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族文化史论文范文大全高中生

纳西族礼俗，纳西族热情好客，每当猎获归来，凡路遇的行人都可分得一份猎物。贵客临门，主人要做六或八个菜来款待。纳西族禁忌，骑马到寨前必须下马，也不能把马拴在祭天堂的地方；不能登踏三脚架，也不能翻弄灶里的灰；祭天堂、祖先、战神时，忌外人观看；忌在门槛上坐和用刀斧在门槛上砍东西；　有的地方还忌在家里唱山歌；不许杀纳西族节日，纳西族以农历纪年。除了有与汉族大体相同的节日外，还有本民族的传统节日：正月白沙农具交流会、二月北岳庙会、三月黑龙潭物资交流会、六月火把节，七月“烧包”节、骡马会等等。

在世界民族中，有一个历史文化悠久，又倍受关注的民族—纳西族。它是中国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也是云南少数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纳西族分布在滇、藏、川三省交界地区，在云南主要居住在丽江地区和迪庆藏族自治州。纳西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分为东部方言和西部方言两大类。纳西族有祭司东巴用来书写经书的两种文字即东巴文和哥巴文。东巴文是流传于纳西族社会中的一种古老的象形图画文字，纳西语称之为“斯究鲁究”，意为“木石的痕迹”。绝大多数的东巴经都用这种文字写成。由于这种文字主要由纳西族社会中的东巴祭司掌握使用，所以一般称之为东巴文。纳西族的居住习俗在不同时期有较大的差异，经历过“穴居”、“帐篷”“井干式木楞房”，后又形成汉、藏、白结合的民居。纳西族的服饰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尤其是女子服饰中的羊皮背饰是纳西族所特有的。羊皮背饰又称为“披星戴月”“七星羊披”，它是由绵羊皮制作而成。首先硝皮，使其柔软色白后裁剪成蛙身形状并与人背大小相当，“蛙头”朝下，在其正上方缝一块一米长，三十余厘米宽的黑丝绒，在披肩下接背带处，是两个缝上去的直径约3寸的圆形图案，下面几寸处再用五彩丝线绣上七个直径约1寸的圆形图案，称为“七星”，七星中心钉有两条细带。然后再用一对绣有蝴蝶纹饰的17厘米长、5厘米宽左右的白布做背带，就成为独具特色的羊皮背饰。对羊皮背饰图案的形成，有不同的传说。其一认为：缀在羊皮上面的大圆图案，左圈代表太阳，右圈代表月亮，七个小圆则代表七颗星星，因而被称为“披星戴月”。寓纳西族妇女的辛勤。其二认为：纳西族东巴经及民间口头传说中都有纳西人在古时很崇拜青蛙，将其视为本民族的图腾，把羊皮剪成蛙体形状，表现的是纳西族对图腾的信仰崇拜。同时，蛙有较强的生育能力，反映在服饰上是强调妇女的生育观。纳西族传统节日总多众多，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传统节日中，比较盛大的有二月八日的三朵节和火把节。纳西族的婚礼习俗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在宁蒗泸沽湖畔的摩梭人还保存着母系氏族时代的走婚制度。纳西族是一个信仰多种宗教的民族，除佛教、道教外，还有原始祖先崇拜和鬼魂崇拜，但主要是传统的原始宗教东巴教。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纳西族文化史论文范文大全高中版

纳西族（Naxi minority）是中国56个民族之一，为云南特有民族之一，绝大部分居住在滇西北的丽江市，其余分布在云南其他县市和四川盐源、盐边、木里等县，也有少数分布在西藏芒康县。[1] 纳西族有本民族语言，纳西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1] 。纳西族在艺术方面独树一帜，其诗文、绘画、雕塑、乐舞艺术名扬古今中外。纳西族中家族组织普遍存在，是一个聚居程度较高的民族，泸沽湖地区纳日人（摩梭人）的亲族组织保持着比较古老的特征[1] ，纳西文化受汉文化影响较深。中文名纳西族外文名Naxi minority别名摩西，麽些人口8839万人（2000年）[1] 文字东巴文字信仰东巴教分布地区云南，四川，西藏等地区语系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1] 语言纳西语

