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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发表的论文数据

发布时间:2024-06-30 17:11:44

三国演义发表的论文数据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法、个案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着力于追溯“真”之精神的哲学本源,通过对儒道释三家“真”概念嬗变的梳理,概括艺术论中相关范畴的论述,对中国古典绘画关于“真”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以阐释,最终,提炼出中国画家思维中“真”之精神的发轫。目前关于“真”概念的研究多是哲学层面,系统梳理先秦哲学之“真”到中国古典绘画之“真”的过渡,成为迫切的、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这也正是此文的研究目的。对长久以来被忽略的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真”之精神嬗变过程的研究,可以清晰中国古典绘画的本质追求,使“真”理论得以延续传承,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任一画种的理论和创作,具有指导当下绘画精神的现实意义。“真”之精神存在于中国古典绘画中与哲学概念之“真”有何特异处是本文重点研究的方向,目前绝少有论文和专著立足于此。本文首先从庄子之“真”、儒家与“真”相关的概念、佛家之“真”给予探讨哲学“真”,接着从连接哲学“真”与绘画“真”的中国古代艺术论中找到理论根据,继而着手分析几个与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相关的重要问题:如荆浩“图真”论中“真”的具体论述对中国古典绘画产生了何种影响。再如“形神”论的演变过程怎样使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从“形”、“神”两方面在各个时期侧重发生转变。接着在“道寓于器,技进乎道”这一传统思想的统照下,笔者对“真”与“技”、“真”与“心”的关系分析说明,从具体技法提升到主观精神来探讨“真”之精神存在于中国古典绘画的形而下及形而上两个层面。最后,宋代理学与明代心学的嬗变正与中国古典绘画从宋代绘画注重物象客观规律到元代文人画兴起之后,尤其明清两代,以主观情思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外在的画面事物成为了人之情感的载体这一转变过程相吻合。至此,中国古典绘画对“真”之精神的偏向发生了扭转,并且延续到近代。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统思维的精髓,是可以指导任一门类的绘画理论及实践的,只是在不同时期因为历史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变化发生着侧重的不同。我们寻出中国古典绘画史进程中的精神与力量,也就寻出它内在的向往和需求,从而指导中国绘画史朝着符合理想的方向发展,这是此文希望达到的大意义所在。

东汉灵帝时,十常侍专权,朝政腐败,张角发动黄巾起义。刘备与关羽、张飞桃园结义,参与镇压黄巾军。 灵帝死,大将军何进扶立少帝,诏外兵入京,诛杀宦官。宦官杀死何进,袁绍等尽灭宦官。董卓趁机拥兵入京,废少帝,立献帝,把持朝政。曹操谋刺董卓不成,逃到陈留,发矫诏联合诸侯共讨董卓。关、张加人联军,关羽温酒斩华雄,三人又合力击败董卓骁将吕布,董卓逼献帝迁都长安,火焚洛阳,曹操率兵追击,中伏兵败,诸侯各怀异心,联军随之分散,彼此攻伐。 董卓在长安愈益骄横暴虐,司徒王允巧设连环计,先将府中歌女貂蝉许嫁吕布,后又献与董卓,离间二人。吕布与王允合谋杀死董卓,但被董卓余党李傕、郭汜等击败;王允被杀,李、郭执掌大权。 曹操击破青州黄巾军,占据兖州,招贤纳士,势力大增。因徐州刺史陶谦部下杀死曹操之父曹嵩,曹操兴兵攻打徐州。刘备救援陶谦,陶谦欲以徐州相让,刘备力辞,陶谦死。刘备方领徐州牧。 吕布谋夺兖州,被曹操打败,到徐州投奔刘备,屯驻小沛。 李傕、郭汜自相残杀,李傕劫持献帝,郭汜劫持百官,于是,长安城中大乱。杨奉、董承护驾还东都,遭到李、郭追杀,死伤惨重,好不容易回到洛阳,又逢灾荒,处境极为狼狈。 曹操采纳荀彧之谋,率军迎奉献帝,移驾许都,自封为大将军,朝廷大权从此归其掌握。 曹操用“驱虎吞狼”之计。诏命刘备讨袁术,吕布趁机袭夺徐州。袁术约吕布夹攻刘备,吕布因袁术失信,请刘备还屯小沛。 孙策欲继其父孙坚之业,乃以孙坚所得的传国玉玺为质,向袁术借兵回江东,先后打败刘摇、严白虎、王朗等,夺取丹阳、吴郡、会稽等郡,称霸江东。 袁术遣大将纪灵攻刘备,吕布辕门射戟,劝双方罢兵。后因张飞抢夺吕布所买马匹,吕布围攻小沛。刘备投奔曹操,被举为豫州牧。 袁术在淮南称帝,分兵六路进攻徐州。吕布用陈登之谋,击败袁军;刘备亦派关羽截击。曹操会合孙策、刘备、吕布,大破袁术,攻占寿春。不久,曹操约刘备同攻吕布,吕布刚愎无谋,终被擒杀。 曹操班师,带刘备见献帝。献帝认刘备为皇叔,拜左将军,封宜城亭侯,献帝因曹操擅作威福,密赐衣带诏与国舅董承。董承暗结王子服、马腾、刘备等,谋诛曹操。刘备恐曹操疑忌,每日种菜消遣。一曹操同刘备煮酒论英雄,欲加试探。刘备假作畏惧雷声,使曹操对其放松戒备。刘备趁机以截击袁术为名,率兵离开许都,重新占据徐州。 董承与太医吉平合谋,欲毒杀曹操;因家奴告密,董承等皆遭满门抄斩,曹操亲征徐州,刘备大败。匹马投奔袁绍。关羽被困,约三事而暂归曹操,连斩袁绍大将颜良、文丑。后因得知刘备在袁绍处,便挂印封金;保护二嫂,过五关,斩六将,终于与刘备、张飞重聚于古城。 孙策遇刺,伤重而死。其弟孙权继位,由张昭、周瑜辅佐。周瑜举荐鲁肃,鲁肃为孙权定鼎足江东之计,孙权自此威震江东。 袁绍亲率大军进攻曹操,曹操领兵在官渡相拒。谋士许攸建议袁绍袭击许昌,被斥,便投奔曹操。曹操用许攸之谋,夜袭鸟巢,大败袁绍。后又逐步消灭其残余势力,基本统一北方。 刘备被曹操打败,到荆州依附刘表。屯驻新野。徐庶来投,刘备用为军师,击败曹仁,夺取樊城。曹操囚禁徐母,伪造家书召唤徐庶,徐庶被迫辞别刘备,临行举荐诸葛亮。刘备先已从司马徽处知卧龙之名,于是三顾茅庐。礼聘诸葛亮。诸葛亮提出跨有荆、益二州,以与曹操、孙权成鼎足三立之势的战略方针,刘备苦请其出山辅佐。 曹操率大军南征,刘表病死,其妻蔡氏以次子刘琼嗣位,投降曹操。刘备携民出走江陵,在当阳被曹军赶上,军民大乱。赵云单骑救出阿斗,张飞在长坂桥吓退曹军,刘备收拾残兵退至江夏。适逢孙权遣鲁肃来探虚实,诸葛亮即随鲁肃前往江东,欲结孙权共拒曹操。 孙权接曹操檄文;犹豫不决。诸葛亮去战群儒,智激孙权,加之周瑜陈说利害,孙权遂决计抗曹,以周瑜为大都督。周瑜趁蒋干来为曹操作说客之机,巧布疑阵,诱其盗走伪造的书信,使曹操误杀水军都督蔡瑁、张允。诸葛亮草船借箭,周瑜自叹弗如,与之定计火攻破曹,并先后使黄盖行苦肉计,庞统献连环计,曹操骄傲轻敌,黄盖上船诈降,接近曹军水寨时一齐举火。东吴各路兵马四下接应,曹军惨败。曹操带领残兵奔逃,连遭截击,在华容道又被关羽挡住去路。曹操乞哀,关羽不忍,放其逃走。 赤壁之战以后,孙、刘两家争夺荆州,周瑜屡次用计,诸葛亮三气周瑜,周瑜箭疮崩裂而亡。 曹操疑忌马腾,召其入京。马腾欲趁机杀曹操,谋泄被杀。其子马超闻讯,与韩遂起兵报仇,屡胜曹兵。曹操用反间计;使马超、韩遂自相火并,借机打败马超。 汉中张鲁欲取西川,益州牧刘璋派张松说曹操取汉中。张松因受曹操侮慢。转道往见刘备,奉献西川地图,劝刘备取之。 刘璋听取张松建议,请刘备相助。刘备与庞统率军入川,刘璋亲到涪城迎接。刘备屯驻葭萌关,广收民心。后因向刘璋索取兵、粮,刘璋疑虑,稍作敷衍。刘备大怒,夺取涪城,进兵稚城。因庞统在落凤坡中箭身亡,诸葛亮留关羽镇守荆州,与张飞分兵入蜀增援。一路望风归顺,进占绵竹。刘璋向张鲁借兵,张鲁遣马超攻葭萌关。张飞大战马超,诸葛亮用计,马超归顺,并进逼成都,刘璋出降,刘备自领益州牧。 孙权得知刘备占据益州,遣诸葛瑾索还荆州,刘备答应先请关羽,欲逼其归还荆州,关羽单刀赴会,挟制鲁肃,遂得安全返回。 曹操兵伐汉中,张鲁兵败归降。刘备恐其来攻西川,交割江夏等三郡给东吴,请孙权起兵袭合肥,牵制曹操。孙权与曹操大将张辽交战。大败于道遥津。曹操亲率大军救合肥。孙权部将甘宁率百骑夜袭曹营,不折一人一骑。双方相待月余,孙权求和,曹操班师而回,不久又封为魏王,立子曹丕为世子。 曹操命曹洪助夏候渊、张郃守东川,张郃接连被张飞、黄忠打败,丢失天荡山。法正劝刘备乘势夺取汉中,刘备从之,与诸葛亮亲自出兵。曹操闻报,亦率大军亲征,屯兵南郑,命夏侯渊进兵。黄忠用法正之谋,以逸待劳,阵斩夏侯洲。曹操前来报仇,接连战败,身受箭伤。军心动摇。便放弃汉中,于是,刘备进位汉中王,以诸葛亮为军师,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为五虎大将。 关羽领兵取襄阳,围樊城。曹操令大将于禁为征南将军,庞德为先锋,率领七军救援樊城。庞德抬棺与关羽决战。箭射关羽左臂。时值连日大雨,关羽水淹七军,于禁投降,庞德被俘,不屈而死。曹操闻讯大惊,欲迁都以避关羽,司马懿建议使孙权袭击关羽后方。孙权用吕蒙、陆逊之计,卑辞麻痹关羽,趁其防备松懈时袭取荆州。关羽败走麦城,突围时被俘,不屈而死。 曹操病死。其子曹丕继位,不到一年,即逼汉献帝禅让,改国号为魏。刘备受群臣之请,亦自称帝以继汉统,任诸葛亮为丞相。 刘备欲为关羽报仇,不顾群臣苦谏,兴兵伐吴。张飞鞭挞部下末将范疆、张达,二人刺死张飞投吴。刘备得知,愈加憎恨,连胜吴军。孙权遣使求和,刘备不许,孙权拜陆逊为大都督,陆逊坚守不战,待蜀军兵疲意沮,火烧连营,大获全胜。刘备败走白帝城,感伤懊悔而病,临终前托孤于诸葛亮。 魏主曹丕闻刘备亡,发动五路大军攻蜀,诸葛亮不动声色,暗中遣将设计阻其四路兵马,又遣邓芝出使东吴,恢复蜀、吴联盟。 蛮王孟获犯境。诸葛亮率军南征,采纳马谡“攻心为上”的建议,七擒孟获。孟获心服,蜀汉后方得以安定。 魏主曹丕死,其子曹睿即位。诸葛亮上《出师表》,开始北伐,大败魏国驸马夏侯茂,智取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收服姜维,又打败魏国大将军曹真。魏以司马懿领兵拒蜀。司马懿消灭孟达后,直取街亭,欲断蜀兵咽喉之路。诸葛亮命马谡守街亭,马谡违令于山上扎寨,被魏军围困,丢失街亭。诸葛亮急忙部署撤兵,并亲到西城监运粮草。司马懿突率十五万大军来到城下。诸葛亮以空城计吓退魏兵,连夜退回汉中,挥泪斩马谡,并上表自贬三等。 吴将陆逊大破魏军于石亭,请蜀伐魏。诸葛亮再上《出师表》,二出祁山,大败曹真。因粮运不继,乘胜退兵,计斩前来追赶的魏国勇将王双。 孙权称帝,诸葛亮约吴兴兵伐魏,三出祁山,连败魏军。后主下诏恢复诸葛亮丞相职务,因张飞之子张苞身死,诸葛亮悲痛成疾而退兵。 以后,诸葛亮又数次北伐,虽然屡败魏军,却始终未成大功。六出祁山时,司马懿固守营寨,诸葛亮日夜操劳,心力交瘁,病死于五丈原。临终前,将身后诸事一一安排。请将依计退兵,吓退司马懿追兵。魏延不服杨仪,举兵相攻,马岱斩之。魏主曹睿死,太子芳即位。司马懿杀曹爽,全国大权从此归司马氏掌握。 姜维欲继诸葛亮之志,先后九伐中原,与魏将邓艾等斗智斗勇,互有胜负。因宦官黄皓弄权,姜维屯田汉中以避祸,蜀汉国势日益衰微。 司马昭命钟会、邓艾西路攻蜀,邓艾偷度阴平,直通成都,蜀后主刘禅出降。姜维诈降钟会,鼓动钟会叛魏,欲借机复国。事败,姜维与钟会一同被杀。 司马昭死,其子司马炎继位,逼魏主曹奂禅让,改国号为晋。吴主孙皓暴虐荒淫,朝政腐败,人心涣散,晋武帝司马炎下令伐吴,吴军土崩瓦解,孙皓投降。至此,天下重新归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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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发表的论文数量

