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发表的科研论文

1、《抗战时期国军的特质与困境》，《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1期。2、《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反思（与唐小兵对谈）》，《东方历史评论》第4辑，2014年1月。3、《高山滚石：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收入《新史学》第七卷，中华书局2013年10月。4、“Rocks Rolling Downhill: The Continuity and Progres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ofModernChineseHistory,Vol.7,No.2 (June 2013),135-155.5、《革命的底层动员：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新史学》第七卷，中华书局2013年10月；收入徐秀丽、王先明主编《中国近代乡村的危机与重建革命、改良及其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73－309页。6、《革命的经纪人：中共早期工农运动的仲介群体》，载吴淑凤等编《近代国家的型塑：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13年6月，下册，第1015－1031页。7、《蒋介石与党国元老（1925－1932）》，载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第1册，第429－468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9月。8、《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杂志为视点》，载铃木贞美、刘建辉编《东アジアにおける学芸史の総合的研究の继続的発展のために》（国际研究集会报告书第31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2013年3月，第173－196页9、蒋介石的阅读史、蒋介石的阅读年表，载吕芳上主编《蒋介石的日常生活》，台北，政大出版社2012年12月，第277－334页。10、“ChiangKai-shek'sreading:aninquirybasedonChiang'sdiary,1920s-1940s,” JournalofModernChineseHistory,Vol.3,No.1(June 2009),11-25.11、《亡国、亡省、亡人：1915－1925年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之演进》，载余英时等著《不确定的遗产》，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6月，第103－128页12、「亡国，亡省，亡人：1915年から1925年における中国の3回にわたる反日运动の変化」，载刘杰、川岛真编『対立と共存の歴史认识：日中関系150年』，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8月，第57－77页13、“The Battle of Hunan and the Chinese Military’s Response to Operation lchigo,” in Mark Peattie,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eds.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ifornia, 2011, pp.403-420.）14、《蒋介石和国民党(上、下)》，《理论视野》2011年第11、12期。15、《“反革命罪”的源起与剔除》，《政府法制》2011年第12期。16、《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蒋介石的早年成长经历与个性特质》，载吕芳上编《蒋介石的亲情、爱情与友情》，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3月；汪朝光主编《蒋介石的人际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17、《蒋介石的阅读史》，《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04期。18、《北伐时期的地缘、法律与革命：“反革命罪”在中国的缘起》，《近代史研究》2010年1期。19、《从五四到五卅：城市民众运动的组织动员（1919－1925）》，《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韩国）2009年第43辑。20、《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1923－1927）》，载吕芳上主编《论民国时期领导精英》，香港商务印书馆2009年12月。21、「党员·党组织·都市社会：上海の中共地下党」，日本『中央大学政策文化综合研究所年报』第13号，2010年8月。22、个人、社会、群众、党：五四前后的关联与互动，《两岸发展史研究》（台北）2009年第6期23、「个人、社会、大众、党：五四运动前后の连关と发展」，载村田雄二郎编『リベラリズムの中国』，东京，有志舍2011年9月出版，第247－267页。24、「跨越鸿沟，关注连续」：评『一九四九年前後の中国』，『近きに在りて』2008年53号。25、《北洋时期的南北畛域观念》，《陆荣廷与旧桂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26、《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近代史研究》2008年6期。27、《中政会与国民党最高权力的轮替》，《历史研究》2008年3期。28、《联俄与师俄：孙中山晚年改组国民党的意义》，《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开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州，2008年。29、《“武主文从”背景下的多重变奏：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与党务》，《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4期。30、《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组织与人事变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韩国）2007年33辑。31、《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7年1期。32、“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on a Wartime Campus:A Study focused on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Vol.2,No.4 (October 2007),590-631.33、《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4期。34、《战前中国的区乡行政：以江苏省为中心》，《民国档案》2006年1期。35、《“革命”与“反革命”：1920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历史研究》2004年5期。36、《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3期。37、《北伐中的漫画与漫画中的北伐》，《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3期；《新华文摘》2004年20期。38、“Power Transmutation and Factional Struggles among Members of the GMD Central Committe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25, No.3 (Autumn 2004), 51-65.39、《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权力嬗蜕与派系竞逐》，《历史研究》2003年5期。40、《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近代史研究》2003年5期。41、《战时国民党党员与基层党组织》，《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4期。42、《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近代史研究》2002年5期。43、《派系、代际冲突与体制内自省：以1944－1947年国民党党政革新运动为视点》，《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44、《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20世纪30年代一例劳资纠纷的个案分析》，《历史研究》2001年5期。45、《从“容共”到“容国”：1924－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4期。46、“Party-government Relationship:The Functioning of KMT’s Rule by Party at Local Level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23, No.1 (Spring 2002), 15-28.47、《党政关系：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3期。48、《张謇与南通地方自治模式：兼论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的调适》，《苏东学刊》2001年1期。49、《以共和精神治校：陈裕光与金陵大学》，《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50、《探索女子高等教育办学之路：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51、《论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近代史研究》2000年2期。52、《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53、《民国时期县长的群体构成与人事递嬗：以1927至1949年长江流域省份为重点》，《历史研究》1999年2期。54、《教会大学学报校刊出版史略》，《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55、《沦陷区伪政权下的留日教育》，《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2期。56、《战前中国的抗日民族教育：以中小学教科书为视点》，《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增刊。57、《九一八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3期。58、《留学与救国：1931至1937年中国留日学生的行为与心态》，《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59、《中国近代人物的地理分布》，《近代史研究》1996年2期。60、《失去重心的乡村社会：民国时期乡村权势的转移与蜕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增刊。61、《教会大学与中国知识女性的成长》，《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62、《教会大学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台北）1996年4期。63、《留学与救国─战时海外学人群像》，《抗日战争与上海》，1995年。64、《民国初年的女性犯罪（1914－1936）》，《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台北）1993年创刊号。65、《从深闺走向世界的女子留学生》，《明报月刊》（香港）1993年9期。66、《民国时期离婚问题初探》，《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1992年。67、《近代留学生与中国官僚政治》，《历史档案》1991年4期。68、《近代中国学会的历史轨迹》，《学会》1990年6期。69、《近代中国节育运动述略》，《人口研究》1990年2期。70、《近代留学生与华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0年3期71、《近代军事留学生述论》，《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3期72、《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东南文化》1989年1期。73、《三十年代留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民国档案》1989年3期。74、《取径东洋，转道入内：留日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6期。75、《抗战时期留学生群像初探》，《近代史研究》1989年4期。

