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化论文3000字范文高中

有人说中国的河山好，有人说中国的人口众多，但我说的是中国民族和民族文化。我国是一个团结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又汉，壮，蒙古，回，藏，维吾尔，苗族等56个民族成员。下面是各民族的人口统计各民族中，汉族人数最多接近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其他民族人口仅占百分之4，称为少数民族我国各少数民族数量相差悬殊，其中人口最多的壮族约1600万，人数少的民族仅几千人，如珞巴族，赫哲族等各民族不论人多少，社会经济发展程度高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如何，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具有平等的地位。我国各民族分布的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汉族分布最广，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少数民族则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部地区。汉族地区有少数民族居住，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汉族居住。民族间的交错分布促进了民族交往与合作，为各民族共同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我国民族众多，但各个民族都有独特的民族风情。我国民族众多，各民族都有自身的风俗习惯。各具特色的民族风情给人以美的感受。我们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巩固和发展民族的风俗习惯，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各民族之间因和睦相处。各个民族的风俗都不一样，都具有特色在少数民族中各乐器都不一样，如；朝鲜族的长鼓，傣族的两面鼓，蒙古族的马头琴，壮族的合欢萧，哈萨克斯族的冬不拉等地民族乐器我就不一一详写了。这些就是我国的民族和民族文化。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少数民族文化论文3000字范文

给你篇美文。。。为汉服的低声吟唱作者：天涯在小楼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诗经·秦风》当我登上那古老的城墙，当我抚摸着腐朽的柱梁，当我兴奋的倚栏远望，总会有一丝酸涩冲上喉头，总听到有一个声音大声的说：记得吗？你的祖先名叫炎黄。有人跟我说，曾经有一条大鱼，生活在北冥那个地方，它化作一只巨鸟，在天地之间翱翔。巨鸟有如垂天之云般的翅膀，虽九万里亦可扶摇直上。圣贤赋予我们可以囊括天宇的胸襟，为我们塑造一个博大恢弘的殿堂。那时候，有个怪异的青年名叫嵇康，他临刑前，弹奏了一曲绝响，那宽袍博带在风中飞扬，他用了最优雅的姿态面对死亡。几千年过去，依旧有余音绕梁，只是他不知道，真正断绝的不是曲谱，而是他的傲骨，乃至他身上的衣裳。我也曾梦回大唐，和一个叫李白的诗人云游四方，他用来下酒的是剑锋上的寒光，他的情人是空中的月亮。我曾见他在月下徘徊、高歌吟唱，长风吹开他的发带，长袍飘逸宛如仙人模样。可是后来换了帝王，他用一杯酒捧起了文人，摒弃了武将。他的子孙最终躲进了人间天堂，把大片的土地拱手相让。然而在寒冷的北方，正有一支军队征战沙场，敌人都说，有岳家军在，我们打不了胜仗。可叹英雄遭忌，谗士高张，一缕忠魂终于消散在西湖之傍，一个民族的精神就这么无可逆转的消亡。然而血色夕阳中，我依稀见到，有人把它插进土壤，那是将军用过的，一支宁折不弯的缨枪。时间的车轮悠悠荡荡，终于在甲申那里失了方向。于是瘦西湖畔，梅花岭上，为纪念这个悲剧建起一座祠堂。那个叫史可法的文弱书生，他不愿散开高束的发髻，更不能脱去祖先留给他的衣裳，于是他决定与城共存共亡，丢了性命，护了信仰。残酷的杀戮，如山的尸骨，并不能把民族的精神埋葬，有人相信，千百年后，它依然会在中华大地上熠熠发光。就在千百年后的今天，我坐进麦当劳的厅堂，我穿起古奇牌的时装，我随口唱着my heart will go on，却莫名其妙的心伤，因为我听到一个声音大声的说：忘了吗？你的祖先名叫炎黄。我记得了，一群褐发篮眼的豺狼，带着尖船利炮，拆了我们的庙宇，毁了我们的殿堂。于是百年之后的今天—— 我们懂得民主自由，却忘了伦理纲常，我们拥有音乐神童，却不识角徵宫商，我们能建起高楼大厦，却容不下一块公德牌坊，我们穿着西服革履，却没了自己的衣裳。在哪里，那个礼仪之邦？在哪里，我的汉家儿郎？为什么我穿起最美丽的衣衫，你却说我行为异常？为什么我倍加珍惜的汉装，你竟说它属于扶桑？为什么我真诚的告白，你总当它是笑话一场？为什么我淌下的热泪，丝毫都打动不了你的铁石心肠？在哪里，那个信义之乡？在哪里，我的汉家儿郎？我不愿为此痛断肝肠，不愿祖先的智慧无人叹赏，不愿我华夏衣冠倒靠日本人去宣扬。所以，我总有一个渴望，有一天，我们可以拾起自己的文化，撑起民族的脊梁。记住吧，记住吧，曾经有一个时代叫汉唐，曾经有一条河流叫长江，曾经有一对图腾叫龙凤，曾经有一件羽衣——名叫霓裳！

