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酒文化的研究论文

酒文化是指在酒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成果。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酒文化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酒文化的论文篇1 浅析中西酒文化摘要：文化是人类在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在酒文化方面，中国和西方的酒文化有明显差异。西方酒文化一般指葡萄酒文化，而中国酒文化则是白酒文化。本文从酒的起源，酒与宗教的关系，酒器的使用，饮酒礼仪以及酒的社会功能几个方面，简单介绍中西方酒文化的区别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关键词：酒文化文化差异文化酒文化作为文化系统的一个方面，跟其他方面一样，其形成过程以及在地域上造成的差异，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社会以及历史的不同因素形成了文化的最终不同。只有从各个方面把握中西文化的不同才能促进中西方的文化交流。 1.酒的起源从酿酒所使用的原料方面来说，在中国早期的文化起源地黄河流域，气候温和并且农作物发展较为先进，人们便用粮食酿造就有中国特色的黄酒以及白酒。而在被称为西方文明摇篮的巴尔干半岛古希腊地区，境内多山，土壤贫瘠，不适合农作物生长，反而很适合葡萄的生长，因此葡萄酒的酿造就成为西方酒文化的代表。对于酒神崇拜，从神话传说方面来说，西方的葡萄酒最早起源于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据说他是最早种植葡萄并且酿造葡萄酒的。而在中国，中国历史上没有明确的酒神，而又普遍地将仪狄或是杜康认为是中国的酒祖。 2.宗教与酒文化的关系从宗教方面来讲，____是西方的主流宗教，在圣经中多次提到葡萄酒。耶稣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后在最后的晚餐上说，面包是我的肉，葡萄酒是我的血，并且让人们记住自己是为人类赎罪而死的。因此基督____萄酒视为圣血，而且葡萄的种植以及葡萄酒的酿造被教会人员视为工作，在这种背景情况下，人们对于葡萄酒是一种敬仰与喜爱的心情。在中国佛教的影响较为广泛，而佛教的教义是反对饮酒的，无论是在家还是出家，在戒律上都一律禁止饮酒。人们很多听信佛的教戒，尽可能的控制饮酒。加之中国的白酒多是粮食酒，因此人们对于饮酒是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 3.酒器的使用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人们对酒器的重视都是略见一斑的：酒器制造所用的材质，最终的形状以及做工的精美都有不同的讲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依据材质，使用者和时代等因素的不同，酒器的名称很多，比如有尊、壶、爵、角、觥、杯、卮、彝、卣、?、瓿等，不胜枚举。中国酒器的繁多，不仅是因为时代变迁从而生产力所带来的材质改革，更是因为在封建等级社会的中国，酒器的使用更是印上了等级制度的烙印，不同的酒器代表了不同的身份。西方国家的酒器也有很多种，但是一定程度上来说西方国家的酒器基本上以透明的玻璃杯为主而又形状各异。透明的高脚杯是西方饮酒时所使用酒器的典型代表，但是根据各种不同的酒所适用的不同的酒杯，这种高脚杯的形状又有很大差别，如郁金香型的细高型的香槟杯，矮脚的梨形的白兰地酒杯等等。西方人对酒器的讲究毫不逊于中国。但是中国的酒器更多的反映使用者的身份，西方的酒器则更多的是为了衬托酒本身的艺术性。 4.喝酒的礼仪中西方在酒文化中都存在饮酒的礼仪，但是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酒文化中更善于劝酒。同是饮酒的场面，必定中国人一起饮酒的场面更为热闹。劝酒是敬酒的一种方式，是中国人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习俗。封建社会中等级分明，很多人一同饮酒时，卑者、少者须向尊者、长者敬酒。一顿饭下来，敬酒的次数是不好计算的。单是敬酒，在敬酒词，敬酒姿势，自己饮多少别人饮多少，敬别人，被敬等方面就有很大的学问。在西方国家，民主与自我意识占主导，在饮酒方面也有体现。首先，因为各种高脚杯形状的不同，手持酒杯的方式也是不同的，正确的姿势也是礼仪的一个方面。在西方餐桌上，饮酒的人也会彼此举杯，但是一次喝多少，完全是个人意愿。在一次正式的西餐中，敬酒(toast propose)的次数也一般一次，这一次一般也是面向所有在座宾客，祝酒词是必不可少的。 5.酒的社会功能而西方人把葡萄酒看为艺术品：把葡萄酒的酿造看成制造艺术品;把饮酒也看成一种欣赏与品味艺术的行为，饮酒的兴致就在酒本身，因此可以常常看见西方人在不就餐的情况下而仅仅品味葡萄酒的场景。中国人把酒当做交流或是表达感情的工具，常为“醉翁之意不在酒”，饮酒的兴致不在酒本身，而在乎与谁饮酒以及以什么样的心情饮酒，一般情况下中国人饮酒是离不开饭桌的。中国人就餐时相比较而言更讲究的是菜肴，酒则从始到终都是一种酒。但是在西餐中，他们吃一道菜换一种酒，一般吃沙拉和冷拼小吃时喝干白葡萄酒，吃头道序菜时喝干白、干红或玫瑰葡萄酒，吃海鲜类正菜时喝高度干白葡萄酒，吃肉禽类正菜时喝高度干红葡萄酒，吃甜食时喝甜食酒或香槟酒。正式的宴会要上三五道莱，而每一道菜对应一种葡萄酒。除此之外饭前还有开胃酒，餐后还有鸡尾酒或威士忌、白兰地一类的蒸馏酒。这样一顿餐下来总得需要五六种酒。总的来说，中国和西方的酒文化差异体现在各个方面，而各个方面的差异又是由不同的因素造成的。探索形成差异的原因，有助于对酒文化更好的理解，从而有助于更好的理解中西文化差异并且促进中西交流。参考文献： [1]米歇尔?爱德华.红葡萄酒鉴赏手册[M].上海科技出版社，2000. [2]侯淑琴.形象礼仪[M].北京联合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0. [3]杨乃济.中西酒文化比较[A].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4. 酒文化的论文篇2 浅谈水族酒文化水族自称“虽”，汉语译称“水”，是全国少数民族之一，也是我国古骆越人的后裔，ol(r}s})有着古老的文字《水书》、历法《水历》。水族现有人口40余万，主要分布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三都、荔波、都匀、独山以及黔东南自治州的榕江、丹寨、雷山、从江、剑河等县，以三都水族自治县境内最为集中。(zlcr}3)水族人民喜食糯米，除一部分做成糯米饭，大多都是用来酿制糯米酒。水族的酒味美甘醇，特别是三都水族自治县九吁地区的九吁酒，更是远近驰名。在水族地区，不论是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还是各种各样的独特风俗中，酒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在人生历程中，水族已经把酒当作一种标志，用以象征人的生命从一个阶段步人另一阶段。酒伴随着水族人走过出生、婚嫁、死亡的各个阶段，贯穿了水族的历史进程。一、水族端节和卯节中的饮酒习俗 (一)酒与水族端节端节，水语称为“借端”。“端”，意为“岁首”或端节“新年”;“借”，意为“吃”。因此，端节亦可直译为“吃年”，意为“过年”。水族端节的日期以水历为准，水历把九月作岁首，端节就定在九月初九日，通称“水年’，。f3J(r}s}0)为方便互相走访，水族地区是分期分批轮流过端节。水族端节中，酒是不可或缺的。端节当天凌晨五点左右，水族村民就开始煮韭菜包鱼和糯米饭，煮熟后端到祖宗灵位前的酒桌上祭祖。酒桌的四面都要摆满酒杯，酒杯比来贺新年的人数只能多不许少，意为讨个好兆头。天亮后，整个族人就挨家挨户去贺新年，水语叫“幼端”。每到一家，大伙按辈分依序在酒桌前围成圆圈，每人都用右手把自己的酒杯或酒碗举到右边族人的嘴旁，大家同时喊一声“秀”，便从主人家开始喝，而且喝酒的人必须干杯，然后在大家“秀”的喊声中把自己酒杯的酒倾入下一个人嘴里。这就是水族的“转转酒”。有些少数民族也有喝“转转酒”的习俗，一般是一个人只喝一VI就把已喝过的酒杯传递给下一位。水族的“转转酒”则不同，虽然也是以传递的方式饮酒，但是每个人的手上都必须有一杯酒，左侧的人将右手所持的酒杯送到右边的人的嘴边，杯到酒干。水族人挨家挨户喝完贺年酒后才回家接待客人。在水族的端节中，这种“转转酒”不仅仅限于族人内，迎接远方的客人进家门后也会以最能表达心中热情的“转转酒”相待。水族端节中喝“转转酒”这种习俗是水族先民们“一人获取、众人共有”这种氏族社会公有分配制度的一种表现形式，可增强民族的亲和力;这还与水族先民们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共同抵御自然灾害和外族侵略的生活方式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也是一种追忆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方式。今天，水族端节中的饮酒习俗已成为一种聚合民族和凝结人心的重要方式。 (二)酒与水族卯节水族“卯节”和“端节”事实上都是过年，按传统一向是过端节的地区不过卯节，过卯节的地区不过端节。卯节，水语称“借卯”，意为吃卯。水族卯节的日期也是依据水族历法来推算的，具体的日期是以水历九、十月(即阴历的五、六月)内的卯日分四批过节。水历十月，水书中称为“绿色生命最旺盛的时节”，辛卯日则被称为“最顺遂的日子”。卯节的分批是约定俗成。头三批卯节在荔波境内，第四批卯节，除三都水族自治县的九阡、水各、周覃外，荔波的岜鲜、水维、永康等乡的水族人，也在这最后一批卯日过节。卯日那天，各村寨的人们都会在村寨门El隆重接待亲朋好友，在村寨门VI都设有“拦门酒”。水族的“拦门酒”由三到五个年轻的姑娘主持，客人一到寨门口，姑娘们立即为远方来的每个贵客敬上一碗“拦门酒”，然后再由青壮年上前把客人迎进家中。水族待客一向有“以酒为尚，以醉为乐，以醉为荣”的观念，所以在卯节中，也会像端节一样，用最热情的“转转酒”待客，总之都要让客人尽兴，醉酒的越多，主人越觉得光彩。酒足饭饱后，各村寨的人们身着盛装从四面八方赶往卯坡对歌。这一天，不仅过卯节的水族村寨青年人要上卯坡对歌，就是不过卯节的外寨的男女老幼也会赶来参加盛会。在卯坡的树丛中、草地上、山石旁，青年男女各自寻找自己中意的人对歌，歌词均为即兴演唱，主要内容是青年男女互相倾诉爱慕之情，若情投意合，即可相约成婚。这是卯节受到水族青年男女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二、酒与水族丧葬习俗水族是一个非常崇拜祖先的民族，存在灵魂不死的观念。生前好酒、喜酒乃至嗜酒如命的亲人去世后，仍要让他一如其生地在另一个世界里也能畅饮美酒。因此，水族在老人去世后，祭品中酒是必备之物，而且都是自家酿制的米酒。在三都水族自治县九阡地区，无论家庭是富或穷，老人在60岁左右就特地亲手酿制一坛酒，然后以土坛密封窖藏，直到老人离世的那一天才由子孙取出让亲人和近邻品尝。老人活得越久，酒窖藏的时间越长也就越甘醇香冽。这不仅仅是单纯的一种物质享受，还包含着水族人希望延年益寿的文化心理。出殡之日，亲戚朋友来奔丧所携带的物品中，最重要的也是酒。酒的数量多寡不等，依据奔丧人与丧主的亲疏关系而定，多至数十斤，少至一两斤。奔丧人把酒瓶或酒罐放在棺材前的桌上，若酒太多，则倒人一个大缸中，以便取酒招待客人。但亲戚带来的酒不能全都倒完，在酒罐或酒瓶里至少要留一点酒。因为在免除生者对死者的惧怕心理和寄托对死者的美好愿望的祭悼仪式中，水族人意识上的酒已经具有超现实的幻化功能，奔丧携酒既是出于避邪逐煞的心理，也是对主家的一种祝福，在酒罐里留点酒也是一种祝福，是丧主对亲戚的一种祝福，祝他们年年余酒。可以说，强烈的群体意识是水族的心理特质之一，这一心理特质在丧事活动中表现尤于明显。在出殡之日水族还有一个特别的风俗，那就是在唱祭歌时给歌手倒酒。这种倒酒方式也很讲究。在所有亲戚奔丧结束后，丧主从家中搬出一张四方桌，摆放在选好的宽阔的场地上。酒桌中间摆放爆米糖一斤、白糖两包、豆腐两块、橘子和苹果各一盘。男女歌手各坐一边后，丧主在歌手面前各置五杯酒后，又在桌子边空缺的位置全都摆上酒杯，并倒满酒，以供听众饮酒。待吉辰一到，孝家立即倒酒，倒酒的同时歌手开始唱水族祭歌。倒酒的顺序非常讲究，孝子先倒第一杯酒，之后是孝女及孝主的儿媳妇、孙子，最后轮到血亲的表哥。水族丧事中的这一种习俗也反映一种文化心理，他们很重视孝道，请歌手唱祭歌一方面表明尊重长者，另一方面也是用歌声来寄托心中的哀思。三、酒与水族婚姻习俗在婚姻中，酒作为许多民族倾心爱好的特殊饮料，体现出重要的媒介功能。作为拥有悠久的酿酒历史的水族，酒更是贯穿婚姻的整个过程。 (一)提亲酒和定亲酒水族青年有恋爱的充分自由，但不论是否自由恋爱，想要结婚的时候，都必须察告父母，由男方父母请媒人到女家去提亲。L61(})水族的提亲过程很复杂，就算是双方都已经中意，至少也要去提亲三次。第一次提亲时媒人所带礼品是四个红糖，第二次提亲所带的礼品是:四个红糖、五斤酒、五斤肉。前两次提亲都会遭到委婉的拒绝，而媒人一般都会预料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还需要精心准备第三次提亲。第三次提亲所带礼品有:全新的一个篮子(内装红糖10斤、糯米五斤、手镯一对、银项圈一个，摆放的顺序是糯米在底层，手镯和银项圈第二层，红糖在最上层)酒(至少10斤)、肉(至少五斤)。按照水族习俗，第三次提亲议定婚约之后就吃定亲酒，主要是约定吃大酒的日子。吃定亲酒的时候，女方会明确交代男方须准备的礼品:手镯一双、银项圈一根、红糖至少50斤、糯米30斤、酒一坛(100斤)。可见，无论是在水族的提亲还是定亲中，酒都是必不可少的。 (二)迎亲中的酒按水族婚姻习俗是结婚前一天晚上男方就要派迎亲队伍到姑娘家去，而且出门的时间还要请懂得《水历》的水书先生选择吉时。迎亲时男方所带聘礼:一坛酒(约100斤)、一头猪(约200斤)、红糖(约80斤)、糯米(约80斤)、手镯一双、银项圈一根。结婚时，男方所带礼物中，最重要的就是酒，无酒不成礼。迎亲队伍到了新娘家家后，新娘家立即杀猪，第一次酒席正式开始，喝酒吃肉都很随意，没有人来劝酒。等到女方把猪杀好，第二次酒席开始了。这是正席，水族婚姻中的正席跟许多民族都不同，双方的男女必须分桌。按水族婚姻习俗，酒席至一半的时候，新娘还要到酒桌旁敬酒。新娘首先献给自己的父亲，这叫“感恩酒”。然后媒人会上前来介绍新郎的父亲，聪明的新娘会立即接话:“父亲，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孩子了，孩子在这里给父亲倒一杯酒。”这叫“认父酒”。男方父亲干杯后，一般都要把准备好的红包放在酒杯里，然后才把酒杯递过去，表示大红大喜。新娘倒酒的过程中，凡是男方来的客人都会在喝酒后送红包，但新娘的同村兄弟喝酒后不送红包。次日早晨，新娘家用红糖拌糯米稀饭招待客人，然后才开酒席，开席的同时女方把要送的嫁妆全部拿到祖宗的灵位祭祖。女方嫁妆一般有:水族婚礼服装一件、猪腿一只、糯米20斤、布两匹、布鞋至少巧双、棉10床、衣柜一个、马一匹或牛一头。到了双方预定的吉时，双方男人齐聚祖宗灵位前祭祖，然后新郎家派代表上前领新娘的嫁妆，代表人一般都是双方的哥哥。在领取嫁妆之前，双方的男人必须在祖宗灵位前履行一系列庄严复杂的程序，并由此表现出各种各样的饮酒习俗。 1.誓婚酒。首先是双方的哥哥上前来代替新娘新郎喝“誓婚酒”，而且还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女方哥哥：“你现在把妹娶走，祝愿你们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不要把她当晒米的木板，不要把她当洗脸帕，不要玩耍她。”(水语汉译，下同。) 男方哥哥：“现在你放心，我接她回去，到我家就如神仙般，一定好好善待她，不会玩耍她。” 然后媒人递上两杯酒，说：“现在你们俩代替新郎新娘发誓了，说话算数，请喝了这杯‘誓婚酒’。” 2.甜酒。喝完“誓婚酒”后，新娘家最有威望的寨老上前问新郎的哥哥饮的这杯酒是甜还是苦，这时候若误答为“苦”，婚事就会立即被取消，对方会认为你嫌弃他家女儿，若答“甜”又得喝一杯酒。这是因为说“甜”便是祝福新郎新娘婚姻甜美，所以不少人戏称为“甜酒”。 3.媒人酒。寨老接着会想方设法给媒人喝上一杯“媒人酒”，口才稍差的媒人喝了一杯又有一杯，所以水族的媒人除了会说还要能喝。 4.舅爷酒。媒人喝干酒之后，寨老又倒酒，面对众人说：“追本溯源，先有祖后有宗，不忘祖恩。有你舅爷才有这些儿女，请舅爷上前喝一杯。”舅爷上前来接酒杯，一般都要谦虚一番之后才喝。祖宗灵位前的复杂程序结束后，在领取新娘嫁妆的过程中，又涌现出各种各样名称的酒，显现出水族酒文化的浓重色彩。例如在领取衣柜时，衣柜的钥匙在新娘的哥哥手里，去接钥匙的人就要喝一杯酒，名为“钥匙酒”;在领取棉被时，捆棉被的绳子在新娘的哥哥手里，去接绳子的人也要喝一杯酒，名为“棉绳酒”。 5.马料酒和汤锅酒。在酒席结束后，众人一起把嫁妆抬出来，男方的人作好抬嫁妆的准备。这时候，新娘家会派一个口才好的人去拴马的地方等候，而男方也会派出早就安排好的能说会辩的代表前去牵马。马匹旁边会摆上几个四方桌，上面都摆上三个大碗，并倒满酒。男方代表前去牵马的时候，女方代表会以忘记喂马料来为难，并要求男方代表代替马喝下桌上的酒。男方不能拒绝，一旦不愿代替马喝酒就无法把马牵走。这就是“马料酒”。喝完“马料酒”后，女方代表又以马想上汤锅行去吃汤锅为由带男方代表到预设的汤锅行饮一碗酒，这碗酒名为“汤锅酒”。水族婚事中前去的牵马的人不是那么容易牵马走的，其中有许多道酒拦着，最有名的莫过于上述的“马料酒”和“汤锅酒”。当然，能说会辩的人代马喝的酒便少点，口才差的人几碗进肚后就牵不了马了，就会闹笑话。水族喝“接马酒”的过程既幽默又能生动，增添了婚事中的喜气，其独特的民族文化氛围使人赏心悦目。 (三)喜酒与酒歌到新郎家后的酒宴，也分有晌午饭和正席。晌午饭也很随意，并不劝酒。傍晚时分正席开始。在新郎家里，最热闹的莫过于唱酒歌，主要是女人那一桌的对歌。正席开始后，男方的女歌手先唱第一支歌：“我们三家叫我倒酒，我们四家叫我倒茶，我倒酒也是倒给你们，我倒茶也是倒给你们。提起这杯酒，不知姨娘是否接受?姐与妹共庆哈喂哈喂!”(意译)女方歌手对唱：“坐在你身边应该喝两碗，坐在伯母身边应该喝五碗，喝不得双方都不开心。跟妈学酒学不成，不知哪天才学会。到奶奶身边却让我讲，如果我能讲，我们一起笑。坐在桌边，哪个吝啬?大家一起来干杯!”(意译)众人举杯一饮而尽，然后再接着唱下去。水族婚姻中非常重视唱酒歌，一般都要唱整整一个晚上，而有的地区则连续唱三个晚上，例如三都水族自治县的廷牌乡就有这样的风俗。四、结语中国有5000年以上的悠久历史，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酒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已经拥有独特的地位。神州到处酒飘香，饮酒习俗自古蔚然成风。中国的56个民族中，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酒文化，而水族的酒文化更是独树一帜。水族端节和卯节中的“转转酒”、“拦门酒”别有风味，丧事中丧主一家大小轮流为唱祭歌的歌手倒酒的习俗让人对水族的孝道赞叹不已，而水族婚姻中花样百出的酒习俗更是让人开怀大笑。由于特定的生存环境、社会历史背景和心理文化积淀的影响，酒不仅在水族独特的习俗中得以体现，在水族人的Et常生活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在接待朋友时，“酒重于肉”，如果客人来到，桌上没有酒，主人就有“不成敬意”之憾，可以说酒无处不在。拜访以酒为礼，迎客以酒为敬，感激以酒为谢，报恩以酒示情。酒在水族人的交往中所显示的不仅是物质赠馈上的多寡，而且可以借以表达人际交往和精神需求。可见水族丰富多彩的饮酒习俗与民族风情相得益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酒文化氛围，很值得我们探究。猜你喜欢： 1. 中国酒文化与宴请礼仪论文 2. 中日酒文化对比论文 3. 红酒文化论文 4. 浅析彝族酒文化中的音乐性论文