论文：◎《关于孙中山与越飞会谈时间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80年2期）；◎《阎锡山与晋系的形成》（《历史教学》1984年11期）；◎《抗日战争中的敌后国民党军》（《近代史研究》1986年4期）；◎《进步党人谋取西南地盘的活动》（《南开学报》1986年4期）等；◎《日本寺内内阁有关张勋复辟的对策》（《南开学报》1992年4期）；◎《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2期）；◎《段皖系当政与北洋派的衰落》（《历史教学》2002年9期）；◎《严修与徐世昌的交谊》（《河北大学学报》2006年2期）。著作与教材：◎《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二卷（其中第一第二两章）中华书局1987年9月。《张勋真传》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五省联帅孙传芳》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第二作者）。◎《北洋军阀史论稿》，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冯国璋家族》金城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教头总统冯国璋》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参与朱汉国教授等主编的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第六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的编写。

民航科研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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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飞林民航期刊是一本专注于民航领域的学术期刊，由中国民航大学出版社出版。期刊发表的文章覆盖了民航管理、飞行技术、航空安全、民用航空经济、民航航空设施和民航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涉及广泛的学科。期刊以发掘和推广民航领域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技术和新产品为宗旨，致力于为广大读者提供高质量的学术信息服务。张飞林民航期刊的文章由具有资格的专家和学者撰写，在编辑、审稿、发表等方面均严格按照国际期刊标准进行，采用专业编辑和审稿制度，确保文章质量。此外，为了更好地推广国内外民航领域的新理论和新技术，张飞林民航期刊还经常举行专题研讨会和学术交流活动，以促进民航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总之，张飞林民航期刊是一本以发现和推广民航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以及新设备为宗旨的学术期刊，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学术信息服务，是一本有益的民航领域期刊。

张飞林民航期刊是中国民用航空行业的专业性期刊，由中国民航出版社出版，以航空科学与技术为内容，发表民航行业的新理论、新技术、新产品、新工程及相关应用研究，汇集国内外民航科技成果，推动民航科技的发展，提高民航安全性能。该期刊的出版物由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内容全面，涵盖民航航空科学技术各个领域，包括飞行器结构、材料、动力、控制、航空电子、航空地面设备、航空气象、航空环境保护等。其中有一些出版物针对某一特定的专业，也有涵盖多个专业的文章，每期的内容都是经过精心编辑的，确保质量和实用性。总的来说，张飞林民航期刊是一份非常优秀的期刊，内容丰富，技术含量高，是中国民用航空行业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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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发表的论文

