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研究论文2000字的意思是什么

周代，礼教初设，古风犹存，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尚少禁忌，所谓：“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周礼·媒氏》）在《诗经》中有许多男女恋情诗，而恋人之歌，多集于《国风》。风即指音乐曲调，国是地区、方城之意，“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国风》取材于各地的民间歌曲，反映了当时各地的民俗风情。而男女恋情，人之天性，所以在《国风》中也颇多涉及。《诗经》第一首便是以爱情为题材的诗歌《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以《关雎》为始篇，例来众多注家的评价多为淑女以配君子，说明在我国古代爱情便成为了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　　《毛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至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歌由内心的感发所产生，而爱情是人类最纯真的感情表露，也是最值得用诗歌来歌颂的。《诗经》中的爱情诗类型多种多样，涉及到爱情的酸酸甜甜：有写幽会亲昵的《邶风·静女》，有写情侣春游的欢快的《郑风·溱洧》，有写两情野合欢娱的《召南·野有死麕》，有写饱含思念的《王风·采葛》，有写情女想情郎的《郑风·子衿》，有写情侣闹别扭的《郑风·狡童》，有写意中人不可求空余恨的《周南·汉广》，有写表现意中人难以亲近的《秦风·蒹葭》，有写失恋苦涩的《召南·江有汜》，有写遭到家长干涉的《郑风·将仲子》，还有反抗家长干涉的《王风·大车》。从以上的这些列举中我们可以看出，《诗经》中的爱情诗广泛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快乐与挫折痛哭，在阅读中我们能够体会出诗歌中充满坦诚、真挚的感情。　　在爱情诗歌中很多是用女性的口吻来写的，她们对于爱情的追求是大胆的而且热烈的，这也许是因为那时古朴的民风使然吧。如《郑风·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读后给人一种民生纯朴的感觉，《诗经》里这一篇仅用短短几句对话，便把情人相戏的情景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除了以女性口吻来写的以外，以男性口吻来写的诗也很能体现女性在恋爱中开爱的情趣。如《邶风·静女》这首诗便以男子的口吻写幽期密约的乐趣：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踯躅。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可爱的姑娘按照约定在城角楼等他，也许为了逗着玩，他把自己隐藏起来，他来时见不着她，急得搔首踯躅。等到他发现姑娘已经来了而且情意深长的带给他一些礼物时，便大喜过望。幽静的城角，情侣来调情，一派温情脉脉的场景。　　爱情的自然流露和表白充满了甜蜜，然而现实却给人们的感情增加了许多束缚。在那个时代男女的婚姻大事已经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参与，不再是完全的自由的了。《礼记·曲礼》中讲：“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礼记·坊记》中有：“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艺麻如之何？横从其母。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可见，那时对男女之情已经有所限制了。而具体到对女性而言，受到的束缚更多，既不愿舍弃情郎，又不敢违反父母的命令，《郑风·将仲子》就描写了这样一位为情所困的女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孟子·滕文公下》中写道：“丈夫生而愿为有官，女子考而愿为有宗，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将仲子》里的这位女主人公害怕的也正是这些礼教。对于仲子的爱和父母、诸兄及国人之言成为少女心中纠缠不清的矛盾，一边是自己所爱的人，另一边是自己的父母兄弟，怎么办呢？几多愁苦，几多矛盾，少女的心事又怎能说清呢？　　《诗经》的爱情诗对于女性的描写是真实自然的，用“思无邪”来形容里面的感情真正是恰到好处。　　另外，《诗经》作为一部古代的诗歌总集，里面记载的诗歌并非一时一地之作，而我们从这些爱情诗中也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民间的风俗是不同的。对于一些诗歌的具体年代我们不甚清楚，但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古代的婚姻恋爱的风俗应该是一个由开放到保守的过程，各个诸侯国和不同的地区风俗也有所差异。如评注者常说“郑声淫”，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其实只不过郑国的诗歌多是大胆表露男女之情的诗歌，只是更大胆更热烈而已。