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来作文，白话来写诗，白话来做学问，白话亦可以来写作公文；因为白话才是“影响世道人心”的文学正宗，“一流白话文学”才是民众心中的标准国语。这是胡适一辈子坚守的汉语革新观念，也是这头“徽骆驼”一辈子为之努力的志业方向。白话革命，“功不唐捐”，没有谁这样执着。他的同辈没有，整个20世纪也很难再找到一个这样虔诚的“白话信徒”。那么，这位“白话信徒”的汉语革新思想是什么？胡适汉语革新思想对于21世纪的汉语建设又有哪些启示？本文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并就文学与标准语的创建关系与程巍先生商榷。

一、语言本体认识论：“世道人心”观

胡适倡导的白话革命，成果可谓多矣。然而，在我看来，就其初衷和本质来说，白话革命是一场汉语革新运动。①陈独秀将白话革命纳入到以“民主”、“科学”为基本诉求的“新文化运动”中。白话革命是比“民主”、“科学”触动社会面更广，影响更为实际、更为具体的革命内容。因为汉语观念的巨大转变、汉语新格局的迅速确立，才是这场革命最重要的成绩。从观念来说，文言是古代的汉语，白话是现代的汉语，成为革命后从民间到官方的普遍共识；从实践来看，白话被确立为汉语正体，文言“退居二线”作为白话新元素产生的一个来源，形成现代汉语的新格局。这一格局形成之快，是包括胡适在内的所有革命人士几乎没有想到的。黎锦熙就说：“三五年工夫，居然办到寻常三五十年所办不到的成绩”[1]从《文学改良刍议》发表（1917）到教育部下令全国国民学校一、二年级教科书改用白话文（1920）只有四年，而从胡适写作《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发现“文言是死文字，白话是活文字”这一断论（1915）到鲁迅《呐喊》（1923年8月）、周作人《自己的园地》（1923年9月）等一批重磅级新文学作品问世，也只有八年。这之后，文言不仅在文坛，而且在课堂、在报刊传媒等各领域都开始大势已去，风光不再。

那么，为什么实行几千年的文言制度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一下子分崩离析，而由新的白话制度全面取而代之呢？换言之，文言制度之“破”何以如此之迅速和彻底？这是值得今天的我们认真探讨的。

有人说，这是因为清末“国语运动”的合力推动[2]；有人说，这是由于20世纪初各种新潮流的强烈刺激[3]；有人说，这是因为这时期的中国出现了“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的经济新形势[4]；还有人说，这源于欧洲大战引发的中国人普遍的民族觉醒[5]；当然更有人坚称，“没有北京政府的发动、动员、领导、组织、立法和强制执行，文学革命不可能获得成功。”[6]我认为，胡适的“汉语死活论”在这里起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因为正是这一理论挫败了反对派、争取了包括反对派在内知识界的绝大多数的同情、理解和支持，从而打赢了这场革命舆论战。完成这场论战的时间约在1922年。为此，胡适曾不无兴奋地宣布：“文学革命已过了议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7]

2.2.3 对玉米根际土壤放线菌的影响 玉米根际土壤放线菌数量均表现为处理B>A>C>D>E(表2)。处理B土壤放线菌数量分别较处理E提高了2.0(先玉335)和1.9倍(金穗4号)，较处理A分别提高1.0(先玉335)和1.25倍(金穗4号)。

白话革命的本质是一场汉语革新运动，但其基本目标是文学革命。胡适与其反对派的讨论差不多都是文学范围内的，特别是集中于诗歌创作的激辩。但文学并非胡适白话革命的全部，更不是它的终极目标。这也是胡适与其反对派胸襟、格局高下的最大分别。首先，一开始，“文言是死文字，白话是活文字”这一断论产生的问题背景就不是文学，而是汉语文言教学。从《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一文可以清楚地看到，将汉语文言打造成为教育的利器、媒介的利器，竟是胡适的最初愿望。然而，随着讨论的深入，汉语“文言”与“白话”两大系统的对垒浮出水面：一方面，文言的“死”、文言词的不精确、文言与现代生活的格格不入等感受，一股脑全蹦了出来；另一方面，白话“活”、白话“优美适用”，白话才是现代中国的标准语等认识，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胡适及其战友甚至论敌面前。其次，白话革命之初胡适就宣称，白话要从文学到学术文甚至应用文全面取代文言。他说：

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吾又以为文学不当与人事全无关系。凡世界之永久价值之文学，皆尝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也[17]。

