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论文1000字数量

鲁迅，现代作家，原名周樟寿，后来改为周树人。字：豫山，后改为豫才，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95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鲁迅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鲁迅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马克·吐温曾经说过：“十九世纪有两奇人，一个是拿破伦，一个就是海伦·凯勒。”最近我读了一本关于海伦的书——《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完这本书之后我的心被海伦的精神深深的震撼了！在书中，海伦说：“知识给人以爱，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智慧，应该说知识就是幸福，因为有了知识，就是摸到了有史以来人类活动的脉搏，否则就不懂人类生命的音乐！”。的确，知识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知识使海伦创造了这些人间奇迹！海伦是不幸的，但她又是幸运的，正是因为有了知识，她才如此幸运。在她19个月失去视觉和听觉后，就与这个世界失去了沟通，失去了联系，这个的幼小生命不知道如何排谴与世隔绝的孤独感，她古怪、粗暴、无礼，直至她的莎莉文老师走进了她的生活，教会她认字，才使她张开了心灵的眼睛，得以与人沟通。一接触到了知识，孤独的海伦意识到只有知识才能铺就一条通向光明之路。当海伦感悟到“水”——这个她所认识的第一个字后，便开始了对知识、对世界强烈的渴求，开始了迫不及待地认字、阅读，像一块海绵不断地从生命本身汲取知识。对知识的渴求，使她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单调和枯燥中竟然学会了德语、拉丁语、法语等多国语言，阅读了多部文学和哲学名著，吸取着那些伟人和智者的思想精髓。她把学习比做攀登奇山险峰，跌倒了再爬上去，每得到一点进步，就有一份鼓舞，逐渐看到更为广阔的世界，直到璀璨的云端、蓝天的深处、希望的顶峰！这些知识，像一道道彩虹，点亮了海伦心中的灯，照亮了她的内心世界，也架起了海伦和这个世界沟通的桥梁！书中，海伦用细腻的笔触，对大自然景色的描写，使人很难相信出自一位盲聋人之笔；她去骑马、划船、游泳、划雪橇，甚至独自一人月夜泛舟，用心去领略月下荷塘的美景；她去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甚至去“欣赏”歌剧．．．．．．我相信她一定是用心来感受这个世界，用心来享受生命。她远比我们这些正常人活得幸福、活得充实、活得有意义！是知识给了她生活的勇气，是知识给了她接受生命挑战的力量，使她能以惊人的毅力面对困境，终于在黑暗中找到了人生的光明。是知识使她产生了一种的信仰：现实环境固然可怕，但人类应该抱持希望，不断奋斗。生命的意义何在，人生的价值何在？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我们似乎从未想过或不敢想象未来的世界，每日懒懒地生活，懒懒地工作，遇到困难就怨天尤人，抱怨上天不公。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时间如流水飞逝，过去的日子不再重现，当我们回首往事，是否值得留恋？是否值得纪念？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用知识点亮自己心中的灯，我相信，这个世界将是一片光明！海伦，用她艰难却幸福快乐的一生，诠释了生命的意义。她的一生是人类的奇迹，她的自传，使我汗颜，也使我警醒。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只有聋人才珍惜失而复得的听觉？只有盲人才珍惜重见天日的幸福？让我们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去充实生命、去享受生活！海伦说：“我努力求取知识的目的在于为社会人类贡献一点力量。” 知识的力量多么巨大，它能使一个残疾人，变成一个有益于人类、有益于社会的人。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海伦．凯勒一样，在有生之年把对知识的渴求，看作对人生的追求，每天都抱着这种追求，怀着友善、朝气、渴望去生活，我们的人生将会增添多少欢乐、多少幸福啊！海伦的一生，是生活在黑暗中却给人类带来光明的一生，她用行动证明了人类战胜生命的勇气，给世人留下了一曲永难遗忘的生命之歌！品读《我的空中楼阁》《我的空中楼阁》是台湾现代作家李乐薇女士的一篇借景抒情的散文，写得非常优美，读后犹如食过橄榄嚼过甘饴，回味无穷。喜欢读散文的人必定是耐心很好的人，也必定是懂得享受闲暇时间的人。以自己的经验而论，总认为心浮气燥的人是不适合读散文的。优秀的散文很适合安静的时候细嚼，只有反复地细嚼才能啧出味道。我们那时读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大抵只是为了应付考试，长大一点，重新翻阅，心情是截然不同的，对于自然、人、家庭，会有全新的感受和领悟。随着年龄的增长，看惯了红尘俗事，便喜欢安静，也因此喜欢读一些优美的散文。这一篇写景的小文不仅适合夜深人静时捧读，更适合悠悠地朗诵，昏黄的夜灯下，舒适地倚着床背，以一种平静的心情，逐字逐句地读，读着读着，便不由自主地陷于美景之中，深深地陶醉，如果有梦，那一定是甘甜而清香的。 “山如眉黛，小屋恰似眉梢的痣一点。”文章开头第一句话就唤醒了我的想象，如果山林是一位婀娜的美人，那小屋就是惹眼的美人痣？多好的比喻，我几乎要惊呼了！小屋的形象一下子柔和起来。世界太拥挤，城市太嘈杂，拥有小屋的人本已令人羡慕，况且又是那样美如仙境的小屋，我的心小鸟般云雾般飘渺着飞远了。。。。。。如痣小屋是她的世外桃园，如今的人，尤其是城市里厌倦了灯红酒绿的人，为生活所累的人，想着逃避苦难的人，也一定会爱上这可爱灵动翩翩欲飞的小屋，也一定如我般向往这一方净土。有人说，女人写散文，能把枯燥的东西写得有趣。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虽不养鸟，每天早晨有鸟语盈耳。” “无需挂画，门外有幅巨画——名叫自然。” 令人惊叹的语句，如此美不胜收的环境，怎不叫人羡慕？这不正是天人合一的景观吗？大自然就是一副无需雕饰的巨画，屋在画中，人也在画中，画随屋动，人随画行，这一切和谐而有序，几乎让人嗅到新鲜的氧气。我能想象人在画中从容快乐地行走，脚步似一串丁冬作响的音符，心情怎能不雀跃？小屋是清新的自然的，文字也是，爱极了这优美流畅的文字。文中除了开头和结尾的点睛之句，还有一些句字越读越有味。“小屋的出现，点破了山的寂寞，增加了风景的内容。