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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建筑：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提到中国古代建筑，你可能马上会想到北京的故宫、颐和园，或者是苏州的园林、安徽的民居；提到中国现代建筑，你可能马上会想到深圳、上海这几年拔地而起的豪华宾馆、高级写字楼。可是，关于中国近代建筑，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许多人可能对“近代建筑”这个名词感到陌生——“中国还有什么……近代建筑？”当我告诉你：上海外滩的建筑，就是中国近代建筑的一种典型的代表时，你会恍然大悟——“不就是那些‘洋楼’吗！” 一般人所说的“洋楼”，泛指解放前外国人居住的“小洋楼”、使用的“大洋楼”，多见于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但如果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洋楼”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中国近代建筑也不是上海外滩的那种“洋楼”就能代表得了的。中国近代建筑基本上是指在中国国土上于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1840——1949年）所建造的建筑。从样式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近代建筑主要有三大类型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封建社会里，虽然政治上有二十余朝皇帝的更替，文化上有多次的对外交流，但是，中国文化基本上是连续的一元文化。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整个环境总影响之下，虽各个时代有时代的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封建主义的清王朝经历“康乾盛世”而日趋衰落；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却因工业革命而迅猛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从明末清初开始，就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鸦片战争以后，则完全以侵略和被侵略的方式进行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会，以此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进程，也由此被动地在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激发与推动之下展开了。其间，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续，一方面是西方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这两种建筑活动的互相作用（碰撞、交叉和融合），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主线。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外国文化的大规模侵入，在中国国土上除了传统的古代建筑仍在延续、演变之外，外来的欧洲建筑样式逐渐多起来，在中国近代的建筑历史上形成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一股潮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则又出现了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另一股潮流。这两股潮流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中时隐时现，此起彼伏。加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的冲击，使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呈现出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多种体系并存、碰撞与交融的错综复杂状态。中国近代建筑正是这种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式建筑：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由于中国国土幅员广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中国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的一些城市，由于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外国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较早作为商埠开放，因此较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城市出现的某些洋式建筑。而大部分内陆地区的城市由于交通不便，仍处于与外部世界较为隔绝的状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表现为强；只有个别城市或临近边界、或因铁路建设的发展等原因，也有洋式建筑兴建。沿海城市的洋式建筑以上海外滩（Bund of Shanghai，又称“黄浦滩”）和南京路、天津九国租界、广州“十三行”和沙面、厦门鼓浪屿、青岛胶澳租界“青岛区”的建筑为代表。长江沿岸城市的洋式建筑以南京下关、武汉汉口租界的建筑为代表。内陆地区沿边城市哈尔滨早期的建筑主要通过中东铁路的修建和开通，受俄罗斯传统建筑和十九世纪末欧洲流行的“新艺术运动”样式影响，在中东铁路系统的建筑和东正教堂中表现为多。滇越铁路（1903——1910年）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它的建成加速了云南的近代化。越南人在参与了滇越铁路的修建和昆明商埠的开发过程中，间接地把其所受法国建筑文化的影响带到滇越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昆明。北京的洋式建筑则以东交民巷使馆区建筑为滥觞，以资政院、大理院为代表。洋式建筑的设计者基本为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 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统式建筑：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本世纪的第二个二十年，中国建筑的历史中反映出了世界上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建筑师面对列强的入侵而激发的民族意识，这两种因素有剧烈的碰撞、交叉和融和。传统式建筑的典型代表可以说是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第一代建筑师吕彦直（1893？929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1925－929年）。