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议论文800字赏析高中课文

《兵车行》原文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赏析：这首诗是讽世伤时之作，也是杜诗中的名篇，为历代所推崇。诗旨在讽刺唐玄宗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充满非战色彩。诗的开头七句为第一段，写军人家属送别儿子、丈夫出征的悲惨情景，描绘了一幅震人心弦的送别图。“道旁”十四句为第二段，通过设问，役人直诉从军后妇女代耕，农村萧条零落的境况。“长者” 十四句为第三段，写征夫久不得息，连年征兵，百姓唯恐生男和青海战场尸骨遍野，令人不寒而栗的情况。全诗把唐王朝穷兵黩武的罪恶，揭露得尽致淋漓。诗寓情于叙事之中，在叙述中张翕变化有序，前后呼应，严谨缜密。诗的字数杂言互见，韵脚平仄互换，声调抑扬顿挫，情意低昂起伏。既井井有条，又曲折多变，真可谓 “新乐府”诗的典范，前呼后应也是这首诗的写作特色之一。歌行，古代诗歌的一体。汉魏以下的乐府诗，题名为“歌”和“行”的颇多，二者虽名称不同，其实并无严格的区别。后遂有“歌行”一体。其音节、格律，一般比较自由，形式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富于变化。“行”是乐曲的意思。[编辑本段]作品赏析这是一首反对唐玄宗穷兵黩武的政治讽刺诗，可能作于天宝十载（751）。天宝以后，唐王朝对我国边疆少数民族的征战越来越频繁，战争的性质，已由天宝以前的制止侵扰，安定边疆，转化为残酷征伐。连年征战，给边疆民族和中原人民都带来深重的灾难。《资治通鉴》卷216载："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沪南。时仲通将兵八万，……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疬，未战，士卒死者十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 这首诗大概就是为此事而作的（沈德潜认为此诗乃"为明皇用兵吐蕃而作"（《唐诗别裁》），不确）。全诗分为两大段：首段叙事，写送别的惨状。"问行人"以下为第二段，由征夫诉苦，是记言。诗人深刻地揭露了李唐王朝穷兵黩武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表达了对人民不幸的真挚而深厚的同情。这是杜甫第一首为人民的苦难而写作的诗歌。这是一首七言歌行，诗中多处使用了民歌的"顶真"手法，诵读起来，累累如贯珠，音调和谐动听。另外，还运用了对话方式和一些口语，使读者有身临现场的真切感。《唐宋诗醇》云："此体创自老杜，讽刺时事而托为征夫问答之词。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小雅》遗音也。篇首写得行色匆匆，笔势汹涌，如风潮骤至，不可逼视。以下出点行之频，出开边之非，然后正说时事，末以惨语结之。词意沉郁，音节悲壮，此天地商声，不可强为也。"