中国古代酒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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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你好！很高兴能回答你的问题1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酿酒的国家之一。中国酒的发明者到底是谁,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说仪狄，一说杜康，但无论是谁发明的造酒，他都是我国劳动人民的典型代表，距今已有4000年的历史。酒是一种非常奇特而又富于魅力的饮品，它渗进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其独特的功能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无论喜宴、庆功、接风、饯别，还是祭奠、祈福、消悉、解闷，甚至医疗、养生、健美、长寿、烹饪，几乎都离不开酒。中国酒醇厚无比，味美无比。中国酒文化同样十分发达，它深深地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活土中。中国人的饮酒，通过对饮人、饮时、饮地、饮趣等选求，揉合了诗歌、书画、风俗、游戏等方式，把物质享乐的酒升华为更高级的精神享乐，通过饮酒来影响人们的观念、感情行为、人际关系，从而创造出了颇具浪漫色彩的生活意境和文化氛围。纵观历史，中国古代文学与酒紧密相联。文学与酒的联系，直接说就是文学家与酒的联系。个性的魏晋竹林七贤、陷居田园的诗人陶渊明、诗仙李白、诗圣村甫、风流才子苏东坡、多才多艺的曹雪芹等等中国古代文人名士，都与酒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联。这各关系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饮食文化史上的一种特有现象。它是文化人充分活跃于政治舞台与文酒社会和文化被文化人所垄断的历史结果；是历史文化在封建所留有的自由空间充分发挥的结果。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就是华夏民族的灿烂文化！而这一切，都紧紧地沉淀在酒杯中。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时月，对影成三人。②

不得志的诗仙酒仙李太白，一生颠沛流离，却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一日酒后在江中，李白追逐着江面上的月影，那月影一会儿是一轮银盘，当李白俯下身去捞时，又变成了碎银。可起身再看，又变成银血。李白又俯下身体去捞，突然一阵狂风骤起，小船被掀翻，待江面风平浪静，李白却不知了去向。一代文豪郭沫若曾说李白是生于酒而死于酒。可见，说李白的酒名与诗名同样得到后找的仰慕是毫不夸张的。酒能壮阔李白的诗兴，同样，酒也造就了千古名作《兰亭序》。“千古书对”王羲之在永和九年夏历三月三日，邀请谢安、孙绰等41位名士，在会稽山阴西南之兰亭，行“修禊”之事。名士们列坐于溪水之旁，“虽无丝行管弦之盛，一觞一咏，变足以畅叙幽情。”1600余年，成为后世书法家神往的圣地。

中国古代，努力将酒营造成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并于其中品味适意，不仅满足于酒趣的感觉，更借着酒力创造出了丰硕的文学艺术作品。下面，就让我们进入到诗文世界中去品味由美酒激发出来的珍品吧。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好一句“与尔同销万古悉”！一切愁苦，一切悲郁，全部都弥消在了酒里。纵然终生抑郁、坎坷，却丝毫不能顿挫这位青莲大居士李太白的天生豪放和飘逸.人生又算得了什么？“人生得意须尽欢”，只要杯中还有酒，那就“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是产生于山西杏花村的汾酒。杏桦村内有俗称“神井”的古井一口，井上有一亭，名为“申明亭”。井水味道好似醴露，甘馨清洌，用来酿酒，其味馥郁芬芳。用“神井”井水制作的名酒“汾酒”以及“竹叶青”都是历史悠久的中国名酒。有一年清明，村牧外出遇到雨，当时很想找一个小酒店来躲躲雨，歇歇脚，小饮几杯，以缓解这个料峭的春寒，但是到哪里支找酒家呢？这时，杜牧看见一个放牧的小孩在那里玩，便走上前去问路：“小家伙，你知道哪里有酒家吗？牧童用手向前一指，露出一家小酒店，在静静地告假着雨中赶路的客人，那里，就是流传至今的杏花村。----这就是这首《清明》的由来。酒好，诗也好。但也不知是此诗使杏花村的酒闻名久远于世，还是这杏花村的酒使此诗世代流传、家喻户晓。酒与文学在中国古代的渊源，是那么的奇妙和特殊。以上只是就文学与酒的联系做了些简单的陈述。当然，酒并非与全部的中国古代文化都有关联，但在事实上不能否认的是，酒，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方面上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陶渊明存诗142篇，写到酒的有56篇；李白存诗1000多篇，写到酒的有210篇；杜甫存诗1400篇，写到酒的有300多篇；白居易存诗2800篇，写到酒的有800篇，陆游存诗10000篇，写到酒的诗达3800多篇……另外还有书圣王羲之，狂草名家张旭、怀素和尚，画家郑板桥，他们的许多传世名作都是缘于酒醉。当然，凡事有利变有弊。酒，也是一把又刃剑。古今中外，喝酒误事之事有之，酒后闹事之事有之，酗酒伤身之事甚至性命之事有之，沉醉于酒一蹶不振之事有之，因酒丧家误国之事变有之。酒，是一种精神麻醉剂。对于现代人来讲，小酌小饮可以增添生活情趣，偶尔狂饮也可算作是一种豪迈，但我们必须看清酒所能带来的不良后果。用正当方法饮酒不仅可以保健，还会起到延年益寿的作用，但若饮用不当，小则误事乱事，大则损己害人甚至危害社会。这是现代人必须注意的。瑕不掩瑜，酒，不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终究是必不可缺的。谷，年复一年地收；酒，年复一年的流。数千年来，在偌大的国土上，几乎可以说，无处不酿酒，无人不饮酒。酿了数千年的酒，饮了数千年的酒。能读透一部酒文化，中国几千年的文明的整体梗概也就差不多一览无余了. 希望我能够帮到你！呵呵~

一、综述酒的文化内涵。酒，这个词引辞海是这样解释的：“会意。从水,从酉(yǒu)。‘酉’本义就是酒。‘酉’亦兼表字音。本义:用高粱、大麦、米、葡萄或其他水果发酵制成的饮料。”[1]这是对于酒的最表层的释义。“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2] 酒是恶因，酒可致亡国败家，可致淫乱杀伤，这是《说文》对于酒的的解释，当然这是从负面角度谈酒是古代的一项荒唐的发明。还有许多典籍论述了酒的意义和功效。如酒曰清酌——《礼记·曲礼》；酒食者,所以令欢也。——《礼记·乐记》；酒者所以养老也,所以养病也。——《礼记·射义》；酒,百乐之长；又,酒者,天下之美禄。——《汉书·食货志》；不为酒困。——《论语·子罕》……总之古代对于酒的的话题可谓“不尽长江滚滚来”。酒在当代给人的印象很可能是负面的，如酗酒、酒鬼……这些不文明的粗狂的词汇确实令人陷入一种尴尬的维谷。但是，当我们真正回顾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历程不难发现，酒在华夏沃土上酝酿珍藏，早已形成了一种古老的文明——酒文化。任何对于就的误读和偏见都是不可取的。二、关于酒文化的起源。在古代，人们对于很多现象不能理解，都会归咎于神仙所为。“酒”就是其中的一个元素。酒是液体，多黄白色，或辣或清香，给人带来火感受，遇火即明，未开化的古人不知其所以然，便认为酒神所为。古代流传“上天造酒说”，“猿猴造酒说”，“杜康造酒说”。人类造酒的起源最早追溯于距今约4——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当时造酒实属偶然，经粮食、水果自然发酵所得，工具简陋，酿造的多数低度米酒和水酒。（如左：西汉酿酒图）秦汉以后,中国酿酒技术的发展日益成熟，这种用谷物酿酒的传统,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饮酒文化,逢重大节日和喜庆之事人们必定饮酒。岁末除夕,“除日驱傩,除夜守岁,饮屠苏酒”[3]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饮菖蒲酒、雄黄酒。中秋节有饮桂花陈酒的习俗。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登高饮菊花酒,出生酒、生日酒、婚丧酒、升学酒、晋升酒。总之，酒文化成为一种传统袭承下来。三、酒文化与文学艺术的情结。中国酒文化与文学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古典诗中关于情爱、离愁类的作品居多，故诗歌中经常流淌“酒”“泪”液体，泪的味道既咸又苦，大多为女子所流；酒的味道又辛且辣，大多为男子所饮。两者结合，“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对于酒文化与文学的渊源可从如下几方面一一做理会。1．酒可以避政，明哲保身。魏晋南北朝的竹林七贤谓文之豪杰，他们放旷不羁，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或谈禅或饮酒，酒后大醉，一醉不醒。其中最为著名的酒徒是刘伶。刘伶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七贤之首阮籍，性嗜酒，为了逃避司马氏的贿赂曾大醉60天从而躲避了曹氏集团的灾祸。2．酒是文人创作的畅饮伴侣。文人相聚饮酒是盛事，月下独酌更是雅兴之至。酒可以刺激神经、活血兴奋，激发文人创作的灵感。文人作诗多有美酒相伴。陶渊明的《饮酒》诗二十首可谓诗之上作。一箪食，一瓢饮，自然是饮酒，就到了诗人的仙境。“醉是日常生活中的酒神状态，酒神状态是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癫狂状态”[4]。酒可以张扬个性，抒发自由之感。诗仙李白不仅诗作得浪漫飘渺，其酒量可谓“量能扛鼎”，素有酒仙美称。李白的诗歌多半是在酒后大醉创作的。如描写杨贵妃的佳句，正因李白的酒兴衬托诗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试问能有此大气磅礴的阵容者能有几人？3.酒之最美不在酒味而在意境。 “兴观群怨，物我两忘”[5]是最高的人生境界。文人的诗歌亦多以酒为题材。周代的《诗经·鹿鸣》“嗷嗷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6]周代的宴请诗生动的记录了宴饮的热闹场面。《鹿鸣》等十二首风雅诗曲被文人士大夫称作“乡饮酒礼”。[6]唐代盛世为文人饮酒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李杜诗篇百分之十五左右都是以酒行诗作赋的。酒一可以激发人的斗志。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多一分飒爽英姿和人生豪迈。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可以慰藉人的情感，李清照宋代的巾帼女诗人，一洒热血，一咏菊酒，“三杯两盏淡酒，怎地他晚来风急？”的萧索落寞。东坡居士喜酒，酒后做文若干，他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好一个“诗酒趁年华”的豪放派巨匠。他的词，他的散文都有浓香的酒味。放荡不羁的柳永更与酒结缘，留迹于青楼曼舞的他与歌舞酒影相随，有雅致即兴诵诗“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写出了诗中含酒，酒中酿情的风韵。4．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有关酒的文章更是屡见不鲜。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有许多篇都写到了酒,屈原的辞赋中也同样歌咏到酒,历代文人莫不与酒结缘。不少文人爱酒、好酒、甚至嗜酒如命。他们因酒而兴致勃发,借美酒酿出绚丽的诗篇。王勃的《滕王阁序》气势浩瀚，喷涌勃发，好似一股酒泉涌向滕王阁的高栏之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无不是酒兴勃发，怀才感伤的忧国忧民之作，被后人耳熟能详。“酒的欢乐”,“酒的悲哀”,酒和文人的文学创作共同辉煌灿烂。四、对于酒文化的传承。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正如没有一成不变的酒文化。酒文化预示着一定的人生意蕴。酒虽然不能消除痛苦，但可以缓解压力，带来暂时的愉悦。新时代的今天我们更应以批判吸收的视角继承酒文化的辉煌传统，虽不能如古代文人豪气冲天，斟酒耽佳句，我们可以解酒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聊以自娱，得以自乐。酒文化依然可以应用于现代文的阅读课写作之中，时代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但改不了几千年中华文明沉淀的酒文化，淹没不了文人对于酒的钟爱与偏嗜。形式可以变，传统不能丢，批判扬弃，丰富创新才能有新文化，创造新文明。

