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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论文发表的省级

发布时间:2024-07-05 10:53:53

世界史论文发表的省级

国家级期刊在本质上也属于省级期刊,只不过由于其主办单位一般是国家级相关部门,而不是各省级的负责单位。,其主办单位是建设部,很明显是国家级别的刊物;而教育类期刊《其主办单位河北省教育厅,很明显是地方级别的刊物。还是“英雄要问出处”的原则,国家级别的刊物默认就会比地方级别的刊物要“高人一等”。地位高,版面费肯定就会高。对于有发表国家级期刊要求的高校学生来说,可以发国家级期刊。如果没有硬性要求,发普通省级也是一样,应为无论国家级还是省级,本质上都算省级期刊。

2.省级上知网期刊一般比省级不上知网期刊贵,现在发表期刊论文除了出版纸质期刊以外,还会被收录在数据库中,方便检索。数据库影响力越大,被收录在该数据库的期刊地位自然就高,版面费就高。我国当下论文数据库影响力最高的是知网,其次是万方、龙源、超星等。页数少的期刊一般比页数多的期刊贵。期刊是否能够持续半下去,很大一部分是依赖于其版面费的收入。不同期刊的版面数不尽相同。有的期刊版面多达200多页,而有的期刊则只有一百也左右。版面多的期刊每期收到的版面费就会相应得多,版面少的收到的版面费自然就会少。作为平衡,版面费少的期刊,自然就会相应抬高单位的版面费。

国家级、省级期刊有什么区别?

要想了解他们之间的区别,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国家级期刊,以及什么样的期刊是省级期刊。刊与国家级期刊、省级期刊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国家级期刊和省级期刊都属于普刊,普刊数量大范围广,省级期刊和国家级期刊也是如此,省级期刊和国家级期刊也是广大作者发表论文选择发表刊物时的首选,因此省级期刊和国家级期刊受众群体也很庞大,一般来说不论是发表毕业论文还是职称论文,选择省级期刊和国家级期刊的作者占大多数,因此了解清楚省级期刊和国家级期刊是十分有必要的,省级期刊和国家级期刊主要区别在于主管单位主办单位的不同,通常来说国家级期刊比省级期刊水平要略高一些的,发表难度略高一些,但也有很多国家级期刊与省级期刊并没有太大区别,对于发表论文来说,选择省级期刊还是国家级期刊差别并不大,发表省级或是国家级都是可以的。

要想了解他们之间的区别,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国家级期刊,以及什么样的期刊是省级期刊。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期刊杂志并无国家级、省级的区分标准。因为,根据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声明:中国的出版物,只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没有所谓国家级、省级等的等级。但在日常用语中,“国家级”期刊、“省级”期刊经常会出现,这种划分的标准,大致是:

“国家级”期刊一般说来,“国家级”期刊,即由党中央、国务院及所属各部门,或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民主党派和全国性人民团体主办的期刊及国家一级专业学会主办的会刊。另外,刊物上明确标有“全国性期刊”,“核心期刊”字样的刊物也可视为国家级刊物。

“省级”期刊“省级”期刊,即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部门、委办、厅、局、所,省级社会团体和机构以及各高等院校主办,在新闻出版部门有登记备案,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在国内发行的连续出版物(期刊、杂志、报纸等)必须有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CN刊号。否则视为非法出刊。国外的期刊、杂志、报纸等要进入国内发行,也必须先取得CN刊号。

所谓ISSN类刊物,是指国际连续出版物(期刊、杂志、报纸等)。ISSN(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编号,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是根据国际标准ISO3297制定的连续出版物国际标准编码,其目的是使世界上每一种不同题名、不同版本的连续出版物都有一个国际性的唯一代码标识。该类刊物的刊号前标注有ISSN字母。ISSN由设在法国巴黎的国际ISDS中心管理。一些不在国内发行的刊物通常没有CN刊号,但会有ISSN刊号。部分重要的国际学术刊物,通常只有ISSN刊号,却没有CN刊号。也就是说CN刊号是中国的发行通行证。

国家级论文和省级论文发表所需时间差不多,3个月左右,长的则半年甚至一年,而职称评定时,有的要求必须通过数据库检索到,论文发表出刊后,几个数据库一般 2个月后才能收录进去,因此,还有考虑2个月的收录时间。鉴于此,我们提醒您,发表职称论文,一定要首先明确职称评定时间,早做准备。一般情况下,提前一年做准备才是合理的。(至少提前半年开始沟通准备。)学术期刊对来稿论文的审核时间至少要一到两个月, 长则半年或者一年也是可能的。稿件一般是采用三审制,需经编辑部初审、专家专业审稿、执行编委会议复审,通过的稿件方可进入排版程序,之后就是编校稿的修改及刊登的问题了。因为发表论文对于作者晋升职非常重要,所以在期刊的选择上要慎重再慎重,现在很多假刊,套刊横行,让很多作者真假难辨,花了钱没评上职称,且错过评审时间。相信不少医学工作者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发表论文要提前准备”。毫无疑问,这句话是对的。无论是为了晋升职称,还是为了毕业,提前发表论文都是一个保障。那么,究竟是何原因,论文要提前发表呢?其实,原因无外乎6个。

1发表论文一般要经历以下过程:投稿、审稿、录用/被退稿、修改润色、终审、定稿、校对、排版、印刷、出刊、邮寄。普通期刊正常审稿时间为1-7天,发表周期为6-8个月。

2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与广电总局合并为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期刊品质的审核愈发严格,杂志社对稿件的要求也对应提高,在审稿及修改等流程上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3外部出版环境变化剧烈,一批品质差的杂志相继倒闭,原本已经定稿的一批文章无法正常见刊,可发表期刊的减少,大批量稿件的转投,导致发表竞争更加激烈。

4为了评审核心期刊,应对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各类审核,多数想要寻求发展的期刊,不断压缩版面,稿件质量精益求精,这导致论文被退稿或返修的几率大幅增加。

5面对年审等突发时间,杂志的刊期会出现突发变动,可能原本已经计划出刊的文章会推迟见刊,作者应为各种因素预留时间,避免因意外情况导致的延期出刊。

6在整体出版环境变化的过程中,期刊的版面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高,这是不可扭转的大趋势,提前准备发表,不仅更放心,也更加省钱!

首先必须明确,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部门为期刊划分级别,所谓不同级别的期刊只是对期刊行业杂志的认知划分,以下内容仅供参考。一般来说,国内期刊分为“普通期刊和核心期刊”,其中普通期刊级别较低,适合一般事业单位发表评职称采用,核心期刊级别较高,可作为院校等学术单位科研成果体现使用。一、普通期刊(普刊)1、省级期刊省级期刊指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事业单位主办的期刊以及由各本、专科院校主办的学报(刊)。如《陕西教育》主办单位为:陕西省教育厅2、论文期刊等级有哪些?论文期刊等级划分:国家级期刊国家级期刊指由国家部委事业单位、全国性团体、组织、机关、学术机构主办的刊物。 如《现代商业》主办单位: 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二、核心期刊(核心)国内目前一般承认的主要有4大核心期刊(来源)遴选体系,凡是这些来源期刊目录里有的刊物均可认为核心期刊。1、北核: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2、南核: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3、CSCD: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4、统计源: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值得注意的是:一般学术单位要求北核或南核,其中南核期刊目前算是国内最高级别。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划分方式,比如:浙江一级、二级,四川A级、B级等。期刊发表中有任何不懂的,都可以问我哈

省级和国家级的区别主要看期刊的主管主办单位,主管主办单位是省级的单位就是省级的期刊,为国家级的单位就是国家级的期刊。

《祖国》《文化创新比较研究》《赤峰学院学报》等等,很多的

世界史省级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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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报>里边记载的历史事件都比较有代表性,并且还有评价...希望对您能有素帮助

