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史论文题目大全初中

这位同学你好，初中的历史小论文一般都是在考试卷的最后一题，会给你一定的范围，例如文艺复兴，新航路开辟，或者西欧国家资产阶级发展历程等等等等……然后你就可以根据你所学的内容，背景，根本原因直接原因，目的，过程，主要人物，结果，影响这几方面扩展，字数一般都是100左右不用写太多。望采纳O(∩_∩)O谢谢

这个应该找教辅书来看或者问老师

就拿历史学研究这本期刊的领域来说：历史学、史学史、史学理论、历史文献学、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世界通史、亚洲史、非洲史、欧洲史、澳洲、大洋洲史、专门史、历史学其他学科这些领域的题材都可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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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硕士毕业论文选题当然很重要，我写的是少数民族文化方面的，找的志文网的老师写的，从开题报告到论文前前后后弄了一个多月，导师也审核过了

民族文化的发扬传承怎么样？或者是民族文化如何与现代接轨

骨肉相连，同此国殇团结是力量团结你我，共建家园丝丝牵你我都是一家人民族之力，在于团结团结你我，其力断金团结是成功的车轮团结的道路随时敞开着民族之本：团结

《中国民族史》　　《中国民族史》由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应梁主编，林超民任副主编。1990年12月由民族出版社（北京）出版，上中下三册，115万字。现民族出版社拟于近期出版修订本。　　20世纪开始，民族史逐步从政治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民族史学是中国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也是民族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梁启超先生在20世纪初开始倡导新史学，即提出了民族史的科目，并作了初步研究。至20世纪30年代开始，吕思勉、林惠祥、王桐龄、吕振羽等学者，先后编撰出版数种《中国民族史》。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史研究工作，由国家民委直接领导和主持编纂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为55个少数民族各编了一部本民族的简史。近年来，诸多学者专家共同编写的《大百科全书?民族卷》问世，先后出版了翁独健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等。许多民族史学工作者所撰写的族别史、地区民族史、断代民族史论著相继问世。这些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民族史奠定了基础。　　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出版后，不少知名学者发表书评，给与高度评价，认为是研究中国民族史难得的创造性硕果，是我国民族史著作林中一株挺出的新秀，为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本书荣膺中国图书奖、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　　本书具有以下主要特色：　　第一，它突出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性。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悠久的历史；从秦汉至清灭亡，不论封建王朝如何更迭，不论哪个民族是统治民族，中国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各民族和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都是在各个历史时期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的疆域是不断变迁的，有时统一，有时分裂，但是我国的疆域大体上还是稳定的。我国疆界早在汉代，由于匈奴、鲜卑的内附，就包有北至漠北与外兴安岭的广阔地域；由于南粤的臣服，而囊括南至南海的辽阔地区；由于西域各国的归降，西域都护府的建立，而管辖西域之地；由于夫余、挹娄的内附，使疆界东至于海上；由于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将版图扩展到怒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流域。历代王朝大体保持了这个疆域。我国今天的多民族国家正是从这个传统发展而成。中国传统疆域是由南部水田农业区、北方旱地农业区与北部草原游牧区组成的。我国历史上畜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自然形成了经常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这是我国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正是这个经济基础，促使我国各族共同缔造了多民族的国家。尽管多次分裂，最终仍归于统一，每次统一的版图大体相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时受中原王朝直接统治，有时受间接统治，但各民族间的联系并未因此中断，仍然在相互依存中共同发展。　　由于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与中原相比较为落后，历代王朝为适应当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在这些地区设置的政权，其形式与内地不同，如秦汉时期的属国、道、边郡，唐宋时期的羁縻府州，元明清时期的土官、土司，史称“羁縻政权”，政权形式不同，属于中国统一的整体则毫无差异。有些少数民族虽也建立过独立的政权，但没有脱离中国整体历史的发展。中国是以汉族为主干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中国不因为建立王朝的民族不同而异；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汉族和中原王朝，也包括各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地方政权。中国的历史疆域，不仅包据中原王朝的辖区，也包括少数民族政权的辖区。