他指出，大凡文学要有“我”和“人”，“有我就是要表现著作人的性情见解，有人就是要与一般的人发生交涉”；那些古文学代表，虽没有人却还有点我，但终究不能与“一般的人”生出交涉来，故仍旧免不了“死文学”或“半死文学”的评判[18]。所以，衡量文学的“死活”，就看其“世道人心”的影响力。他说，“我也承认《左传》、《史记》，在文学史上，有‘长生不死’的位置。但这种文学是少数懂得文言的人的私有物，对于一般通俗社会便同‘死’的一样。”[19]可见，论辩双方气势咄咄逼人，所持的文学“死活”观更是势不两立，水火不融。在反对派看来，文学追求传统的恒久，传统在，文学在，传统断，文学断；而在革命派这里，文学强调民众的影响，影响在，文学在，影响断，文学断。这是语言本体意义上的“死”与“活”。一个活在“传统的赓续”，一个活在“民众的影响”。前者看重的是一个与当下生命无关的“客体存在”，后者体察的是当下“生命主体”的精神状态。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汉语本体观、语言哲学思想。在这里，语言有“文化传统”与“世道人心”两个本体。反对派强调的是汉语“文化传统”的客体存在本体，革命派胡适主张的是汉语“世道人心”的生命主体本体。很显然，胜利的革命派之所以胜利，因为他们拥抱的是汉语的“生命本体”，而日见式微的反对派紧握不放的原来是一个“客体本体”。其实，把“生命本体”弃置一旁，也必然因为有某个“客体本体”让人们觉得更不能放弃。无疑，反对派放心不下的就是文言所传承的“文化传统”。

有关“白话”、“国语”、“文学”三者的关系，胡适在这里阐述得再透彻不过了。白话“文学”锻炼打造出来的“白话”就是正要制定的“标准国语”，就是将来民众广泛接纳的新型标准语。在胡适看来，国语必须仰仗于文学。他说“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25]这就是胡适的深邃与远见！在胡适的汉语革新路线图中，文学是汉语建设的排头兵，是引领汉语发展最强大的力量，文学建设的高度与成就才是汉语建设的高度与成就。可以说，“让伟大的文学家而不是教育部的公文来定出国语标准”是胡适最富胆略、最有眼光、最见个人独创性的汉语建设思路。这也就是为什么胡适一个汉语革新家倾力写作《国语文学史》、《白话文学史》，高度评价周氏兄弟的小说、小品创作成绩的根本原因。

从表1可以看出，美国规范和欧洲规范的设计值平均是中国规范的0.754倍；说明美国规范和欧洲规范相比较中国规范在极限承载力取值方面更趋于保守。不同规范针对无抗剪钢筋开洞板柱节点计算结果的不同，其差异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临界截面周长的取值方法不同。

语言（包括汉语）的本体是什么？胡适的“世道人心”观做出了响亮的回答。

孕期黄体酮和雌激素的改变 、血流加速导致牙龈肿胀，容易出现牙龈炎、牙龈肿胀，牙龈出血或者牙周病，严重时会影响牙齿软组织周围的韧带和骨骼，这些疾病会导致早产和低出生体重儿。分娩结