《中国史研究》、《史学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

如何区分省级、国家级期刊

世界史论文的发表

墨西哥战争,美国走向帝国美国自从1783年独立战争中获胜以后,便决定要控制整个北美洲。1835年美国煽动墨西哥得克萨斯地区的种植园主叛乱,1845年,美国吞并了得克萨斯,并提出更大的领土要求,不仅要划定得克萨斯与墨西哥的疆界,还要向墨西哥强买加利福尼亚及新墨西哥。于是战争终于不可避免了。1846年,美国对墨西哥宣战。美国第11任总统波尔克(1845年~1849年)派出了一支3500人的正规军,在扎卡里·泰勒(后来成为了第12任总统)的率领下,出击墨西哥北部。波尔克的目标是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亚力桑那、新墨西哥、科罗拉多和怀俄明。衣衫破烂的美军在得克萨斯,一支大约6万人的志愿军加入了泰勒的队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根本就还没有做好应付残酷战争的准备,制服五花八门,甚至破烂不堪。当时的陆军中尉拿破仑·达纳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作了如下描述:“我们这里的人按照自己的喜好穿着各色各样的衣服,有的着五颜六色的衬衣,有的却偏好夹克;戴草帽的有之,戴宽边帽的也不少,甚至有些人还穿着棉裤,看看,这就是我们当时打仗的样子……我戴着一顶旧草帽,穿着宝贝亲自织的蓝色格子裤,可惜的是两个裤腿都磨破了,眼对眼洞对洞。你还记得我的那个外套吗?现在它已经洗白了。这样也好,敌人的子弹就认不出我是个当官的了。”尽管美军已经逼近了边境,但墨西哥人仍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因为从人数上看,墨西哥军超过美军3倍,甚至外界也纷纷看好墨西哥。伦敦的《泰晤士报》就明确说墨西哥军队“强于美国军队”。历史学家罗·菲尔德并没有把分析的目光仅仅停留在双方的制服上,他勾画了一个更加真实的图画:“形势明显对墨西哥不利。墨西哥的人口是725万,只及美国的一半;而且墨西哥正处于一个统治不稳定的政府领导下……军队不可避免地卷入国家权力争夺的内讧中,这样对士气和军纪都是一个相当大的影响;直到1847年墨西哥军队还要求士兵在长官面前必须致敬或者脱帽行礼。”尽管在战场上,墨西哥军队拥有一批新式骑兵,如枪骑兵、轻骑兵、重装骑兵,但美军的优势在于他们的指挥系统。泰勒和斯科特以及其他的一些高级指挥官都是非常优秀的将领,他们有着一批大约200人的、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各级指挥官加以支持。这其中就包括罗伯特·李和尤里西斯·格兰特,也即是这批下级军官在以后的南北战争里却各持一方,互相厮杀。民主党政府派出了军队,但他们从没有真心希望自己的子弟兵顺利凯旋,相反,波尔克总统倒是希望斯科特在通往墨西哥的路上犯足够多的错误。北部战场的胜利使得波尔克冷落了泰勒在最初的几次交锋中,美国在墨西哥以北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取得了先机。然而他们的成功很快就被可怕的流行病大打折扣,霍乱、麻疹和黄热病开始爆发,1846年夏天至少有1500名士兵倒毙。9月份,泰勒进抵蒙特里(现为加州西部一城市)。得克萨斯的骑兵队与美国的正规军一起占领了环城高地上的炮兵阵地,然后他们调转炮口猛轰蒙特里。这次行动造成了120名美军死亡,368人受伤,而墨西哥的死伤人数就更多。攻占蒙特里的消息在美国引起了轰动,大家额手称庆。如此一来,泰勒就成了反对派总统候选人的最佳人选,波尔克本来想就此收手停止战争,但遭到了舆论的强大批评,反对派说总统对墨西哥人太仁慈。波尔克骑虎难下,他只好命令泰勒驻守在蒙特里,他的大部分军队则加入斯科特的队伍,准备直捣墨西哥心脏。从两栖登陆到决战为了彻底打败墨西哥,美国总统波尔克命令美军向墨西哥首都挺进。由于从陆路攻占墨西哥城需要走800公里乡村道路,波尔克决定利用美国的制海权运送一支9000人的军队通过墨西哥湾直抵韦拉克鲁斯(墨西哥东部海港),这支军队由斯科特率领。韦拉克鲁斯是墨西哥东海岸的最大港口,具有重要战略价值。斯科特集中军队1.3万人,配备50门大炮,在海军墨西哥湾分舰队的支援下,进攻该港。海港有4000墨军防守,工事坚固。为完成两栖攻击,斯科特专门订购了特制的登陆艇,并对部队进行了强化训练,做好了周密的准备工作。3月9日开始,美军在韦拉克鲁斯东南5000米处的海滩开始登陆。因墨军未抵抗,美军8000人无一伤亡,顺利登陆。接着,美军开始围攻韦拉克鲁斯,美72艘军舰和陆军的大炮对维拉克鲁斯进行了连续几天的野蛮炮击。在美军猛烈的炮火下,城市受到严重破坏。占领了韦拉克鲁斯后,美军直扑墨西哥首都,9月份,美军兵临墨西哥城。墨西哥总统圣塔安把大部队放在了墨西哥城内,同时在两翼布置了数量可观的军队:一个是马力莫附近的磨坊和另一个是能够俯瞰城内的查培尔佩戈要塞。9月8日,美军乘着夜色偷袭了马力莫,这次冒险非常成功,墨西哥军队被迫撤离了磨坊,后来人们才发现,这个磨坊并不是生产枪炮的地方,而是一个储放粮草的仓库。5天后,对查培尔佩戈的进攻开始了,斯科特调来炮兵对着要塞猛轰了一整天,9月13日早上,500名志愿兵拿着云梯开始强攻。这是一次残酷作战。冲在最前面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们这次行动还写进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之歌》),而突击行动总指挥特威格斯少校拿着心爱的双筒猎枪身先士卒,结果阵亡于此。由于海军陆战队如此英勇,23名军官里有13名在战后立即得到晋升。墨军也毫不含糊,军校里的学生们冒着枪林弹雨,奋勇还击,美军死伤遍地。墨军子弹打光后,与敌展开了白刃格斗。最后,有6名少年学员战斗到最后一人,光荣牺牲,被誉为“少年英雄”。9月13日晚上,圣塔安见大势已去,率领军队就从城里撤退了,他释放了监狱里的全部犯人,为的是给进城的美军添加麻烦。墨西哥城市长向斯科特求情,要求他的军队尊重他的人民的权利。第二天拂晓,美军大批进城。“在入城的时候,美军处处遭到了偷袭,”格兰特在《自传》里写道,“街道上渺无人烟,几乎成了一个死城,除了时不时从隐蔽的地方传来偷袭的枪声外。”一个奇怪的特使还在战争尚未结束的1847年4月,美国总统波尔克派遣国务院秘书尼古拉斯·特里斯特随部队前往墨西哥,他的使命就是要和平地让墨西哥放弃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但到1847年10月,随着战争顺利进行,总统不仅要求更多的土地,而且认为特里斯特有辱使命,要将其召回。但特里斯特拒绝回国。1848年2月2日,特里斯特以最初的指示为基础,谈判并签署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条约规定,美国将付给墨西哥1500万美元,并赔偿因本国公民对墨西哥作战造成的损失费325万美元。作为交换,墨西哥让出了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毫无疑问,波尔克总统对这家伙的自行其是感到不可思议,而国内的扩张主义者也认为美国得的领土太少,但3月10日,参议院居然批准了这个条约,那位无视总统命令的特里斯特先生,一点事都没有。1849年,一直病痛缠身的波尔克拒绝参加总统连任的竞选,回到了田纳西州的家中几个月后就病故了。由于他为美国开拓了大片新边疆并且和平解决了与加拿大的边界问题,被历史学家评为“接近伟大”的总统。美墨战争是美军第一次在异国作战,战争中第一次使用蒸汽战舰。这次战争也是美国第一次由职业军队单独进行的战争。征服的胜利是“伟大的”,但代价并不低廉:至少100万美元的军费以及1.3万名士兵的性命为此作了注脚。而且正如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所说,边疆的扩大,随之而来的是蓄奴州的扩大,并最终使得美国走向了南北战争。美国史论文《美国的西进运动》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打乱了我们的正常学习,不过这也给了我们充足的时间去阅读一些书籍。在何老师的推荐下,我阅读了人民出版社《美国通史》中的《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与《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这两本书,对美国的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感叹于美国由一个地处一隅的小邦在几百年时间内奇迹般地变成一个泱泱大国的同时,我也被美国人民对此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和顽强的创业精神所折服。由于我是从甘肃考到北大的,现在西部大开发又进行的如火如荼,所以我对书中的“大陆扩张 西进运动”这一章特别感兴趣,因此就以此来作为我的读书报告。19世纪发生的西进运动是美国人民由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部地区进行经济大开发和领土扩张的过程,它是美国经济飞跃的重要因素。自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大约经历了100年左右的时间,使美国版图由独立战争时大西洋沿岸13块殖民地至19世纪末延伸到太平洋沿岸的广大地域,它是美国历史上一次跨越时空、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社会迁移运动,被美国历史学家特纳称之为体现“美国精神”的伟大运动。千百万的美国人民胼手胝足、艰苦奋斗,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飞跃,使美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1783年美国赢得了独立。按照《巴黎和约》的规定,美国领土从独立前13州90多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30多万平方公里,它南至佛罗里达,北接加拿大与大湖地区,东起大西洋沿岸,西止密西西比河。然而这一点领土并不足以满足美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美国开始向密西西比河以西扩张,用购买和战争手段兼并了法国、西班牙、英国的殖民地和墨西哥的大片国土。1803年,美国乘拿破仑忙于应付欧洲战争之际,从法国手中以1500万美元价格购买了称为路易斯安那的广大地区(面积约为83万平方英里)。1810年和1819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得佛罗里达;1846年,又强迫英国订约,把美国北部北纬49度的国界线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排挤走了这个地区的英国人。1846年和1853年,美国与墨西哥发动战争,胜利后购买了墨西哥的大片国土,总计约95万平方英里。到1853年,美国已把它的国境线推进到太平洋沿岸,领土面积达777万平方公里,比宣布独立时的版图增加7倍多。在大陆扩张的过程中,“天定命运”的理论也随之诞生。1845年7月,美籍爱尔兰人民党纽约刊物《美国杂志和民主评论》主编约翰•奥沙利文宣称,外国政府企图阻止得克萨斯合并,这样限制了上帝把天定命运扩展到北美大陆的意志,从而首次提出了“天定命运”的口号,接着众议员罗伯特•温思罗普1846年1月3日在国会中提出:“我们天定命运的权利是扩展到整个大陆。”奥沙利文又积极鼓吹他的理论,1845年12月27日在《纽约晨报》上再次大肆渲染:“上帝赋于我们在整个大陆发展的权利是天定命运。”其基本含义有三点,其一为美利坚合众国建立的必然性;其二为美国领土扩张的合法性;其三为传播民主制度的神圣性。由于1837年至1845年经济危机的打击,各种新的社会思潮的涌现,以及人口迅速增加的巨大压力,“天定命运”说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盛极一时,被统治阶级视为恢复经济的一剂良方,也成为美国扩张主义者的有力工具,在当时被广泛地用来论证美国吞并俄勒冈、兼并得克萨斯、侵略墨西哥的合理性。在大陆扩张的同时,美国也开始了向西部广大地区的移民和拓殖过程,即西进运动。美国的西部是指阿巴拉契亚山以西至太平洋沿岸这一广大地区,但又以密西西比河西岸为界将西部一分为二:密西西比河以东为旧西部,以西为新西部。习惯上人们又把新西部一分为二,其分界线是落基山,落基山以西至太平洋沿岸称远西部,以东至堪萨斯城南北一线为大草原。在西进运动中,首先是对旧西部的开发。联邦国会分别于1784年、1785年和1787年连续颁布了有关开发旧西部的3个土地法令和土地条例;不久又颁布了在旧西部建立领地制的法令,根据该法令遂于同年(1787年)建立了“西北领地”,1790年建立了“西南领地”。旧西部的开发正式开始了,并出现了南北两大开发区:西北开发区(西北领地)、西南开发区(西南领地)。所谓“领地制”就是在开发的地区由联邦国会任命的总督、书记官和3名法官来治理,一旦该领地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建立州政府加入美利坚合众国而成为一个州。在这些优惠政策鼓舞下,那些来自东部沿大西洋各州的拓荒者以及海外的投资者首先涌入俄亥俄河以北地区,并于1787年~1788年在西北领地建立了第一个移民点;部分移民沿俄亥俄河顺流而下,在今辛辛那提亦建立了移民点。1803年,西北领地的俄亥俄地区符合建立州的条件,便建立了自西进运动以来的第一个州,即俄亥俄州。