走近云南民族文化--------------------------------------------------------------------------------走近云南民族文化在这个寒冷的寒假里，我幸运地来到了四季如春的省城——云南。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有52个不同民族的4000多万人民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在人们脑海中，云南是孔雀的化身，五彩斑斓，红色、黄色、蓝色、绿色…然而，当我亲临这片宝地时，却发现这里不仅非常美丽，而且是那么的纯净、质朴，在不经意间临近汇集了神话、歌舞、绘画、古乐的民俗风情。使我印象最深的是纳西族的东巴谷文化以及各民族男女的称呼与语言。丽江东巴谷，海拔为2700米，它的文化集中显示在东巴壁画上。东巴壁画是东巴文化的重要组成，它共分为六个部分：创造篇、因果报应篇、迁徒定居篇、战争篇、爱情篇以及人与自然篇。就拿因果报应篇来做例子：壁画上显示人的一生有三个境界，天堂、人间、地狱。有一个人在人间的时候只砍树，而从不种树，死后便降入地狱，报应是万箭穿身！壁画从六方面反映了东巴人的精神理念。东巴文化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古文化一样，也是一种宗教文化，是由东巴世代传承下来的纳西族古文化。听导游说：过去东巴文字只传男不传女，传里不传外。这可是纳西族的一个特色。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所到达的旅游景点，称呼男女的用词都不一样，而且我还学了几句呢！昆明称呼女方为阿诗玛，称呼男方为阿黑哥；大理称呼女方为花，金花是最漂亮的，然后就是银花、铜花、最差的就只能是铁花了，称呼男方为阿彭哥；丽江称呼女方为潘金妹，也可称为胖金妹，因为当地以胖为美，胖为贵，越胖的女子就越有力气，胖的可达200斤左右！称呼男方就是胖金哥了，当地的胖金哥要想赢得胖金妹的喜欢，就得把自己养得肥肥的、黑黑的。如果嫁给了胖金妹，胖金哥在家不要太享清福噢，不用外出挣钱，都是胖金妹出去挣钱，而胖金哥只需待在家做七件事：琴棋书画烟酒茶。民族语言也别有一番趣味，在此，我教大家几句。大理人说谢谢是“一味你”你好是“拜哦”；吃饭是“一嚓”。丽江人把再见说成“泪多多”，因为要告别了，泪水就是多多的！昆明人问你饭吃饱了吗？是这样问的：“你肚子干大了吗？” 像这样有趣的语言和民族文化在云南还多着呢！各位阿诗玛、阿黑哥，你们记住这块风水宝地了吗？有机会你们也去走走看看，一定会收获不小喔！

云南，人类重要发祥地之一，千百年来，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云南各民族融合、演变、发展，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自战国时期建立滇王国以后，行政建制和区划经过无数次的演变，逐渐形成了今天的云南。元谋人：大约170万年前，原始人群时期的人类就生活在中国大地上。云南元谋人是我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猿人。到新石器时代，居住在滇池、洱海附近的人们，已能使用石斧之类简单的生产工具，从事原始的农业生产，有些地方的人还会建造简易木结构房，并逐渐形成较大的村落。庄跤入滇：公元前三世纪，庄跤通过黔中郡向西南进攻，“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建立了滇国。庄跤等将较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进了云南，促进了云南的发展，标志着云南从政治上与内地联系的开始。秦开五尺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云南设置郡县，开“五尺道”，从四川宜宾至云南曲靖附近，因路宽仅五尺，故称“五尺道”。五尺道的开辟沟通了首都咸阳经四川与云南东部的联系，并委派官吏入滇治理，使其成为秦帝国的组成部份。