山上有了小屋，好比一望无际的水面飘过一片风帆，辽阔无边的天空掠过一只飞雁，是单纯的底色上一点灵动的色彩，是山川美景中的一点生气，一点情调。”女作家寥寥数笔，便描绘出一个活泼生动的小屋，看过小屋的照片，是一张远景。在郁郁碧树掩映之下的小屋，只露出大体模样，白色的，像极了水面上的帆，更像一只飞鸟正展翅越过茫茫丛林，何止是灵动的色彩，这句“我的小屋在树与树之间若隐若现，凌空而起，姿态翩然。本质上，它是一幢房屋；形式上，却像鸟一样，蝶一样，憩于枝头，轻灵而自由！”不正是女作家飞扬心情的写照吗？小屋点缀了山，而葱茏的树木点缀了小屋。“山上有一片纯绿色的无花树；花是美丽的，树的美丽也不逊于花。花好比人的面庞，树好比人的姿态。树的美在于姿势的清健或挺拔，苗条或婀娜，在于活力，在于精神！”小屋衬出山的高大，而树木却烘托出小屋的灵巧。写小屋并连带着写了生命力旺盛的树木！树的美在于活力和精神，是不是在警示人们和激励自己呢？也许大自然会给喜爱它的人们新的启迪和遐想，也能带给人们激越的心情！是啊，为什么不呢！而我也终于想发出感叹：世界上的事物总是息息相关，彼此照应。再读这句：“小屋后面有一棵高过屋顶的大树，细而密的枝叶伸展在小屋的上面，美而浓的树荫把小屋笼罩起来。这棵树使小屋给予人另一种印象，使小屋显得含蓄而有风度。”在女作家眼里，小屋成了含蓄而有风度的朋友，想必这含蓄和风度亦是作家的追求？我想，能写出如此优美文章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我们虽然不能选择生活方式，但生活的态度应该把握，尤其要有热爱生活的态度，这应该是良好的心态。很喜欢这篇文章。最根本的原因应该就是羡慕她有一座安谧舒适的小屋。想想看，在自由的空间里，在广阔的大自然中，抛开一切杂念，与清泉为伴，和小鸟对话该是多么惬意的事，在这样的环境中，快乐和思想是永远不会枯竭和消亡的。这样的小屋对于爱好文字和书籍的人来说，简直比天堂还美！有时候，静下心读一些好的散文是一种享受。读这篇就是。能拥有这样一座远离尘世的小屋，真是一件美事！

书在每一个人生活中占据怎样的地位，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除了受个人学识、个人爱好、家庭环境的影响之外，还会打上很深的时代烙印。当然，我们要说的书不包括四大名著。因为不管是否读过，它们总会出现在每一位中国人必读的书目上。这里说的是所谓的闲书，陪我们度过一段段闲暇时光的书。这些书，大多是小说，还有一些散文和随笔。顺着作者的笔触，我们在书中看到自己，也看到别人……　　五六十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那个革命情绪空前高涨的背景下，涌现出了一批“红色小说”。用行话概括，就是“三红一创，三青保林”。《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再加上写于40年代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写于五六十年代的《上海的早晨》，就是“红色文学经典”了。　　这些小说塑造的人物有着革命超人的理想，形象有时过于高大全。不过，这些作品所宣扬的舍弃自我、为理想社会和全体人民幸福而献身的观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国家利益的战斗。尤其在“文革”期间，人们的娱乐只剩“八个样板戏”。书中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伟大的英雄式的爱情，仍然让人神往。　　在此阶段，国人能接触到的外国小说很少。不过，苏联当时也有相应的一批“红色文学”问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几乎人手一册，成为红色经典的代表。　　4《骆驼祥子》中的人道温情与启蒙立场　　《骆驼祥子》中，“老实，规矩，要强”的祥子经受一系列致命的打击之后，变成一具懒惰、挑刺、甚至不惜出卖人命以换取金钱的行尸走肉。这一精神堕落的原因，主要来自乱兵、孙侦探、虎妞父女所代表的社会黑暗势力对祥子生命意志的摧毁;祥子堕落的过程，又是一个命运和精神两方面都向车夫群体认同的过程。这样，祥子的生命悲剧也就具有了更为普泛的典型意义。对这一悲剧充满激情的叙说，透出的是老舍温厚的人道情怀和　　作者：未知文章来源：论文网人气：23951 加入日期：2007-12-31　　--------------------------------------------------------------------------------　　4《呼啸山庄》中希思克厉夫性格的双重性　　《呼啸山庄》中希思克厉夫性格的双重性摘要:《呼啸山庄》作为艾米莉•勃朗特的惟一的一部小说，无论是在主题结构上，还是在艺术构思上，作品都表现出了女作家超乎寻常的独创性，文章分析了其主要人物希思克厉夫在出走!重新回来直至报复过程中表现出的双重性格。关键词:呼啸山庄;希思克厉夫;双重性《呼啸山庄》是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惟一的一部小说，它于1848　　作者：佚名文章来源：论文网人气：13909 加入日期：2007-12-30　　--------------------------------------------------------------------------------　　4文学研究的新思路—简评尧斯的接受美学纲领　　接受美学从六十年代末在联邦德国兴起，而后很快向东西两个方向辐射、蔓延，短短十多年，竟席卷了欧洲大陆与苏美，压倒了曾经炫赫一时的结构主义思潮，成为最新的、影响最广的美学理论之一。接受美学的创立者是联邦德国以尧斯(Hans Robert Jauss)、伊瑟( Wol馆and Iser)等五位年轻教授和理论家为代表的“康斯坦茨学派”(Die I}onstanzer Schule)，该学派著述甚丰，其中以　　作者：朱立元文章来源：论文网人气：1315 加入日期：2007-11-15　　--------------------------------------------------------------------------------　　4中西叙事概念比较　　内容提要中国叙事理论和西方叙事理论的建构，有各自不同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由此创造了与该理论相适应的叙事概念。本文通过对理论遗产的清理，梳理出中西叙事理论的三对概念：一线穿与整一性、间与障碍、间架与插曲，对它们的来源、特性及其在叙事文本中的运用做了辨析和比较。关键词叙事概念一线穿整一性间障碍间架插曲中西文学叙事有各自的理论体系和与该理论体系相适应的理论概念。由于中西叙事　　作者：张世君文章来源：论文网人气：2617 加入日期：2007-11-15　　--------------------------------------------------------------------------------　　4叙述形式的文化意义　　形式具有意义，独立于内容的意义，这是20世纪美学一再阐明的命题。