二、汉语建设方法论：“一流文学”观

所谓“汉语死活论”，是指胡适为白话革命而系统阐述的“文言是死文字，白话是活文字”这一汉语认识思想。它包括三个层面的认识和探讨，一是词语层面，即词语个体的“死”与“活”；二是语言层面，就是文字言语系统的“死”与“活”；三是哲学层面，也就是语言本体意义上的“死”与“活”认识。胡适曾区分《尚书》中大禹谟中“惠迪吉”的“死”与“从逆凶”的“活”[8]；曾批评好友任鸿隽《泛湖即事诗》的“‘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二句，上句为二十世纪之活字，下句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称也”[9]；还曾写打油诗回敬友人梅光迪对于白话革命的非难，他说，“文字没有古今，但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10]显然，这些都是第一个层面词语层面“死”“活”的探讨。然而，胡适又说，“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腊、拉丁，非日用之语言，已陈死矣。”[11]这就是第二个层面语言层面的讨论了。在胡适看来，世界上有“死”、“活”两种语言、两种文字言语系统。“活文字”是活在人们口头上的言语记录并与这些言语努力保持一致的文字；“死文字”是与当下人们的口语无关但却是可以借助交流的一套成熟的文字言语系统。说“白话”是“活文字”，因为它是从云贵到东北这一广大区域民众口语的记录，且有千余年历史，特别是产生过《水浒》、《三国》、《西游》以及《红楼》等文学。说“文言”是“死文字”，是因为它虽能帮助知识阶层做书面上的交流酬答，但这些书面言语却与他们实际的日常话语没有多少关联和对应。白话革命，当然不是个别“死”“活”词语的简单选择，而是要摒弃“死文学”、“死文章”，创造“活文学”、“活文章”。所以，“汉语死活论”主要表现为第二个层面语言层面的探讨。就在这一层面，革命派与反对派双方观点很不一致，论战激烈。反对者梅光迪曾称“夫文学革新，须洗去旧日腔套，务去陈言，固矣。然此非尽屏古人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之谓也。”[12]胡适在他的那篇著名的《答梅觐庄》一诗中明确指出，“不但文字如此，文章也有死活。活文章，听得懂，说得出。死文章，若要懂，须翻译。文章上下三千年，也不知生生死死经了多少劫。”[13]论辩双方很少妥协，胡适更是越战越勇。原来，语言层面论战的背后是第三个层面的激辩，即不同文学观念，本质上也就是不同哲学思想的较量与搏斗。反对者总在强调系于文学之上的“文化传统”的永续，警惕和防范这一传统的断绝。在劝告胡适言白话革命“须谨慎出之”时，梅光迪一再宣称：一，文学要有“永久之价值”；二，文学是“诗人美术家”之事而非“村农伧父”所为，“俗语白话固亦有可用者，惟必须经美术家之锻炼耳”；三，天下“无所谓‘活文学’”，“文字者，世界上最守旧之物也”，“所谓‘二十世纪之活字’者，……仍是数千年来祖宗之创造者”[14]。此外，梅光迪还宣称，“吾国文学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无学”。[15]任鸿隽也认为，“假定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京调高腔，而陶谢李杜之流，永不复见于神州，而足下之功又何如哉？”[16]面对反对者的担心和非难，胡适的态度坚定而决绝。他认为，文学的意义重在普及，重在影响“世道人心”。所谓“世道”，就是社会风气，就是当下生命群体的精神风貌；所谓“人心”，就是民众思想，就是当下生命个体的思想状况。也就是说，“活文学”就是能够影响当下“生命主体”的那些文学。他说：

我们有志造新文学的人，都该发誓不用文言作文：无论通信，作诗，译书，做笔记，作报馆文章，编学堂讲义，替死人作墓志，替活人上条陈，……都该用白话来作[21]。

然而，白话革命基本上是由学界、民间发起的一场革新运动。因此，位于政府领域里的应用性公文改革成为汉语革新最难攻克的最后一座堡垒。所以，1928年胡适曾郑重其事写信给任职高官的学生罗家伦，劝他趁政府大改革的时机，“提议由政府规定以后一切命令、公文、法令、条约”都须用白话，用国语，并强调，“此事我等了十年，至今日始有实行的希望。”[22]然而，五四学生领袖罗家伦并没有很好地完成老师的要求和期盼。所以，1954年，在台湾的一次演讲中，胡适还在高音贝呼吁：“说的、写的、学的、用的、宪法、法律一切都是白话。然后，我们活的白话才可以有用处，才可以发生我们四十年前所期望的效果。”[23]可见，白话革命绝非仅仅针对文学的革命，胡适也绝非仅仅要做一个文学改革家。建设国语，打造民众广泛接纳的标准语，才是白话革命的核心目标。这样的构想，早在白话革命之初就非常清晰，也非常强烈。

然而，国语是什么？民众广泛接纳的新型标准语又在哪里？1918年，胡适发表了白话革命的纲领性文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他明确指出：

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24]。

我认为，胡适强调影响“世道人心”的汉语生命本体观是胡适最了不起的语言哲学思想，也是其“汉语死活论”最深刻、最卓异的地方。正是这种语言哲学思想所强调的“世道人心”，让胡适革命派在与反对派的论辩中抢占了上风，赢得了胜利。打赢这场革命舆论战，才是白话能够取代文言成为汉语正体的关键所在。在“世道人心”的影响上，白话与文言的力量对比悬殊。1918年，胡适给好友朱经农的回信中，不无自豪地这样说道：

那么，胡适“让文学家来创建国语”的思想何以这样明确而坚定？或者说，“国语是由文学家创建的”何以成为胡适汉语革新中的一个重要思想？这是本文想重点探讨的第二个大问题。

白话革命十六七年后的1934年，国民政府发动以“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准则的“新生活运动”。一时间，“反对白话，复兴文言”之声甚嚣尘上。胡适为此写了《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作为辩护。他说：