汉武开滇：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将军郭昌率巴蜀之兵临滇，设益州郡，下属24县，郡府设在滇池县（今晋宁县），云南为其中一个县，县城设在今祥云县的，“云南驿”。汉王朝调整了郡县，改变部落相立，不相统属的状况，带进了一些封建生产关系。这一时期青铜工具的使用，牛耕的出现进一步提高了农业耕作水平。高超的冶炼技术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各种青铜器物品的出土，显示了民间艺术家们的精湛技艺。大群被放牧的牛、马、绵羊和山羊与家畜猪、犬一道，标志了滇国发达的畜牧业。汉武帝还派唐蒙扩建“五尺道”，改名“西南夷道”。汉王朝还组织人力开凿博南古道，日趋频繁的商贾往来，促进了西南与东南亚各国，尤其是与缅甸、印度的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汉武开滇。诸葛亮治南：三国时期，现在的云南及黔西，川西南的部份地区统称为“南中”。公元225年，蜀汉丞相诸葛亮统三路大军亲征云南，他采取“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的政策，当进入滇西地区洱海（大理一带）时，迅速平定了云南奴隶主贵族发动的叛乱，降服了当地大姓孟获，对孟获“七擒七纵”，使盂获心悦诚服地投降，井发誓永不造反。因此诸葛亮很快平定南中，云南成为蜀汉的一部分。爨氏据滇：公元317年司马睿称帝，建东晋，东晋初年，由内地迁至云南的爨（音窜cuan）势力逐渐强大，爨琛自主为王，统治滇池地区，爨氏历统治400多年，把滇池地区称作昆川（或昆卅），并与随、唐王朝保持经济文化联系。六诏统一：公元738年贞观时期，唐王朝扶持蒙舍诏统一“六诏”，建立以洱海为基地的“南诏国”，诏主皮罗阁被封为“云南王”，南诏历传13王，统治200余年。段氏建立大理国：公元937年，段思平灭南诏建大理国，公元1117年，宋朝封大理首领为“云南节度使”，政治中心在洱海区域，以大理为都城，相传22 世，共统治316年。在大理国统治期间，鄯阐城（今昆明）逐渐成了滇中最繁盛的一座城池。其间留下了著名的“孔雀胆”的故事。元跨革囊：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军征云南，破大理国，1267年封第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 1271年其子被害身亡。公元1274年忽必烈派赛典赤·赡思丁到云南。公元1276年，元朝已正式建云南行中书省为全国11个行省之一，从此“云南”正式作为省级行政区的名称。政治中心由大理迁至昆明。赛典赤到云南后，在经济上制定赋税，发展生产，兴修水利；在政治上，一改过去残酷屠杀的做法，代之以善民族关系，兴办教育、安定政治形势的政策。突出的如五百里滇池，原常泛滥成灾，赛典赤征召民工，凿开海口，疏通螳螂川，使滇池水由海口经螳螂川流入金沙江通。云南现有世界遗产有：丽江古城、三江并流保护区、石林三处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昆明、丽江、大理、建水、巍山现有历史遗迹：元谋人、白沙壁画、滇越铁路、茶马古道、沧源崖画、陆军讲武堂、爨龙颜碑云南历史名人：熊庆来、郑和、龙云、卢汉、楚图南、李根源、赵藩、钱南园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论文3000字

先秦时代尤其是战国时期楚、秦就被认为是蛮夷，到汉朝时期中原人民逐渐形成汉族。但是后来唐、元、清都是身上都有游牧民族的血统和基因，这些游牧民族逐渐吸收中原农耕文化的精髓，完成封建化，然后入主中原。还有些民族虽然没有统治过整个国家，但是也为民族的融合做出过贡献，如渤海国、吐蕃中国的少数民族除了回、满、畲用汉语外，其他都有自己的语言，蒙、藏、维吾尔等十几个民族还有自己的文字。各少数民族同汉族一样，为创造祖国灿烂的文化，为全人类的文明，做出了自己宝贵的贡献。中国各民族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互相融合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财富，为全人类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过分强调汉族的作用，忽视少数民族的贡献，是片面的。