中山陵陵园总体平面呈钟形，引人发“木铎警世”之想，寓意深远；墓在祭堂后合乎中国观念，式样采古制，建筑朴实坚固，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吕彦直生年仅36岁，但他以设计并主持建造南京中山陵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地位。1926年他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是中国近代跨度最大的会堂建筑。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定都南京后于1929年所作“首都计划”，则是中国进行的较早、规模较大的城市规划设计。“首都计划”的详细方案中，全部政府办公建筑均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造型，极力提倡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意为发扬光大本国传统的文化。这在二十年代是一种开创性的设想。在北京，传统式建筑以二十年代所建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简称 PUMC）新校舍建筑群体、燕京大学校园建筑、辅仁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典型。令人深思的是，较早出现的传统式建筑的设计者主要是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反映出外国建筑师处在中国近代社会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追求。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式建筑：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冲击下的中国近代建筑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进入重要的发展时期。其标志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兴办，并日益完备；中国建筑事务所陆续开业，中国人建筑师成长起来；中国建筑团体先后成立，学术活动得以开展。杨廷宝（1901-1983）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设计作品运用中西建筑处理手法，不墨守陈规，刻意创新，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已弛誉南北。他所在的基泰工程司（Kwan，Chu and Yang）是中国近代建立较早、规模较大的建筑事务所，中国有相当影响，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许多重要工程均出自基泰之手。此外，“华盖建筑事务所”（The Allied Architects Shangai）、“庄俊建筑事务所”、“范文照建筑事务所”、“董大酉建筑事务所”、“兴业建筑事务所”等都是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建筑设计力量，在上海、天津、北平、南京、重庆、成都、无锡、桂林、贵阳、昆明等地主持设计了许多建筑项目。梁思成（1901—1972年）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工作的创始人。建筑设计创作不是他一生建筑活动中的主要部分，但他对建筑设计创作问题多有著述，为数不多的作品表现了世界现代建筑潮流的影响，这以他1932年所作北京仁立公司铺面改造设计为代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中国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是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成为当地城市的重要景观，给中华大地增添风采。中国近代建筑是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但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早在本世纪之初，两位中国人建筑师就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作过不同的尝试：供职于陆军部军需司营造科的沈琪，于1906年为陆军部衙署设计了一栋以西洋样式为主、但颇多中国装饰的主楼；受命于两江总督的通州师范学校工科毕业生孙支厦（1882-1975），在1909年主持设计了一栋基本为西洋样式的江苏省谘议局建筑。此后近九十年间，中国近代和现代建筑师有无数设计作品问世，样式繁杂。但是，虽然经过了几代人的艰难摸索，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每一个中国建筑师的难题。虽然今天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不再是伴随着侵略而来，但中国建筑师仍始终跳不出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几千年历史文明所造成的耀眼光环。虽然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成为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珍惜和保护，但他们的作品似乎也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我想，这当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一个方面。对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应予以积极的保护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近代建筑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保护巍然屹立的历史建筑，作为先辈辛苦耕耘的历史见证，是我辈的光荣，也是对后代所应尽的责任。只要我们努力，前景也不一定完全灰暗；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个课题，仔细想想我们是否能付出失去所有宝贵历史文物的代价。”《活的历史枣保护香港的历史建筑》（1982年）一书中的这一段话，写得是何等地好啊！关于近代建筑的保护，有两方面的工作： 1、对具体建筑物调查、实测，进行建筑历史研究。这项工作主要由民间学术团体开展。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第一时期，有部分初步成果问世。但在六、七十年代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和干扰，除偶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外，大陆上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处于停顿状态。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历史学界，随着对涌进国门的五彩纷呈的众多国外建筑流派的介绍、评论，进而变为对其发生、发展之渊源的关心，并引发了如何认识建筑传统与现代风格关系的讨论。