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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证据的审查判断标准初探[内容摘要]证据收集完毕后,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必须经过审查判断、分析、研究证据是否具有能力、关联性和证明力和大小,从而确定所收集的证据能否用作定案的根据以及证明价值的大小,证据是确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是确定有罪或无罪,罪责轻重的关键;确定案件质量,做到不枉不纵,打击犯罪,保护国家、集体、公民、财产和人身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都将起到极大作用.本文就证据审查判断、概念、特征、审查判断的客观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经过控辩双方质证,由法庭认定.全案审查判断证据标准及其意义进行论述. [关键词] 证据审查判断特征标准引言收集证据是审查判断证据的基础,收集证据在前,审查判断证据在后,收集证据和审查判断证据紧密相连,没有收集证据就谈不上审查判断证据,反之,不对证据审查判断,就不能作定案依据,就不能查清案件事实。在司法实践中,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显得十分重要,也是一个难题,如何审查判断证据,这涉及到法律有涉及办案人员的素质,保证案件的质量,不枉不纵打击刑事犯罪,保护国家、集体、公民和财产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有着极其重要作用。为此,本文就证据审查判断的概念、特征、审查判断的标准和意义作一论述。一、审查判断证据的概念和特征审查判断证据,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当事人及其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对证据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和判断,以鉴别其真伪,确定其有无证明能力和证明力以及证明力大小的一种诉讼活动。审查判断证据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审查判断证据的主体既包括国家专门机关，也包括当事人及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我国传统诉讼理论基于从狭义上界定审查判断证据的概念，将审查判断证据的主体限定为国家专门机关，实际上从广义上来讲，除了专门机关为了确定案件事实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外，当事人及其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也要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以便向审判人员提出如何认定事实方向的意见，使审判人员能够对案件事实作出正确的认定，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地适用法律作出公正处理。因此，审查判断的主体不仅包括专门机关，也包括当事人及其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专门机关审查判断证据与作为诉讼参与人的当事人等审查判断证据，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专门机关和当事人等审查判断证据，都是通过对证据材料进行分析、鉴别以确定其真伪，判断其有无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已经证明力的大小，这是二者共同之处。其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1）专门机关办案人员审查判断证据是一种职权行为，即基于侦察权、检查权和审判权而进行的活动，而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审查判断证据则属于非职权行为；（2）专门机关办案人员审查判断证据，可以运用其在办案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同时有具有法律赋予的必要手段和方法，以及相应的物质条件保障，相对于当事人等审查判断证据，更有其优势；（3）专门机关审查判断证据，是为了正确地处理案件，维护国家、社会利益和当事人合法权益，而当事人等审查判断证据，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或委托人的利益；（4）在审查判断证据的效力方面，专门机关审查判断后认定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即可直接作为处理案件或者作出某种处分的依据，而当事人等对证据的审查判断，通常只是提出证据的前提，该证据能否作为认定案情的根据，还取决于专门机关是否采信该证据。将当事人及其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作为审查判断证据的主体，既符合诉讼实践，也有利于保障其行使诉讼权利，促使其履行诉讼义务，从而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1] [2] [3] [] []2、审查判断证据的本质是一种思维活动。如果说收集证据是认识过程是第一阶段即感性认识阶段的话，那么审查判断证据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阶段即理性认识阶段。这一阶段的活动方式，与第一阶段的收集证据相比是不一样的，它是在收集证据的基础上，通过人们的大脑，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的思维形式来进行的。当然，审查判断证据与收集证据虽然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但两者往往相互结合、交替进行。司法人员、当事人等必须首先收集证据，这是审查判断证据的前提；对于收集到的证据材料，司法人员、当事人等经过审查判断，如果发现有疑问或遗漏，则必须再去收集证据以便消除疑问或补充证据。把新收集的证据和原有的证据结合起来综合分析、研究，就可以使司法人员、当事人等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不断趋于正确。这实际上是司法人员、当事人等对案件事实的认识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 3、审查判断证据的目的是确定证据具有证明能力和证明力以及证明力大小。司法人员、当事人等通过对证据进行分析、研究和鉴别，其目的一是为了确定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因为证据具有能力和证明力，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二是为了确定证据与案件事实联系的紧密程度，联系越紧密，其证明力越大，反之，其证明力就越小。 4、审查判断证据的任务有两项，一是对单一和多个证据的审查判断，二是对全案证据的审查判断。司法人员、当事人等对单个或多个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其目的是为了审查核实某一证据或某几个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而对全案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其目的则是为了判明所有已查证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证据能否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二、证据审查判断的标准从现行的法律规定和学理来看，审查判断证据可分为对个别证据审查判断的标准和对全案这证据审查判断的标准。个别证据审查判断的标准，即刑事诉讼中对单一证据进行审查判断的内容，主要包括：证据是否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证明的内容是否真实；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等。 1、定案证据必须客观真实性。《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3款明确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法庭》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的要求，法庭应当根据案件是具体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查证据的真实性：（1）证据形成的原因；（2）发现证据时的客观环境；（3）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4）提供证据的人或者证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5）影响证据真实性的其他因素。在审查判断证据的客观真实性时，执法人员应注意的是上述法律规定的“属实”是指客观真实。法律法规规定的真实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客观的真实，即符号案件情况的真实，不以当事人和审判人员的意志和认识为转移，因此当事人和审判人员不能反驳它，而只能通过不断的证据活动认识它。二是法律的真实性，法律规定一旦某种情况得到了证明，就假定另一种情况是真实的，如推定。法律的真实允许当事人反驳，一旦当事人提出了成立的反证，法律的真实就不复存在。从判定的需要来看，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必须经得起各种各样的反驳，而要做到这一点定案证据就必须符合客观的真实。可以说，客观真实是证据的最基本属性之一。定案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与执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并不矛盾。可客观事实性是从唯物论的角度认识定案证据所得出的结论，而主观能动性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认识定案证据所得出的结论。事实材料只有经过当事人是举证和执法人员收集的活动，才能够进入执法程序，才能成为定案的证据；对于执法人员已经调查收集的证据，哪些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使用以及应当如何使用，实际上仍然需要审判人员发挥主观能动性，予以甄别、筛选和判断。实际上，定案证据的客观真实和执法人员主观认识是相统一的关系。 2、定案证据必须与本案相关，具有关联性。定案证据必须与本案相关，即具有相关性。所谓相关性是指证据与特定的证明对象有关，是证据对特定的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和价值，据此，对查明案件事实有意义的事实材料既具有相关性；而对案件事实或者其他证据没有任何影响事实材料，与本案无关，没有相关性。在审查判断定案证据的相关性时，执法人员应当将其与证据的真实性区别开来，逐一审查，在认定某一个证据是否具有相关性之前应当分清该证据对象是什么，如果该证据的证明对象不是本案实体法或者程序法规定的事实，该证据就没有相关性。 [] [] [1] [2] [3] [] []3、定案证据必须具备合法性。定案证据的合法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定案证据必须是通过合法的手段调查收集的事实材料，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调查收集的证据是非法证据。二是定案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表现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表现形式的事实材料只能是一般的证据材料，而不是定案证据，即使其具有真实性和相关性。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保证诉讼的程序公正，并有效树立司法的权威。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几方面审查证据的合法性：（1）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形式；（2）证据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3）是否有影响证据效力的其他违反情形。