本文想要论证的是，小说的叙述形式，具有独立于小说内容的意义，而且是与整体的社会文化形态相关的意义。具体地说，小说形式特征的变迁，往往与一定的社会文化形态相联系，不是内容，而是形式，更深刻地反映了文化对文学文本产生方式的制约力和推动力。现代叙述学研究者，多少都感到了这个向题，虽然至今没有人给予系统的说明。泽尔尼克曾经声称：意识形态被构筑　　作者：赵毅衡文章来源：论文网人气：1799 加入日期：2007-11-15　　--------------------------------------------------------------------------------　　4“史传”、“诗骚”传统与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小说在叙事时间上基本采用连贯叙述，在叙事角度上基本采用全知叙事，在叙事结构上基本以情节为结构中心。这一传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在二十世纪初受到西方小说的严峻挑战。在一系列“对话”的过程中，中国小说终于完成了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基于两种移位的合力：第一，西洋小说输入中国，中国小说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第二，中国文学结构中小说由边缘向中心移动，在移动过程中吸取传统文　　作者：陈平原文章来源：论文网人气：1859 加入日期：2007-11-15　　--------------------------------------------------------------------------------　　4叙事理论与文化战略　　理论之道有两条，一条简捷，一条艰难。近年来许多人拥挤在简捷的路上，把西方的特殊情境中式样翻新的思潮术语饥不择食地搬来，未经选择、消化、质疑，更舍不得潜心去融汇贯通，便急急忙忙地以为这就是“观念更新”，中国的文学现象在他们的手下，就像借得纯阳祖师吕洞宾的“金指头”一般似乎点石为金了。叙事理论方面的情形也如此。一批学者认真地翻译了英、法、美诸国的一些重要的叙事学著作，令人视野大开；但也出现一些对我国漫　　作者：杨义文章来源：论文网人气：1212 加入日期：2007-11-15　　--------------------------------------------------------------------------------　　4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和文论的现代性　　内容提要当代是西方有史以来“叙事”最受重视的时期，也是叙事理论最为发达的时期。尽管流派纷呈、百家争鸣，但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构成了当代叙事理论的主流。国内学界一直聚焦于经典叙事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后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叙事理论的新发展，出现了多种跨学科的研究派别。本文重点评析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揭示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诗学之间的多层次对

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文1000字数量

我的一点愚见 1917到1927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鲁迅先生的彷徨和那声呐喊了点明了中国黑暗社会的本质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郭沫若先生的那毁灭一切旧的寻求新的 1927到1937 长篇小说的繁荣本时期长篇小说大放异彩三部曲形式的小说繁荣 1937到1947 国统区沦陷区孤岛解放区文学各有千秋不好说谁是划时代的我认为比较有意义的是解放区的文学指明了农村和农民问题比较有现实的意义把楼主的问题比较有分量哦在下贻笑大方了

第一个十年（1917—1927）：“五四”启蒙文学主导时期；第二个十年（1927—1937）：左翼革命文学主潮时期；第三个时期（1937—1949）：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不同地域的多样文学形态。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1000字数量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一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二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解体，使国际战略形势更加复杂多变。从表象上看，一些大国的战略不断花样翻新，但又似曾相识。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来分析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固然更直观、更能从影响战争的诸因素的横向联系来说明问题，然而毕竟是从现实看现实，从动机研究动机，往往缺乏历史纵向性的透视力。从历史思想文化与战略的关系这个角度进行一些探索，也许有助于为研究国际战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思想文化是战略的底蕴和根基世界上每一种文化传统都包含着关于战争的思想；每一种战略思想又都与一定的思想文化相联系。广义的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然环境、社会形态、经济水平等作用下长期形成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总和。思想文化以人对自然、人对人的态度，人的生存方式及其生命意义为主要内容。它的发展虽然总体上与历史的发展是并行的，但是，思想文化有时是可逆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畸变或倒退。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当时的国家政治，但战略又深刻地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差异，决定其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的区别，从而也影响到战略文化的不同特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文化都有其固有的传统文化的烙印。