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小芳发表的论文

教育自身属于文化范畴，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谈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谈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论文篇一

《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述评》

摘要：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对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开始开展。本文根据不同时期呈现的特点，将其分为起步时期、初步发展时期和多元化发展时期，通过对各个时期的研究概况作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总结出研究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以对进一步研究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高等教育;文化关系;研究述评

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界，关于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当时伴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发展，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在这一文化背景下，教育理论、教育实践的发展备受各界人士的瞩目。此外，80年代出现了“文化热”，促进了此问题的研究。到90年代及新世纪以后呈现出了新态势和新特点。总的说来，学术界对此的研究并不成熟，探究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颇有意义。我根据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研究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将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并总结出一些特点，为进一步研究提出建议。

一、起步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

关于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的阐述，是在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中初见端倪的。1980年，潘懋元在为一机部所属高校领导干部教育科学研究班讲学时，第一次提出了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其中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指：“从整个社会来说，教育跟政治经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教育所摆的位置和在社会中所承担的任务。”[1]这里的“其他社会现象”还未提及文化的因素。1983年，潘懋元编写的《高等教育学讲座》对教育内外部规律问题做进一步的阐述和分析，把外部关系规律修正为：“教育的外部规律是指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2]明确提出了教育与文化的关系。1988年，潘懋元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论文――《教育的基本规律及其相互关系》，将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表述为：“教育必须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服务。”[3]认为教育受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受社会制度的制约，这两种制约因素又需要文化传统这个制约因素的折光反射出来。以上所述都是由一般教育层面来论述的，并未涉及高等教育层面，是谓“小荷才露尖尖角”。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掀起一股“文化热”，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开始受到高等教育界的关注。1989年，潘懋元、邬大光合作发表了《文化传统与高等教育的理论思考》，第一次从理论上明晰了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他们首先分析了文化传统对高等教育的作用：“高等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社会活动和传递文化的载体与文化传统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各种因素对高等教育的制约往往要通过文化传统的折光反射出来。”[4]如前所述，潘懋元在1988年论述教育的基本规律问题提及教育受文化传统制约，是从一般教育的层面来阐述的，而这篇论文将教育的基本规律问题具体化到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上来。1990年，潘懋元在《教育外部关系规律辨析》一文中再次明确提出：“文化传统也是制约教育的重要因素。”[5]并论述了高等教育对文化的作用是保存、传递、改造和创新文化。储皖中则对专门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作了更为具体和深入的分析，分别为：一是传递文化，二是促进文化传播、交流和融合，三是助于对文化进行选择、整理和改造，四是创造文化。[6]

在这一时期，对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进行研究的学者较少。一部分研究只是从一般教育的层面简要探讨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散见于几本著作之中。尽管如此，起步时期的研究为高等教育理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体现在：首先，开始认识到高等教育与文化是有着重要关系的;其次，明确高等教育面对文化传统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和取舍原则。

二、初步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才在高教理论界得到重视。主要代表人物有潘懋元、张应强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此外，朱国仁、何云坤、刘海峰、黄福涛、吴岩、侯定凯和薛彦华等人也发表文章参与讨论。归纳如下：

(一)将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推向深入。潘懋元对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论述概括为两种关系(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两重作用(直接作用和中介作用)和两大功能(传承和创新)[7]，为此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和线索。一些学者对上述关系、作用与功能及其他相关问题展开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其中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的研究较为集中，朱国仁、薛彦华、张应强和何云坤等对文化的选择、创造、批判、整合等功能专门撰文阐述。黄福涛则从比较和历史的视角考察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8]此外，开始明确了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意义。张应强提出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摆脱苏联教育学模式，形成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有利于人们加深对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理解;推动和深化人们对教育与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研究和认识;还可能促使“高等教育文化学”的产生。[9]正如潘懋元为张应强的著作《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作序时谈道：“研究高等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瞻望高等教育的未来，都不能只看到经济、政治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而不对文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有深入的理解。否则就会对许多高等教育现象迷惑不解，对许多高等教育问题思考不周，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预见简单化;从而对21世纪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也难以提出周详准确的对策。因此，从文化的视野研究高等教育很有必要。”[10]

(二)加深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确立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注重阐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吸纳、传承和传播，并与现代化、国际化接轨。刘海峰用历史的视角分析了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的深刻关系，传统文化对近现代高等教育有相当的影响，在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中西教育模式经历了冲击、汇聚和融合的过程。[11]别敦荣提出我国的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鲜明的、强烈的民族特性，必须认清我国高等教育的民族特性，而不能一味地“国际化”或“某国化”。[12]张应强总结了传统文化的特性，分别是高度的综合性、广泛的弥漫性、显著的民族差异性和强大的历史惯性等四个方面，提出：“高等教育改革只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主动适应’。”[13]吴岩则提出“新生中国本土化文化”这一概念，新生本土化文化是西方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自然在这个群体中经过比较、冲突、碰撞、融合、提炼而形成的新型文化。[14]此外，潘懋元和张应强在合作的两篇文章分别谈及了传统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问题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和现代价值。[15]

三、多元化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以来)

进入新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呈现出了新的特点。90年代研究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有关学者，兴趣转移，并未将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一直坚持下来。关于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从理论上系统探讨“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较少，大多研究以高等教育的微观领域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走向多元。总结如下。

(一)联系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背景。21世纪，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是高等教育多元化，具体表现为国际化、大众化、民营化、地方化和终身化。在近十年来，已有的关于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研究从国际化和大众化出发。从国际化出发的有郭继超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中的文化双向互动》，宋彩萍的《全球化・民族文化・高等教育》，张红霞的《高等教育课程国际化的文化思考――兼谈通识教育课程改革》，戚务念和何齐宗的《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文化取向》，白杰瑞和赵振洲的《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全球化进程：国际化与多元文化的链接》等文章。从大众化出发的有洪芳的《社会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李雯和欧阳玉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文化解读》，薛天祥的《大众化是一种文化精神――兼评〈大众高等教育论〉一书》。此外，还有学者将多元文化格局作为大背景，如张云洁的《试论多元文化格局下我国高等教育的文化使命》。

(二)关注中国教育发展的实际问题。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存在着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一些学者关注到由此而引发的教育发展问题，体现在关注西部高等教育、农村教育和家庭文化背景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等。比如有学者通过田野调查，认为高等教育应该承担起农村教育的文化使命。[16]

(三)研究视野更为开阔，研究方法更为丰富。除了涉及高校内部的微观领域外，还涉及社会的宏观领域。除了用本学科的知识进行阐述外，还运用了跨学科的视角。在高校微观领域方面，比如以“大学文化”或高校“校园文化”为主题进行的研究比较丰富。在社会宏观领域方面，比如黄琦提出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17]在跨学科视角方面，如张万红和彭勃合作的文章《高等教育资源的分类及文化资源的培植》有所体现。在研究方法方面，一些研究运用了比较研究法对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进行探讨。陈昌贵和王璐从美国传统文化出发分析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18]高桂娟和李敏则从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为考察对象，分析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之所以享誉世界是因为英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以此作为中国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参照。[19]

(四)出版了几本专著。继1999年张应强的专著《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后，2000年，顾冠华和沈广斌合著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一书，全书从文化与高等教育之本质特征及相互关系出发，分别从观念层面、制度层面、操作层面等方面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的特点与优劣，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当代高等教育的借鉴意义，以及两者间内在的互动功效。2001年，潘懋元主编了《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里面有专门一章以文化的视野来看高等教育。可见，专门论述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专著并不多，但文化的研究见于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或教育哲学的书籍之中。在承认已取得的成果的同时，也应看到还有发展的余地。

四、结语

本文梳理了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概况和特点，由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此研究的成果与存在的不足，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基础。对于高等教育与文化的研究，我提出一些见解。

(一)要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理论思辨的方法。进入新世纪以后，开始运用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等。从宏观走向微观，是发展的必然，也必然要求运用更为丰富的研究方法。在西方，对文化的研究更多地采用人类学的学科知识进行分析，亦值得我们借鉴。

(二)要考虑高等教育如何为建设新文化服务。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高等教育改革只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主动适应”、高等教育对文化具有创造功能。进入21世纪，高等教育如果仅仅停留在对文化的适应和创造上，就显然是不够的，高等教育对文化应该有引领的作用，从而实现从适应―创造―引领的功能的转变。

(三)要注意新兴文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及作用。目前，进入多元化、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时代，瞬息万变，各种各样的新事物层出不穷，高等教育在这种环境下如何吸取有益的成分为高等教育服务，亦值得思考。

参考文献：

[1]转引自李均.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54.原引自潘懋元.高等教育学及教育规律问题.湖南大学教务处，1980.11.