西北领地的不断开发与移民的大批涌来,相继又建立了一些领地,如印第安纳领地(1800年)、密执安领地(1805年)、伊利诺斯领地(1809年)。到1802年,印第安纳领地已有人口2.5万人,伊利诺斯领地有人口1.3万人。到1814年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交汇处以北至五大湖地区被开发出来,形成美国最大的粮仓,即有名的大湖平原。大湖平原的被开发是美国西部开发进程中的一大胜利,为美国建立了一个大农业基地。美国政府为了进一步开发西部,又分别于1800年、1804年和1820年颁布了更优惠的土地法令。如1800年的土地法令规定:每英亩(等于6.072市亩)土地以两美元价格出售,一次可购买320英亩,在20天内付清地价的1/4,4年内付清其余地价,其土地便成为购者的地产。1804年的土地法令规定:地价降为1.64美元一英亩,一次可购买160英亩。1820年土地法令再次降低地价和缩减购买土地的数量,每英亩地价下调到1.25美元,每次可购买80英亩。这样一再下调地价和缩小购买地皮数量的政策,目的是鼓励中小农牧场主到西部来,也是为防止大地产的产生和土地投机的猖獗。到1830年,拓荒者和移民便涌入肯塔基、印第安纳波利斯和威斯康星等地,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领地。自1831年起,来自东部和欧洲的移民继续向西北领地涌来,从而又建立了衣阿华和明尼苏打两个领地。到1858年,上述所有领地都相继符合建州条件,建州后都加入了联邦。旧西部的西北领地就这样开发出来了。在开发西北领地的同时,西南领地亦逐步被开发出来。西南领地为旧西部的第二大开发区,来自美国东部诸州以及国外的移民亦如潮水般地汹涌而来,6年后便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州,取名田纳西州。到1800年在西南领地定居开发的人口已达30万人之多,主要从事种植玉米和烟草。1793年,惠特尼发明轧棉机,这一发明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棉花种植业的发展,而棉花种植业的发展又推动了各类移民向墨西哥湾以北的大平原涌入。到1819年仅在海湾平原定居的人口达20万人,向他们出售的土地达228万英亩(1384.4万市亩),他们在1817年和1819年分别建立了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并成为合众国的成员州。拓荒者们在这里大规模地种植棉花,所产的棉花占全国棉花的1/2,被称为“棉花王国”。棉花种植园主们和其他拓荒者越过密西西比河向阿肯色扩张。1819年阿肯色获得领地地位,到1835年该地人口已达7万人。南北战争前夕,旧西部形成了南北两大平原开发区:大湖平原和海湾平原,前者在北,以生产玉米和小麦为主,使用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海湾平原在南,以生产棉花和烟草为主,利用奴隶进行生产。这样就造成了美国那时的“一国两制”的局面,而南北战争爆发的原因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劳动制度。随着南北两大平原的开发,表明整个旧西部已基本上被开发出来了。随着旧西部的开发,新西部的拓殖也逐渐展开来。1804年,杰斐逊总统为了开发新西部派遣了两个考察团,一个考察团从圣路易斯城出发,沿密苏里河与哥伦比亚河前进,在新西部的北方地区考察,向西一直抵达太平洋沿岸;另一个考察团在新西部的中南地区考察,向西直达红河。这两个考察团的活动拉开了开发新西部的帷幕。在开发新西部的进程中,首先开发的是远西部,它的开发是和4件大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第一,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以武力和外交手段从邻国墨西哥手中夺得了得克萨斯、新墨西哥、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和亚利桑那等地,并开始向这些地区大规模地移民,进行开发,到19世纪末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工农业基地,为合众国的州成员。第二,大规模地建筑交通设施。拓荒者们最先在这无路可走的荒原开辟了由旧西部西行,越过大草原,翻过落基山通往太平洋的数条通道,其中最有名的是“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小道”。这些通道的开辟在铁路和公路未建造前起了莫大的作用,成千上万的拓荒者和各种类型的移民就是通过它们到达远西部开发的。1862年,联邦国会决定成立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太平洋铁路公司,并确定由这两个铁路公司建造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与此同时还建造了从堪萨斯城向西横穿大草原到丹佛的铁路,并且在夏延与联合太平洋铁路接轨。1864年联邦中央政府批准建筑北太平洋铁路。1879年建成托皮卡至圣菲的铁路。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后掀起了建造铁路的热潮,到1893年在旧西部和新西部建成以四大干线为核心的铁路网:联合太平洋铁路(1881年)、北太平洋铁路(1882年)、大北方铁路(1893年)和芝加哥—圣保罗铁路。美国仅在1862~1893年在其西部建造的铁路就高达22.53万公里,比目前我国全国铁路至少多两倍。此外还开辟了许多内河航线,开凿了多条运河,修筑了数万公里的公路。大规模地建造近现代化的全国交通运输网是美国开发新西部和旧西部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同时也是开发西部的主要内容。第三,19世纪50年代在远西部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淘金热”,从而拉动了远西部的大开发。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发现了金矿。淘金者从美国各地和世界各国蜂拥般的向远西部奔来,因而远西部人口大增,也因此使这里的开发进入了高潮。“淘金热”一方面吸引来大批的移民,另一方面也给美国的西部开发,尤其是远西部的开发带来巨额资金。到19世纪60年代“淘金热”过去之后,大批淘金者转入工业、商业、农业及其他行业,远西部亦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第四,南北战争(1861~1865年)以北方的胜利而结束,消除了阻碍国家发展的分裂局面,可以集中国家的主要力量来进行西部尤其是远西部的开发。对大草原的开发是在南北战争之后开始的。过去拓荒者们在旧西部开发出来后没有在大草原停留下来便直奔远西部去了,这是因为大草原降水量很少,每年平均降水量不足51厘米,是干旱荒无人烟之地,移民们无法在这里定居开发,只好越过它。但是南北战争后出现了促使其得以开发的许多重要因素。首先是农业技术的新发明,如旱地农业耕作法和适用于开发大草原的农具;其次是大规模建造铁路和其他交通设施;再次是1889年3月经总统批准的《宅地法》亦适用于大草原,根据这一土地法令,任何美国公民只要缴纳10美元证件费就可以得到160英亩(971.5市亩)土地,在该土地上耕种5年便可获得绝对产权;第四,工商业不仅在东部发达地区而且在旧西部甚至在远西部亦发展起来,因而对原料产地、工业品、销售市场和资本投资市场的需求日益扩大。这些因素,形成了推动开发大草原的强大动力,进而推动了美国的进一步发展。这样,到19世纪90年代,北起美国加拿大边境,南至墨西哥湾,东起堪萨斯城南北一线,西至落基山这样一片广大的草原终于开发出来了,形成了美国最大的牧业基地和农业的又一个大基地。1890年,美国人口调查局向世人宣布:“现在未开发的土地大多已被各个独自为政的定居者所占领。”美国史学家特纳就此发表评论说:“这一简略的官方说明表示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运动已告结束。”特纳所说的“伟大的运动”显然是指美国的西进运动。西部大开发彻底改变了美国的面貌:大片荒地被开垦出来,大批的资本主义农场建立起来,西部农业的发展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原料、出口产品和国内市场;使美国的劳动力布局有所改变:促进了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东西部互补性贸易迅速发展;西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还满足了工业发展的需要,交通运输业也飞速发展……美国的西进运动激发了美国人的创造力和经济活力,提高了美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对美国整个国民经济的起飞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它扩大了美国领土,巩固了资本主义政权。此外,在西部新开辟的土地上,是按北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经营还是按南方种植园奴隶制的生产方式经营,成为引发南北战争的原因之一,南北战争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进一步开辟了道路,使资本主义统治进一步巩固。更为重要的是,持久而艰巨的西部开发,磨练了美国人的意志品质,增强了美国人的民主意识,培养造就了美国人那种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积极探索、锐意进取、勇于开拓的民族精神。同时形成的独特的西部文化,影响也十分深远,成为世界文化瑰宝之一。美国干涉墨西哥1910—1917年革命探析在墨西哥1910-1917年资产阶级革命期间,美国政府曾两次出兵对其进行干涉。与美国历史上其它无数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相比,这两次侵略行为尽管微不足道,但与同一时期美国对拉丁美洲地区频频发动、成果颇丰的军事行动相比,这两次军事干涉行为又具有“规模最大和军事成果不明显”的特点。由于这两次军事行动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美国参加欧洲战争之前,这一特殊的历史大背景对于促使美国参加欧战、进行军事改革、增强军事力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通过探讨这两次军事行动,也可以折射出同一时期美国出兵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性质和某些特点。 对于这两次军事行动,许多论著和材料只是作了粗略的概述,或仅就某个或某些方面进行了简单论证,没有作详尽的全貌记载和深入细致的论述。笔者对两次军事行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首先简单回顾了两次军事行动前美国国内迅猛发展的经济力量、日渐涌动的扩张思潮和在世界各地频频发动的军事行动,重点论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对于19101917年革命前墨西哥的国内状况和1910-1917年革命的经过,也作了简单介绍。文章进而从经济、政治和军事战略等方面分析了美国进行武力干涉的原因,较为详尽地论述了两次军事行动的导火索、战争目的、计划和进程。文章最后从性质、美国失败的原因、历史影响和特点等几方面对两次军事行动进行了述评。同时,也驳斥了某些资产阶级学者的错误说法和观点。从性质上看,美国的两次军事行动无疑是典型的侵略之举;战争的性质、墨西哥各阶层的反抗、拉丁美洲等国际进步力量的有力支持和美国日益卷入欧战的危机形势等因素让美国的干涉行动遭到了失败。同时,两次武装干涉行动对美墨两国的历史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军事层面讲,两次军事行动无异于美国军队的一次大演习和大练兵,为即将参加的欧战树立起了一种战争精神,更重要的是暴露了美国军事上存在的许多问题,使美国政府和军方得以及时改正;两次军事行动也加速了美国《1916年国防法》等军事法律的产生,加速了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脚步。对于墨西哥而言,美国的干涉行动阻碍了其历史进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强化了墨西哥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维护国家资源的意识。两次军事行动有以下特点: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悬殊;美国的两次出兵,规模大、时间长、耗资多,但军事成果微乎其微;两次军事行动也显示了现代战争的雏形或某些特点;“潘兴远征”具备了美国当代“低强度战争”的许多特点;在两次干涉墨西哥革命中,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上演,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在两次军事行动中发生了的激烈的碰撞、冲突和矛盾,理想主义最终遭到破产。