纳西族的族源，学者界认为源于远古时期居住在中国西北河（黄河）湟（湟河）地带的古羌人，向南迁徙至岷江上游，又向西南方向迁徙至雅砻江流域，再西迁至金沙江上游东西地带。《后汉书》西羌传载：古羌人“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耗牛种，越篱羌是也” 。又说：“耗牛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 。随着纳西族分布地区考古实物不断发现，一些学者提出了纳西族是南迁的古羌人与现居住地土著融合而形成的观点。考古工作者首先在丽江坝东南的木家桥，发现了古生物化石和人类股骨化石、头盖骨化石和旧石器，经鉴定，木家桥所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距今10万年左右，考古学上称之为“丽江人”。继而在永宁、盐源泸沽湖地区发现了新石器遗址和细绳纹陶器、铁器、铜器等。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定、雅江、新龙、巴塘县，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攀枝花市盐边县、西藏自治区贡觉、芒康县、云南省德钦、丽江、永胜县相继发现了石棺葬文化。这些地区基本属于历史上纳西族的活动范围。秦时期，纳西族先民分布在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南部、攀枝花市盐边县、雅安地区和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以及云南省西北部地区。汉时期，定笮一带“摩沙夷”之地盛产盐、铁和漆，引发东汉朝廷派官兵争夺定笮盐铁之利的战争。《木氏宦谱》中对东汉及蜀汉时摩沙夷在盐源的活动已有简略记载。至东汉时，纳西先民与东汉王朝直接建立了政治关系。永平十七年（74年），川西南白狼夷向东汉王朝奉贡、献诗三章，称为《白狼王歌》，其中有文字与现代纳西语相同或相近，说明白狼夷可能是纳西先民，清末民初汉文史籍和民间传说中多说古白狼国即在今四川巴塘。据《元一统志》记载，约在公元3世纪初期，“麽些蛮”酋长蒙醋醋，侵夺“濮卢二蛮”所居的巨津州（今丽江市玉龙县巨甸）地区而“世袭居之”。 5世纪后期（南朝齐、梁之际），麽些酋长泥月乌率众驱走原来定居于今宁蒗永宁的吐蕃势力，而世代生息繁衍于此。唐代，根据《蛮书》所载，东至今四川省西川地区，南至大理州宾川，西至澜沧江边的维西一带，北至铁桥上下的德钦、中甸一带，都有纳西人分布。 6世纪的梁、陈各朝，一支纳西先民经木里无量河流域，南迁至金沙江上游今香格里拉县东南部的三坝地带。 7 世纪中期唐高宗时期，纳西族部落集团首领叶古年，夺取 “濮獬蛮”所居住的“三赕”（或称“样渠头”，今丽江坝）。7世纪末到8世纪初（麟德元年前后到开元年间），从盐源地区南渡金沙江到洱海以东的纳西族形成大的部落，在今云南宾川县建立了“越析诏”（又称麽些诏），为“六诏”之一。其领地被得到唐王朝支持的南诏所吞并。“越析诏”的兴亡前后约70年。 734年（开元二十二年）至737年（开元二十五年）间，唐朝调动姚州（今姚安）都督府的力量，派御史严正海、王承训帮助南诏王皮罗阁“合六诏为一”统一洱海地区，磨西族人建立的越析诏被攻破。794年（贞元十年），南诏攻破土蕃神川都督府之地（今丽江地区）和昆明城（今盐源），磨西族的分布区域从藏族统辖转而纳入南诏的统辖范围之内。南诏于铁桥（今丽江塔城）设铁桥节度、于昆明城置香城郡，对磨西族的各部落进行统治。大理国时期，丽江地区由善巨郡（今丽江永胜）管辖。 1253年（宝佑元年），蒙古军在忽必烈的率领下兵分三路南征大理国，经木里到永宁日月和。忽必烈进入纳西族地区后，对当地部落首领先后授以“茶罕章管民官”、“茶罕章宣慰司”等官职，是土司土官制度的雏形。 1274年，元政权设置“丽江路军民总管府”，“丽江”之名从此始。1285年，改置“丽江军民宣抚司 ”，宣抚司皆由麦良子孙承袭，统一了“酋寨星列”的纳西地区各部落，正式纳入了云南行省的行政区辖。