统一的概念，主要是指政权而言；整体的概念，则是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内在联系与凝聚。政权的统一，是在整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各种具体原因，有时只有一个政权，有时有几个政权存在，但整体并没有改变。本书将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纳入一个整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论述，各民族的个性恰到好处地显示于共性之中。　　第二，本书突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本书按照中国历代王朝的顺序来叙述中国各民族历史。历代王朝尤其是中央王朝的更迭演进及其几千年不断的连续性，是中国历史有别于世界其他各国历史的一个明显特征。王朝的兴衰更迭，是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变迁以及各民族活动的产物。它反过来又影响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及各民族的发展。以王朝发展的顺序这一客观存在为线索来笼括中国各民族的发展，不惟脉络清晰，而且多民族国家的同一性连贯性也由此上升到突出地位。事实上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清等大一统王朝就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历代王朝的兴亡大都与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有着内在的联系；少数民族的兴衰与中央王朝的统治也紧密相关。本书不是简单地以王朝更迭为线索编写各民族历史，而是在具体阐释中，将二者结合融会于一体，深刻揭示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历史规律。这正是本书有别于以往中国民族史和一般中国通史著作的显著特点　　第三，本书突出各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的有机性。中国各民族成长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过程。任何民族都不是孤立的地发展演变的。每一个民族都必须与周围的民族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民族关系对每一个民族的形成、发展都产生重大影响，有时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各民族间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也使各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将民族关系史作为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实事求是地反映各民族之间的不可分离的有机联系和日益强化的凝聚力，并进而揭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使本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更加鲜明。　　第四，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不仅十分注意汉文文献，也注意吸收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尤其注意采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丰富资料，尽可能多地吸收近年来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使本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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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维新历史论文（题目自拟，可以从中摘抄800左右非常简单）1898年（夏历戊戌年）中国维新派在清光绪帝支持下推行的革新运动。又称戊戌维新、戊戌变法。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希望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推行政治、经济改革，争取国家富强。维新派在各地组织学会，创办报刊，设立学堂，宣传变法主张，受到少数官僚赞助。光绪接受维新派改革方案，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不要以为我打错了，没错，是“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在103天里颁布数十条维新诏令。新政主要内容为倡办新式企业、奖励发明创造；设铁路、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学校，提倡西学；裁汰冗员，削减旧军，重练海陆军。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康广仁、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等“六君子”被杀害。新政全部取消，“百日维新”失败。百日维新[编辑本段]详细介绍自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起，至同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重新“训政”止，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毅然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定变法，自是日起，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轰动一时的“百日维新”。二十八日，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了时任工部主事的康有为，这是他们君臣初次会见。康利用这次面谈机会，重申其全面变法的主张。首先陈述中国民族危机严重到了生死关头，非尽变旧法不能自强。光绪同意，表示: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康又指出，近年来并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结果必至无功。