成就与影响文学成就《三国演义》采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冗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又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在军事政治描写和人物塑造上。小说最擅长描写战争,并能写出每次战争的特点。注意描写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作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较量上。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每次战争的写法也随战争特点发生变化,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作为战争的前奏、余波,或者战争的辅助手段,使紧张激烈、惊心动魄力的战争表现得有张有弛,疾缓相间。如在赤壁之战前描写孙、刘两家的合作、诸葛亮、周瑜之间的矛盾,曹操的试探,孙、刘联军诱敌深入的准备等等,在人物塑造上,小说特别注意把人物放在现实斗争的尖锐矛盾中,通过各自的言行或周围环境,表现其思想性格。如曹操的奸诈,一举一动都似隐伏着阴谋诡计;张飞心直口快,无外不带有天真、莽撞的色彩;诸葛亮神机妙算,临事总可以得心应手,从容不迫。著名的关羽“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张飞“威震长坂桥”、赵云“单骑救幼主”、诸葛亮“七擒孟获”、“空城计吓退司马懿”等更是流传极广的篇章。社会影响《三国演义》以75万字的规模,用一种比较成熟的演义体小说语言,塑造了四百多个人物形象,描写了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小说体裁,这不仅使当时的读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而且也刺激了文士和书商们继续编写和出版同类小说的热情。自嘉靖以后,各种历史演义如雨后春笋,不断问世,从开天辟地,一直写到当代。据不完全统计,今存明、清两代的历史演义约有一二百种之多。《三国演义》名播四海,也受到了外国读者的欢迎。早在明隆庆三年(1569)已传至朝鲜,崇祯八年(1635)有一种明刊《三国志传》就入藏于英国牛津大学。自日僧湖南文山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编译出版日文本《通俗三国志》之后,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英国、法国、俄国等许多国家都有本国文字的译本,并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和专著,对《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作出了有价值的探讨和极高的评价。

《三国演义》研究方面——刘世德,刘世德1932年12月生。1955年9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分配至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至今。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以古代小说和戏曲研究为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社会职务有:中国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长;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代戏曲学会常务理事;《文学遗产》编委,《红楼梦学刊》编委。著作有《红楼梦版本探微》、《曹雪芹祖籍辨证》、《夜话三国》、《明代散文选注》、《魏晋南北朝小说选注》等;以及《红楼梦论丛》(合著)、《中国文学史》(合著)、《中华文学通史》(合著)、《唐宋词选》(合著)等。主编《古本小说丛刊》、《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古代公案小说丛书》、《三国演义学刊》等。发表论文二百余篇。《红楼梦》研究方面——周汝昌周汝昌,本字禹言,号敏庵,后改字玉言。1918年3月生于天津咸水沽镇。我国著名红学家,曾就学于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他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先后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员、华西大学与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是第五——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和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韵文学会、中国楹联学会、中国大观园文化协会顾问,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1991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邓肖达曾称其为|“中国最伟大的红学家。”治学以语言、诗词理论及签注、中外文翻译为主;平生耽吟咏、研诗词、笺注、赏析、理论皆所用心,并兼研红学。有20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尚有几部正在印制之中。其中《红楼梦新证》是第一部、也是代表作。《牡丹亭》研究方面——徐方朔徐朔方(1923—2007),原名徐步奎。浙江东阳人。194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师范学院英文系,后来靠着精深的外语水平,透彻研究了西方戏剧,又专心研究明清戏曲,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家。 历任浙江温州中学、浙江温州师范学院教师,浙江师范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兼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等。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任浙江分会顾问。曾任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浙江省人大常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荣获首届中国戏剧理论优秀著作奖,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突出贡献奖等国家、省部级学术奖励30余项。在元明清文学尤其是在戏曲小说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徐朔方先生关于汤显祖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奠定了国内外汤显祖研究的基础。先后出版了《牡丹亭校注》、《<长生殿>校注》、《<牡丹亭>校注》、《汤显祖诗文集编年笺校》、《汤显祖全集》(笺校)、《汤显祖年谱》、《汤显祖评传》、《论汤显祖及其他》等著作。上面所说的这几位可都是学界公认的老专家了。