[2]潘懋元.高等教育学讲座[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34.

[3]潘懋元.教育的基本规律及其相互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1988，(3)：1.

[4]潘懋元、邬大光.文化传统与高等教育的理论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1989，(1)：1-2.

[5]潘懋元.教育外部关系规律辨析[J].厦门大学学报，1990，(2)：5-6.

[6]储皖中.试论高等教育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J].高等教育研究，1991，(2)：18-24.

[7]潘懋元.全面深入地认识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J].教育研究，1996，(11)：17-18.

[8]黄福涛.谈谈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J].教育研究，1996，(11)：20-22.

[9]张应强.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J].上海高教研究，1995，(3)：22-24.

[10]潘懋元.《序》.张应强.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M].江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

[11]刘海峰.传统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J].教育研究，1996，(11)：27-29.

[12]别敦荣.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民族性[J].教育研究，1996，(11)：29-30.

[13]张应强.论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改革[J].高等教育研究，1996，(3)：6-12.

[14]吴岩.新生本土化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J].上海高教研究，1997，(3)：21-22.

[15]潘懋元，张应强.传统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7，(1)：15-21;潘懋元，张应强.华文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彰显[J].高等教育研究，1998，(3)：12-15.

[16]林健.高等教育应担负起农村教育的文化使命――来自西部农村的几则田野调查及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06，(8)：19-22.

[17]黄琦.高等教育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J].教育研究，2009(7)：104-106.

[18]陈昌贵，王璐.从文化视角透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J].江苏高教，2002，(2)：117-121.

[19]高桂娟，李敏.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的文化力量[J].江苏高教，2008，(6)：146-148.

浅谈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论文篇二

《浅谈教育与文化的关系》

摘要：教育自身属于文化范畴，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本文在分析了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基础上，探讨了新时期教育与文化的应变，从而深刻揭示了教育与文化的内在的本质联系，对于准确把握教育的文化本性和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教育;文化;关系中图分类号：D523.34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教育”与“文化”词源上的同义性，反映了教育与文化关系的密切性。在汉语中，“文化”一词由“人文化成”简化而来，按照其字面意义来解释就是“文而化之”，其基本含义是通过文治教化把人培养成有教养的人的过程，即“教化”的意思。由此可见，“文化”与“教育”在词源上都是有直接联系的，以至于有人认为“教育即文化，文化即教育”，这些都反映了教育与文化的紧密联系。

一、教育与文化的关系

1.教育是文化的表现形式

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文化是一个含义广泛的名词，它包括人类通过后人的学习所掌握的各种思想和技巧，以及用这种思想和技巧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文化人类学是从物质生产、社会结构、人群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研究整个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和进化的过程，并且比较各民族、各部族、各国家、各地区、各社团的文化相同之点和相异之点，借以发现文化的普遍性以及个别的文化模式，从而总结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社会学家认为，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所有群体和社会的人们共享非物质文化――抽象和无形的人类创造，如“是”与“非”的定义、沟通的媒介、有关环境的知识和处事的方式。人们也共享物质文化――物质对象的主体，它折射了非物质文化的意义。人类社会的行为模式不仅仅依赖于遗传，而且还依赖于人类文化。人类行为深受我们生长在其中的文化的影响。

就教育而言，可分为两个紧密相联的组成部分：教育活动和教育理论。两者实际上分属文化的不同层面。教育活动隶属文化的制度层面，而教育理论则隶属文化的精神层面。在教育活动中，学校教育本身就是“制度化教育”的代名词，其“制度”色彩自不待言，就是非正规、非正式教育也并非是杂乱无章的、零散的，“制度化”的成分在其中仍占着重要地位。从教育理论的角度来讲，教育又是文化的精神层面这一大家庭中的一员。它所产生的思想观念是人类知识宝库的一部分;它所形成的价值规范是人类价值判断体系的一分子;它所需要的技能、技巧是人类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枝;它于文化的精神层面，实是生于斯，长于斯，又丰富于斯。

2.文化的流变制约着教育发展的历程

文化并非只是静态地固守其传统，它在历史长河中屡有变迁，教育也随之嬗变更迭。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知识的构成形态具有原始性，是以直接经验为主，并以感性的、现实的形态存在于社会实践之中的。这种原始的文化形态，完全可以用口耳相传的教育方式传至下一代。在这里，原始的、自然形态的教育方式与文化积累之间并不存在不相适应的矛盾。传授知识，要求施教者和受教育者付出更多的劳动，进行更多的专门训练，因而不能仅仅通过生产和生活中运用简单的示范和模仿，必须要创新专门的传授工具、专门的传授场所以及专门的途径，当然更需要专门的施教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逐步成为专门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成了专门施教的场所。

在当今世界，现代化已成为一个中心议题，一些发达国家已在很大程度上将其付诸于实践，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已吹响了现代化的号角。文化现代化，建构新的文化观――这一现代化中或许是最富有渗透性的一面正在深入人心。与此相应，教育的现代化也扬起了风帆，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正在使自己的一套教育制度适应其具体的要求，使各种类型的教育活动整合于一个共同的制度框架，不断加强教育活动之间的统一性和相互联系。

3.教育可以传播文化，蕴育和创造文化，促进文化变迁

传播在文化变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指文化从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从一个区域传到另一个区域的流动现象。文化传播离不开一定的传播关系、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教育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为文化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第一，教育可以对传播内容加以选择整理;第二，教育过程中可随时接受反馈，修正传播内容、渠道，避免所传文化的失真;第三，传播者大多是“闻道在先”的，值得信赖，易于为受传者接受;第四，传者与受传者即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可建立起稳定、亲密的联系;第五，可利用远距离教育、班级授课等组织形式，大范围地进行文化传播。创新是文化变迁的另一重要维度。从一定意义上讲，教育过程就是创造文化的过程。教育在传递、传播文化的过程中，从来就不是简单地复制文化，它或因社会变革、受教育者不同的身心状况以及教育者自身价值观的差异，赋予已有文化以新的文化意义;或因融合、汇总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使原有文化发生性质、功能等方面的变化，衍生出新的文化要素。这些新的文化意义或文化要素往往会成为文化创造和革新的萌芽。

二、新时期教育与文化的应变

教育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决定了新时期的教育必然会对文化的变迁有所应对，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文化对教育的调适

教育对新时期文化的适应性调整不仅是教育中人的主观意欲而且也是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新时期教育变革的大势所趋。教育受文化所趋而进行的调适在教育的各个层级都应有所体现，但鉴于任何文化首先是一种价值之源，则文化对教育的调适最应该在教育价值的提升上有所反映。

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实践活动，能够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不断满足人类的需要，因此，从它产生的时候起，便具有了价值属性。“所谓教育价值，是指作为客体的教育现象的属性与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的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不同认识、评价、界定或描述就构成了人们的教育价值理念。教育价值理念作用于人们的教育行为是以意识为中介的，而这种意识的形成必然来源于意识主体所处的文化语境。这一点在当前文化形态下表现为，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把教育当作发展和完善自己的重要手段，作为实现自己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在新时期的文化形态下，教育价值要凸显文化中的主流因素即现代性文化的精华，就不应只是有利于实现技术的现代性文化而更要追求解放的现代性文化。亦即，教育价值不应只是迅速发展的社会所需求的有利于创造物质财富的价值，这种价值如同技术的现代性文化一样，虽然是我国新时期社会转型发展正需要的，但它只是一种阶段性的价值而非教育的永恒价值。教育价值对新时期文化的调适还应该表现在教育对人性的合理自由与相对理性以及对社会民主与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在此，教育作为文化的承载者与传递者，理应承担起创新文化的使命。