——《剑门》鉴赏（诗略）—— 剑门，在今四川剑阁县北。据《大清一统志》：“四川保宁府：大剑山在剑州北二十五里。其山削壁中断，两崖相嵌，如门之辟，如剑之植，故又名剑门山。”杜甫于乾元二年（759）十二月携家眷从秦州同谷转徙成都时，途经此地，他惊叹于地势之险要，联想到由藩镇强大造成的安史之乱，意识到剑南之地容易被军阀负险自固、割据称雄，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深深忧虑。这首诗的开始八句，突兀而起，描写了作者初见剑门山那种惊愕的神态。如此奇险、雄壮的大山，真是地造天设啊！山山相连环绕西南，山上的石头犄角都指向北方。两崖高耸，仿佛墙壁，砌垒之状，宛如城郭。只要有一个人怒而据守，即使百万人也莫敢近前！这些生动的描写，一方面是采用赋的手法，直接描绘山势的雄奇、险要和壮伟，展现了壮阔宏大的气势，十分形象，使人如临其境。杨伦说：“宋祁知成都至此，咏杜诗首四句，叹伏，以为实录。”（《杜诗镜铨》）诗中用“险”字、“壮”字来形容剑门，全篇都从这二字生发开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诗中采用了赋中有兴的手法，寄寓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尤其是“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二句，意蕴丰厚，耐人寻味。”浦起龙《读杜心解》说：“俱以地险易动立论”，“抱西南，见曲为彼护；角北向，见显与我敌。末欲铲叠嶂之根。”诗人从险峻的山势中，已经清醒意识到，这样险要的地理环境，容易被野心家所利用，随时都有脱离中央王朝，地方割据的危险。“石角”，表面是写山，其实是象征那些居心叵测的地方军阀。在具体描写的基础上，作者针对时事，抒发议论。诗人先写当前朝廷剥削百姓，珠玉等物日往中原，故蜀民穷困，以至岷山、峨眉山也为之气色凄怆。其中“走”字系由《韩诗外传》中化用而来，卷六云：“夫珠出于江海，玉出于昆山，无足而至者，犹（同由）主君好之也。”这就委婉曲折地指出了唐王朝对四川人民的苛敛和搜刮，从而揭示了天下致敌之由。之后，作者笔锋一转，又从历史的角度抒发议论。回想上古时代，四川未通中原，那时人们不分彼此，连鸡犬也是随便放的。而夏商周之后，虽对远方实行怀柔政策，但其设官受贡，开了后世苛捐猛征之先，并且对跋扈之徒也逐渐失去了控制，致使地方军阀高视阔步，称王称霸，彼此互不相让，厮杀得难解难分。这些议论，句句是说历史，而句句又联系着现实。最后四句，诗人直抒胸臆表达对发动战争，割据祖国之人的强烈愤怒，和对祖国前途的忧虑。我要谴责天公，真想铲平这重山叠嶂；想到割据一方的事将来会不时发生，我不禁临风惆怅、沉默无言了！这最后四句十分重要，是全诗的关键所在。“罪真宰”、“铲叠嶂”云云，与篇首对险、壮的极力描写，遥相呼应，使上面的描写落到实处；“恐此复偶然”，又是对“并吞”、“割据”等议论的总结，并进一步表达了对今后形势的忧虑。陈贻焮先生说：“诗人所虑者有二：一，剑门天险，利于军阀扼险割据，古已有之，今亦难保无虞；二，天府之国，物产丰富，若诛求太过，难免结怨生乱。这也就是这首诗的主旨。”（《杜甫评传》中卷）这深深的忧虑，使得全诗的结尾显得更为沉郁有力。然而，作者在最后一句，却又有意宕开一笔，“临风默惆怅”，生动地画出了诗人欲言难言的形象，隐隐透露出无可奈何的情绪，给人以悠然意远之感。诗歌突兀而起，经中间的转折变化，到最后的稍稍宕开，全诗象狂澜陡涨，腾挪跌宕百姓流转，把作者心潮变化的过程，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领悟到雄奇阔大、苍茫浩远的诗意。杨伦在《杜诗镜铨》中评论此诗：“以议论为韵言，至少陵而极，少陵至此等诗而极，笔力雄肆，直欲驾《剑阁铭》而上之。”杜甫在诗中议论，是开了宋人的以议论为诗先河，但杜甫的诗中议论也不同于一般宋诗。一方面，诗人的议论与景物和人事的描写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议论建立在生动的形象之上，自然生发。另一方面，作者在议论中融注着自己的激情，语语扣动读者的心弦，因此毫不枯燥。再一方面，作者的议论处处针对着现实社会，因此毫不空泛。