1.《水煮三国》一本关于管理的书。还有林长治写的一本大话风格的,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2.三国历史研究书目三国之鼎峙 王仲麒著 商务印书馆 1931年 三国史略 王仲麒著 商务印书馆 1935年 三国史话 吕恩勉著 开明书店 1946年 三国新志(七卷) 刘公任著 世界书局 1947年 三国史讲话 徐德麟著 群联出版社 1955年 官渡之战(历史小丛书) 张习孔著 中华书局 1961年 赤壁之战(历史小丛书) 羽白著 中华书局 1965年 彝陵之战(历史小丛书) 李赓序著 中华书局 1965年 三国会要 杨晨著 中华书局 1956年 三国会要 钱仪吉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 三国志札记 杨晨 崇雅堂丛书本 1936年 读三国志杂志 林国赞著 中华书局 1959年 三国志裴注述 林国赞著 中华书局 1959年 读三国志蠡述(三卷) 李澄宇著 未晚楼全集本 1933年 三国志集解 卢弼著 古籍出版社 1957年 三国食货志 陶元珍著 商务印书馆 1935年 校补三国志疆域志 金兆丰著 商务印书馆 1935年 三国郡县表补正(八卷) 吴增江著杨守敬补正 宜都杨氏 1907年 三国志世系表 周明泰著 大公报社 1930年 三国志世系表遗附订伪 陶元珍著 大公报社 1936年 三国志三公宰辅年表(三卷) 黄大华著 大公报社 1936年 三国志人名录 王祖彝著 商务印书馆 1956年 三国志证闻校堪记 罗振玉著 上虞罗氏雪堂丛刻本 1915年 三国人物论 祝秀侠著 台北中正书局 1953年 三国人物评传 黄逸民著 台北国民出版社 1958年 三国经济史 陈啸江著 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 1936年 曹魏之经济基础 马智修著 香港著者印 1968年 三国志兵事钩元 王嵩儒著 济南印本 1928年 三国时代薄葬考 于世琦著 青岛听涛楼 1933年 魏晋思想论 刘大杰著 昆明中华书局 1939年 魏晋清谈思想初论 贺昌贤著 商务印书馆 1946年 魏晋清谈述论 周绍贤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6年 魏晋的自然主义 容肇祖著 商务印书馆 1935年 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 汤用彤,任继愈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年 魏晋文学论稿 汤用彤著 人民出版社 1957年 三国志平议(二卷) 李宝洤著 汉堂类稿本 1922年 三国志评论(四卷) 李景星著 四史评论本 1932年 三国志知意 刘咸析 成都尚友书塾 1932年 华阳国志校注 刘琳校著 巴蜀书社 1984年 诸葛亮 孙敏修著 商务印书馆 1926年 诸葛忠武侯年谱 古直著 中华层冰草堂丛书本 1929年 诸葛孔明生活 徐道轩著 世界书局 1929年 诸葛亮 韩非木著 中华书局 1935年 诸葛亮 朱杰勤著 昆明空军军官学校政治部 1941年 诸葛亮 祝秀侠著 重庆胜利出版社 1944年 诸葛亮新论 王芸生等著 重庆读者之友社 1945年 诸葛亮 周佐治著 南京青年出版社 1946年 诸葛亮 马植杰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年 诸葛亮 徐素著 香港中华书局 1959年 诸葛亮 柳春藩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2年 曹操 王仲荣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年 曹操 徐素著 香港中华书局 1959年 曹操论集 三联书店编辑部 三联书店 1960年 三国史 马植杰著 人民出版社 1994年 三国史 何兹全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 曹操集译注 安徽毫县译注小组 中华书局 1979年 曹操传 刘玉娥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年 诸葛孔明全集 (明)诸葛羲,诸葛倬著 中国书店 1986年 诸葛亮集 张澍辑 中华书局 1960年 一代贤相诸葛亮 李兆成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年 天下英雄刘备 谭良啸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年 诸葛亮在襄阳 余鹏飞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年 诸葛亮文集全译 万家常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7年 诸葛亮评传 余明侠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 三国史研究 张大可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8年 三国志选注(上,中,下) 缪钺主编 中华书局 1984年 三国志今注今译 苏渊雷主编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年 三国志选注 缪钺主编 中华书局 1984年6月 583千字 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 宋 熊方等撰 刘枯仁点校 中华书局 1984年10月 1,130千字 三国志人物故事 仓阳卿 张企荣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4年11月 153千字 闲话三分 陈迩冬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年6月 79千字 三国人物评传 谭良啸 张大可主编 三秦出版社 1987年10月 235千字 三国志导读 缪钺等著 巴蜀书社 1988年3月 210千字 三国志选译 陈寿原著 刘琳译注 巴蜀书社 1988年5月 139千字 三国史研究 张大可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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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9月 桃园结义——儿童版·彩画之一 原著罗贯中 庄季德 满叔道改编 乐明祥 陆华 费嘉绘画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0年10月 曹操闯世——儿童版·彩画之三 原著罗贯中 庄季德 满叔道改编 史建期 陆华 姚鸿发绘画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0年10月 诸葛下山——儿童版·彩画之三 原著罗贯中 庄季德 满叔道改编 史建期 陆华绘画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0年10月 赤壁大战——儿童版·彩画之四 原著罗贯中 庄季德 满叔道改编 杨秋宝 陆华 徐毅绘画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6年10月 三气周瑜——儿童版·彩画之五 原著罗贯中 庄季德 满叔道改编 陆华 徐谷安 徐毅绘画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0年10月 刘备入川——儿童版·彩画之六 原著罗贯中 庄季德 满叔道改编 朱铭善 陆华 费嘉绘画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0年l0月 三英之死——儿童版·彩画之七 原著罗贯中 庄季德 满叔道改编 陆华 费嘉 颜志强绘画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0年12月 七擒孟获——儿童版·彩画之八 原著罗贯中 庄季德 满叔道改编 史建期 陆华 侯春洋绘画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0年12月 六出祁山——儿童版·彩画之九 原著罗贯中 庄季德 满叔道改编 史建期 刘泽 岱陆华绘画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0年12月 三国归晋——儿童版·彩画之十 原著罗贯中 庄季德 满叔道改编 陆华 陈夏 史建期绘画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0年12月 三国志——忠肝义胆群英会 蔡志忠古典幽默漫画 三联书店 1992年8月 40千字 关羽·张飞·马超·赵云·黄忠 田久川译注 中华书局 1983年 三曹年谱 张可礼编著 齐鲁书社 1983年5月 167千字 曹操·诸葛亮·周瑜传译注 路志霄 牛得权注 王立中 唐凌 刘亚利译 中州书画社 1983年7月 152千字 曹植集校注 赵幼文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6月 474千字 曹操集注 夏传才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6年5月 180千字 曹操 日本·川合康三 周东平译 三秦出版社 1989年2月 123千字 曹操新传 章映阁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年6 月 211千字 乱世枭雄 衣连友 金志隆著 黄河出版社 1989 年12月 566千字 乱世英杰——曹操传 陈周昌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0年11月 203千字 曹操传 刘玉娥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年6月 158千字 诸葛亮 郑孝时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年12月 60千字 诸葛亮新传 章映阁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9月 199千字 一代名相诸葛亮 曹余章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10月 56千字 诸葛亮研究 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编 巴蜀书社 1985年10月 240千字 诸葛亮治蜀 谭良啸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年5月 42千字 诸葛亮传 柳春藩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6年7月 185千字 诸葛亮研究新编 襄樊市诸葛亮研究会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年12月 222千字 诸葛亮传说故事 张定亚编选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7年2月 45千字 访古话孔明 谭良啸著 文物出版社 1987年7月 80千字 咏诸葛亮诗歌选 李伯勋选注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10月 139千字 诸葛亮的传说 陈文道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11月 92千字 历代咏赞诸葛亮诗选注 谭良啸选注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年1月 81 千字 诸葛亮文译注 梁玉文 李兆成 吴天畏 巴蜀书社 1988年3月 200千字 诸葛亮研究三编 王汝涛 于联凯 王瑞功主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8年11月 185千字 电视连续剧《诸葛亮》创评文集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编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8年11月 172千字 卧龙深处话孔明一一关于诸葛亮的新评说 晋宏忠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89年7月 143千字 诸葛亮传奇 李元梯编选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9年8月 150千字 诸葛亮形象史研究 陈翔华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0年12月 360千字 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 高士楚等编 东方出版社 1991年3月 254千字 诸葛武侯兵法今译 王臣译 陕西师大出版社 1991年9月 250千字 白话诸葛谋略全书 尹名 金川 荣庆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年11月 112千字 诸葛亮兵法谋略 字光编译 陕西旅游出版社 1991年11月 130千字 诸葛亮谋略宝典 侯洪焰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1年11月 260千字 诸葛亮躬耕地新考 李兆钧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年8月 336 千字 荆州风物话三国 钟扬波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年8月 92千字 古隆中 汪大宝编写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年10 月 43千字 三国蜀汉探踪 《旅游天府》编辑部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3月 90 千字 三国胜迹湖北多 蔡远雄等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年9月 106千字 三国胜迹遍神州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年11月 130千字 蜀汉胜迹 成都武侯词博物馆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11月 74千字 三国胜迹游 吴功勋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8月 172千字 武侯祠大观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年4月 163千字 三国赤壁古战场新探 李儒科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0年5月 98千字 赤壁战地考 贺亚先 王琳祥 邱姬玲编著 武汉出版社 1990年9月 130千字 古战场蒲圻赤壁论文集 蒲杞赤壁古战场保护开发建设研讨会文集编委会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年10月 329千字 武侯祠 谭良啸 张宗荣著 成都出版社 1993年1月 50千字 三国用人艺术 冯世斌著 新华出版社 1992年5 月 180千字 诸葛亮与中国武侯祠 郭清华 侯素柏编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1993年4月 l00千字

永远记住,《三国演义》不是文言文的!说《三国演义》是文言文可能会引起文学学者的嘲笑。《三国演义》是古白话的,古白话即古代的白话文,比文言文容易理解多了。如果实在看不懂古白话的,可以看根据古白话一句不差翻译成的现代文版的,那是为初中生应试准备的,一般中等的书店会有。