2.教育对文化的创新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综合探讨教育对文化进行创新的可能。

一方面，我国传统型文化的核心就在于道德中心主义，这种道德中心主义重伦理规范、人伦关系，对维系社会及家庭的和谐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极端的道德中心主义又确实钳制了人们的自由意志和民主意识，一直以来的教育活动也是以社会道德及伦理规范为蓝本来塑造受教育者的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在这种保守的道德中心主义的传统文化导引下，教育之于社会生产力及人自身意义上的生存发展的价值就难以得到彰显。在当前社会转型的新时期，教育应该培养具有独立理性、科学精神、民主观念等现代文化精神及公德意识的现代公民，而不是缺乏自主判断和个人意识的传统意义上的臣民或顺民。唯此，教育方能通过对人的影响反作用于文化，进一步推进当前文化的现代创新，步入现代文明。

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核心精神如自由、理性、科学、民主等意识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无疑应该在新时期深深地植根到我们的教育价值中。那么，我们的教育应辩证对待西方现代文化，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就应该更多地弘扬人文精神，突出受教育者的个人生活空同的建构和人文关怀精神的养成。亦即，当前文化形态下的教育理念在输入西方现代文化中那些我们所缺乏的诸如科学民主意识和自由理性精神等优秀元素的同时，不应舍弃传统型文化中仍具有现代意义并且经过适度改造后将具有永恒价值的精华元素。在新时期，教育负载着现代理性文化启蒙的时代重任，同时也应承担起传统人文精神升华的历史使命。

此外，相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潮而言，尽管其语义含混、内涵不明，但其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反绝对主义、反基础主义等理论特征，零散化、边缘化、平面化等文化特征，以及分裂、偶然、不确定、非连续、不可表达、不可设定等思维和心理特征也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那么，我们在今天的教育过程中则应更多地给人以自由思维的空间，给人的个性以充分发展的可能。但是，“后现代性从现代性而来，只有吸纳了现代性之后，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后现代性潜质才能转化成同现代性相辅相成的活力。”因此，新时期的教育对文化的创新关键，仍在于从传统型向现代性文化嬗变过程中对道德中心主义的扬弃及对工具或价值理性的审度。

结语

从文化与教育关系的认识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化与教育的确是一种共生关系。没有文化，就不会有教育。如果抽去了文化，教育就不仅失却其内容，而且会失却其作用，教育也就无从谈起。同样，抛却了教育，文化就成了不可思议之物，无由存在和发展。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是互相部分包含，互相作用，并互为目的与手段的交融关系。

参考文献

[1]周昌忠，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写作思路：首先发表观点，把教师的幸福是什么写出来，然后展开论述。

教师的幸福幸福是什么？很多人都认为幸福是获得，是满足，是苦尽甘甜的完美。做为一名教师，虽然我也很烦恼，也免不了报怨，但是我还是庆幸我是一名教师。我的幸福首先我选择了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其次享受不尽学生对我的爱，你说，我能不幸福吗？我是一名有十五年教龄的小学教师，可以说我的青春都献给了学生，但我无怨无悔，我觉得很幸福。

我的工作不是呆板的物件，是一个个活生生，充满新鲜血液的生命，他们有自尊，有自己的人格、思想，他们会让你高兴，会让你生气，会让你笑，也会让你哭…但这样的生活很充实，也很有意义。

我们的幸福便是在快乐的奉献中把职业当作事业，把平凡当做伟大，把短暂当做永恒。有一首歌唱得好：你眉头开了／所以我笑了／你眼睛红了／我的天灰了……只有幸福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幸福的学生．只有快乐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快乐的学生。

教师的幸福来自教育教学的工作。教育是教师的生命，课堂教学是教师基本的生活方式，是教师生命价值的体现。教育教学过程成了师生思想碰撞、心灵交流的过程，在共识、共鸣、共志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宣讲自己的信念，表白自己的真情实感；学生袒露自己的心灵，诉说自己的体会。

此时，教师的教成了学生的需要、向往；而学生的学，则成了教师的期待、目的，教与学相融合。教师的幸福来自教师的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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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流体机械及工程团队成员闫盛楠博士在Energy Conversion and Management（一区，IF2020=9.709）上发表题为“Energy storage enhancement of paraffin with a solar-absorptive rGO@Ni film in a controllable magnetic field”的研究论文。基于环境友好性及易获取性等主要特征，太阳能是化石燃料的最佳替代品之一。太阳能高效转换技术主要包括光电和光热利用，其中，光热储能是光热转换的重要应用，提高所用材料的太阳能吸收能力和储热能力至关重要。太阳能光热转换和储存已被证明是有效的太阳能利用途径。在相变过程中，相变材料可以储存和释放大量能量；因此，它们被认为是优良的太阳能存储介质。然而，相变材料的导热系数一般较低，导致传热过程缓慢，限制了相变材料的光热转换效率。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研究人员尝试将纳米颗粒掺入相变材料之中，并取得了优良的效果。但是，该种方法存在一定缺点，例如需要大量的纳米颗粒，造成成本较高；此外，一些纳米颗粒容易氧化或团聚，单位质量相变材料的光热吸收能力较低，而且纳米颗粒不易从相变材料中分离出来，会污染相变材料。为改善上述缺点，团队成员将纳米颗粒（石墨烯）涂覆在导磁材料（泡沫镍）之上。泡沫镍是一种耐腐蚀的磁性材料，通常作为基底；石墨烯具有优异的力学、光学和热性能，广泛用于与太阳能转换和存储相关领域，包括太阳能收集和光热催化等。在制备实验过程中，将泡沫镍作为基底，并将还原氧化石墨烯通过电化学还原方式涂覆在泡沫镍之上，制成复合膜；该复合膜具有耐腐蚀和抗氧化性，并可重复使用。在光热转换实验过程中，将该复合膜置于固态石蜡之上，并引入外部磁场，通过调控磁场强度，使复合膜伴随相变过程而紧贴固液相界面，改善石蜡光热转换特性。该方法结合了磁控调节与纳米颗粒强化光热吸收的优点。磁场调控下的表面式吸收方法可以在不污染相变材料的情况下调节相变过程，提升相变材料的光热存储能力。结果表明，在泡沫镍上涂覆还原氧化石墨烯能够有效增强泡沫镍的光热吸收能力；通过调节磁场强度可以动态调整rGO@Ni复合膜的位置，使其紧贴固液相界面，且该复合膜易取出，不会污染石蜡；增大磁场强度提升了准稳态温度、储热能力和储热效率，并提高了单位质量石蜡的光热吸收能力以及相界面的移动速度。综上，该方法为太阳能转换和利用提供了一种有效解决方案。据了解，闫盛楠，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多相流动及热质传递，曾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发表SCI收录论文7篇，EI收录论文1篇，现任西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教师。（通讯员：西华大学翟元平）

欧阳芳发表论文

他们是一群无人照管的流浪儿，他们是一群光荣的童子团员，他们更是一群不平凡的小孩子。他们便是这部电影中的主人公阿秀、阿华等人。这个故事发生在1925年。正值广州工人举行省港大罢工，工人们团结起来与资本家进行着英勇斗争的时候，富家子弟莫家彬来广州投奔时任警察的舅舅何道荣。刚来没几天，莫家彬便结识了小伙伴阿秀、阿华等人。阿秀、阿华都是工人积极分子的子女。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下，罢工委员会成立省港劳动童子团，阿华从一个流浪儿成为一名光荣的童子团团员。不久，沙基惨案发生了，阿秀的哥哥、共产党员阿凯英勇牺牲。然而，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就在工人们为省港大罢工的胜利欣喜相告的时候，蒋的叛变，让共产党员遭到血雨腥风般的屠杀。在严峻的形势面前莫家彬与童子团取得了联系，而欧阳芳也及时出现在童子团面前，带领童子团与残酷的局势座斗争。一次执行任务时，阿华和阿秀救了党的领导人后，被何道荣抓获，同时被捕的还有欧阳芳。后来，阿华和阿秀成功获救，而欧阳芳却壮烈牺牲。看完这部电影后，我深有感触。片中阿华和阿秀等人是那么勇敢，那么伟大！因为他们做了许多常人做不到的'事，如营救党的领导人，不顾危险，，维护童子团……所以说他们是多么不平凡啊！是啊，我们跟他们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并不需要付出什么，只要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就行了，哪个父母舍得让孩子吃苦呢？我们都是泡在蜜罐里长大的。而老天爷对他们太不公平了！他们付出甚至牺牲了那么多，却吃了上顿，没了下顿，还要露宿街头……我曾想过，如果让我们与他们交换一下，那我们将会…… 同学们，别再做温室里的花朵了，因为不经过风吹雨打，怎能见到美丽的彩虹？别再做家里的“小皇帝”、“小公主”了，让我们学习阿秀等人的那种精神，只有肯吃苦，将来才能对国家作贡献。