这样一来，中国建筑历史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和中西交叉的汇合状态的近代一段再次引起了注意。1985年8月，由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汪坦发起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揭开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进入第二时期的序幕。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设部城乡建设科学技术基金会的联合资助，从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间，举行了五次全国性会议，提出论文 179篇，出版四本论文集（收入论文92篇）。同时，通过中日合作，至1995年底共进行了哈尔滨、青岛、烟台、南京、武汉、广州、北京、厦门、重庆、昆明以及庐山16个城市（地区）的近代建筑调查，填制调查表2612份，出版《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十六个分册。上述工作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正处在深入发展的阶段。定于1996年9月在江西庐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将是一次承上启下的盛会。 2、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这项工作主要由政府机构推进。 1988年11月10日，建设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体现了在新的形势下，国家主管部门对近代建筑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并开始重视其保存与再利用问题。《通知》发出后，在各地主管部门的主持下，同中日合作进行的中国近代建筑调查互相配合，经过多年努力，提出了一批推荐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近代优秀建筑名单和资料。 1995年9月，北京市政府批准公布了“北京市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共56项。其中27项为近代建筑。同时，各地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的具体工作也逐步进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近年来亦做了部分工作：1993年7月，在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规划局支持下，受北京铁路分局文化宫委托对1906年建成的原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建筑进行复原改建设计，以保护北京的历史风貌；1993年10月，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对三峡工程淹没区四川境内的近代建筑进行考察，对有重要价值的进行论证，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以保护长江沿岸景观；1994年6月，受西城区文化局文物管理所委托对西城区北京水准原点、陆徵祥家族墓庐等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建档定级保护；1995年6月，受宣武区建设委员会委托对宣武区大栅栏、天桥、白纸坊地区14栋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近代建筑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逐步付诸实践。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对其进行保护的现实意义正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其历史文化价值也正在逐渐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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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史论文伟人俾斯麦[ 内容提要 ]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德意志的局势和政策影响着整个欧洲大陆的形势，而德意志的领导权又掌握在俾斯麦的手中。本文将通过对俾斯麦本人及其政策的分析，来说明他对德意志的统一以及之后德国的和平生存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 ] 俾斯麦德国军事外交 [ 正文 ]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德意志的统一使维护了欧洲近半个世纪和平的维也纳体系几乎崩溃。它不仅彻底改变了中欧的政治版图，而且打破了一直以来欧洲大陆主要由法国主导，即使法国衰退也没有哪个国家足够强大能称霸欧洲大陆，以致只能保持相当程度的均势状态的传统。在此之后，德国的外交政策几乎都主导着欧洲大陆的事务，直到一战爆发。在这个过程中，俾斯麦所起的作用是谁也不能忽略的。作为普鲁士的宰相，他拥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非凡的智慧，利用强硬的军事手段为德国的统一铺平了道路，又利用灵活巧妙的外交手腕为德国统一后的生存创造了绝佳的国际环境。这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丰功伟绩！俾斯麦其人俾斯麦是一个具有军事特性的外交家。他认定武力是取得任何政治成就和外交成就的基石。在被认命为普鲁士首相之后不久（1862年），他就申明自己的立场：“德国所瞩目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它的威力。当代的重大问题要得到解决，不能凭演说和议会的决议—这正是1848-1849年的错误—而要凭铁和血。”[1]这一特征的形成应该说与他的家庭出身有相当大的关系。他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容克地主，曾与其他数位家族成员参加了对拿破仑的战争。家庭的传统使俾斯麦曾经倾心于军事生涯。但出身于官僚、教授家庭的母亲却使情况发生了逆转。在她的影响下，俾斯麦踏上了通向外交界的征途。正是这种复杂的家庭背景，把俾斯麦锻炼成了一个具有强硬性格的外交家，而这恰恰符合后来领导德意志统一所须具备的条件，即国内局势需要的军事手腕和国际环境要求的外交才能。俾斯麦具有强烈的爱国感情和保皇思想。在传统教育下形成的民族情绪通与生俱来的普鲁士-君主制情感极大的影响着他的一生。狂热的保皇态度使俾斯麦获得了普皇的赏识和信任，由一个乡村容克地主变成了一国的首相，从而使他有机会把自己的思想转化为国家政策，实现伟大而崇高的理想。强烈的民族感情则成了俾斯麦为实现统一目标而劳碌奔波的动力。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他一直把国家利益至上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虽然因为不被理解而遭受过种种诽谤和辱骂，也毫不动摇。这种思想使俾斯麦在统一过程中不择手段，做出过许多背信弃义和欺诈的事情，却也让他在亲西欧分子中脱颖而出，提出了更实际更富远见的政策。