从1253年忽必烈灭大理国到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实施“改土归流”的470年间，元、明、清朝直接在纳西族地区推行中央王朝管辖下的世袭土司制度。明太祖洪武年间，明大军进军云南后，纳西首领阿得“率众首先归附”，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明朝中央授么些贵族代表木得为丽江府土知府，世袭。丽江木氏土司采取较为开明的政策，积极地引进中原汉族地区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教育，广揽人才，将一些医生、教师、画师、佛、道教人士和开矿、冶炼、建筑、铜业、银业等方面的技术人才引进纳西族地区。木氏土司有较强的军事力量，为明王朝征战效力，得到皇帝亲赐的“辑宁边境”、“诚心报国”、“西北藩篱”等嘉号。木氏借机向北扩张势力，自天顺六年（1462年）开始向藏区用兵，至明末，其势力范围达木里、巴塘、理塘、康定及西藏昌都以南地区。木氏并迁移大批纳西人民到上述地区戎守，此后这些纳西人大都融合于藏族中。 1723年（雍正元年），丽江实行“改土归流”，朝廷委派流官任知府，降木氏土知府为通判。“改土归流”后，免除了土司的各种苛派，废除庄奴500 多户，2000多人，建立了封建地主经济。清廷以当时满汉的生活方式和儒家文化的伦理道德观衡量纳西族的社会生活和风土民情，强制性地在纳西族地区实行移风易俗，如废火葬，改革服装，强化封建家长制、包办婚姻制等，导致纳西族地区发生了重大的社会矛盾和文化变迁，加剧了传统文化的衰落。 1856年（咸丰六年），杜文秀在蒙化（今巍山）发动回民起义，攻占大理。时驻大理守城营都司的丽江白沙人和鉴（武举人）被杀。鹤丽镇部下千总张正泰借机挑拨回族与纳西族之间的矛盾，并残酷屠杀金山、文智、拉市一带无辜回民700余人，在鹤（庆）、丽（江）、剑（川）、中（甸）、淮（西）一带往来打杀。 1859年，张正泰在鹤庆死于内讧。1860年，杜文秀军攻占鹤、剑、丽、永等地。时驻淮西澜沧江边防守备的和耀曾（和鉴之子），与淮西叶枝王护兵头目杨玉科杀死和的上司淮西协镇守头领（回族人），广募乡勇，投靠清政府同回民起义军作拉锯式的战争。丽江古城几易其主，成为一片废墟，邻近乡村满目疮夷。1872年，回民起义失败。据《丽江府志》记载：“丽邑子弟毁于王事者统计六千数百人，百姓死者十之二三。”这是丽江历史上的“乱世十八年”。 1915年12月25日，“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打响，，丽江纳西族积极参加护国运动，向护国军输送了3420名青年，为反对复辟帝制奋战疆场，很多纳西战士血染沙场。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纳西健儿随滇军战斗在抗战最前线，纳西族子弟随滇军奔赴抗日前线，参加了台儿庄、中条山等重大战役。在台儿庄战役中，280多名纳西族官兵壮烈殉国。 1941年，为了支持长久抗战，丽江纳西族人民没有任何现代工程机械的条件下，用人力修成了丽江附近的白沙机场。 1943年，为了中印“驼峰航线”的顺利通行，美军“飞虎队”在丽江设立“航空指挥站”，纳西族人民积极参加修建电台、修建房屋和其他军事工程，支持了盟军抗日斗争。 1936年4月，由任弼时、贺龙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的一支部队北上抗日，到达丽江，受到纳西民众的热烈欢迎。1948年，在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纳西族在农村建立了“农民抗敌协会”等组织。 1949年4月，由中共云南地下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解放了丽江邻县剑川，建立了滇西北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1949年7月1日，丽江宣告和平解放。