吴忠民,男,1959年10月出生于青岛市,汉族。

1985年硕士生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胡滨教授)。1985年9月至2000年4月在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1988年被破格聘为副教授;1992年又被破格聘为教授。在山东大学工作期间,自1995年起,历任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社会发展学院院长等职。

2000年5月调至 *** 中央党校工作。现为 ***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入选者,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

享受国家 *** 特殊津贴。 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公正研究;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研究。

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社会学研究》、《科技导报》、《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保障研究》、《人口研究》、《学术界》、《江海学刊》、《天津社会科学》、《江苏社会科学》、《文史哲》、《社会科学》、《东岳论丛》、《社会科学研究》、《江汉论坛》、《社会科学战线》、《孔子研究》、《孔孟月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理论动态》、《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 中央党校学报》、《理论前沿》等中文核心学术期刊与海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00 余篇;在《南方周末》、《中国经济时报》、《人民日报》、《 *** 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纸发表数十篇文章;独立撰写《历史原脉与现实走向――历史社会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中国社会发展论》(湖南出版社1995年出版)、《渐进模式与有效发展――中国现代化研究》(东方出版社1999年出版)、《社会公正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主编《发展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等教材,还合作撰写了多部专著及教材。 其研究成果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学术年鉴》、《中国出版》、《中国图书评论》、《社会学研究》、《博览群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经济时报》等重要媒体曾专文介绍、评论其专著。其论文也多次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中国社会学年鉴》、《中国哲学年鉴》、《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历史研究》、《读书》、《书摘》、《中外书摘》、《文摘报》、《报刊文摘》、《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转载、转摘或介绍。

主持承担了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其他类别的研究项目。 2 *** 青岛市委常委、市委农工委书记王伟,王伟书记1982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

2002年被评为高级经济师。2004年1月 *** 中央党校法学理论研究生毕业。

曾担任《环渤海经济圈》山东卷主编并撰写部分章节。 3杨传堂, *** *** 自治区党委书记。

1954年5月生, 山东禹城人,1976年6月加入中国 *** ,1972年6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1981年2月-1983年1月,在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干修科当学员。

作者: 60.208.106.* 2006-9-29 09:32 回复此发言 4郑洪刚,男,教授、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原西安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获国务院 *** 特殊津贴,兵器工业总公司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陕西省先进工作者等。

近年来先后发表论文30多篇,并有多篇论文获奖,兼任中国兵工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陕西省党建研究会理事等。 5程汉大 男,1948年出生,山东昌乐人。

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1975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政史系,后留校任教。

曾任山东师大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主任,世界史学科点(省重点学科)负责人,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并为全国英国史研究会理事,山东省史学常务理事。近年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任教。

长期从事世界史和英国政治法律制度史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出版《英国政治制度史》、《英国议会制度》、《英国法制史》等专著,并在《世界历史》、《史学月刊》、《政法论丛》等刊物上发表关于英国法制史的学术论文数十篇。著作成果多次获奖,1997、2001年获山东省 *** 社科二等奖各一项,1996、2001年获山东省教委社科成果二等奖各一项,曾主持多项省部级课题研究。

6岳 庆 平 1953年生。1982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8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生毕业,留校任教,历史系副教授。