有关的历史论文如下，敬请参考：[摘要]民初政党政治的存在虽极其短暂，但它的存在连同它的失败都是极有意义的。它是此后影响中国人制度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对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政治标本给予足够的重视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剖析其失败原因，可以发现许多令人深思的东西。文章着重从经济、政治、文化、政党本身四个方面探析了近代中国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对近代政党政治研究借鉴意义。[关键词]民初；政党政治；失败原因民国初年，中国政坛实行了政党政治，但经历了两年就走向失败，它的失败既有外部原因，又有深刻的自身因素，给中国后来的政治发展带来很深的警思。一、民初政党政治发展轨迹辛亥革命后，组党热潮风靡一时。据统计，辛亥革命后到民国2年间，全国出现“党”、“会”之类的政治性团体多达320个。在民初政党政治运作之中，最重要的几个政党分别是由同盟会转变而来的国民党，由昔日资政院时代旧议员为主组成的民主党，由光复会转化而来的统一党，以及由清末预备立宪公会和湖北黎元洪派军人势力为主的民社联合而成的共和党。民初各种政党的建立、消亡及分合离散十分频繁，几令人有应接不暇之感。在民国建立时，由于国民党风头正劲，大有包揽政局之势，遂导致其他党团的联手对抗之局。1913年5月29日，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组成立进步党，以对抗国民党独大之势。政党政治进入了第二阶段，即两极分化和对峙阶段。两党对峙、两极分化，成为民初政党政治中的一大高潮。但是进步党内三党之联合局面未久，内部再次纷争和离析；在此期间，国民党党势渐衰，导致其议会势力的大减；袁世凯用各种手段对国民党内部分议员进行分化瓦解，以及运用暴力对政党政治及议会进行的公然非法践踏，则从外部扭曲了政党政治的正常进程。两党和平竞争之前景早已黯淡下来，政党在萎缩，舆论在消沉，国民心态则日益绝望，而1913年9月18日袁世凯御用党公民党的成立，则正式标志着政党政治走入了末路。可以说，它已基本上不属于政党范畴而沦为了私人权欲之工具。它的出现并操纵议会，议员形同傀儡，也标志着民初政党政治从内部已腐烂变质。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438人，导致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正常开会。国会成为“行尸走肉”，政党政治已名存实亡。至次年1月10日，袁氏非法取消国会，代之以其御用工具政治会议。釜底抽薪，政党失去其合法活动场所，政党政治至此名实俱亡。由希望到失望，由兴而衰，政党政治之所以在民初的中国遭扭曲而失败，其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二、失败原因浅析(一)经济因素绝大部分关于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研究的材料都认为政党政治失败是由当时较低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即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地主经济占主导地位，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极为有限，资本主义经济同封建主义经济实力相比尚有巨大的差距，这就使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缺乏实现的必要条件。虽然这种结论有经济决定论的影子，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表面上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实权却掌握在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手里，资产阶级并未真正掌握权力，其民主共和是虚假的，在这虚假的共和国体上，希图建造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大厦，根基原本就不牢靠，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一个不能代表本阶级经济利益的政党，是没有生命力的。一个政党本身没有经济来源，不能代表本阶级的经济利益，就是从根本上失败的，因为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是代表一定利益集团的政党。而中国农耕社会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和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脆弱性和强控制特点，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被完全遏制和破坏了，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才开始产生和得到一定的发展，至辛亥革命前夕仍很微弱。中国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社会结构分化和分工程度很低，没有产生独立的利益集团，因此也就没有形成代表一定独立利益集团的政党。那么民初的政党政治也就不具有纯粹性，其走向衰亡，在所难免。(二)政治因素首先，政党政治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内容，虽经清末十数年的鼓吹与宣传，但相当一部分^对西方的政党政治认识极为肤浅，对政党制度的精义了解不够，将之与中国古代之朋党相提并论，认为政党不过是野心家借以争权夺利之工具。因此政党政治在民初试行即是畸形的、残缺的。同时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仍然是传统小农文化，人治观念未能向法制观念转变，帝制观念仍很强大，共和观念非常薄弱，要在这样的情况下采行西方的政党政治必然遭到失败。民初政党活动范围仅仅限于国会中，最高目标就是组织内阁，缺乏具有远见的政纲，因此脱离阶级，脱离群众，认为中国下层社会群众愚昧落后，素质低下，无论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不能以下层群众作为一种借用力量，政党活动成为少数上层人的活动，由此广大民众对于政党政治也好，议会政治也好，几乎都是漠不关心，也完全不了解何谓政党政治，何谓议会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民初政党政治走向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其次，人治观念未能向法制观念转变，缺少规范认同。在个人主义的西方，宪法被视为保持个人权利、协调利益冲突的准则。而在中国，宪法被看成是可以唤起集体力量的当下社会目标的根本表述，或某种促进共识、防止失误的装置。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人治的必然结果。既然对宪法有此内在的误解，那么民初政党对于“程序违宪”似乎视而不见则是容易理解的了。人治观念还渗入政党观念和政治行为中，表现为“以党为政”，政党之争流为个人之争。最后，就政治伦理化，竟以“有道伐无道”作为攻击政敌的口号，因而模糊了对政治权威的理性构造。传统文化将政治伦理化，人们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往往用道德的眼光，因此要求王权圣化，“圣治”是最高的道德政治。道德的观念又和大一统的国家观念结合在一起，那些标榜和致力于“大一统”建设的人容易获得民众道德力量的支持。民国初年，袁世凯就常以代表国家统一的形象标榜，因而赢得不少民意支持。而政党纷争却给人一种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坏印象。虽然民主势力和专制势力都打着“有道伐无道”的旗号，但传统的政治道德标准却妨碍了人们对构建新政治权威的理性认识。(三)文化因素重点就政党文化而言，政党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人们对政党组织、政党活动和政党制度的价值判断、认同心理和评价取向等等因素形成的政党活动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政党政治的发展离不开它，政党制度的生存和发展更离不开它。政党文化由三方面内容构成，即知性认识、社会心理、情感倾向。民初对西方政党政治的知性认识比较贫乏，不仅未尽了解西方政党制度的精神和发展过程，而且没有注意到各国政党制度发生差异的缘故，甚或忽视中国对政党制度的准备程度。在社会心理方面，则缺乏与政党政治相适应的心理认同。法国著名政治学家克罗齐认为，政党政治是以理性模式为基础的。整个西方一直存在着一种理性的模式。但民初党派成员对待政党的心理模式却是马基雅维里式的。对不同党派往往只有反感，缺乏共存与妥协意识，甚至表现为极端敌对的党派意识。在政治文化的其他方面，也可以看到政党政治失败的某种必然性。首先，共和观念薄弱，儒家观念仍很顽强。从人本主义出发，西方人认为“公意是永远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人民的呼声代表着最终的权威和无限的智慧；国家只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它只能遵从民意而不能压制民意，统治者不过是人民的公仆。而儒家文化强调亲疏等级关系，强调人身隶属，其造就专制权力的内在机制在民初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因为延续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到近代虽面临着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但直到民国成立之前，这种挑战都是在民间进行的，官方的法律、制度以及学校教育都在维持着儒家独尊的局面。民初虽然从《临时约法》和学校教育改革上打倒了儒家独尊的地位，但影响却难以立即显现和奏效。而且袁世凯不久又企图重修儒学的地位。因此，民初对帝制仍有相当强大的心理认同。总之，政党政治的运作需要有与它相适应的文化氛围，而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在封建意识和中国传统文化很浓厚的资产阶级革命党、立宪派、旧官僚、封建遗老们的操作下，其失败的命运便很难避免了。(四)政党本身其又可以分为两大原因：政党自身原因：第一，接纳党员有很大的随意性，民初各党领导人对党员人数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党员的质量。第二，党员跨党严重入党本是人生对政治信仰的一种重大抉择，对自己选择的政党应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但民初政客视入党为争权牟利的工具。第三，党纲成了空洞的招牌，政党认同非常淡薄。民初各政党竞相宣传自己的政纲，但其内容大同小异，党纲只是政党之争的工具。第四，缺乏政治基础。政党本是将国家机构和公民联系起来的工具，但民初国民不知通过何种渠道表达个人政见，更不识政党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此时政党不过是乡绅官人的专用工具，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第五，缺乏对党员必要的思想教育和纪律约束。政党外部原因：由政争而党争，由党争而军争。在种种非正常的干扰中，政党政治无法实现最重要的功能，即以合法、和平手段调和各阶层、各集团矛盾，规范中国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政治的发展和完善进程。最典型的干扰破坏莫过于依仗北洋私军以逞权欲的袁世凯了。“宋教仁案”、非法取消议员资格案，以至于取消国会，其对政党政治的违规操作，是政党政治无法正常进行的重要原因。同时政党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宗派期，政党缺乏群众参与。众多的社会势力包括商会只是议会中政党斗争的旁观者，这些斗争并不反映他们的利益，他们也并未通过政党途径真正参与政治。尽管像近代商会这类重要的社会中间团体曾一度积极参加在民初的有关政治实践，但它们并未切身感受到民主政治与他们的命运攸关，以至于当旧势力对民主议会和政党政治进行公然破坏时，他们对之漠然置之。同时民初的政党政治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给它们以任何的安全感和信任感。这种责任是双方的而非一方的，不能仅仅归咎于某个个人而只能归因于整个社会结构和思想。综上所述，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同封建主义经济实力相比尚有巨大差距，不能形成独立的利益集团；政党政治存在所要求的配套政治体制不能建立，资本主义国体不能形成；旧的传统政治文化土壤的制约与缺乏民众的支持亦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而民初政党的权力和派系之争削弱了其自身的战斗力，政党本身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运作方式。这些都直接导致了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三、结语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只不过给这种现代政治组织一个经验和教训，在这个充满了数千年传统包袱，近百年来又遭到列强侵凌割据命运的东方大国，西方式的政党政治无法顺利展开，并解决中国的问题。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为革命党人提供了反面的教训，成为日后孙中山坚决改组国民党，重塑政党形象的原因之一。但是，政党并未消亡，而是一举重生于孙中山的“党治”模式和后来新生的共产党身上。从宏观历史视野来看，政党政治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实践与最终确立，民初是一个绕不开的阶段。