是。资料来自：隆回解放史实中共隆回县委党史办解放前夕的隆回，县政权摇摇欲坠，县长似走马灯式的更迭，封建势力猖獗，党团斗争激烈，地霸欺压盘剥，政府抓夫派款，物价暴涨，怨声载道，民众叫苦连天。土匪和散兵游勇的抢劫骚扰，搞得民不聊生，人心惶惶。广大群众盼望早出苦海见青天。隆回县人民有着光辉的革命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在这里开展得轰轰烈烈。当时，宝庆地、县很多著名领导人都是隆回籍人，如宝庆地方委员会书记彭钟泽、宝庆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欧阳秋曝、宝庆县共产党组织的播种人罗卓云等，都是隆回籍人。中共中央第四届常委兼宣传部长彭述之（后为托派）①，也是隆回籍人。马日事变后，县内党组织几经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先后牺牲的革命烈士有：罗卓云、彭钟泽、欧阳秋曝、王调元、阳民英、欧阳钦、彭梅生、孙会元、刘楚勋、欧阳忠、肖登庸等②。以后，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以至解放战争时期，我县的党组织一直没有得到恢复。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在我军胜利进军江南的大好形势鼓舞下，隆回人民特别是一些热血青年，就自发地开展革命活动，宣传解放战争的形势，迎接解放，六都寨、金石桥、司门前、荷香桥、三阁司、桃花坪等地，以暑假回乡的学生为骨干，组织“为民读书社”、“新民主主义协会”等，学习毛主席著作，印发革命传单，张贴标语，有的还投寄《致乡保长的公开信》，有的把标语贴到了伪县政府门口，这些活动对于震慑敌人威风，启迪人民觉悟，造成解放声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时，进步人士纷纷举行起义。一九四九年五月，驻在湘西的国民党游杂武装雪峰部队中队长欧阳芳（小沙江人），带领数十人，四十多支枪，自动脱离雪峰部队，来到新化奉家山和金石桥冷溪山一带，不久，经溆浦县龙潭四益商店老板姜定跃介绍，与我湘西地下党负责人谌鸿章取得联系，六月初，欧阳芳带领三人到宁乡找到了党领导的湖南人民解放总队三支队，被按排在政工队学习半个月后，七月回隆回开展活动，在驻地金石桥冷溪山组织进步青年和教师五十余人办训练班，八月七日，欧阳芳派奉孝金到宁乡，向湘中三支队汇报，请求收编，给予番号，派人去领导。经湘中三支队政委张伯伦、副司令员尹泽南、副参谋长胡戈（又名胡南仲）等三人进行研究决定，编入湘中三支队第八团，并下达了命令，委派欧阳芳为副团长，胡戈为政治委员，随文颁发印章一枚，文曰“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三支队第八团”③。从此，欧阳芳部一百余人，要湘中三支队的领导下，采取分散力量打游击的方法进行活动，尔后，在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隆回、新化围歼陈光中匪部等战役中，均起了积极的作用④。与此同时，伪县自卫总队分队长胡荷田（又名胡杰），荷香桥人，在我地下党员吴步程的教育下，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农历四月初三）率部三个班，五十余支枪，在西胜乡（今荷香桥）起义，仅四天，因受国民党分子郑振湘拉拢叛变，被邵阳伪专员胡惕率部队在牛皮岭击垮⑤。所有这些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敌人营垒，对我县的解放事业起了支持的作用。我县地处湘中偏西南，湘黔公路横贯南境四十多公里，是长、衡、邵通往湘西、广西和贵州的交通要冲。“衡宝战役”是第四野主力和二野一部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三日至十月十六日在衡阳、宝庆和湘西一带围歼国民党军队的战役。敌华中军政长官白崇喜，将其桂系部队主力张淦、徐启明、黄杰、鲁道源及刘嘉树等五个兵团十一个军二十六个师共二十余万人参战，宝庆及以北之新化、桃花坪为敌一兵团十四军防守。白崇喜见解放军大兵压境，衡宝线仅留十四军六十师、六十二师等部队于桃花坪、邵阳间警戒，掩护主力撤退，十月七日零时，白的主力开始全线退却，欲逃往广西老巢继续顽抗。敌兵团司令黄杰率一兵团及十四军溃退我县桃花坪一带，驻扎三天，四处抓夫派款，强抢恶要。十月十一日，我四野第四十九军一四七师一四七师由邵阳市湘黔公路进逼隆回。黄杰等匪部未触即溃，清早，大烧辎重，仅马路上烧毁的汽车就上百辆，衣服布匹及各种军用物资不能带走的就贱卖、烧毁或丢掉，弹药破枪到处可见，混乱已极，仓惶向西逃窜⑥。我军某部一支先头部队追击，归来时，在铜盆江（距桃花坪五公里的潼关湾）连人带马渡船过河时，因战马在船上惊跳，导致船翻，船上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⑦。下午六时，解放军所向披靡进驻了桃花坪。伪警察所六十名警士全部被俘，所长罗尧卿只身逃跑⑧。从此，隆回正式宣告解放，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开始进入新的历史纪元。解放时，我县划分为三个行政区，乡镇设置暂照旧，一区：桃洪镇、保和乡、礼教乡、果胜乡、西胜乡；二区：中和乡、隆治乡；三区：隆中乡、隆回乡⑨。县区乡干部的来源，主要是胶东、翼东及部分河南籍南下来的。据当时南下的王宜捷同志（原隆回县委第一任秘书，现任湖南省国防工办副主任）的回忆和日记记载，一九四九年六月初，上级确定我们这批干部南下到湖南省邵阳地区，当时叫江南支队。六月八日，到河南省巩县小黄冶集中准备渡江南下，宣布邵阳地委、专署的机构组成，同时，宣布了邵阳地区各县的领导班子和分到各县去的干部，共两百余人。随后各县干部以县为单位分别集中，确定去向，有的到各机关，有的到各个区，并按机关和区编班。隆回县组织人员的安排，当时地委宣布：尹子明为中共隆回县委书记，李先明为县委组织部长，丁磊为武装部长，以上三人为县委委员。另有副县长孙良仁，公安局长赵星南，副局长杨山，县委秘书王宜捷，县政府秘书张晓玉。六月九日，分配到隆回县的干部和勤杂人员，共只有二十二人。由于干部不齐，当时未明确划分区。六月十七日，邵阳地区的干部由巩县乘火车到郑州待命，学习新区政策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七月四日，地委宣布翼东一批南下干部分配到邵阳地区。六日，由翼东分来隆回的干部正式合编为一个队，这时，全县干部和勤杂人员共有九十多人（其中来自华大、革大和建国学院的青年知识分子二十多人），当晚召开全县干部会，县委宣分配到县各机关和各区的干部名单。一区区委书记郭喜，副书记刘增民，区长初学然，副区长刘春富。二区区委书记高俊峰，副书记杨助国，区长王甫生。三区区委书记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润民兼，区长暂缺（进入县后，于十二月才由地委派来毕兰序）。这时，地委对隆回县委原定的领导班子又作了调整，赵南星、丁磊调走，新任命李国香为民运部长，张野林为公安局长，王润民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调整后新的县委由尹子明、李先明、李国香、张野林等四人组成。七月十四日，由郑州乘火车南下，七月二十一日到达湖北纸坊镇。七月三十日，根据地委通知，区委书记、区长以上干部去汉口开会计师实际是听林彪的报告）。八月一日回来，尹子明同志在全体干部会上传达会议精神，同时，宣布李国香同志任隆回县县长。八月六日，从纸坊乘火车南行到达咸宁，因岳阳铁桥被国民党炸毁，火车不通，八月十日乘军车出发，连日大雨，路途泥泞，十三日到达长沙黄花市，由于长沙市刚刚宣布和平解放不久，暂不能进入市内，我们分散在长沙东乡一带，帮助地方征粮。九月七日进入长沙市，在此期间，隆回县的干部又有新的调整，县委书记尹子明调任武冈县长，派方明任隆回县委书记，县政府秘书张晓玉调专署，另有王治安等九同志调走，至时，隆回县只剩了八十多个干部。从九月底至十月初，即忙于做进县的准备，制订进入地区的工作计划，刻制县政府、县委会的印章，县长进入县里的安民布告等。十月十一日，邵阳地区各县干部都乘火车离开长沙，经株州到湘潭，十四日到达邵阳市。十五日，地委介绍地下党员吴步程前来汇报隆回情况，当天下午，县长李国香、组织部长李先明等一委三十人在吴步程的陪同下，乘火车来到桃花坪，次日，其余五十余人全部到齐，遂开展工作⑩。县址的设立，由于当时隆回北部未解放，六都寨仍为陈光中占据，加之又不通公路，经请示地委同意，县治暂设桃花坪。此地没有伪政府的公房，县委临时设在赢洲旅社，县人民政府设在洞庭春旅社。当时，着重抓了以下几项工作：一、宣传党的政策，安定社会秩序。十月十六日，县人民政府发出了安民布告，宣告人民政权业经建立，阐明了人民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号召各行业人中立即返回家园，恢复生产，并将所拾蒋军遗失之各种武器、弹药等物资上缴政府。接着，建立了支前科和接收委员会，接收委员会由七人组成，主任李县长兼，副主任杨山，下设宣传教育组、接收保卫组、工商工作组⑾。十七日早晨，县委书记方明召开了全体干部会，对干部下乡作了动员和工作布置，强调用党的政策发动群众，突击为部队筹集粮草。因为当时大军在这里过境的有二野整个五兵团，四野的十三兵团、三十九军、三十八军，还有很多后勤机关。十七日早饭后，机关除留少数人员外，其余干部都下乡。当时，谣言四起，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台湾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登陆了”，“人民政府在这里不长了”等等⑿。致使部分群众担心变天，人民币也不能在乡下流通，出现了物资供应紧张，物价高涨的严重局面。对此，县委和政府分头召开了教员座谈会，商人代表会，乡保长会，宣传胜利形势和党的政策，揭发各种谣言，宣传人民币的优越性，设立检查站、兑换所，控制银元流通，提高了人民币的信誉，并与部队联合，召开了桃洪镇的群众大会，由部队文工团演出了宣传戏，加上我军秋毫无犯的军纪影响，群众陆续返回家园，学校陆续开学，商店百分之八十恢复了营业。二、开展剿匪斗争。十月中旬，一区除西胜乡（今荷香桥、周旺区之大部）和桃洪镇没有匪患，干部可以进驻开展工作外，其余大部分地方仍为土匪所控制，兼伪县长陈光中仍盘据在六都寨，张贴布告，向群众派粮筹款，还扬言“再打三年”。二、三区的干部只能在荷香桥瓦塘一带开展工作。当时匪情：陈光中，伪六十三师师长，有两千余人；袁庆光产交警队有四百余人；胡惕，邵阳伪专员，有千余人；刘建章，新一军副军长，有千余人；张光彪有三百余人；王赞、刘科恕也有匪徒不少，总计在六千人以上⒀。经请示地委与部队联系，十月二十三日，四野派一四七师四四○团前往六都寨进剿，县委书记方明、公安局长张野林同时前往配合，俘敌二百余名，匪首陈光中及其残余逃往隆回北面山区⒁。同日，县委发出了“关于目前工作给各区委的一封指示信”，对征粮、收缴游杂武装、建立人民武装以及接收伪政权等，都进行了具体部署⒂。十月二十五日，县委决定在六都寨建立隆回县人民政府办事处，由副县长孙良仁为首组织十余人，每人配有长枪或短枪，以武工队的方式开展工作。