人民自卫队经过整训，奉命改编为“滇西北人民自卫军第三支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指战员都是纳西族。这支人民自卫军支队为配合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解放云南作出了积极贡献。 1950-1951年，人民解放军四十二师由丽江进军西藏。丽江县成立援藏委员会，抽调民兵4889人，骡马500匹，组成运粮总队，从丽江或人背或马驮运大米180710包到德钦。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云南永胜、华坪、四川西昌等的战役中，很多纳西儿女参军参战，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1961年，成立丽江纳西族自治县。 1996年，丽江发生7级大地震，死伤3200多人，经济损失达45亿元。 1997年12月，丽江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2003年6月，三江并流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9月，纳西族东巴古籍被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呵呵，虽然是50字但是我找了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给你哦，可以慢慢选择丽江纳西族是我国居住在金沙江上游地带的少数民族，除四川、西藏有少量分布外，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北部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及其周边的中甸、宁蒗、维西、永胜、德钦等县。据1990年人口普查，全国纳西族有278009人，其中云南省有260388人，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有184894人，占全国纳西族总人口的5%，是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区。　　纳西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纳西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大致以金沙江为界分为两个方言，方言之间相互不能通话，而纳西语的标准语则以纳西语西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丽江县城大研镇的语音为标准音。在纳西族悠久的历史进程中，曾经脖东巴文、哥巴文两种文字。“东巴文”是纳西族早在一千多年前（唐代以前）就创造的一种象形文字，由象形符号、标音符号和附加符号组成，是当今世界上仅存的还流传在民间的活的象形文字。　　纳西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同云南大多数少数民族一样，发展不太平衡。到共和国建立前，丽江县的纳西族聚居区是封建地主经济，并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甸县的一些地区仍保留着领主经济的残余；宁蒗到还基本处于封建领主经济阶段，并保持着对偶婚和母系家庭残余。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纳西族人民创造了富有本民特点的灿烂文化，形成并发展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纳西东巴文化在云南各民族独树一帜，是纳西族人民的骄傲，比如东巴文对于研究比较文字学和人类文化史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在《东巴经》中，一方面保留了许多古语古词，是纳西语和其他亲属语言作历史比较的极好材料，另一方面又记录了大量的纳西古代文学。　　