老实说，我并不妄想“再请政府来彻底地革一下命”。我深信白话文学是必然能继长增高的发展的，我也深信白话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一天会比一天抬高的。在那第一流的白话文学完全奠定国语标准之前，顽固的反对总时时会有的。对付这种顽固的反对，不能全靠政府的“再革一下命”——虽然那也可以加速教育工具的进步，——必须还靠第一流白话文学的增多[26]。

∏型样架：其竖杆直接固定在坡面上的锚桩上，调整竖杆的倾角符合设计要求，再用横杆将所有竖杆连接成一个整体，上下两道横杆作为钻机的固定架，必须保证其水平度，且样架工作面的倾角必须符合预裂孔的倾角，同样经测量校核样架的倾角和横杆水平度，并在横杆上放出钻机固定点位。局部特殊开挖段，如拐角点、弧线段、渐变段等单独架设样架。样架搭设完成后，检查样架的稳定性和刚度必须满足施工要求，利用数显倾角仪配铝合金靠尺复核钻机固定点位连线的倾角和方位角，偏差控制在0.1°。

简单分析这段话，不难得出下面的判断：行政行为与文学手段都是胡适曾经考虑过的汉语建设方法，但白话成为国语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抬高它在民众心中的地位，而一流的白话文学在这方面较之行政行为更为深入人心，因而也更见成效。因此，提高白话文学的质量，增加其一流文学的数量和社会影响力，才是解决国语问题最重要的方法。

参考文献：

没过一会儿，天黑尽了，孩子们叮叮咚咚地敲门：阿妈，让我们进来！我们饿了。有几个孩子哭了起来。甲洛洛很奇怪：你们怎么把孩子们关在外面？登子赶忙起身去开门：嚯嚯，原来天都黑了！

吴业平虽然只是主持工作的副庭长，但的确颇有点“能量”。他一方面极力为黑社会提供保护；另一方面，放胆收受周帮海的贿赂。如2011年至2013年，周帮海为帮其组织成员夏叶飞等人摆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案件，先后共行贿近14万元。吴庭长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多年来，无论案件性质是涉黑还是涉赌，抑或涉黄，他全然不管，只要对方给好处，就会尽全力。据悉，当地公安机关曾多次抓捕该团伙成员，但令人费解的是，这些黑社会成员，不论犯罪情节轻重，县法院往往都只判处缓刑，没几天就被放出来继续招摇过市。

2009年，程巍先生发表了《胡适版的“欧洲各国国语史”：作为旁证的伪证》一文。在这篇10多页的长文中，程先生对胡适文学立场的欧洲经验做了详细的资料爬梳和观点鉴别，这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学术风范。透过程先生的细密查检和推理，后人确实应该相信，胡适的欧洲经验，胡适的文学立场，与对薛谢尔女士（Edith Sichel）《再生时代》（Renaissance）一书的阅读和借鉴很有关联。而且，由程先生的分析，我们不难理解，胡适的文学立场、胡适的国语建设经验确实绝非来自1917年初夏告别七年美国大学生活的归途上，而很可能萌发于上一年春夏之交写作《沁园春·誓诗》、誓言“文学革命”的那些“读书不乐”的日子。这也是我对程先生的学术功底和求真品格感佩不已的地方。不过，程先生由此出发，论证胡适的阅读潦草，论证胡适从词语到全书都有误读，并做出了两个方面的推断，一是所谓的欧洲经验及其文学力量完全出于胡适的“臆想”；二是“当时的北京政府是推动‘白话’这种北方地方语走向‘国语’的核心领导力量，而‘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无非是受政府的征召来从事文学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的”[31]。