我们从何而来，大概是每个人都会思索的疑问。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么一个问题。

“中国”从何而来？

这看起来是个非常易于回答的问题，“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缩写，而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华民国”的缩写依然是中国，因此我们理所应当的会使用“中国”来自称了。

但问题是，在一开始我们为什么会采用“中华”冠于民国之前呢？

其实中国的概念起源非常早，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之中，就已经提到了“中国”。

“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但这里的“中国”其实是中原的意思。“宅兹中国”，就是住在中原。

而我们如今所理解的“中国”，其实是起源于梁启超之笔。

在近代以前，我们是没有“民族”的概念的，直到1899年，梁启超才从日本引进了“民族”的概念。

两年后，也就是1901年，梁启超发表论文《中国史叙论》，在这里梁启超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次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一词，

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在这一文中，梁启超第一次明确了中华民族的内涵及概念，“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从“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和“中华民族”，由梁启超所创作的“中华民族”一词，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中华民族”一词的使用，对于提升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对于提振民心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强烈的“内聚性”，这种民族性格的形成，和中国文人的热情创作不无关系。

那么说回正文，创造了“中华民族”一词的梁启超，是何许人也？

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邀人写一篇贺词，辗转找到了一位当世名流，并报价20万白银。该人随即回复“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

让我写可以，还请斩我首级，在下去九泉之下纵笔狂歌，但我还活着的时候，你休想让我写出一个“吾皇万岁”来。

20万白银，是什么概念呢？当时在教育部工作的鲁迅一年的工资约为3000元上下。放在今天，在教育部供职，月薪起码都有个5000上下，年薪约为6万元。也就是说，这20万白银，最少相当于今日的400万。

拒绝了400万一篇的天价稿酬的这位先生，正是梁启超。

梁启超本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学子，只是他参加科举的那一年比较特殊，清光绪二十一年，也就是1895年，这一年甲午战败，要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进京赶考的书生意气填膺，603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此事，史称“公车上书”，梁启超则是当时的两位组织者之一，另外一位是他的老师康有为。

随后这两位参与光绪帝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可惜百日之间，化为乌有。

这些经历让梁启超意识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不变法就会亡”。

但是要如何推动变法呢？

梁启超思来想去，发现书生百无一用，唯有一身才气，兼有一身傲骨，于是他决定用他所擅长的笔杆子来说话。随即创立《万国公报》，以此来传播理念、灌输思想。

在媒体界，梁启超的行为应该是一大创举，因此，说梁启超是当时的“新媒体”第一人完全没有问题。

当时的泱泱大清，国内其实只有少数几家报纸，《万国公报》正是其中一家广受喜爱、口碑优良的报纸。

于是梁启超为自家报纸也取名为《万国公报》，直接拷贝，这应该是历史上新媒体行业第一次同名号蹭名气的行为。

我记得很久前各类公号就曾经流行过这一手，各种大号的高仿小号层出不穷，这种行为的开山鼻祖，正是你梁任公先生。

不过，由于梁启超他们干得太好，他们的报纸很快就出名了，没有了蹭名气的必要，随即改名为《中外纪闻》。

当时梁启超22岁，担任《中外纪闻》的主笔，在其上鼓吹变法，介绍西学。从这个角度来说，梁启超就是20世纪初大名鼎鼎的新媒体写手。

大家都知道，人红是非多，《中外纪闻》名气越来越大，就吸引到了一些人的注意。

别忘了这时候大清朝可还没亡呢，哪能容忍梁启超天天叫嚣“不变法大清迟早要完”。我不知道我们大清会不会完，但我可以让你小子先玩完。

于是，《中外纪闻》很快就被迫停刊了。

可惜，有些人一旦醒来，你再指望他睡下去，那就很难了。

《中外纪闻》停刊后，各类报纸如同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他们中有很多人都在干着梁启超原本在干的事情。

