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直管县”是地方政府行政层级改革的一个部分。布伦南和布坎南提出，政府在决策中的集权可以通过降低政府垄断权力的方式降低政府支出。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他们认为政府与垄断企业相似，追求最大化的收入，有扩张的倾向。想要抑制这种政府扩张的倾向，可选的途径是降低政府垄断的权力，具体的办法是财政分权。他们将这一观点命名为“利维坦”假说。*Geoffrey Brennan, James M. Buchanan. The Power to Tax: 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a Fiscal Constit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此后，学者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将政府垄断权力操作化为两个指标：政府财政分权和竞争性同级地方政府的数量。实证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例如，奥兹(Oates)*Wallace E. Oates. Searching for Leviathan: An Empirical Stud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4), 1985, 748-757.、福布斯(Forbes)等*Kevin F. Forbes, Ernest M. Zampelli. Is leviathan a mythical beast?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9(3), 1989, 568-576.和张光*庄玉乙、张光：《“利维坦”假说、财政分权与政府规模扩张：基于1997-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2年第4期，第5页-26页、178页。的研究结果是政府财政分权与政府规模呈负相关关系，克里斯多夫(Christopher)*Christopher Ross Bell. The Assignment of Fiscal Responsibility in a Federal State: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National Tax Journal, 41(2), 1988, 191-207.、兰德尔(Randall)等*Randall W. Eberts, Timothy J. Gronberg. Structure, Conduct, and Performance in the Public Sector. National Tax Journal, 43(2), 1990, 165-173.和李婉*李婉、江南：《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膨胀——实证检验“利维坦”模型在中国的有效性》，《当代财经》2010年第6期，第26页-31页、91页。等的研究结果是政府财政分权与政府规模呈正相关关系；丹尼斯(Dennis)等*Dennis Epple, Allan Zelenitz. The Implications of Competition among Jurisdictions: Does Tiebout Need Politic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9(6), 1981, 1197-1217.和威廉(William)*William H. Hoyt. Leviathan, Loc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and Capitalization.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9(2), 1999, 155-171.的研究结果是竞争性同级地方政府的数量与政府支出呈负相关关系。这些探讨启发尝试从权力链条改变的角度来思考“省直管县”改革政策可能对地方政府运行成本带来的影响。

一、“省直管县”影响县级政府运行成本的理论框架

“省直管县”改革政策与县级政府运行成本的联系，是通过组织层面“资源”、“权力”和“流程”三个方面的改变建立的。如图1所示。

辛大哥家的情况并非特例。据记者走访了解，付家村共500多户人家，100多个大棚，今年几乎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类似问题。付家村一直有种植蔬菜的传统，种植经验在15年以上的农民不在少数，但这次却全部没了辙。

  

图1 “省直管县”改革政策影响地方政府运行成本的路径

第一，财政资源和行政资源的改变。改革前，省级政府对辖区的各个地级市政府进行财政资源和行政资源的分配，地级市再对辖区的各个县政府进行财政资源和行政资源的分配；改革后，省级政府对辖区的各个地级市政府和县政府进行统一的财政资源和行政资源分配。由于缺少了地级市政府的中转和可能的克扣、盘剥，县政府将获得更多的财政资源和行政资源。一方面，在分税制总体财政体制背景下，能够保证县政府在财政收入上拿到省对县按税种划分的共享比例、收获固定留用比例和收入增量全额返还；另一方面，在下管一级的总体行政体制背景下，能够保证县政府在行政资源上拿到省对县的政策优惠、政策奖励和政策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县政府运行成本会降低。因为占有更多财政资源和行政资源，意味着可以自主地支配这些财政资源和行政资源，不仅不需要再为资源的争夺而与地级市算计交涉，使县政府在资金资源和政策资源的使用和调度上节约运行成本。而且，满足了其“留利于县”的行动动机，也给其进行各项财政和行政活动、发挥各项财政能力和行政能力留出了更大的潜力空间，提高了其理财的积极性，激励其降低政府运行成本。

据国内大型生产实践经验，百万吨级大型铜冶炼企业，其月产出废酸原液约40000～70000m3以上，平均含酸在140～160g/L。该部分硫酸目前未得到回收，且需消耗大量碳酸钙中和处理。而若能优化回收废酸原液中大部分的硫酸，则将大大减少危废石膏渣的产出。将极大减轻企业危废处置压力。