三国演义发表的论文

“意念先行”——《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三国演义》中特征化性格的人物给历代读者都留下了深刻而鲜明的印象;但是,本文想探讨的是:这种艺术表现手法的思想根据和具体运用,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加以批判和借鉴。第一节 “意念先行”的历史限制和思想依据《三国演义》是一个世代累积型的历史小说,其中蕴藏着自三国故事出现以来的民间叙事特征,这一点已被诸多学者认可。苏轼《志林》载:“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说书艺术,而且已显现了“尊刘贬曹”的倾向。再加上宋元以来异族乱华,战乱频仍,“人心思汉”,“明君贤臣”成了人民心目中急切的期待和追求。所以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其要契合大众的心理,要满足大众的善良愿望和美好理想。同时,我们应该把《三国演义》放到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进程中来考虑。整体来看,人物的塑造经历了一个由特征化到性格化转变的过程,《三国演义》处在长篇小说的开端,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在人物塑造的艺术手法上很成熟,必然带有史诗中英雄人物的特点,即“高贵的单纯”。之后的《金瓶梅》表现了这种转变,《儒林外史》基本上实现了它,《红楼梦》则在更多的方面作了卓有成效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在封建社会里,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意识从政治上思想上严重地束缚着人的个性,往往以道德品质来定位,所以个性就无法大放异彩。在哲学上流行唯理主义,孔子就是以“礼”来统摄其整个政治理想的。罗贯中是大儒,他的思想指导方针是非常明确的,即儒家的政治理想“仁政”,君主要“仁”,臣下要“忠”。所以,这决定了他的创作必然是以反映抽象的“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为核心的。基于上述原因,我们知道了罗贯中的创作是“先入为主”式的,因而也就很自然地看到了作品中一个个的“脸谱”:单纯而明确。第二节 “意念先行”导致人物的特征化与品性化作者是按自己的理想来建构人物的,或褒或贬,都体现了人物的主要特征,给人的印象非常强烈。关于这一点,前人已有较多深刻论述。可是,我觉得,毛宗岗父子所谓的“三绝”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品质”或“道德品质”,而且似乎还可以加上一绝,即刘备的“仁绝”。这相当突出地显示了人物独特的品性,他们可视为“抽象观念”的具体化和形象化。下面本文就“四绝”略作分析。“奸绝”曹操。“奸诈”是其本质属性,作者为了尽现其特性,多角度、多层次地反复渲染。一出场,就写他诈“中风”以诬叔父,给人一种“从小看大”的思维引导。之后,写他梦中杀人,又误杀吕伯奢一家,多疑中透出狡诈。后面写其杀粮官以欺全军,也是以凶残凸显奸诈。作品中也不断地直接写到他的奸诈,如不杀陈琳而爱其才,不追关羽以全其志,得部下通敌文书却焚而不究,马犯麦田而割发代首等等。虽然从客观上可以看出曹操卓越的政治远见和博大胸襟,而事实上,刘备的“自领益州牧”而称帝与他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本质上也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姓氏不同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作者的确是把他与刘备作为对立面来写的。作品中有文字为证:“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仁绝”刘备。“仁”是对君主的政治道德要求。一开始,就写其“与乡里小儿戏于树下”的非常言行。而且,刘备从桃园结义起,就抱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一生“仁德及人”,所到之处,“与民秋毫无犯”,百姓“丰足”,所以“远得民心,近得民望”,受到人们的普遍爱戴。后来曹操大举南下,竟有十数万百姓随同刘备赴难,虽然情势万分紧急,他亦不肯暂弃百姓。他爱民,也爱才,待士以诚信宽厚,肝胆相照,故诸葛亮与五虎将等一代英豪,都能终生相随,君臣间的关系“犹鱼之有水也”。可见作者是把他作为“仁政爱民”的理想皇帝来写的。不过,如果我们去查看陈寿的《三国志》,就会发现历史上的刘备其实也是好色贪财的,只是在这里,毛宗岗父子对他的道德进行了彻底的净化和升华,以至于极端到像鲁迅所说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伪”。“智绝”孔明。“智慧”是臣子必须具备的,只有这样才可以在“伴君如伴虎”的日子里保全自己,才能做稳和做好奴隶,当然我们不能这么看待诸葛亮。《三国志.诸葛亮传》里说:“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小说却一反其说,不仅写其经邦治国的政治才干,而且更是把他的谋略胜算写得出神入化,这无疑寄托着历代读者和作者自己的理想。同时,他的前后《出师表》渗透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精神,闪现着动人的个性风采。白居易曾深有感喟“前后出师遗表在,令人一览泪沾襟”。但从整体上看,罗贯中在小说中既不写“危急存亡之秋”的形势特点,也不写对政局战局的悲观情绪,只一味地写其神机妙算,如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七擒孟获等,以便保持其“智绝”的光环。而且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写其“智”是服从于“忠”的,是服从于“鞠躬尽瘁”的,甚至近似于“愚忠”。这就提醒我们,作者是在塑造一个为了“圣主”的礼贤下士而奉献出全部生命的贤臣典型。“义绝”关羽。“忠义”两难全,这一点关羽也不例外,不过他能把“义”做的如此“绝”,实在千古之下,罕有其匹。所以作者对他的歌颂也特别着力,甚至大胆对历史细节进行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处理。《三国志》中记载杀文丑的本是刘备,罗贯中却把它转嫁给了关羽。同样地,“古城会斩蔡阳”的本也是刘备,但在罗贯中的笔下,却成了关羽用以“释兄弟之嫌”的精彩展示。即使是最经典的、历来为人所传颂的“单刀会”也是改头换面而来的,历史上是鲁肃去赴关云长的宴会,在小说中却成了最能表现关羽胆识的不朽情节。“华容道上放曹操”更加丰富了关羽的“义”,也更有人情味,虽然对蜀汉不忠,却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加深了对其“义”的刻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尊称他为“义绝”。从上面的具体阐述可以看出,作者就是有意这么塑造人物的,趋于“意象化”,而且我们把这些人物的特征化性格归结为“品性”似乎更为恰当。第三节 “意念先行”的缺陷、效果及影响由于作者创作思想的局限性,我们在作品中看不到鲜活的个人,看到的只是作者头脑中的思想的图解。因而,文本中缺乏深入细致的心理剖析,人物的思想行为也几乎不受环境的制约,语言动作常常是程式化的。这样一来,人物就处于古典式的静穆状态,几乎不发生什么变化。从时间上考察,曹操的奸诈从幼年直到六十六岁死去,几乎没变。人生的沧海桑田,政治的险恶风波,战场的出生入死,似乎无法动摇其本性。可见作者多么着力于刻画这个“反面人物”。诸葛亮的智慧同样稳定不变,“三分天下的隆中决策”是其一生智慧的光辉结晶,后来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则是这一英明决策的具体演绎,并且写战争也不服务于对其个性的展现和挖掘,反而用一种概括性的、综合性的写法,这充分表明了作者是在借这样一个人物来对我国古代历史上各种斗争经验和智慧进行空前的大总结。当然人物也有一些发展变化,却又不是性格的内部不平衡导致的。例如,曹操自从被“衣带密诏”斥责讨伐后,就成了一个彻底的奸臣国贼。这是由于他的行为发生了重要变化,触犯了正统的封建伦理而引起的。另外人物品质的突然变化也让人不可理解。曹操在汉末群雄中是以知人善任著称的,当益州别驾张松身怀西川地理图本想献给曹操时,哪里料到“曹操见张松人物猥琐,五分不喜。又闻言语冲撞,遂乃拂袖而起”。以曹操的政治胸怀会这样吗?而且人物感情的变化有时竟是以伦理道德作为轴心的,卧龙吊丧,先大笑,后哀恸不已,经庞统说破后,“遂相欢乐”。上面所述的细节,都使人物显得不太可信,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人物性格的发展怎样地受制于作者的主观决断。作者往往不是让我们透过现象去把握本质,而是以现象直接解释本质,可谓事事见本质。关羽对张辽的“三罪、三便”回应以“三约”,实际上是作者从理性观念和道德观念上对客观形势和关羽处境的特殊性作的解说,这样就顺理成章地规定了关羽此后的一系列活动,而不是任凭人物按照其性格的内在逻辑自由地发展。同时,作者还用理性观念对感情的流露做出明晰的鉴定,甚至随时加以说服。“孔明挥泪斩马谡”,哭了三次,但每一滴眼泪都被及时地说明是从理性观念和法典中流出来的。诸葛亮忠于西蜀,诸葛瑾仕于东吴,因此他们两兄弟相处数十年间,从来不肯让手足之情稍稍逾越君臣大义的范围,甚至有时候双方还利用兄弟关系来布置机关,算机对方。就连家庭、婚姻、亲属等日常生活的领域也难得见其真情的“灵光一现”,可见人物多么缺乏内在的生命张力。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种缺陷看成是一种“经验的省略”。因为在前面提到,这些人物都是印合着广大群众的心理需要的,似乎只须展现人物的行动,人们就能猜测出其心理过程。可是我们前面还提到,作者创作的年代还是长篇小说的初期,他不可能有这种现代意义上的自觉的创作理念。然而,正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卡琉斯、赫克托耳光芒四射一样,《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关羽等也是我国文学中光辉的艺术典范。尽管两者在人物塑造上有比较大的差异,其效果却是基本一致的。这一点,只要看过作品、了解文学史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所以就不再赘述。既然效果如此好,自然也应该关注其影响,对此还是要辩证地对待的。一方面,我们要明白它的历史性,不能固守于一隅,太过于夸大这种创作方法。要避免出现像十七年文学中令人啼笑皆非的“高大全”僵硬形象。要学会分析鉴赏,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继续探讨古代长篇小说中人物塑造的具体演变。另一方面,我们要从中吸取有用的创作经验和技巧,比如一针见血地刻画出人物的特征,运用生动的细节和传奇的故事来突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等。这实际上已经在《红楼梦》中得到了几乎完美的体现。