谁说星星之火就不能生长成燎原的野火呢？

1896年，梁启超接受黄遵宪、汪康年的邀请，担任《时务报》主笔。汪康年是个生意人，他要梁启超写些低俗的民间八卦，或者无独有偶的社会奇闻。

但梁启超对此嗤之以鼻，坚持要写政论文章。他的政论文，针砭时弊，笔风凌烈，字字直指时代的痛点。

可以说，他就是要做一条狗，一条声震四海，叫到天崩地裂，能叫醒四万万中国人的吞天之犬。

1896，梁启超的《变法通议》横空出世，霎时梁启超名动四海，风头一时无二，“上自通都大邑，下至穷乡僻壤，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他犀利的政论直指当时的腐朽，官僚之腐败，种种诸如外行领导内行、贪恋权位、尸位素餐等行为遭到了他力透纸背的抨击。

随后，《时务报》再次停刊。这说明一个问题，笔杆子没有钱袋子好使，也没有枪杆子好用。

之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在日创立《新民丛报》，一如既往。很快，《新民丛报》再次火热，粉丝遍布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黄遵宪说“半年之内，中国就有四五十家报刊在模仿《新民丛报》。”

1912年，民国成立，梁启超随即动身回国，创办《庸言》，此时在梁启超身上出现了一个新媒体行业的奇观，梁启超开小号，一日之间小号成头条，粉丝粘性堪称奇迹，不管梁启超跑到哪，他们都能追到哪，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人们到底需要什么？人们到底想看什么？是花边新闻？是娱乐八卦？还是别的更有深度的东西？

郭沫若说梁启超“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谁能敌得过梁启超这支笔呢？卓如之笔，可敌十方报纸。论战之中，梁启超在哪个阵营，哪个阵营就能占据上风。

他是当之无愧的新媒体界的泰山北斗。中国近现代史上，顺风倒的无良文人如过江之鲫，此类反动文人犹如丧家之犬，今日在此狺狺狂吠，明日便转投他处，其行其性，令人不齿。

民科发表的论文

蒋春暄自1973年开始研究费马大定理。在此过程中，其推广了三角函数Si，建立超复数理论，后又以此基本工具证明了费马大定理。但其所著研究论文在投稿过程中常遇权威阻碍。早在1978年，在科学院前院长方毅的关心下，科学院数学所就曾组织过蒋春暄费马大定理证明的研讨会，蒋春暄的证明被否定。时至1992年1月，蒋春暄将证明费马大定理的论文分别寄往了普林斯顿大学等世界名校。1992年和1993年又将600多份预印本邮寄发给中国大学和中科院与世界数学家。但是，发表蒋春暄该论文的只有中国的《潜科学》杂志（2.17-20；6.18-20.1992年）和美国《代数·群·几何》杂志（11.371-377.1994年）。经周折论文寄美国，立即引起美国强子理论创始人、数学家、《代数·群·几何》杂志主编桑蒂利教授的高度重视，该杂志不仅连续发表了他的论文，还破例为他出了数论专集。 1998年9月该杂志还刊登了蒋春暄“费马大定理”6种证明方法和Iso“费马大定理”中的12个定理。然而，该些学术论文并没有得到国内和世界权威数学科研机构的认可。1994年，美国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被认为解决了费马大定理这一难题，成为轰动全球的大新闻。安德鲁·怀尔斯因此获得了1997年德国专门为“费马大定理”证明而设立的沃尔夫斯克尔奖与2005年中国香港邵逸夫数学奖。自此，关于蒋春暄“1992年发表费马大定理证明”与怀尔斯“1995年发表费马大定理证明”之争就一直在持续。其间对蒋的讨论和争议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2009年6月，蒋春暄荣获欧洲“特勒肖—伽利略科学院2009年度金奖”，颁奖理由主要是其对证明费马大定理的贡献。其在颁奖感言中有这样一句话“说我是大数学家没有必要，说我是垃圾也可以。给我一个证明吧！” 1859年黎曼提出黎曼假设：黎曼Zeta-函数的非平凡零点的实部都是1/2。100年非平凡零点计算到10的22次方个零点认为黎曼假设是正确的，但没有给出证明和否定, 因此黎曼假设是21世纪第一个数学问题。2000年5月24日美国克雷数学研究所宣布黎曼假设奖金100万美元。蒋春暄研究黎曼Zeta-函数实部1/2和1计算数据, 发现它们变化规律, 所有非平凡零点计算都是错的。蒋春暄否定黎曼假设的结论在数学界引起了很大的波动。对黎曼假设的否定使一大批以此假设为基础进行的数学研究顷刻间失去意义。黎曼假设被否定，替代品是“蒋函数”。“蒋函数”的称谓是来自于桑蒂利教授的提议。蒋春暄发现了函数Jn(ω)，该函数能够更本质地揭示素数分布规律，从而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因此被提议称为“蒋函数”。美国强子理论创始人桑蒂利称蒋春暄为“新理论的领袖”。《代数·群·几何》杂志编辑部主任乔治·韦斯则在接受中国《科技日报》采访时强调：“蒋的研究工作是极富创新和极有价值的。” 《科技日报》2001年10月25日发表了题为《他是想蹬自行车上月球吗？》一文报道了蒋春暄的成就和在国内所受到的不公正遭遇，一时学术界哗然，蒋春暄及其数论成果成了争论的热点。中国地球物理学会顾问陈一文则花两月余时间整理收录蒋春暄论文文献，后发表《蒋春暄教授工作的里程碑、证据与反映》，表示支持中国“民科”原始创新事业的发展。 “天地人学术讲座”于2001年11月10日举办了第429讲，就“蒋春暄现象”进行了专题讨论。为把该场争论引向深入，“讲座”又于同年12月5日举办了第439讲，主题是“‘蒋春暄现象’质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张浩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宋正海在《南方周末》2003年7月3日第1012期中发表评论性文章“令人深思的‘蒋春暄现象’”。文章指出：国内数学界这种不应有的内耗“墙内开花墙外香”，这从深层次折射出我国缺少应有的推动科学原始创新的机制和保证学术成果得到公正评审的健全体制。 2005年2月21日《瞭望》发表短评“‘蒋春暄现象’暴露人才环境欠佳”。 SOHO网“方舟子学术打假”专栏第1期即瞄准蒋春暄，方舟子在《“蒋春暄现象”究竟暴露出什么致命弱点？》一文中指出，现代科学研究是高度专业化的，业余研究者几乎不可能做出什么重大的发现，更不可能做出革命性的贡献。《南方周末》2003年7月3日发表的《令人深思的“蒋春暄现象”》一文是试图拿国际学术界来打压中国学术界。蒋春暄学术论文所发表的媒体《代数·群·几何》杂志是“野鸡”机构“基础研究院”创办的，是连SCI（科学引文索引）都不收录的刊物，无权威性可言，在该杂志上面发表论文在中国甚至不能用来评定职称。而挺蒋的桑蒂利教授更不是专业的数学家，而是物理学家、科学狂人，其物理方面的学术地位也并没有获得学术界主流的承认。方舟子回应《南方周末》文章：从所谓“蒋春暄现象”并没有暴露出来中国数学界有什么致命弱点，倒是暴露出了许多中国人文学者的致命弱点：不学无术，信口开河，却又自命不凡。后续方舟子又在专栏第37期发表《反学术打假也切忌无知和野蛮》一文回应宋正海批驳方舟子文章《学术打假切忌无知和野蛮》。2009年6月蒋春暄获欧洲“特勒肖—伽利略科学院2009年度金奖”，方舟子于同年7月2日在博客中发表批露文章《评“中国科学家获国际金奖”》，文章中指出“特勒肖—伽利略科学院”（Telesio-Galilei Academy of Science），原来叫“桑蒂利—伽利略科学真理协会”，是国外搞伪科学的人士在2007年成立的民间机构，2008年改叫这个名称。而桑蒂利就是一直在支持蒋春暄的“强子理论创建者”。这个“国际金奖”的含金量，连“愚人金”都不如，也就蒙蒙国内的记者。同时方舟子还指出“天地人学术讲座”为伪科学大本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利华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李宏也联名发表文章《对科技日报报道的“蒋春暄重大发现”的质疑》，称《代数·群·几何》未得到SCI权威收录，且桑蒂利只是一个物理学家。而桑蒂利所在的美国基础研究所则主要是由一家房地产公司资助的私人研究所。媒体记者在报道中偏颇误导，未能全面了解事件背景。司马南及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田松也发表论文《论民间科学爱好者为什么不能取得科学意义上的成功？》指称媒体的记者判断及辩护不成立，蒋春暄也并没有遭到中国数学界的不公正待遇。