著有《中国的家与国》、《家庭变迁与社会变革》、《中国秦汉习俗史》等。主编辞典和丛书多部。

发表论文50余篇。

摘要]外语能力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必要技能,是研读和运用外文材料的基本条件。研究者的掌握语种、语文知识和翻译水平是衡量专业外语能力的主要指标。本文以俄国史研究者的俄语能力建设为例,基于学习研究中积累的翻译经验和语言材料,探讨俄语能力问题对俄国史研究的影响,最后以词汇问题的处理为例,指出提高翻译水平的路径之一,进而对加强专业外语能力建设,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提供参考。[关键词]世界史研究;俄国史;翻译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尤其是2011年升为一级学科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具体表现在:学术研究质量不断提高,领域不断扩大,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现,不仅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也得到了国外同行的密切关注。”[1]在论文成果方面,仅2018年全年在国内期刊正式发表的世界史论文(包括研究性论文、书评、研究综述和会议综述)就有1220篇,其中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转载98篇。[2]科研项目方面,在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名单中,世界历史立项总计108项[3],充分体现了当前国内世界史研究的规模与能力。不过,我们虽然建立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但目前中国世界史研究后备人才的培养仍存在许多不足有待完善,外语能力的建设,尤其是专业文献的翻译问题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外语能力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必要技能,是研读和运用外文材料的基本条件。要知道,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从阅读资料(史料)开始的。史料的搜集与阅读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论文的整体风貌与是否具有原创性。[4]“研究外国史,各国现代外语是研究国别史的起码条件,否则连专业的门都没有入。如果研究古代文明史,那象形文、楔形文、梵文、古希腊文、拉丁文都是入门的钥匙。只有掌握了这些钥匙,进入文本层次的研究,才能说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或古典学算是真正登堂入室了。”[5]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世界史研究而言,专业外语能力主要包括掌握语种、语文知识和翻译水平三个方面。一、扩大掌握语种当前我国世界史研究人员掌握语种不多,限制了获取和运用材料的能力。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能使用英文,但懂得其他语种的人却很少。且“由于语种的限制,我们在使用材料时无法做到多样化,更谈不上对多种材料进行比对和筛选。”[6]而“在欧美国家,要想研究世界历史,最少得会三门外语。如果是世界古代史,则需精通至少一门古典语言——拉丁语或古希腊语。研究古代东方史,甚至需要掌握象形文字、楔形文字与梵文之类的语言。”[7]掌握多种外语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文献资料来源的丰富性、研究视野和深化空间上的广度、史料和论述的厚度及对特定问题论说的力度和可信度上,[8]还反映在对史料真实性的考证鉴别上。要知道,“材料的正确性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而对材料加以考证鉴定是“达到材料正确性的唯一方法”。所谓兼听则明,孤证不立。如果我们掌握多种外语,就有可能对一则史料的不同出处或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进行参互比较、考证,从而最大限度地鉴别史料的真伪,提高完整性和可信度。[9]笔者曾读到一篇研究美国对1928-1941年苏联工业化发展的影响的学位论文。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但在其参考文献中竟无一份俄文文献,只有英文史料和中文专著和译著。其问题不仅在于过度依赖英文资料,恐怕也受到作者外语能力,具体而言就是掌握语种的限制。这不能不影响到取材范围、论述深度乃至整体研究质量。在这方面,不乏优秀范例可资参考。譬如,沈志华著《苏联专家在中国》(北京: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第1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2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版)征引和参考了俄文和英文档案、报刊、文献、著作、回忆录和口述史料,成为近年来国内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受到国内外学界好评;李工真著《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利用了大量德文、英文和拉丁文文献,对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推动下的20世纪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洲际大转移进行了深入研究。又如崔丕著《冷战时期美日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也大量利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日文和英文档案史料,在多国多边解密档案互证研究的基础上,对冷战时期美日关系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考察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我们认为,对地区国别史研究而言,如研究对象为非英语国家,则最好掌握该国母语,因其间最权威最丰富的文献资料必定是用该国母语记录的。单纯使用中文资料或汉译二手文献,很难做出原创性成果,而且资料来源也比较有限,这会影响到研究视野、选题范围、文章质量乃至最终结论。浙江大学教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沈坚指出,“1978年后,随着研究的深入,法国史研究越来越专门化,学术规范进一步完善,法语成为必要的工作语言。” [10]就俄国史研究而言,阅读和翻译俄文文献应该成为俄国史研究者的“日课”。以俄国史研究中的“苏联核计划(АП СССР)”研究为例,在俄罗斯原子能部组织编辑的三卷本官方档案文献资料汇编——《苏联核计划:文献资料》[11]出版之前,西方学界虽然对该领域研究起步很早,且有美国建立的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美国威尔逊学者中心数字档案”特别下设的苏联核历史专题及广泛涉及美苏核问题的“ALSOS”核相关问题数字图书馆等研究资源[12],但因严重缺乏俄文史料支持,导致一些研究成果难免“雾里看花”,甚至“道听途说”,而不具有科学性。只有在俄文档案资料得以解密公开后,学者经过翻译、整理、解读,”客观、科学的苏联核计划研究才成为可能,苏联核计划研究才成为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13]二、丰富语文知识语言贮存着民族的共同记忆,既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历史变迁的见证,一门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活历史。北京师范大学郭小凌教授甚至认为,“语言是历史产生的和发展的先决条件”,“没有语言文字,就没有历史学”。[14]在掌握尽量多的语种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仅有语言还不能用好材料。“要透辟、彻底地了解材料的含义,恰到好处地使用材料,还需要借助于丰富的知识,还要用相关理论来做透镜。”[15]研读专业文献,准确解读和运用材料绝非易事,尤其在翻译专业文献时,学者不具备一定的语文知识便很难胜任。正如“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必须具备古汉语的识读与理解能力,熟悉古文字学、音韵学的规律。”[16]对俄国史研究者来说,首先要打下扎实的俄语基础。要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必须具备足够的俄语词汇量,系统地掌握俄语语法知识。[17]如果从事俄国古代史研究,除了要精通现代俄语语法,还要了解正字法,在阅读古俄语文献,想要了解“俄语历史发展过程中业已消失了的语言旧质”时,还要熟悉俄语历史语法(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a)。[18]在研读和翻译专业文献过程中,除了注意学术观点和最新材料外,还要留心不断积累文献中丰富的语言材料。因为,“俄语作为一种屈折语,有比较明显的词形变化,而且变化的规律性比较强。”通过语言的类推规律建构起个性化的词汇知识库,形成词汇语义场,利用语文知识,解读和分析史料,有时会收到触类旁通,意想不到的效果。[19]另外还应注意标点符号的使用。现代汉语中省略号一般位于段落中间“……”;俄语中省略号可以是三个点“…”,且位于段落的下方。俄语中破折号的使用频率远高于汉语,可以表示词语的省略,包括主谓结构中的系词﹑句子成分的省略、两个表示时间、空间和数量意义的词之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专有名词之间、表示相同词语的省略等,可见其用途之广。俄语中常有双重破折号,主要用于标示句子中的插入结构、嵌入结构、独立同位语、加确语等成分。但是汉译后要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往往要调整或者打乱语序,某些结构汉译后就变成了倒装句,需要重新梳理,或者干脆“编译”。此外,还应熟习俄文惯用表达方式,成语、熟语、谚语、俚语、格言、文学常识;俄罗斯国情学,俄—拉丁字母转写对照表、俄汉音译表、俄汉计量单位对照表(长度、面积、容量、重量、液量、干量等)、俄汉历法对照等国情和实用知识。由于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及人的思想的复杂性,一些特殊表达方式(代号、代称、绰号等)、语言现象(断句、形动词、副动词、无人称句、泛指人称句、不定代词、语句倒装、语音交替、名词活用为动词、形容词的名词化等)及历史人物自创的新词新语等只有当事人才能心领神会、曲尽其妙,这就要求译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语文知识的丰富程度对解读和利用专业文献具有重要意义。比如俄语词汇中包含了一些斯拉夫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如姓氏列宁(Ленин)、斯大林(Сталин)、加米涅夫(Каменев),它们在俄语中的词根分别是“勒拿河”、“钢铁”和“石头”,在英语中则为Lenin、Stalin、Kamenev,如果不懂俄语就看不出原词的词根含义,也就无从联想其姓氏内涵。又如苏联政要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 他在谈判中常常否定西方国家代表的提议,因此被称为“涅特”先生,这里的“涅特”就是俄语“нет”的音译,意思是“不”。关于音译问题,笔者在翻译姓氏“Пономарев”一词时就遇到了困难。该姓应该译成“波诺马廖夫”还是“波诺马列夫”呢?俄语单词中字母“е”和“ё”往往是“雌雄同体”——“ё”也可写作“е”。个别外来词中“йо”和“ио”也可表示“ё”音。如,人名“约瑟夫”(Иосиф)和契诃夫小说中的“姚内奇”(Ионыч)便是这种构词法。最后通过查阅参考资料确定应取“ё”音,译成“波诺马廖夫”。如果不懂俄语,一旦遇到汉译本文献中的误译、漏译和错译,如果我们连基本的辨识能力都没有,就很可能被误导,将错就错,错误解读信息,影响研究质量。三、提高翻译水平“翻译是把一种语言传达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进行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中介手段”。[20]翻译能力也是世界史研究者解读和利用外文材料,开展学术研究的“看家本领”。事实上,许多世界史研究大家同时也是优秀的翻译家,由其译介的译著也为学界了解国外优秀研究成果提供了便利条件。提高翻译水平是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的必然要求,以下简述笔者对翻译俄文文献中词汇处理的几点看法,仅供参考。笔者认为,一篇文献在动手翻译前,首先要做的一点就是简要通读全文,大概掌握文章的写作题材、主要内容、成文年代、作者简介等信息,据此判断该文需要用何种语体来翻译,选用何种色彩的语言来行文等,为通篇材料定下总体基调。笔者对选用译本词汇的主要原则是尽量选用雅词,避免陋译劣译;词汇使用上坚持术语化与规范化;统一翻译标准,避免一词多译;注意按照现代汉语表达习惯和使用规范调整语序,避免倒装;酌情增减字词,补充缺失成分;求信与求雅相统一,既要尽量还原原文,忠实文本,又要考虑到适当修辞和变通,使文义通顺流畅而不失简洁博雅。其次是根据文章特点选用合适的词汇。由于某些术语名词存在一词多义现象,在组成句子时还要考虑其是否通顺;如果不通顺,就要从该词的若干义项中择取一个比较符合文义的义项来填补空缺。在翻译实践中,词汇的选择还存在“色彩”问题。翻译实践中对句子的理解主要体现在词汇义项的斟酌选用上,尤其是对一些敏感词汇在细节方面的处理上最见功力。如翻译“покойник”、“мертвец”等词时,要根据上下文、具体语境和不同场合变通为“死者”、“遇难者”、“先人”等;翻译“труп”、“тело"等词时,要根据实际情况翻译成“遗体”、“尸体”、“遗骸”等不同义项。另外,与“死”有关的词组和句子要注意细节的处理,区分性质、褒贬等。如“перед смертью”形容烈士时要译成“就义前”,形容僧侣则可译成“圆寂前”,中性化形容方式则为“临死前”。翻译“после смерти”时则有“死后”、“去世后”、“仙逝后”、“遇难后”、“驾崩后”等不同的表达方式,要根据具体死者身份和时代的差异,具体问题要做具体分析。词汇问题还体现在口号类文字的翻译上。翻译口号类文字,一般采取语言的经济原则即在能够清楚表达意思的前提下,越简洁、越短