我认为，问题不能这样看。首先，欧洲民族语的创建动机、环境，还有他们的国家观念都很复杂，相比中国国情，差别确实太大；但将中国的文言与白话的关系比作是欧洲拉丁语、希腊语与民族语的关系，这种大胆假设是有意义的，而且很有创见。一是这样做极富创造性地将复杂问题做简化处理，这在人文社科领域尤为可贵；二是它直接为当年中国的文言白话关系走出困境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历史经验，这也非常符合胡适所追求的“致用哲学”思想。在我看来，胡适很少做那种纯学术研究，总是为解决现实的困惑而去寻求科学的力量。其次，中国白话成为国语，当然不能否认北京政府的策略性“开明”；正如程先生所指出的，“在南方与北方处于分裂对峙的时代，北方政府试图以北方作为语言的中心和统治的中心，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使南方‘北方化’”[32]。但我想强调的是，就白话革命来说，北京政府不是行为主体，充其量只能说，出于“统一国家”的需要，出于国家统一过程中能够更多地维护自身利益的考量，该政府见机行事、策略性地利用了民间运动的力量，做了一件于人于己于历史都有利的事情。白话革命原本只针对文言，只想废除文言、建造新的白话书面语，没有“统一语音”的目标；是国语运动与之合流，二者“联合”行动，使得白话革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战果。读读当年胡适与陈独秀的书信对话也就不难明白，白话革命他们究竟是领导者还是仅仅一班被征召的“宣传员”。胡适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33]陈独秀答，“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原则；独此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34]两人通信讨论的时间是1917年的4、5月份。这时胡适在美国忙着他的博士论文，自然与政府“征召”无关；陈独秀虽刚进了北大做文科学长，但他与蔡元培做会长的北京政府国语研究会一直保持距离。尽管该会会员后来发展到一万人以上，但没有资料表明他是这个机构的成员。所以说，称他们是“受政府的征召”来做“宣传鼓动工作”的，那也太小瞧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襟怀和格局了；两位领袖都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倡导白话革命这场运动的。

总之，民间的力量、文学的力量才是白话革命成功的根本保证。胡适晚年回忆，曾这样坦率地说：

本研究的内容以安徽橙子传媒有限公司所有知识型员工为研究对象，在文献研究、实际调研的基础上，设计符合企业具体情况的调查问卷，确定人格特质、员工满意度和工作绩效三份量表作为测量工具。从调查统计的数据入手，通过对调查问卷数据的整理与分析，研究企业知识型员工的人格特质、工作满意度情况，利用数据分析的方法论证人格特质、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的关系，总结提出结论，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合的原则，并结合目前企业员工管理的实际情况，提出管理建议。

我们当初假使必须要一个政府的大规模的力量，那我们也做不到。那个时候我们完全是私人、个人、无权、无势、无钱的作家。所以我们采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口号，叫“写白话”。“写白话”，也就是用白话作文学。再说的详细一点，可以用五个字，叫做“汉字写白话”。①胡适1958年的这篇讲演稿在大陆的所有“胡适演讲集”中都未见收录。但网上有一些根据其录音整理出来的文字稿，题目写作“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民国47年5月4日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讲”。其中一个网址是http://www.doc88.com/p-637728715621.html。

今天我们在这里强调文学的力量、民间的力量在国语创建中的作用，就想廓清汉语建设中文学建设的认识。胡适当年绝非“臆想”的大胆设想，胡适从中西经验归纳出来的“国语是由文学家创建的”汉语革新思想，不仅为民国文学的辉煌、国语制度的创建准备了极好的理论支持和舆论推动力量，也为当今汉语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极好的启示。

当前汉语现代化建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汉语规则的失范，还是文学创作提振乏力？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代文学并没有多少特别的证据证明当代汉语是世界上一种有别于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却很见气象和实力的民族标准语。无论是国人自己，还是海外批评家们，都感到中国当代文学地位上升势头不强。就是莫言捧到诺贝尔文学奖也难以迅速扭转这一态势。这一发展状况直接导致中国的文化产业特别是与汉语关系密切的相关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乏力，诸如图书、影视剧、动漫作品等一时难以看到那种令人振奋的喜人局面。

中国现代化起步于汉语现代化。未来，中国现代化仍有赖于汉语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可是，眼下文学家们或闭门造车，或即兴应景，或纯粹私语性质的浅斟低唱，这都不是个别现象。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学建设的原动力、创造力不够，短期行为太多。尤其值得检讨的是，文学并未置于汉语现代化的内涵当中来建设，甚至排除在汉语现代化的视野里。目前，语文现代化学会是中国汉语现代化建设的最高权威学术机构。可这个机构的专家组成只是清一色的语言学学者，所以很难指望这样的机构在文学方面能有什么气魄。应该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给汉语现代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但汉语现代化如果置全球化趋势于不顾，仍然只是一味高唱以汉字“四定”（定量、定形、定音、定序）为主题的“规范之歌”，那将必然影响其发展。如今有关汉语危机的探讨在文学界已经有了一些，但是文学界的争辩难以汇聚到汉语现代化的麾下。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知识界缺少一个像胡适这样一辈子将汉语革新这个时代主题拧住不放的领袖型学者。