（一）主题的写法[2]毕业论文只能有一个主题（不能是几块工作拼凑在一起），这个主题要具体到问题的基层（即此问题基本再也无法向更低的层次细分为子问题），而不是问题所属的领域，更不是问题所在的学科，换言之，研究的主题切忌过大。因为涉及的问题范围太广，很难在一本硕士学位论文中完全研究透彻。通常，硕士学位论文应针对某学科领域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并得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二）题目的写法毕业论文题目应简明扼要地反映论文工作的主要内容，切忌笼统。由于别人要通过你论文题目中的关键词来检索你的论文，所以用语精确是非常重要的。论文题目应该是对研究对象的精确具体的描述，这种描述一般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研究结论，因此，我们的论文题目不仅应告诉读者这本论文研究了什么问题，更要告诉读者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三）摘要的写法毕业论文的摘要，是对论文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其他人会根据摘要检索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因此摘要应包括：对问题及研究目的的描述、对使用的方法和研究过程进行的简要介绍、对研究结论的简要概括等内容。摘要应具有独立性、自明性，应是一篇完整的论文。（四）引言的写法一篇毕业论文的引言，大致包含如下几个部分：1、问题的提出;2、选题背景及意义;3、文献综述;4、研究方法;5、论文结构安排。问题的提出：讲清所研究的问题“是什么”.选题背景及意义：讲清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来研究，即阐述该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对国计民生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等。文献综述：对本研究主题范围内的文献进行详尽的综合述评，“述”的同时一定要有“评”,指出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讲出自己的改进思路。研究方法：讲清论文所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论文结构安排：介绍本论文的写作结构安排。“第2章，第3章，……，结论前的一章”的写法是论文作者的研究内容，不能将他人研究成果不加区分地掺和进来。已经在引言的文献综述部分讲过的内容，这里不需要再重复。（五）结论的写法结论是对论文主要研究结果、论点的提炼与概括，应准确、简明，完整，有条理，使人看后就能全面了解论文的意义、目的和工作内容。主要阐述自己的创造性工作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本学术领域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同时，要严格区分自己取得的成果与导师及他人的科研工作成果。