比如入主中原的任何一个少数民族政权，都在保留本民族特色的同时，延袭和发展的前朝的制度，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就是那些完成了局部统一的少数民族同样为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比如匈奴统一北方游牧民族、吐蕃统一青藏高原等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光荣传统。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反对压迫剥削。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各族人民为了反抗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曾多次联合起来进行反抗斗争。例如，东汉杜琦、杜季贡领导的汉、羌族人民联合起义，岭南各族人民联合起义，西晋巴氐人李特领导的关西六郡人民起义和蛮族张昌领导的荆州蛮汉各族人民起义，北魏匈奴人破六韩拔陵领导的“六镇”起义，鲜于修礼、杜洛周、葛荣领导的河北各族人民起义等，都是几个民族起义军互相联合，互相声援。唐末的黄巢起义，宋代汉、壮、苗、瑶、侗等族人民的多次起义，也都是各族互相响应，配合作战。元代，各族人民共同反抗的斗争，更是史不绝书。明代，大藤峡瑶、壮等族人民的起义，老回回马守应领导的回民义军积极配合李自成农民军一起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清初，作为张献忠农民军的继续，李定国、李来亨领导的西南苗、瑶、彝、壮各族义军前后败敌数十万，此后的苗民起义、回民起义，也都是有许多民族共同参加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边疆地区和中原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相互了解和依存关系的加深，进一步导致政治上的接近和结合，从而逐步为组成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而奠定基础。全国统一集中的发展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500多年的诸侯割据、群雄争霸的局面，统一了战乱频仍的中国，第一次建立起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给中华各民族进一步加强联系，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我是苗族的，不晓得如何写，不过可以提供些建议：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在毁坏当地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同时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总之，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对苗族而言，我们有我们独特的文化和深远的历史。文化内涵深厚，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惯常法的民族，也是第一个冶炼青铜的民族。现代苗族文化是多元而开放的，著名的苗族艺术有苗族芦笙舞，湘西苗鼓，湘西苗剧，苗族凳子舞，巴乌，苗琴，苗绣苗服，苗族蜡染等，苗族祖先古代发明了苗族历法-苗历。主要的苗族节日有：三月三，花山节（踩花山），六月六，苗年等。苗族因支系和地域分布的不同也可导致语言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对苗族而言，主要以稻米和玉米为主粮，过年有年糕，近似日本年糕的做法。苗族根据历史，有“盘瓠崇拜”，许多南方少数民族也有盘瓠崇拜，（《清史稿》：古西南夷多盘瓠遗种，曰僮，曰苗，曰瑶。。。。。。苗蛮尤多。），所以原则上苗族行医行药者不吃五爪动物。过年的时候，全家必须让自己的狗先吃（盘瓠：犬图腾），打苗人的狗视为对主人不敬。而苗族历史根据传说是这样的：苗族发源于上古九黎部落，其首领为蚩尤（苗文：Yeuf Chik)，，蚩尤即为苗人共祖。蚩尤和炎黄部落发生战争，即历史上著名的涿鹿之战。炎黄部落九战九败，遂造指南车，乘大雾弥漫进攻蚩尤，蚩尤战败，传说蚩尤死后化为枫树，故有地方苗族自称"蒙”（苗文：Hmongb/Hmoob)意为“树心”的意思，枫树心生妹榜妹留(汉语意思：蝴蝶妈妈），妹榜妹留才生苗族远祖姜央。

少数民族文化论文3000字数

民族风情，我知道可以写成

我以前写过这个方面的，要帮忙吗？理论结合实践，突出你论文的亮点，若是工科类的突出应用性若是文科就突出思想性关键性，关键是找你论文的亮点。尤其是文科和理工科的论文要求相差很大。