而从《褰裳》到《将仲子》，同为《郑风》又可以看到有所差别，前者更加开放，后者却顾虑重重，这也许是因为时间不同，也许是因为作者身份不同，但总体来看，当时的婚姻制度并非如后来封建时期有严格的规定，较之封建时期还是相对自由的。　　《诗经》中的爱情诗为我们记录下了中国古代人们美好的爱情生活，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的风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诗歌永恒的主题，其中几多甘甜，几多辛酸；而《诗经》用人民纯朴的语言酿造了古代先人们生活中美妙的酒浆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曲千古绝唱，“蒹葭”、“白露”、“伊人”、“水一方”有四个意象组成，前两个意象起兴、简单铺陈，后两个意象简单罗列，经过读者发挥想象力进行艺术的再创造，丰厚的意味，朦胧的意境，呼之欲出，其再创造中的无穷意味，纯洁的爱慕之情，未经重章叠唱就已经让人销魂不已了。追寻者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而追寻？我们不知道；被追寻的“伊人”是什么身份？为什么他那么难以得到？我们也不知道；以至于连他们是男是女也无从确认。特别是“伊人”，音容体貌均无，一会儿在河的上游，一会儿在河的下游，一忽儿在水中央，一忽儿在水边草地，飘忽不定，来去渺茫，简直令人怀疑他是否真有实体存在。无疑，由于追寻者、特别是被追寻者的虚化，使整个追寻人物、追寻事件、追寻内容都变得虚幻愿陇起来；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事实的虚化、膜犹，诗的意境才显得那么空灵而富有象征意味。诗中所描述的景象，并非目之所存的现实人事，也不是对曾经阅历过的某件真事的回忆，而是由许多类似事件、类似感受所综合、凝聚、虚化成的一种典型化的心理情境。这种心理情境的最大特点，是不粘不滞、空灵多蕴。“在水一方”，可望难即，就是这种空灵的心理情境的艺术显现。在这里，由于追寻者和被追寻者的虚化，那看来是真景物的河水、道路险阻，乃至逆流、顺流的追寻路线，以及伊人所在的“水中央”等诸种地点，也都成了虚拟的象征性意象。对它们均不可作何时何地、河山何水的深究，否则，伊人既在河的上游又在河的下游就自相矛盾，连两个人何以都不渡过河去也成了问题。《蒹葭》的成功，就在于诗人准确地抓住了人的心象，创造出似花非花、空灵蕴藉的心理情境，才使诗的意境呈现为整体性象征。在水一方”，可望难即是人生常有的境遇，“溯徊从之，道阻且长”的困境和“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的幻境，也是人生常有的境遇；人们可能经常受到从追求的兴奋。到受阻的烦恼、再到失落的惆怅这一完整情感流的洗礼，更可能常常受到逆流奋战多痛苦或顺流而下空欢喜的情感冲击；我们可以从这里联想到爱情的境遇和唤起爱情的体验，也可以从这里联想到理想、事业、前途诸多方面的境遇和唤起诸多方面的人生体验。意境的整体象征，使这首诗真正具有了难以穷尽的人生哲理意味。王国维曾将这首诗与曼殊的《蝶恋花》中的“昨夜西风调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相提并论，认为它二“最得风人情致”，这显然是着眼于它的意境的人生象征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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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诗歌的源头诗经，追溯诗歌的源头——《诗经》艺术探究，《诗经》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四言体为主的句式，重章迭句复沓的章法，丰富、生动、简练、形象的语言特色，筑成了一座文字的丰碑。

自娱自乐的作者，作品首先为了自己看，先使求知欲得到满足，但话又说回来，既然是自己所写，书中的情节和思想都是已知的，虽然文思泉涌、下笔如神的章节再读也会惊叹，但看自己作品的神秘感和收获肯定少于阅读他人之作。如果具有一定的功力，文章确实上得了档次，那也值得一读，但若文笔拙劣，思想庸俗，自己都不忍卒读，那便连自娱的雅兴也没了。所谓“大师”的成长都需要一定过程，其基础便是“兴趣”。再说有感而发。卡夫卡说他肚里有团火，不释放出来就会堵得慌，浑身不舒服，而释放的渠道就是写作。所以，他写作的目的跳过了兴趣一阶，直接进入了情感层。这是可以想象的。情感的抒发有说话、哭笑、唱歌、跳舞、表演、运动等多方面，而写作是一种较为永恒的方式。作者用文字表达之时，就是一种情感宣泄，在那一瞬间是短暂的，但记录成文字编集成书之后却化为永恒，成为记录思想的历程。忧郁的卡夫卡施耐庵写《水浒》的最大目的不是文学爱好，而是对政治现实的不满和愤怒，作者的一腔怒火无处发泄，于是草莽英雄纷纷啸聚山林，替天行道，大开杀戒，无拘无束，后世称之为“怒书”，书中鞭笞社会的笔墨比同期的《三国》强烈很多：张飞粗暴，但无非鞭督邮、叱董卓、罚士卒、杀敌将，仅此而已，李逵杀人，连带人家几十口尽皆杀死，施耐庵给他冠上“天杀星”的名号，可见水浒中的血腥暴力要比三国重得多。如同卡夫卡《城堡》《变形记》中对变异的世界冰冷地讽刺一样，读者无不感到作者强烈的表达欲望，快感呼之欲出。如果不是在情感和思想上有所表达诉说，这些作品就失去了意义，成为了空洞的文字堆砌。这就是写作的第二要素“思想”。因杀下凡的男人最后说流传后世。前两种目的看起来非常单纯，写作仅因为有兴趣和思想表达，想要流传后世似乎过于现实，又很难办到。其实并非如此。