民科的论文发表

世界三大数学猜想即费马猜想、四色猜想和哥德巴赫猜想。这三个问题的共同点就是题目简单易懂，内涵深邃无比，影响了一代代的数学家。其中，四色难题的逻辑论证一直没有被证明。而就在近日，浙江丽水缙云籍数学家周立敬先生，用逻辑方法证明了地图四色定理，拿出20万元人民币奖励，寻找能够与他发表的四色定理逻辑方法证明提出反例的人或找出论文的暇疵足以推翻证明无效的人和利用自己或机构的权威认定证明有效的人。悬赏时间为12个月，联系电话，邮箱就在去年11月，周立敬先生的论文《数学物理方法证明世界数学难题——地图四色难题》在《内蒙古科技》(2019年第12期/38卷/总第450期)发表。论文发表后，好评如潮，贺声不断，但也得到了很多的猜疑和各种不理解。特别是所谓在位，高高在上的人，认为是场闹剧，是缙云人的笑话，是一件丑闻，是民科，好心的人认为是被人忽悠了，要启动危机公关，防止丑闻扩大。但我认为，真的是我被人忽悠了吗?忽悠也是我忽悠别人，我胡绉了篇论文，有杂志上发表了，忽悠了全中国的人，全世界的人，能忽悠全世界的人何其伟大。我是民科怎么了，我是民科我骄傲，我是民科我不花国家一分钱，民科也是科学家。很多有成就的数学家本身就是所谓的民科，华罗庚伟大吗。他原来是个店员，法国的费马伟大吗?他是个律师。在国外专职的叫院内，业余的叫院外，到了中国，院内的高高在上，院外的叫民科，是科学的反义词，实际上绝大部分的发明创造都是所谓的民科完成的。民科真伟大。但没有在一流的国际刊物上发表总是一种缺憾，我希望回归论文的本身进行计论和论证。希望各大数学爱好者、专家、教授共同来探讨此项逻辑方法证明和讨论。周立敬，1962年出生，丽水缙云人，理学学士、高级工程师，1979年以物理满分考入杭州大学物理系，现为浙江博星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研究方向：大功率半导体芯片及器件设计、制造。他最大爱好就是数论研究，四色研究，整整花了他40年的心血，成了他一辈子最执着的追求。据周立敬介绍，虽然学得是物理，但是数学是他感兴趣的科目，大学期间了解了世界三大数学猜想之后，对其中的地图四色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那个时候花了很多时间用了各种方法没有成果。在往后40年，他始终没有放弃，继续执着于四色猜想的逻辑论证，并不断地探索，巧妙地把物理方法融入论证当中，终于迎来了研究论证的重大突破。周立敬的独创：把四色问题变成特殊的平面结构加一维的三维的物理方法来解决任何二维的任意平面结构问题，很巧妙的证明了四色问题。先根据地图来源创造了变化规则，再用规则的变化推出对结果影响的结论。用结论来指导操作具体填色的先后，一目了然，简单清晰，用数学物理方法把复杂的事情简单明了，特别是他回头检查各种假设自由度的充分性推导地图的任意性，证明了用四种颜色填色就能使任何复杂的地图任何相邻区域不同色(不能有飞地)。不但用理论证明，还把任何题例作出具体的填色顺序及方法，证明应该是非常充分及具体。四色问题又称四色猜想，四色定理，是世界三大数学猜想之一，最先是由一位古德里(francis guthrie)的英国大学生1852年提出来的，四色问题的内容是“任何一张地图只用四种颜色就能使具有共同边界的国家着上不同的颜色。”也就是说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一张地图只需四种颜色来标记就行。用数学语言表示即“将平面任意地细分为不相重叠的区域，每一个区域总可以用1234这四个数字之一来标记而不会使相邻的两个区域得到相同的数字。”这里所指的相邻区域是指有一整段边界是公共的。如果两个区域只相遇于一点就不叫相邻的。因为用相同的颜色着色不会引起混淆。四色问题提出来后，经过许多数学家多次证明又否定，发现是出人意料地，异常地困难，许多数学家虽然对此绞尽脑汁，但始终一无所获。最近的证明，是1976年由美国数学家阿佩尔与哈肯借助计算机完成，遂称四色定理。但这仅只是一个用计算机方法的证明。而周立敬先生完成了它的逻辑方法证明。浙江博星电子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9日关于周立敬先生论文的一点想法和看法数理方法证明世界数学难题-地图四色难题四色定理证明的导读示意

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以及其他需求，多跟编辑沟通。一般来说，普通期刊都比较容易发表，投稿方式也比较简单