认为欲变法必先改订制度法律，否则只是变事，不是变法，要求光绪帝“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并说他研究过各国变法的情形，西方各国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三十年而强，相信中国只要认真变法，三年可以自立。光绪帝认为他讲的条理很详备。康又问:“皇上既知非变法不可，为何久而不举，坐视国家危亡?”光绪嘘睨帘外，叹道:“奈掣肘何!”康领会光绪帝是顾虑慈禧太后阻挠，故此建议“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指出，现在当朝大臣多老朽守旧，不懂世界大势，皇上若欲变法，不能依靠守旧大臣，只有擢用有才干的小臣，给以官职，准许他们上条陈，若有真才实学，予以破格重用，令其办理新政。至于守旧大臣，可保持他们原来的俸禄，使其无失位的恐惧，他们便不会阻挠新政了。这是康有为在新旧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为光绪皇帝设计的一种带有妥协性的变法策略。康还建议，以后凡变法之事，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则大臣虽守旧，亦“无从议驳”。为了选拔和造就人才，康又建议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强调翻译西书和派人出国游学、游历；并对答了如何筹款以解决财政困难等问题。对康所言，光绪帝均表同意，最后又表示:“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康有为大为兴奋，在这不同寻常的百日之内，他和其他维新人士一起，忧国阽危，呕心沥血，屡上新政奏议，频呈自撰之变法书籍，对变法维新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光绪皇帝亦“深观时变，力图自强”，“政厉雷霆”，“令如流水”，发布了180条新政诏令，使这昙花一现的百日，曾是一个“谕旨雷厉风行，人心为之一振”的时刻。主要内容有: 一、选拔维新人才。这是维新派呼吁最强烈、顽固派最敏感、也最忌讳、光绪帝想做而又最有顾虑的一个问题。百日维新伊始，光绪帝接连谕令朝廷大臣举贤任能，令各省督抚向朝廷保荐品学端正、通达时务的优秀人才参与变法新政。四月二十五日侍读学士徐致靖上折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此后，湖南巡抚陈宝箴、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又分别保荐杨锐、刘光第、严复、林旭等人，均为光绪帝所采用。光绪本拟重用康有为，因荣禄、刚毅等顽固大臣阻挠，只给了他一个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六品衔小官。梁启超也被召见，委为六品衔办理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按清朝成例，四品以上高官才能被皇帝召见，今康以主事、梁以布衣被召见，故梁启超说是“咸丰以来四十年未有之创举”，显示了光绪帝真心提拔维新人才的意向。但是按清朝惯例，举人一旦被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低不失为内阁中书。可见康、梁的待遇不是破格提拔，而是被破格压低了。这反映了维新派力量弱小、光绪皇帝无权的严酷现实。按照康有为的规划，大量任用维新人士最根本的办法是开设制度局，但在顽固派坚决抵制下，未能实现。故百日维新中，只能零零星星地提拔几个维新人士。在变法新政的实际执行机构总理衙门中，只有帝党大臣张荫桓和章京张元济倾向维新，新添的维新人士仅康有为一人。在负责转递士民上书的都察院中，只有原来的御史杨深秀与宋伯鲁倾向维新，此外没有提拔维新人才。在六部中，仅礼部经过一次严重冲突，将礼部六堂官全部撤换，以倾向维新的原仓场侍郎李端？为尚书，原少詹士王锡蕃、内阁学士阔普通武、侍读学士徐致靖分别为左右侍郎，但后党骨干裕禄仍为尚书，且位在李端？之前，左、右侍郎亦分别配以守旧人物寿耆和萨廉。而这已然是维新党在人事方面的最大胜利了。光绪帝任用维新人士最堪注意的是在军机处中选拔了所谓“军机四卿”――七月二十日颁谕宣布，内阁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著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行政事宜”。官位虽不高，职务很重要，具体负责草拟新政谕旨，阅看臣工奏章，帮助光绪帝处理新政事务，实则参预枢机，隐夺军机大臣之权，时人目为“宰相”，是百日维新中维新人士占据的最要害的岗位。可惜礼部堂官的撤换和军机四卿的任用，离戊戌政变仅半个月，实际未起多大作用。二、文教改革。又包括两个方面:废除八股取士制度。百日维新开始以前，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即已多次上折痛陈八股取士制度的严重危害，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被召见时，又当面向光绪帝历数八股之害，要求废止，得到光绪帝允准。次日，康即命御史宋伯鲁上奏其早已代拟好的《请改八股为策论折》，要求各级科举考试，一律废止八股文体，改试策论。光绪帝接受此建议。为避免顽固派的阻挠，不将此事下部议，在请准慈禧后，即于五月初五颁布上谕，宣布:自下科起，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即八股文)者，一律改试策论”。五月十二日、六月初一、七月初三又连下三次谕旨，令各省生童岁科试即行改为策论，不必候至下届；又对考试的场次和考试内容作了具体规定，并宣布废朝考之制。至此，维新派废除八股取士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果，以至“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但是这次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取消科举制度，只是改革了考试的内容和文体。过去以八股文取士，考试内容均系“四书”、“五经”，改行“策论”取士后，“四书”、“五经”仍旧保留，仅增加了中国历史和西方自然科学及政治法律知识。在这一点上，维新派与洋务派官僚并无原则差异。这既是维新派考虑到数百万八股士人的出路而不能不作出的让步；也反映了他们自己未能完全摆脱旧经典的束缚。创办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取士之诏颁行后，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又屡上奏折，主张在全国创办近代化学堂，改旧式书院为新式学堂，兼习中学、西学，得到光绪帝的支持。四月二十三日发布的“明定国是诏”即明令首先举办京师大学堂，以“为各行省之倡”。