发表世界史论文

杂志:《史林》《历史教学》《文史春秋》《文史月刊》《文史杂志》《文史天地》《文史博览》《文博》网站:趣历史:学史博客:历史春秋:

《历史研究》 《近代史研究》 《世界历史》 《史学月刊》

促进。对世界史的研究可以促进对语言学的研究,因为语言的产生与发展与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变化是分不开的,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对世界史的研究可以促进语言学的发展和研究。

摘要]外语能力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必要技能,是研读和运用外文材料的基本条件。研究者的掌握语种、语文知识和翻译水平是衡量专业外语能力的主要指标。本文以俄国史研究者的俄语能力建设为例,基于学习研究中积累的翻译经验和语言材料,探讨俄语能力问题对俄国史研究的影响,最后以词汇问题的处理为例,指出提高翻译水平的路径之一,进而对加强专业外语能力建设,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提供参考。[关键词]世界史研究;俄国史;翻译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尤其是2011年升为一级学科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具体表现在:学术研究质量不断提高,领域不断扩大,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现,不仅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也得到了国外同行的密切关注。”[1]在论文成果方面,仅2018年全年在国内期刊正式发表的世界史论文(包括研究性论文、书评、研究综述和会议综述)就有1220篇,其中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转载98篇。[2]科研项目方面,在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名单中,世界历史立项总计108项[3],充分体现了当前国内世界史研究的规模与能力。不过,我们虽然建立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但目前中国世界史研究后备人才的培养仍存在许多不足有待完善,外语能力的建设,尤其是专业文献的翻译问题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外语能力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必要技能,是研读和运用外文材料的基本条件。要知道,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从阅读资料(史料)开始的。史料的搜集与阅读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论文的整体风貌与是否具有原创性。[4]“研究外国史,各国现代外语是研究国别史的起码条件,否则连专业的门都没有入。如果研究古代文明史,那象形文、楔形文、梵文、古希腊文、拉丁文都是入门的钥匙。只有掌握了这些钥匙,进入文本层次的研究,才能说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或古典学算是真正登堂入室了。”[5]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世界史研究而言,专业外语能力主要包括掌握语种、语文知识和翻译水平三个方面。一、扩大掌握语种当前我国世界史研究人员掌握语种不多,限制了获取和运用材料的能力。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能使用英文,但懂得其他语种的人却很少。且“由于语种的限制,我们在使用材料时无法做到多样化,更谈不上对多种材料进行比对和筛选。”[6]而“在欧美国家,要想研究世界历史,最少得会三门外语。如果是世界古代史,则需精通至少一门古典语言——拉丁语或古希腊语。研究古代东方史,甚至需要掌握象形文字、楔形文字与梵文之类的语言。”[7]掌握多种外语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文献资料来源的丰富性、研究视野和深化空间上的广度、史料和论述的厚度及对特定问题论说的力度和可信度上,[8]还反映在对史料真实性的考证鉴别上。要知道,“材料的正确性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而对材料加以考证鉴定是“达到材料正确性的唯一方法”。所谓兼听则明,孤证不立。如果我们掌握多种外语,就有可能对一则史料的不同出处或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进行参互比较、考证,从而最大限度地鉴别史料的真伪,提高完整性和可信度。[9]笔者曾读到一篇研究美国对1928-1941年苏联工业化发展的影响的学位论文。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但在其参考文献中竟无一份俄文文献,只有英文史料和中文专著和译著。其问题不仅在于过度依赖英文资料,恐怕也受到作者外语能力,具体而言就是掌握语种的限制。这不能不影响到取材范围、论述深度乃至整体研究质量。在这方面,不乏优秀范例可资参考。譬如,沈志华著《苏联专家在中国》(北京: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第1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2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版)征引和参考了俄文和英文档案、报刊、文献、著作、回忆录和口述史料,成为近年来国内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受到国内外学界好评;李工真著《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利用了大量德文、英文和拉丁文文献,对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推动下的20世纪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洲际大转移进行了深入研究。又如崔丕著《冷战时期美日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也大量利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日文和英文档案史料,在多国多边解密档案互证研究的基础上,对冷战时期美日关系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考察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我们认为,对地区国别史研究而言,如研究对象为非英语国家,则最好掌握该国母语,因其间最权威最丰富的文献资料必定是用该国母语记录的。单纯使用中文资料或汉译二手文献,很难做出原创性成果,而且资料来源也比较有限,这会影响到研究视野、选题范围、文章质量乃至最终结论。浙江大学教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沈坚指出,“1978年后,随着研究的深入,法国史研究越来越专门化,学术规范进一步完善,法语成为必要的工作语言。” [10]就俄国史研究而言,阅读和翻译俄文文献应该成为俄国史研究者的“日课”。以俄国史研究中的“苏联核计划(АП СССР)”研究为例,在俄罗斯原子能部组织编辑的三卷本官方档案文献资料汇编——《苏联核计划:文献资料》[11]出版之前,西方学界虽然对该领域研究起步很早,且有美国建立的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美国威尔逊学者中心数字档案”特别下设的苏联核历史专题及广泛涉及美苏核问题的“ALSOS”核相关问题数字图书馆等研究资源[12],但因严重缺乏俄文史料支持,导致一些研究成果难免“雾里看花”,甚至“道听途说”,而不具有科学性。只有在俄文档案资料得以解密公开后,学者经过翻译、整理、解读,”客观、科学的苏联核计划研究才成为可能,苏联核计划研究才成为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13]二、丰富语文知识语言贮存着民族的共同记忆,既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历史变迁的见证,一门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活历史。北京师范大学郭小凌教授甚至认为,“语言是历史产生的和发展的先决条件”,“没有语言文字,就没有历史学”。[14]在掌握尽量多的语种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仅有语言还不能用好材料。“要透辟、彻底地了解材料的含义,恰到好处地使用材料,还需要借助于丰富的知识,还要用相关理论来做透镜。”[15]研读专业文献,准确解读和运用材料绝非易事,尤其在翻译专业文献时,学者不具备一定的语文知识便很难胜任。正如“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必须具备古汉语的识读与理解能力,熟悉古文字学、音韵学的规律。”[16]对俄国史研究者来说,首先要打下扎实的俄语基础。要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必须具备足够的俄语词汇量,系统地掌握俄语语法知识。[17]如果从事俄国古代史研究,除了要精通现代俄语语法,还要了解正字法,在阅读古俄语文献,想要了解“俄语历史发展过程中业已消失了的语言旧质”时,还要熟悉俄语历史语法(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a)。[18]在研读和翻译专业文献过程中,除了注意学术观点和最新材料外,还要留心不断积累文献中丰富的语言材料。因为,“俄语作为一种屈折语,有比较明显的词形变化,而且变化的规律性比较强。”通过语言的类推规律建构起个性化的词汇知识库,形成词汇语义场,利用语文知识,解读和分析史料,有时会收到触类旁通,意想不到的效果。[19]另外还应注意标点符号的使用。现代汉语中省略号一般位于段落中间“……”;俄语中省略号可以是三个点“…”,且位于段落的下方。俄语中破折号的使用频率远高于汉语,可以表示词语的省略,包括主谓结构中的系词﹑句子成分的省略、两个表示时间、空间和数量意义的词之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专有名词之间、表示相同词语的省略等,可见其用途之广。俄语中常有双重破折号,主要用于标示句子中的插入结构、嵌入结构、独立同位语、加确语等成分。但是汉译后要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往往要调整或者打乱语序,某些结构汉译后就变成了倒装句,需要重新梳理,或者干脆“编译”。