与东巴文化发展的同时，纳西族又学习和吸收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先进文化，从而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和内容。从明代开始，以丽江土司为首的贵族领主首先接受了汉文化，他们大都能诗能文，如木公曾写下了《雪山诗选》，木增曾写下了《云迈淡墨》等诗集。　　纳西族一般居信在坝区、河谷和半山区。坝区民间住房多系土木结构瓦房，格局多为“三房一照壁”，山区多是低矮的木楞房，以木板覆顶。纳西族的婚姻家庭，多数地区实行一夫一妻制，旧时婚姻由父母作主，婚前社交自由。宁蒗泸沽湖周围的摩梭人则还保留着母系家庭和对偶婚的残余。随着婚姻法的贯彻，一些古老的婚俗正在逐渐改变。纳西族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同家族的人结亲。男女一般二十岁左右结婚，早婚现象较少。旧时，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盛行姑舅表俦婚配习俗。结婚一般要经过订亲、请酒、举办婚礼等程序。订亲，纳西语“日蚌”，意为送酒，男孩长到五六岁，父母便托媒人带一壶酒到适合的女方家为儿子说亲，双方父母同意后，待女孩长到十岁左右便择吉日订婚。之后男方家要向妇家行“小酒”、“大酒”等礼，每年端午中秋、冬至等节都要到女方家送礼。结婚仪式有不见天之俗，在天井搭大帐篷，下铺松毛，扎迎亲牌坊。女家闭门，隔门唱盘问喜歌，答唱对头方开门迎入，接亲者即撤“开门钱”。新娘边祭祖先、告别父母亲友，边哭泣表示舍不得离开娘家。新娘进夫家大门时，必须跨过门槛下右的马鞍，以此表示成为男家的成员了。纳西族民间住房，在明清时还普遍是井干式“木楞房”，用圆木纵横相架，层面高至七八尺，即加缘行，覆之以板，石压其上。在木楞房的正房（祖房）中，有一个高出地面的灶台称为“格古鲁”，中间为火唐塘，安上大型铁制三角架，用来烧水，烤火和安锅做饭，会客、用餐和老人就寝均在这个灶台上。火塘两边铺木板，右是主位，左是客位，不能相混。　　丽江坝区，尤其是大研古城内，纳西民居则普遍是土木结构的瓦屋楼房。建筑平面结构大多是“三房一照壁”，富裕人家也有“四合五天井”的布局。纳西族的“三房一照壁”正房较高，主要供老人居住，两侧厢房略低，由下辈居住，再加上正房对面一堵照壁，看上去主次分明，布局协调。天井供生活之用，多用砖石铺成，常以花草美化。如有临街的房屋，多被辟为铺面，主人自己经营，或转租他人经营。屋基采用石头砌成，墙用土坯砌起，有的四角用砖修饰，上段则用木板围封，屋架强化穿斗功能，增强了搞震能力，使房房具有“墙倒屋不塌”的特点。屋面都用筒板瓦覆盖，前后出檐，人字面坡交接处装饰“垂鱼”。　　　　　　　二、服饰　　　　纳西族男子的服饰大体与汉族相同，各地妇女服饰则有差异。中甸县白地一带妇女，身穿对襟长衫，再系百褶长裙，腰束毛织彩带，脚穿云头黑靴，背披白毛山养皮，编发盘辫，保有古风，宁蒗县永宁一带摩梭妇女，头戴布料大包头，身穿大襟小褂，系长可及地百褶裙，腰系彩带，美观大方。丽江县大研一带纳西族妇女，从清初改土归流以膈衣着便有很大改变，上空大襟宽袖布袍，袖口捋至肘部，外加紫色或藏青色截肩；下着长裤，腰系用黑、白、蓝色棉布缝制的围裙，上打百褶，下镶天兰色宽边；背披“七星羊皮”，羊皮上端缝有两根白色长带，披时从肩搭过，在胸前交错又系在腰后，既可保暖，又可垫背负重。近年，一种既保持纳西古装特色，又有现代服饰特点的新型青年妇女服饰问世，其产要特点是改大襟的坎肩为对开或半边开收腰坎肩，改围腰为长裙，在礼仪活动中颇受欢迎。　　羊皮披肩是丽江纳西妇女服饰的重要樗。它一般是整块纯黑色羊皮制成，剪裁为上方下圆，上部疑着6厘米宽的黑边，下面再钉上一字横排的七个彩绣的圆形布盘，圆心各垂两根白色的羊皮飘带，代表北斗七星，俗称“披星戴月”，以示勤劳之意。另有一种看法认为，上方下圆的羊皮是摹仿青蛙的形状剪裁，而缀在背面的圆盘纳西人称为“巴妙”，意为“青蛙的眼晴”，这是崇拜蛙的丽江土著农耕居民与崇拜羊的南迁古羌人相融合形成纳西族后的产物。　　　　　　　　　　　三、饮食　　纳西族习惯一日三餐，主食以小麦、玉米和大米为主，加工制作成窝头、馒头、粑粑、米饭等花样，山区杂以洋芋、荞和青稞，喜喝酥油茶，常吃杂锅菜、火锅和大块肉。