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论文范文高中

维吾尔族维吾尔族的住宅，多成院落，一般大门忌朝西开。房屋呈方形，有较深的前廊，庭院多栽花卉、葡萄、果树，打扫得十分洁净。室内砌土炕，墙上挂壁毯，开壁龛，并饰以多种花卉图案。饮食方面，他们以面粉、大米为主食，喜喝奶茶，佐以面粉烤制的馕。饭菜种类很多，有抓饭。肉粥、拉面、汤面、薄皮包子、烤包子、油塔子、烤肉等。喜欢吃甜瓜、西瓜、葡萄、苹果、梨、杏、石榴等水果，主要吃牛、羊肉以及鸡、鸭、鱼肉；禁食猪肉、驴肉、食肉动物及凶禽猛兽；禁食一切动物的血。维吾尔族的传统服装为，男女老少均戴四楞小花帽。男子普遍喜欢穿对襟“袷袢”（长袍），内着绣有花纹的短衫。女子喜着连衣裙，外套黑色对襟背心，戴耳环、手锡、戒指、项链等装饰品，姑娘多梳小辫，现在城市居民一般穿时装。维吾尔族人待人讲究礼貌。在遇到尊长或朋友时，习惯于把右手按在前胸中央，然后身体前倾，连声问好。家里来客都热情招待。维吾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的舞蹈轻巧、优美，以旋转快速和多变著称，反映了维吾尔族人乐观开朗的性格。维吾尔族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有经商传统，同时传统手工业十分发达，而且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他们制作的地毯、刺绣、丝绸衣料、铜壶、小刀、民族乐器等，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是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重要内容。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就是要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出发，尊重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不能因某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同就歧视或侮辱他们；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的保持或改革，应由该民族的干部群众去决定，别的民族或个人不能强制或干涉；任何民族不能以自己民族风俗习惯为标准，去衡量和要求别的民族，也不能以个人的好恶去对待民族风俗习惯，去处理同风俗习惯有关的事情。实践证明，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是有利于保护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由此说明，各民族无论是保持还是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都是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实质上是坚持各民族平等原则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体现，对民族风俗习惯的侵犯，就意味着对民族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的践踏。我国刑法第147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正当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把“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归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其实质就是从法律上保护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二是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每个民族对自己的风俗习惯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往往把其他民族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看作是对本民族的尊重，把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轻视，看作是对本民族的歧视。