中国古代性别文化研究论文

有关对女性文学的认识为：女性文学虽然也称为女性解放文学、女性主义文学，但根据郑英子（韩国文学批评家）的看法，女性解放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都只是女性文学领域中的分支，女性文学一般指具有女性性质或由女性执笔写作的文学。

女性文学的视野是开放的、发展的系统，而不是封闭静止的，应该是女作家基于性别主体意识、性别视角表现的关注女性命运、女性情感、女性生命的文学，或者是基于超性别意识（隐含性别主体意识）、超性别视角（隐含性别视角）表现的包括女性生存在内的、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文本。女性文学仍是一个有待探索和完善的命题。

女性文学充分表达独特的女性魅力和奇特理念，完善人性本身精华，展现各阶段女性充当的角色，挖掘出灵魂最深处的独白。可以清晰的感受到那些呐喊、那些彷徨、那些轻浮、那些坚强，体会着女性独有的信仰理念。

女性文学研究其价值：

1、审视现代社会由于受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在性别意识、性别观念、性别文化、性别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很多不和谐因素。

2、对性别文化解构和建构，对父权社会制度解构，并建构新的性别文化，既体现男性价值观也体现女性价值观，只有这样社会才有可能和谐地发展。

3、发现和展现女性独特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女性在感知、认知和评价上具有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审美魅力，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呈现出不同于男性作家的独特的美学价值。

4、女性以自身的性别意识和生命体验探讨人类和社会的问题，探讨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并提出解决的途径，从而更好地完善人类文化建设。

说到男女平等，这也是为中国人在世界上争面子的事，毕竟中国的男女平等喊了那么多年，已经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至于许多男士大呼：什么时候建立男联啊？说到这，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据说加拿大的一个机构资助中国一个关于男女平等的项目，一次，一位加拿大女法官给中国的法官们（多为男士）开关于男女平等的讲座，只听台下一片哄声，这位女士很纳闷，就问翻译怎么回事，翻译把法官的议论翻给她听：中国的法官们认为，要讲男女平等，应该中国人到外国去讲，哪轮得上外国人给中国人做老师。是够扬眉吐