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也称《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章回小说,也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作者罗贯中,名本,号湖海散人,贯中是他的字,山西太原人(还有庐陵、东原、钱塘等多种说法)。他生于元代,死于明初,大约生活在公元1330~1400年间,他生平不见史传,据某些片断的材料说,他性格孤介,“与人寡合”,因“遭时多故”,东奔西走,“不知其所终”。他还是一个“有志图王者”,曾充当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幕客。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据说小说创作有数十种,曾写过十七史演义。现存署名罗贯中的通俗小说,除《三国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他还写过杂剧和乐府隐语,现存的杂剧作品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三国演义》以东汉末年及魏、蜀、吴三国历史为题材。作者在民间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运用了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结合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写成了《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书版本很多,现存的最早刊本是明嘉靖本。全书24卷,240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它集中了宋元讲史话本和戏曲中的精彩部分,将元代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全部加以改写(删去了荒诞的故事,增加了史实,扩充了篇幅),成为一部长篇巨著。此后,新刊本大量出现,但它们都只是在嘉靖本的基础上,作了一些增删、整理的工作,没有大的改变。最流行的本子,是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增删、评点过的120回《三国演义》。书约成于康熙初年,比嘉靖本更加紧凑完整。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即根据这个本子重印,删去了评点。 《三国演义》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写起,到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全国统一为止,前后共97年。它描述了三国时期纷繁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它的主要思想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通过三国之间军事、政治、外交事件的描述,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各种斗争的经验和智慧。这些可供我们借鉴。孔明身上就集中反映了各种斗争的经验、智慧和才能。2.揭示了当时矛盾重重、动乱不安的局面。这能帮助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性。3.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动乱年代里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与和平统一的愿望。小说描叙了封建军阀屠杀人民,劫掠百姓,以致田园荒芜,生产凋敝,白骨如山,饿莩遍野的历史事实。作者对坚持分裂割据的军阀进行了鞭挞和嘲讽;对于曹操,虽不赞成由他来统一天下,但在写他同北方军阀进行斗争时,却如实地描述了他的雄才大略;作者本来寄希望于蜀汉,把刘备、孔明作为仁君、贤相的典型来塑造,希望他们君臣际会,作出一番功业,统一中国,使百姓安居乐业。这种反对分裂、主张统一的思想,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具有进步意义。4.“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十分鲜明。尊曹或尊刘,是历史家长期的争论,这不过是封建正统观念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表现。《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倾向,既继承了晚唐以来三国故事,直到《平话》一贯“尊刘”的文学传统,又继承了东晋习凿齿和南宋朱熹“尊刘”的史学传统,表现了为东晋、南宋偏安的汉族王朝争正统,反对入侵的外族统治的思想倾向,反映了元明之际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此外,《三国演义》还大力宣扬了刘、关、张的“义气”。所谓义气,内容十分复杂,既渗透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也包含着当时人民的道德理想。有的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和鼓舞人民的力量,如人民用义气互相团结,互相救援。但是由于义气不是从阶级观点出发,而往往是从个人恩怨出发的,所以常常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 《三国演义》虽以历史为题材,但它毕竟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因为它经过了艺术加工,有不少虚构。《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1.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四百多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各类人物各有共性;同类人物各有个性。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加以夸张,并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人物个性鲜明生动。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条基本原则。小说中运用这一原则的最好说明,就是向来人们所谓的“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奸诈过人;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小说刻画人物的主要方法是:把人物放在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对于主要人物,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表现其复杂的性格。2.它长于描述战争。全书共写大小战争四十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其中尤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最为出色。对于决定三国兴亡的几次关键性的大战役,作者总是着力描写,并以人物为中心,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双方的战略战术、力量对比、地位转化等等,写得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写出了战争的激烈、紧张、惊险,而又不显得凄惨,一般具有昂扬的格调,有的还表现得从容不迫,动中有静,有张有弛。3.它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而描述既要符合基本事实,又要注意艺术情节的连贯。因此,在结构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困难的。可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这主要得力于作者构思的宏伟而严密。他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来组织全书的故事情节,既写得曲折多变,而又前后连贯;既有主有从,而又主从密切配合。4.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举,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鲁迅先生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批评是很中肯的。 《三国演义》问世以来,影响深远。它是广大人民认识三国时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军事、政治斗争和整个社会面貌的教科书;它曾为后世农民革命的战略策略提供了借鉴;几百年来它为民族戏曲提供了大量题材;为后世文学提供了一种反映复杂历史生活的体裁。 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也称《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章回小说,也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作者罗贯中,名本,号湖海散人,贯中是他的字,山西太原人(还有庐陵、东原、钱塘等多种说法)。他生于元代,死于明初,大约生活在公元1330~1400年间,他生平不见史传,据某些片断的材料说,他性格孤介,“与人寡合”,因“遭时多故”,东奔西走,“不知其所终”。他还是一个“有志图王者”,曾充当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幕客。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据说小说创作有数十种,曾写过十七史演义。现存署名罗贯中的通俗小说,除《三国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他还写过杂剧和乐府隐语,现存的杂剧作品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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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法、个案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着力于追溯“真”之精神的哲学本源,通过对儒道释三家“真”概念嬗变的梳理,概括艺术论中相关范畴的论述,对中国古典绘画关于“真”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以阐释,最终,提炼出中国画家思维中“真”之精神的发轫。目前关于“真”概念的研究多是哲学层面,系统梳理先秦哲学之“真”到中国古典绘画之“真”的过渡,成为迫切的、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这也正是此文的研究目的。对长久以来被忽略的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真”之精神嬗变过程的研究,可以清晰中国古典绘画的本质追求,使“真”理论得以延续传承,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任一画种的理论和创作,具有指导当下绘画精神的现实意义。“真”之精神存在于中国古典绘画中与哲学概念之“真”有何特异处是本文重点研究的方向,目前绝少有论文和专著立足于此。本文首先从庄子之“真”、儒家与“真”相关的概念、佛家之“真”给予探讨哲学“真”,接着从连接哲学“真”与绘画“真”的中国古代艺术论中找到理论根据,继而着手分析几个与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相关的重要问题:如荆浩“图真”论中“真”的具体论述对中国古典绘画产生了何种影响。再如“形神”论的演变过程怎样使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从“形”、“神”两方面在各个时期侧重发生转变。接着在“道寓于器,技进乎道”这一传统思想的统照下,笔者对“真”与“技”、“真”与“心”的关系分析说明,从具体技法提升到主观精神来探讨“真”之精神存在于中国古典绘画的形而下及形而上两个层面。最后,宋代理学与明代心学的嬗变正与中国古典绘画从宋代绘画注重物象客观规律到元代文人画兴起之后,尤其明清两代,以主观情思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外在的画面事物成为了人之情感的载体这一转变过程相吻合。至此,中国古典绘画对“真”之精神的偏向发生了扭转,并且延续到近代。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统思维的精髓,是可以指导任一门类的绘画理论及实践的,只是在不同时期因为历史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变化发生着侧重的不同。我们寻出中国古典绘画史进程中的精神与力量,也就寻出它内在的向往和需求,从而指导中国绘画史朝着符合理想的方向发展,这是此文希望达到的大意义所在。

