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在《人生》中四次写到大马河桥，刘巧珍与高加林从相恋到分手，高加林从彷徨到梦碎，都是在桥上展开的。桥于是就成了连接此岸与彼岸、现实与梦想的象征。小说通过对高加林曲折生活的描写，向读者展示了改革开放初期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和弊端，也揭示了改革浪潮冲击下城乡交叉地带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的变化。

3、适期播种，播种密度不要过大。应在气温稳定通过6℃时播种，不要盲目抢早。从理论上讲，播种密度以300 g/m2为宜。然而在实际生产中，农民为了节省农膜等生产成本，以及考虑到出苗率、使用插秧机等原因，往往会加大播量，即便如此，播种量也绝对不能超过500 g/m。

一、此岸的彷徨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开始朦胧地关注个人的命运和理想，而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又充斥着无数的矛盾。路遥的小说《人生》以环形叙事结构展示人物的成长和生命轨迹。文本中四次描写到大马河桥。人物的矛盾挣扎和生命轨迹都是在该桥上展开的。

小说中初次写到大马河桥，是刘巧珍帮助高加林卖馒头。高加林在大马河桥上等她。刘巧珍卖完了馒头又回到大马河桥上向高加林表白了自己的爱情，二人的爱情正是从大马河桥上开始的。

在二人走上大马河桥的前后，文本中交代了二人各自的梦。刘巧珍曾在心里无数次梦想她和这个人在一起的情景：“让他拉着……走呀，跑呀，并且像人家电影里一样，让他把她抱住，亲她……”[1]40刘巧珍在潜意识深处深深地爱着高加林。但是现实之中的二人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高加林是民办教师，有文化有能力。刘巧珍没有文化不识字。她对高加林深深的爱只能埋藏在心底里，在梦里。她无法实现她诗意的爱情梦。“由于伦理道德和文化习俗的抵触，她的这种欲望就被压抑到无意识的深处，造成了他们好像不存在似的。但实际上是潜藏在潜意识中。”[2]但是当高加林民办教师的职位被顶替之后，高加林成为了农民。高加林现实的失意却无形中填补了刘巧珍心中的空白和那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刘巧珍向高加林表白了自己的心意。小说描述到高加林在城里卖馒头偶遇黄亚萍之后的心中感受：“总有一种很惆怅的感觉，就好像丢了一件贵重的东西，而且没指望找回来了。”[1]31这是高加林的梦和高加林的理想恋人，他们之间也横亘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高加林在接受刘巧珍表白之后，他先是感到突然，继而“突然想起，他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一张类似的画。好像是俄罗斯画家的油画。画面上也是一片绿色的庄稼地……一个苗条美丽的姑娘一边走，一边正向远方望去，只不过她头上好像拢着一条鲜红的头巾。”[1]48刘巧珍并不是高加林的理想恋人，高加林爱的是俄罗斯油画中的少女，那个少女是诗意的、有文化气息的，散发着无穷的魅力。高加林有自己的理想恋人，但是现实的失意与挫败，让高加林把他的梦嫁接在了刘巧珍身上。油画中的少女是诗意文化气息的。但是刘巧珍并没有。W·L格林、J·K威廉·亚姆等共著的《文学批评入门》中，就色彩在神话原型中的象征意义曾指出：“红色象征牺牲、热情和浪漫。”[3]高加林把刘巧珍想象成了俄罗斯油画中的少女。只是缺少一条红头巾。红头巾的缺失象征的是刘巧珍身上所缺失的浪漫气息和文化气息，以及高加林对于梦想和理想恋人的深层心理和窥探。

对政党而言，意识形态是政党的旗帜，对于统一思想、整合力量、凝聚人心、激励斗志具有重要作用。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它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长治久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表明，作为国家安全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意识形态问题处理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旁落，否则就会犯无可挽回的颠覆性错误。

创意文化产业和主流意识形态，一个作为经济实体，一个作为上层建筑，二者之所以能够发生关联，一方面在于创意文化产业本身具有独特的二重属性，另一方面在于意识形态文化化发展的现实诉求。

二、爱情的陨落

高加林是一个从乡村走出的青年，他出于对乡村姑娘的艺术想象，虽然把爱情嫁接给了刘巧珍，但又用现代艺术中的移情将其包裹着。高加林送给刘巧珍唯一的信物就是这条红头巾，它象征现代艺术的气息。高加林用唯美的现代视角去审度乡村女性，当真正发现充满艺术气息的女性之时，刘巧珍的艺术缺失就不是红头巾所能弥补的了。小说中第二次写桥，是在现实为高加林的人生梦想筑起了一座“桥”之后。但是就像刘巧珍的爱情之桥是建立在高加林梦想之桥毁灭的基础之上一样，当高加林的梦想之桥接通的同时，刘巧珍的爱情之桥也必然随之坍塌。

小说中第三次写到大马河桥是高加林和刘巧珍断绝恋爱关系。他俩的爱情悲剧并不在于黄亚萍的出现。是现实为高加林的人生梦构筑了一座桥，在这座桥上，高加林潜意识中的本我和被压抑的潜意识仿佛复苏了。当他对刘巧珍幻觉似的爱逐渐被真实的黄亚萍所替代时，他内心的矛盾就必然会将悲剧酝酿发酵。