近代京剧里有生旦净丑四种扮相，其中旦角都是女性角色，有青衣花旦刀马旦等类型。毕飞宇有个小说就叫《青衣》，讲的是一代名角筱燕秋的故事，表现了女性在时代里的困境还有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但这是立足于现代的故事。最初我笼统地认为古代的戏班女性是不允许上台的，所有旦角都是由男性扮演，诸如近代的“四大名旦”都是男性。我看过两部涉及京剧的电影，一部是张国荣的《霸王别姬》，一部是林青霞钟楚红和叶倩文主演的《刀马旦》。我清晰的记得《刀马旦》里的片段，当白妞（叶倩文）化上妆想混水摸鱼地上场时，班主父亲对她说：“快把妆给我卸下来！别再给我丢人，让人看见戏班的招牌就砸了！”说着拧着她耳朵拉进后台，把白妞的脸粗暴地按进脸盆洗掉了她满脸妆容。戏班里的乾旦们在她身后笑作一团：“女人扮女人还叫演戏啊，没艺术，谁愿意看。”我好奇的是，无论是在《刀马旦》里的名角花锦绣（秦沛），还是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张国荣），也可以拓展到所有戏曲中由男性扮演的女性角色，当时在台下欣赏他们的人会把他们当做男性还是女性来看待呢？观众是在欣赏男性美还是欣赏女性美？或者说，站在台上的旦角，会被人定义为男还是女？再从另一个角度，《刀马旦》里的花锦绣被军阀大帅看上，要收房做相公，被逼婚时着急爆发亮出一口男人声线，《霸王别姬》里葛优演的袁世卿想方设法地要得到程蝶衣，这意味着，在男性眼中的旦角扮演者已不再是男性？还是说这展现了古代同性恋的一种形态？关于这个问题，我问了董老师和几个很有思想的朋友，得出了几个没有经过考证的观点：一是男旦演的就是女性角色，就像一个明星在电视剧里扮演老师，我们当然会把电视里的明星当做是老师；二，观众分为三部分，一种是戏剧创作之外的观众群，二种是真正的戏迷或者欣赏者，三种是高官以及上流阶层的审美群体，这三个群体的认知会因地位和经济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出入；三，旦角是男是女的根本的问题其实是艺术与现实的问题，演员就个人而言并不是艺术要关注的问题，是研究艺术家或者世俗要关注的问题，也许追求艺术的人会意在于旦角的角色，而追求世俗的人在意的是演员。关于艺术与性别，我最初的了解是，在世界级的艺术家里，在真正的人文审美中，他们都是跨越了性别的，他们追求的是人类的美而非单一性别的好看，不少艺术家都是同性恋或者双性恋。比如贾宝玉就是个双性恋，他对秦钟的感情已经明显区别于他对其他的男性，张国荣在音乐上自然是比不上谭咏麟，谭咏麟的演唱会是纯粹的音乐盛宴，创造的是中国殿堂级的音乐狂欢，而张国荣的演唱会更像是艺术盛宴，音乐只是演唱会的一部分，比如他在艺术上的突破之一就是关于性别的跨越，比如在跨越九七演唱会，张国荣在演唱《红》的时候，穿着全身的黑色西装，在西服裤子之下却是丝袜，脚踩这一双红色的高跟鞋，与朱永龙贴身共舞，在这时，张国荣将自己骨子里的‘媚骨’展现得淋漓尽致。颇有几分‘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的味道。张国荣在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演讲，他说了自己对《霸王别姬》这部电影和小说的理解与看法——我看到了张国荣天生就是一个艺术家——他说张丰毅和陈凯歌对于同性恋都存有避讳与心底的间隙，自己和张丰毅搭戏时，张丰毅的手需要搭在自己的腰间，张国荣倚在他身上时发现张丰毅一直在发抖。相比于李碧华的原著小说，陈凯歌的电影呈现删改了好多，把同性恋变成历史剧情下的一条气若游丝的暗线，对于同性恋的呈现显得畏手畏脚，虽然这与内地的语境有关，但这也是陈凯歌不够伟大的地方。旦角和同性恋，我知道在古代很早有‘龙阳之好’，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之后，道家思想极大冲击了传统儒家的官方思想，三教合流后，人们的思想向多元化发展，关注到个人的需求与表达。魏晋南北朝，门阀贵族在不需要考虑传宗接代的自由氛围下，上流社会同性恋的思潮多少渗透到中下层百姓中。就这些来讲，我只能确定上流社会的审美会对下层的性别观造成影响，但也仅限于此。可关于‘旦角在审美里的性别以及是否呈现出同性恋的倾向’这个问题的找寻，还远不可以完结，对旦角本身及其历史脉络我尚且都没有认识全面，一些定义下的太过草率。首先看一下鲁迅，鲁迅对男旦的看法很像如今老一辈对如今男扮女装的看法，将男旦的传统看做是滑稽、可羞、失败的，甚至将男女不分的人称之为‘猴子’：这出自鲁迅在《坟》里一篇文章《论照相之类》，表达过他对中国男旦的看法，很明显，鲁迅这里对中国旦角文化持一种批判和讽刺的态度，否定这种将性别扭曲的传统做法。但就鲁迅的观点来说，对我想回答的这个问题没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因为我的目的不是否决这种文化，而是尝试理解它（除此之外，在《集外集拾遗补编》里也有关于对男旦的批判）。于是我找了两本关于中国古代同性恋研究的书，施晔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同性恋书写研究》和张在舟的《暧昧的历程-中国古代同性恋史》，下面我所讲的关于旦角以及同性恋历史的发展是根据这两本书的作者所进行的考证以及这他们所参考的一些资料。这两本书有丰富的史料引用，从不同的文献中归纳整理出同类型以及符合中国同性恋发展历程的记载或表述。我草草捧读后顿觉张在舟和施晔二位长辈的良苦用心。首先可以明确一点，男旦与同性恋有关系，但旦角身份并不是与同性恋倾向绑在一起的，只是一个几率高低，概率大小的问题。古代有许多戏剧戏文里会出现对男旦的同性恋描述，戏谑调侃这样的内容，集中反映了当时人们一种倾向性的想法，男旦是比较容易去做龙阳（同性恋）营生的。一名成功演出的旦角是从小就开始对其进行女性塑造的，包含但不限于身段、唱腔、神态、着装，经年累月的沉浸后，有的人就会扭曲了自己的性别意识，就像《霸王别姬》里的小豆子，‘男儿郎’终于变成‘女儿郎’。但这也不是绝对的，人同性恋意识的发觉有先天有后天，在后天的塑造里也有很多种方式，角色对其的塑造只是其中一个角度。为了说明男旦不一定是同性恋，还可以举太多反例。因为优伶的地位低贱，面对同性权贵的强逼下，也产生了许多男旦因为维护自己的文雅只好自杀以明志的故事。旦角，就同性恋而言，它在中国是作为一种亘古已有的社会文化现象来存在的，中国古代在传统上对同性恋比较宽容，一个人只要能娶妻生子不耽误家族传承，那么他的私生活的其余方面就不会被严格追究，社会对同性恋采取的是一种熟视无睹或者说是模棱两可的态度。男扮女装在封建制度初期便存在，在先秦初期，一些倡优侏儒为博得掌权者兴致，会采取男扮女装的办法，用滑稽的肢体动作来创造性别反差感，从而博得皇帝好感。在三国时，进行明确女装行为的具体倡优人物。在魏晋南北朝时，文化氛围不再像先前历朝一样讲求宏大和崇高，文学以及艺术都逐步落脚到个人，关心个人冷暖与命运，所以同性恋作为人与人之间正常的感情现象得到世家大族和社会风气的喑哑默认。唐代有弄假妇之戏，是此朝代的男扮女装的特有现象之一。宋朝算是历代里对同性恋现象最不避讳的朝代，人们瓦舍勾栏等市民生活丰富多彩，杂剧说唱，乐舞，杂技等诸多技艺均受百姓欢迎，男扮女装数见不鲜，除此之外宋代甚至有同性恋合法化的趋势。到了明代，昆曲形成更是标志南戏进入鼎盛，在南戏日渐兴盛的过程中，社会上的宋明理学影响日益加深，男女之防理欲之辨，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很大，从而影响百姓的认知与审美。戏班逐渐形成男班和女班的划分，在商业性质的戏班里，男班占据明显优势，男女不再合演。随着女班从舞台上的消失，男旦体质逐渐得到确立。可以看出男扮女装到男旦体制的确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二者有所区别，男旦体制和明代以前的男扮女装普遍都是扮净丑等次要角色或者次要演员，而作为主角的“旦”，还大多都是女扮女。但在明代，旦色制度性地需要由男伶人来扮演，这是与宋元时期的明显区别。旦色标志着男旦体制的形成。详细来讲，在明清时期，旦角还不全都由男性来扮，男旦取代女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时期，同性恋现象是伶人之中一部分人的男色活动，关于这一时期的戏剧演出，在以下几个方面与同性恋有关：1，男女不同台演出。这就使得在男性的舞台上的旦角需要由男性来演，‘狎优’就是多指这种旦角的。2，在当时盛行的戏曲演出里，男班占据明显优势，比如在戏业发达的北京，女戏却是凤毛麟角。这说明，清代人们大多欣赏由男性来出演戏曲的独特现象。3，明清的程朱理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相当强烈，女性被禁锢在了‘三从四德’中，而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被男性转嫁到女性身上，女性裹足达到顶峰，男人却在天理的高度来要求自身和女性的欲望，因此女性的社会活动能力大受限制，这是造成女班不兴的重要原因。张在舟说：“明清男班的畸形发达突出了其中存在的同性恋问题。”4，明清江南地区家班兴盛，家班里有自己的男班和女班，其中有的女优伶在身份上相当于主人的小妾或媵人，而男优伶与主任有时也会存在性关系。5，明清明文规定官吏禁止嫖娼或在风月场所过夜，取消了唐宋以来的官妓制度，在少了这种娱乐后，‘彼辈乃转其柔情以向于伶人’，其实，对于名士高官来讲，舞台下的美男和舞台上的歌妓同样值得留恋。关于明清理学与女班衰落，张在舟还补充了一点。理学对社会生活的控制愈加严密，在道德问题上强调的是异性恋方面，通过限制男女之间的交往以求得道德的纯净，再具体一些就是降低妇女在两性关系中的地位，于是贞操观念得到加强，妇女改嫁成为可耻的事情，而三寸小脚却得到了男人们的赏爱。明清理学的兴起其实促进了社会上同性恋的风气——正因为异性之间的关系大受限制，人们就只好而去加强同性恋之间的交往。总的来讲，在社会娱乐中，女伶人（女优）减少，男女优伶不能同台合演，这种情况下，官僚阶层就不得不把目光及欲望对象转移到男性优伶，只有在物质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不再单单追求于传宗接代和国家情怀的时候，同性恋的现象才会稍显广泛地浮现，可以说经济水平影响性取向。古代同性恋的现象与周围社会并不太对立，起码不如当代社会那么激烈，如今的社会像是走入另外一个极端，两种群体互相戒备，男性怕成为男性的欲望对象，女性怕成为女性的欲望对象，甚至在网络上传出同性恋审美变态，美丑颠倒等谣言，异性恋、同性恋（包括双性恋）两种群体相互戒备甚至厌拒。有的人他爱的是‘人’，而不是用性别所界定所规矩的‘男人’或‘女人’，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更包容，更真实，更伟大，更纯粹。对于同性恋者来讲，他们接受不了异性恋，就像大多数的异性恋接受不了他们一样。同性恋者和抑郁者一样，他们没有错，只是人数少，总游离于社会边缘，所以难被关注到，进而更难被理解到。所以，理解和包容，是我们面对与‘人’有关的社会问题的底线，是开拓自己边界的需要，是我们理解的出发点。人若是善良的、真实的、开心的，那他有什么不能被人们理解的呢？人们又有什么理由抗拒去理解他们呢？最后梳理一下最初我好奇的问题，可以系统地整理成‘旦角在审美里的性别及男旦与同性恋的关系’，旦角由男性扮演是有其历史和社会因素，不是长久如此，男旦的身份虽然会对男性的审美取向造成影响，但并不是绝对的，伶人在古代地位低下，在面对性别压迫时——包括同性和异性——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在历代对同性恋犯罪所做出的刑罚规定便可看出，但关于同性恋相关刑罚本文没有提及。男旦与同性恋的捆绑是明清开始凸显，但仍旧有其判断依据。关于同性恋现象的分析在国外有很广泛且成熟的讨论，已经有了系统的理论体系以及分析，比如波伏娃《第二性》里就有诸多对同性恋的论述。但因为时间短以及个人能力不足，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太多应该完善以及值得发散或者深究的地方。譬如1.造成鲁迅对性别颠倒如此反感的原因有几多？2.现代社会里同性恋者相较于中国古代有何区别？3.现代社会年青一代性别观僵化甚至抱有敌意的原因？4.古代社会里的女同性恋（这个在施晔的那本书里有提及，但并不多）5.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相处模式的不同。6.如何用西方系统的理论来分析中国同性恋的种种。（1）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坟》（2）施晔《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同性恋书写研究》2008上海人民出版社（3）张在舟《暧昧的历程-中国古代同性恋史》2001中州古籍出版社（PS：这是我第一次完成对一个问题从最初的好奇、与人交流再到投入阅读的全过程，最后完成对这个问题的自我解答，或许不能说“完成”，只能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对一个问题和社会现象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圆其说，满足自我的疑问，虽然这篇文章对此问题的论述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衣不遮体的浅薄内容远远撑不起如此宏大的题目，或许有人已经在相近的问题上倾注了多年心血，我单单凭着几天的阅读实在有愧，但我可以将它视作对自我的一次挑战，这不是一篇成功的论文，但对我来说，它是一次畅快的自我满足。谢谢董静怡老师在相处的每周下课都愿意和我这个一无所知的小白讨论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有关古代妇女文学创作的考察, 在现代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 思想文化界的启蒙思潮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直接影响到研究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重新认识; “五四”女性文学的勃兴, 也促使中国古代妇女的文学创作进入研究者的视野。20世纪前半叶, 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性别研究开始起步, 主要体现在对古代妇女创作的搜集整理和初步探讨方面。一(一)古代妇女创作文献的清理和考辨女性文学创作的文献史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 但在男性中心文化千年延续的过程中, 中国古代女作家作品的保存和流传受到了严重影响。绝大多数女作者一无生平事迹可查, 二无作品背景资料可考; 少量得以传世的作品, 其真伪、创作背景以及作者的相关情况等, 也存在很多疑问。有关著名词人李清照生平事迹和创作的考察尚面临诸多困难, 更遑论其他。为此, 若欲寻觅古代妇女创作的踪迹, 首先就需要对散见于各种史料的历代女性创作文献加以清理、订正。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此期有关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创作的研究, 继续在资料考辨和古籍整理的基础上展开。各种版本的古代女作家评传、作品校注及相关资料汇编陆续出版。一些著名女作家(如蔡琰、薛涛、鱼玄机、李清照、朱淑真、贺双卿、顾春等) 资料的发掘和作品的整理受到关注。其中, 由董乃斌、刘扬忠、陶文鹏等学者校点的大型女性丛书《中国香艳全书》以及大型工具书《中华妇女文献纵览》, 为研究古代妇女生活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或线索。此外, 史梅在清代妇女文学资料的搜集方面颇有收获, 辑得了前述《历代妇女著作考》未曾收入的清代女作家118人, 著作144种。性别视角的自觉运用, 也为史料考辨思路的开拓提供了新的可能, 其有效性在一些研究者的实践中得到印证。例如, 陈洪的《〈天雨花〉性别意识论析》一文, 令人信服地显示了性别分析在史料考辨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 (二)古代妇女创作性别文化内涵的探析中国古代妇女的文学创作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性别文化信息。近些年来, 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切入, 对其间的性别文化因素进行探询。具体涉及传统性别观念对女作家创作的影响, 地域文化、家族文化与女性创作的关系, 才女文化的时代特征, 女学的兴盛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 女性创作的文化史意义、各体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性别文化的内涵, 等等。仅以明清时期女性创作的研究为例。张宏生的《清代妇女词的繁荣及其成就》较早对清代女性词作进行了宏观探讨和综合分析。郭延礼的《明清女性文学的繁荣及其主要特征》对明清时期妇女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研究。还有一些学者对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出现的女作家群及其地域性创作特征进行了专题探讨, 如陈书录的《“德、才、色”主体意识的复苏与女性群体文学的兴盛———明代吴江叶氏家族女性文学研究》、李真瑜的《略论明清吴江沈氏世家之女作家》、王英志的《随园女弟子考评》、许结的《明末桐城方氏与名媛诗社》、钟慧玲的《陈文述与碧城仙馆女弟子的文学活动》等论文, 以及宋致新的《长江流域的女性文学》、陈玉兰的《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与闺阁诗侣研究》等著作, 均将考察对象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环境中, 展开细致深入的探讨。弹词创作是清代妇女文学一个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鲍震培的《清代女作家弹词小说论稿》就此进行了系统研究。在明清女作家的个案分析方面, 以徐灿、顾春和贺双卿等人的研究最为集中, 戏曲家吴藻等人的创作也较多受到注意。文学创作中自觉不自觉流露出来的女性意识, 成为考察作品性别文化内涵的重要方面。研究者试图深入女性写作者的精神世界, 揭示其性别意识、内心状态及其对创作的影响。这些探讨在以性别视角观照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创作活动的同时, 注意将考察对象“还原”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 结合女性创作者的心态进行具体分析, 有助于对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创作认识的深化。(三)古代妇女创作审美特质的阐发从性别角度切入研究对象, 很自然会关注女性创作与男性创作究竟有哪些不同, 这种差异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性别文化意味。对此, 研究者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进行了阐发。在宏观研究方面, 胡明的《关于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依时间顺序, 结合历代社会生活, 描述和分析了古代妇女文学创作队伍的历史形态, 探讨了作品的人文内涵。该文研究视野开阔, 不作惊人之语, 以扎实的史料、深入的思考给人启迪。乔以钢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文化反思》、《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感伤传统》等文中, 对古代社会思想文化与女性创作审美特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20世纪以来, 词学研究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不过主要是以男性词和男性词人为对象。在相当长的时期里, 历史上曾大量出现的女性词人及其作品, 除李清照等个别作者外, 基本上被忽略在词学研究的视野之外。90年代中期以来, 叶嘉莹从性别角度切入词学研究, 发表了系列成果。特别是在关于女性词的美感特质、词体特征与性别之间的关系方面, 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观点。邓红梅的《女性词史》系统梳理了女性词作的历史脉络, 并对代表性作品进行了细致的审美分析。在千百年的社会历史进程中, 女性无形中深受男性中心文化的规约, 特定的生活处境使之通常缺乏自觉的历史意识和政治关怀, 从而影响到她们的文学的审美格局。然而, 遭逢乱世之时, 这种状况有可能发生局部改变。孙康宜的《末代才女的“乱离”诗》⑦探讨了以见证现实、记述乱离为基本内容的女性写作传统。作者将中国古代妇女创作的审美特征、艺术风貌置于当时文人文化与妇女现实处境的上下文中, 透视了社会历史对性别与文学关系的塑造。(四)女性与传统文学批评之间关系的探讨在以往的研究中, 很少见到对女性在传统文学研究及学术性活动中角色和地位的探讨。近年来, 部分学者对这方面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中国文学批评史著述以往在谈到古代文学妇女的批评实践时, 常以宋代李清照的《词论》为“妇女做的文学批评第一篇专文“。对此, 虞蓉的《中国古代妇女早期的一篇文学批评专论———班婕妤〈报诸侄书〉考论》提出不同看法。作者还在《“成文”之思:汉代妇女文学思想三家论略》中提出, 汉代唐山夫人、班昭和熹邓后三位女性, 以“成文”之思为中心命题, 开始对“文”发表见解, 可将之视为中国古代妇女文学批评的滥觞。又如连文萍的《诗史可有女性的位置? ———方维仪与〈宫闺诗评〉的撰著》一文, 对明代女学者方维仪的诗歌批评活动展开考察,具体探讨了方维仪选编女性诗史的评品策略和标准。蒋寅的《开辟班曹新艺苑扫除何李旧诗坛———汪端的诗歌创作与批评初论》在高度评价清代女诗人汪端文学创作的同时, 也对其文学批评进行了探讨。徐兴无的《清代王照圆〈列女传补注〉与梁端〈列女传校读本〉》一文就女性学者研究女性历史和女性传记文学的传统、清代学术活动中的性别角色, 以及中国最早的女性史在清代的两次学术整理情况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考察。闵定庆的《在女性写作姿态与男性批评标准之间———试论〈名媛诗纬初编〉选辑策略与诗歌批评》阐述了王端淑的《名媛诗纬初编》编撰的特点, 肯定其能够从传统诗学理论的高度批评明清之际的诗坛风气, 提出振衰起弊的意见, 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明清才媛文化的特殊风貌。汤显祖的《牡丹亭》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关注, 针对这部作品展开的批评形成了多种角度和格局。然而, 戏曲史和戏曲批评史向以男性为主角。有鉴于此, 谭帆的《论〈牡丹亭〉的女性批评》结合 16位女性关于汤显祖的《牡丹亭》的评论, 对《牡丹亭》接受史上的女性批评特色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郭梅的《中国古代女曲家批评实践述评》则在更广的范围内梳理了明清时期女性曲评家的实践, 揭示了其所具有的文学批评史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和批评中, 女性的声音一直十分微弱乃至几近于无。目前, 围绕这方面尽管还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 但对认识中国古代女性的文学鉴赏、文学批评活动及其文化价值, 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二 (一)古代文学性别文化内涵的综合性探讨当下一些文章在谈到有关性别与文学研究方面的发展脉络时, 往往将其整体趋向描述为: 近些年来,西方女性主义发展出现了新的态势; 与此相关, 本土学术界也发生了从“女性研究”向“性别研究”的拓展和演进。而事实上, 就国内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的实际情况来说, 性别研究的思路和格局早在1988年出版的康正果的《风骚与艳情》一书中, 已有了明晰而充分的体现。该书有明确的性别视点, 但没有依据作者性别做两分法的把握, 而是循着“女性的文学”和“文学的女性”并重的思路, 在“整体论”的意义上重新认识古代诗歌的题材和主题。这样的研究思路统摄了古典诗词的两大类型, 同时也是两种精神和两种趣味。该书对渗透在政治与爱情、文人与女性、诗歌与音乐等诸多方面复杂关系中的性别因素进行了探讨, 古典诗词中所蕴涵的性别意味和两性关系由是得以彰显。在各体文学研究中, 这样的研究意识和研究方式也有体现。例如, 叶嘉莹的《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一文, 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光照中“, 以“雌雄同体”性向或“双性人格“理论以及老子“知其雄, 守其雌”的说法为参照, 探讨了《花间集》18位男性词人“使用女性形象与女性语言来创作“所摄纳的“双性人格”, 认为这种男性叙写乃男性作者潜含的女性化情思及身份认同。正是这种“双性人格”成就了《花间》“幽微要眇且含有丰富之潜能“的美学特色。马珏r的《宋元话本叙事视角的社会性别研究》从叙事学角度考察宋元话本的性别倾向; 李舜华的《“女性”与“小说”与“近代化”》对明至晚清民初的小说书写中的性别现象进行了思考; 李祥林在《性别文化学视野中的东方戏曲》、《戏曲文化中的性别研究与原型分析》等著作中, 将性别视角引入戏曲研究。(二)典型文学现象和经典文本的性别审视" 在对典型文学现象和经典文本进行相关研究的实践中, 部分学者融合性别视角, 重新审视传统文学中具有性别文化意味的典型现象和经典文本, 提出了新的见解。例如, 孙绍先的《英雄之死与美人迟暮》从自觉的性别视角出发, 通过对中国古代文本中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分析, 阐释其深层内涵, 进行了尖锐犀利的文本分析和文化批判。该书作者曾于1987年出版了大陆第一部以“女性主义文学”命名的研究专著。在对《红楼梦》的解读中, 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时或被看成“女儿的乐园”, 从两性平等和民主主义的意义上受到肯定。对此, 李之鼎在《〈红楼梦〉: 男性想象力支配的女性世界》中提出商榷。另如《从女性主义观点看红楼梦》、《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红楼梦〉人物》、《论〈红楼梦〉的女性立场和儿童本位》等文, 也就这部经典之作中的性别问题发表了看法。在此过程中, 研究者在借鉴女性主义批评对经典文本展开具体分析时, 因吸收和理解的方面有所不同而各有取舍, 具体观点形成了互补或反差。这种情况在对《聊斋志异》情爱故事的研究中同样存在。马瑞芳的《〈聊斋志异〉的男权话语和情爱乌托邦》分析了作品的性别倾向, 在肯定某些聊斋故事具有反封建色彩的同时, 指出其中相当多的故事是男权话语创造出的“情爱乌托邦”。何天杰的《〈聊斋志异〉情爱故事与女权意识》就此提出质疑, 认为《聊斋志异》情爱故事的性别基调是男性的雌化和女性的雄化。性别倒错的描写, 实质上隐含着蒲松龄对女性的正视, 在文学史上是破天荒的。又如, 女性形象在关汉卿经典剧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往的文学史叙述通常认为剧作者在创作中对妇女不幸遭遇怀有深切的同情, 赞扬了她们的反抗精神。潘莉的《关汉卿杂剧的女性主义阐释》则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作者笔下的女性人物无论外在形象还是内在品德, 实质上都是被古代封建男权文化所规范了的性别角色。从性别视角出发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现象, 往往可以有新的发现。例如, 魏崇新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明清小说中两性角色的演变》, 揭示了明清小说发展史上一个深具性别文化意味的创作现象: 小说对男女两性人物的描写, 经历了从以描写男性为主到以描写女性为主, 从赞美男性到肯定女性, 从男性阳刚的衰退到女性阴柔的增长的过程, 进而对出现这一变化的深层原因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李明军的《禁忌与放纵———明清艳情小说文化研究》讨论了艳情文学在对欲望和情感的理解中所渗透的性别因素。陶慕宁的《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通过对各时代青楼文学特点的探析, 开掘其性别文化内涵及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张淑贤的《论才子佳人小说女性意识的文学史意义》lu从性别角度建立起才子佳人小说研究的新视点。文章认为, 如果将才子佳人小说放到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就不能轻易将之视为“观念陈腐”的小说, 进而肯定了此类小说所体现的性别意识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又如, 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 思妇怀人、美人迟暮、怜花幽独一类文学题材和审美情绪, 构成了传统闺怨诗模式。马睿的《无我之“我” ———对中国古典抒情诗中代言体现象的女性主义思考》就此现象从女性观点进行了分析。再如,“女扮男装”或“异性扮演”有着深远的文学叙事和文艺表现传统, 同时又与具体时空范围内的社会文化、文艺思潮、审美风尚等密切相关。近些年也出现了一批就此进行性别文化分析的研究成果。对文学现象及经典之作进行性别研究的论文数量很多。仅从一些论文的选题即可看出, 尽管具体探讨的对象有所不同, 但对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的关注以及对封建男权和父权制文化的解剖与批判, 已成为比较常见的着眼点。部分作者尝试借鉴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 具有鲜明的文化批判倾向。(三)社会思想文化与创作中性别因素之关系的考察在古代社会思想文化体系中, 女性总体上处于弱势。这种状况反映在文学创作中, 呈现出复杂的面貌。正因为如此, 在对文学中的性别因素进行考察时, 势必需要将其置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中; 而古代文学作者的性别观念和创作心态, 可以说是联系当时社会文化与创作文本的关节点。为此, 一些研究者分别从创作语境、阅读接受以及批评传播等环节入手, 深入辨析文学中的性别因素, 探讨融入了作家个体性别意识的思想文化观念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 舒芜多年来的一系列探讨思想文化领域中性别问题的文章, 涉及古代文学中的种种性别现象, 同时充溢着对当下现实的人文关怀, 颇富启发性。例如, 俞士玲的《论明代中后期女性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曹亦冰的《从“二拍”的女性形象看明代后期女性文化的演变》等文, 从明代女学、社会思潮、男性的参与、女性的自省等方面, 探讨了明代中后期妇女文学兴起的原因和发展状态, 分析了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性别文化的演变。黄仕忠的《婚变、道德与文学: 明清俗文学之负心婚变母题研究》一书, 追踪自《诗经》以来这一母题在历代文学作品中的表现, 分析其存在与演变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根源。顾歆艺在《明清俗文学中的女性与科举》中,深入考察了不同性别的作者在小说、戏曲、弹词等俗文学中有关女性与科举的描述方面所存在的耐人寻味的差异。冯文楼的《身体的敞开与性别的改造———〈金瓶梅〉身体叙事的释读》讨论了《金瓶梅》中的身体叙事与性别文化的关系。注重作家妇女观与创作文本关系的探讨, 是许多研究者的共同思路。黄霖的《笑笑生笔下的女性》⑧将《金瓶梅》中的女性描写分别从“作为道德家”的笑笑生与“作为小说家”的笑笑生的角度加以分析,进而论述了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女性观以及所涉及的女性问题。另如黄瑞珍的《从〈三言〉中的女性看冯梦龙的女性观》、沈金浩的《论袁枚的男女关系观及妇女观》、薛海燕的《〈红楼梦〉女性观与明清女性文化》以及毛志勇的《女儿国的两个系统———兼论吴承恩与李汝珍的女性审美观》等等, 也是如此。近年来, 开拓文学研究的视野, 打通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关联, 已成为文学界的关注点之一。陈千里的《〈金锁记〉脱胎于〈红楼梦〉说》,就曹雪芹与张爱玲笔下相似的故事情节中不同的叙事态度进行剖析, 便有新的发现。而晚清这一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之思想文化和文学面貌,特别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杨联芬的《清末女权: 从语言到文学》一文, 勾勒出中国文学中关于女性和女权问题现代性思考的基本轮廓, 并对这一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本土特点做了分析。王绯的《空前之迹———1851 —1930 : 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一书, 对晚清妇女文学的书写特征及文化身份进行了阐述, 揭示了维新时期的妇女文学书写与社会政治的关联。黄嫣梨在《清代四大女词人———转型中的清代知识女性》等论著中, 结合特定时期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 讨论了清代女词人徐灿、吴藻、顾太清和吕碧城等人的思想与创作。" 将社会思想文化与性别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考察, 对认识中国文学的丰富内涵显然是必要而有益的。它不仅有助于认识文学创作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有助于在复杂而变动的思想文化环境中, 对文学创作者的主体活动做出立体的、比较切合本土实际的把握。