无论之前干过什么，被判是具体因为什么？这很关键

文/罗汉秦腔传统戏下河东（亦名《龙虎斗》、《斩呼延寿廷》）。以巜下河东》为戏剧曲目名称，晋剧、秦腔、大平调、武安平调等剧种中都有此剧，但以秦腔最为著名。秦腔巜下河东》讲的是宋太祖时，河东白龙造反，赵匡胤御驾亲征，欧阳芳挂帅，呼延寿廷兄妹为先锋。欧阳芳私通白龙，约劫宋营。呼延兄妹击败白龙，欧阳反诬其出战不力，斩了寿廷，欲行篡逆。呼延凤英四处寻兄，恰遇赵匡胤巡营，被赵之盘龙棍误伤致死。呼延妻携子呼延赞于山中教养，赞长大后下山“赶驾”寻赵报仇，经赵说明情况后，“护驾” 河东，共诛欧阳芳。此戏本见《北宋杨家将演义》第一回，这是一本以红生为主及武生、净角唱打并重的戏。为陆顺子、孙省国、米钟华、高信民、袁克勤等的常演剧目。传统本有清三元堂刻本，民国南院门义兴书局刊行本。《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二十七集书录本。西安市艺术研究所藏有抄存本[1]。此戏老生、净角都是主角，表演技艺要求很高。当年郝寿臣最擅演戏中的反面人物欧阳方，对欧阳方奸险狡诈的内心，刻画得十分生动。赵匡胤（红生扮演）前场戴王帽，穿黄袍，后场则应穿箭衣、黄马褂；呼延、欧阳都扎靠，随从的是太监。《下河东》是一出悲剧色彩浓郁的秦腔经典苦情戏。其中以《祭灵》和《赶驾》两折为重头戏，祭灵中著名的三十六哭成为秦腔“哭音”艺术精华。事件起因是由河东白龙引起，宋太祖赵匡胤御驾亲征，挂欧阳芳为帅，呼延寿廷作先锋，欧阳芳勾结白龙，杀害呼延寿廷，呼延兰玉欲为兄报仇，又被赵匡胤误杀，而寿廷之子，呼延秀英逃出，宋太祖因内忧外患，被困河东，身心焦虑，十五年后寿延之子呼延赞在罗家山艺成下山，与其妹同下河东，打死白龙，赶王杀驾，欲为父报仇，后经石龙、石信劝解，姐弟归顺太祖，二兵合一，除去奸贼欧阳芳遂平河东。单就从其重头折子戏《祭灵》选段时间上来看，故事主要应该是呼延寿廷被害15年后。15年当中，赵匡赢被困河东军营，内心焦虑，欲进不能，欲退不得，真是命难保全，这些年对宋王来说是一场身心上的浩劫，于是赵匡赢在军营中设灵堂来祭奠被误杀大将呼延寿廷。从时间和剧情发展来看，这样的安排是相当合理的，一方面15年里白龙在河东造反叛乱并未平定，这样以来，赵匡胤的灾难及身心痛苦就不会结束，因而他必然会对被害的忠良产生种种内疚之情，这样内疚的心里和外界的白龙恰好结识在一起，使得宋王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使他倍受煎熬，一筹莫展。于是他头戴三尺白孝，为其父祭灵，这为以后的赶王杀驾，兵合一处，化干戈为玉帛的理想结局埋下了优笔。所以从内容上《祭灵》是整个剧情的一个转折点，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也是赵匡胤河东解围的信号，《祭灵》他不但是剧情发展的需要，而且集中体现了秦腔哭音的经典艺术精华。《下河东•祭灵》曾陪我度过了最艰难最辛酸的日子。父亲在世时就喜欢用收音机收听。父亲去世，以及后来外婆、母亲等亲人去世过事，请的鼓乐队总会一遍又一遍地演奏这首曲子。悲声一曲《祭灵》，让人泪如泉涌，肝肠寸断，也不知祭奠了多少英灵，如今听到仍欲罢不能。想起秦腔《下河东》，赵匡胤称帝后征讨北汉，大臣欧阳芳挂帅，呼延寿廷为先锋，因将帅原有宿怨，欧阳芳又私通了北汉，暗约敌军共劫宋营，赵匡胤几乎被俘，幸呼延寿廷兄妹出马，打败敌军，转败为胜。欧阳芳奸谋未逞，反诬呼延叛乱，以元帅身份斩了呼延寿廷，弄得赵匡胤也无可奈何，然后被困河东。《祭灵》时的赵匡胤，经过15年的沧桑，这些年里他的胡子已由黑变白。我看过的演出中，陕西戏曲研究院的康建海和周至的齐晓春的表演最具感染力和表现力。从舞台布景上看，台中间一个大的“奠”字下面是呼延寿廷兄妹及众烈士的牌位，牌位下面则有两个侍卫半跪于两侧，面对灵堂，这样的场景布局显示出了《祭灵》场面的苍凉和威严，从配音上看，一开始便是绝佳的秦腔哭音演奏，这样的音乐听起来很悲哀，而且它是适合这样的场景出现。紧接着赵太祖慢慢出场，到了舞台侧面，他慢慢扶起自己的胡子，向观众展示自己的胡须由黑变白，在15年的浩劫中他的身心已经遭受了巨大的摧残，紧接着又扶起自己戴的三尺白孝，向观众表达了一代皇帝在为自己的士将烈士悼念，显示出了君王对死者由衷的祭奠之情，这是一个极富有感染力的艺术表现形式。这一系列的参拜过程完毕，紧接着就是大段唱腔，这些唱词可说是非常经典，其中包含了最能体现“红生”演员酣畅淋漓的多处大段唱腔。我认为唱腔内容大体可分三个部分。这段秦腔《下河东》困营，虽然唱腔缺少了几分豪气，但却多了几分苍凉，和琴声相得益彰，听来也是别有韵味。一是祭灵。在祭灵刚开始，一句在御营设灵堂把忠良祭奠，以及哭音的配音，奠定了全段的悲壮、苦闷、凄凉的腔调，体现了秦腔苦音的腔调韵味，内容介绍的是一个冬季冰冻营中，塑造了环境的阴冷凄凉，“愁的王两鬓斑白了”五咎胡须银钱飘’ 充分表明了下河东对赵太祖所造成的巨大心里负担和心理压力。下来又接着八个“王好比”的排比句，将他进退两难的处境刻画的淋漓尽致，二是许愿，赵王侧面在灵堂双手慢慢拨开，并颤抖，大喊，“ 众烈士”这一动作极度的付合当时人物的心理和处境，这一简单朴实的动作。完全展露了秦腔艺术的感染力，从唱词中看，这个词尤显悲壮、凄凉，揭示了赵王祭灵的真心与悲哀。接下来就是忏悔—论功—许愿—祭灵—期望—承诺（下河东把你们命丧了，寡人早晚把香烧）从构思和唱词上看，的确给人一个秦腔苦音艺术魅力的再现，也很有创意，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代帝王的讲话，是活人给死人的讲话，是活人与死人面对面的交流，和情感的碰撞，是动与静、生与死之间的联系，完全感觉到生命与非生命之间零距离的接触，这是秦腔独到的艺术，并永远都会有强大的生命力。三是三十六哭。选择在许愿之后，自从前面精彩的九句结束，接着又有“自从把先行丧了命，无一日不哭御先行”。把整个戏情推入到高潮，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和揪心的痛苦，一时百感交集，于是他从轩袁黄帝，哭到下河东为王哭先行，痛不欲生，一大段感情悲凉的抒发，让人联想到生活中的孤独，无处、无奈、束手无策的悲怨愤怒心境，因而产生强烈共振的艺术效果。一段故事讲述了多少年；一曲宫商弹断了多少弦。一声秦腔让繁华尽显；一出老戏让名家璀璨。人因戏闻名，戏因人流传。时光悠远，经典依然。《下河东》的错用将相，追悔莫及，被一代代演员演绎得惟妙惟肖。以致于民间有个说法，秦腔一折下河东，哭尽半部中国史。悲情《下河东》和大多数秦腔戏一样都是苦情戏，也许和这块土地的历史有关，在历史上经历过诸多战乱的地方必然有很多悲切的故事。北方人和南方人在性格上差异是很大的，绝对不会因为琐碎的事情过分的动情，但粗犷豪放的北方汉子一旦悲切起来是无法收拾的。“马上皇帝”赵匡胤这一段著名的唱段“三十六哭”：王好比轩辕黄帝哭苍圣，又好比尧舜哭众生。夏禹王哭父死非命，夏桀王又哭关龙逢……从先秦苦到北宋，何等的壮观。有句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反映了人生起落沉浮的无常。戏曲中《下河东》指的是宋朝时代的河东，根据记载，在宋朝的时候，河东地区基本上覆盖了山西的大部分地区，而在广义上对于河东的称呼，也指的就是山西一带。由于当时河东地区的首府是在运城，所以《下河东》中的河东城应该指的是山西运城。当时黄河经常改道，可能三十年前还在河东，三十年后就在河西了。戏中的“河东城”，指的就是现在山西运城。看戏品戏，戏剧所传递的人生哲学，实际上是老祖先一辈辈用一生换来的生活经验。