五月十五日颁渝批准总理衙门拟奏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委派孙家鼐办理大学堂事务，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自是正式开办。二十二日又谕令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及民间的祠庙“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省会改设高等学校，郡改设中学，州县改设小学。以后又陆续颁谕，令各省筹办矿务、海军、农务、编译、医学、茶务等专门学堂；设立译书机构，翻译外国新书，提倡出国游历、游学等。但各省督抚对光绪帝的谕令均熟视无睹，延宕不办，结果仅京师大学堂正式创办并成为戊戌变法仅存的硕果，其他各地均遭到各种阻挠而举动寥寥。三、经济改革。康有为等维新派关于经济改革的主导思想，是对农、工、商业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进行全面改造，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工业方面，强调奖励发明创造和允许民间筹资设厂。在商业方面，批判封建统治阶级“重本抑末”思想，阐明“商若能盛，国以富强”的道理，建议在中国设立商部，各省设立商务局。在农业方面，强调农业是根本，提倡以西法治农。光绪帝接受康有为主张，屡颁经济改革渝令，包括如下内容:保护及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修筑铁路，开采矿产；令各省设立商务局(或农工商分局)。命各省地方官兼采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奖励科学著作发明，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款，规定对士民著新书、创新法、制新器者，或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裁撤驿站。编制国家预、决算，由户部按月公布，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等等。各省督抚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办理新政外，其余皆置若罔闻，借故推托，如对设立商务局一事，各省一直拖延未办。光绪帝异常愤怒，曾严旨切责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钟麟(1822―1905)。但直至政变爆发，经济改革收效甚微。四、政治改革。包括两个方面:官制改革。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对于政治改革最主要的主张是设立制度局作为议政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并于中央成立12局，作为推行新政的执行机构。这一主张虽得到光绪帝支持，却遭到顽固派大臣拼死反对，未能实现。康有为对改革官制的另一重要主张是区别“官”与“差”，即以虚官高位位置老臣，而办实事的重要差使一定要委任通达之才，即所谓“以高秩优耆旧，以差使任贤能”；在对待官制改革和裁冗署问题上，主张持慎重态度。但光绪帝由于长期受后党顽固派压制，很想在变法时惩治后党大臣，所以没有完全听从康有为的劝告，而是采纳了前太仆寺少卿岑春煊(1861―1933)提出的裁冗官的建议，于七月十四日发布上谕，令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闲散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总督及不办运务之粮道、仅管疏销之盐道，各省同道佐贰等官，并无地方之责者，均著裁汰。这些冗衙冗官本应裁汰，但由于事先未对大批被裁官员的出路作适当安置，所以矛盾空前激化，守旧派对维新派更加切齿痛恨，“必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加速了政变的到来。此为改革派急躁冒进、疏于策略的表现之一。广开言路，鼓励上书言事。按原来清朝定例，不仅普通百姓，即使四品以下京官和三品以下地方官亦无资格上奏章。六月十五日、七月十七日、二十八日先后发布谕旨，宣布大小臣工及一般士民均有权上书言事，各部官员上书，由各堂官代奏；士民上书，由都察院代呈；地方士民上书由本省道府随时代奏。而且规定“不准稽压”，“倘有阻格，即以违旨惩处”，同时又发布谕旨，鼓励各地开设报馆，发行报纸，并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此外，在军事上还谕令裁汰旧军，以西法练兵，筹建海军；力行保甲，实行团练等等。总之，由于维新派的推动，光绪帝的倡导，在短短的百日之内，中国人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承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获得了广泛传播，封建旧学受到沉重打击。所以，百日维新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康有为曾兴奋地赞颂百日维新“扫两千年之积弊”，“顺四万万之人心”，“百日变政，万汇昭苏，举国更始以改观，外人色动而悚听”。康的说法虽不无夸张成分，但说明百日维新确实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因此，它引起封建顽固派的拼死抵抗，慈禧太后在后党顽固派支持下发动政变，八月初六重新宣布训政，幽禁光绪皇帝，恢复旧制，捕杀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百日维新失败。众所周知，戊戌变法前，康有为、梁启超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是开国会、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但是，百日维新期间变法法令最大的缺陷却是没有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对此，人们大多将其原因归结为光绪帝不愿使自己的权力受到限制；其实，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次要方面，最主要的还在于康有为变法思想、策略的变化：即由倡导民权变法演变为君权变法。1888年12月10日，康有为利用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第一次上书光绪，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上书由国子监祭酒盛是转交翁同龢，恳请代递，遭拒绝，康有为十分沮丧，“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1895年5月6日，继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又连续两次上书，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其中第三次上书终于送达光绪手中，引起重视，维新派开始得到光绪帝的支持。