01 以往人们提起“民科”的时候，往往会嗤之以鼻，认为这些“民科”就是一些胡思乱想、未经实践的妄想科学家，然而，凡事都有例外，这里有一个人，他是一位真正的“民科”，但他对中国数学的贡献，却足以载入史册，他就是陆家羲。陆家羲1935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穷苦市民家庭，父亲是销售酱油的小商贩，母亲给人缝洗衣服补贴家用，他的三个兄姐都因贫病夭折，他在学校里读书勤奋，成绩优秀，初中毕业前父亲去世，15岁到一家五金店当学徒，工作之余仍不断自学，在一次抗洪斗争中，陆家羲英勇抢险，获得表彰，1951年经短期培训到哈尔滨电机厂任统计员，期间仍然坚持自学高中数学、物理、俄语等课程，1957年被东北师范大学物理系录取。大学期间，陆家羲很喜欢数学，自修了近世代数、初等数论、差集理论、有限几何、0-1矩阵以及正交拉丁方等理论，不过，真正让陆家羲下定决心走上研究数学这条路的是《数学方法趣引》这本书。这本书里最让陆家羲感兴趣的是寇克曼女生问题，书上写道“这是非常困难的问题”、“还在未解决之列”、“至今还没法证明”.....一共6页的介绍完全吸引了这个年轻人的目光，从而为他打开了数学的大门，引导他走上了研究数学的道路。 02 1961年夏天，陆家羲从东北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被分配到了包头钢铁学院任教。踌躇满志的陆家羲对未来充满希望。同年12月30日，陆家羲将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寇克曼系列和斯坦纳系列制作方法》寄给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然而，陆家羲等到最终的结果却是论文被寄回来和一句轻飘飘的话“如果结果是新的，可以投稿”。陆家羲没有气馁，继续完善他的论文，在资料匮乏的包头，陆家羲就利用假期自费到北京查阅图书馆资料，经过不懈努力，陆家羲解决了“寇克曼系列”。然而，陆家羲几经投稿，他的论文始终没有被发表出去，甚至他费尽心血写出来的论文被拒稿后直接评价为“无价值”。在陆家羲努力写论文的这段时间里，他被指责为走“白专道路”，有“成名成家”的思想。于是他被调来调去，最后，被送进了干校，成了被教育的对象。陆家羲对数学史上有名的“寇克满问题”，在 1965 年就已成功证明，是世界上最早证明这一问题的数学家，然而当时无处发表论文这一问题深深困扰着陆家羲。最终，“最早证明寇克满问题”这一荣誉桂冠被外国数学家查德哈里（R.Chaudhyri)和威尔逊（R.M.Wilson)摘走，因为他们在1971年最先公布了这一结果。 03文革开始后，陆家羲并未放弃数学研究。为了不让造反派组织找自己的麻烦，陆家羲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自己成立一个战斗队，自任总指挥。尽管这个“海燕战斗队”没进行过什么“革命行动”，但也没惹出什么大问题。这使得陆家羲这个“光杆司令”有更多的时间，躲在宿舍里静静做研究。在这期间，陆家羲在同志的撮合下，和临河市狼山中心医院医生张淑琴结了婚。张淑琴是位温柔、贤惠的女人，尽管对丈夫所研究的领域知之甚少，但她成了陆家羲最好的倾诉对象，不但承包了所有家务，还积极宣传丈夫的研究工作，并争取丈夫同事、朋友和家人的支持。不久之后，陆家羲的女儿也出世了，女儿的到来给陆家羲灰暗的生活增添了一抹鲜丽的色彩。四人帮”被粉碎后，科学的春天随之到来。1977 年 9 月 4 日，备受鼓舞的陆家羲又将题为《k=5，λ=1，v=141 的平衡不完全区组》的论文修改稿寄往《数学学报》。1979 年 4 月，陆家羲借到了于 1974 年和 1975 年在美国出版的世界组合数学方面的权威刊物《组合论杂志》。在杂志上陆家羲意外发现，寇克曼女生问题和推广到四元组系列情况，已于 1971 年和 1972 年在国外被人宣布解决了，这比他第一次投稿的时间整整晚了 10 年!这个令人痛心疾首的发现，使陆家羲的心情跌到了冰点。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陆家羲并未因此倒下，而是鼓起更大的精神，向另一座组合数学高峰——斯坦纳系列大集发起了冲击。在这之后，陆家羲开始了一生中最为紧张的工作阶段，甚至在春节的时候也顾不上休息，让妻子带着孩子回娘家过年。在陆家羲于 1979 年 12 月写下的日记里，有27天提到的都是有关数学研究、加班工作的内容。妻子担心陆家羲的身体，劝他晚饭后出去散步，但陆家羲却很少听话。从 1979 年 2 月 24 日到 7 月 20 日，陆家羲先后向《数学学报》投寄了三篇论文，其中《可分解平衡不完全区组设计的存在性理论》发表在 1984 年出版的第 4 期《数学学报》上，这是他在国内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也是最后一篇论文。 1981 年 9 月 18 日起，国际组合论界权威性刊物《组合论杂志》陆续收到陆家羲题为“论不相交斯坦纳三元系大集”[18，19]的系列文章，这一系列震惊了西方数学界。加拿大著名数学家、多伦多大学教授门德尔逊说：“这是二十多年来组合设计中的重大成就之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校长斯特兰格威为此致信包头市第九中学校长：“亲爱的先生，门德尔逊教授说，包九中的陆家羲是闻名西方的从事组合理论的数学家，并且说，有必要应同意把他调到大学岗位。他要我告诉你们，这样的调动对发展中国的数学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希望所表达的意愿能获许可。“这是第一次，陆家羲的研究成果得到权威认可。陆家羲创造性地利用前人的成果, 应用递归法 ,独创了5个各具特色的辅助设计和3个相关大集 ,依据6篇论文的 55 个定理或引理 ,一举整体解决了大集问题,这是现代区组设计理论的一项重大成就。 04陆家羲学的是物理, 没有进入数学界,20多年无人同他进行学术交流,完全是孤军奋战 ,他是中国的一个无名小卒, 无法得到学界的认识和社会的理解。现代组合数学大体在1960年代形成, 陆家羲的工作基本与此同步, 但却无法进入学术共同体。陆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从事研究, 他几乎得不到经费, 而查找、购买和复印参考文献又费时、费力、费钱.。他在假期来到北京，住进小店 ,到图书馆读新版组合数学、图论的外文专著和期刊, 钱不够用了 ,晚上就住在车站广场 ,同南来北往的农民们一样,和衣而眠。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陆家羲的成果震惊了世界，但他的身体却垮了。陆家羲是物理教师, 一周课时多而任务重 ,只有到了夜晚 ,才能静下心来做研究 , 往往熬到夜里一两点钟才睡觉.他学英文、练打字,大集定理近200页打印稿, 一夜才能打印 4 页 .过度的劳累使其心脏受到损害。在中国数学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除了报告自己的工作外，陆家羲还宣布，对于“斯坦纳系列”问题中的6个例外值，他已找到解决途径。不料，在刚向外界透露自己新研究计划之后，这位积劳成疾的中年科学家，因心脏病突发，猝然与世长辞，临终前没有留下一句遗言，终年48岁。陆家羲研究的两个问题在组合设计中带有基本性 ,这是一百多年未能解决、形成且发展的瓶颈, 而一旦攻克 ,陆家羲解决问题的路径、方法和结果便成为重要借鉴 ,在他和他以后的时代 ,在中外学界的共同努力下，组合设计的大集研究便获得了长足发展。陆家羲，这个数学界的”无名小卒“，成就和去世却震动了国内数学界。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在了解到陆家羲的情况之后曾表示，“对陆家羲的生平遭遇、学术成就与品质为人都深有感触。” 1989 年 3 月，张淑琴代表陆家羲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1987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颁奖大会”，接受了我国自然科学界的最高荣誉——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可惜，陆家羲再也没有机会享受这荣誉的一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