也就是说，战略的底蕴和根基是思想文化，而且战略思想最终要汇人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略思想也是一种文化，战略思想的发展是一种文化现象，不论它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是如此。思想文化与战略相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战略文化。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略行动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它具有观念形态、历史继承性、国体与区域特征等属性。它是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因为战略家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和教养中进行认识和实践创造活动。战略制定者的个人风格，正是其文化底蕴的外在表现。因此，从战略文化的角度分析有关国家的战争准备与实施，挖掘其深层次的思想文化与哲学的背景，及其对思想文化的反作用，并且揭示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是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战争指导上，了解对方的战略文化与了解其军事部署是同等重要的。 (二)中华文化与战略传统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延续最久又辐射甚广的文化。众所周知，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中，中华文明以其源远流长而著称于世，至今已经延续了5000多年。在中国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不仅孕育出灿烂辉煌的人文思想，而且产生了具有深刻哲理的军事思想。中国的战略文化起源很早，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当时的华夏文明，培育了《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战略思想和理论，同时在《周易》、《老子》、《尚书》、《论语》、《孟子》中也包含有若干大战略的观念。它们都成为先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整体和谐。其内容极为丰富，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可以说就是：和平、统一、防御；知兵非好战。表现为文字创造上的“止戈为武”；道德观念上的“和为贵”、“仇必和而解”；政治上的“兼爱”、“非攻”、“以战止战”；军事上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等。中国的军事防御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中的“师左次，无咎”，《尚书》中的“罔或无威，守执非敌”，后来发展到《孙子兵法》中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中国战略文化的防御性质是得到世界公认的。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说：“中国的决策人历来强调防御性的地面战争……与欧洲帝国主义行动中所显示的商业扩张主义的进攻理论截然不同。”托马斯·克利瑞说：“中国将武力的使用限于防御目的，是受源出于道家和儒家道德思想的影响。战争只是不得已的手段，而且必须有正当的理由，这通常是指防御战争，但不排除惩罚性战争，以制止以强凌弱的行为。”中国的万里长城从来都是防御的象征，而不是国界的象征。儒家主张：“夷狄之人中国者则中国之”。历代中原政权所实施的军事战略，如慑之以兵威，和之以婚姻，阻之以城塞，施之以禄位，通之以货利，怀之以教化等等，都反映了中国独特的战略文化。美国作家蒙特罗说：“征服中国，好像将一把剑投人海中。其抵抗似乎很小，可是不久以后，钢铁就会生锈，而且被合并了。这合并的过程非常彻底，几代之后，就只有哲学家才知道，谁是征服者，谁是被征服者了。”这个比喻富于文化和哲理含义。中华文明赋予其战略的灵魂就是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这种战略文化，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为中国人民带来了自身的繁荣和睦邻友好关系。但是，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腐败的政治体制和无能的军事官僚，没能将防御传统的积极成分加以发扬，而是承袭传统战略文化中的保守性的一面，实行消极防御，封边禁海，放弃海疆。特别是对待军事技术的基本态度上，古代中国多突出“道”与“器”之辨，重道轻器，忽视军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这种弊端在封建社会全盛、外部压力较少之时尚能被掩盖，然而当封建社会步入衰世，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之时，其恶果便暴露出来。清王朝后期，对外敌入侵抵抗不力，甚至不战而退、不战而降，从而给中国近代史蒙上屈辱的阴影。中华民族是一个珍视统一的民族。中国战略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就是统一观念。反对分裂，谋求统一，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与大融合，这是中国几千年战争史的主流。无论一个时期内国家如何分裂、各民族间如何对立，最终的结局仍是在民族和解中产生出新的更大范围统一的中国。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繁衍和生息的人民，无论他们生活在哪个时代，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也无论他们信仰什么宗教，甚至无论他们迁徙到什么地方，都始终保持着对一种统一文化和一个统一国家的高度认同。