因此，任何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言行，那怕是出于开玩笑，都容易刺激以致伤害民族感情，不利于民族团结。三是有利于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本身就是以歌曲、舞蹈、体育的形式来表现的。许多民族往往通过自己的风俗习惯来保存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艺术。例如，我国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创造了自己富有特色的文学艺术，有很多是以唱山歌和讲故事的民间口头文学形式在群众中代代相传，并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有些表现在他们具有特色的日常用具、衣饰、建筑、手工艺品等方面。正是由于民族风俗习惯上的千差万别，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多彩多姿，使文化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因此，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利于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元宵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中的大节，颇为显要。元宵节的得名，因其节俗活动在一年的第一个月（元）的十五日夜（宵）举行而来。元宵节也叫“灯节”、“灯夕”，因为这个节日的主要活动是夜晚放灯，故名。此外，元宵节也叫“上元”、“上元节”，这是从道教借来的说法。关于元宵节习俗的形成，说法颇多，但一般变为在汉代就初具雏形。史载汉武帝的时候，汉室要祭祀一位叫“太一”的神明。据称泰一是当时相当显赫的一位神明，地位在五帝之上，并有恩于汉帝，所以受到的奉祀比较隆盛。相传另一位汉室皇帝汉文帝也和元宵节有关。这位汉文帝是大将周勃勘平“诸吕之乱”即位称帝的，而那勘平叛乱的日子正是正月十五，所以此后每逢正月十五夜晚汉文帝都要出宫游玩，与民同乐，并且确定这天为元宵节。不过，和这两位汉室皇帝有关的正月十五夜祭太一、游玩，并无张灯、放火的记载，汉室的另一位皇帝——汉明帝则敕令元宵燃灯，从而形成了后世张灯、观灯的习俗。吃元宵不管南方北方，到了正月十五这一天都要合家团聚吃元宵。正月十五又叫“上元”节。“元宵”这种食品名称，据说出现于宋末元初，是因为人们习惯在上元节之夜吃它的缘故。元宵又叫“圆宵”、“圆子”，南方常叫“汤圆”、“水圆”，宋人因见其煮熟后浮于水中，称之为“浮团子”。上元之夜是新年中第一个十五月圆之夜，“一年明月打头圆”，天上一轮圆月朗照，人间则聚食形如满月的元宵，实在有极微妙的对应关系，“星月当空万烛烧，人间天上两元宵”，表达了人们全家团圆幸福的心情。再看元宵的品种和吃法。北宋以前的元宵是实心的，无馅，下在烧开的水中，配以白糖、蜜枣、桂花、桂圆等物。南宋时开始有了中间包糖的“乳糖圆子”，大概是较早的有馅元宵。其后，元宵馅又有甜咸之分。甜馅一般用白糖、红糖、桂花、果仁、芝麻等制作；咸馅多为荤馅，单包肉或肉蔬合包。元宵大多以水煮食，但也有油炸食用的，《卢氏杂说》里的“油炸追子”其实就是一种油炸元宵。今天，元宵的吃法就更加丰富了，不少人甚至开始了中西结合吃法，比如巧克力就已成为元宵馅之一。闹元宵鳌山灯杆、火树银花，这是元宵节最突出的景观，也最能概括此节的活动，即张灯、放火。张灯、放火是元宵最主要的节俗活动，其余观灯游赏以及社火百戏都是直接或间接由此发展、引申而来的。最初的灯是单纯、静止的，它不能运动，也较少装饰，并且多是单个独立的。其后的发展变化过程中，装饰最先迈出步伐，灯的里里外外都被加以雕琢、修饰。元宵节是一个有着两千余年传统的节日，其节俗在当今中国仍然相当盛行。现在，每届元宵前后，无论乡村还是市镇，人们都要张灯结彩，观灯游赏，烟火也多是必不可少的。当代元宵节除灯火之外，更为突出的活动是各种社火，诸如舞狮子、耍龙灯、跑旱船、踩高跷、打腰鼓、扭秧歌、海外华人居住区也是年年搬演、盛行不衰。元宵节，正可以算是中国的狂欢节。元宵节离不开“闹”，张灯观灯赛灯叫“闹花灯”，社火百戏叫“闹社火”，整个的活动叫“闹元宵”，仿佛不闹就不成其元宵节。元宵之闹，除了花灯烟火、百戏社火的装饰、点染之外，最突出的怕是人多。从元宵节俗形成不久的年代的那些文字记载中可知，当时元宵观灯游玩的人们已经是忘记肩摩踵接、街填巷塞了。说闹，又不能不摆摆戏。大戏闹，小戏也闹。当台子上载歌载舞、团花簇锦旋转起来的时候，不能不闹。闹又自有其价值在。