胡适晚年不无自豪地说，“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年来的所有著述。”[27]那么，胡适汉语革新的主要方法是什么？概括起来说，就两个。一是历史的方法，二是科学实验室的方法。可以说，“让文学家来创建国语”这一汉语建设思想就是来自这两个方法，或者说，就是坚持了历史方法与科学方法的统一。在胡适看来，历史是进化的，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主张白话取代文言就是为了顺应历史的进化过程。但白话能否真正成为国语，成为民众广泛接纳的新型标准语，这种设想，需要实验，需要“小心求证”。为此，他孜孜矻矻地寻找着一切证据。最终，他找到了两个方面的证据，都是历史证据。一是欧洲各国国语的创建史，二是中国自宋代以来的白话发展史。从第一个方面，他看到但丁、乔叟、马丁·路德的文学成就与意大利、英国和德国国语的密切关联，看到了这种关联对于国语建设的启示。他说，从“欧洲最早的国语意大利文”到“现在通行的世界语‘英文’”，再到“法国、德国及其它国家的国语”，“大都是靠着文学的力量才能变成标准的国语的。”[28]于是，他从欧洲经验中找到了中国的白话，并重点尝试白话诗等文学实验。他出版了自己的《尝试集》，他欣喜刘半农、沈尹默一班朋友的热情襄赞，从周氏兄弟小说、小品的成功，他看到了白话革命的希望。从第二个方面中国白话发展史，他看到中国白话有着很好的国语建设基础；只是因为历史的另一种力量——文学的“贵族”因素——阻碍了白话发展为国语的自然过程。他说，“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做书了；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做诗做词了；八九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讲学了；七八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做小说了；六百年前，就有白话的戏曲了；《水浒》，《三国》，《西游》，《金瓶梅》，是三百年前的作品；《儒林外史》，《红楼梦》是一百四十年前的作品。 ”[29]从留美期间开始，胡适就非常用心随时为白话的文学正宗地位寻求历史上的根据；他的《国语文学史》和《白话文学史》也总是在做反复的增补。他认为，将白话建设为国语，这绝不是一个什么人为的臆想，而是将其原本徐缓的自然过程变得自觉一些、快速一些罢了。他说，白话革命“不过是人力在自然演进的缓步徐行的历程上，有意的加上了一鞭。……从此以后，中国文学永远脱离了盲目的自然演化的过程，走上有意的创作的新路了。 ”[30]

[1][3]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129，130．

[2]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 3[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414．

若把雅俗两字作人类的阶级解，说“我们”是雅，“他们”小百姓是俗，那么说来，只有白话的文学是“雅俗共赏”的，文言的文学只可供“雅人”的赏玩，决不配给“他们”领会的[20]。

[6]程巍．胡适与“层累造成”的文学革命史[N]．中华读书报，2011-1-12．

[5]赵静．话语权力的交锋——对白话文运动的重新解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6）：157．

[4]欧阳哲生．胡适文集 5[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77．

[7][18][34]欧阳哲生．胡适文集 3[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62-263，238，255．

[8][9][10][11][12][13][14][15][16][17]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 2[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459，443，438，260，444，439，445，338，450，428．

[19][20][22][33]耿云志，欧阳哲生．胡适书信集（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69，170，474，92．

[21][24][25][28]欧阳哲生．胡适文集 2[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1，48，45，49．

第四，当前社会信息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各种信息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加之社会大众、新闻媒体对案件侦查的“热心”，这种“热心”往往会增加侦查决策时的压力。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本质上是美国利用自身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对另外一个国家采取的单边制裁行为。在对外制裁问题上，美国政府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又是政策的执行者，因此在是否制裁以及如何制裁问题上，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制裁政策的具体实施，根据不同对象、不同政治环境具有较大随机性。

(3)工区将扇三角洲划分为扇三角洲平原、扇三角洲前缘和前扇三角洲三个亚相，其中将扇三角洲前缘进一步划为水下分流河道、水下分流河道间、远岸水道和前缘席状砂共4个沉积微相，将扇三角洲平原进一步划为辫状分流河道和扇间沼泽两个微相。

[23]欧阳哲生．胡适文集 12[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3．

[26]欧阳哲生．胡适文集 5[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38．

[27]胡适，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100．

[29][30]胡适．白话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5．

[31][32]程巍．胡适版的“欧洲各国国语史”：作为旁证的伪证[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6）：14，14．

神父：你是否愿意这个男子成为你的丈夫？陪他吃三聚氰胺奶、明胶老酸奶、瘦肉精香肠、地沟油菜……直至生命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