。 《会编》是编年体，按时间顺序排列有关材料。其取材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取诸家所说及诏、敕、制、诰、书、疏、奏议、记传、行实、碑志、文集、杂著，事涉北盟者，悉取铨次。”他还列举了书中征引的书目一百九十六种。但是检阅原书，实际引用的、有书名或篇名可考的，大大超过了这个数目。其中引用的材料十分丰富，并且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原本已经丢失，而《会编》保留了这些材料的原来面目，没有改动。 【一点说明】《会编》虽然只包括与宋金关系有关的内容，但在当时，即北宋末年南宋初年，宋金关系在政治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会编》对于研究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很有价值，不仅限于宋金关系。由于《长编》徽宗、钦宗部分全部散佚，所以《会编》北宋末的部分共有一百卷之多，使其更为珍贵了。 七、《宋史》496卷，包括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约五百万字，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大的一部。《宋史》与前面所述的几部不同，前面几部中除了《通考》外，都是本超人修的；《通考》虽然成于元初，但始修于宋末。这几部除了《宋会要》外，都是私人编修的。而《宋史》则是元代官修的正史。 《宋史》篇幅大，成书时间短促，问题很多。修成之后，一直批评不断。尽管《宋史》有种种问题，但直到现在，后修的许多宋史没有一部能取代它的地位。顾、朱这些大家想重修而终于未修，这都不是偶然的。《宋史》有其存在的价值，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存了大量当时的史料。 关于《宋史》本纪部分。从《长编》注文可知宋代国史与实录的记载不尽相同。查《宋史》太祖本纪，已知国史与实录有矛盾的地方，本纪大都与实录相同，可见《宋史》本纪并不是沿袭国史，也参考了实录。再用《太宗实录》残本与《宋史》本纪相当部分对比，会发现很多地方也是不尽相同的，还包含了一些实录中没有的部分。可见《宋史》本纪不是全部抄袭实录，还有其他来源。 关于《宋史》各志，各志共有一百六十二卷，篇幅甚大。一般认为志比本纪、列传都难修，因为需要更多的分析、综合。元修《宋史》的志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完成，是因为存有现成的底本，如《三朝国史》《两朝国史》《四朝国史》和《中兴四朝国史》的志，稍加综合，再补上理宗以后部分即成。 关于《宋史》的表。《宋史》有《宰辅表》五卷，《宗室世系表》二十七卷，卷数虽然只占了全书的，篇幅却占了20%。宋国史无表。 关于《宋史》列传。大致说来《宋史》宁宗朝以前列传，大部分来源于国史列传，但也有删改补充，传论改动的较多。理宗朝之后的列传，因为无国史可依据，可能来源于实录、日历的附传，有些材料是元初收集的。 总之，《宋史》虽然修于元末，但它的主要材料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书，这些史籍几乎已经全部失传了，虽也有别的史书引证，但是同《宋史》取舍、详略各有不同。这就是《宋史》的史料价值，也是它能存在下去的原因之一。同时，《宋史》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记录宋代三百二十年历史的史籍，也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入门书和基本参考书。 【吐槽】元人编的宋史真是相当的……差劲。建议看的时候请看百衲本为底本的中华书局版，尤其不要看影印本！绝对不是一般的坑爹！比如上一段说包拯终年七十岁，下一段就是六十岁；再如大名鼎鼎的杨六郎，前一段称杨延朗，后一段又称杨廷昭，人家名叫杨延昭！不仅看着头疼，还猜的费心……所以《宋史》还是请看校勘、整理过的标点本吧！ 以上的书目作为【基本史料】。所谓基本史料就是讲讲历史故事，说说历史人物，谈谈当时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是基础中的基础，想要知道哪朝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不妨翻翻以上的那几本史料。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所谓【一般史料】。