中国古代玉文化的研究现状论文

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玉为中心载体的玉文化，不仅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而且成为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说玉是华夏文明的基石，那么玉文化则是华夏文明的脊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正是这种精神使中华民族始终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玉与中华文明有着八千年历史的中国“玉文化”，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而延续至今，是中华传统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代表，它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人都把玉看作是集天地灵气于一体的结晶，赋予了它不同的含义，它博大精深，寓意深刻。中国玉具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底蕴，其中之一就是成为宗教象征，存在于古代帝王皇宫的玉制品被看作是佩戴者地位身份等级的象征，成为维系社会统治秩序所谓“礼制”的重要构成部分。此外，把玉的外观特质等一些自然特性比附于人的道德品质，作为所谓“君子”应具有的德行而加以崇尚歌颂，更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创造。中国玉是这一独特文化的物质基础，是中华民族的先民从各种石头中筛选出来的“石之美者”，具有温润莹泽、缜密坚韧的美感和实用功能。这个筛选过程极为漫长，可以说贯穿于石器时代的始终。在这个漫长的筛选过程中，“昆山之玉”也就是“和田玉”成为公认的“宝玉”、“真玉”。众所周知，中国是爱玉之国、崇玉之邦，玉石来源大约有一百余处，在中国历史上用玉制度方面早已体现出真玉、非真玉的界定。帝王是中国古代最高阶级，和田玉在成为真玉的同时，也就成为帝王用玉。此后，经过无数的岁月，和田玉方才走入民间，遍及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人说，和田玉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国的“国石”，更是中华文明的显现，它与中华文明的渊源、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国考古学者最新研究考证，并提出中国在石器和青铜器、铁器时代之间存在着一个玉器时代，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玉器时代也是中国文明的起源时代。早在新石器时代，昆仑山下的先民们就发现了和田玉，并作为瑰宝和友谊媒介向外运送和交流，形成了中国最古老的和田玉运输道——“玉石之路”，即后来的“丝绸之路”前身。和田玉七千多年的开发利用历史，证明了我国边疆与中原、东方以及西方的文化与商贸交流的第一个媒介，它既不是丝绸，也不是瓷器，而是和田玉。和田玉不仅在东西方文化和经济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还是中国各民族友谊的象征物，和田玉作为历史的鉴证，雄辩地证明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殷商时代，我国就创造了以和田玉为主体的玉器工艺美术新时代。和田玉登上了华夏民族的玉坛，形成了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玉器史，成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人类艺术史上的辉煌成就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的珍贵遗产。中国玉文化的辉煌不亚于伟大的长城和秦代兵马俑的奇迹，它的成就甚至超过了丝绸文化、茶文化、瓷文化和酒文化。玉文化的内涵“玉文化”体现着中国人的感情寄托，是中国人民对生活与生命意义的一种体悟，一种理解，一种智慧。玉文化是不同于世界其他各民族文明的，而是儒家文明的显现。而理论意义上的玉文化，其实是依托于玉石制作的各种工艺和产品，经鉴赏和审美而不断发展升华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实际上它代表着中国人的一种精神，一种境界，随着时代更迭而不断发展，经久不衰，日臻完善。几千年来，玉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是“德”的代名词，这当然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有例为证：孔子在《论语》中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德是好行为的成果和作用，是非常伟大而严肃的问题。玉与君子的美德相连，有德之人就是君子，真正好玉之人就是好人，故以玉比德，敦品励行。“君子比德于玉”几千年来成为历代中国人修身养性的座佑铭。中国玉文化还包含着伟大的民族精神，有“宁为玉碎”的爱国民族气节、“化为玉帛”的团结友爱风尚、“润泽以温”的无私奉献品德、“瑕不掩瑜”的清正廉洁气魄、“锐廉不挠”的开拓进取精神。由此可见，在中国玉文化中，玉代表“品德”，“品德”就物化为玉，玉文化可以成为社会文明发展的精神支柱。当今的人们应该继续继承和发扬“君子如玉”这个高贵的品质。而在过去人们还把玉作为信物来交换，这也是玉德的一种表现方式，体现出君子的承诺，君子一诺千金。君子如玉，玉的坚韧、温和、细腻和人性有着极大的一致性。“温润如玉”、“洁身如玉”在我们心目中成为最美的一种赞誉。玉者无声，玉已成为君子的化身和代表，是纯洁之物，是赞美人性品德优秀的代名词。

原石玉器发展：中国有着7000年的用玉历史，2500年的玉器研究历史，这使中国赢得了“玉器之国”的美誉。中国古代玉器历史之早，延续时间之长，分布之广，器形之众，作工之精，影响之深，为其他任何国家所不能及。中国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全民尊玉，爱玉的民族心理，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特殊权力观点都植根于此，而玉文化本身则作为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有着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更是说到：“对玉的爱好，可以说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启迪着雕刻家、诗人、画家的无限灵感”。中国文化学上的玉，内涵较宽。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谓五德，即指玉的五个特性。凡具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的美石，都被认为是玉。按此标准，古人心目中的玉，不仅包括真玉（角闪石）还包括蛇纹石、绿松石、孔雀石、玛瑙、水晶、琥珀、红绿宝石等彩石玉。因此，在鉴赏古玉时，不能只用现代科学知识来甄别优劣，还必须要有历史眼光。中国有句至理名言，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道出了琢玉的真谛。事实上，巧夺天工的玉器，不是雕刻出来的，而是利用硬度高于玉的金刚砂、石英、柘榴石等“解玉砂”，辅以水来研磨玉石，琢制成所设计的成品。所以，用行话来说，制玉不叫雕玉，而称治玉，或是琢玉、碾玉、碾琢玉。琢玉的技巧是高超的，而治玉工具却是简陋的。直到近代，中国人一直使用传统工具，如线锯、钢和熟铁制成的圆盘、圆轮、钻床、半圆盘和架以木制的车床来制作玉器。在铁器发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大部分工具甚至只是以木竹器、骨器和砂岩配制而成。如此原始的工具，能琢磨出如此精彩的玉器，真是人间奇迹。审美特点：“美、润、韧”玉器的三大特性“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见证者，玉器以它浓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和独特的美、润、韧等特性驰名中外，为世人所敬仰，也奠定了它在世界工艺史上的独特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主任、中国文物学会玉器委员会副秘书长古方如此评价道。古方介绍说，中华民族素有爱玉、尚玉的传统，从兴隆洼文化出土发掘的“玉珥”来看，早在新石器时代，玉就已经被先人发现使用。中华玉器这颗东方明珠(600832,股吧)，几千年来作为中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重要载体，是其他艺术品无法比拟的。尤其是古玉，往往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礼仪、等级和审美观念有密切的联系，不论贵胄还是庶民阶层，无不爱之。“把玉器分为高古玉、明清玉、当代玉，”，古方表示，“高古玉经历了神权、王权、礼制三个时代，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想、文化形态密切相关，在高古玉上，能够管窥某些历史时期的基本风貌。明清玉见证了市民社会兴起后的社会变化，玉器进入生活和审美领域。在明清玉身上，能看到明清之际的社会活力和充满生机的艺术气息。而在当代玉上，看到的是有着浓郁艺术气息、与当代思想和文化息息相关的艺术创造。”“君子比德于玉”，好玉、玩玉的人，首先能够感受的是玉所具有的人格与文化内涵，然后是玉质的美、造型之美、工艺之美。在每个时代，玉器都是优秀文化与艺术的结晶。“走近玉器，就能感受到它带给的深厚历史文化和华美艺术风韵。”古方说。

资料参考：中国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中国的五千年华夏文明史贯穿了玉文化，它也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玉器中，良渚玉器及后来的战国玉器以其不可思议的精湛技艺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遗产，同时也为研究中华文明历史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佐证。在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史中，当推战国、汉、清三个历史时代为鼎盛期，其工艺水准为一个时代的颠峰，究其原因首先是玉器及玉文化融于了当时的政治、文化、礼教及生活之中，从当朝的统治者到黎民百姓，对玉器有着一种崇拜，将玉器所具有的玉德融于社会的道德之中；其二是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物质丰富、文化发达。在中国悠久的玉文化历史中，对现代玉文化影响力最大的当属清代，它不但是中国玉文化的一个辉煌时期，而且是为后人留下大量艺术珍品的时期。这一时期宫廷玉作及皇家贵族完整的玉文化理念也对后人有着极深刻的影响。但清朝玉文化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从顺治建立政权到康熙时代止（1644—1722），此阶段为清朝刚刚建立政权时期，根基未稳，而经济也处于恢复期，加之崇尚节俭，所以像玉器这样的奢侈品基本上在宫廷玉作中是没有的，据故宫博物院藏品统计，万余件玉器藏品中，未发现顺治到康熙年号的作品。雍正经乾隆至嘉庆（1723—1820）为清中期，经康熙这位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君主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加之乾隆酷爱中国文化，所以中国玉文化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特别是乾隆24年之后至嘉庆初年，在约40年的时间里，出现中国琢玉史上新的高潮时期，遗存了众多丰富多彩的珍贵玉器，展现出琢玉史上的辉煌成就。道光至宣统（1821—1911）年，属清朝晚期，社会动荡不安，经济衰退国力不振，列强入侵，玉文化日渐衰落，而玉雕技艺也日渐西落。清代的玉文化鼎盛时期在乾隆盛世的后期。著名玉器专家杨伯达以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为界将乾隆盛世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前期宫廷玉器发展缓慢，主要琢治了一些仿古玉和时作玉，乾隆二十五年后，玉器制作进入了一个繁荣昌盛时期，这一时期，回部每年两次向朝廷进贡玉料四千斤，玉料增多，促进了宫廷的玉业发展，同时城市经济繁荣，富有的商人、庶民都在购买各式玉器，扩大了玉器的供应量，但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所以促使乾隆提出了一整套治玉理念：端正俗样、崇尚师古，提倡画意、推广痕玉。所谓"俗样"即玉肆在玉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不顾玉质玉性，制作了大量的样式庸俗、做工粗糙的大路货，同时"华嚣"之风盛行，一些纹饰浅浮轻巧，有失庄重大度的玉器涌现，被乾隆称之为"玉厄"。 "崇尚师古"是乾隆为了扭转"俗样"的局面，同时也为表明其慕古意识而提出的，并且大批制作了仿古彝玉器，以推动玉文化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在此思想指导下，乾隆后期大量仿商周到秦汉青铜器的玉器，客观上带动了玉文化的发展。同时他还提倡"良材不雕"、"古尚简约"的艺术准则。"提倡画意"也是提升玉文化的一个重要措施，玉不但是一种珍稀物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载体，其表现内容及手法与图画相似，故乾隆提倡画意，在制玉石山水时，将中国山水画精髓融入其中，写实写意相结合，如同画家追求笔墨情趣一般，如"关山行旅"、"大禹治水"都是以绘画为蓝本，雕制而成，并且充满了诗情画意，此种思想的推广，极大地带动了玉文化的提升，为后来玉雕山水制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广痕玉"，痕玉即痕都斯坦玉的简称，即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的作品，痕玉有着鲜明的阿拉伯风格，其造型、图案都充满着异国情调；在做工上"莹薄如纸，纹饰细如毛发，器表圆混光滑，抚处不留手。"由于乾隆对痕玉的赞美及喜爱，仿痕玉的风潮波及扬州、江宁、北京等地，一时间仿制痕玉之风盛起，民间玉肆称痕都斯坦玉器为"蕃作"，称"仿痕玉"为"仿蕃作"，流传至今不衰，所以说"蕃作"的纹饰的工艺特征的十八世纪以来的玉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时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对外交往密切，长安成为国际性都市。这时的手工业极其兴隆，手工艺品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但此期玉器出土甚少，现在知道的不过玉杯、佩饰、带扣、带板、玉簪、衮册等很少几种。唐代玉器和器形与汉代和魏晋南北朝的风格不同，大量出现花鸟、人物饰纹，器物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有实用价值的杯碗增多，并出现新型饰件和表示官阶高下的玉带饰物等。南北宋、辽、西夏、金及元代此时的玉器，是在唐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以来，用于实用和装饰的玉器占据重要地位，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与祭器典章文物相对而言，被称为“玩物”，这些玉器的碾琢水平也很高。由于南北割据和受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在玉器上反映出民族和地方特色。两宋玉器，以龙凤呈祥图案为多，因受工笔画影响，所以非常重视神态。宋代不仅工商繁荣，贸易发达，而且道教盛行，理学泛滥，这也对玉雕产生影响，以神龟、仙鹤、龙凤等为题材的玉雕就是当时这些社会思潮的反映。西夏、辽、金、元玉器则以花、鸟、虎、鹿和鱼水纹饰为主，而且以佩饰和嵌件较多。实用品有杯、洗、带板等；以鸟、鱼、兽等为题材的工艺品增多，对玉器的碾琢融入了本民族的生存意识和乡土感情。明代明代的生产力有很大发展，城市手工业、商业繁荣，玉器制造也相当发达。这时玉雕的趋向是进一步走向世俗化。明代程朱理学泛滥，道教以及民俗信仰深入民间。人们要求社会安定，祈求神灵保佑，以获得今世的荣华富贵。这种社会要求反映在工艺领域就是吉祥图案大为盛行。明代玉器的吉祥图案有八仙、三星等神仙，寿、喜等文字，桃、灵芝、梅、竹、兰、鹿、鹤、鸳鸯等动植物，以及龙、凤、螭虎、角端等瑞兽异禽。吉祥图案有时成为主题图案，有时做装饰点缀，表现出吉祥图案的普遍性与深入性。明代因喝茶饮酒之风弥漫，致玉制壶杯出现，并与日俱增，此种玉雕最富于时代感。同时，继宋之后，明代艺术仿古之风逐渐形成，影响到玉器生产上仿古玉昌盛。仿古玉滥觞于宋，盛行于明清，主要以青铜器和古玉器为祖型加以改造琢成。明代书法绘画艺术进一步影响了工艺美术的发展和提高。此时，玉器工艺也或多或少受到文人画的某些影响，碾琢写意山水和诗句、款识。这种反映文人趣味的玉器，前代是不见的。玉器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关系也日臻密切，文人在书斋作画、书写，往往也使用玉制文具或以玉做陈设装饰。明代统治者为巩固其封建统治，沿袭旧制在冠服制度上用玉来标志等级贵贱。与前代不同的是：系在官袍上的带板用玉数量增加，皇帝、公、侯、驸马和一品文武官员的革带均以玉板做装饰标志。明代玉雕具有时代风格，刀法粗犷有力，出现“三层透雕法”，镂雕十分精细。北京、苏州、扬州是当时的三大玉琢中心。宋应星《天工开物》认为：“良工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苏州的玉琢工艺在当时被推为全国之首，对明代玉器工艺的发展和提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明代中期以后，玉琢技艺发展更快，出现了不少琢玉大师，以陆子冈最为有名，由他琢制的玉器，称为“子冈玉”。但明代玉琢在碾磨细研这最后一道工序上，存在“求形不求工”的现象。今天，在玉器商店里，人们会选购一件玉器佩挂在身上，他们有的是出于装饰的喜好，有的是为了寓意吉祥，还有一些人，他们佩戴玉器的目的却是基于一种驱灾辟邪的心理暗示。在玉文化的传统中，驱灾避邪的理念非常奇特，而它的渊源，则是来自于汉代先人一种独特的玉器风尚。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是，古老中国的玉器文明不仅从未间断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文化的内涵却愈显丰富和厚重。李博生认为，玉作为我们民族来讲，被视为大地的舍利，佛教的一座庙得到一个佛指舍利，庙就有了核了，这个庙就站住了，就开始受香火了，因为它有那个舍利，玉，应该视同为大地的舍利，那是石头里面的精品，那是大地的骨架的精品。这种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很多学者试图做出解释，但最终也无法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这种文化现象似乎也只能定格成一个无从考究的历史悬案了。追溯并思索这段历史，学者们认为，当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演进中，从发祥到融合并走向文明的时候，对于文明的传承从来就不会间断过，一种伴随历史走来的古老传统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一种文化的积淀，它们会悄然而又深刻的融入到一个民族的历史血脉之中。