小芳发表的论文

蒙学·对蒙学的断代研究

近年来，对蒙学的断代研究越来越多。如熊承涤写了《明代的蒙学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91年第11期)，徐勇写了《元代的蒙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3年增刊)，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版)列了专节，深入研究了“宋元的蒙学”，高时良著的《中国教育史纲》(古代之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版)列了专节，深入研究了“清代的蒙学”。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第七章第四节“宋元的蒙学”是这样概括的：宋元蒙学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最突出的有以下三点：第一，强调严格要求，打好基础。蒙学教育是基础教育，在这个阶段严格要求，打好基础，对于儿童日后的发展将会长期起作用。因此，宋元蒙学教育十分强调对儿童进行严格的基本训练。例如，在生活礼节方面，要求儿童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堂室必洁等。在学习方面，要求儿童读书必须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且要熟读成诵;写字必须“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而且尤为重视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如要求：“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书，仔细分明读之”，“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皱折”，“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等。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一经形成，不仅有利于儿童的成长，而且还会使他们终身受益。第二，重视用《须知》、《学则》的形式培养儿童的行为习惯。蒙学阶段的儿童可塑性大，为了培养儿童的行为习惯，宋元时期的教育家制定了各种形式的《须知》、《学则》等，以此作为规范儿童行为的准则。如朱熹的《童蒙须知》，对儿童的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字、杂细事宜等都作了详密的条文式规定。程端蒙、董铢的《学则》，也对儿童生活、学习的各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些规定和要求虽不免繁琐，且有压抑儿童个性发展的缺陷，但使儿童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对于培养他们的行为习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第三，注意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因势利导，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蒙学阶段的儿童活泼好动，宋代教育家已经注意到儿童的这个特点，积极引导，唤起他们的学习兴趣。程颐曾说：“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朱熹亦主张用历史故事、道德诗歌来教育儿童，并开展“咏歌舞蹈”等文娱活动，以引起他们的乐趣，增加他们学习的自觉性，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的境界，在他为儿童编写的教材《小学》中，充分体现了这一主张。他在书中辑录了“古圣先贤”不少格言、故事、训诫诗等，以此来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同时，他们又根据儿童记忆力强、理解力弱的特点，强调对学习内容要熟读牢记。这些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李国钧教授的博士生池小芳于1993年5月写出了《明代小学教育研究》的博士论文，得到了专家学者们的好评，后被授予博士学位。这部博士论文有20多万字，对明代蒙学的发展、明代蒙学的职能、明代蒙学的课程、教材、教法、教师、学生及明代蒙学的管理等问题都作了全面、深入、系统的历史考察。可以说这部博士论文是对明代蒙学作了全方位的专门研究。池小芳认为明代蒙学教育实践在中国古代蒙学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作为初等教育机构的蒙学以超越以往各朝的速度迅速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基于对蒙学教育理论的探讨，明代在蒙学教育方面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小学学规。这些学规不仅在当时对明代蒙学教育实践起过直接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清代的蒙学乃至近代的小学教育均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明代的蒙学教育实践形式多种多样，有社学、义学、义塾、社塾、小学、乡校、武塾、家塾及蒙学性质的书院等。明代蒙学发展主要受政治、经济、学术、蒙学教育自身等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在政治方面，明中央 *** 的蒙学教育政策对明代蒙学的发展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而各级官员对蒙学教育的重视与否亦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到蒙学的兴衰。在经济方面，影响农耕、蒙学学校经费的有无、地方经济的衰退等都影响到蒙学学校的兴建;而家贫不能上学，对明代蒙学教育的普及亦相当不利。在学术方面，其影响表现为两方面：一是通过一些作为学者的官员兴办蒙学而贯彻自己的学术思想，从而促进了蒙学教育的发展;二是深化了蒙学教育思想理论的探讨，从而对指导明代蒙学教育实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蒙学教育自身的因素方面，蒙学教育目标上的偏差，科举制及蒙学教师素质等都对蒙学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明代蒙学一是作为蒙养的机构，这一点决定了明代蒙学教育的蒙养职能。具体表现为：一是强调儿童的道德品格培养，注重行为方式的训练，倡导知识技能培养，注重教育的实用性。二是作为社会教化的直接承担者，这一点决定了明代蒙学教育的社会教化职能。具体表现为：明王朝的蒙学教育政策将社会教化作为蒙学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 明代蒙学教育对象的平民化对社会教化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蒙学教育本身亦兼作社会教育场所而直接面对社会。三是作为官学的补充。明代蒙学之作为府州县学的补充，乃是因为它具有基础教育的性质，而不是因为它是明代学制的一个必然的连续的组成部分。明代蒙学的课程编制在整体上是较为灵活的，不同的教育家对蒙学课程的设计是不完全相同的。其基本特点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在课程中心内容上表现出强烈的道德化倾向，二是在科目设置上体现了多样化的特征。明代蒙学教材的基本类型有两种：其一是行为方式训练或道德规范学习类。包括由朱子《小学》发展而来的教本，由《孝经》、《家礼》等构成的教本，由圣喻等构成的教本。