宋代所遗留的历史文献汗牛充栋，择其基本和常用者列以下数种。 1、《宋史》496 卷，元脱脱撰，是唯一系统全面记录有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含纪、志、表、传四种体裁。现有中华书局 1977 年新点校本。 2、《东都事略》130 卷，南宋王称撰，为纪传体北宋史，但只有纪、传而无表、志。 3、《续资治通鉴长编》520 卷，南宋李焘撰，为编年体北宋史。它继承《资治通鉴》体例，记载北宋九朝 168 年的史实，征引广博，考订详实，是研究北宋历史最基本的文献，被当时与后世所推崇。今有中华书局 1979-1995 年点校本。 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南宋李心传撰，为编年体南宋史，记载自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高宗朝 36 年间史实。中华书局 1988 年据广雅书局本出版校勘本。 5、《两朝纲目备要》，不署撰人，记载南宋光宗、宁宗两朝史事。 6、《宋季三朝政要》6 卷，不署撰人，记载南宋理宗、度宗、恭宗三朝史事。此书载宋末轶事较多，可补《宋史》之缺。 7、《三朝北里会编》250 卷，南宋徐梦莘撰，为纲目类编年体史书。记事始于徽宗政和七年(1117)海上之盟，终于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采石之战，共46年，是研究此时期历史的第一手材料。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据光绪三十四年许涵度刻本影印出版。 8、《宋会要辑稿》366 卷，清人徐松辑。它保存了丰富的宋代典章制度原始资料，多有《宋史》或其他宋代史书所未采录者。共分 17 类，800 多万字，有中华书局 1957 年影印本。 9、《文献通考》348 卷，元马端临撰，为典制体通史，记载自上古至宋宁宗嘉定末年的典章制度沿革，分二十四门。它收集的资料特别丰富，尤其详于宋代制度。
国外研究宋词的论文
落花之下的独立人——从宋词中的落花意象浅析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关键词】 落花 命运偶然性 文人的个人际遇 家国忧患意识【内容摘要】宋词中的意象浩如烟海，本文将选取“落花”这一意象，从士大夫阶层、失意文人以及女性词人，三个层面，结合具体作品，和词人写作时的背景和心态，试分析“落花”意象在宋词中的特殊意蕴和内涵，及其中所表达的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和家国意识。花在一个春天完成从盛开到凋落的生命周期，提示着四季循环，暗示着时光流逝。落花凋零，飘摇随流水，太多的人看到这样的一幕，都会觉得一种不可自制的悲伤。这是因为，花之迅速凋落，乃是“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的缩写。叶嘉莹先生在《迦陵论诗从稿》中也曾这样写道：“枝头上憔悴暗淡的花朵，较之被狂风吹落的满地繁红更加使人觉得难堪。后者虽使人对其夭亡深怀惋惜，而前者则使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生命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残酷的事实。后者属可避免之偶然的意外，前者则是不可逃避的一切生物之终结的定命。” 看落花的人，由落花生命的逝去，而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如同飘忽不定的落花一样偶然,毫无定则。从而，产生了一种，命运无常的悲戚心理。落花便由一种单纯的自然事物，转变成为了一种富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的意象。其实，最早提出这种落花意象中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偶然观的是南朝的范缜。在《南史范缜传》中，这样写道：“竟陵王子良精言佛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开藩篱落于粪溷之中。”这段话是他与竟陵王萧子良就关于因果报应说所作的辩论。范缜说，“人生好象落在地上的花朵，有些花朵被风吹落到厅堂里，飘落到席子上，坐垫上，正如你一样出身高门，享受富贵；而有些花瓣被吹到粪坑里，就像我，一生不幸。”这即是说，人的富贵、贫贱，只不过是偶然的遭遇不同罢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富贵贫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它包含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前提，即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只能听其自然安排，个人是无能为力的。综观宋词史，在宋代诗人的词作中，落花意象比比皆是，有约六百多首。写花开的少，写花落的多。因为宋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具有纤巧细致的特点，更容易表现优美、悠闲或忧愁的情绪。故而，落花这种美丽、短暂、动态的意象，以忧伤之美，给词人留下的印象必然更为深刻。飘零的落花中，弥漫着春光不再、青春不再、美人迟暮的感慨与恐惧。缤纷的落花是宋词中伤春主题的核心意象。在词中，落花意象染上更多个人境化、女性化的色彩。同时，又由于作者的地位、身份、所处情境的不同，落花意象中所包含的思想内蕴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采用落花意象中的词人，通常是借落花来感时伤物的，表达那种生命易逝、命运难料的情怀。