第二，“省直管县”改革带来地方政府纵向财政权力链条的改变。改革前，县或县级市政府不直接与省级政府发生联系，而是要通过地级市政府的中转。改革后，在体制补助、税收返还、转移支付和专项资金补助、财政结算、资金报解及调度、债务偿还等方面，县或县级市政府直接与省级政府发生联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县政府运行成本会降低。因为县政府拥有更大的财政权力，与县政府要发挥的重大而琐碎的日常管理任务更加匹配，由财权与事权的更加匹配而带来的节约政府运行成本的效果显著。而且，在县政府拿到各项转移支付资金、专项资金以后，这些更大的财政权力保证了县在财政支出过程中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降低了政府用于获得决策批准所耗费的政府运行成本。

第三，“省直管县”改革带来地方政府纵向行政权力链条的改变。改革前，县与县级市政府不直接与省级政府发生联系，而是要通过地级市政府的中转。改革后，在有关发展计划、经济贸易、国土资源、税务外贸、交通水利、人事旅游等方面的审批管理权限，不再由地级市代理行使，改为由县或县级市直接掌握。在这样的情况下，县政府运行成本会降低。因为县政府拥有更大的行政权力，特别是掌握了大量的行政审批权限，与县政府承担的县域经济社会管理事务的任务性质相匹配，由于县域的经济交易活动、社会交往活动等都发生在县的地域之内，由这些经济社会活动带来的收益与损失主要影响的是县域的百姓，而县政府在地域上和心理上与这些经济与社会管理事务更加接近，也更了解现实情况，所以由县政府直接管理县域的经济社会事务，不仅有利于降低决策失误带来的运行成本损失，而且节约了行政资源，减少了不必要的政府运行成本。而且，保证了县政府在经济与社会管理过程中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降低了政府用于获得决策批准所耗费的政府运行成本。

在实验组中，“省直管县”改革前后的县级政府运行成本差异为Y0,2 -Y0,1 = β2+ β3，可将这部分结果记为D2。

二、“省直管县”影响县级政府运行成本的模型设置

(一)“双重差分”模型建构

可以认为，“省直管县”改革对地方政府运行成本的影响，是一个“自然实验”。样本不能人为地设计和控制，实验环境也并不完全一致，*Donald T. Campbell. Reforms as Experimen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24(4), 1969, 409-429; Michael R. Ward, Glenn A. Woroch. The Effect of Prices on Fixed and Mobile Telephone Penetration: Using Price Subsidtes as Natural Experiments.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22(1), 2010, 18-32; Peter H. Egger, Doina M. Radulescu. Family Policy and the Number of Children: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8(4), 2012, 524-539.用“双重差分”模型*Judith A. Dempsey, Andrew J. Plantinga. How Well do Urban Growth Boundaries Contain Development? Results for Oregon Using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 Estimator.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43(6), 2013, 996-1007; Hongbin Li, Junjian Yi, Junsen Zhang.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the One-child Policy on the Sex Ratio Imbalance in China: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emography, 48(4), 2011, 1535-1557; Alberto Abadie. Semiparametric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Estimator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2(250), 2005, 1-18.分析。

首先，按照是否实施该政策与政策实施前后这两个维度将所有的样本分成四组，即实施前的“实验组”和“对照组”，以及实施后的“实验组”和“对照组”。如果县级政府运行成本用Y0表示，“省直管县”改革政策用三个政策哑变量表示(用虚拟变量du表示样本是否会实施该体制，du=0表示不实施“省直管县”改革的对照组，du=1表示实施“省直管县”改革的实验组；用虚拟变量dt表示“省直管县”改革实施的前后，dt=0表示实施前，dt=1表示实施后；用虚拟变量d表示“省直管县”改革对行政管理费影响的净效果，涵义是du与dt的乘积，d=1表示该年份该县级行政单位实施了“省直管县”改革，否则为0)，其他可能的控制变量用K表示，可构建包含控制变量的双重差分模型如下：

Y0=β0+β1*du+β2*dt+β3*d+βi*Kj+e (Model 1)

拟通过基本模型1，主要检验两个研究假设，即

研究假设1：“省直管县”改革政策与县级地方政府运行成本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研究假设2：“省直管县”改革政策与县级地方政府运行成本是负相关关系。

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的夏衍曾来到上海电影局的小礼堂，为我们上影全体创作干部讲过课。我至今记得，他讲的是《细节的真实，对一部作品的重要性》。他说：“西方有些作品本来是胡编乱造的，但是由于细节的真实，会让人信以为真。而我们有的明明是真人真事，由于细节的虚假，让人感到故事也变得虚假了。”

该双重差分模型中，估计系数β3是我们最为关心的，它反映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K后，“省直管县”改革政策对县级政府运行成本的净影响。