三国演义哪年发表的论文

《三国演义》是“以文乱史的文本”,“兴妖造神的艺术”,礼赞残暴的英雄,“尊刘贬曹”又有着推崇正统的封建观念。 《三国演义》的故事是在长期的民间流传而后经文人搜集整理的,尽管或多或少染上了正统文化的气息,但作为民间俗文化的审美形态,它们主要反映“贱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传达“贱民们”的思想感情。所以,我们既要用今天的价值观念去批判其典籍文化影响所导致的封建糟粕,又要以古人的眼光和心理去感知和体验他们的理想和愿望的合理性。囫囵吞枣或者因噎废食都是不明智的。 ,《三国演义》不是浸透着儒家礼乐伦理思想的典籍文化教科书,也不是符号化了的人民群众浮巧淫祀的民间文化的认识指南,而是审美地反映当时人民大众的生活状貌和生存境遇,表现他们文化心理和审美理想的世俗文学经典。既然两部经典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富有诗情的画面去折射时代的光芒,我们就应该用美学的、文艺的眼光去看待它们,并作出“诗意的裁判”。《三国演义》主要是以其典范性的叙事谋略、恢弘的动态悲剧结构以及众多的民间文化心理“化石”而成为文学经典的。我们应遵照艺术真实性的原则而认可其“以文乱史”的创作策略,应尊重艺术情感性的原则而允许其“兴妖造神”的文学想象,应宽宥封建文人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而谅解作品中的英雄的“匪气”、“游民气”,更何况,在这种“匪气”、“游民气”的艺术氛围里寄寓着作者的合乎历史必然性的审美理想。试想:如果邮督不是被张飞鞭打、华雄不是被关羽斩杀,如果诸葛亮出场缺少三顾茅庐的层层铺垫,如果梁山好汉只是性格模糊的三十六人的“流寇”,如果作者恪守正统的“造反无理”的信条,《三国演义》还能算是文学经典吗?!这样一来,我们的见识同章学诚病垢《三国演义》:“七实三虚惑乱观者”。我们既已认可鲁迅的《故事新编》、郭沫若的《屈原》、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对于《三国演义》两部文学经典的历史“失真”与观念陈腐,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写好战争,写好战争中的人是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最终目标。主创人员的一切努力,所有电视化技巧的运用都是围绕这两个目标进行的。《三国演义》正是在这两点上取得了成功。 写人物 一部历史剧,不管它对事件,场景和历史过程所做的史诗性描述多么宏伟壮观,也无论其戏剧冲突多么强烈,但它关注的焦点和中心归根到底是人,社会历史发展的宏大背景只是确定人物行动的依据。《三国演义》剧组主创人员对历史环境和时代氛围有透彻了解,掌握了人物性格的内在依据,所以对主要人物的塑造都比较成功。 先看《三国演义》对曹操形象的处理。 谁都知道,曹操是“奸雄”,小说也是把他作为“奸雄”的典型加以塑造的。剧作既保留了曹操作为“奸”的一面,又展示他作为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亦即“雄”的一面,性格特征显得真实而丰满。 曹操“奸”,“雄”两方面的品质辩证地统一在他的身上,他的“奸”不是那种卑贱猥琐,鼠目寸光的小人之诈,他的“雄”也不是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的君子之雄。 他是一个有雄(野)心,为达目的不惜一切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的典型。 《三国演义》特别重视从现实社会环境的角度为曹操这一人物定位。联系环境刻画人, “ 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 的原则并没有过时,《三国演义》曹操形象的成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剧作把曹操的凶残放在群雄争霸,封建割据的历史背景中,把他的政治抱负放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加以刻画,认为他的狡诈凶残是与治国安邦的雄心联系在一起的。 剧作这样处理不仅没有扭曲人物,反而使其作为封建君主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 在对曹操凶残和雄才大略的辩证展示中。曹操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凸现出来。 《三国演义》还善于从多方对比中刻划曹操这一形象。 “ 官渡之战 ” 中将他与袁绍辈相比,以显示他从谏如流,善于用人的一面。但更多的情况下,曹操在剧中是作为刘备这个具有理想人格的形象的对立面出现的,剧作客观表现了他的种种恶行恶德: 比如他杀吕伯奢全家之后表露的 “ 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 ” 的极端自私的为我哲学,又如他杀杨修,害祢衡的系列暴行体现出的狡诈凶残的品质等等。 正因为电视剧像原著一样,在塑造人物时不虚美,不隐恶,所以它塑造出来的人物才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真的人物。 诸葛亮也是《三国演义》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 在塑造诸葛亮的性格特征时,电视剧坚持从原著的基本思想倾向出发为剧中人物定位。 以名著为蓝本改编的电视剧,其人物形象的基本倾向已经在广大观众中得以确认,因而经过电视剧 “ 二度创作 ” 的形象不能距原著太远,以免观众拒绝认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电视剧是拍给当代观众看的,因此时代感和大众性是很重要的。 另外编导在塑造人物时,必然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爱憎投射到形象中去,其中导演的情志和审美趣味尤其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电视剧既坚持了原著中对诸葛亮这一形象的基本评价,又考虑到观众接受的程度,同时兼顾了导演个人的审美品味,剧中的诸葛亮形象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 “ 这一个 ” 。 无论在民间传说还是在小说中,诸葛亮一直是智慧的化身和“贤相忠臣”的代名词,导演考虑到小说的描写和大众对人物的传统看法,确定剧中的诸葛亮应该是 “ 蜀汉杰出的军事统帅和谋略家”, “ 为蜀汉政权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丰功伟绩 ” ,这样的形象定位是十分准确的。 电视剧以诸葛亮的 “ 隆中对 ” 作为结构全剧的总纲,全面展示其超群的智慧。 除此之外,剧作还着重从 “ 高瞻远瞩,雄才大略,富于进取,重信守义 ” 等几个方面对诸葛亮进行多侧面刻画,在观众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说原著中诸葛亮的性格尚显单一的话,那么在电视剧中其性格则趋于丰富和立体化。 在电视剧《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除了是智慧的化身和忠贞的代名词,他还是一个悲剧英雄。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悲剧冲突实质总是社会冲突,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满足之间的冲突。 但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却有人与外在环境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人物内在性格的冲突等等。“斗争越是艰苦,他的道德追求和崇高也就越是表现得透彻,强烈。”诸葛亮身上那种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使他的悲剧充满了崇高感。 具有“心灵的伟大”的诸葛亮之死是悲剧的关键之所在。 当诸葛亮弥留之际,画面上闪过金戈铁马的战斗场景,克复中原的大旗和隐喻蜀后主不理朝政的空旷的大殿。 悲剧英雄在被病魔折磨,心力交瘁的情况下,仍然保持自己克复中原,兴复汉室的人生理想,向我们展示了人的价值。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三国演义》在人物心灵,命运上的开掘是很深的。 剧中的刘备是“明君”代表,他的言行与曹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性格中的主导特征是“仁义”,剧作通过许多生动的情节展现了刘备的“仁义”。他作安喜县尉时,与民秋毫无犯。屯兵新野,老百姓称赞他:“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当阳战败撤退时,情势万分危急,但决不弃民先行。到了西川,他的军队秋毫无犯,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 原著中关于刘备“仁义”的描写还显得抽象,电视剧则通过生动的画面,比如当阳战败以后, 刘备率君民败退, 电视剧利用自身优势,极力表现兵荒马乱的景象,危难之中,刘备不听劝阻,绝不弃民先行,剧中饰演刘备的演员表现刘备不忍心独自逃命时,演得情真意切,在观众面前展现出一个具体可感的好皇帝形象。 除了曹操,诸葛亮,刘备等人物塑造非常成功以外, 《三国演义》对张飞,关羽,吕布,鲁肃等人物的刻划也有一定的特点,此处就不一一赘述了。 写战争 小说写了许多次的战争,大大小小共有40多场。电视剧几乎一场不落地把小说中的战争场面移植到剧作中来。而且对于每次战争场面,电视剧拍得都不雷同,显然编导充分注意到了不同战争的特色,有意识地把每一次战争都拍得波澜起伏,曲折复杂,变化多端。要而言之,《三国演义》拍战争,我觉得有以下几个特点: ⑴不局限于具体战斗场面,以斗智为主,定位为谋略剧。 比如《赤壁之战》,真正的战斗场面很少,观众印象最深的只有那场大火。 但是对于整个战略决策过程却不厌其烦,拍得跌宕起伏,色彩斑斓。 曹操兵临城下,诸葛亮临危受命,奔走江东结盟孙权,孙权集团内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诸葛亮不辱使命,智激周瑜,孙权,促成孙刘联盟最终形成,电视剧用了很多篇幅铺陈这些内容,意在将斗智与斗勇结合起来,充分展示谋略家诸葛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风采。 ⑵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展示人物的心理,利用战争气氛来烘托渲染人物性格。官渡之战是为了突出曹操的雄才大略,能不拘一格用人才的胸怀,反衬出袁绍 “ 能聚人而不能用 ” 的特点。 ⑶全景式地展现战争。 《三国演义》是迄今为止描写战争次数最多,规模最大,场面最壮观,形式最完备的电视连续剧,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战争剧中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它写战役,也写战斗; 写陆战,水战, 也写车战,马战; 写战争,更写政治与外交……怎样通过电视剧写战争,《三国演义》提供了完备的参考。 ⑷实施战斗的人的举止基本真实,打斗场面很少用升格,降格等特技,武器,战舰,城墙等等相对真实,从而营造出环境,空间的真实性,使观众有切身的历史环境感。 人物是战争的主体,战争则是人物性格最好的展示场所,《三国演义》十分精确的把握住二者的关系,在人物塑造和战争刻画上都有新的收获。 任何艺术都不是完美的,电视剧《三国演义》也存在一些失误与不足。由于受原著的约束,在风格上过分强调“写实”,使得剧作对原著空灵,浪漫的传奇风格表现不是最充分,比如三英战吕布,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等,就好像不如原著传神。 当然这对导演和演员也是勉为其难的,毕竟现代人不善马术,生活状态和那时早已大相径庭了。没有克服原著人物性格缺少发展的艺术缺陷,对人物主导性格特征的形成原因和过程揭示不够,关羽之“义”,刘备之“德”,孔明之“智”仍像是与生俱来的品质。 忠实有余,创新不足。 当然这对导演来说也是一个两难的出境,毕竟三国人物形象深入人心,过度的想象力和导演的主观色彩可能会引起观众的不理解。 然而,瑕不掩瑜, 电视剧《三国演义》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是巨大的。它为名著改编和历史剧的摄制积累了难能可贵的经验。 作为中国当代电视剧史上的 “ 这一部 ” , 它是不可替代的。 在精品不多的电视剧这一新型艺术样式中, 它是为数不多的一座里程碑。

三国(22O~280)一个大割据的封建朝代,是由东汉而三大瓜分的国家:魏,蜀,吴组成的华夏民族历史疆土分裂,最终统一于晋。全书由董卓进京开始,至晋武帝司马炎统天下。

当时曹操要……刘备又……孙权的……,一曲临终,晋分五路军伐蜀,蜀亡。王濬攻破荆州,孙皓降。魏主被迫禅位司马炎,天下由分到合。毛宗岗修改的共一百二十回,词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潐江渚上,惯看春月秋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作者:解为斌(少年历史学家)

抱歉,由于种种缘故,为斌不能尽以全力以佳章予众君览之,有罪!有罪!若有反馈,快快进言,若有点赞,感激不尽!