在描写落花的时候，大多处于一个抑郁不得志的状态。对“落花”意象的表述，是一个由外在意象对内心世界进行表述的过程。从历史上看，首先，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优渥文人的时代。为了适应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科举成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从而形成了读书办学和研究学术的社会风气。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明朝徐有贞在《重建文正书院记》中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盛过之。”宋代统治者，鉴于前朝之教训，对文化没有实行专制，使学术思想得以活跃。宋代知识分子吸取了佛、道理论，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了与“汉学”相对立的“理学”，以及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境遇的探寻。但是，他们可以论政，却仍然是统治者手中的筹码。其次，在经济方面，宋代基本做到了长治久安，商业繁荣。这也使宋代文学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宋朝的发展是一个从北方向南方的迁移过程。北宋前期境内比较安定，但是，在逐渐迁移的过程中，国势渐微，尤其是到了南宋，国力已大不如前。这也造成了南渡之前后词人词作的不同。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才有助于宋代词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孕育和形成。而价值取向和处世心态一旦确立和稳固，宋代词人才会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随心而动，去实现冶游、饮酒、隐逸、谪居、参禅等多彩的人生体验。我大体上将宋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将从三个类别分述之。第一类是士大夫阶层。他们多沉浮于宦海，有报国之心，却难以为统治阶级所真正接纳，从而产生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这一类型，在宋代词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以晏殊、欧阳修为例。提起落花词，不得不提晏殊。晏殊以一寒门士子而至于位极人臣，但是，检索晏殊长达五十年的仕宦生涯，其于政治历史却无足以彪炳史册的突出建树。晏殊的性格，中庸之气稍重，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斗争的人。经多年宦海风波的历练,他养成了处事圆通的习惯。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家世背景，必然导致了他虽身居高位，但却无法很好的施展抱负的状况。落花的意象，可以自然为他表达对个人际遇的无奈和悲哀。在耳熟能详的《浣溪沙》中，他这样写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其中，“ 怜取眼前人”一句，语出自元稹《会真记》中的崔莺莺诗：“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这是宴会上即兴之作。下片首两句虽然仍是念远伤春，但气度较大，从放眼河山到风雨惜别，引出眼前人，并与上片别宴离歌前后呼应。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定义此首为伤别之作。起句，叹浮生有限；次句，伤离别可哀；第三句，说出借酒自遣，及时行乐之意。换头，承别离说，嘹亮入云。意亦从李峤“山川满目泪沾衣”句化出。“落花”句就眼前景物，说明怀念之深。末句，用唐诗意，忽作转语，亦极沉痛。通过“落花”这两个富有生命流逝色彩的意象，明确地集中和体现了 “伤逝”之情。而因为春和美好生命的明显关联，对 “伤春”主题的揭示就等于展示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年华的留恋，而时间性作为规定此在之 “在世”的基本性质，就在这种特殊的、在本质上是对生存本身的 “留恋”中被揭示出来。可以设想，假若没有这两个负载着主人公万千情思的生命化意象，此在又如何能从 “生命”自身中直观地感受到生命流逝的痕迹呢？晏殊需要以“落花”中所蕴涵的这种哲学人生观作为化解痛苦的灵药，其中包含着的无理性,不公平,可以,使他聊以平息底里矛盾的声音,得到短暂的心灵超脱。而欧阳修与晏殊又有着很大同。虽欧阳修词作不多，但仍多次出现了“落花”的意象。如《蝶恋花》中：“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所谓“乱红”即是落花。此词写暮春闺怨，