1863年，法国地质矿物学家德莫尔，根据传到欧洲的中国清代乾隆朝玉器，进行物理化学实验，结果表明，玉材有两种，即角闪石和辉石类。角闪石亦称软玉，硬度为莫氏6－度，比重2. 55－，其主要成分是硅酸钙的纤维矿物，属于角闪石的一种。角闪石的色泽较近于油脂的凝脂美，纯者色白，俗称羊脂玉，细腻温润，非常名贵，经济价值极高。又因角闪石含有少量氧化金属离子而呈现青、绿、黑、黄等色或杂色。辉石类亦称硬玉，因翠绿者质地最佳，在中国又有翡翠之雅称。硬度为－7度，比重－。辉石类则以硅酸钠和硅酸铝为主，有隐约的水晶状结构，质地坚硬，密度较高，具有玻璃的光泽，清澈晶莹。翠绿色、苹果绿、雪花白、娇嫩的淡紫色，都是辉石类的典型色泽。辉石类(硬玉，如翡翠)18世纪后方被中国玉匠大量采用。因此，中国古代玉器绝大部分为角闪石（软玉，如和阗玉）制品。和田玉的矿物组成以透闪石——阳起石为主，并含蛇纹石、石墨、磁铁等矿物质，形成白色、青绿色、黑色黄色等不同色泽。多数为单色玉，少数有杂色。玉质为半透明，抛光后呈脂状光泽，硬度为度至度。这是矿物学上的玉。中国文化学上的玉，内涵较宽。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谓五德，即指玉的五个特性。凡具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的美石，都被认为是玉。按此标准，古人心目中的玉，不仅包括真玉（角闪石）还包括蛇纹石、绿松石、孔雀石、玛瑙、水晶、琥珀、红绿宝石等彩石玉。因此，在鉴赏古玉时，我们不能只用现代科学知识来甄别优劣，还必须要有历史眼光。中国是世界上主要产玉国，不仅开采历史悠久，而且分布地域极广，蕴量丰富。据《山海经》记载，中国产玉的地点有两百余处。经过数千年的开采利用，有的玉矿已枯竭，但一些著名玉矿至今仍在大量开采，为中国玉雕艺术的向前发展，提供源源不尽的原料。中国最著名的产玉地是新疆和田。和田玉蕴量最富，色泽最艳，品质最优，价格最昂，是中国古代玉器原料的重要来源，历代皇室都爱用和田玉碾器。除和田玉外，甘肃的酒泉玉，陕西的蓝田玉，河南的独山玉和密县玉，辽宁的岫岩玉等，也是中国玉器的常用原料。中国有句至理名言，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道出了琢玉的真谛。事实上，巧夺天工的玉器，不是雕刻出来的，而是利用硬度高于玉的金刚砂、石英、柘榴石等“解玉砂”，辅以水来研磨玉石，琢制成所设计的成品。所以，用行话来说，制玉不叫雕玉，而称治玉，或是琢玉、碾玉、碾琢玉。琢玉的技巧是高超的，而治玉工具却是简陋的。直到近代，中国人一直使用传统工具，如线锯、钢和熟铁制成的圆盘、圆轮、钻床、半圆盘和架以木制的车床来制作玉器。在铁器发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大部分工具甚至只是以木竹器、骨器和砂岩配制而成。如此原始的工具，能琢磨出如此精彩的玉器，真是人间奇迹。好的玉器，钟林先生归纳为四要素：材质、造型、工艺、主题，这四要素使玉超越了其“山岳精英”的自然属性，而包蕴了人的精神：山川之精英，人文之精美。山川之精英，讲的是材质美，每件玉器必须弄清它是角闪石还是翠玉，或是绿松石、玛瑙、蛇纹石、水晶等彩石玉，进一步还要探讨它的产地。人文之精美，指的是玉器的造型美、雕琢美和主题内容，以及影响造型美雕琢美的工艺、社会诸因素。由于历代玉材的不同，琢玉工具和琢玉技巧的不同，加上审美情趣和风俗习惯的不同，玉器的用途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每个时期玉器的造型及主题风格也是各不相同的，千姿百态，竞相争艳。中国玉器源远流长，已有七千年的辉煌历史。七千年前的先民们，在选石制器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拣到的美石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美化生活，揭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玉文化的曙光到处闪耀。当时琢玉已从制石行业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以太湖流域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出土玉器，最为引人注目。玉礼器是王权和等级的象征，用玉敛葬，是祈求永生的手段。良渚文化玉器种类较多，典型器有玉琮、玉璧、玉钺、三叉形玉器及成串玉项饰等。良渚玉器以体大自居，显得深沉严谨，对称均衡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尤以浅浮雕的装饰手法见长，特别是线刻技艺达到了后世也几乎望尘莫及的地步。最能反映良渚琢玉水平的是型式多样，数量众多，又使人高深莫测的玉琮和兽面羽人纹的刻画。与良渚玉器相比，红山文化少见呆板的方形玉器，而以动物形玉器和圆形玉器为特色。典型器有玉龙、玉兽形饰、玉箍形器等。红山文化琢玉技艺最大的特点是，玉匠能巧妙地运用玉材，把握住物体的造型特点，寥寥数刀，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分传神。“神似”是红山古玉最大的特色。红山古玉，不以大取胜，而以精巧见长。从良渚、红山古玉多出自大中型墓葬分析，新石器时代玉器除祭天祀地，陪葬殓尸等几种用途外，还有辟邪，象征着权力、财富、贵贱等。中国玉器一开始，就带有神秘的色彩。传说中的夏代，是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传说逐步变为现实，夏代文化正在不断揭示出来。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可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窥其一斑。二里头出土的七孔玉刀，造型源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纹又带有商代玉器双线勾勒的滥觞，应是夏代玉器。商代是我国第一个有书写文字的奴隶制国家。商代文明不仅以庄重的青铜器闻名，也以众多的玉器著称。商代早期玉器发现不多，琢制也较粗糙。商代晚期玉器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为代表，共出玉器755件，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六大类。商代玉匠使用和田玉数量较多。商代出现了仿青铜彝（yi夷）器的碧玉簋（gui鬼）、青玉簋等实用器皿。动物、人物玉器大大超过几何形玉器，玉龙、玉凤、玉鹦鹉，神态各异，形神毕肖。玉人，或站，或跪，或坐，姿态多样；是主人，还是奴仆、俘虏，难以辨明。商代已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俏色玉器－－玉鳖。最令人叹服和最为成功的是，商代已开始有了大量的圆雕作品，此外玉匠还运用双线并列的阴刻线条（俗称双勾线），有意识地将一条阳纹呈现在两条阴线中间，使阴阳线同时发挥刚劲有力的作用，而把整个图案变化得曲尽其妙。既消除了完全使用阴线的单调感，又增强了图案花纹线条的立体感。西周玉器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技艺的同时，独创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这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上大放异彩。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玉器没有商代玉器活泼多样，而显得有点呆板，过于规矩。这与西周严格的宗法、礼俗制度也不无关系。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诸侯争霸，学术上百家争鸣，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玉雕艺术光辉灿烂，它可与当时地中海流域的希腊、罗马石雕艺术相媲美。东周王室和各路诸侯，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把玉当作自己（君子）的化身。他们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每一位士大夫，从头到脚，都有一系列的玉佩饰，尤其腰下的玉佩系列更加复杂化。所以当时佩玉特别发达。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大量龙、凤、虎形玉佩，造型呈富有动态美的S形，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饰纹出现了隐起的谷纹，附以镂空技法，地子上施以单阴线勾连纹或双勾阴线叶纹，显得饱和而又和谐。人首蛇身玉饰、鹦鹉首拱形玉饰，反映了春秋诸侯国琢玉水平和佩玉情形。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玉佩，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大玉璜佩，都用若干节玉片组成一完整玉佩，是战国玉佩中工艺难度最大的。玉带钩和玉剑饰（玉具剑），是这时新出现的玉器。春秋战国时期，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王室诸侯竞相选用和田玉，故宫珍藏的勾连纹玉灯，是标准的和田玉，此时儒生们把礼学与和田玉结合起来研究，用和田玉来体现礼学思想。为适应统治者喜爱和田玉的心理，便以儒家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在和田玉物理化学性能上的各种特点，随之“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学说应运而生。“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赋以阴阳思想而宗教化；比较玉之尺度，赋以爵位等级而政治化。”（郭宝钧《古玉新诠》）是当时礼学与玉器研究的高度理论概括。这是中国玉雕艺术经久不衰的理论依据，是中国人七千年爱玉风尚的精神支柱。中国有着7000年的用玉历史，2500年的玉器研究历史，这使中国赢得了“玉器之国”的美誉。中国古代玉器历史之早，延续时间之长，分布之广，器形之众，作工之精，影响之深，为其他任何国家所不能及。中国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全民尊玉，爱玉的民族心理，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特殊权力观点都植根于此，而玉文化本身则作为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有着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更是说到：“对玉的爱好，可以说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启迪着雕刻家、诗人、画家的无限灵感。”

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论文

社会保障伦理思想研究作为正在崛起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社会存在问题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社会存在问题论文篇1 浅析社会新闻报道存在的问题【摘要】社会新闻可以说是人们日常的生活调味剂,然而随着媒体之间竞争的日益激烈,社会新闻的发展有些偏离了发展的轨道,低俗化的趋势渐渐扩大,社会新闻应有的功能正在被削弱,本文从掌握好报道题材的度、把握好报道形式的度、掌握好社会新闻娱乐化的度、把握好报道时机的度四个方面分析社会新闻发展的对策。【关键词】社会新闻;存在问题;发展策略社会新闻可以说是人们日常的生活调味剂,有了这支调味剂人们可以在不知不觉中丰富自己的知识,积累信息资源,使自己日常交往中获得较大的交往空间,同时还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认知方式,给人们的行为以指导。但是随着媒体之间竞争的日益激烈,社会新闻的发展有些偏离了发展的轨道,低俗化的趋势渐渐扩大,社会新闻应有的功能正在被削弱,社会新闻如何健康的发展,成为媒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成为媒体重视的问题。一、社会新闻报道存在的问题第一,在报道中充斥了大量猎奇夸大的报道,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后果。夸张猎奇的报道媒体单纯为了吸引受众,而没有顾及社会影响的报道。第二,对于许多犯罪和暴力的场面进行细致的描写,进行大肆渲染,营造了一种偏离真实社会环境甚远的媒介“拟态环境”,造成了社会成员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偏差,认为自己生活在不安全的社会环境之中。第三,有些社会新闻的报道时机不恰当,社会新闻虽然以日常的社会生活为主,但同样会对受众的认知产生影响,所以报道的时机不恰当同样不能起到引导受众认知的作用,反而会产生与此相悖的结果。第四,报道题材多是些不痛不痒的事情,不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社会新闻有很大的受众市场,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启发性和指导性,受众接受社会新闻是因为社会新闻可以给他们带来知识、趣味。若题材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能给受众带来新鲜的事物,就不会在受众中产生积极的影响,社会新闻存在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二、社会新闻的发展对策 1、掌握好报道题材的度社会新闻的选材要贴近生活,贴近受众,要报道百姓身边的事,关注百姓的日常生活。但不是鸡毛蒜皮的事都搬到新闻报道中,这样的新闻没有什么意义,不能给受众以启发和指导,同时还会使受众认为新闻报道是索然无味的。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也会失掉受众。社会新闻要善于跟踪社会的热点、难点,并且要符合社会的道德标准。这则新闻故事要有它的道德准则,对于“英雄式”人物的报道曾是社会的报道热点,这些报道更是包含了道德的因素,激发人们的道德意识。 2、把握好报道形式的度竞争的激烈使社会新闻的内容日趋庸俗化,黄色新闻、犯罪事件、暴力事件的报道占据了许多版面。报道的形式也配合这样的报道内容,标题采用多种形式加以突出,同时多种不适宜的词汇也出现在了报道的标题中。对报道内容的描写更是采用了细节化的描写,在描写许多暴力的场面时更是事无巨细,这样做很可能给一些人提供模仿的范本,导致暴力事件的发生,尤其是对一些青少年的影响更甚。因此,把握好报道形式的度对新闻报道很重要,新闻的报道形式可以出体现一个媒体的风格,也就是其自身的特色,有自己的特色本身也是吸引受众的一个砝码。对于社会新闻,媒体在报道时可以采取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喜闻乐见并不等于肆意夸大和渲染,要站在受众的角度上,运用换位思考的方式,抓住受众的心理,分析受众最可能的接受形式,而不一定要运用刺激人们视觉感官的字眼。 3、掌握好社会新闻娱乐化的度社会新闻娱乐化程度把握的恰当可以吸引受众阅读新闻故事,同时还有可能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凤凰卫视的著名主持人梁东说过:“娱乐的表达逼近可以给人带来快乐,也可以给人带来思考,而思考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但社会新闻娱乐化并不等于娱乐新闻,社会新闻娱乐化主要体现在表达方式方面,尽管有的社会新闻能够产生一定的娱乐效应,然而娱乐化程度把握不好,就会使新闻故事走向庸俗,丧失了其本身的意义。娱乐化的程度不仅表现在新闻故事的表达方面,还表现在对新闻故事的选取的“量”上。当一期版面上社会新闻的娱乐化的量超过一定的限度,会降低媒体自身的文化品位,同时也使在媒体自身的形象方面打个折扣。随着网络的发展受众获得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当一个媒体的新闻信息不能满足受众的需求时,受众自然会选择别的方式来获取信息。对一件事情受众有自己的认知和判断,他们需要的也不仅仅是娱乐化的社会新闻,他们需要有更多的知识性蕴含在里面,媒体不能再把受众看作是只知道追求娱乐的一群人。 4、把握报道时机的度任何事情的出现都有它的原因,但任何事物的出现并不是都是符合时宜的,社会新闻虽然是发生在人们身边的日常事物,但对于它的报道也要讲究时机,时机不对就不能起到良好的传播效果,而且有可能使新闻变成虚假新闻。新闻讲求实效性,但时效性也要和现实性相结合,要做到有抢有压,这样才能使社会新闻的功能发挥到最大,而不会因为错误的报道时机产生了不利的社会影响。要做到把握好时机关键在于能够正确地分析社会环境,要符合社会的主流,能够使社会稳定发展。三、结论有一句话是“过犹不及”,在哲学中也将求对事物“度”的把握,因为超过一定的限度,事物的质就会发生变化,好事也许就会变成坏事。社会新闻目前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在各个方面把握新闻故事的度。因此,在社会新闻的发展过程中,要克服社会新闻中出现的问题,必须把握好度,使社会新闻健康发展,也使受众能到从中收获知识、得到乐趣、受到启发,获得多社会环境的正确认知。【参考文献】 [1] 王浩, 金鑫. 深度:社会新闻不可缺少的本质[J]. 新闻传播, 2007,6. 社会存在问题论文篇2 试析我国社会监督存在的问题摘要：社会监督在我国的作用越来越强，但许多方面不尽如人意。本文主要研究我国社会监督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中的原因，从而提出更好的完善方式。关键词：社会监督;公民监督;新闻舆论监督行政执法是推进依法行政的主要环节。目前在行政执法中存在着比较多的问题，其中重要原因在于对执法环节行政权力的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在中国，政治权力系统内部的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即政党监督和国家监督;政治权力系统外部的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即社会监督，它包括公民监督、社会团体监督、利益集团监督、新闻舆论监督。随着人民群众主体意识、参与意识的增强，以及行政执法公开性、透明度的提高，社会监督的作用会越来越强，但目前我国对行政执法的社会监督仍不尽如人意。一、社会监督力度不够 1.公民监督意识淡薄，公民监督制度不完善公民监督是指公民通过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申诉等方式对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实施的一种监督。显然，它是一种非国家性质的监督，不具有严格的法律形式，也不具有法律强制性的后果。但是，这种监督却能在很大程度上引起国家机关及有关国家监督机关、司法机关的注意，从而导致带强制性监督手段的运行。公民监督具有广泛性的特点，是整个监督体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和基础，也是人民民主的体现。公民监督有利于推动民主监督，保证国家机关在决策及决策执行中的正确性方面起重要作用;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有利于防止权力腐败和确立社会公正。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不是一个完全的法治社会，还有相当多的人治现象存在，并且封建思想残余，公民科学文化水平不高，当权者打击报复现象屡见不鲜等等，这些都导致了我国公民要么无监督意识，要么监督意识淡薄，直接影响了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有效监督，致使权力滥用现象十分严重。他们有的不想监督，不愿监督。如部分公民知道自己有监督政府的权利，也明白应该对其监督，但受到一种所谓“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以及各种封建思想的影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消极态度。有的则不敢监督，不会监督。有些公民由于畏惧当权者的权势，怕打击报复，怕惹祸上身，不敢监督，害怕监督。真正的公民监督意识应该具有大无畏的精神――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或国家、集体的权益，敢于直面当权者，敢于揭露其罪行。因此，我国应当加强宣传和教育，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和法律素质，严惩腐败，营造良好的监督环境。尽管我国公民监督意识的现状不容乐观，但也应该看到我国公民监督意识在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监督，这必将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此外，公民监督意识的淡薄与我国公民监督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也有很大关系。公民监督作为众多监督类型的一种，有其特殊的优越性，要充分发挥其作用.根本途径是使其制度化、法律化。当前我国公民监督法制存在的问题有公民监督专门法的缺失，程序法的缺失，行政监察员制度的不完善，公民监督权利保障制度不完善等。这些法制的不完善直接影响了公民监督的实效，从而影响公民监督意识的增强。我国目前已确立了信访制度、举报制度、批评建议控告及申诉制度，对实现公民的民主监督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社团监督疲软甚至缺失，利益集团监督不到位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会政治组织和人民团体在社会监督中的作用，使之成为真正代表特定社会阶层的特殊利益对国家机关活动进行强有力监督的政治组织和团体。但是，多年来由于党政不分，导致了社会政治组织和人民团体的相对独立性的减弱，造成了社会团体的总体监督功能的退化。它们更多地注重如何保持与执政党及政府行为的一致性，而不注重代表特定阶层的特殊利益，其监督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从现实状况看，利益团体之间、利益团体与政府之间合作程度较高，社会性、非政治性特征明显，对政府和执政党的依赖性较强。这两个特征造成了我国利益集团监督的不到位。这是因为我国利益集团进行有效监督的社会政治环境尚不具备。利益集团利益表达的对象是政府，希望通过表达本团体利益要求来影响政府的政策，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利于该集团的利益实现，并在利益诉求中监督政府在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中是否公正、公平。我国的政治结构正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转变，但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能够容纳不同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并在政治决策中进行利益平衡的政治运行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因而利益集团自身所具有的监督功能还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我国的利益集团一开始就被列入政府建制，成为政府管理部门的下属机构，具有内生型的依赖性和妥协性的特点，因而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意识比较薄弱，其监督功能只有在其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时候才能有效发挥。因此，我国应加强和改善党对社团和利益集团的领导，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优化社团的结构，使社团有效实现利益表达和聚合;提高社团监督和利益集团的法律地位，调整社团监督和利益集团的内容和形式，加大他们的监督力度。 3.新闻舆论监督制约过多，效力发挥不够在我国，新闻传媒是党和国家的喉舌，应该顾全大局，弘扬主旋律，坚持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但是，这也使大多数传媒，在对某些负面东西进行报道时，往往不够大胆，不够及时，不够完整，其舆论作用，给执法机关带来的影响和压力也就十分有限。而且，新闻舆论监督制约因素过多，首先是行政干预过多。较为重大的批评、揭露、监督等事项，都必须经过主管部门的审批，缺乏必要的独立性，难以起到社会监督的先导作用。其次是新闻舆论监督立法严重滞后。我国在新闻领域的立法相对滞后，对新闻实践中的种种行为和问题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这既使舆论监督缺乏法律依据，又使得一些记者在舆论监督中受到打击报复，监督主体不能有效地实行舆论监督。从现状来看，我国新闻舆论监督发展较快，舆论监督在我国政治监督机制中的地位正逐步上升，但是要仍要对新闻舆论监督进行完善。首先要寻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其次，要建立完备、合理的新闻法律制度。加快新闻舆论监督方面的立法，以法律形式明确具体地规定舆论的监督权、审稿权、批评权和采访、报道程序、方法以及侵权责任等，以此扩大新闻舆论监督的范围，加大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增强新闻舆论监督权威性和实效性。这样才能更好保障新闻舆论监督发挥应有的作用。二、监督渠道不畅当公民采取正常渠道进行监督时，如果渠道不畅通，即无处进行申诉、控告、检举或者所反映的问题未能及时给予答复或进行处理，这种监督就会转入非正常渠道，如在政府门前静坐、阻断交通等，就是这种非正常渠道的外在表现形式。监督渠道的不畅会严重挫伤公民监督的积极性，不利于公民监督意识的增强。有些群众因个人问题，到同级或越级上访，往往得不到认真受理，或受理了又不及时处理，致使他们失去监督信心。由于群众监督少，给行政执法部门造成的压力也就很小。在我国的一些地方和部门，表面上看举报箱、举报电话、信访渠道、领导干部接待日等制度样样齐备，但举报箱几个月乃至半年不开启，信访部门压信、丢信更是常事。信访是我国人民群众民意表达的一种最为普遍的方法，但实践中却存在庞大的群众信访量与少数立案解决的矛盾。而且信访权力的有限性、效率的低下性与群众获取救济的热望有较大差距。我国合法的权利救济机制很少，信访几乎成为权利救济的主要渠道，但由于我国信访部门不是一个专门的机构，更不是司法机关，而是在各级国家机关内部设立的一个部门，缺乏对职能部门的约束力，且与司法监督等其它监督形式协调性差，脱节现象严重。信访部门处理问题的手段只是受理并接待群众的来信、来访，并不保证问题的解决，其权力的有限性与效率的低下性显而易见。而信访效率的低下性必然造成大量群众权利救济得不到实现。因此，为了畅通监督渠道，应当用法律制度明确社会监督的职能;强化干部队伍的监督，改善人事任免工作机制;) 强化公民监督同人大监督的结合，建立人大监专员制度;保障信访渠道畅通，成立专门部门处理信访案件。三、政府行为透明度低社会监督的前提条件是增强政务活动的透明度，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这既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也是防止腐败的有效手段。因此这要求政务公开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展开，但不可否认的是政务公开在推行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从政府行政的运行机制来看： 1.至今还没有一套相对完善而有效的政务公开条例和财产申报制度; 2.政务公开的操作性程序仍没有确立。虽然公开方式繁多，但没有统一的规定，缺乏统一的内容和标准，权利主体不能明确知晓权力机关针对什么内容、会以何种方式去公开，而不能快速地了解自己想了解的信息资料; 3.政府行为透明度低，且越到上层透明度越低; 4.公开内容流于表面化、形式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政务公开的多为行政结果，而非行政行为过程;二是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行政审批、行政收费缺乏透明度;三是某些公开只起装饰作用，无实质内容。如公布的很多都是大家可以信手拈来的信息，即使有用，也只是对政府部门有利，服务范围小，而普通公民还是被排斥在外。很多机构进行信息公开其实是为了应付上级领导的检查，仅仅是表面工作形式。另外内容陈旧，特别是政府的网络工程，几个月过去了还是旧信息在上面。所以，在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规、制度的社会背景条件下，仅仅依靠主体机关的自觉性去公开有关的政务信息，不仅内容很难齐全完整，而且所公开的政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及时性也都无法得到保证。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应当建立完善政务公开工作的考核评价体系及建立健全与政务公开相适应的责任追究制度等，才能排除我国政务公开中存在的困难，推动其向更深更广的层次继续发展。从以上分析来看，我国社会监督还存在许多缺陷，社会主义理论所阐述的人民民主权利与人民民主权利的实际行使，还存在较大差距，社会监督的机制上还存在诸多不足，社会监督的功能没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甚至有时呈现失监、虚监、弱监状态。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参考文献] [1]《我国社会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陆亚娜江苏社会科学 2007年第二期 [2]《论公民监督意识》李红梅曹军李曼伟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07年第27卷第一期 [3]《我国政务公开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张勇刚长沙大学学报 2008年7月猜你喜欢： 1. 我国当前社会存在的潜在问题及其分析论文 2. 社会不公平现象论文 3. 关于社会问题的论文 4. 当今社会现象论文 5. 浅谈社会道德现象论文