刑法研究生论文篇2 浅析刑法理论中的洗钱罪摘要：洗钱，是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毒品、走私、黑社会等有组织犯罪猖獗泛滥的背景下产生的犯罪行为，其本质是掩饰、隐藏犯罪所得及非法收益。从犯罪构成上讲，洗钱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其主观方面是故意，表现在行为人“明知”其行为是掩饰、隐瞒赃款赃物的性质及其来源，洗钱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侵害的是国家的正常金融管理秩序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关键词：洗钱;犯罪构成;洗钱罪;《刑法》第191条洗钱，是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毒品、走私、黑社会等有组织犯罪猖獗泛滥的背景下产生的犯罪行为，其本质是掩饰、隐藏犯罪所得及非法收益。它不仅破坏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环境，损害金融机构的声誉，威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而且洗钱活动与贩毒、走私、恐怖活动，极大地助长了这些严重犯罪行为，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安全乃至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安全都构成严重威胁。近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洗钱犯罪在我国也日趋猖獗，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然而，由于我国对洗钱罪及其法理的研究起步较晚，不管是学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对洗钱罪的研究和认知都有待进一步深化。为此，本文拟就我国刑法理论中洗钱罪的相关理论及认定问题作粗浅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前辈。一、洗钱及反洗钱现代意义上的洗钱行为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黑帮犯罪集团[1]3。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司法官员查处“水门丑闻”案中，“洗钱”这一概念才第一次被作为正式法律术语来使用，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毒品交易的蔓延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2]5。第一个把洗钱行为规定为犯罪的国家是意大利，该国于1978年3月21日颁布法令，在刑法第648条第2款中增设了洗钱这一犯罪行为，只不过当时的洗钱罪仅针对武装抢劫罪、勒索罪和劫持人质罪这三类上游犯罪[3]。后来，随着毒品、走私、贪污贿赂等犯罪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泛滥成灾，国际社会认识到打击这些犯罪及后续犯罪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是洗钱罪陆续出现在各大国际性法律文件之中。从《巴塞尔原则声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条约中我们可以看到，洗钱犯罪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惩治洗钱犯罪也成了各国刑事司法协作的共同目标。除了国际性法律文件以外，国际社会还设立了一个专注于打击洗钱和恐怖融资犯罪的永久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该组织在打击洗钱犯罪方面取得的最为突出的成绩就是发布了《反洗钱40项建议》。2013年5月13日，中国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六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标志着我国已经从国家战略层面开展反洗钱工作。二、洗钱罪的构成要件在我国，洗钱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与性质，将其转换为其他类型的资金形式，协助资金转移，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将其收益合法化的行为。洗钱罪本质上不同于传统的犯罪，其犯罪手段众多，没有典型的受害人，犯罪构成较为复杂。洗钱罪罪名的成立不一定要有相应的危害结果，而只要实施的行为特征符合其构成要件，就可定罪处罚。因此，洗钱罪是行为犯。根据犯罪构成理论，洗钱罪的构成要件如下。 (一)犯罪主体根据2011年《刑法修正案(六)》的规定，洗钱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自然人是指年满16周岁并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法人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以及团体。所以说，该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这里重点讨论的是，洗钱罪上游犯罪的实行犯或其共犯(即上游犯罪的本犯)实施洗钱的行为(即“自洗钱”)能否定罪、能否实施数罪并罚的问题。在传统刑法理论中，洗钱罪上游犯罪的本犯不应再判罚洗钱罪，理由是：上游犯罪本犯的洗钱行为是对其犯罪行为的后续，这种事后行为不具备可罚性，其先行实施的上游犯罪行为吸收了后续的洗钱行为，因而只能按照先行的犯罪定罪处罚[3]。而且，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去看，刑法第191条规定的“明知”也只能是针对本犯以外的其他犯罪人而言的。另外，张明楷教授认为：“否认上游犯罪者可以成为洗钱罪的行为主体，并不是因为洗钱行为是不可罚的事后行为，而是因为否定说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从立法论上来说，将自洗钱规定为洗钱罪或许更合适，但在解释论上，只能在刑法条文规定的范围内确定行为主体范围。刑法第191条的规定明显采取了否定说。”[4]700因此，我国有学者提出把洗钱罪的主体进行扩大，将其上游犯罪中的本犯也纳入进来，这种做法适应立法的趋势，反映了与洗钱行为做斗争的必要性。至于扩充洗钱罪犯罪主体的理由，则各种各样。有的学者认为，传统的刑法理论已经过时，理论应是对实践的概括与升华，而不是实践的羁绊和束缚。有的学者认为，将自洗钱行为规定为犯罪，实行数罪并罚，并不当然违反“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理论。因为“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并不是理论上说的“不可罚”，而是“共罚的事后行为”。现代洗钱行为已呈专业化、规模化态势，因此，洗钱罪作为独立的犯罪，而不再依附于其上游犯罪而存在。因而，我国应真正从价值层面上将洗钱罪从传统赃物罪中分离出来。换言之，上游犯罪的本犯实施洗钱行为之所以不构成不可罚的事后行为，是因为洗钱行为不同于赃物罪中的行为，它对金融管理秩序的危害，是不能评价于其上游犯罪之中的，它必将不可避免地侵害“新的法益”[5]。因此，上游犯罪本犯的洗钱行为是可以处罚的[6]。也有学者认为，自洗钱可以单独成罪，理由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第一，洗钱罪与传统赃物罪相比，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除了给司法机关造成阻碍，还对国家金融和市场经济秩序造成影响，从罪刑均衡原则考虑，本犯犯洗钱罪应当与上游犯罪数罪并罚。第二，洗钱罪的行为方式不同于传统的赃物罪，已经是独立于上游犯罪的另外一个完全独立的犯罪过程。第三，其侵犯的法益不同于其他犯罪侵犯的法益。第四，对本犯可以单独定罪，有利于我国行使司法管辖权，这是因为洗钱犯罪往往都是跨国性的，试想如果犯罪分子是在国外实施上游犯罪行为，而在我国实施洗钱犯罪的，那么因为我国否认本犯可以单独处罚，而对发生在国外的上游犯罪又缺乏管辖依据，这就使我国的司法管辖权处在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1]101。根据上述不同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上游犯罪的本犯可以单独成立洗钱罪，理由是：现代洗钱犯罪因其巨大的社会危害性，已然独立成罪，我们不能将目光局限于“本犯”的危害上，而应将其与传统赃物罪剥离开来;因为洗钱罪独特的行为方式，导致了本犯在实施洗钱行为时侵犯了新的法益，从而不构成不可罚的事后行为。 (二)犯罪主观方面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表现在行为人必须“明知”其行为是掩饰、隐瞒赃款赃物的性质及其来源，“明知”的对象是其上游犯罪所产生的收益。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将其收益当作合法财产，只是客观上实施了隐匿等行为，那就不能认定为洗钱罪。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第一，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那么包不包含间接故意?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行为人以直接故意的主观心态实施洗钱行为成立洗钱罪自然不在话下，关键是间接故意能否成立洗钱犯罪。对于这一问题，意见分歧就在于如何理解《刑法》第191条中所规定的“掩饰、隐瞒”的含义。一种观点认为，为“掩饰、隐瞒”而实施洗钱的行为，就表明行为人主观上存在犯罪目的，在我国《刑法》条文中已经排除了本罪可由间接故意构成，所以洗钱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另一种观点认为，间接故意也可以构成洗钱罪，其理由是：“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是构成要件的基本内容，是洗钱行为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关于犯罪目的的规定，亦即行为人实施洗钱行为时，认识到其隐匿等行为的客体是洗钱罪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4]702。因此，洗钱罪不能作为目的犯，其罪过自然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第二，明知的对象是什么?上文已经提及，行为人“明知”的对象是法条规定的七种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但学界对于“七种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理解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即“具体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和“概括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具体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是指，行为人要“明确知道”是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才能构成洗钱罪中的“明知”。而“概括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是指，行为人对属于七类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具有概括性认识即可，无须知道是具体哪一个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就可成立“明知”。笔者赞同“概括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因为“具体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过于机械地理解了《刑法》条文，而不利于司法实践对“明知”的认定，它还违背了刑法关于主观认识错误的理论。 (三)犯罪客体 “一般认为，洗钱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的正常金融管理秩序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7]349所以，学界通常认为，洗钱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不过，有学者提出要对这种复杂客体进行分类[8]。这种观点与立法机关对于洗钱罪立法宗旨的理解似乎达成某种契合。笔者认为，从法律解释的角度来看，通说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如果从犯罪的本质属性和立法活动的逻辑周延性角度出发，恐怕就不一定说得通了。其实，这里涉及的主要是洗钱罪在刑法典中的位置问题。我国现行刑法未将洗钱罪归入妨害司法罪，是应该进行考量的。笔者认为，洗钱罪应该归入妨害司法罪一节中，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洗钱罪更加符合妨害司法罪特征;第二，洗钱罪归入妨害司法罪更符合立法逻辑的周延性。三、洗钱罪的认定 (一)罪与非罪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明知”是一个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问题。对此，上文已经提到，这里不再过多阐述。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有学者提出，尽管《解释》解决了“明知”客观推定的程序性技术难题，但与美国刑事立法对于“明知”的规定仍然存在差距，我国洗钱罪的主观范围仍然存在实体面过窄的问题[9]。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毕竟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明知”的认定问题一直都是一个难题。 (二)对本罪以及上游犯罪中共同犯罪的认定区别洗钱罪与上游犯罪构成共犯的分界线，主要看行为人与七种上游犯罪的犯罪分子事前有无通谋：如果行为人事前通谋，事后再次实施洗钱行为，则应构成共同犯罪;行为人事前如果没有通谋，只是实施了洗钱行为，则应只构成洗钱罪。 (三)此罪与彼罪的认定这里要对《刑法》第191条、第312条、第349条的互相认定问题进行讨论。上文已经提到，我国赃物罪与洗钱罪已经越来越趋同，其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上游犯罪的不同。而洗钱罪与窝藏毒赃罪的界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上游犯罪不同，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由7类犯罪构成，而窝藏毒赃罪只能由毒品犯罪构成。(2)客观行为不同，洗钱罪是掩饰、隐瞒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的行为，就是将赃物合法化;而窝藏毒赃罪是转移、窝藏、隐瞒毒品犯罪所得的财物，财物的非法性质没有改变。(3)主体不同，洗钱罪主体为一般主体;而窝藏毒赃罪的主体只是个人。参考文献： [1]何萍.洗钱与反洗钱动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2]何萍.中国洗钱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兼与欧盟反洗钱制度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钊作俊.洗钱犯罪研究[J].法律科学，1997(5). [4]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5]马克昌.完善我国关于洗钱罪的刑事立法——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依据[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6). [6]赵军.论洗钱罪上游犯罪的相关问题——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相协调[J].法学评论，2004(4). [7]马克昌.经济犯罪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8]陈明华.洗钱罪的认定及处罚[J].法律科学，1997(6). [9]李云飞.中美洗钱罪主观要素界定的比较[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猜你喜欢： 1. 有关刑法研究生毕业论文 2. 刑法论文 3. 浅谈刑法学硕士毕业论文 4. 刑法硕士毕业论文 5. 刑法硕士论文