这种文化就是中华文化，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中华文化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文化体系，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习俗都可以在这个博大的文化体系内融汇与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发生过西方历史上那样惨烈的宗教战争，这正是中华文化的伟大贡献之一。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革命战争，对历史留下的战略文化传统进行了科学的扬弃，传统战略文化的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新的意义。中国现代战略文化划时代的里程碑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立。毛泽东军事思想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理论。这个理论一直延续到今天。它强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要别国的一寸土地；也不许别国侵占我国的一寸土地。主张和平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在军事与政治外交相结合的斗争中，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作战指导上，实行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就使得在战略上属于防御性质的作战，避免了消极保守被动的一面，发挥了积极主动的一面，从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中，中国始终把日本统治阶级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教育改造并释放日本战犯；抚养日本侵略者丢下的遗孤，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和以德报怨的文化传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对待敌军战俘实行真正的人道主义政策，得到全世界包括当时敌对国家在内的普遍公认和赞扬。在对印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收复了被印军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在完全有能力继续追击的情况下，为了表示和平诚意又主动回撤到原先的实际控制线，并且释放全部战俘，主动交还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和军用物资。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宽仁，正是体现了中国战略文化的特色。 (三)普鲁士文化对战略的两重性影响德国近代史留给人类的经验教训是多方面的。它既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产生了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和诸如海涅、歌德、席勒、贝多芬等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产生了沙恩霍斯特和克劳塞维茨等军事理论家与军事改革家，但同时它也产生了威廉二世、希特勒等一帮战争狂人，使德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之一。德国的近现代史完整地推演了文明和哲理怎样被异化，怎样通过蛊惑和煽动而对一个民族的精神进行误导，怎样产生当权者的极度偏邪的战略思维，又怎样从疯狂走向自我毁灭，而德国人民则获得理性的复归的历史进程。威廉一世和俾斯麦在1866年与1871年之间，通过“铁血政策”结束了几乎达1000年之久的德国分裂状态；从建立普鲁士帝国到1945年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消亡，德国的历史进程，除了魏玛共和国的一段时期外，基本是先后在俾斯麦、威廉二世、希特勒一脉相承的战略思维引导下，沿着侵略扩张的历史逻辑，从发生发展到走向灭亡。

有人说，辛亥革命成功了；也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但我认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没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败。首先，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更具有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场革命。由于资产阶级和同盟会的组织和领导，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在广大工农和其他劳动群众多种方式反抗斗争所汇成的革命怒潮中，赶跑了狗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产生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虽然这部文献不久被北洋军阀废弃，但经过这次革命，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势力，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思想准备。辛亥革命也给帝国主义沉重的一击，虽然资产阶级没有明确提出反帝政治纲领，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但帝国主义利用反动的清政府统治来打破中国人民的美梦。自清政府垮台后，帝国主义妄图扶植新走狗，但这些“新走狗”都是短命，一个接一个被中国人民打倒在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再深透点讲，辛亥革命实际上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设银行都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辛亥革命还打落了亚洲第一个皇冠，具有国际意义。辛亥革命沉重了打击了帝国主义，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于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个巨大的鼓舞。