梁启超也在其《变法通议》中大声疾呼“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呼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随着变法实践活动的逐步开展，康有为认识逐步趋于现实，“变法看似简单，其实成功太难”，认识到顽固势力的强大，维新派的软弱，要照搬英美而直接开国会，设议院，是非常艰难的，比较实际的只有依靠皇帝权威，“乾纲独断”，才有可能“变成法”，达到富强。康有为第四次上书中即已明显转变了政治策略：“会议之士，仍取上裁，不过达聪明目，集思广益，稍输下情，以便筹饷，用人之权，本不属是，乃使上德之宣，何有上权之损哉？”以消除光绪顾虑。1898年1月，康有为奉光绪“条陈所见”诏，第六次上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①明定国是，②“立制度局总其纲”，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局是皇帝主持设立的，对皇权有强化作用，与民选产生的国会有本质区别。此后，康有为向光绪进呈了所著《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亡记》等书，供光绪阅览参考，这是康有为从民权变法到君权变法的全面调整。1898年3月12日，康有为第七次上书光绪，明确提出变法最好以彼得为榜样，以俄国为样板，进行变法，“考之地球，富乐莫如美，而民主之制与中国不同，强盛莫如英、德，而君民共主之制乃与中国少异，惟俄国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中国同，然其与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之速者，莫如俄前主大彼得，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在此情形之下，不提开国会设议院，已是顺理成章，再奢谈“君主立宪”反而是不识时务了。总之，笔者认为，“百日维新”不提开国会、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内容，根本原因，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把改革成败的希望寄托在光绪帝身上，因而改变“民权变法”之初衷，走上了“君权变法”之路，不但不希望削弱君权，而且希望强化君权。客观原因：光绪帝本身是个没有实权的傀儡皇帝，其支持变法的直接目的就是夺取实权，岂容再兴民权削弱君权？其次，改革本身是一项庞大、复杂、漫长的系统工程，康有为所极力推荐的彼得一世改革根本就没有国会议院一说，明治维新也是先从幕府将军手中夺取政权，确立天皇权威，在天皇主持下进行改革，在改革中逐步确立议会机构及地位的（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内阁对天皇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英国实行君主立宪，从1640年开始革命至1689年《权利法案》颁布，确立君主立宪制，也经历了半个世纪。要想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年君主专制传统的封建帝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仅凭一纸法令是根本不可能的，也说明康、梁在这个要害问题上还算“明智”，要在政治、经济基本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骤开国会，显然缺乏应有的组织、思想准备，社会物质条件。一句话，“百日维新”太短暂，过早夭折，君主立宪还来不及孕育出台，就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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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津南区双港实验小学五年四班袁德惠中华传统美德中国已有悠久的传统美德，生活中处处都有美德，它体现了一个人的品质和行为。美德的定义是：凡是可以给一个人的自我增添力量的东西包括攻击，力量，勇气，自信，团队合作精神等。所以，我们应当时时刻刻都体现美德。让美德漂白世界，地球变成生命的圣洁花园，是人人向往的天堂。心中有正义善良的规则，犹如灵魂有了信仰，人们的生活才享受更多的明媚阳光。雷锋说过：“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枯，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所以，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要时时刻刻体现美德，一群大雁结伴飞行，它们为什么可以飞得更远呢？我们有了团队，在团队的努力下，我们为什么就能实现更高的目标呢？这些只能说明集体是个人战胜困难，获得胜利的力量源泉，是获得友谊的桥梁和纽带，是我们施展聪明才智的广阔舞台。荀子说过：“人无礼则补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千百年来，礼仪之风传承至今，我国素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美德是礼仪中必不可少的礼仪，所以，文明礼仪要注重平时，从小培养，形成良好的习惯。美德由如香，经燃烧或压榨而其香愈烈，一些事情最能显露恶德，但一些事情最能显露美德。生活中的一切的一切，都在永恒的爱心之下，只要你懂得珍惜，懂得真理，相信美德永远伫立在心中。美德本身就是一种报酬。私德如同根本，公德如同枝叶，公德是由私德而生。若无公德也不配讲私德。独善其身，就是讲美德的第一步，在路面结冰的时候，我们如果多付出自己的一份美德，迎接的将是一片片和煦与明媚。　在燃烧，美德在传送，让我们协起手来，让美德流传，流传给所有人。我们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浩翰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可圈可点的历史人物。这部书通过一个个历史人物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勤奋好学、热爱祖国、自强不息、诚信不渝、勤劳节俭、尊师敬老等种种中华传统美德。历史上那些很有学问、事业辉煌的人，都具有勤奋好学的优良品德。他们在生活很困难、条件很恶劣的情况下，能够咬紧了牙关，克服许许多多的困难，以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刻苦读书，这难道不是我们每一个学生都应该学习和发扬的传统美德吗？勤奋好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一个学生都应该具备的品德。我们在学习科学文化的过程中，要发扬孜孜不倦、勤学好问的精神，才能读好书，才能自强、自立，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书山有路勤为径”，我们只有艰苦跋涉，奋勇攀登，才能到达一个又一个知识和品德的高峰！