《人生》中第二次写到大马河桥是在高加林已经成为了县委干事之后，刘巧珍来城里探望他。当刘巧珍说道：“你们家的老母猪下了十二个猪娃，一个被老母猪压死了，还剩下……”[1]168高加林此时还沉浸在与黄亚萍所探讨的国际问题的场景之中，他与黄亚萍所谈及的国际局势话题是能够引起思想碰撞的火花的，也是刘巧珍所无法拥有的话语体系。因此，当刘巧珍关于猪娃的乡村话语体系呈现出来，已经不再能打动高加林的心扉，甚至还引起他无限的厌倦和无聊。刘巧珍由于不识字和受传统思想的束缚，缺乏掌握先进技术和充满现代气息的可能性。对乡土的回归是宿命、是慰藉，也是无谓的抗争。

在送刘巧珍经过大马河桥时，高加林给刘巧珍围上了一条红头巾。但刘巧珍即使围上了红头巾，也不可能变成艺术的、有文化的女性。她爱情之梦的实现是以高加林人生之梦的毁灭为前提的。如今，高加林的理想之桥重新接通，他之前的爱情是嫁接在刘巧珍身上的，当真正的、艺术的、浪漫的、有文化的女性出现在他面前时，高加林便再也听不得老母猪到底生了几只猪娃、死了几只猪娃的乡村话语了。

刘巧珍是乡村女性善与美的化身，她在爱情梦想破碎后，选择了嫁给马栓，她以嫁人的传统方式皈依了旧有的乡村生活，放弃了对高加林的幻想。“自人类有乡土意识，有对一个地域、一种人生环境的认同感之后，即开始了这种宿命的悲哀。”[4]婚礼中有处细节写到：“巧珍骑在马上……她红丝绸下面的一张脸，痛苦地抽搐着。”[1]214

在岩体的外接触带，有明显的角岩化基性含长结构及长石化现象。角岩化的厚度可达300 m以上。接触变质带分带及厚度变化，自白岗岩向围岩依次为：(1)辉石角岩带：0～15 m；(2)角闪岩角岩带：15～100 m；(3)绿帘石角岩带：100～250 m；(4)绿片岩带:>250 m。

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是从大马河桥上开始的，高加林作为一个城乡交叉地带的农村知识青年，有向往时代变革与积极进步的热情，但是现实的局限又让其举步维艰。他失意的现实为刘巧珍的爱情筑起了一座“桥”，但是这座桥筑起的前提是高加林人生梦想和爱情梦想的毁灭和陨落，这蕴含了二人爱情的悲剧。

作者对高加林进行了责难的同时，也对巧珍给予了深切的同情。绚丽的爱情破灭，是因为现实没有为她构筑一座“桥”。她出嫁的时候，头上盖着红丝绸，但此时，它象征的不是浪漫和喜庆，更不是高加林眼中的对于文化的弥补，而是刘巧珍对于现实的屈服和无奈，充满着一种牺牲精神。女人的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5]

三、彼岸的梦碎

“《人生》是一出明丽的悲剧，是在积极的社会主义生活背景下的发人深思的悲剧。”[6]一心渴望获得社会认可的高加林因为情感纠纷，使走后门事件遭到举报，等待着他的是又一次重返土地，成为农民。现实又一次毁灭了他的理想和爱情梦。就像作者为高加林的领导起的名字一样“景若虹”。小说中写高加林的心理活动：“前一个时期，他也明知道他眼前升起的是一道虹，但他宁愿让自己把它看作是桥！”[1]228

作者在小说中共四次写到大马河桥这一意象。高加林从此桥走向理想之路，又重回现实。这座桥成为了连接着此岸和彼岸的纽带，是高加林从现实通往理想的必经之路。但是现实并没有为他提供一座真实的桥，而是一道绚丽的虹，一脚踏空，跌入谷底——桥的意象在文本中充斥着深邃的内涵和意蕴。刘巧珍在桥上与高加林相爱，在桥上与高加林分开。高加林从桥上走向城市，又从城市走回来。生命在经历了一个回环之后，又回到了起点。仿佛他们的人生从来没有通过那座桥一样。那座桥也根本不存在。二人的悲剧就发生在一座根本不存在的虹一样的桥上。

在路遥《人生》中，桥的四次描写是一种深层结构，桥连着人生的两端，从现实到理想。在意识层面，作者是根据现实的价值形态和道德观念来设计高加林的“人生”。作为一个世世代代拘泥于土地的农民儿子，身上不乏坚韧和吃苦耐劳的勇气。期望着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构建美好的生活。高加林的矛盾是农村落后愚昧和种种现实因素造成的，无可指责，作者对他进行了深刻的责难，也表现出悲天悯人的情怀。

[参 考 文 献]

[1]路遥.人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

[2]杨朴.文学批评方法论[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

[3]李晓霞.路遥《人生》的悲剧性叙事艺术[J].延安大学学报，2011，(4).

[4]赵园.地之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陈子善.张爱玲集·郁金香[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6]雷达.简论高加林的悲剧[J].青年文学，19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