为了使死刑真正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刑法应明确规定适用死刑必须坚持主观罪过与客观危害相结合的原则。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刑法论文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刑法论文范文篇1 浅谈死刑存废死刑是生命刑，是当代中国最为严苛的刑法方式，它的存留问题一直饱受争议，是我国当前刑法改革最具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保留死刑的有中国、美国、日本、新加坡等75个国家。但限制和废除死刑已经成为国际潮流，随着这股潮流，我国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原则上废止老年人犯罪死刑和取消13种经济性、非暴力性犯罪的死刑罪名。但这只是开始，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人权关注的升温，我们还有很多要做，以应对步入深水区的中国死刑改革之路。一、目前中国可否全面着手废除死刑当前，限制、减少最终废除死刑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各界特别是刑法界的共识，但该不该从现在开始着手准备废除死刑，则意见不一。 (一)相关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就当前的中国国情而言，全而废除死刑为之尚早。我国当下的刑事犯罪发生率特别是涉及公民生命的刑事犯罪发生率仍处于较高范围，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彻底全而废除死刑无从谈起。而另一种观点则觉得，我国目前就应着手废除死刑。如有人认为，死刑与道德伦理相悖，而且也不能对刑事犯罪行为起到吓阻作用，为保障死刑犯生命权，应立即废除死刑。 (二)基本立场客观的说，从目前的中国国情来看，各方而社会问题非常复杂，而且到目前为止，我国司法实践上还没有过停止适用死刑，也相应缺乏对公众死刑观念的必要引导，所以很难在短时间内全而废除死刑。因此，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在现阶段，我们只能少杀、慎杀，将死刑的适用控制的更为严格，但不可一下就彻底废除。二、死刑改革的根据不管上而任何一种观点，要想对现有的死刑政策进行改革，都必须有根据的制订出一套相应的解决方案，那我们进行死刑改革到底是该从功利上考虑，还是人道，或是其他?我们现价段应从法理入手，兼顾人道功利，制订出一套符合当下社会基础，人民群众普遍接受的死刑改革方案。我们制定刑法，规定死刑的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分子，维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构建和谐稳定安全的生活环境。假设我们现在仅考虑人道全而废除死刑，而不考虑我国的实际社会基础，则在侧而助长了那些暴躁乖戾的不安定分子为图私利杀人越货的邪恶心思，增加犯罪数据，威胁公民安全，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全稳定。而只考虑私利，即杀人偿命，一起凶杀案，结果双方都失去生命，笔者觉得这并不是个好的解决方案，因为这样只会将损失扩大化，对双方都不利，我们应考虑具体情况比如杀人动机、方式、杀人者个人情况等，再决定是否采取死刑。所以，我们应该进行死刑改革应从法理入手，兼顾私利和人道。三、死刑改革措施就目前而言，司法控制是我国死刑改革的有效可行措施。现行刑法典第48条第1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但“罪行极其严重”的标准是模糊的，这就为不合理的配置死刑打开了方便之门。“罪行极其严重”量定客观危害，是死刑适用的一般化标准，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因人而异;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测查主观恶性，是判定死刑立即执行或者缓期执行的个别化依据，不同情况不同对待，需因人而异。立足国情贯彻少杀慎杀政策精神，对“罪行极其严重”标准应予“严加”把控，对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尺度适当“放宽”掌握，通过公正司法达致“罪行极其严重”可判死刑的“犯罪分子”被限制到极少数。 (一)“罪行极其严重”：量定客观危害就危害后果而言，危害后果的性质及其程度的不同是决定适用死刑与否必须考虑的因素。基于死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极刑，因此，对犯罪人适用死刑应以其犯罪行为所导致的危害结果具有相当性为必要，即只有出现致命性结果或者其他极其严重的结果时，才能考虑适用死刑;特别是在选择死刑立即执行时要尤其慎重。 2011年5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0年度工作报告指出：“将统一死刑适用标准，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均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尽量依法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最大限度化解社会矛盾。”起到了对死刑适用标准解释的指引作用，充分发挥了司法控制对立法不足的弥补作用，彰显了我国死刑的慎杀政策。 (二)“罪行极其严重”：考查主观恶性为了使死刑真正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刑法应明确规定适用死刑必须坚持主观罪过与客观危害相结合的原则。主客观统一是我国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在适用死刑时强调这一原则尤为重要，并且该原则在刑法中应当明确加以规定。“罪大恶极”一方而指犯罪人主观恶性很深，不堪改造;另一方而指罪行严重，给国家和人们造成重大损害。司法过程中，充分了解犯罪分子的罪前、罪中、罪后情况，可以得知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大小和人身危险性深浅，从而决定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可否缓期执行。如果犯罪分子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不大，即可判处“死缓”。刑法论文范文篇2 浅谈经济犯罪死刑的废除一、经济犯罪中死刑废除的现状目前全球有117个国家废除死刑制度，只剩下78个国家依然保留死刑制度，我们国家是这78个保留死刑制度的国家之一，死刑存废越来越多地与这个国家的人权发展水平、法制发展状况，以及社会文明程度联系密切，成为一个国家的重要的人权、法制以及文明程度的重要评判标准。作为刑事法律制度中的重要经济类犯罪，是1982年全国人大会在《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中首次提出经济犯罪一词，经济犯罪是指在商品经济的运行领域中，为谋取不法利益，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严重侵犯国家社会管理制度、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照刑法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在我国经济犯罪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类是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另一类是我国刑法分则第五章规定的侵犯财产罪，以及刑法分则规定的侵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犯罪，如制造贩卖假药罪、贿赂罪，也属于经济犯罪的范畴。经济犯罪的特征：第一，经济犯罪的贪利性。一些经济犯罪只要能得到钱，就会肆意践踏法律，不把道德和法律放在眼里。第二，经济犯罪主体有较高的智能性。经济犯罪的主体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或者一定的专业技能，具有更强的反侦察的能力。第三，经济犯罪的可变性。第四，经济犯罪的复杂性。首先，经济犯罪主体的复杂性。其次，经济犯罪所涉及的法律复杂性。最后，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经济犯罪的犯罪的复杂性。二、经济犯罪死刑废除的原因随着废除死刑的呼声日益高涨，我们试图论述经济犯罪死刑废除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刑罚的公正性。公正性是刑法最重要的价值，也是历来立法、司法、执法所追求的原则与精神，而判断一个刑罚是否公正，就是要看到其是否符合罪责相适应的原则。罪责相适应原则要求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无罪不罚，罚当其罪。第二，经济类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我国已经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和谐社会必然是现代法治社会，健全、理性、高效的社会主义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基石。作为现代法治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刑事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义、平等、自由、安全、秩序这些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也是现代刑事法治内在的核心价值。第三，经济犯罪适用死刑违背人道主义原则。贝卡利亚在首次提出废除死刑时曾经说过：“如果我要证明死刑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有益的，我就首先要为人道打赢官司。”第四，死刑的配置并不能有效地遏制经济犯罪。在我国虽然不断有犯罪分子因贪污、受贿、伪造货币等被判处死刑，但是经济犯罪屡禁不止。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死刑的适用并不能有效地遏制经济犯罪，这需要从产生经济犯罪的深层社会经济因素来分析。第五，废除经济犯罪死刑有利于遏制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国家社科规划《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认为，中国外逃的4000多名贪官中，金融体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约占87.5%，其他部门约占12.5%，与贪官外逃相伴生的是资金外逃。中国1988年至2002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第六，经济犯罪的死刑问题是影响我国国际司法协助的重大障碍。西方国家以人权保障为由不向中国引渡或移交外逃经济犯罪的嫌疑人，需要加以研究。虽说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全面禁止死刑的客观条件，而西方的许多国家都已经废除了死刑或者极少使用死刑。面对大量经济分子一旦被引渡回国就有可能判处死刑的情况，西方国家也会因此而难以与我们合作，这是十分现实的问题。三、经济犯罪死刑废除的立法完善第一，及时废除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和侵犯财产罪中的死刑。从立法上及时废除对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死刑以及侵犯财产罪中的死刑复核当前我国刑法立法趋势。第二，在条件成熟时废除贪污贿赂中的死刑。贪污贿赂行为时以权谋私，用国有财产来满足其个人私欲的行为。第三，加强无期徒刑的惩罚力度。既然应从立法上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那么就应该对于仅次于死刑的无期徒刑的惩罚力度予以加强。以便更好地打击经济犯罪，遏制此类案件的发生。第四，完善罚金刑的适用。罚金刑作为我国一个刑种，在惩治经济犯罪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就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应当从刑罚手段上加以完善，即：采取高额罚金刑与易科处罚金刑相结合的手段。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我国宜采取用罚金易科自由刑的制度。四、结语冯亚东教授在其著作《理性主义与刑法模式》中谈到：“对于个人的邪念，我们防不胜防，但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不一国家和法律的名义剥夺人的生命，这是考虑人类生存的根本利益，根本价值作出的明智选择。”我国经济犯罪适用死刑有不合理的地方，应当在立法上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同时，完善经济犯罪立法和刑罚适用，使经济犯罪得到适当的处罚。这样可以使我国刑法更加健全，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猜你喜欢： 1.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 2. 刑法毕业论文 3. 刑法学年论文范文 4. 浅谈刑法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5. 刑法学年论文范文