在中国革命影响下，如一九一三年荷属爪哇以及其他殖民地，都广泛掀起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的革命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统治遭到破坏。总之，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为中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但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完成了第一项——民族主义，其他民权、民生长期挂着欠账。而且就民族主义一项来说，完成的也仅仅是“驱除鞑虏”，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袁世凯上台后，中国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三民主义成了纸面上的东西，他们挂羊头卖狗肉，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就这一点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却是煮了一锅夹生饭。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所以它又是失败了。领导这次革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缺乏明确反帝纲领和具体行动，由于资产阶级历史的局限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不清楚。从同盟会到南京临时政府，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西方是会赞成的，孙中山不仅没有辨明对帝国主义的所谓“中立”的伪装，反而在《告各友邦书》中以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为代价，和帝国主义维持友好关系。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革命实难继续下去。资产阶级把革命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他们认为“清帝退位”就是专制已除，革命就大功告成了，正因为如此，这恰恰给了那些擅于投机取巧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以可乘之机，后来袁世凯以清帝退位为交换条件窃取政权，破坏革命，革命派不仅没能识破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手法，相反竟把袁世凯作为同盟者，这就说明革命派对反对封建主义是不彻底性。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在同盟会的纲领中，虽然提出“平均地权”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被全体革命党人所接受，也没能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因而也未能实行“平均地权”，从而失去动员农民群众的作用，既然革命党失掉农民的支持，就把注意力转到新军和会党。正是由于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力量才是显得十分弱小，毛泽东曾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下，革命遭到失败是在所难免的。革命党人没有建立和掌握一支有组织的革命武装，同盟会发动新军和会党举行起义，这两者毕竟不是革命党人自己建立的武装，况且新军、会党成员复杂，他们中大多数人接受立宪派和旧官僚，因此，在旧势力煽动下往往会变成破坏革命的力量，革命党人缺乏有力的武装队伍，很难应付反动势力的反扑。中国同盟会也没有建立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因而在组织上是不巩固的，同盟会内部复杂，政治信仰不一致，思想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所以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这样一个思想上缺乏信仰，组织上松懈无力，内部矛盾重重的政党。总而言之，革命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是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必然会出现的，如封建阶级和外国势力的联合破坏，迫使革命党人将国民政府拱手让给袁世凯；当时农民受封建残余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党难有建立和掌握一支军队的经济、政治和群众基础等。革命也是在与时俱进的。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应是它对后来历次革命的影响，它的成功同时也是失败的种种原因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借鉴。大胆地说，正是有了辛亥革命开历史之先河，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民主革命的胜利。所以说，从它本身而言，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但从它对后来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影响来看，是值得我们赞扬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失败的、不成功的。因此，我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奠基石，它说明了只要不断地革命下去，胜利终有一天会来临！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难说有完全彻底的。所谓彻底，只能说是基本彻底。自沉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剥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旧完全彻底决裂，他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协、融合、并存。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贵族头衔，此即革命不彻底的明显例子。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中国近现代体育论文1000字数量