首先，在对照组中(du=0)，改革实施前后的县级政府运行成本可以分别记为：

β7*Log(peo)_it+β8*Log(are)_it+β9*vat_it+β10*Log(hr)_it+e_it

 

最后，将对照组的差分结果D1与实验组的差分结果D2再做一次差分就可以得到政策实施后的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县级政府运行成本差异，即D = D2 - D1=β3。这就是“省直管县”改革对县级政府运行成本的净影响。可以看到，在双重差分模型中引入背景因素相同(或相似)的对照组，可以有效地控制一些与时间相关但又难以观测的系统性因素。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得到“省直管县”改革的净效应。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可以预期，“省直管县”体制应当对降低地方政府运行成本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即“省直管县”改革政策与县级政府运行成本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性。因此，可预期β3的估计结果应该显著为负。具体变量设计及含义见表1。

其次，在实验组中(du=1)，改革实施前后的县级政府运行成本可以分别记为：

 

第四，随着纵向权力链条的改变，“省直管县”改革也带来行政管理流程的改变。改革前，省级政府对地市级政府进行行政管理，而地市级政府对县政府进行行政管理。改革后，由省级政府直接对县政府进行行政管理，而不再经过地级市的中转。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省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则县政府运行成本有降低的变化倾向。因为：其一，缩短行政管理流程，给县的请示工作带来了方便，在本来可以直接向省级政府进行政策性或业务性请示的时候，再也不需要僵硬死板地通过地级市政府的审查，降低了政府运行成本。其二，缩短行政管理流程，使得县在处理需要省级政府协助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再也不需要通过地级市政府的上传下达，减少了县与地级市联系造成的工作量，缩短了解决问题的时间和资源消耗，降低了政府运行成本。其三，缩短行政管理流程，使得信息在县级政府与省级政府之间直接流通和传递，在加快信息传递速度的同时，也提高了信息的准确性，即降低了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发生扭曲和失真的可能性，因而降低了县政府的政策执行难度和政策决策失误的可能性，降低了政府运行成本。其四，缩短行政管理流程，减少了县政府用于接待和重复开会造成的政府运行成本。经笔者对河北省某未进行“省直管县”改革的县政府某领导的访谈了解到，地级市领导县政府的管理流程设置，对县政府的高运行成本有直接贡献。举个例子，市里各个机构的领导，经常要到县里来检查，应付检查接待是最常见的、非常大的一块政府运行成本。再举个例子，重复开会的问题也突出。现在交通发达，省里很多会开到县一级，县市相关人员一同参加省里的会议。但为贯彻会议精神，地级市政府一般都要再召集各县政府相关人员开会，这样县政府相关人员就需要因为同一件事参加省、市政府召集的至少两次会议，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双重浪费。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这种改变超出了省级政府管理幅度的适当范围，则会由于省级政府行政无力而使得县政府的诉求得不到回应、沟通失效，造成县政府运行成本的增加。

现阶段尚未获得QFR慎用病变的有效临床证据，包括涉及心肌桥的靶病变，Medina分型为1,1,1和1,0,1的分叉病变，升主动脉的冠状动脉开口处3 mm内(不包含3 mm)的病变，造影的狭窄段影像过度重叠、目标血管严重扭曲的病变，仍需要继续收集相关临床数据予以确认。

在对照组中，“省直管县”改革前后的县级政府运行成本差异为Y0,2 - Y0,1=β2，可将这部分结果记为D1。

表1 变量设计表

 

湖北省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和财政体制改革几乎同时进行，在2004年基本完成，2003年及以前为“省直管县”改革政策实施前，而2004年及以后为“省直管县”改革政策实施后。

Y_it=β0+β1*du_it+β2*dt_it+β3*d_it+β4*Log(gdp)_it+β5*urb_it+β6*fis_it+

4.工会劳动保护检查工作力度不够。一些企业工会组织对安全管理、作业现场和工作环境等方面内容的检查力度不够，没有进行经常性、定期性、专业性的检查指导。对在班组、车间和企业内出现的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作业点，没有列为跟踪监督检查的目标，监督与协助行政实施整改的措施不力。一线职工的劳动保护重点落在工会小组的劳动保护员身上，他们是职工安全的第一“守护神”。

城外，虎狼般的胡人随时可冲杀进来，城内，也让秀容月明放心不下。他亲手斩杀过临阵脱逃的十几名士兵，他也听到禀报，丛时敏手下士兵怕死，已有近百人脱下盔甲，跑了。还有两名偏将带着几百人假传他的命令，要打开北门逃跑，幸亏看门的是秀容兵，看出破绽，及时示警，秀容月明赶过来，平息叛乱。

(Model 2)