作为一名外交家，俾斯麦受到过良好的锻炼。在被任命为普鲁士首相之前，他先后在法兰克福、彼得堡和巴黎担任公使，还在维也纳短期逗留。期间他仔细研究了德意志各邦相互矛盾的利害关系所产生的一切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获得了奥地利和俄国的外交经验，还直接接触了拿破仑三世。对拿破仑第三俾斯麦有过这样的评价：“我的印象是拿破仑皇帝是一位谨慎的，和蔼可亲的人，但是并不象世人所说的那么睿智。……人们夸大了他的智慧而损伤了他的心地；其实他为人心地善良，谁要是为他进一点力，他是会感激不已的。”[2]这种清楚地认识使俾斯麦利用拿破仑三世在德意志统一战争起了关键作用。所有经历都让俾斯麦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在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上显得游刃有余。德意志统一1848年欧洲革命后，“德国的统一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在当时的阶级对比关系下，这种统一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即或者是通过革命，或者是通过普鲁士王朝的战争。通过革命，就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并建立全德共和国；通过普鲁士的王朝战争，就是巩固普鲁士地主在统一的德国中的领导权。”[3]容克地主出身的俾斯麦无疑将选择第二种方式。为此，他精心策划了三次战争：1864年对丹麦的战争，1866年对奥地利的战争以及1870－1871年对法国的战争。每一场战争的处理结果都为发动下一次战争做好准备，环环相扣，步步为营。同时为了使战争顺利进行，俾斯麦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攻势。其中有两点是起了关键作用：首先俾斯麦坚持始终与俄国保持友好关系，甚至不惜与普鲁士统治集团决裂。如此固执的坚持己见，俾斯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从地缘角度看，对西北方的丹麦、东南方的奥地利和西边的法国作战，普鲁士需要稳定的后方。俄国作为东方边境上的唯一大国，与之交好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从国家关系看，普鲁士与俄国并没有大的直接的利益冲突，这就为两国友好提供了基础；从国际环境看，与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在所难免，英国奉行“光荣孤立” 政策，同时希望普鲁士强大以抗衡法俄，基本上对德意志统一保持中立态度。剩下的唯一大国俄国的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事实证明，俾斯麦的决策是正确的，俄国的中立态度使普鲁士在统一战争中畅通无阻。其次是俾斯麦坚决地抵制了普皇和军队将领进攻维也纳的要求。在俾斯麦看来，对维也纳的占领只能给“普鲁士的将士带来愉快地回忆”，而这对奥地利自尊心的伤害却会“给对方留下无法和解的情绪”[4]，当时的国际形势也促使俾斯麦做出这种决定。拿破仑三世态度的改变，使法国对战争的干预变得不可预测，维也纳的沦陷必然会加强其干涉的决心。即使允诺对拿破仑皇帝的中立给予他所企望的补偿以阻止，那么在将来的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很可能要面对法奥的联合进攻。这种有损普鲁士政治利益的事情是俾斯麦坚决不能容许的。而俄国一旦从中窥见普鲁士力量的发展前景，也将加强防备戒心，甚至有可能是直接的武装干涉。如果这样，普鲁士无疑将陷入困境。“胜利后不提出能从敌人身上索取多少东西，而只追求政治上所需要的东西，这从政治上看是恰当的。”[5]俾斯麦的国家利益至上思想使他在因一直胜利进军而兴奋不已的统治集团内部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做出更富远见的决定，为后来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做好了铺垫。和平生存政策任何一个国家统一之初都会面临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如何生存的问题，德意志也不例外。但它的处境似乎比较好。东方的俄国是由来已久的盟友，且继续受到俾斯麦的重视；战败的奥地利也因复仇主义者的下台而为两国关系的改善提供契机；对岸的英国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殖民地问题上都与德国不存在利益冲突，甚至英国还希望德国强大成为欧陆上抗衡法俄的力量；法国在普法战争后一蹶不振，根本没有实力将复仇口号付诸实践。不过俾斯麦并不因此而放心。他力图为德意志帝国创造一个绝对安全的环境，而在德国处于欧洲中心这个事实面前，那是多么困难！但实际上俾斯麦做到了。从德意志帝国建立到俾斯麦辞职的二十年中，德国确实获得了和平生存，实力逐渐强大。针对法国的复仇主义，俾斯麦以法兰克福和约为德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孤立法国成为基本的外交路线。为此俾斯麦竭力拉拢俄国、英国和奥地利。但俄英奥三国之间的矛盾使关系复杂化。英国与俄国一直以来都在近东，尤其是中亚竞争，两国之间的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奥匈帝国与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竞争也未曾缓和。这似乎意味着俾斯麦只能选二舍一或选一舍二，但舍弃任何一边都有可能给法国创造机会。俾斯麦充分发挥其卓越的外交才能，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创造政治上接近的机会，同时又充当协调者以避免因战争爆发而使德国处于艰难选择的境地的情况发生。为缓和法国的复仇情绪，俾斯麦同时支持在印度支那有矛盾的法英以及在突尼斯有冲突的法意；为了能从竞争中获利，俾斯麦在近东问题上怂恿沙俄和奥地利，同时又避免矛盾激化而发生战争。这需要相当的技巧和勇气。同时俾斯麦通过外交途径向所有需要的国家表示友好，以获取信任，其中不乏蒙骗、欺诈、牺牲他国利益等不正当手段，订立盟约。结果德国获得一种这样的地位：如果同法国作战，有意大利的同盟做保障；同俄国作战，有奥地利的同盟作保障。与俄国签订的再保险条约，使德国的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这就像俾斯麦精心编织的一张保护网，那么完美却又脆弱，一不小心就会破裂。德意志的统一与强大，不能说是俾斯麦一个人的功劳，但他的主导作用是不可辩驳的。强烈的爱国热情使他对统一梦想孜孜以求，国家利益至上思想使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复杂的家庭背景和丰富的经历赋予他卓越的外交才能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这一切都成就了俾斯麦这样一位伟人！ [1] 《思考与回忆》俄译本序论《外交家俾斯麦》，阿·叶鲁萨里姆斯基[2] 《思考与回忆》中文版第一卷第123页[3]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92页[4] 《思考与回忆》俄文版序论《外交家俾斯麦》，阿·叶鲁萨里姆斯基 [5] 《思考与回忆》，奥托·冯·俾斯麦，198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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