人的身体和心理有密切的关系，健康的心理寓于健康的身体，心理不健康则会导致身体异常甚至患病。体育锻炼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体质，同时对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有着积极的作用，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体育锻炼为心理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人的心理是人脑的活动。心理健康发展，必须以正常健康的身体，尤其是以正常健康发展的神经系统和大脑为物质基础。体育锻炼能促使学生身体正常、健康地发展，为心理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是心理发展的重要条件。二、体育锻炼是心理发展的一种动力体育运动与日常自然的身体运动相比，无论内容和形式都不尽相同。所以，原有的心理水平往往不能满足所学习的运动项目的需要。例如，短跑要求较短的反应潜伏期、良好的运动距离知觉和运动速度知觉。又如，篮球比赛中的带球上篮，由于要了解队员位置，要求有较大的注意范围，既要带球前进，又要防止对方拦劫，需要善于分配注意。几乎任何运动项目，都要求运动员有勇敢、坚持、自制、不怕困难等良好的意志品质和乐观、友爱、愉快、同情等多样的感情。上述心理活动和心理特征，就一个人的自然发展水平来说，当然不能满足运动学习和运动竞赛的需要。但是，在学生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运动水平或战胜对手而进行的运动活动中，原有心理水平便慢慢获得提高。也就是说，体育运动的新需要与原有心理水平的矛盾，推动了心理的发展。三、体育锻炼能推动自我意识的发展体育运动有助于学生认识自我。体育运动大多是集体性、竞争性的活动，自己能力的高低、修养的好坏、魅力的大小，都会明显的表现出来，使自己对自我有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认识。体育运动还有助于自我教育。在比较正确地认识自我的基础上，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修正自己的认识和行为，培养和提高社会所需要的心理品质和各种能力，使自己成为更符合社会需要，更能适应社会的人。四、体育锻炼能培养良好的意志品质体育一般都具有艰苦、疲劳、激烈、紧张、对抗以及竞争性强的特点。学生在参加体育锻炼时，总是伴随着强烈的情绪体验和明显的意志努力。因此、通过体育运动，有助于培养学生勇敢顽强，吃苦耐劳，坚持不懈，克服困难的思想作风，有助于培养团结友爱，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有助于培养机智灵活，沉着果断，谦虚谨慎等意志品质。使学生保持积极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积极参加体育课各种课外文娱活动，有利于学生的身体健康，为健康的心理提供稳固的物质基础。对学生的身心发展能起到积极作用。体育运动能促进身体形态的发育，改善人体机能，提高运动能力，并对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培养良好的情绪和意志品质，形成优良的性格特征起到积极作用。由于体育锻炼是通过学生自己的身体运动而实现的，所以，不仅增强了学生的体质，同时对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也很少聊天的时候过来看看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啊？？？？？

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文1000字数量是多少

2009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60年历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那么，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有了30年，据此，60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了“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2009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2009年文学研究的三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属于2009年，文学批评站在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之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最遥远的历史话题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异，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但再睹20世纪80年代两位思想者的风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 “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在本年度发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样一个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有鲜明风格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这样的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的价值。　　对“近三十年文学”的命名，打破了文学分期的局限，从2008年开始，这方面的论文增多。程光炜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集中了他本人和学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当引起关注。