此外,还应熟习俄文惯用表达方式,成语、熟语、谚语、俚语、格言、文学常识;俄罗斯国情学,俄—拉丁字母转写对照表、俄汉音译表、俄汉计量单位对照表(长度、面积、容量、重量、液量、干量等)、俄汉历法对照等国情和实用知识。由于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及人的思想的复杂性,一些特殊表达方式(代号、代称、绰号等)、语言现象(断句、形动词、副动词、无人称句、泛指人称句、不定代词、语句倒装、语音交替、名词活用为动词、形容词的名词化等)及历史人物自创的新词新语等只有当事人才能心领神会、曲尽其妙,这就要求译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语文知识的丰富程度对解读和利用专业文献具有重要意义。比如俄语词汇中包含了一些斯拉夫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如姓氏列宁(Ленин)、斯大林(Сталин)、加米涅夫(Каменев),它们在俄语中的词根分别是“勒拿河”、“钢铁”和“石头”,在英语中则为Lenin、Stalin、Kamenev,如果不懂俄语就看不出原词的词根含义,也就无从联想其姓氏内涵。又如苏联政要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 他在谈判中常常否定西方国家代表的提议,因此被称为“涅特”先生,这里的“涅特”就是俄语“нет”的音译,意思是“不”。关于音译问题,笔者在翻译姓氏“Пономарев”一词时就遇到了困难。该姓应该译成“波诺马廖夫”还是“波诺马列夫”呢?俄语单词中字母“е”和“ё”往往是“雌雄同体”——“ё”也可写作“е”。个别外来词中“йо”和“ио”也可表示“ё”音。如,人名“约瑟夫”(Иосиф)和契诃夫小说中的“姚内奇”(Ионыч)便是这种构词法。最后通过查阅参考资料确定应取“ё”音,译成“波诺马廖夫”。如果不懂俄语,一旦遇到汉译本文献中的误译、漏译和错译,如果我们连基本的辨识能力都没有,就很可能被误导,将错就错,错误解读信息,影响研究质量。三、提高翻译水平“翻译是把一种语言传达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进行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中介手段”。[20]翻译能力也是世界史研究者解读和利用外文材料,开展学术研究的“看家本领”。事实上,许多世界史研究大家同时也是优秀的翻译家,由其译介的译著也为学界了解国外优秀研究成果提供了便利条件。提高翻译水平是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的必然要求,以下简述笔者对翻译俄文文献中词汇处理的几点看法,仅供参考。笔者认为,一篇文献在动手翻译前,首先要做的一点就是简要通读全文,大概掌握文章的写作题材、主要内容、成文年代、作者简介等信息,据此判断该文需要用何种语体来翻译,选用何种色彩的语言来行文等,为通篇材料定下总体基调。笔者对选用译本词汇的主要原则是尽量选用雅词,避免陋译劣译;词汇使用上坚持术语化与规范化;统一翻译标准,避免一词多译;注意按照现代汉语表达习惯和使用规范调整语序,避免倒装;酌情增减字词,补充缺失成分;求信与求雅相统一,既要尽量还原原文,忠实文本,又要考虑到适当修辞和变通,使文义通顺流畅而不失简洁博雅。其次是根据文章特点选用合适的词汇。由于某些术语名词存在一词多义现象,在组成句子时还要考虑其是否通顺;如果不通顺,就要从该词的若干义项中择取一个比较符合文义的义项来填补空缺。在翻译实践中,词汇的选择还存在“色彩”问题。翻译实践中对句子的理解主要体现在词汇义项的斟酌选用上,尤其是对一些敏感词汇在细节方面的处理上最见功力。如翻译“покойник”、“мертвец”等词时,要根据上下文、具体语境和不同场合变通为“死者”、“遇难者”、“先人”等;翻译“труп”、“тело"等词时,要根据实际情况翻译成“遗体”、“尸体”、“遗骸”等不同义项。另外,与“死”有关的词组和句子要注意细节的处理,区分性质、褒贬等。如“перед смертью”形容烈士时要译成“就义前”,形容僧侣则可译成“圆寂前”,中性化形容方式则为“临死前”。翻译“после смерти”时则有“死后”、“去世后”、“仙逝后”、“遇难后”、“驾崩后”等不同的表达方式,要根据具体死者身份和时代的差异,具体问题要做具体分析。词汇问题还体现在口号类文字的翻译上。翻译口号类文字,一般采取语言的经济原则即在能够清楚表达意思的前提下,越简洁、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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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外语能力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必要技能,是研读和运用外文材料的基本条件。研究者的掌握语种、语文知识和翻译水平是衡量专业外语能力的主要指标。本文以俄国史研究者的俄语能力建设为例,基于学习研究中积累的翻译经验和语言材料,探讨俄语能力问题对俄国史研究的影响,最后以词汇问题的处理为例,指出提高翻译水平的路径之一,进而对加强专业外语能力建设,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提供参考。[关键词]世界史研究;俄国史;翻译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尤其是2011年升为一级学科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具体表现在:学术研究质量不断提高,领域不断扩大,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现,不仅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也得到了国外同行的密切关注。”[1]在论文成果方面,仅2018年全年在国内期刊正式发表的世界史论文(包括研究性论文、书评、研究综述和会议综述)就有1220篇,其中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转载98篇。[2]科研项目方面,在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名单中,世界历史立项总计108项[3],充分体现了当前国内世界史研究的规模与能力。不过,我们虽然建立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但目前中国世界史研究后备人才的培养仍存在许多不足有待完善,外语能力的建设,尤其是专业文献的翻译问题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外语能力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必要技能,是研读和运用外文材料的基本条件。要知道,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从阅读资料(史料)开始的。史料的搜集与阅读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论文的整体风貌与是否具有原创性。[4]“研究外国史,各国现代外语是研究国别史的起码条件,否则连专业的门都没有入。如果研究古代文明史,那象形文、楔形文、梵文、古希腊文、拉丁文都是入门的钥匙。只有掌握了这些钥匙,进入文本层次的研究,才能说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或古典学算是真正登堂入室了。”[5]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世界史研究而言,专业外语能力主要包括掌握语种、语文知识和翻译水平三个方面。一、扩大掌握语种当前我国世界史研究人员掌握语种不多,限制了获取和运用材料的能力。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能使用英文,但懂得其他语种的人却很少。且“由于语种的限制,我们在使用材料时无法做到多样化,更谈不上对多种材料进行比对和筛选。”[6]而“在欧美国家,要想研究世界历史,最少得会三门外语。如果是世界古代史,则需精通至少一门古典语言——拉丁语或古希腊语。研究古代东方史,甚至需要掌握象形文字、楔形文字与梵文之类的语言。”[7]掌握多种外语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文献资料来源的丰富性、研究视野和深化空间上的广度、史料和论述的厚度及对特定问题论说的力度和可信度上,[8]还反映在对史料真实性的考证鉴别上。要知道,“材料的正确性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而对材料加以考证鉴定是“达到材料正确性的唯一方法”。所谓兼听则明,孤证不立。如果我们掌握多种外语,就有可能对一则史料的不同出处或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进行参互比较、考证,从而最大限度地鉴别史料的真伪,提高完整性和可信度。[9]笔者曾读到一篇研究美国对1928-1941年苏联工业化发展的影响的学位论文。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但在其参考文献中竟无一份俄文文献,只有英文史料和中文专著和译著。其问题不仅在于过度依赖英文资料,恐怕也受到作者外语能力,具体而言就是掌握语种的限制。这不能不影响到取材范围、论述深度乃至整体研究质量。在这方面,不乏优秀范例可资参考。譬如,沈志华著《苏联专家在中国》(北京: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第1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2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版)征引和参考了俄文和英文档案、报刊、文献、著作、回忆录和口述史料,成为近年来国内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受到国内外学界好评;李工真著《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利用了大量德文、英文和拉丁文文献,对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推动下的20世纪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洲际大转移进行了深入研究。又如崔丕著《冷战时期美日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也大量利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日文和英文档案史料,在多国多边解密档案互证研究的基础上,对冷战时期美日关系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考察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我们认为,对地区国别史研究而言,如研究对象为非英语国家,则最好掌握该国母语,因其间最权威最丰富的文献资料必定是用该国母语记录的。