二月东风吹客袂。苏小门前，杨柳如腰细。蝴蝶识人游冶地，旧曾来处花开未？几夜湖山生梦寐。评泊寻芳，只怕春寒里。今岁清明逢上巳，相思先到溅裙水。【鉴赏】:李商隐作有一诗，“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想思一寸灰”（《无题》）。这是写他早春时的一段恋情：时令适至惊蛰，帘外东风细雨，耳畔阵阵轻雷，诗人心头的“春情”（艳情）随着大好春光的即将重返而油然萌生；但是他又马上告诫自己：“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今日之相思越是如花一样争发，那么他日的痛苦与忏悔就越象香灰那样积得深厚。这后两句诗实是一种“反说”，从中不难见其热恋之情的炽烈，以及与它所同时交织着的万般痛楚。同李商隐这位唐代著名诗人《无题》诗一样，史达祖的这首《蝶恋花》词，也是写他悄然而来的艳遇。当然，跟李诗相比，这首词缺了一些悲剧性的色彩，而增加了一些浓浓的令人心驰神往的韵味。这首词是首先从作者重返杭州城时的心情落笔，而逐步展开的。“二月东风吹客袂”，是写时值二月而身从客地归来。其中“吹客袂”三字，就生动地描绘了他回转杭城时“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的形象，也暗点了他“近乡情更怯”的兴奋和迷惘的心情。“苏小门前，杨柳如腰细”，迎接他的，正是“苏小门前柳万条，毵毵金线拂平桥”（温庭筠《杨柳枝》）的初春景象。而在“苏小”两字后面，便又悄悄地潜藏着作者内心的一段“艳事”。果然，“柳如腰细”句就象白居易《杨柳枝》“叶含浓露如啼眼，枝袅轻风似舞腰”所写的那样，“呼之欲出”地隐嵌着一个“倩影”——当然她并没有真正出现而只是存在于作者意念之中，因而这里用了一个“如”字。但词人此来，却又实是“奔”她而来，所以他就循着旧日的路径继续向前走去，企图早早寻觅到她的影踪。你看，虽然时隔好久，但那多情的蝴蝶却还认得昔日我与她一起游玩的地方，它们正翩翩飞入柳陌深处去呢。不过，写到此处，作者的词笔陡然来了个大转变，“旧曾来处花开未”？此句表面是说自己此行来得太早，或许当年共游处的丛花至今未开，因而她尚未践约在此相候；其实也是写他害怕“不见伊人”的担忧心理，不过用一问句更显得婉约缠绵。而事实上，联系下文看，则他此行确实是“扑”了一个“空”，所以又马上折入下阕：“几夜湖山生梦寐”。这从行文用笔上言，是一种“逆提反接”。它首先把时针“反拨”到以前的岁月中去：在没有回来之前，自己的梦境中就曾多少次出现过与她一起作湖山冶游的“镜头”！这里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其中的“生”字。这个“生”字不光是单纯的“产生”、“生成”之意，而且还包含有“创造”、“想象”之意在内。也就是说，多少个夜晚，我都在努力把这次重逢于西子湖畔的聚会，想象得更缠绵、更热烈一些，因而所生的梦境也就越发美好、越发温馨。但以上这些又仅仅是“梦寐”而已，因此下文就反接以“评泊寻芳，只怕春寒里”。眼前所遇，既然只是花未开、人不见的春寒景象，那又何能来“评泊寻芳”（意即谓：在万花丛中评论哪朵花最美，在游女如云的人群中评论哪位倩女最美），又何能来重践“花前月下”的旧约？这里用了一个“只怕”，虽属心理估测之辞，然却又是“实写”，——同上文“花开未”的问句一样，它就使感情的表达更显得委婉有致。词情至此，就暂告一个段落，即由开头归来时的亢奋迫切而结之于扑空后的惆怅，由开头蝶嬉杨柳的欣慰高兴而结之于情人不见的寂寞。前几夜的好梦，归来时风吹衣袂的欢快，蝴蝶领路时的盼望，所有这些就全部都被眼前的“春寒”景象所“冲掉”！但是且慢，就在作者只能“死心”的当口，词笔却又陡转，推出了“绝处逢生”的新境界来：在这无可奈何的现实环境中，词人却还有自己的“法宝”，——于是他那无法压抑的热情，立刻就展开着“想象”的翅膀，更加高涨地飞腾起来：“今岁清明逢上巳，相思先到溅裙水”，这真是妙不可言的佳句！我们知道，清明节本是一个踏青游春的佳日，其时杭城市民“寻芳讨胜，极意纵游，……无日不在春风鼓舞中”（《武林旧事》卷三）；而上巳日又“倾都禊饮踏青”（《梦粱录》卷二）。今年，则清明恰逢上巳，其游冶禊饮之盛况更将空前。所以作者遥想，今日暂未得见的伊人，到时必将出现在“长安水边多丽人”的行列中间（到时就必能重践旧日的盟约）。所以，尽管现在还是新春二月，但自己的心思早已飞到了她那令他神魂颠倒的石榴裙边去了！拿一句成语来讲，这一种想象真有点儿“匪夷所思”。它的奇特表现在下列两方面：第一，它不直接去写“三月三日天气新”的西湖春景，也不直接描绘“绣罗衣裳照暮春”的丽人倩影（以上两句为杜甫《丽人行》诗句），而是用了一个“溅裙水”的意象把这两者概括在一起写，这就显得既“经济”，又“香艳”（请想象一下：一群丽人佳娘正在湖滨掬水嬉戏，溅得绣裙上水痕点点，这是一幅多么优美艳丽的“仕女嬉水图”），确是作者的一个“发明”。第二，它说自己此刻的相思情意“先到”了溅裙的水边（也即溅上了水痕的石榴裙下），这就既写出了自己感情之真挚深长，又显得十分的缠绵和优雅。读着这一句，人们一下子从眼前的料峭春寒中跳到了那个春光骀荡的季节里去，同作者一样获得了心理上温暖而美好的快感。这种写法，利用了“时间差”，利用了“想象力”，使读者坠入了一种无限温馨而又迷离的境界中去；从词的结构来看，也大有“峰回路转”、“余味无穷”的妙处。所以从其“情”来讲，全词确是一往情深；从其“文”来讲，又显得相当的“瑰奇”、“警迈”（张镃《梅溪词序》）。史达祖的这首《蝶恋花》与李商隐的《无题诗》相比，《蝶恋花》构思精巧，有神来之笔，最明显的证据是李商隐仅仅感觉到“春心莫共花争发”，而史达祖却进一步在文中说到了“春心先于花争发”。您正浏览的文章《史达祖——《蝶恋花》》由第一范文网（）整理,访问地址为：