(二)数据选择

起始年份选取为1999年，是因为1998年中国进行了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这样的研究设计能够避免这一机构改革政策带来的影响；截止年份选取为2006年，是因为我国统计口径从2007年开始发生巨大改变，取消了一般财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费”支出项目，不再进行统计。

湖北省100%的县在财政和行政两个层次上均实行改革，选为实验组。由于湖北省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中部偏南，而江苏省也属于中部偏南，两省在本研究涉及的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以外的各项条件相似，包括地理位置、政策背景、土地面积、文化传统等，且江苏省直至2006年底仍未进行财政省直管县抑或行政省直管县的改革，所以，江苏省是对照组的最佳选择。

最后，本研究设立双重差分模型如下：

如图2所示，1999至2006年期间，江苏省各县行政管理费总值的折线(红色折线)始终高于湖北省各县行政管理费总值的折线(蓝色折线)，但是，二者的变动方向与幅度基本一致，即均单调上升并且幅度逐年加大。如果视2004年及其之后各年为湖北省“省直管县”改革之后，可以发现江苏省的各县行政管理费总值在2003年及其以前与湖北省的变化幅度基本一致，而从2004年起有一个变化幅度明显加大的趋势；换句话讲，与江苏省对比来看，可以发现湖北省的各县行政管理费总值在2003年以后增长幅度明显更为平缓。

三、“省直管县”影响县级政府运行成本的实证检验

  

图2 1999年至2006年湖北省与江苏省各县行政管理费总值变化情况图*图中与曲线每年对应的行政管理费值分别为湖北省和江苏省各县每年行政管理费分别加总所得的行政管理费年度总值。

资料来源：依据《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1999年至2006年共8册)，作者整理而得。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为年鉴。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行政管理费、GDP、财政供养人口来源于《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1999年至2006年共8册)；乡镇个数、土地面积、总人口数、乡村人口来源于《中国县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00年至2007年共8册)。

 

表2 “省直管县”改革对县级政府运行成本的影响“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结果*列(1)的估计方法是混合最小二乘法(Pooled OLS)，列(2)的估计方法是固定效应模型，列(3)的估计方法是异方差稳健型固定效应模型。每个估计值下方括号中是t检验的值。样本量、F检验值、R2和调整后的R2适用于方程整体。符号*表示相关性程度(P值)：* 0.1 ** 0.05 ***0.01。

  

变量(1)混合最小二乘模型(2)固定效应模型(3)异方差稳健型du2．382e+06(omitted)(omitted)(0．591)dt4．181e+07∗∗∗1．937e+07∗∗∗1．937e+07∗∗∗(11．029)(4．859)(3．728)d-2．466e+07∗∗∗-1．729e+07∗∗∗-1．729e+07∗∗∗(-5．096)(-4．116)(-3．469)Log(gdp)3．548e+07∗∗∗7．515e+07∗∗∗7．515e+07∗∗∗(11．574)(12．372)(5．148)urb-1．164e+07-8．429e+06-8．429e+06(-0．648)(-0．391)(-0．412)fis1．561e+07∗∗∗7．592e+06∗7．592e+06∗(3．898)(1．688)(1．716)Log(peo)-2．995e+07∗∗∗1．260e+08∗∗∗1．260e+08(-5．495)(3．167)(1．570)Log(hr)3．277e+07∗∗∗1．589e+07∗∗1．589e+07(6．812)(2．150)(1．413)Log(are)5．346e+06∗-2．550e+07-2．550e+07(1．664)(-1．526)(-1．355)vat-8．150e+05∗∗∗-8．924e+05∗∗∗-8．924e+05∗∗∗(-3．038)(-3．146)(-2．659)＿cons(截距)-6．929e+08∗∗∗-3．272e+09∗∗∗-3．272e+09∗∗(-11．094)(-5．973)(-2．515)样本量826826826F检验值140．8118．426．96R20．63340．59910．5991调整后的R20．62890．79760．7976

说明：* p<0.1;** p<0.05; *** p<0.01。

由于混合最小二乘估计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系数相等的Wald检验的p值为0.0000，所以，应该考虑各县的个体效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效果优于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模型进行估计。又由于Hausman检验chi2值为0.0000，拒绝随机效应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又由于列(2)所示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方程整体R平方为59.91%且调整后的R平方为79.76%，接近1，并且F统计量的P值为0.0000，说明除了常数项以外所有的解释变量的联合显著性高。为了修正异方差问题，选择列(3)所示的异方差稳健型模型估计量。