其二是知识技能教育类，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九章算术》、名人法帖、《律诗训》、《对类》等。教材选用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采自前人蒙学成书;二是采用时人著作或 *** 法令条文;三是自编教材。明代蒙学教育的组织形式大体上有三种类型，即类复式教学、分堂教学、社学大馆与小馆复合教学。在日课程安排上，大体上按早、中、晚顺序排课，各教学时间单位内安排不同的教学内容。各科目的具体教学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在授书课教学上，一是要求教学分量上给予限定并留有余地;二是要求深度上循序渐进、逐渐加深;三是要求讲背结合。在习礼课教学上，采用直观教学和审察指导的方式。在诗歌课教学上，主要采用轮班歌诗、倡和及诵诗歌诗相结合三种方式。在习算课上主要有设堂教习和讲习两种方式。书法课以临摹书法家法帖练习为主。明代蒙学教师基本上由国子监生、儒学生员、儒士及闲居退职官员等构成。充任教师的条件除通常的品德与才学方面的要求外，还要求教师要掌握一定的教育技能。教师的选派方式有由提学官或地方官员聘任、乡民推举、自己求任等方式。其中在由 *** 官员聘任方面，又有对教师先行考核再聘任及先行培训再派任两种方式。明代蒙学学校教师结构一般为一校一师，这种分布对蒙学教学方式、课程编制和教材选用都具有一定的影响。教师的待遇基本上有三种类型，即免除杂泛差徭、取纳束脩和承种官田或取给社学田。其中免除杂泛差徭为纯粹的官方给予的待遇。明代蒙学在招生条件上，对学生年龄、智力、出身、外貌、品德等方面均有具体的规定，但不同的蒙学在具体要求上是不同的。如在年龄方面，有8—14岁、8—15岁、6—20岁等的差异，招生的范围包括民间各类儿童、本族子弟、特殊身份子弟、市民子弟、军籍子弟、胥吏、土官、土著子弟等。在蒙学学生待遇方面，不同的蒙学情形有所不同。就有些蒙学学生能享受一定的待遇而言，其主要形式便是免交束脩。在学生出路方面，蒙学的优等生一般可以升入儒学。但对这一点，明 *** 并未作统一的规定。不过在明代，也出现了要求以儒学生源限于社学一途的主张，这一主张将社学作为儒学，从而使社学、府州县学、太学三者之间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的链条当中，而使代表蒙学教育的社学成为太学府州县学之学校教育的一个必然的、连续的组成部分，对传统学校教育体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明代蒙学的学期基本上有三个月、八个月、一年的划分方法。对学生的管理一般表现为行为管理与学业管理两方面。学生行为管理包括设立功过簿、父老轮坐左右塾督导诸生、师友相劝、挞罚等。在学业管理上，学业考试是其中的重要形式，这种考试往往由督学或地方官员举行。明代蒙学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学田收入、租赁店房或收取市税等。其中租赁房店或收取市税表明了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对蒙学发展是具有一定的影响的。明代蒙学对教师的管理基本上是由提学官或地方 *** 官员实施的，其中主要是对蒙学教师的职责范围进行限定以及对蒙学教师的品德与业绩进行考核。在明代的蒙学教育实践中，有一个现象是特别应予注意的，这就是在儿童入学问题上采取强制性措施。弘治十七年(1504)令府州县建社学，“民间幼童年十五以下送入读书” (《大明会典》卷七十八)，代表了最高统治者对蒙学教育的看法。由于中国过去皇帝的圣旨具有比法律更高的权威，故弘治十七年的这一令谕可以说是从法律上对蒙学儿童入学进行了规定。至少在儿童入学上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强迫性的。 “义务教育”又称“强迫教育”，是指国家根据法律规定，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所实施的强迫教育。在西方最早涉及“义务教育”思想的是德国的马丁·路德 (1483—1546)，他在《谴送子女求学的责任》(写于1530年)一文中说道：“我认为，市政当局有责任强制人民送其子女上学。毫无疑问，确保上述官职和其他职务后继有人，使传教士、法学家、书记、牧师、医生、教师等人不至于中断，是当局者的责任。因为我们不能没有这些人。”(《外国教育史》上册第356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而最早实施此种教育的是德国的魏玛邦国。1619年魏玛邦在颁布的教育法令中，明确规定儿童八岁时必须入学，并要牧师和儿童父母将八岁的儿童名单送交 *** 。如果家长违反此法，就要由 *** 强迫其履行此一义务。如果说“义务教育”是如上所述的这种教育，那么在中国，这种教育思想的出现并得到实施的时间，至少可以推溯到明代。《明史·杨继宗传》载：成化初，杨继宗任嘉兴府知府，“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又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魏校在广东兴建社学，亦倡此议：“父兄如有故违，不送子弟入社学者，提问坐罪。” ( 《庄渠遗书》卷九《谕民文》)杨继宗、魏校等作为一个 *** 对学校教育的管理者，要求父母履行送子女入学的义务，恰恰合乎路德对“强迫教育”主张的基本精神。同时，其所颁布的一些命令虽不是国家法律，但却是可以称为“地方法规”的。池小芳的博士论文通过同西方义务教育发展的比较，认为在明代蒙学教育实践中所出现的强迫入学实为义务教育的最早形式。通过对近代三次学制改革与三次政治和教育运动的比较，池小芳指出明代蒙学教育实践对近代大、中、小学三级学校体系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并认为：一种新的教育制度的形成，总是奠定于它自身发展的传统之上，而教育改革之取得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于传统教育为它提供了多少文化心理上的准备。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明代蒙学在课程、教材、教法、管理等方面都为后代提供了相当多的有益经验，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对蒙学的断代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对古代的重要朝代都像池小芳这样作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那么我们在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更高层次的综合研究，其内容就将会更充实，我们便有条件对蒙学发展的历史作出更深刻、更科学、更真实的研究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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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越剧尹小芳还在。

尹小芳13岁在沪学艺，后师承尹桂芳。她刻苦钻研尹派艺术，成就斐然。她完美地体现与发展了尹派演艺特色，并博采众长，凝聚成自己的艺术个性。

1948年在沪被选为越剧后起之秀冠军。20世纪50年代主演的经典名著及传统剧目如：《西厢记》《桃花扇》《珍珠塔》《红梅阁》《卖油郎》等颇受赞赏。

主要成就

尹小芳出版发行了名剧、名曲的音带、唱片、CD、VCD。发表了《学习、继承、发展》等论文，对尹派唱腔、表演与艺德作出精辟的论述。

多年来，尹小芳代师传艺，默默奉献，相继培养了茅威涛、赵志刚、王君安等一批有影响的优秀越剧人才。评论家赞她既是尹派艺术的“王子”，又是播种尹派艺术的“园丁”。退休后任虹口越剧团名誉团长。

小芳发表的论文共有

十篇。发表核心论文十篇，出版专著一部，主编教材一部，参编教材两部。周建芳，博士，四川师范大学研究馆员，中图学会学术委员会信息素养教育专业组成员，长期从事信息素养教育的研究与教学。