千古悠悠，长河汤汤，年华无法挽留历史匆匆前行的脚步。华夏大地上，有元谋人、蓝田人、山顶洞人的足迹，有夏商西周青铜文化的盛行；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辉煌，有东临碣石、西进取经的遗迹。我们古老而富有活力的华夏文明，历经时间的洗濯越发熠熠生辉。朝代更迭，却不能磨灭我们延续五千年的文化。在博大文化的滋养下，我们中华儿女腹有诗书气自华，身怀傲骨应铮铮！历史有万邦来朝的繁华，亦有黑暗受辱的暗淡。我们有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战败，有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侵华的耻辱；但我们也有虎门销烟的豪情，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儿女是最伟大的！我们要以史为鉴，不忘根本，在新时期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扬我国威，振兴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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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传承模式面临现实冲击儿童是民族文化血脉的继承者和文化基因的承载体。儿童获得文化传承的知识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比如土家族、畲族等民族，有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的文化靠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孩子自一出生就开始了文化传承与习得的过程。这种家庭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是人类最古老、最强韧的关系之一。但是在今天，这种关系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将孩子留在了农村，出现了大批“留守儿童”。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长年在外务工的青壮年人数在10万左右，其中80%是朝鲜族，留守儿童达到3万多人，其中个别学校的个别班级有85%以上的学生是留守儿童。在中西部地区，留守儿童也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儿童。这种人口流动的趋势带来了文化生态的改变，民族文化的家庭传承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青壮年在经济发达地区创业、成家而后定居，置身于一个没有本民族文化底蕴的城市，民族传统习惯的保持更加困难。文化生态具有不可再生性，传统纽带一旦被割断，要想再重新拾起难上加难。另外一个冲击来自集中规模办寄宿制学校。有些农村地区开始推行低年级寄宿制学校，三年级小学生基本要求到各所属的乡镇完全小学寄宿。这样，学生的学习条件的确得到了改善，但长年的寄宿生活使少数民族学生与家庭的接触大大减少，使得那些原本依附于本民族文化之上的儿童的个人行为和经验日渐淡薄，对本民族的认同也随之减弱。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学校教育能否扛起文化传承的大旗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人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学校教育。在不少学校，民族文化的教育也已经开始。云南省昆明市明德民族中学通过开设“民族常识”、“民族文化”、“阿语基础”等课程对学生进行教育，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现行课程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即以校为本开发的课程）体系；贵州省贵阳市民族中学将民族知识校本课、民族体育、民族歌舞、民族手工艺制作纳入各年级教学计划，全校100％的学生都能得到民族优秀文化的熏陶；宁夏自治区银川市六中则以学校大型活动和常规活动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的民族文化活动；江苏省南通市西藏民族中学把藏语文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开展民族历史文化教育和民族节庆活动，让这些与父母相隔千里的藏族学子也能感受到浓浓的民族文化氛围。但是记者了解到，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其一，师资缺乏民族文化的传承，关键在于教师。在不少民族学校，师资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湖北省仙桃市沔城回民中学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专业的民族教师，教民族文化课程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兼职教师，真正懂得回族文化内涵的教师则更少，参加过培训的教师根本没有，上课方式还很呆板。”在青海省西宁市，有的民族学校因为缺少具备相关教学能力的教师，把开设阿语课的任务交给了清真寺承担，由清真寺阿訇对学生进行普及性的知识教育。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民族学校师资力量本来就很薄弱，要想再解决民族文化课程的师资问题，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其二，语言危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寄托着深厚复杂的民族情感。对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来说，民族语言是他们最古老、最辉煌的成就，是他们世世代代创造能力的主要表现。