异方差稳健型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财政自给率、辖区总人口、辖区总面积、辖区乡镇个数、政府雇员规模等的情况下，解释变量“省直管县”改革政策对县政府运行成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d(“省直管县”改革政策对县级政府运行成本的净影响)对应的Coefficient值与其对应的P>ltl值(-17290000***)可知，Coefficient值为负，表示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省直管县”改革政策对政府运行成本产生负向影响，即实施“省直管县”改革政策会带来政府运行成本的降低；Coefficient值的绝对值较大，表示“省直管县”改革政策与政府运行成本的负相关关系显著；P>ltl值小于0.01，用三个星号(***)表示，表明在95%的置信区间内“省直管县”改革政策与县级政府运行成本显著相关。

在管理上由辅导员或心理辅导教师担任组织者，提供心理干预与援助，帮助家长与子女建立亲密和谐的亲子关系，有效地把家长力量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用家庭心理健康教育补充和强化学校教育，使学生成为真正的受益者。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选取1999年至2006年期间湖北省(实验组)与江苏省(对照组)各县的数据进行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研究“省直管县”改革政策对县级政府运行成本的影响，结论是“省直管县”改革政策显著降低了县级政府运行成本。原因有三个。

第一，“资源”的增加带来了县级政府运行成本降低。占有更多财政资源和行政资源，意味着可以自主地支配这些财政资源和行政资源，不仅不需要再为资源的争夺而与地级市算计交涉，使县政府在资金资源和政策资源的使用和调度上节约运行成本。而且，满足了其“留利于县”的行动动机，也给其进行各项财政和行政活动、发挥各项财政能力和行政能力留出了更大的潜力空间，提高了其理财的积极性，激励其降低政府运行成本。

这种观点的根本失误在于，它将人与鸟兽的融合看成是原始宗教中的最高形态，恰好相反，将人与鸟、兽融合为一体是原始宗教中的比较低的形态。人的进步不是将自身更多地融入动物，而恰好是将自己从动物中分离开来。良渚遗址中的“神人兽面纹”其实并不是将人体与兽体、鸟体合为一体。如果要说“融合”，只能说是将人体与兽体、鸟体融合入一个完整的画面，这属于艺术。

第二，“权力”的增加带来了县级政府运行成本的降低。县政府拥有更大的财政权力，与县政府要发挥的重大而琐碎的日常管理任务更加匹配，由财权与事权的更加匹配而带来的节约政府运行成本的效果显著。而且，在县政府拿到各项转移支付资金、专项资金以后，这些更大的财政权力保证了县在财政支出过程中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降低了政府用于获得决策批准所耗费的政府运行成本。县政府拥有更大的行政权力，特别是掌握了大量的行政审批权限，与县政府承担的县域经济社会管理事务的任务性质相匹配，由于县域的经济交易活动、社会交往活动等都发生在县的地域之内，由这些经济社会活动带来的收益与损失主要影响的是县域的百姓，而县政府在地域上和心理上与这些经济与社会管理事务更加接近，也更了解现实情况，所以由县政府直接管理县域的经济社会事务，不仅有利于降低决策失误带来的运行成本损失，而且节约了行政资源，减少了不必要的政府运行成本。而且，保证了县政府在经济与社会管理过程中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降低了政府用于获得决策批准所耗费的政府运行成本。

第三，“流程”的缩短带来了县级政府运行成本降低。缩短行政管理流程，给县的请示工作带来了方便，在本来可以直接向省级政府进行政策性或业务性请示的时候，再也不需要僵硬死板地通过地级市政府的审查，降低了政府运行成本；使得县在处理需要省级政府协助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再也不需要通过地级市政府的上传下达，减少了县与地级市联系造成的工作量，缩短了解决问题的时间和资源消耗，降低了政府运行成本；使得信息在县级政府与省级政府之间直接流通和传递，在加快信息传递速度的同时，也提高了信息的准确性，即降低了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发生扭曲和失真的可能性，因而降低了县政府的政策执行难度和政策决策失误的可能性，降低了政府运行成本；减少了县政府用于接待和重复开会造成的政府运行成本。

从表2中也不难看出，在各段肋骨的骨折中，影像与临床诊断符合率很高，已达到了96.6%。对于发生于分段交界区与临床诊断不符合的骨折，可以利用CT的VR、SSD等重建或体表放置标志物扫描等方法来确定。对于细微骨折、骨挫伤和肋软骨的不典型骨折，可以通过CT薄层、MPR、CPR、VR和软骨成像等多方法、多角度观看，以及多位医生综合分析。对于影像仍不能确定而临床又高度怀疑的骨折，建议在4～5周[11]再行CT复查，此时肋骨内外骨痂最多，检出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