刑事科学技术论文发表

罗亚平，女，1965年8月生，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罗亚平教授，2001年获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诉讼法专业硕士学位，曾于1996年7月至1997年8月间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法庭科学系做访问学者，现从事物证技术专业方向研究，擅长于痕迹检验。现为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刑事科学技术系主任。

还担任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法学会物证技术学会副会长，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刑事技术实验室主任，全国刑事技术标准化委员会指纹检验分技术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委员会技术委员会法庭科学分委会委员等社会兼职。

罗亚平教授科研成果：

近年来先后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参与及完成部级重点研究项目、部级科研项目以及横向合作课题9项；获国家发明实用新型专利1项；主编、副主编《物证技术学》、《痕迹检验教程》、《刑事科学技术实验指导》等教材6部。

主持的教改项目《痕迹检验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荣获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参与制作的《痕迹检验课程多媒体课件》获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三等奖。

1.主持部级课题《502真空熏显手印技术》

2.主持部级课题《公安科技现状及比较研究》

3.主持部级标准化课题《平面灰尘足迹显现和提取》

4.主持校级课题《便携式多功能痕迹检验系统》

5.参加部级重点课题《公安部重点实验室现状与发展》

6.参加北京市教委科研项目《侦查学面向21世纪教学改革》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罗亚平