中国人比较欣赏闹中取静的本领，所以对“大隐在城中”要比“小隐在山林”多几分敬慕。其实春节之闹、元宵之闹、社火之闹，也都有闹中取静的意义。同时，人们认为这样闹了，生活才有意思。因此，它是一种生活的补充，是添加剂、染色剂，有了它，生活才充实，才祥和，才五彩缤纷。甚至可以说，这闹是理想生活中的一部分。农历正月十五为上元节。当晚称元宵，故也称“元宵节”，俗称“十五夜”。元宵节是我国三大传统节日之一，全国各地都有举行一些活动来庆贺。因一地的风俗是由一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决定的，故潮汕地区元宵节也就出现了一些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有趣的习俗。吊喜灯灯火在祀神礼节中是作为光明喜乐的象征。从正月十一到正月十八，特别是元宵此日，潮汕家家户户有点灯、吊灯的习俗。因潮语“灯”和“丁”同音，点灯和添丁是近音，故潮人认为点灯即为添丁的佳兆。元宵此日，人们纷纷提着灯笼、备齐纸银香烛，到乡中神庙点火，回来分别吊在家里的神龛和床头，这叫做“吊喜灯”。此外，如果去年元宵以后生了男孩子，农历正月十三起家人就必须挑起一对红灯笼，并在灯屏下贴着红纸写上姓名，欢天喜地挂到乡中宗族祠堂的灯架上，以此象征着家中添了丁。每晚家人要抱着孩子到祠堂中，一面往自己的灯笼里点燃蜡烛，使灯笼通红，一面接受周围乡人的祝贺。元宵夜更是庄严、热闹。做丁桌在潮汕乡村，上年生过男孩的人家，元宵夜还要在祠堂设宴请客，以庆“出丁”，俗称“做丁桌”。宴客时有两种席式，一种叫“龙船席”即用好多只方桌连结起来，客人围在两旁吃饭，形同划龙船；另一种叫“走马席”，即无论亲朋疏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可以进来吃，吃完就走，主人再重新摆上菜色，招待另一批客人的来临，接连不断。这后一种席式一般是较有钱且较慷慨的人家才会这么做。在旧社会，潮人攀比心强，死爱面子，凡生了男孩的人家都十分注重办丁桌，并以办得体面为荣。即使是贫困人家，为了不失面子，便四处借钱，造成负债累累，或者是忍痛卖了哥哥，将所得之钱银用来应付沉重的办桌费，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生阿细卖阿大”这一俗语的来历。解放后，由于时代的前进，思想在进步，潮人虽仍有元宵办丁桌的习俗，但多改为在自家里进行，且单限于宴请较亲的亲戚和较好的朋友，丰俭由人，无人计较。求喜物元宵此日，乡村中多有设坛拜神活动。各神庙宗祠灯火齐明，烟雾弥漫，善男信女争先参拜，拥挤异常，热闹非凡。神坛前所摆设的鸡、鹅、鸭、糖果、米果品、花烛、大吉（潮州柑）等祀品被视为神物。参拜的男女纷纷卜取祭品，取回家中，这就叫做“求喜物”。人们认为用了这些神物后，就可以让家门平安、添财添丁。卜取神物回家的人家，明年要照还或多还所拿的神物。于是有些人便乘拥挤之机会，偷偷拿走坛前的祭品回家吃，意谓“吃兴盛”。掷喜童元宵此日，乡村大都有人在祠堂大埕、街头巷尾的开阔处，搭起一个彩棚，里面用泥土塑成一尊巨型的弥勒佛，袒胸露乳、笑容可掬。弥勒佛光秃秃的头、肩、肚脐、大腿等部位都摆设有男女“泥喜童”。人们站在一丈多远的竹栏杆外，用铜钱瞄准弥勒佛身上的泥喜童。中者喜童即归其所有，而在一些较难命中的部位，如头顶、耳朵等，命中者则一赠二三不等；不中者铜钱即归摆弥勒佛的棚主所有。这是一项老少都喜爱的活动。据说命中“男喜童”者，今后就生男孩。因此，那些结婚不久的年轻夫妻，或者刚娶儿媳妇又急于抱孙子的公公们、奶奶们也积极参与此项活动。一经命中，棚主和周围的人就会向他喝彩、道贺。自己更是喜滋滋甜蜜蜜地把“男喜童”抱回家中，认为中了头彩，有好兆头，今年定能早生贵子发财。度过桥元宵节，潮汕大都有度桥的习俗，这在旧方志中也有所记载，清顺治《潮州府志》和乾隆《揭阳县志》载：“（上元）妇女度桥投块，谓之‘度厄’”。在揭阳，元宵此日，男女老幼争先度过桥，后生兄祈望日后娶贤妻；姑娘祈嫁个好夫婿，产男孩；老者则祈求健康长寿；小孩子则祈求长大成人。在普宁洪阳也有“十五夜行头桥”的习俗。“头桥”即已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太平桥，其两侧栏杆两端都有两头石狮。每逢元宵夜，男女老幼共同走过太平桥。过桥时不可回头，否则“回头不吉利”，过桥的人们还有摸石狮子的习俗。正在读书的小孩喜摸石狮鼻，谓“摸狮鼻，写雅字”；未婚的小伙子喜摸狮肚，谓“摸狮肚，娶雅女么”；而已怀孕的妇女则喜摸狮耳，说是“摸狮耳，生阿弟”。此外，元宵此日，潮汕有些地方还要采榕树枝、竹叶回家插在门楣、灶台、禽舍，以祈人口平安、六畜兴旺；有些地方新婚夫妻要在乡里老榕树下荡秋千，任乡人往其身上泼粪便，说是被泼得越多，今年就能生男孩；有些地方的农户还要到屋外或田地里抱回灰砖或土块，放在猪栏内，称“十五夜抱大猪”，以祈饲养大猪发大财；有些地方的少女偷偷到菜园里坐下一芥菜（大菜），说是“坐大菜，将来嫁个好夫婿”；而少男则偷偷推倒厕所墙，说是将来可以娶到“雅女么”，有些地方则举行赛大猪、赛大鸭、赛大鹅、赛大鸡等赛会活动及夜间抬神出游的游神活动。