从孔子整理《诗经》开始，他就有将文学经典流传后世的想法，弟子们编辑夫子语录《论语》更是开创著作先河。曹丕谈及“立言”的重要性，说了为了流传后世。相较于纯粹的兴趣，这种思想有着较强的功利心，古龙、倪匡表示自己早期作品纯粹为了赚稿费，那时并不好看，可他们成名之后却能越写越好，从而成为大师，可见功利心并非就是坏事，想成名想赚钱的作者也可能走向成功之路。倪匡与古龙当代媒介发达，出版容易，所以写书越来越普及，这在古代真是难以想象。同时也造成了书海泛滥、良莠不齐，读者不知该读哪一本，只好顺应潮流，跟着众人的口味走，形成畅销引领潮流的趋势。畅销其实也是实力的表现，往往实用、时效、娱乐、颠覆性强的书籍最易进入榜单，但这不代表其余默默无闻的书就是糟糕的作品，反而很多文学作品必须经过时间的沉淀累积才能闪放光芒。经常有报道一些神童很小就出书了，狂称要超过《史记》、《红楼》、鲁迅、莎士比亚，引起不少非议。我认为，这种志向树立远大目标是不错的，能够激励自己进步，既然想在这个领域成功，何不向最优秀的伟人和作品看齐呢？即便没有达成所愿，这一路上的痴狂不也是艺术界值得提倡的精神吗？但前提是，必须真正去喜欢这些伟人和作品，不能人云亦云，只图浮华虚名。想成为大师非常困难，光有兴趣和思想还不够，仍需要天才的头脑，博学的知识，丰富的阅历，强烈的情感，写出引发他人共鸣的作品才行。这就是最后一项——“实力”

目的: 1、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2、加强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训练。3、从总体上考查学生大学阶段学习所达到的学业水平。意义: 1、撰写毕业论文是检验学生在校学习成果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2、通过撰写毕业论文，提高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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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经》的研究很多，想出新不太容易哦1、可以将两篇诗歌作比较，2、可以就一篇诗歌提出不同于文学史或别人的观点3、可以将《诗经》与其他诗集比较4、可以研究《诗经》对某位诗人创作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多年的诗歌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诗经》特别是其中民歌部分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它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而不要把文学看成流连光景，消遣闲情的东西。历代民歌是它的嫡传，从汉魏乐府直到近代歌谣都深刻体现了这种精神，历代进步文人在创作中倡导“比兴”、“风雅”，实质上也就是倡导《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出现以及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是我国文学发达的标志，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赋比兴三种艺术手段的理解赋比兴是诗歌的表现手法，朱熹《诗集传》，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钟嵘《诗品·序》云：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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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 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 (《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明清时期的研究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 □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 （《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 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总之，关于“赋、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地研究和探讨，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认识到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它们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强烈美感的重要性，这样，就使得关于“赋、比、兴” 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善，在创作中的表现和运用日趋丰富和完美。这些对于创作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