单纯使用中文资料或汉译二手文献,很难做出原创性成果,而且资料来源也比较有限,这会影响到研究视野、选题范围、文章质量乃至最终结论。浙江大学教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沈坚指出,“1978年后,随着研究的深入,法国史研究越来越专门化,学术规范进一步完善,法语成为必要的工作语言。” [10]就俄国史研究而言,阅读和翻译俄文文献应该成为俄国史研究者的“日课”。以俄国史研究中的“苏联核计划(АП СССР)”研究为例,在俄罗斯原子能部组织编辑的三卷本官方档案文献资料汇编——《苏联核计划:文献资料》[11]出版之前,西方学界虽然对该领域研究起步很早,且有美国建立的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美国威尔逊学者中心数字档案”特别下设的苏联核历史专题及广泛涉及美苏核问题的“ALSOS”核相关问题数字图书馆等研究资源[12],但因严重缺乏俄文史料支持,导致一些研究成果难免“雾里看花”,甚至“道听途说”,而不具有科学性。只有在俄文档案资料得以解密公开后,学者经过翻译、整理、解读,”客观、科学的苏联核计划研究才成为可能,苏联核计划研究才成为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13]二、丰富语文知识语言贮存着民族的共同记忆,既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历史变迁的见证,一门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活历史。北京师范大学郭小凌教授甚至认为,“语言是历史产生的和发展的先决条件”,“没有语言文字,就没有历史学”。[14]在掌握尽量多的语种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仅有语言还不能用好材料。“要透辟、彻底地了解材料的含义,恰到好处地使用材料,还需要借助于丰富的知识,还要用相关理论来做透镜。”[15]研读专业文献,准确解读和运用材料绝非易事,尤其在翻译专业文献时,学者不具备一定的语文知识便很难胜任。正如“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必须具备古汉语的识读与理解能力,熟悉古文字学、音韵学的规律。”[16]对俄国史研究者来说,首先要打下扎实的俄语基础。要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必须具备足够的俄语词汇量,系统地掌握俄语语法知识。[17]如果从事俄国古代史研究,除了要精通现代俄语语法,还要了解正字法,在阅读古俄语文献,想要了解“俄语历史发展过程中业已消失了的语言旧质”时,还要熟悉俄语历史语法(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a)。[18]在研读和翻译专业文献过程中,除了注意学术观点和最新材料外,还要留心不断积累文献中丰富的语言材料。因为,“俄语作为一种屈折语,有比较明显的词形变化,而且变化的规律性比较强。”通过语言的类推规律建构起个性化的词汇知识库,形成词汇语义场,利用语文知识,解读和分析史料,有时会收到触类旁通,意想不到的效果。[19]另外还应注意标点符号的使用。现代汉语中省略号一般位于段落中间“……”;俄语中省略号可以是三个点“…”,且位于段落的下方。俄语中破折号的使用频率远高于汉语,可以表示词语的省略,包括主谓结构中的系词﹑句子成分的省略、两个表示时间、空间和数量意义的词之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专有名词之间、表示相同词语的省略等,可见其用途之广。俄语中常有双重破折号,主要用于标示句子中的插入结构、嵌入结构、独立同位语、加确语等成分。但是汉译后要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往往要调整或者打乱语序,某些结构汉译后就变成了倒装句,需要重新梳理,或者干脆“编译”。此外,还应熟习俄文惯用表达方式,成语、熟语、谚语、俚语、格言、文学常识;俄罗斯国情学,俄—拉丁字母转写对照表、俄汉音译表、俄汉计量单位对照表(长度、面积、容量、重量、液量、干量等)、俄汉历法对照等国情和实用知识。由于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及人的思想的复杂性,一些特殊表达方式(代号、代称、绰号等)、语言现象(断句、形动词、副动词、无人称句、泛指人称句、不定代词、语句倒装、语音交替、名词活用为动词、形容词的名词化等)及历史人物自创的新词新语等只有当事人才能心领神会、曲尽其妙,这就要求译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语文知识的丰富程度对解读和利用专业文献具有重要意义。比如俄语词汇中包含了一些斯拉夫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如姓氏列宁(Ленин)、斯大林(Сталин)、加米涅夫(Каменев),它们在俄语中的词根分别是“勒拿河”、“钢铁”和“石头”,在英语中则为Lenin、Stalin、Kamenev,如果不懂俄语就看不出原词的词根含义,也就无从联想其姓氏内涵。又如苏联政要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 他在谈判中常常否定西方国家代表的提议,因此被称为“涅特”先生,这里的“涅特”就是俄语“нет”的音译,意思是“不”。关于音译问题,笔者在翻译姓氏“Пономарев”一词时就遇到了困难。该姓应该译成“波诺马廖夫”还是“波诺马列夫”呢?俄语单词中字母“е”和“ё”往往是“雌雄同体”——“ё”也可写作“е”。个别外来词中“йо”和“ио”也可表示“ё”音。如,人名“约瑟夫”(Иосиф)和契诃夫小说中的“姚内奇”(Ионыч)便是这种构词法。最后通过查阅参考资料确定应取“ё”音,译成“波诺马廖夫”。如果不懂俄语,一旦遇到汉译本文献中的误译、漏译和错译,如果我们连基本的辨识能力都没有,就很可能被误导,将错就错,错误解读信息,影响研究质量。三、提高翻译水平“翻译是把一种语言传达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进行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中介手段”。[20]翻译能力也是世界史研究者解读和利用外文材料,开展学术研究的“看家本领”。事实上,许多世界史研究大家同时也是优秀的翻译家,由其译介的译著也为学界了解国外优秀研究成果提供了便利条件。提高翻译水平是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的必然要求,以下简述笔者对翻译俄文文献中词汇处理的几点看法,仅供参考。笔者认为,一篇文献在动手翻译前,首先要做的一点就是简要通读全文,大概掌握文章的写作题材、主要内容、成文年代、作者简介等信息,据此判断该文需要用何种语体来翻译,选用何种色彩的语言来行文等,为通篇材料定下总体基调。笔者对选用译本词汇的主要原则是尽量选用雅词,避免陋译劣译;词汇使用上坚持术语化与规范化;统一翻译标准,避免一词多译;注意按照现代汉语表达习惯和使用规范调整语序,避免倒装;酌情增减字词,补充缺失成分;求信与求雅相统一,既要尽量还原原文,忠实文本,又要考虑到适当修辞和变通,使文义通顺流畅而不失简洁博雅。其次是根据文章特点选用合适的词汇。由于某些术语名词存在一词多义现象,在组成句子时还要考虑其是否通顺;如果不通顺,就要从该词的若干义项中择取一个比较符合文义的义项来填补空缺。在翻译实践中,词汇的选择还存在“色彩”问题。翻译实践中对句子的理解主要体现在词汇义项的斟酌选用上,尤其是对一些敏感词汇在细节方面的处理上最见功力。如翻译“покойник”、“мертвец”等词时,要根据上下文、具体语境和不同场合变通为“死者”、“遇难者”、“先人”等;翻译“труп”、“тело"等词时,要根据实际情况翻译成“遗体”、“尸体”、“遗骸”等不同义项。另外,与“死”有关的词组和句子要注意细节的处理,区分性质、褒贬等。如“перед смертью”形容烈士时要译成“就义前”,形容僧侣则可译成“圆寂前”,中性化形容方式则为“临死前”。翻译“после смерти”时则有“死后”、“去世后”、“仙逝后”、“遇难后”、“驾崩后”等不同的表达方式,要根据具体死者身份和时代的差异,具体问题要做具体分析。词汇问题还体现在口号类文字的翻译上。翻译口号类文字,一般采取语言的经济原则即在能够清楚表达意思的前提下,越简洁、越短

吴建华 ,男,汉族,1957年生。重庆市人,祖籍安徽歙县。历史学教授。1981年12月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现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留校任教。1984-198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进修班学习,主修世界近现代史。1986年上海复旦大学“日本井上清研修班”学习,主修日本近现代史。2005年中共中央党校“中央部属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学习。2006年随重庆市政府代表团出访日本。参访过东南亚、西欧和俄罗斯等国。现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系主任,硕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副会长,教育部教师教育首批“国培”专家,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通讯评委等。在社会工作方面,现任重庆市北碚区政协委员、九三学社重庆市委员会专委会成员、九三学社北碚区委委员、九三学社西南大学委员会副主委、九三学社西南大学一支社主委等。在《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年刊》、《日本问题研究》和《东北亚论坛》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在人民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等出版学术专著4部,主持国家和省部级课题8项,任九年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世界历史》主要编者及《世界历史》教学参考书副主编,获得过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长期从事世界现当代史、日本与东亚史、中学历史教学以及教材编写等教学科研工作。尤其是在日本近现代化和战后东亚经济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因素和历史局限、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国内外政治因素、东西方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战后东亚崛起的时代机遇以及儒教文化与现代化等诸问题提出了个人的观点和见解,在国内外史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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