仅供参考毕业论文设计学院学院学号年级级毕业教务处制表毕业二〇一五毕业年三月毕业二十日1/18页刑事科学技术毕业论文题目一、论文说明本团队长期从事论文写作与论文发表服务擅长案例分析、编程仿真、图表绘制、理论分析等专科本科论文300起具体信息联系二、论文参考题目对我国刑事科学技术发展现状及趋势的思考刑事科学技术综合训练考核初探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基础课教学改革的探索浅议刑事科学技术与侦查刑事科学技术课程实践教学方法探讨刑事科学技术实验室建设探索浅议刑事科学技术队伍建设论现代刑事科学技术人员的业务素质刑事科学技术本科专业教学中化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浅议刑事科学技术在侦查中的重要作用——从一起杀人案件的侦破谈

刑事技术专业学生毕业论文写作须知毕业论文正文的题目下面必须有论文摘要（100字－200字左右）和关键词（3~8个）。摘要应摘出全文的主要观点，内容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不以“本文”、“作者”等词作主语。示例如下：摘要：应用自行研制的改性塑胶提取子弹弹头上的立体痕迹，提取的阳模能完整地显示其被提取物的痕迹特征，并对制模剂的配制、提取的方法等进行了探讨。关键词：枪弹痕迹弹头痕迹检验痕迹提取3、正文的层次结构为：一、（一）、1、（1）、①。4、论文正文后必须附上主要参考文献目录。格式如下：（1）著作类：[序号]主要责任者.书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 写作方法和步骤1、选准题目。学生选题时，在首先考虑题目意义的同时，要根据本人的兴趣、基础和条件，选择恰当的题目。2、调查研究、搜集资料。围绕选题，搜集、阅读有关的文献资料。了解和掌握在本题目上已有的研究成果，包括各种不同观点、论据、数据资料。为写作参考方便，应将主要内容摘抄或复印成卡片，集中使用，避免在写作过程中需要某种资料时，花费很多时间重新查找。多数题目的研究和写作，都需要作实地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3、撰写提纲、向指导教师提交开题报告，并进行交流、改进。开题报告经指导老师审定后，方可进行论文正文的撰写。4、写作过程中要继续搜集、补充资料，写作要层次分明，条理清楚，观点明确，论证有理有据，具有说服能力。文章的文字要简洁、通顺、流畅、无错别字。凡引用文字、数据注明出处。写完初稿后，根据文章的内容写一份100~200字左右的论文提要，写出关键词。 5、将论文的初稿及提要送交指导教师审阅，根据导师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改，直到导师认可为止。6、将论文按规定的规格打印清楚，送交指导教师。