他的《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由点带面，讨论了如何认识“80年代”的问题，其方法与结论都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间。黄发有《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采用朴素、动态、开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颇具启发性。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质疑文学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结构”，提出了如何将近三十年文学“经典化”的问题。　　此类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回顾中。陈思和《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是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学理论卷》所作导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回顾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学院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文坛话语，把自己当作与世隔绝的怪物，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所以，即使是学院派的批评也不应该躲在学院里萎缩自己的学术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脱离实际，对社会不发生实际的影响。我以为要发展学院派的批评，还是需要把握与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学院派的批评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与实践、媒介的关系，被揭示为“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切中了文学批评问题的要害。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在界定何谓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巩固”和“瓦解”两种倾向，对文学类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深入的理论思考，延续了他近几年来从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中发现问题的“真正依据”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转型。郭冰茹《方法与政治》是她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系列之一，论文在反思新时期文学批评之中，对热议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着重揭示了方法背后的“政治”，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理论锐气。　　或许，文学批评面貌的细微处见于作家作品论。本年度这类文章中，如王光东与里程的谈话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晓华论《我与父辈》，张新颖论《生死疲劳》，李敬泽论《废都》，程德培论迟子建，施战军论范小青，谢有顺论小说叙事，周景雷和王爽论魏微，孙桂荣《论“八○后”文学的写作姿态》，以及张学昕访谈诗人杨炼、唐晓渡等，都值得一读。我还要特别推荐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虚和实》。梁鸿是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年轻一代学院派批评家，金理的出现让我们对“八○后”批评家怀有期待。　　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论作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有所恢复。张炜《谁读齐国老顽耿》论陈占敏小说，王安忆《刻舟求剑人》谈朱天心小说印象，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是批评中的“好文章”。作家表达的特别，在创作谈、讲演录中，都常有出彩之处，惊人之语。史铁生《理想的危险》、铁凝《文学是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苏童《八百米的故乡》和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等，在感性的表达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学思想。　　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不断探讨的话题，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的《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为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学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王德威《〈诗经〉的逃亡》论阎连科的《风雅颂》，章小东印象夏志清，季进访谈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译三篇海外学者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显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不同路径。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你可以求助度娘在百度搜呀，。找些（历史学研究）这之类的就可以找到好多了~

你好，请问这本书你还用吗？可否卖与我，考研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