其实最棒的文章莫过于李清照的那篇《词论》了，我不清楚你需要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演讲的话，以《词论》为核心展开谈都可以。尽管不是现代学者的专门论述，但以词人之口论词，最是真切。原文：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糜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息。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甚奇，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有押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重典。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矣。 全文翻译： 古乐府歌与诗并列发展的最高峰，是盛唐时期。 唐开元、天宝年间，有一位歌者叫李八宝，唱歌妙绝天下。有一次，刚刚及第的进士们在曲江大开宴席，其中有一位及第的名士，吩咐李八宝故意穿一身旧衣，戴一顶旧帽子，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并装成神情惨淡的样子，一同参加宴席。然后对众人说：这是我的表弟，让他坐末席吧。参加宴会的众人都对他毫不在意。众人边喝酒边听歌，许多歌者轮流唱歌，其中只有曹元谦、念奴二人歌唱得最好。唱完后，大家对二人的歌声称叹赞赏不绝。这时，那位名士忽然指着李八宝对大家说：请让我表弟为大家演唱一首歌吧。众人都晒笑起来，甚至还有人生气起来。等到李八宝一曲歌唱完后，却引得众人都哭了起来。团团拜伏在李八宝周围，都说：你肯定就是李八郎啊。 从此以后，郑地和卫地的乐声在当时更加流行起来，这些声乐的柔糜之处、音节变化也更见烦琐。唐朝时已经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曲调，不能一一枚举。 到了五代的时候，各路诸侯纷纷建国，中华大地战乱不断，斯文扫地，更无人作新曲沿途传唱了。这时只有南唐李璟、冯延巳等君臣温文尔雅，时有新作问世，其中有名的作品有李璟的《浣溪沙》、冯延巳的《谒金门》，“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更是其中的名句。句子虽然很奇特、很优美，但是要灭亡的国家所唱出来的歌声也带着很深的哀伤，就不能算曲子词中的上品了。 到了宋朝，礼仪、声乐、文章、武功都已经齐备了，又休息生养了百余年，才有柳屯田柳永，变乐府旧声为新声，有《乐章集》传世，确立了他在宋词大家中的地位。但柳永的词虽然非常适合于音律，但词句却俗不可耐。又有张子野（张先）、宋子京（宋祁）宋公序（宋庠）兄弟以及沈唐、元绛、晁次等人辈出，虽然时时有妙语传世，但却整篇破碎，不能称为名家。到了晏元献（晏殊）、欧阳永叔（欧阳修）、苏子瞻（苏轼）这些人，他们学究天人，填这些小歌词，应该就象是拿着葫芦做的瓢去大海里取水一样容易，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细细琢磨他们的词，句子都嫌雕琢得不够。而且他们的词又往往不协音律，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诗和文章只分平仄，但词却要分五音（宫商角徽羽），又分五声（阴平、阳平、上、去、入），又分六律（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还要分发音的清、浊、轻、重。比如当世（北宋后期）的那些词牌名叫《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的，既可以押平声韵，又可以押仄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有押去声，又押入声。本来是押仄声韵的，如果押上声韵则与音律协调，但如果押入声韵，就不能作歌唱了。王介甫（王安石）、曾子固（曾巩），他们的文章有西汉时风格，但如果他们作词，只怕会让人笑倒，因为这样的词读不下去。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词别是一家，但知道的人却不多。后来晏叔原（晏几道）、贺方回（贺铸）、秦少游（秦观）、黄鲁直（黄庭坚）一出，才得词中三味。但是晏几道的词短于铺叙，贺铸的词短于用典。秦观的词却致力于婉约、情深一片，词中却少了实际的东西，就象一个贫穷人家的美女，虽然长得很漂亮，打扮也很时尚，但骨子里却始终缺乏那种与生俱来的富贵气态。黄庭坚的词内容倒是充实，却有些小毛病，就象一块美玉，却有些斑点，所以价值自然要打些折扣了。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