刑事技术论文发表

张子荣，男，山西临汾人，现任校长，教授。赵雪宝，男，生于1966年1月，山西大同人，现任教务处处长，副教授，研究生，1986年8月毕业于山西大学本科。1986年8月参加工作。科研成果：①出版《精解公安机关管辖案例刑法罪名》参编；《刑法学》、《民法》、《国家赔偿法教程》任主编；②发表论文《试析警察救助行为》。奖励荣誉：获公安部全国公安系统优秀教师；获太原市优秀教育专家。翟媛，女，生于1965年11月，山西昔阳人，现任法律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研究生学历，1984年7月毕业于山西省警校，1998年7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本科，2001年毕业于山西大学。1984年7月调入学院。科研成果：出版有《新法律教程》；《刑法学》警官高职法学教程；《民法学》警官高职法学教程。奖励荣誉：省公安系统优秀教师；太原市职业教育优秀教师；太原市公安局嘉奖。刘明生，男，生于1964年 6月，山西太原人，现任刑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研究生，1984年7月毕业于山西省警校，2000年2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本科。1984年7月参加工作。科研成果：①出版《使用预审教程》任副主编；《侦查讯问学》任副主编；②发表《关于构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学的初步构想》等。奖励荣誉：荣获公安局三等功、山西省公安厅二等功、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等。胡忠明，男，生于1963年4月，山西阳泉人，现任治安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大学本科，1985年8月毕业于山西大学本科，1985年7月参加工作。科研成果：《治安介理学》参编；《汉安行政诉讼实用教程》参编；《人民警察法教程》参编；《刑事侦查谋略与措施》参编；《治安案件查处法律文书制作场合》，任副主编。奖励荣誉：省、市、校“先进个人”。太原市“三等功”。上官柳芳，女，生于1965年6月，山西运城人，现任政治理论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研究生，1986年8月毕业于山西大学本科，200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1986年7月参加工作。科研成果：《邓小平理论概论》，任副主编。奖励荣誉：2002年获山西省公安系统优秀教师。周立莹，男，生于1947年3月，山西太原人，现任治安教研室副教授，大学，1981年2月毕业于太原师专，1987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87年2月调入学院。科研成果：《治安管理文书写作》论著；《公安机关现行表格使用说明和示例》任副主编；《综合训练和毕业考试是警校教学中的必要环节》论文。荣誉奖励：论文《吃透“三头”搞好应用文教学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获“三北”教学研讨会鼓励奖。成文明，男，生于1964年6月，山西交城人，现任成教处处长，副教授，大学，1984年7月毕业于山西省警校，2000年12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本科，1984年7月参加工作。科研成果：《实用刑事技术教程》参编；《刑事侦查改革谋略与措施》主编。奖励荣誉：省、市、校“先进个人”。太原市“三等功”。李保国王建军，男，生于1963年6月，山西昔阳人，现任法律教研室副教授，研究生，1985年7月毕业于山西大学，1985年7月参加工作。科研成果：《民法教程》参编；《行政处罚法通论》；《民法学》；发表论文《公安机关与国家赔偿法》、《地方公安院校应成为公安职业亿建设的主要基地》；《创新警务机制，确保率先发展》。奖励荣誉：曾被学院评为优秀教师。发表的论文《公安机关与国家赔偿法》、《地方公安院校应成为公安职业亿建设的主要基地》获奖。周正平，男，生于1953年3月，山西太原人，现任政治理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大学本科，1982年5月毕业于山西矿院，1987年4月调入学院。科研成果：《辩证法研究》主编；《邓小平理论概论》副主编。荣誉奖励：1994年省教委被评为”优秀班主任”；1997年省公安厅被评为“全省公安机关警衔晋升培训先进个人”；2000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优秀函授教师”；2000年山西省公安系统“优秀教师”。李捷，男，生于1963年4月，山西太原人，现任科研处处长，副教授，研究生，1987年7月毕业于山西大学本科，200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1987年7月参加工作。科研成果：《从权利与次效率的关系看“沉默权”的取舍》论文发表于《公安教育》；《试论正确应对“律师提前介入诉讼”》发表于《中国警察教务信息博览》；《浅谈21世纪公安教育的培养目标》论文发表于《太原科技》；《浅析公安院校毕业生不包分配的负面影响》发论文发表于《中国城市经济》；《公安行政诉讼实用教程》参编；《新刑事诉讼法教》副主编；《公安机关输刑事案件要题三百问》章节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编著。荣誉奖励：1993年、1997年、1998年、2000年四次获“山西省公安系统优秀教师”称号；2002年荣获“三等功”；多次被评为太原市公安局“先进个人”“优秀党员”等。谢宁洁，女，生于1967年4月，山西临猗人，现任交通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大学本科，1988年毕业于西安公路学院，1997年 7月毕业于西安公路交通大学，1988年9月参加工作。科研成果：1996年《投资与汽车工业》发表于《交通纵横》；1997年《浅谈汽车前轮的测滑及其调整》发表于《山西交通科技》；2001年《中国未来城市交通管理的策略探讨》发表于《太原科技》；2002年《汽车驾驶中如何防止侧滑》发表于《能源基地建设》、《关于公安中等专业教育的探索》发表于《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汽车驾驶初级培训教程》参编；《现代交通管理应用技术》参编；2004年12月在《山西交通科技》上发表论文《城市汽车污染控制对策》。奖励荣誉：1995年太原市公安局嘉奖一次；1998年获太原市公安系统优秀教师；2000年被评为太原市中等职业教育优秀教师；2001年被评为山西省公安系统优秀教师；2002年论文《提高交通管理整体水平，创造经济发展良好环境》被评为太原市政法系统优化发展环境理论研讨会论文优秀奖；2003年被评为山西省公安系统优秀教师；2005年被评为学院优秀教师。王承公，男，生于1967年5月，山西原平人，现任服务中心处长，高级讲师，经济师，三级警督，大学本科，1989年7月毕业于太原市警校，1993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1989年8月参加工作。科研成果：论著《公安派出所常用文书写作与范例》，论文《论新时期公安秘书工作者的基本修养》。获奖荣誉：1995年被评为山西省公安厅优秀教师并荣立市公安局个人三等功、“新长征突击手”；1998年被评为太原市教委优秀班主任；2000年获市局新千年优秀党员并获太原市第二届政法、综治宣传“金剑奖”先进个人、“新长征突击手”；2003年获“2002年度太原市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并获太原市共青十大团干标兵；2004年被评为省团委“山西省优秀共青团干部”并同时被评为省公安厅优秀教育工作者。王彩霞，女，生于1975年2月，1998年7月毕业于山西大学，2003年12月获南京大学情报学专业硕士。1999年4月参加工作。科研成果：2000年论文《谈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的继续教育》发表于《太原科技》、2003年4月《试论自动摘要技术》发表于《晋图学刊》、2003年10月《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信息资源管理》发表于《情报杂志》、2003年11月《图书馆人力资源开发对策研究》发表于《中国西部科技》、2005年8月《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加强公安院校师资队伍建设》发表于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公安教育论坛》（上册）。奖励荣誉：2001年9月被评为太原警校“优秀教育工作者”；2003年4月被评为2002年度山西省职教学会中专图书馆委员会“先进图书馆工作者”；2003年12月被评为太原市人民政府评为“太原市职业教育优秀教师”，2005年9月被评为太原警官职业学院“优秀教育工作者”. 刘庆林，女，生于1964年6月，研究生，高级讲师，1995年7月毕业于山西省委党校，1981年8月参加工作，1987年调入学院。科研成果：1995年论文《国外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对中国的借鉴作用》发表于《学习与辅导》、1996年论文《试论头颈状态对体操的影响》发表于《山西体育科技》、1996年论文《试论人民警察依法行使权利学研究》发表于《警学研究》、2000年论文《大众健美操对中青年女性健美效果的实验》发表于《山西体育科技》、2001年论文《浅谈信息服务业》发表于《山西经济》、2001年论文《浅析传统武术套路与现代散手运动》发表于《搏击》、2001年论文《山西环境污染状况及其原因分析》发表于《山西统计》、2001年论文《关于发展山西资本市场的几个问题》发表于《经济问题》、2003年论文《西部发展与山西经济》发表于《山西统计》、2001年论文《课堂育人方法谈》在第十一届“三北”会议获奖。奖励荣誉：1993年获太原市政府“夏打”先进个人、2004年获太原市优秀社区民警、2005年获太原市优秀社区民警。朱玉，女，生于1972年3月，1994年7月毕业于太原工业大学，工学学士，1994年7月参加工作。科研成果：1996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计算机上机操作与等级考试指导》副主编、2001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警用计算机基础教程》副主编、2000年发表论文“浅谈计算机信息安全”。奖励荣誉：1997年被评为太原市公安系统优秀教师、1998年被评为山西省公安系统优秀教师、1999年被评为山西省公安系统优秀教师、2003年被评为山西省公安系统优秀党员、2005年被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评为先进工作者。刑建刚，男，生于1963年4月30日，现任交通管理教研室主任，大学本科，1986年毕业于山西医科大学,1986年7月参加工作，科研成果：《刑事技术》参编，论文论文《30例自行车事故引起的颅脑死亡案例分析》和《表皮脱落及其应用》发表于《中华法医学杂志》.奖励荣誉：多次被评为山西省、太原市公安系统优秀教师以及优秀党务工作者；2000年9月被评为高级讲师职称、2005年被评为副教授职称。容翠梅，女，生于1962年2月，现任基础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大学本科，1988年毕业于中国刑警学院。1984年7月参加工作，科研成果：《实用刑事技术教程》参编，发表论文《利用手印推测身高的三元回归方程》、《应用模糊数学原理对学生全方位评价初探》。奖励荣誉：1995年荣立太原市公安局三等功，1995年荣获山西省公安厅优秀教师，1995年荣获太原市公安局最佳民警，1996年荣获山西省公安厅优秀教师，1991——1995年别评为山西省中专教育先进个人，2000年获太原市警校首届评教评学一等奖。田明，男，生于1976年10月，硕士研究生，2001年7月毕业于山西师大，2001年7月参加工作。科研成果：2004年《战时日军对山西邮政的破坏》发表于《山西师大学报》；合著《华北抗战史》（上卷）发表于《山西人民出版社》。奖励荣誉：2004年被太原市政府评为市职业优秀教师。翟淑琴，女，生于1965年10月，现任基础教研室科员，1998年毕业于山西大学，2003年考取山西大学物理电子工程学院光电研究所光量子与光学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硕博连读（在读），1984年7月参加工作。科研成果：论文《刑事技术教程》。奖励荣誉：1999年获太原市公安系统优秀教师。周志琛，女，生于1975年9月，2001年毕业于太原师范学院，2004年考取山西大学数学科学院研究生（在读）。1998年7月参加工作。科研成果：论文《强化数学应用意识》、《数学学习过程与数学教学改革策略》、《数学教学中学生能力的培养》；获奖荣誉：2000年获太原市公安系统优秀教师、2005年获太原警官职业学院优秀教师。李明，男，生于1979年6月，现任计算机教研室科员，大学本科，2003年7月参加工作。科研成果：论文《浅议青少年犯罪》、《公安院校计算机教师应具备的素质之我见》在第十四届“三北”地区公安院校教育研讨会上发表。奖励荣誉：论文《浅议青少年犯罪》、《公安院校计算机教师应具备的素质之我见》在第十四届“三北”地区公安院校教育研讨会上获优秀奖。李建利，男，辽宁大连人，现任现代技术教育处副处长，高级讲师，专业三级警督， 1994年7月毕业于山西大学，1994年7月参加工作。科研成果：《警用计算机基础教程》任主编；《中文WINDOW98教程》；论文《基于WORD的现场平面图应用》。奖励荣誉：多次获山西省公安系统优秀教师，太原市政府教育先进工作者。