社会问题是指社会关系失调与否，影响社会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活动，妨碍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现象。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问题的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谈社会管理问题

摘要：社会管理是一门科学，是推动人类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文章探讨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现实意义、工作重点和组织保障的问题。

关键词：社会管理重要意义工作重点工作路径一、加强社会管理的重大现实意义

社会管理是一门科学，是推动人类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错综复杂，在前进的道路上充满风险和挑战，尤其是进入经济转型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各类社会问题叠加出现。过去我们认为只要经济搞上去了，其他一切都好办，因而造成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比例失调，出现了今天比较突出的社会管理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比较突出，社会教育、社会就业、收入分配、贫富差距、医疗、住房、社保等民生问题反应强烈，反映政府和国民关系的社会管理指数低，国民税负压力较大，公共退休金占GDP比重较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公民权利保障不完善，公共途径获取信息十分有限。

随着改革发展步伐的加快，人民在其中受益匪浅，人在全面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对需求要求越来越高，不仅满足于物质的需求，而更多的是追求安全感，安居乐业、归属感、自尊感、幸福感、自我价值实现等。因此，针对这一时期出现的阶段性特征，加强社会管理成为当务之急。最近，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指出：“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这一科学论断，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指导性，是我们党和国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指导方针。

二、加强社会管理的工作重点

加强社会管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决策，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胡锦涛同志指出：“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要坚持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加强社会管理的工作重点是实施民生工程，保护人民大众的现实利益和根本利益。

民生工程就是政府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民心工程”和“德政工程”。实施民生工程，是指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理念，为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提高群众生活质量而采取的一系列建设性举措。

实施民生工程的基本要求是：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群众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让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广泛惠及人民群众。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切实达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民生生活目标，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加强社会管理的重点是“坚持民生优先，完善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基本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实现社会公正，必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通过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而大力实施民生工程则是保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社会公正的有效手段。通过实施民生工程，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为实际的利益问题，真实体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保持社会稳定。

三、建立社会管理组织保障的体制机制

社会管理创新是我们党面临的一项新课题。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管理工作的好与坏，主要取决于各级党委、政府主导作用和职能的发挥。创新社会管理，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民的期盼。

要切实加强对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领导。认真研究和解决本地区、本部门在社会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方面，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从传统的“政治命令”转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从政府“包打天下”转变为注重运用社会力量，形成社会合力;从习惯突击“灭火”到突出源头治理;从青睐行政手段，到重视运用经济、行政、道德、科技等手段的综合治理，层层实行分解，落实责任，真正做到同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这是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所在。管理无小事，细节定成败，一旦某个环节失误，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大局稳定。这些年来，先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奶粉(三聚氰胺)、面粉(增白剂)、双汇(瘦肉精)等丑恶事件，就是惨痛的教训。

创新社会管理，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创新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服务是核心，人民利益是根本。创新社会管理首先是创新管理理念。温家宝同志指出：“管理就是服务，我们要把政府办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为市场主体服务，为社会服务，最终是为人民服务。”

健全社会组织，增强服务社会能力。社会组织以其非营利性、民间性、公益性、自愿性与组织性为特征，在社会管理和服务方面与政府相比有其独特优势。社会组织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服务，满足社会成员的多种需要，让社会成员各得其所，各得所需。积极培育和发挥社会组织具有重要意义，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发展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在国际，截至2010年底，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法国有110个，日本有97个，美国有52个，而我国只有个。

显然，我国社会组织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应该适应形势的发展，加快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自治水平。因此，要大力培育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包括行业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志愿团和社团等，把不该由政府办的事情放手交给行业协会、社会组织、中介机构去办，充分发挥他们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地方政府应大力推进乡镇政法综治工作中心和村居综治办公室、调解室建设，完善保安、巡防、监控、调解、流动人口管理专业队伍。建立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民政服务中心、经济工作服务中心，在村级设立服务代理室，除边远山区外，实现半小时服务圈，把过去农村办事“人难找、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局面转为“人好找、门好进、事好办”的局面。

浅析社会体育问题

摘要：在社会体育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此，体育行政部门要创新社会体育体制建设，增加体育投入，为社会体育提供大舞台;还要举办社会体育活动，促进全民健身运动 ;同时，要处理好全民体育和竞技体育之间的关系，并引导社会体育中的参与者要正确认识体育。

关键词：社会体育问题创新体制建设

社会体育问题是对体育社会问题的研究视角、分类方法、特点以及其他学术特点进行探讨。社会体育问题受社会问题的制约，其产生和存在，受着社会问题的影响。因此，每一个社会体育工作者都要认真思考，如何解决社会体育问题，制定出相应的策略。

1 社会体育问题产生的原因

由社会问题引发的社会体育问题

社会体育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受着社会问题的影响，如社会腐败问题催生了社会体育法规不完善，导致了社会体育竞赛的不公平。而群众性的体育活动，由于受社会问题的影响，导致贫困群体、残疾人群体以及老年群体的体育权益受到侵犯。

社会体育问题具有自身特点和影响范围

社会体育由于社会体育的场地器材设施的不足，使得很多群众得不到体育锻炼的空间，而又因为缺乏必要的指导和组织，使社会体育中的运动项目状况和组织形式都不能尽如人意。对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的有效衔接，促成社会体育协调发展方面，一些高中职院校也并不能设置相应的体育项目进行有效训练。

体育的竞争性和残酷性导致社会体育问题长期存在

社会体育参与者的众多性以及竞争中获胜的单一性导致社会体育问题的长期存在。在体育竞争的过程中，对于竞争方式的求胜目的已经成了不合理的体育竞争模式的根源，有些人运用不正当的手段达到了荣报和利益。从另一个层面讲，体育的工具性已经成为使得某些社会体育项目被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作为工具被挖掘和利用。

体育本身存在的原因以及体育社会动态发展的失衡

在体育运动发展的过程中，一些高水平运动员因为常年从事体育训练，导致文化素质偏低。而到了运动员社会转型期，传统的体育控制体系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完善，在就业问题上就导致了大量的社会问题的产生。同时，在体育发展的过程中，忽视了体育社会化的发展，使体育运动在短期内受到重视，而在另外一个长期的阶段中被忽视，浪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

体育场地设施问题导致全民健身计划不能得到有效实施

在全民体育实施的过程中，位于居民区周边的公共开放体育场地资源不多，使得体育场地远远不能满足人口的急剧增长形成的对体育空间的需求。另外，一些原有的体育场地受到新兴的城市建筑的侵蚀，使得体育场地的逐渐减少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城市建设中，很多学校在“螺丝壳里做道场”，学校里学生进行体育训练以及上课的场地严重不足。而在社区，有些街道系统到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场地设施。即使是有，有些小区的文体活动设施治安不好、管理不善。而随着高端的文化体育场馆的增多，大众化的体育场地逐渐减少。

2 创新社会体育体制建设，为社会体育提供大舞台

抓好社会体育的组织工作

群众体育作为社会体育的重要内容，社会体育组织对场地、活动、组织以及服务是促成社会体育有效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因此，体育局和社会体育组织要准确定位，集中管理，进行社会体育组织的改革。社会体育组织要创新组织管理模式，用社会组织管理社会体育，实现群众体育跨越式发展。

首先，社会体育组织要转变职能，在理论上要更加明确和强化服务理念，确保专项经费来扶持体育场地以及体育运动的培训工作，培育公益性体育社团，加强协会自身能力的建设。其次，要健全各级体育公会、协会等的日常规范和日常工作，并将这种组织覆盖到居委会等基层组织，形成规范有序、遍布基层的群众体育组织网络，使社会体育能够真正开展下去。只有群众体育组织网络体系真正覆盖下去，才能引领群众体育发展潮流。

形成体育合力，形成体育大家办的机制

体育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服务管理要求，要通过和基层组织的合作，做好“体育搭台、社会唱戏”的大文章，要形成社会体育社会办，群众体育大家办的机制，让每一个群众都能够参与到体育活动中去。

充分开放体育场馆，打造群众体育活动常规化

在每座城市，都会有一些体育场馆，在没有竞技比赛的时候，很多体育场馆都在闲置。因此，政府要和体育场馆有效协调，在合理的时间段内开放场馆，为群众性体育活动提供长期稳定的活动场地。同时，场馆可以以低价或者免费向社会提供专业化的管理服务，使体育场馆真正成为群众体育的集训基地或者成为运动员后备力量的集训基地，实现场馆的市场化，社会体育的体制化，群众体育活动常规化。

3 举办社会体育活动，促进全民健身运动

举办社会体育活动

在全民运动的当下，各级各类体育组织要能有效引导、带领和组织当地群众举办各级各类全民健身活动。如广东省2011年全省由社会体育组织参与举办的各类群众体育活动与竞赛5661项次，参加人数达3503万人次，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体育参与的深度与广度。

加强公共体育设施管理和维护

对社会公共体育设施要安排专人进行管理和维护，确保本地区的体育设施不能减少，只能增加，对于破坏体育设置的要进行适当的处罚，对于因为城市建设要拆建的体育设施，要先建后拆，不能因为城市建设而毁掉群众体育设施。

4 处理好全民体育和竞技体育之间的关系

促进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并举

大力发展全民健身运动，提高竞技运动精神的同时，要能够促进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并举，竞赛是竞技体育的目的，大众体育对竞赛的参与可以促使大众体育的全方位发展。

竞技体育是在全民体育的基础上的提高，而竞技体育反过来又能够指导群众体育，因此，要想发展社会体育，就要促进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并举。

社会体育要把社区体育作为大众体育的主阵地

社区体育是社会体育发展的主阵地，因此，社区体育开展的好坏是社会体育发展的重要环节。要加强大众体育指导员的素质和数量，让群众体育能够更多有序地开展起来。在健身指导逐步科学化的现代社会里，社会体育指导员可以帮助群众体育在锻炼形式松散的当下能够科学健身。

5 引导社会体育中的参与者要正确认识体育，加强青少年体育锻炼

有效利用各种体育设施，引导体育消费

体育行政部门要跳出体育看体育，要站在全局的高度上抓好社会体育，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体育健身中要创新改革，缩小区域间群众体育发展的差距。社会体育要增加大众体育的投入，要促进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提高群众参与社会体育的参与度，要让乡村体育和城镇体育都能深化体育社会化进程，让群众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不断增加。同时，要组织多种体育组织团队，使大众体育资源能够充分被利用。体育行政部门还要通过各种有效措施营造氛围，引导体育消费，并大力开展全民健身竞赛表演等活动，形成全民健身、积极向上的氛围。

加强青少年儿童体育锻炼

社会体育要为青少年创造机会和场地进行锻炼，要审视群众体育管理体制，要推动青少年体育锻炼的迅猛发展。目前学校受到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青少年的体育课远远不能满足青少年体质训练的需要。因此，社会体育要组织各种活动让青少年积极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

总之，针对群众对社会体育需求日趋科学化的今天，要不断创新社会体育健身活动模式，提高全民健身活动的科学化水平，引导全民健身运动的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1] 郝俊.21世纪休闲体育现状与问题[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2] 刘德明.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2).