唐朝，自古便被称为诗的国度。无数优秀诗人吟诵出情景交融、气象万千的佳作，使唐诗成为中国诗史的辉煌巅峰。在群星荟萃的诗坛上，最耀眼的应数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而在这四人中，杜甫沉韵的诗风、精简的语言、以及他那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我十分喜爱。现在，就让我们扫开历史的尘埃，一起走进杜甫，走进他那忧国、伤时、怜民的杜诗中去。　　杜甫，唐朝诗人。少年时即以诗赋受长者称许。到后来，还被称为唐诗集大成者。尤其是他的后期七律，沉郁顿挫、精切而毫无斧凿痕、凝炼却又挥洒自如，被称之为唐诗最高成就。因此后人尊称他为“诗圣”。又因为他的诗揭露了朝廷的腐败、反映了民间的疾苦，所以他的诗也被称为“诗史”。　　他三十五岁进京，希望考取功名，造福百姓、光耀门楣。可是事与愿违，十年应举，皆名落孙山。这也就使他逐渐接触社会下层写下了揭露当时天宝弊端的《兵车行》、《丽人行》。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　　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长安、洛阳沦陷，十年追求功名之心终告破灭，之后便过着流浪的生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便是叛军攻入长安后的一副社会缩影，包含诗人的切身悲痛。杜诗成为一代诗史由此开始。之后陆续写下：《哀王孙》、《悲陈陶》、《悲青板》《石壕吏》“三吏”、“三别”这些诗描绘的一幅幅惨绝人寰的画面皆反映了战争的残酷、时代的悲剧。三男邺城戍，二男新战死。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以《秦州诗》为转折后，杜诗不以陈事为主，而是自叹身世。但未因此失去其诗史性质，而是淡化为时隐时现的背景。如：《登楼》、《白帝》、《登高》……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皆是身世自叹、忧国、伤时与悯民。

这首诗歌写于大历二年（767年）秋天，是杜甫寄寓夔州时所作。诗人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开始挈妇将雏，流浪漂泊，倍尝生活的艰辛，直到唐肃宗广德元年（763年）。公元767年的时候，虽然安史之乱已经结束四年了，但是地方军阀为了争夺地盘，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又乘机而起，社会仍然是一片混乱。这时，杜甫已经是一位漂泊受难、饱经沧桑的五十六岁的老人了。他目睹了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的重重创伤，感受到了时代的苦难，家道的衰败，也感受到了仕途的坎坷，晚年的孤独和生活的艰辛，心中百感交集，写下了这首慷慨激越、动人心弦，被称为“杜集七言律诗之冠”的《登高》一诗。整首诗歌“悲”字是核心，是贯穿全诗的主线。诗人由内心伤悲而登高遣悲，由登高遣悲到触景生悲，由触景生悲到借酒遣悲，由借酒遣悲到倍增新悲，全诗起于“悲”而终于“悲”，悲景着笔，悲情落句，大有高屋建瓴之形，坂上走丸之气势，这“悲”字是诗人感时伤怀思想的直接流露，是诗人忧国忧民感情的充分体现，这种质朴而博大的胸怀，让人品读咀嚼，至再至三，掩卷深思，叹惋无穷！