罗贯中 选我吧~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 演义》的作者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明朝嘉靖元年修髯子张尚德刊刻 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该书最早的刻本,这一说法似乎已成定论。 因 此,学术界在探讨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时,自然也都是基于上述认识, 把《三国演义》作为罗贯中的个人创作,结合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来对 其作出种种论述的。然而,疑问也在不断产生: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 初(有的学者推算出罗贯中大约在1329年前后创作了《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的第一次刊行是在明嘉靖元年,从元末明初到明嘉靖元 年(1522)近200年间,该书不见于任何记载,它是怎样保存下来的? 罗贯中生当元末明初,当时既没有成熟的小说理论,也没有现成的长 篇小说可以借鉴,他是怎样的天才,能够创作出这样一部不朽的巨著? 不过,因为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明标为“罗贯中编次”, 这一说法也早已为学界所认同,尽管一些学者对此抱有疑问,因缺乏 充分的证据来推翻固有的观点,终归是疑者自疑,信者自信,传统的 看法并未被动摇。明代孤本黄正甫刊二十卷《三国演义》 要解决这一问题,考证《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显然是最为关 键的。然而,这一工作又是非常繁难的。明清以来流传至今的各种刻 本的《三国演义》,今知有30余种,这些版本或存于国内或流于海外, 都是一般学者所难以见到的,有条件接触这些版本的人实在不多。寓 居澳洲的柳存仁先生曾对海外所存《三国演义》的版本进行了较详尽 的考察,认为明刻《三国志传》系统的本子所依据的原本似应早于 《三国志通俗演义》而存在(请参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 古代小说研究——台湾、香港论集》所收柳存仁文《罗贯中小说之真 伪性质》);北京大学的周兆新先生在其所著《三国演义考评》一书 中,对国内现存的几种《三国演义》刊本进行了详细的对勘,得出了 与柳存仁先生大体相同的结论。这应当说是《三国演义》版本考证方 面一个不小的突破。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对《三国演义》版本的考证 下了不少工夫,英人魏安撰写了一部《三国演义版本考》(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6年版),专门考证《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他共搜集 到35种版本,将其分为A、B、C、D四支,每一支又分若干分支。若从 分析版本流变方面看,魏安的工作可谓详湛而卓有成效。但他的着眼 点是要追求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原文(魏安1993年在普林斯顿 大学东亚系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即为《追求其原文:〈三国演义〉的 考证学》),所以,虽然考证精详,但结论中却有许多主观假设,反 而加固了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这一说法。同样,柳存仁和周兆新 二位先生也是在版本研究上突破了一层,却仍然认同罗贯中创作《三 国演义》这一观点。这就是说,前面所提出的疑问仍未破解。 笔者自1986年开始留意《三国演义》研究,在阅读有关文献和学 术论文的过程中,越发感到切实解决这一问题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小说 发展史乃至认识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1992年我有幸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启功先生和邓魁英先生攻 读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我把博士论文题目定为《三国演义研究》, 客观上也有了考察该书版本的条件,因为国内所藏的十余种《三国演 义》版本几乎都在北京。为了得到正确的答案,我调查了北京各大图 书馆中所收藏的《三国演义》的各种版本,查阅了相关的文献资料, 取得了大量证据。 这期间,最关键的是在国家图书馆查到了一部明代插图孤本黄正 甫刊二十卷《三国演义》,该书在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中著录为“明天启间刻本”。从表面上看,在明刊《三国演义》各本 中,它的出现时间是较晚的,所以,一些学者虽早见过此书,却未加 留意;英人魏安更将其列在D支的删节本一类,未加考校。实际上,这 个黄正甫刊本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早期刊本,只是它的真面目被掩盖了 而已。该书的封面、序言、目录和君臣姓氏附录是明天启三年补配的, 正文部分则是早期留下来的旧版!何以见得?一是该书封面标题为 《三国演义》,正文各卷卷首则标为《新刻京本按鉴考订通俗演义全 像三国志传》,诚所谓表里不一;二是目录字体与正文有异,且有部 分目录文字与正文内相应的标题不一致。三是该书前有一篇“山人博 古生”所作的序,明言该书“不失本志原来面目,实足开斯世聋瞽心 花”。此前,没有人看出这一点,这引起了我详细考校此书的极大兴 趣。我用此书同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详细对勘,从书中诗词、 注释、故事叙述、文字运用等方面获得了大量的证据,证明这个黄正 甫刊本的刊刻时间实比嘉靖本早20年以上(详见笔者为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0年出版的黄正甫刊本《三国演义》所作的《前言》)。有关黄 正甫刊本的考证文章脱稿后,呈启功先生审阅,先生看后说:“文章 写得很扎实,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并对其中的个别论述提出了修 改意见。后来,我到北京图书馆将黄正甫刊本的影印件呈启功先生目 验,先生在认真审视了该书的版刻风格后,指出:“这确是明代早期 的民间坊刊本,证明你提出的证据是有说服力的。”这个黄正甫刊本 的发现,可以说使“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今所见最早刻本” 的固有观念失去了依据。同时,从该书中也获得了一些进一步探讨 《三国演义》的成书与作者问题的线索。这个在福建出现的黄正甫刊 本的刊刻时间大约应当在公元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以前,值得注 意的是,全书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到该书的作者为何许人,也就是说这 个今所见最早刻本并不标为“罗贯中编次”。另,柳存仁先生在《伦 敦所见中国小说提要》中曾提到一个朱鼎臣本,他对该书的目录和题 署作了详细的著录,该本各卷卷首或无题署,或仅题作“书林梓”、 “建邑梓”,卷之十三题作“古临冲怀朱鼎臣辑”,卷之十四又题作 “羊城仲怀朱鼎臣编辑”,并题“书林梓行”。从柳存仁先生所作的 文字说明看,他认为该书也是一个早于嘉靖本的刊本,却也自始至终 不题为罗贯中撰或编次(这个版本出现得较晚,有待详考)。因此, 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的字样在并非最早刻本的 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上出现,完全可能是书商为了鬻书 射利而贴上去的标签。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的说法根本靠不往 关于罗贯中,明初无名氏的《录鬼簿续编》中有他的记载,该书 作者与罗贯中有交往,记载说罗贯中是“太原人”,却没有提到他叫 “罗本”(今人有说他名“本”字“贯中”,纯属附会)。只说他 “乐府隐语极为清新”,写过三种杂剧。压根没有提到他创作《三国 志通俗演义》等小说,到了近200年以后的明

三国演义发表的论文怎么查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法、个案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着力于追溯“真”之精神的哲学本源,通过对儒道释三家“真”概念嬗变的梳理,概括艺术论中相关范畴的论述,对中国古典绘画关于“真”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以阐释,最终,提炼出中国画家思维中“真”之精神的发轫。目前关于“真”概念的研究多是哲学层面,系统梳理先秦哲学之“真”到中国古典绘画之“真”的过渡,成为迫切的、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这也正是此文的研究目的。对长久以来被忽略的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真”之精神嬗变过程的研究,可以清晰中国古典绘画的本质追求,使“真”理论得以延续传承,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任一画种的理论和创作,具有指导当下绘画精神的现实意义。“真”之精神存在于中国古典绘画中与哲学概念之“真”有何特异处是本文重点研究的方向,目前绝少有论文和专著立足于此。本文首先从庄子之“真”、儒家与“真”相关的概念、佛家之“真”给予探讨哲学“真”,接着从连接哲学“真”与绘画“真”的中国古代艺术论中找到理论根据,继而着手分析几个与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相关的重要问题:如荆浩“图真”论中“真”的具体论述对中国古典绘画产生了何种影响。再如“形神”论的演变过程怎样使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从“形”、“神”两方面在各个时期侧重发生转变。接着在“道寓于器,技进乎道”这一传统思想的统照下,笔者对“真”与“技”、“真”与“心”的关系分析说明,从具体技法提升到主观精神来探讨“真”之精神存在于中国古典绘画的形而下及形而上两个层面。最后,宋代理学与明代心学的嬗变正与中国古典绘画从宋代绘画注重物象客观规律到元代文人画兴起之后,尤其明清两代,以主观情思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外在的画面事物成为了人之情感的载体这一转变过程相吻合。至此,中国古典绘画对“真”之精神的偏向发生了扭转,并且延续到近代。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统思维的精髓,是可以指导任一门类的绘画理论及实践的,只是在不同时期因为历史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变化发生着侧重的不同。我们寻出中国古典绘画史进程中的精神与力量,也就寻出它内在的向往和需求,从而指导中国绘画史朝着符合理想的方向发展,这是此文希望达到的大意义所在。