为了保护民族语言，我国在条件成熟的民族地区实行了双语教育。如新疆、内蒙古、吉林延边、西藏等地，都开展了双语教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民族出版物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也成绩斐然。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民族语言的传承情况令人担忧，很多语言现在正在成为濒危语言。比如满语，现在全国能讲满语的人也就100人左右，而精通满语的人不足50人，而且多数都年龄偏大。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校校长高春梅说：“我小时候居住在达斡尔族自然屯，所有达斡尔族的孩子都用母语交流，甚至连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孩子也都会用达斡尔语交流。如今在民族地区，40多岁的汉族兄弟还能用达语交流，但是达斡尔族的青少年却很少会说母语了，人与人交流的主导语言完全变成了汉语。”达斡尔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语言的传承面临更大挑战。同样在东北，赫哲语也没有文字记载，现在能说赫哲语、懂赫哲族历史的也就20多人。在我国，像达斡尔族、赫哲族这样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一共有29个。民族语言的危机，部分来自于民族成员对自己的语言、文化缺乏正确的认知，认为本民族的弱势地位是由文化造成的，产生了对民族耻于认同的心理，导致青少年对自己的“母语”不熟悉、不了解、不喜欢的不正常状况，对有关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没有任何了解，甚至表现得极为冷漠。民族语言的危机还源于社会经济的压力。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学习民族语言之后的出口问题是教师、家长关注的焦点。近几年来，受到中韩贸易的影响，朝鲜族语言成为了香饽饽，有些汉族学生甚至转到朝鲜族学校读书学习。但是其他一些民族语言的学习，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有些少数民族认为自己的语言不实用，没有保留的价值，抛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转而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民族学校的学生也大量流入汉族学校学习。即使在开展双语教学的民族地区，这样的现象也不鲜见。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转变民族成员的观念，形成“文化自觉”，让民族语言得到更好的传承，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其三，关注不够学校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但在不少地方，民族学校的发展非常艰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随着集中办学的推进，不少民族学校面临被兼并的危险。一些民族学校迫于生存压力，更改了校名。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目前国家的政策倾斜性还不强，资金扶持的力度不够。民族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师资培训、民族文化活动的开展等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但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做保障，民族文化的传承在民族中小学还处于自发阶段，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再加上民族地区相对贫困，发展举步维艰。在很多地方，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缺乏整体规划。其四，传承困惑民族文化包含一个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在学校传承中，如何去梳理这些内容，如何界定传承的范围，哪些文化可以注入时代元素使其走得更远，都是困扰民族学校的难题。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如何发挥民族文化对学生的吸引力，解决生源问题，如何应对当前应试教育的影响，解决民族文化传承与提高升学率的矛盾，是这些地区民族学校的校长最头疼的问题。部分民族学校领导缺乏民族感情，忽略了传承、弘扬、保护民族文化的职责，还有的认为，民族文化进校园是一种作秀，是一种形式主义，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措施不力。在传承的模式上，如何突破现有的模式，使传承的载体从显性向隐性渗透，使民族文化的精髓真正融入到少数民族学生的血液中，而不仅仅是表面光鲜亮丽的文艺演出，这又是一个难题。在学校教育充分发挥出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之前，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氛围的保护更加紧迫。在一些注重记忆和口传心授民族传统技艺濒临消失之前，如何培养好接班人，如何实现与学校教育的对接，考验着政府与学校的决心和智慧。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如果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在经历经济发展巨变的过程中，其传统文化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我们应该吸取前车之鉴，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及时破解传承中的难题，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国近代史就是很好的题材，就那几次战争比较典型（1840年鸦片战争，1856第二次鸦片战争，1894甲午中日战争，1900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一步步成为完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可以由此抒发爱国主义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