杜甫议论文800字赏析高中

“杜甫很忙”——也说恶搞之风在人教版高中二年级《语文》课本中，有一课收录了杜甫的诗作《登高》，右侧配有杜甫的半身画像。近日，网友掀起了对杜甫像“再创作”的热潮，纷纷发布在微博或其它网站。其中，杜甫时而手扛机枪，时而身骑白马，时而脚踏摩托，时而摆摊卖西瓜，时而化身送水工……好事的网友为这一系列取了个名：“杜甫很忙：开完摩托骑白马，送水过后卖西瓜”。 “诗圣”画像被如此恶搞，引起一片争议。有人不无忧虑：杜甫身份卑微却心忧天下，对这样一位诗人，恶搞他的画像，是思想贫瘠、信仰缺失的表现。一位诗歌协会会长呼吁说：“恶搞不能没有民族底线，不能没有精神之光！” 当然，面对“民族底线”这样一顶帽子，网民们多少会有点愕然。这年头，对严肃文化的恶搞与解构，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风潮，杜诗圣也绝非是被恶搞的第一人。比如，2008年有过一个喧嚣一时的 “全民孔子计划”，在网友的创作里，孔子被逼婚、卖起了炸鸡、还成了不得志的广播员……恶搞名人榜上还有：李白，“床前明月光”成了 “牙齿掉光光”；屈原，被注册成猪饲料的商标；孙悟空，爱上了铁扇公主……简直就是“没有搞不到，只有想不到”。曾把电影《无极》恶搞成《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视频的胡戈说，“恶搞是一种新型的开玩笑方式。恶，并不是坏的意思，也不是恶意。”也许，在那些疯狂涂鸦一切圣贤的年轻人眼中，恶搞仅仅是一种游戏，它没有什么特别的恶意，也谈不上什么深刻的目的——不在乎什么，不追求什么，也不讽刺批判什么，专注当下的快感，玩了，笑了，也就够了。难怪还有人毫无逻辑地自辩说，对杜甫画像的涂鸦，“完全是出于内心对杜甫深沉的喜爱”。瞧，就是如此的漫无边际、不着五六。虽然《杜甫像》本身为人物画大师蒋兆和巅峰时期的作品，但我相信，给杜甫添上白马或摩托的年轻人，绝没有当年法国人杜尚为《蒙娜丽莎》添上小胡子时的艺术追求，也谈不上什么对传统审美价值的离经叛道。因此，用缺乏“底线”或“信仰”来批判“杜甫很忙”式的恶搞，虽然没什么错，但恐怕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和一些年轻人是“鸡同鸭讲”。说到底，这种恶搞本质就是一种无聊，或者如恶搞者自己所说，“一种发泄”，恐怕并无与主流价值作对的目的。笔者认为，对此类恶搞，当然需要恰如其分的批评，需要有针对性的引导，但只要不出现不良或低俗的内容和思想，不妨放轻松一些看待，无须太过担忧。画像被涂鸦上几笔，杜甫并不会就此失去“诗圣”的光彩，而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至于因此蒙羞。值得担心的倒是，宣泄一己情绪的“恶搞”文化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风行，究竟是经典褪色的原因，抑或压根就是结果？在年轻人无意义的自我创作以外，我们的教科书、育人者与文化创作者，有没有提供多种可亲近的方式，让他们去理解和爱上传统文化？或者创造出打动人心的当代经典，唱出先声，蜕变文风，对抗当代文化中流行的去历史化和去语境化。杜甫说过，“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他大概才不会在乎如何被“恶搞”，因为他早就断定，杂音与碎片无论曾经多么喧闹与风光，最终都将随风而逝，而民族文化真正的精神之光，绝没有那么脆弱。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常常感到遗憾，无缘生活在那诗歌鼎盛的唐朝，无缘结识流芳千古的众多名家，我多想与王勃同游腾王阁，共叙“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多想与李白同舟远行，体味“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友谊，但我最倾慕的是一生颠沛流漓，不改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他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他 7岁即开始学诗，自幼好学，“熟精《文选》理”，“读书破万卷”，知识渊博，颇有政治抱负，15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公元731年，年仅20岁的杜甫为追求济世报国理想而开始第一次漫游，在吴越（现江苏浙江一带），游览了江南许多秀丽的山川。其《壮游》诗曾写道：“东下姑苏台，已俱浮海航。至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但当时少年气盛，考场得失并未十分在意。第二年，杜甫又开始第二次漫游，这次的地点在齐、赵（今河南、山东、河北）一带。他在《壮游》诗中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青云冈。”从这几句诗中可见，杜甫在齐赵漫游的时候是多么的风流倜傥，春天在丛台上放歌，冬天在青丘旁打猎。其间他还创作了《望岳》、《登兖州城楼》等作品，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样俯视一切、慷慨激昂对人生充满憧憬和信心的名句。天宝三载（744），他在洛阳与李白相遇结识，二人一见如故，同游梁、宋，这是杜甫的第三次漫游。此次漫游的同伴还有诗人高适，三人情趣相投，一起登高怀古，饮酒赋诗，郊游狩猎，访古寻幽，不一快哉。直至秋天，三人分手，他怀抱着政治理想来到了京都长安。但是迎接他的是冷漠的社会现实，杜甫在仕途上又一次遭到了挫折，生活也落魄起来。直到天宝十四载十月，困守长安十年后才被任命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是一个正八品下的小官，与杜甫的理想比较，简直有点滑稽。但也只得离开长安，来到寄居在奉先（今陕西蒲城）的妻子身边，一路上他看到饿殍遍野，又见唐玄宗正和杨贵妃在华清宫通宵饮酒作乐，满怀悲愤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标志着唐朝盛世最后的完结。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视旧居，归途上亲眼看到人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蒙受的苦难，写出著名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组诗六首，后人简称为“三吏”、 “三别”。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干戈扰攘、哀鸿遍野的中原，眼前呈现出一片田园美景，花鸟虫鱼都好象对他表示殷勤，使他多年劳苦忧患的生活，暂时得到休息，他也怀着无限的爱写出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但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两年，他没有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在大历五年冬死于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舟中，终年59岁。他逝世前写出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的灾难为念。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43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杜甫议论文800字赏析高中生