城镇、坝区的烹调技术较高，待客时，饭前多设海棠、瓜果、蜜饯等自制茶点，而“八大碗”、“六碗六盘”等花色品种很有特色。宴请贵客多用“三叠水”，一般用三种大小不同的碗具盛菜，形成高矮三个层次，菜谱除了通常使用的蔬菜外，特意加上一些山珍海味。　　　　　　　　　　四、禁忌　　除夕晚忌不洗脚，而吃团年饭的碗筷忌洗刷。正月初一晨忌陌生人进家门。　　除夕晚忌留出嫁女在娘家。正月初一晨忌妇女早起床。　　忌跨竖在门口的陆色白石，忌跨火塘的座锅石，忌水泼火塘中的火。　　客人进屋忌讳主人吐唾沫。忌客人座火塘左边的座位。　　忌戴头笠进屋，忌扛着锄头进厨房。　　晚上点火回家，忌火把点进屋内。晚上回家先入火塘屋，忌先入卧室。

纳西族文化史论文题目大全高中生

纳西族纳西族主要聚居于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其余分布在维西、中甸、宁蒗、德钦和四川盐边、盐源、木里及西藏的芝康等县。据史学家考证，纳西族原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人口27．8009万（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早在一千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种文字写成的东巴经。东巴象形文字，纳西语叫做“森究鲁究”，意为依据物体形态画出来的痕迹。流传于海内外两万余卷东巴经的内容，涉及到纳西族人民各方面的知识，被中外学者誉为“纳西族古代的百科全书”。1957年设计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纳西族的族源属古代羌人向南迁徙的一个支系。明末清初，丽江地区产生了地主经济，清朝实行“改土归流”后，纳西族封建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不过，云南永宁和四川盐源境内部分纳西族地区，直到解放前夕，仍基本处于封建领主经济，并保持着对偶婚和母系家庭残余。纳西族主要从事农业，主产水稻、玉米、小麦、棉花、甘蔗、马铃薯等。畜牧业，、手工业也有发展，“丽江马”闻名全国。现已有机修、采煤、发电、化肥、电机、轻工等中、小企业。金沙江两岸出产多种药材和林特产品。纳西族普遍信奉“东巴教”，一部分人信仰喇嘛教。主要节日有春节、清明节、端阳节、中秋节、火把节、“三月龙王庙会”、“七月骡马会”等。忌讳有：骑马到寨前必须下马，也不能把马拴在祭天堂的地方；不能登踏三脚架，也不能翻弄灶里的灰；祭天堂、祖先、战神时、忌外人观看。忌在门槛上坐和用刀斧在门槛上砍东西。有的地方还忌在家里唱山歌；不许杀耕牛、驮马和报晓的雄鸡；忌食狗肉。 1961年4月10日建立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日常食俗纳西族一日三餐。早餐一般吃馒头或水焖粑粑，水焖粑粑即将玉米或青稞面和好作成粑粑，入锅贴至色共定型，取出，锅内放入水少许，将粑粑覆盖水上，贴过的面朝上，盖上锅盖，烧至水蒸发完即熟。伴以炒洋芋或白菜汤，也有的以茶（或酥油茶）、奶碴、糌粑代饭，中餐和晚餐较为丰富，一般都有一两样炒菜和咸菜、汤等，特别喜食当也回族的牛肉汤锅和干巴。不论平坝或山区，蔬菜品种较多，四时应市，山区广种洋芋、蔓菁和瓜豆，并以当地的土特产如：虫草、菌子、贝母、百合搭配鸡、鸭，做成各种风味名菜。如：清蒸虫草鸭、贝母鸡、天麻鸡等。肉食以猪肉为主，大部分猪肉都做成腌肉，尤以丽江和永宁的琵琶猪最为有名，可以保存数年至十余年不变质。外出劳动携带麦面粑粑或糌粑寺。就餐时围桌而坐，冬天喜移至向阳地方就餐。宁浪和盐源一带的纳西族，晨起之后，当喇嘛的念经，主妇烧饭，老年男子打酥油茶，各有不同的分工。纳西族手工业比较发达，日常饮餐用具大都是本民族手工制作，其中以铜器制作源远流长，如：铜锅、铜盆、铜瓢、铜勺及酒盘、壶、杯等，此外镶银木碗木筷和陶器的制作和使用也很普遍。节日、礼祭食俗纳西族原来信仰东巴教、喇嘛教木及天、地、山、水等自然神，以农历记年。