截至2021年，越剧尹小芳还在。

尹小芳13岁在沪学艺，后师承尹桂芳。她刻苦钻研尹派艺术，成就斐然。她完美地体现与发展了尹派演艺特色，并博采众长，凝聚成自己的艺术个性。

1948年在沪被选为越剧后起之秀冠军。20世纪50年代主演的经典名著及传统剧目如：《西厢记》《桃花扇》《珍珠塔》《红梅阁》《卖油郎》等颇受赞赏。

主要成就

尹小芳出版发行了名剧、名曲的音带、唱片、CD、VCD。发表了《学习、继承、发展》等论文，对尹派唱腔、表演与艺德作出精辟的论述。

樊芳芳发表的论文

音乐考研/浙江音乐学院考研/音乐学考研/优塔教育王同王同，男，中国音乐史学家，教授，音乐与舞蹈学（中国音乐史）硕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史学会理事、中国音乐史学会会员、中国音乐教育学会视唱练耳教学委员会副会长、浙江省音乐家协会理事、浙江省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长期从事音乐教育工作，曾教授音乐史学、中国传统音乐、乐理与视唱练耳、和声学等课程。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并著有《实用视唱练耳教程》等专著及教材4部，完成省级以上教改和科研课题5项。杨九华杨九华，男，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95年以出色的成绩获得留学基金，并考取世界著名音乐学府——德国科隆音乐学院（Hochschule für Musik kln），通过理性和睿智的学习，于1997年获小提琴硕士学位。200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学习期间，2003年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赴德研究，以踏实严谨的治学态度，以文献史料为据，围绕相关研究课题进行深入考察。2004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2005年，杨九华创建了西方音乐史精品课程网。1996年，杨九华便开始参与学术研讨活动，期间多次赴国外参加学术交流活动，2003年更是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德国进行半年的学术调研工作。朱宁宁朱宁宁，女，博士、教授，西方音乐史、钢琴演奏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浙江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师，“省151人才工程”第二层次培养人员。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音乐、钢琴教学领域，尤其对当代西方音乐学理论、代表作曲家和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主持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等。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课题等。指导学生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孟凡玉孟凡玉，男，教授，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中国传统音乐、音乐教育学、视唱练耳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任淮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现任教于浙江音乐学院。2009年曾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提名奖，曾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2008、2009连续2年获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一等奖，2009年曾获“李叔同艺术成就奖”。林林林林，男，研究生导师，教授，任中国满族音乐舞蹈研究会秘书长、常务理事。代表性论文有：《浅谈中国传统七声“音阶” 》（《中国音乐》2004年第一期）；《浅析辽宁鼓乐“汉曲”与唐代大曲的关系》（《乐府新声》2004年第一期）；《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看东北与中原音乐文化交流（《乐府新声》2005年第四期）；《辽宁鼓乐汉曲的艺术特征》（《乐府新声》2006年第二期）；《辽宁鼓乐汉曲的艺术特征》（乐府新声2006年第一期）；《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新视点》（《双年文录——音乐传播与资源共享探新》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传统与创新的交融——记2004沈阳音乐学院音乐作品比赛（民族器乐）（《乐府新声》2004年第4期）等。专著《音乐审美（欣赏）教程》（合著，2007年人民出版社）。目前承担课题《满－通古斯语族各民族音乐研究》、文化部科研项目《清代盛京宫廷乐舞研究》（副主编）。南鸿雁南鸿雁，女，民族音乐学家，博士，教授，音乐与舞蹈学（民族音乐学）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宗教音乐、说唱音乐、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薛罗军薛罗军，男，著名民族音乐学家，博士。浙江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1991年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日本东京学艺大学教育学（音乐学专业）硕士、日本大阪大学文学（艺术学）博士。亚洲艺术教育学会秘书长，日本节奏协会理事。先后供职于日本文部科学省媒体教育开发中心、大阪大学文学部、神户女学院大学、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民族文化研究部、台湾成功大学等，代表作有《亚洲的音乐和文化》、《侗族音乐文化的静态和动态》等。洪艳洪艳，女，土家族，民族女高音，艺术学博士，浙江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第三期人才梯队成员、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第二层次培养人员。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员，湖北民族学院音乐舞蹈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硕士研究生导师、客座教授。主持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文化部文化科学艺术研究课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等多项，在音乐类核心期刊发表多篇文章。获省级人才基金奖励多项。曾获中国星全国声乐比赛演唱金奖，获得中国畲族山歌大赛“中国民歌王”称号，演唱的作品曾获第九届共青团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连续四次获得浙江省大学生艺术展演“优秀指导教师奖”，所培养的学生获得全国比赛演唱金奖，个人获得“全国优秀指导教师奖”。主要研究方向：中国传统音乐、民族音乐学、少数民族音乐、声乐表演教学。汪洋汪洋，男，1976年1月生，中共党员，教授，原湖州师范学院院长，湖州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其出版专著、词典等5部，发表学术论文14篇，主持和参与省部级、市厅级课题7项，获教育部、省市艺术科研成果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先后被评选为湖州市首批宣传文化“五个一批人才”、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获浙江省高校“教坛新秀”称号、浙江省首届十佳青年教师暨五星级教师称号等。秦序秦序，教授，博士生导师。1948年生。在昆明长大，曾任职工厂和云南省歌舞团。1982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师从李纯一先生学习中国古代音乐史。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评议委员，音乐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编著有《中国音乐史》、《六朝音乐文化研究》等论著，有论文集《一苇凌波》。曾参与国家艺术科研重大课题《中华艺术通史》，任执行副总主编和分卷主编。近年也参与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我国申报联合国非遗名录的评审专家，参与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科研项目“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任执行副主编。温和温和，浙江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博士，上海音乐学院高峰高原建设项目“生态音乐学团队”特聘专家。2017年入选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同年获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公派博士后留学资格派赴德国。杨成秀杨成秀，音乐学博士、浙江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发表学术论文《论北宋雅乐乐论的撰述类型与撰述语境》《礼乐相须为用：北宋吉礼用乐变迁中的礼乐观念》《范镇雅乐观研究》等十余篇，参编《宋代音乐文化研究文论集》《中国历代乐论 · 宋代卷》等。姚亚平姚亚平，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人。现受聘于浙江音乐学院，担任音乐研究所特聘研究员。1984年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留校任教，担任和声等技术理论课程。1989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先后师从黄晓和、于润洋攻读西方音乐史硕士、博士学位；1995年获博士学位并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西方音乐教研室任教，先后担任音乐学系副系主任，科研处长，中国西方音乐研究会常务理事。在西方音乐史研究方面，比较注重观念史和思想史，著有《西方音乐的观念》、《复调的产生》、《性别焦虑与冲突》等专著。李鹏程李鹏程，副教授、青年作曲人、策划人，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三届“成才之路”全国音乐创作研习班成员。中国文化艺术青年拔尖人才、中国大众文艺振兴先进个人、中国文化艺术人才管理中心一级音乐人、河北省委宣传部“燕赵文化之星工程”人选、公开发表音乐作品一百余首，三十余次获奖。曾策划多部国家图书馆馆藏书籍、参与策划十余次全国大型音乐展演活动。瞿枫瞿枫，浙江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西方音乐史博士。分别于2009年、2012年和2015年在上海音乐学院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主要从事西方音乐史研究和音乐文献翻译工作。在上海音乐学院攻读博士期间完成博士论文《舒伯特“晚期风格”研究:1827-1828》，同时担任校内外三十余场学术讲座的翻译工作，并完成三十余万字的学术译著《19世纪钢琴音乐》。曾在《音乐研究》、《音乐艺术》、《星海音乐学院学报》、《乐府新声》等音乐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曾多次参加国内重要的学术会议，2015年作为青年学者代表参加“2015·杭州·西方音乐学会第二届青年学者论坛”，2013年10月参加在上海音乐学院召开的《尼伯龙根指环》多学科专题论坛，2013年9月参加在沈阳音乐学院召开的西方音乐学会第四届年会。夏滟洲夏滟洲，男，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音协西方音乐学会理事，陕西省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曾任教于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2008年10月，受聘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年版评审专家。本科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硕士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博士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自1992年起，先后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3部，主编教材2部（其中国家级规划教材1部）。主要研究方向为音乐史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王瑞王瑞，男，教授。1969年1月出生，汉族，籍贯安徽合肥，全日制研究生，文学博士，研究员，1992年7月参加工作，200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学科规划与建设办公室主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等职，现任浙江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由明日杂志官方发出的公告得知：2021年15期发表的论文有：《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营造法式》，《人生十六七》等。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