没啥呀，就多了一些快乐因子和莫名的人气。人家也没夸夸其谈自己如何了不得，充其量写了一步幼稚无趣的言情罢了！

杜甫议论文800字赏析及解析高中

杜甫议论文800字赏析高中原文

【登高】作者：【杜甫】体裁：【七律】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诗是大历二年（767）年杜甫在夔州时所作。萧瑟的秋天，在诗人的笔下被写得有声有色，而引发出来的感慨更是动人心弦。这不仅由于写了自然的秋，更由于诗人对人生之秋所描绘的强烈的感情色彩。颔联状景逼真，是后人传诵的名句。颈联两句，十四个字包含了多层含意，备述了人生的苦况，更令人寄予强烈的同情。农历九月九日登高的习俗，这首诗就是唐代宗大历二年（767）的重阳节时诗人登高抒怀之作。此时杜甫寓居长江畔的夔州（今四川省奉节县），患有严重的肺病，生活也很困顿。全诗通过对凄清的秋景的描写，抒发了诗人年迈多病、感时伤世和寄寓异乡的悲苦诗篇前四句描写登高闻见之景。首联连借风、天、猿、渚、沙、鸟六种景物，并以急、高、哀、清、白、飞等词修饰，指明了节序和环境，渲染了浓郁的秋意，风物具有鲜明的夔州地区特征。这两句不仅是工对的联语，而且句中自对，如“ 天高”对“风急”，“沙白”对“渚清”。句法严谨，语言锤炼，素来被视为佳句。颔联前句写山，上承首句；后句写水，上承次句。写山为远望，写水为俯瞰。落木而说“萧萧”，并以“无边”修饰，如闻秋风萧瑟，如见败叶纷扬；长江而说“ 滚滚”，并用“不尽”一词领起，如闻滚滚涛声，如见湍湍水势。两句诗，无论是描摹形态，还是形容气势，都极为生动传神。从萧瑟的景物和深远的意境中，可以体察出诗人壮志难酬的感慨之情和悲凉心境。诗篇后四句抒发登高所生之慨。颈联上句写羁旅之愁。“常作客”，表明诗人多年漂泊不定的处境；“万里”，说明夔州距离家乡非常遥远，是从距离上渲染愁苦之深；“悲秋”，又是从时令上烘托悲哀之重，“秋 ”字是在前两联写足秋意后，顺势带出，并应合着“ 登高 ”的节候。下句写孤病之态。“百年”，犹言一生；“百年多病”，迟暮之年百病缠身，痛苦之情可想而知；“独”字，写出举目无亲的孤独感；“登台”二字是明点题面，情才因景而生。这两句词意精炼，含意极为丰富，叙述自己远离故乡，长期漂泊，而暮年多病，举目无亲，秋季独自登高，不禁满怀愁绪。尾联进一步写国势艰危，仕途坎坷，年迈和忧愁引得须发皆白；而因疾病缠身，新来戒酒，所以虽有万般愁绪，也无以排遣。古人重阳节登高照例是要饮酒的，而诗人连这点欢乐也失去了。这一联分承五、六句：“艰难”备尝是因“常作客”所致；“潦倒”日甚又是“多病”的结果。诗前半写景，后半抒情，在写法上各有错综之妙。首联着重刻画眼前具体景物，好比画家的工笔，形、声、色、态，一一得到表现。次联着重渲染整个秋天气氛，好比画家的写意，只宜传神会意，让读者用想象补充。三联表现感情，从纵（时间）、横（空间）两方面着笔，由异乡飘泊写到多病残生。四联又从白发日多，护病断饮，归结到时世艰难是潦倒不堪的根源。这样，杜甫忧国伤时的情操，便跃然纸上。此诗八句皆对。粗略一看，首尾好象“未尝有对”，胸腹好象“无意于对”，细细体味，“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无怪乎胡应麟盛誉其为“旷代之作”清代杨论推崇此诗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 ”（杜诗镜铨）），明人胡应麟更说此诗“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诗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