6月12日，山东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机关开展服务群众“找差距、查问题、补短板”活动视频会议，吹响了担当作为、狠抓落实的号角。即日起，“德州公安”开设专栏《燃烧吧！基层》，聚焦扎根基层一线、担当作为奉献的优秀民警事迹，深入挖掘打击犯罪、服务群众的好典型、好经验、好做法，形成全市公安机关服务群众比学赶超、百花竞放的良好局面。本期我们要介绍的是爱钻研爱百姓的“乡村小警”——孙恒。据说，他有个很厉害的“隐藏属性”，会是什么呢？德州市公安局德城分局二屯镇派出所民警孙恒“最愿意与朴实的老百姓打交道，能够为他们服务，也是我这个农村人的感恩与回馈。”这是孙恒常说的一句话。一个朴实的农村派出所的“片儿警”，除了有为人民服务的一腔热忱，他还是个藏得很深的“学霸”......小民警撰写论文登录公安部权威期刊2019年第2期的公安部核心期刊《刑事技术》杂志刊发了《运用AutoCAD绘制家系图谱在Y-STR数据库建设中的应用与成效》这样一篇论文，而这篇论文的作者正是孙恒。或许你会好奇，这篇论文在众多学术文章里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是《刑事技术》杂志自1976年创刊以来第一次以派出所民警为第一作者发表论文。“不单是论文在杂志上发表，他创新的图谱绘制方法实实在在的帮我们省了很大力气。”谈到孙恒，时任二屯派出所所长刘小民对他赞不绝口，“他很聪明、也有想法，懂创新”。据介绍，图谱绘制是男性家族排查系统建设工作的重要环节，了解和掌握家系男性人员信息，能够提高违法犯罪人员排查筛选效率，全面提升公安机关侦查破案能力和社会管控能力，实现刑事技术破案效率的最大化。