“意念先行”——《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三国演义》中特征化性格的人物给历代读者都留下了深刻而鲜明的印象;但是,本文想探讨的是:这种艺术表现手法的思想根据和具体运用,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加以批判和借鉴。第一节 “意念先行”的历史限制和思想依据《三国演义》是一个世代累积型的历史小说,其中蕴藏着自三国故事出现以来的民间叙事特征,这一点已被诸多学者认可。苏轼《志林》载:“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说书艺术,而且已显现了“尊刘贬曹”的倾向。再加上宋元以来异族乱华,战乱频仍,“人心思汉”,“明君贤臣”成了人民心目中急切的期待和追求。所以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其要契合大众的心理,要满足大众的善良愿望和美好理想。同时,我们应该把《三国演义》放到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进程中来考虑。整体来看,人物的塑造经历了一个由特征化到性格化转变的过程,《三国演义》处在长篇小说的开端,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在人物塑造的艺术手法上很成熟,必然带有史诗中英雄人物的特点,即“高贵的单纯”。之后的《金瓶梅》表现了这种转变,《儒林外史》基本上实现了它,《红楼梦》则在更多的方面作了卓有成效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在封建社会里,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意识从政治上思想上严重地束缚着人的个性,往往以道德品质来定位,所以个性就无法大放异彩。在哲学上流行唯理主义,孔子就是以“礼”来统摄其整个政治理想的。罗贯中是大儒,他的思想指导方针是非常明确的,即儒家的政治理想“仁政”,君主要“仁”,臣下要“忠”。所以,这决定了他的创作必然是以反映抽象的“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为核心的。基于上述原因,我们知道了罗贯中的创作是“先入为主”式的,因而也就很自然地看到了作品中一个个的“脸谱”:单纯而明确。第二节 “意念先行”导致人物的特征化与品性化作者是按自己的理想来建构人物的,或褒或贬,都体现了人物的主要特征,给人的印象非常强烈。关于这一点,前人已有较多深刻论述。可是,我觉得,毛宗岗父子所谓的“三绝”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品质”或“道德品质”,而且似乎还可以加上一绝,即刘备的“仁绝”。这相当突出地显示了人物独特的品性,他们可视为“抽象观念”的具体化和形象化。下面本文就“四绝”略作分析。“奸绝”曹操。“奸诈”是其本质属性,作者为了尽现其特性,多角度、多层次地反复渲染。一出场,就写他诈“中风”以诬叔父,给人一种“从小看大”的思维引导。之后,写他梦中杀人,又误杀吕伯奢一家,多疑中透出狡诈。后面写其杀粮官以欺全军,也是以凶残凸显奸诈。作品中也不断地直接写到他的奸诈,如不杀陈琳而爱其才,不追关羽以全其志,得部下通敌文书却焚而不究,马犯麦田而割发代首等等。虽然从客观上可以看出曹操卓越的政治远见和博大胸襟,而事实上,刘备的“自领益州牧”而称帝与他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本质上也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姓氏不同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作者的确是把他与刘备作为对立面来写的。作品中有文字为证:“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仁绝”刘备。“仁”是对君主的政治道德要求。一开始,就写其“与乡里小儿戏于树下”的非常言行。而且,刘备从桃园结义起,就抱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一生“仁德及人”,所到之处,“与民秋毫无犯”,百姓“丰足”,所以“远得民心,近得民望”,受到人们的普遍爱戴。后来曹操大举南下,竟有十数万百姓随同刘备赴难,虽然情势万分紧急,他亦不肯暂弃百姓。他爱民,也爱才,待士以诚信宽厚,肝胆相照,故诸葛亮与五虎将等一代英豪,都能终生相随,君臣间的关系“犹鱼之有水也”。可见作者是把他作为“仁政爱民”的理想皇帝来写的。不过,如果我们去查看陈寿的《三国志》,就会发现历史上的刘备其实也是好色贪财的,只是在这里,毛宗岗父子对他的道德进行了彻底的净化和升华,以至于极端到像鲁迅所说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伪”。“智绝”孔明。“智慧”是臣子必须具备的,只有这样才可以在“伴君如伴虎”的日子里保全自己,才能做稳和做好奴隶,当然我们不能这么看待诸葛亮。《三国志.诸葛亮传》里说:“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小说却一反其说,不仅写其经邦治国的政治才干,而且更是把他的谋略胜算写得出神入化,这无疑寄托着历代读者和作者自己的理想。同时,他的前后《出师表》渗透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精神,闪现着动人的个性风采。白居易曾深有感喟“前后出师遗表在,令人一览泪沾襟”。但从整体上看,罗贯中在小说中既不写“危急存亡之秋”的形势特点,也不写对政局战局的悲观情绪,只一味地写其神机妙算,如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七擒孟获等,以便保持其“智绝”的光环。而且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写其“智”是服从于“忠”的,是服从于“鞠躬尽瘁”的,甚至近似于“愚忠”。这就提醒我们,作者是在塑造一个为了“圣主”的礼贤下士而奉献出全部生命的贤臣典型。“义绝”关羽。“忠义”两难全,这一点关羽也不例外,不过他能把“义”做的如此“绝”,实在千古之下,罕有其匹。所以作者对他的歌颂也特别着力,甚至大胆对历史细节进行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处理。《三国志》中记载杀文丑的本是刘备,罗贯中却把它转嫁给了关羽。同样地,“古城会斩蔡阳”的本也是刘备,但在罗贯中的笔下,却成了关羽用以“释兄弟之嫌”的精彩展示。即使是最经典的、历来为人所传颂的“单刀会”也是改头换面而来的,历史上是鲁肃去赴关云长的宴会,在小说中却成了最能表现关羽胆识的不朽情节。“华容道上放曹操”更加丰富了关羽的“义”,也更有人情味,虽然对蜀汉不忠,却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加深了对其“义”的刻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尊称他为“义绝”。从上面的具体阐述可以看出,作者就是有意这么塑造人物的,趋于“意象化”,而且我们把这些人物的特征化性格归结为“品性”似乎更为恰当。第三节 “意念先行”的缺陷、效果及影响由于作者创作思想的局限性,我们在作品中看不到鲜活的个人,看到的只是作者头脑中的思想的图解。因而,文本中缺乏深入细致的心理剖析,人物的思想行为也几乎不受环境的制约,语言动作常常是程式化的。这样一来,人物就处于古典式的静穆状态,几乎不发生什么变化。从时间上考察,曹操的奸诈从幼年直到六十六岁死去,几乎没变。人生的沧海桑田,政治的险恶风波,战场的出生入死,似乎无法动摇其本性。可见作者多么着力于刻画这个“反面人物”。诸葛亮的智慧同样稳定不变,“三分天下的隆中决策”是其一生智慧的光辉结晶,后来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则是这一英明决策的具体演绎,并且写战争也不服务于对其个性的展现和挖掘,反而用一种概括性的、综合性的写法,这充分表明了作者是在借这样一个人物来对我国古代历史上各种斗争经验和智慧进行空前的大总结。当然人物也有一些发展变化,却又不是性格的内部不平衡导致的。例如,曹操自从被“衣带密诏”斥责讨伐后,就成了一个彻底的奸臣国贼。这是由于他的行为发生了重要变化,触犯了正统的封建伦理而引起的。另外人物品质的突然变化也让人不可理解。曹操在汉末群雄中是以知人善任著称的,当益州别驾张松身怀西川地理图本想献给曹操时,哪里料到“曹操见张松人物猥琐,五分不喜。又闻言语冲撞,遂乃拂袖而起”。以曹操的政治胸怀会这样吗?而且人物感情的变化有时竟是以伦理道德作为轴心的,卧龙吊丧,先大笑,后哀恸不已,经庞统说破后,“遂相欢乐”。上面所述的细节,都使人物显得不太可信,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人物性格的发展怎样地受制于作者的主观决断。作者往往不是让我们透过现象去把握本质,而是以现象直接解释本质,可谓事事见本质。关羽对张辽的“三罪、三便”回应以“三约”,实际上是作者从理性观念和道德观念上对客观形势和关羽处境的特殊性作的解说,这样就顺理成章地规定了关羽此后的一系列活动,而不是任凭人物按照其性格的内在逻辑自由地发展。同时,作者还用理性观念对感情的流露做出明晰的鉴定,甚至随时加以说服。“孔明挥泪斩马谡”,哭了三次,但每一滴眼泪都被及时地说明是从理性观念和法典中流出来的。诸葛亮忠于西蜀,诸葛瑾仕于东吴,因此他们两兄弟相处数十年间,从来不肯让手足之情稍稍逾越君臣大义的范围,甚至有时候双方还利用兄弟关系来布置机关,算机对方。就连家庭、婚姻、亲属等日常生活的领域也难得见其真情的“灵光一现”,可见人物多么缺乏内在的生命张力。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种缺陷看成是一种“经验的省略”。因为在前面提到,这些人物都是印合着广大群众的心理需要的,似乎只须展现人物的行动,人们就能猜测出其心理过程。可是我们前面还提到,作者创作的年代还是长篇小说的初期,他不可能有这种现代意义上的自觉的创作理念。然而,正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卡琉斯、赫克托耳光芒四射一样,《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关羽等也是我国文学中光辉的艺术典范。尽管两者在人物塑造上有比较大的差异,其效果却是基本一致的。这一点,只要看过作品、了解文学史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所以就不再赘述。既然效果如此好,自然也应该关注其影响,对此还是要辩证地对待的。一方面,我们要明白它的历史性,不能固守于一隅,太过于夸大这种创作方法。要避免出现像十七年文学中令人啼笑皆非的“高大全”僵硬形象。要学会分析鉴赏,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继续探讨古代长篇小说中人物塑造的具体演变。另一方面,我们要从中吸取有用的创作经验和技巧,比如一针见血地刻画出人物的特征,运用生动的细节和传奇的故事来突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等。这实际上已经在《红楼梦》中得到了几乎完美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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