[3] 余道清.我国城市化进程与家庭体育发展的探讨[J].安徽体育科技，2007(4).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变迁的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探讨了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中的文化内核：柔性文化，而阐述了面对国际社会变迁的大背景，秉性文化需要植根入更多刚性文化的因素以适应社会变迁。因此要以柔性文化为本源，挖掘本民族刚性文化因子，一方面继承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呼唤刚性文化，以适应主流社会文化的变迁。

关键词：民族精神;文化内核;柔性文化;刚性文化

1 柔性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核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精神与时代息息相关，一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总是烙上了这一时代的社会经济因素，但是悉数世界各民族“民族精神”的历史发展脉络，我们似乎可以从各种文明中找到一种跨越了时代背景、源于地缘经济特征同时又决定了民族性格、民族制度、民族精神的特有民族文化主线，在伊斯兰世界里，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神权至上的伊斯兰教义中，忠贞的服从以及为和平的圣战意识性文化支配着整个民族，因此伊斯兰世界各民族表现得异常团结与排外，无论是仇恨还是友好都不偏不倚的一致，而这种一致是任何时代都未曾改变的。

而中华民族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核，它是“内敛含蓄”、“左右逢源”的，因此曾有学者形象的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核形容成“太极”，也正是如此，林语堂在《中国人》中给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贴上老成温厚、消极避世、知足常乐、因循守教、中庸之道的标签，在这种文化内核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历来就具有“积极的人世态度、强烈的伦理道德色彩、注重‘中和’的思想特色以及兼容性与主导性并存的特点”。

究其原因，我们似乎可以从费孝通先生那里找到答案。费老先生笔下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中国人是与泥土分不开的，“从土里生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乡土社会下的中国人分外的“土气”，成员们更愿意生于斯死于斯，于是终老是乡土社会的常态，这种不流动注定了社会中成员间相同的生活环境、相似的生命归属、大体一致的生活方式。于是差序格局成为人与人交往的关系纽带，一方面由于这种横向弹性结构的“差”，中国人的人际交往总是“左右逢源”遵循“中庸之道”且“厚实而老成”的;另一方面，这种差序格局所锻造出的纵向刚性等级化的序列社会结构更是形成中国人宗族制度分明、强调伦理道德等等，因此在纵向等级结构的主导下，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又会表现的或者积极人世，或者消极避世……

如果将上述一切看成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普遍的文化内核，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怎样的时代特征、怎样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怎样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中一定有着这样一支希翼和平、友好待客、中庸之道、左右逢源、尊长护幼的不变力量，这是中华民族得以自立自强、积淀文化、传承文明的优良民族性情，是我们始终应该恪守的古老训诫。

2 社会变迁下的文化变迁需求

按照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所阐述的理论逻辑，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正在从传统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朝向以工业为主导甚至以信息、生物技术为主导的生产方式的快速变迁，这种变迁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显而易见的背景。我们的传统文化所穿插其中的民族精神是否足够完美到可以跟得上世界社会格局的变迁步伐，而不被甩出世界主流格局之外?费孝通先生阐述的是“乡土中国”的社会格局，既然冠以“乡土”之名，那么乡土社会结构的适用范围至少需要局限到中国的乡村，更何况此书的写作时间是在解放前。然而就在2003年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庆典上的讲话中，形容中国的社会结构时仍然采用“差序格局”一概念，且概念内涵没变，笔者赞同费孝通先生的阐释，因为有意无意间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印证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无论时代变迁、城乡变迁、制度变迁，人与人交往的网络结构始终未变，传统宗族观念仍然影响深远，如果按照上述“太极”的比喻，那么，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太极”的部分并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

那么这种近似“太极”的柔性文化是否能够适应当今时代的变化，应对当今世界的竞争呢?显而易见，根植于“乡土”的中国中土文化所形成的差序格局是适应农耕民族的乡土社会的。因此在世界大同的农耕社会，中华民族的历史往往可以成为世界性历史，隋唐盛世、明清盛世便是最好的例证，原因可以理解成是我们植根于民族灵魂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文明是与当时世界主流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了的，在那样的时刻，我们民族的精神体现了世界主流文明的精神，因此当时我国的历史同时也被写人世界的主流历史部分，然而，随着西方工业经济的异军崛起，世界主流文明为工业文明所取代，伴随工业文明而来的是世界一体化的高速变迁。空间、时间距离不再是国与国、洲与洲的隔阂，掌握着主流经济技术的西方文明开始主宰世界，无论是____教义中的“原罪”、“救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还是西方民族中的理性精神、批判精神，抑或是大和民族对天皇绝对忠诚的武士道精神，都体现着一种不同于“太极”柔性文化的刚性文化，当世界主流经济告别了农耕时代。刚性文化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扬弃保留、锻造更为坚实的民族精神?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世界一体化、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国家的状况却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科技文明三次浪潮并存。即“同一社会的不同部分处于不同的时代中”，属于各种时代的文化理念相互激荡，似乎传统的农耕文明在中国内陆乡村还没“过时”，工业文明的理念已经跟不上东部发达城市的步伐，需要做出改变去适应信息科技文明时代的文化了。这就造成在精神上民族情感很难统一，社会失范现象严重。

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做出相应抉择，那么究竟是恪守柔性“太极”文化，继续维持“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还是选择一种刚性文化来锻造民族精神?诚如上面的论述，民族精神承载了厚重的地缘文化，其最精髓的部分是民族最深层次最本质的民族文化内核，也是民族得以存在之基、立足之本，这是我们无法改变也决不能改变的。然而现实要求我们在文化中注入刚性的血液，失范的社会情智急需重新整合民族情绪，因此笔者认为：应该继承中华传统的民族精神，并根据时代特色，挖掘和向社会呼唤属于本民族的刚性文化。 3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刚性因素

事实上，如果按照中华大一统的说法，我们的民族并不缺乏刚性文化。2005年姜戎的《狼图腾》一经问世，就引发了国内文化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等诸多学科领域针对“狼性”的广泛探讨与研究，“狼性文化”便是一种属于中华民族的刚性文化，狼是游牧民族顶礼膜拜的图腾，也是与牧民们在草原上争斗了几千年几万年，教导牧民智慧、为牧民积聚力量、有胆识有组织的强大集团军。游牧民族因此英勇善战、睿智过人，说游牧民族在狼图腾的教导下“雄韬伟略”一点也不为过，元朝无边无尽的疆土便是最好的例证，其实也正是中华民族这一支铿锵豪迈的力量令世界各民族心存敬畏。也正是这一支力量如我肤色者依然被世界称为蒙古人种，一时间相见恨晚，对狼性的呼唤一度成为学界呼唤民族精神的主流，笔者赞同这种对于植根于民族文化中的刚性文化的呼唤。但是反对完全否定对传统主流文化的做法，对于民族中源于地缘文化的文化内核，是我们始终应该坚守的民族习性，而我们现阶段呼唤刚性文化、呼唤狼文化的作用在于适应社会变迁，适应时代发展，这正如同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民族精神必须要适应时代发展、烙上时代烙印一样。

4 总结

综上所述，民族精神有着自身不变的文化内核特质，这种特质在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内核中表现为“太极式”的柔性文化，同时这种特质有着深厚的地缘文化因素，是一个民族区别他民族的分野特征，也是一个民族的立足之本，生存之基。但是放眼当今世界，主流民族精神中刚性文化大行其道，依然严格恪守柔性文化就会面临着被甩出主流文明结构之外的危险，因此，应该在恪守传统民族精神的同时，挖掘本民族的刚性文化，使得民族精神适应主流、适应竞争、立于不败之地。

摘要：在现代化的视阈下，从社会结构的变迁考察近几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变化，能够增强我们对社会发展变化宏观主题的把握和认识;对比分析东西方社会变迁的背景差异，得出实现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主要背景条件，从而更好地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提供借鉴。

关键词：社会变迁;现代化;社会结构;背景差异

对西方社会近几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变化，社会学家们都试着用某一典型性词语去概括和总结。许多西方学者用“现代化”或者说“从传统到现代”来概括和描述，也有人从社会发展总趋势的角度将其总结为“进步”和“发展”。或许，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出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清和把握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当前，我们往往看到的是西方社会充分发展，而非西方社会展现的则是亟待完善，很少去探究西方社会实现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或者背景因素。若将社会变迁与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相结合，对比分析东西方社会实现变迁的背景因素，能够帮助我们清醒认识西方社会迅速实现现代化和社会变迁的原因和动力，进而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和实现社会变迁提供借鉴和启迪。

一、社会变迁及现代化视阈下的社会变迁

社会是人为了达到单个人所无法实现的需求满足水平而有目的地形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又可以看作是价值联结的生存单位。而变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涵盖了世界历史发展和变化的方方面面。那么，什么是社会变迁呢?

从广义上讲，社会变迁指的是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在社会学中，社会变迁这一概念比社会发展、社会进化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包括一切方面和各种意义上的变化。因此，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如社会变迁的规模、方向、性质、人们参与和控制的程度等，社会变迁类型就会呈现多样性。罗荣渠先生就将社会变迁的方式划分为微变和巨变，并将其阐述为渐进性微变、突发性微变、传导性巨变和创新性巨变。

我们所讲的社会变迁主要是从社会结构的变迁出发的。所谓社会结构，它指的是“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间相对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使社会系统具有形态特征(它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它不是对现实的复制，而是根据认识和思考而抽象出来的)，是对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实在侧面的相对静止的形态或者说状态的特性的描述。”简单说来，社会结构就是指在社会变迁中长期保持不变而带有一定方向性变动的那部分。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功能性结构的变化，表现为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各种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等结构要素的分化和组合;二是社会成员地位结构的变化，表现为社会成员由于其经济地位、职业、教育水平、权力、社会声望等的不同和变化，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变化。

西方学者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假设的前提，即社会可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部分，并且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现代”的部分逐渐膨胀、“传统”的部分逐渐萎缩的过程。许多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学家都曾详细讨论过“传统”和“现代”的特征或差异。他们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个人人格与行为特征等方面去对比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典型差异，当然也有许多学者从社会结构出发去研究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美国学者C·E·布莱克将关于伴随现代化进程而发生的社会结构变化的主要内容和走势归结为：人口分布走向城市化，地理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提高;社会的收入分配趋向公平，文化教育趋向普及，机会趋向平等;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水平的提高，个人主义愈来愈强，责任中心由社区转向社会，由地方转向国家等。丁建弘认为布莱克的概括“并非十分全面和合理”，他认为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从地方共同体到整合的社会的变化。尽管将传统和现代的概念引入现代化研究会带来一些不足之处，但是对于我们研究现代化背景下的东西方社会变迁问题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现代化一词可以说是对“世界历史”开始以来至今对人类社会发展主题较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的概括之一。从逻辑上讲，社会变迁理论从宏观上就包含了现代化理论，因而我们将范围限定在现代化视野下。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我们也主要是从现代化这个历史发展的主题出发，着重考察在现代化视域下社会变迁中的社会结构变迁。

二、东西方社会变迁的不同背景及其差异

为了更好地对比东西方社会结构之间的不同之处，我们选择社会结构变迁中比较突出和代表性的五组变量进行比较。

(一)社会的开放性与流动程度不同

许多学者从西欧与其他国家历史发展的比较中探索西欧率先迈入工业社会的原因。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就从非西方国家的自身条件出发，他认为东方国家古代文明太发达以至于难以产生新的文明。钱乘旦则直接将原因归结为社会结构的不同。他认为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一种金字塔的等级结构，形成以贵族集团共同分享权利为特征的等级君主制，并且在这金字塔外面，还有一个异己的力量存在即“市民社会”。而东方的封建社会则是一个“大屋顶”结构，它笼罩一切，控制社会的一切方面，极大地阻止了资本主义的自发产生。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经谈到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英国)在构成上有“三大骨架”，即土地贵族、“中间阶层”和工资劳动者。17～18世纪英国“三层式”社会结构为英国启动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力量和阶级力量。除了这个主体性力量外，英国还具备了使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充分发挥的两个社会特征：社会的开放性和社会的流动性。英国社会的阶级与阶级、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界限趋向重叠，个人在社会的区域流动、职业流动和经济地位的流动也是相对自由的。当然，法国和德国各阶级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与同时代的英国进行比较时，显示出了相互隔绝的状态，但是他们在19世纪后期都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随之而来的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如法国在19世纪最大的社会变化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角色的转变。贵族在政治上经济上逐渐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从权势的巅峰上跌落了下来。在1950年代，德国的统治阶级的大部分容克开始分化、资产阶级化。通过改革，普鲁士一德意志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基本上是封建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从而迅速地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而在东方国家，村社和类似于原始社会的村落制度将人们紧紧地捆绑到了一起，个人完全依赖于他所处的村社和村庄。村社体现的是一种类的、集体的主体意识，个人主体性丧失。村社培育着人们的集体意识，他们往往聚族而居，一个村庄的居民相互血缘关系盘根错节，拥有共同的祖先，因而村庄成为由宗法关系联结在一起的集体，这点俄国、中国、印度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在俄国，村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被称为“米尔”的村民大会，负责和决定村长及其他公职人员的选举、土地的重新分配、村社成员的迁徙及新成员的接纳、赋税徭役的分配等重要事务。此外，还有为保证服役完税而建立了连环保制度。这样，个人的一切都离不开集体，取决于集体，只有作为集体的一员，个人方能生存。而在印度由于村社和种姓制度的严密性，人们也被死死地束缚在他所在的村落和种姓阶层里。在以上的社会里，人们之间除了和村社内部人员的交流外，基本上不需要也不能与其他村落和人员进行交往，人们彼此生活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社会流动性和开放的程度极低。

(二)角色和地位分配的原则不同

现代化的所谓合理化倾向要求的水平不过是机会均等，以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找到最适合于自己能力和兴趣的角色。帕森斯提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整套“角色期待”，它规定了社会中每个成员彼此期待着要充当的社会角色，进而形成了“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对比东西方社会，我们就会发现，东方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的社会结构是稳态、封闭和静止的。东方社会特有的社会等级制度使人们习惯于承袭而来的地位和角色，几乎从不考虑改变职业和居所。如印度的村落统治机构是依据传统习惯进行活动的，缺乏明确的法律以及关于权利、义务的契约，统治者的资格基本上是以先天条件(如出身、年龄等)为优先，并且是世袭的，财富、受教育程度以及个人能力等后天因素居次要地位：俄国的村社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宗法共同体内部的简单协作传统，如劳动改组、公耕地等等，在价值观念上轻视自由个性，强调整体和谐，把个人视为共同体的附属物而否定其独立人格。这样，人们对于自己的角色和地位就有了先天性并且自然的逆来顺受;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也是如此，虽说中国有士大夫精神，但出发点还是想一劳永逸，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个人几乎不期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并且相信以往的社会秩序是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地位和爵位的世袭成了中国古代社会角色和地位分配的重要原则。

而在西方社会，虽说也是封建社会，但它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分封建邦”的社会，各封建邦国之间相互独立。并且西方社会是一种阶级制度。等级与阶级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前者的成员资格基于出生机会，后者则基于职业和经济地位。西方发达国家则在生存斗争中创造出具有强烈经济追求的新教精神，将崇尚个人才能和力主个人权益的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构成他们的价值取向。这样，决定他们地位和角色的不再是先天的出生条件了，而是要靠自己的职业和经济地位了。西方发达国家有一共同点，那就是在社会结构中诞生了具有主体性力量的中间力量(市民社会)并逐步发展成为强大的资产阶级。如在19世纪下半叶，法国由于文官制度的推行，社会升迁又多了两条途径：学历和成就。整个19世纪，法国人的社会地位变迁大致以一种渐进方式实现的：最底层的工人首先改变工种，一般工人经过几代努力，也许可进入小资产阶级的行列，一部分的小资产阶级升入更上一层的社会集团。英国的“三层式”社会结构形成特有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使生产力要素得以充分发挥，进而影响到角色地位分配原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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