《锦绣中华民俗村》中国民俗文化村占地 20 多万平方米，是中国第一个荟萃各民族民间艺术、民俗风情和民居建筑于一园的大型文化旅游景区，内含 22 个民族的 25 个村寨，均按 1 ： 1 的比例建成。通过民族风情表演、民间手工艺展示、定期举办大型民间节庆活动，如华夏民族大庙会、泼水节、火把节、西双版纳风情月、内蒙古风情周等多种方式，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示出我国各民族原汁原味、丰富多彩的民风民情和民俗文化，让游客充分感受中华民族的灵魂和魅力。中国民俗文化村以“二十五个村寨，五十六族风情”的丰厚意蕴赢得了“中国民俗博物馆”的美誉。中秋节的晚上，星点点，灯火盏盏，傣灯、瑶灯等民族灯饰与千盏传统花灯交相辉映，二三好友，五六同乡，浪漫情侣，温馨家庭，漫步风情河畔，赏圆月、猜灯谜、中大奖，吟诗赏月，游园拜月，燃放河灯，其乐融融，外国朋友和各少数民族同胞也都开心的加入放河灯的行列，形态各异的河灯飘荡风情河中，煞是好看。民族歌舞、民乐演奏、灯彩巡游、阿细跳月，多彩民族艺术轮番上场，交汇成万人狂欢闹中秋的盛况。活动期间的各项演出非常丰富，白天看各个村寨表演、精彩马战、《东方霓裳》，晚上看《龙凤舞中华》，中秋当天，近百名深圳武术爱好者也亮相民俗村，在老戏台联袂展演少林棍、童子功、太极拳、咏春拳等武功家数，并带领游客学习健身体操，场面热闹非凡，游客大呼好玩。谊放的鼓乐队、快的龙灯队、诙谐的民间社火、端庄典雅的民族时装队，在民俗村内缓缓前行；民俗村内的民族音乐喷泉随着音乐喷出五色水柱，景区夜空的游光光束，把游客带进欢乐的高潮，带进中华民族生活的美妙诗篇之中。

中秋节各地风俗习惯〔福建省〕浦城县女子穿行南浦桥，吃求长寿。建宁中秋夜俗以挂灯为向月宫求子的吉兆。上杭县中秋，儿女多於拜月时请月姑。方法是以竹筐作为月姑的替身，如果有神降临，竹筐会自己摇动，以其摇动的次数来卜吉凶。龙岩人吃月饼时，家长会在中央控出直径二、三寸的圆饼供长辈食用，意思是秘密事不能让晚辈知道。这个习俗是来自於月饼中藏有反元杀鞑子讯的传说。金门中秋拜月前要先拜天公。拜天公用做成仙桃型的红叫「天公」。拜月的红则做成猪羊的形状，数目必是九猪十六羊。〔广东省〕广东各地有中秋节吃芋头的习俗，据说是纪念元末杀鞑子的历史故事。中秋节杀鞑子后，便以其头祭月，后来改以芋头代替。至今广东人剥芋皮时仍称为「剥鬼皮」。〔山东省〕庆云县农家八月十五日祭土谷神，称「青苗社」。诸城、临沂和即墨等地除了祭月外，也得上坟祭祖。冠县、莱阳、广饶及邮城等地的地主也於中秋节宴请佃户。即墨中秋节吃一种应节食品叫「麦箭」。〔山西省〕潞安中秋节宴节请女婿。永宁中秋夕恭祀太阴星主。大同县月饼称团圆饼，大至二、三尺，中秋夜且有守夜之俗。石楼县中秋祀城隍。〔河北省〕万全县称中秋为「小元旦」，月光纸上绘有太阴星君及关帝夜阅春秋像。河间县以中秋雨为苦雨，中秋节若下雨，当年的青菜必定味道不佳。〔陕西省〕西乡县中秋夜男子泛舟登崖，女子亦安排佳宴。不论贫富，必食西瓜。请边中秋有吹鼓手沿门鼓吹，以讨赏钱，例同端午、除夕。洛川县中秋节家长率学生携礼物为先生拜节，午饭多於校内聚餐。〔江苏省〕无锡县中秋夜烧斗香。香斗四周糊有纱绢，绘有月宫中的景色。也有香斗以线香编成，上面插有纸扎的魁星及彩色旌旗。上海人中秋宴以桂花蜜酒佐食。〔江西省〕吉安县在中秋节的傍晚，每个村都稻草烧瓦罐。待瓦罐烧红后，再放醋进去。这样子就有香味飘满全村。新城县过中秋自十一夜起悬挂通草灯，以鼓乐迎迎之於市街，直至十七日止。 [安徽省] 婺源中秋节，儿童以砖瓦堆一中空宝塔。塔上挂以帐幔匾额等装饰品，又置一桌於塔前，陈设各种敬「塔神」之器具。夜间则内外皆点上灯烛，光辉可爱。绩溪中秋儿童打中秋炮。中秋炮是以稻草扎成发辫状，浸湿后再拿起来向石上打击，使发出巨响并有游火龙的风俗。火龙是以称草扎成的龙，身上插有香柱。游火龙时有锣鼓队同行，游遍各村后再送至河中。 [四川省] 嘉定县中秋节祭土地神、扮演杂剧、声乐、文物，称为「看会」。除了吃月饼外，四川人也在中秋节打粑、杀鸭子、吃麻饼、蜜饼等等。有的地方也点桔灯。将桔子挖空，点上蜡烛，悬於门口，以示庆祝。也有儿童在柚子上插满香，沿街舞动，叫做「舞流星香球」。《乳源县志》还记载，中秋节吃芋头，可治疥癞。广东中秋也有儿童提灯的风俗。灯的材料有红柚皮雕的柚灯，素馨茉莉花结的花灯，明亮的灯火带著阵阵的花果清香，使人爱不释手。东莞青年未婚者也在月下焚香燃烛，乞求月老为其撮合。霞浦有中秋曳石的风俗。曳石是戚继光发明的，以石块系上绳索，沿街拖拉，虚张声势，用来恐哧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