不少节日，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均与当地汉族大致相同，期中春节是最大的传统节日，并且伴有许多祭祀活动。届时家家都要宰杀年猪，制作酸肝，酿制米酒。除夕之夜要杀鸡、炖猪头祭灶君和祖先。就餐时，如家里有人外出，在餐桌上也要摆上碗筷，以表示全家团圆。初一早餐禁荤食，初二开始走亲访友，互相拜年，请客吃饭和互赠红糖、红饼、点心等礼物。晚辈给长辈拜年时，要送一圈猪膘肉、两筒茶、一瓶酒、一盒糖，长辈则以酒、茶招待客人。至初五，全村寨男女老幼带活鸡、活鸭、猪膘肉和炯酒到温泉洗浴和野炊。除年节外，纳西族还有许多祭祀活动。其中最为隆重的是“纳西祭天大”，祭天大一般都选在正月上、中旬，届时要选好祭天场，由东巴教掌教人（无掌教人的村寨，推选德高望重的老人）任祭司，并宰杀轮流喂养的祭天猪，各家各户都要捐大麦、小麦用来酿酒，做饵块。祭前要清扫场地，搭棚。砌灶安锅，祭时用全牲大祭，在场者均要洗手执香肃立。祭毕，用猪血灌肠、猪头、内脏烧汤，熟后按户分食。大祭后三天，还要进行以各家各户为单位的小祭。还有“祭三朵（本族保护神）”，纳西族认为三朵是属羊的，每年二月八日和八月羊日，要用全羊祭，丽江地区的纳西族祭三朵还要带着火锅到风景秀丽的地方野餐。其中纳西族传统名菜“酿松茸”是用松茸菌帽，酿入肉泥，蒸熟后做为祭祀，特别是祭祖的一道专用菜肴。纳西族热情好客，每当猎获归来，凡路遇的行人都可分得一份猎物。贵客临门，主人要做六样或八样菜进行款待。纳西族男女社交大都在节日期间进行，男女青年相识后，通过媒人撮合，双方家长合完八字，男方就请媒人送给女方酒一几，茶二筒，糖四盒或六盒、米二升，有的地方还要加上砣盐两个，以表示山盟海誓，算是订婚，订婚时要摆定婚宴，一般要做12个菜（冷荤、小碗、大碗各四个称为三叠水）。菜肴之中要有凉藕（表示聪明伶俐）、粉丝（表示长命百岁）、百合（表示百年合好）、丸子（表示团圆吉利），婚礼要进行3—5天，届时男、女双方都要置办酒席。席上分上八位，下八位，均由新郎跪请客人入座，然后奏乐上菜，上至第三道菜时，主婚人敬酒；第五道菜时，新郎、新娘向客人敬双杯酒。宴毕主人及亲属要站在门外关客。纳西族的节日典型食品主要有：丽江火腿粑粑、麻补（汉意猪血米灌肠）、雪莲花拼盘、丽春铜火锅、丽江火烤粑粑等

纳西族文化史论文范文高中生学生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东巴文化指纳西族古代文化，因保存于东巴教而得名，已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云南纳西族东巴文化与西藏象雄雍仲本教文化是同一或同源文化，雍仲本教曾在一定历史时期对东巴教产生过深远影响。从民族发展历程看，纳西族东巴教与西藏本教息息相关。首先，二者共同崇拜同一祖师说明了其同一性或同源性。雍仲本教的创始人和导师是幸饶弥沃如来佛祖敦巴幸饶，东巴教的创始人是丁巴什罗。据考证，东巴教徒所崇拜的祖师，就是雍仲本教祖师。

纳西族文化史论文范文高中生版

1997年12月丽江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2003年6月，“三江并流”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同年9月，纳西族东巴古籍被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2003年7月1日，丽江撤地改市，原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分成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和古城区。　　纳西族主要聚居于云南省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其余分布在维西、中甸(今香格里拉)、宁蒗、德钦和四川盐边、盐源、木里及西藏的芝康等县。　　据史学家考证，纳西族原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人口8万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