对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的思考 -----【作为论文，对其中的一些关键点还是应该有数据支持，比如你实习时所在的分局的年发案数据、现场勘查数据、十类必勘案件数据、技术破案所占比例等等，有的话会更加完善。在这里我不提供，因为互联网不允许摆出数据来——这是泄密滴……】---------------------------------------------------------------------------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人、财、物的进一步大流动，使得刑事犯罪形势日趋严峻化；同时，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一方面为公安机关侦查破案提供了有力武器，另一方面也被犯罪嫌疑人所利用，犯罪嫌疑人往往借助高科技手段，提高自身的犯罪能力及反侦查能力，智能化、高科技化犯罪现象越来越突出。因此，当前的刑侦工作必须实现侦查工作与技术工作的有效衔接与配合，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破案率，有效地遏制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的稳定。一、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概述刑事技术，亦称刑事科学技术，是侦查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和方法，发现、记录、提取、识别和鉴定与刑事案件有关的各种物证、书证，为侦查、起诉、审判工作提供线索和证据的各种专门技术的总称。刑事技术检验是刑事侦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刑事侦查活动的一项重要措施。只有在刑事技术渗透到刑事侦查各个环节中去时，才能真正转化为物质力量，使侦查人员由单纯的体力型向科技型转化，使在刑事办案中获取的各类物证更具价值性和证据性，对犯罪分子的认定作用和打击力度进一步加大。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加强及与国际法的逐渐接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对刑事侦查各环节进一步加以规范。面临如此严峻的挑战，如果我们的刑事侦查工作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模式，仍然墨守陈规，靠打“车轮战”、“人海战”，靠“程咬金三板斧”式的审查讯问方式，不计成本、不讲效益，已远远不能满足现实斗争的需要，也无法向人民群众交出满意的答卷。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刑事侦查提供了获取科学证据的强大武器，为提升刑事侦查战斗力提供了广泛的空间。把科学技术提高到“第一战斗力”的地位，改变思路，从观念到行动上真正重视起科学技术的巨大潜力，通过加大侦查的科技含量，持续地增强控制、发现、揭露、制服犯罪的能力，无疑是刑侦改革的重要内涵。所以，各级刑事侦查部门越来越认识到刑事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提出了“科教强警、科技强侦”的战略措施，从而使刑事科学技术在侦查破案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实践证明：在社会生产力系统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刑事侦查工作中，刑事科学技术将成为第一破案力。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看到，由于侦技人员所处的地位不同，各自的工作方法、方式和工作对象不同，相互之间难以形成有效地衔接配合，分离脱节现象严重。特别是在现场勘查、侦查讯问等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对刑侦工作中的侦查和技术人员来说，强调任何一方而忽视另一方都是不对的。必须清醒认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必须做到各局部的有机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的效能。在技术和侦查最应密切衔接的“一线”基层责任区刑警队，问题尤其突出。因此，刑事技术部门在思想上要强化与侦查工作衔接的意识，既注重本专业的发展拓宽，又注重与侦查部门的密切协作；刑事侦查部门则要紧密依靠刑事技术的科学力量，多联络、多沟通，使我们每一起案件的侦破和办理都存在技术因素。美国著名学者克里希南在《现代犯罪侦查导论》一书中专门论述了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的关系：“侦查员和实验室意见的交流。首先要会辨认、采集原物确凿证据，然后把它们送抵实验室进行检验。侦查员和犯罪实验室检验人员间的密切合作，是充分利用相互间的才能的基础……犯罪实验室在刑事犯罪侦查中所起的作用在日益增长，这大概是警察作假想训练时，在某个犯罪的实际侦查过程中，对警察的各种职责有了起码认识的缘故……同侦查人员磋商，有助于实验室的科学家恰当地安排他们的试验，也有助于他们避免做不必要的工作。”二、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的表现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应在现场勘查、审查讯问、发现和认定嫌疑人三个阶段有效地衔接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刑事技术在刑事侦查工作中第一破案力的作用。（一）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现场勘查阶段的衔接配合现场勘查是侦查破案的第一道工序，是刑事诉讼活动的首要环节。刑事案件现场是犯罪行为的发生地，是犯罪证据的保留地，是犯罪信息的储存地。正是因为犯罪现场如此重要，所以长期以来公安部都是严格要求现场勘查要遵循“依法、及时、全面、客观、细致”的原则。所谓犯罪现场勘查，是指侦查人员依据法律规定，为从犯罪现场收集证据，研究犯罪信息而进行的犯罪现场访问和犯罪现场勘验、检查的总称，是一项综合性的侦查措施。犯罪现场勘查的两大核心内容是犯罪现场访问与犯罪现场勘查、检查。现场勘查工作是刑事侦查工作的起点和基础，又是刑事技术工作的重头戏。但在实际工作中，现场勘查工作与侦查工作存在脱节现象，部分侦查员认为现场勘查工作仅是技术员的事，与自己无关，结果现场勘查时有些侦查人员不到场，绝大多数案件的现场勘查情况无人过问；部分勘查人员技术至上观念较重，侦查意识不强，常常是就现场看现场，就痕迹论痕迹，不能依据现场实际及客观态势对犯罪及其过程进行合乎逻辑的分析、判断、推理，以致在接下来的现场分析环节中不能切中要害、一针见血。也就是说技术人员只能谈技术ABC，而不能讲侦查一二三，不能科学地进行现场重建，更加有效地服务侦查，指导破案。在某些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眼中，现场勘查当作是例行公事，仅仅起着弥补法律卷宗的程序作用及为已破案件提供一套现场记录的资料及出具鉴定佐证的作用而已，这种状况导致了侦查工作严重脱离犯罪现场。出现这一结果，主要是由于侦技人员的片面认识造成的。因此，如果在现场勘查中侦技人员有机结合、相互交流，技术人员同时加强侦查意识，既讲技术，又讲侦查，科学地重建现场，必能有效地服务侦查，指导破案。要提高刑事技术在侦查破案中的作用，使刑事技术真正成为提高破案率的现实力量，把刑事技术和侦查破案有机结合起来，必须首先过好现场勘查关。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都要改变观念，打破刑事技术人员只单纯埋头于现场勘查，侦查人员只管制作调查访问笔录，相互间不闻不问的状况，两者应是一个共同的战斗体，技术人员要有侦查意识，侦查人员要有刑事技术意识，共同来承担起现场勘查和现场调查访问工作。这样便于侦查人员在侦查的初始阶段就能“吃透”现场，了解现场，立足现场来看问题，分析案件研究侦破方案能从现场出发，避免了脱离现场的胡思乱想和无客观依据的乱想瞎猜。及时地对一起现行案件进行勘查，对于技术人员而言，在时空上缩短了到达现场的时间，既有利于现场的保护和痕迹物证的采集，又有利于技术人员及时了解案发情况，发现犯罪动态，提取有价值线索，并能及时将第一手的现场信息反馈给侦查员；对于侦查人员而言，既有利于侦查员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可使案件快速侦破，又利于侦查员熟悉技术业务，掌握科技手段，充分了解案件的发展动态和痕迹物证情况，及时把现场信息转变成活的侦查资源，从而增加了破案效能。可见，积极利用现场信息，可以将许多案件的侦破工作解决在现场勘查阶段。（二）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审查讯问阶段的衔接讯问犯罪嫌疑人，是指具有侦查权的侦查人员为了查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犯罪情节的轻重而依法对其进行的一种面对面的审查活动。讯问的目的是为了查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犯罪情节的轻重。审查讯问工作是对归案的犯罪嫌疑人，为证实其犯罪进行的面对面的强制性的调查活动，是侦查工作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侦”和“审”的统一。当前的模式是，审查讯问是侦查人员个体的事，勘查现场是技术人员的事，技术人员很少甚至几乎从未参与到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讯问中去，导致了侦查人员审讯时就案论案，工作粗糙，在一些现场条件差，无过硬证据的案件中难以找到有效的突破口，审查讯问很容易陷入僵局，从而影响侦查效果。因此，初次审查讯问工作最好由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共同参与，制定周密的讯问计划。在开始审讯之前，侦查员应该尽可能多地占有现场资料，了解串并案情况。关心技术人员的检验结论的依据是什么，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比如现场痕迹是如何形成的，受害人的致伤、致死原因，在多种伤并存的情况下，哪一种伤是主要致死因素等等。尤其要注意分析把握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痕迹特征、作案过程的细节特征和反常现象，做到心中有数，从而最大限度地深挖罪行。另外，技术员通过参与到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讯问，从技术角度分析犯罪嫌疑人供述，反思和解决现场勘查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这有利于对已勘查现场的得失总结，有利于技术人员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也有利于进一步的案件串并的汇总工作。（三）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发现和认定犯罪嫌疑人阶段的衔接配合发现和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刑事侦查破案的主要目的，但在传统的侦查模式中，单纯依靠摸底排队、调查访问的做法已无法适应当前刑事案件的发案特点。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地区间不平衡和人、财、物大流动这个大环境的影响，外来流窜犯罪已呈逐年上升趋势，典型特点是“两头在外”，即受害人和犯罪嫌疑人都是外地人。且以侵财型、跨省地市、系列型为主要特征。犯罪分子异地作案、异地住宿、异地销赃，团伙作案、时分时合、交叉结伙，手段多样，对侦查破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侦查部门要想有效地遏制其扩张恶化，必须更新观念，转变机制，紧密依靠刑事技术中的科学技术力量。1、要充分发现和利用犯罪痕迹物证及各种信息。技术部门要及时将含有现场信息、手段特点、物证资料等串并汇总材料传递给侦查部门，便于侦查部门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去发现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及时消化案件信息，将有关信息传递到特情耳目，并及时进行阵地控制等，当发现嫌疑人员时，及时将刑事资料送技术部门查对，便于及时认定犯罪嫌疑人，从而在调查审讯中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2、应用现代高科技手段，能及时地发现认定犯罪嫌疑人。以现代科技对付现代犯罪，应是刑事侦查破案专业化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缩短破案时间的制胜捷径。当前，在全国各级公安机关逐步建立起了指纹自动识别系统，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成熟，这一系统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破案力。此外，DNA检验鉴定、声纹鉴定、笔迹鉴定等高科技手段的应用，更使公安机关破案如虎添翼。相信随着21世纪科技的迅猛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手段应用到公安工作中来。三、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的前景展望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的有效衔接是靠人来完成的，作为主体的人应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侦查员和技术员的业务知识应该互相融会贯通，这就需要两者加强学习，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著名刑侦专家刘持平说过，未来刑侦工作发展的趋势是，侦查人员技术化，技术人员专业化。一名好的侦查员必须掌握现场勘查常规技术，包括勘验工作中所涉及到的有关痕迹，物品的寻找、发现、固定、分析、提取、包装、运送、保全等工作以及现场照片的拍摄、制作，现场图的绘制，现场勘验笔录的制作，现场录像的制作，侦查测量、登记等。要了解科学技术在刑事侦查工作中的运用情况，要在详细占有现场资料的前提下与技术人员分析现场情况，交流意见，为准确分析案件确定侦查方向、范围打下基础。同时要增强侦破案件的证据意识，结合侦查获得的线索，提醒技术人员注意现场证据的提取，为破案积累更多的条件。一名好的技术员应该也是一名好的侦查员，应该具有良好的侦查意识。将侦查意识和思维运用到现场勘查中，将勘查现场的情况客观完整地提供给侦查人员，并及时了解侦查人员工作中发现的可疑情况，结合现场勘查，为侦查工作提供更加准确、全面的分析意见，为案件侦破打下基础。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在基层侦查部门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技术人员，这些基层的所谓的技术人员与侦查人员通称为侦查员。刑事技术部门应直接参与到侦查办案中去，真正实现技术与侦查的接轨。作为基层刑事技术部门，太专业化了并不利于技术工作的开展，会狭隘技术人员的视线。考虑是否让技术人员来参与案件的侦查和办理，不能只局限于只让技术员参加案情分析会，而不让其参与后续的侦查工作。对刑事案件尤其对一些恶性的大要案件、系列流窜案件及一些含有技术手段的案件，有技术员的参与，可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积极参与案件的侦破，将有利于技术员开拓思路，有利于现场勘查、案件串并工作，有利于提高技术人员突破案件的能力，有利于实现技术员专业性和实战能力的统一。总之，作为公安工作的生力军的刑事侦查工作和刑事技术工作，一定要有机地衔接在一起，发挥整体功能。针对新形势下的犯罪特点，制定出可行性的预见方案，大胆引进新技术、新成果、新手段和新方法，这样不仅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少走一些弯路，少犯一些不必要的错误，还能培育出侦查破案的新增长点，为提高破案率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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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上公安内部图书期刊网，拥有98年以来所有参考文献；二是上维普期刊网，有比较多的刑事技术参看文献；三、上法律证据网，有较多关于同一认定的文章。

据悉，中国刑警学院学报并未停刊。中国刑警学院学报是中国刑警学院出版的一份期刊，主要发表有关刑事科学、刑事技术、刑事管理、刑事司法、刑事司法研究等方面的学术研究论文，并以提高刑事技术水平、推动刑事司法改革为目的，为国家刑事司法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中国刑警学院学报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其论文在刑事领域有较大的影响力，被国内外期刊和数据库收录，受到业界的广泛关注。所以，中国刑警学院学报没有停刊，而是继续发行，为刑事司法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