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世界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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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近代史研究》 《世界历史》 《史学月刊》
促进。对世界史的研究可以促进对语言学的研究，因为语言的产生与发展与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变化是分不开的，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对世界史的研究可以促进语言学的发展和研究。
摘要]外语能力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必要技能，是研读和运用外文材料的基本条件。研究者的掌握语种、语文知识和翻译水平是衡量专业外语能力的主要指标。本文以俄国史研究者的俄语能力建设为例，基于学习研究中积累的翻译经验和语言材料，探讨俄语能力问题对俄国史研究的影响，最后以词汇问题的处理为例，指出提高翻译水平的路径之一，进而对加强专业外语能力建设，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提供参考。[关键词]世界史研究；俄国史；翻译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尤其是2011年升为一级学科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具体表现在：学术研究质量不断提高，领域不断扩大，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现，不仅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也得到了国外同行的密切关注。”[1]在论文成果方面，仅2018年全年在国内期刊正式发表的世界史论文（包括研究性论文、书评、研究综述和会议综述）就有1220篇，其中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转载98篇。[2]科研项目方面，在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名单中，世界历史立项总计108项[3]，充分体现了当前国内世界史研究的规模与能力。不过，我们虽然建立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但目前中国世界史研究后备人才的培养仍存在许多不足有待完善，外语能力的建设，尤其是专业文献的翻译问题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外语能力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必要技能，是研读和运用外文材料的基本条件。要知道，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从阅读资料（史料）开始的。史料的搜集与阅读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论文的整体风貌与是否具有原创性。[4]“研究外国史，各国现代外语是研究国别史的起码条件，否则连专业的门都没有入。如果研究古代文明史，那象形文、楔形文、梵文、古希腊文、拉丁文都是入门的钥匙。只有掌握了这些钥匙，进入文本层次的研究，才能说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或古典学算是真正登堂入室了。”[5]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世界史研究而言，专业外语能力主要包括掌握语种、语文知识和翻译水平三个方面。一、扩大掌握语种当前我国世界史研究人员掌握语种不多，限制了获取和运用材料的能力。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能使用英文，但懂得其他语种的人却很少。且“由于语种的限制，我们在使用材料时无法做到多样化，更谈不上对多种材料进行比对和筛选。”[6]而“在欧美国家，要想研究世界历史，最少得会三门外语。如果是世界古代史，则需精通至少一门古典语言——拉丁语或古希腊语。研究古代东方史，甚至需要掌握象形文字、楔形文字与梵文之类的语言。”[7]掌握多种外语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文献资料来源的丰富性、研究视野和深化空间上的广度、史料和论述的厚度及对特定问题论说的力度和可信度上，[8]还反映在对史料真实性的考证鉴别上。要知道，“材料的正确性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而对材料加以考证鉴定是“达到材料正确性的唯一方法”。所谓兼听则明，孤证不立。如果我们掌握多种外语，就有可能对一则史料的不同出处或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进行参互比较、考证，从而最大限度地鉴别史料的真伪，提高完整性和可信度。[9]笔者曾读到一篇研究美国对1928-1941年苏联工业化发展的影响的学位论文。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但在其参考文献中竟无一份俄文文献，只有英文史料和中文专著和译著。其问题不仅在于过度依赖英文资料，恐怕也受到作者外语能力，具体而言就是掌握语种的限制。这不能不影响到取材范围、论述深度乃至整体研究质量。在这方面，不乏优秀范例可资参考。譬如，沈志华著《苏联专家在中国》（北京：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第1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2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版）征引和参考了俄文和英文档案、报刊、文献、著作、回忆录和口述史料，成为近年来国内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受到国内外学界好评；李工真著《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利用了大量德文、英文和拉丁文文献，对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推动下的20世纪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洲际大转移进行了深入研究。又如崔丕著《冷战时期美日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也大量利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日文和英文档案史料，在多国多边解密档案互证研究的基础上，对冷战时期美日关系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考察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我们认为，对地区国别史研究而言，如研究对象为非英语国家，则最好掌握该国母语，因其间最权威最丰富的文献资料必定是用该国母语记录的。单纯使用中文资料或汉译二手文献，很难做出原创性成果，而且资料来源也比较有限，这会影响到研究视野、选题范围、文章质量乃至最终结论。浙江大学教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沈坚指出，“1978年后，随着研究的深入，法国史研究越来越专门化，学术规范进一步完善，法语成为必要的工作语言。” [10]就俄国史研究而言，阅读和翻译俄文文献应该成为俄国史研究者的“日课”。以俄国史研究中的“苏联核计划（АП СССР）”研究为例，在俄罗斯原子能部组织编辑的三卷本官方档案文献资料汇编——《苏联核计划：文献资料》[11]出版之前，西方学界虽然对该领域研究起步很早，且有美国建立的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美国威尔逊学者中心数字档案”特别下设的苏联核历史专题及广泛涉及美苏核问题的“ALSOS”核相关问题数字图书馆等研究资源[12]，但因严重缺乏俄文史料支持，导致一些研究成果难免“雾里看花”，甚至“道听途说”，而不具有科学性。只有在俄文档案资料得以解密公开后，学者经过翻译、整理、解读，”客观、科学的苏联核计划研究才成为可能，苏联核计划研究才成为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13]二、丰富语文知识语言贮存着民族的共同记忆，既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历史变迁的见证，一门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活历史。北京师范大学郭小凌教授甚至认为，“语言是历史产生的和发展的先决条件”，“没有语言文字，就没有历史学”。[14]在掌握尽量多的语种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仅有语言还不能用好材料。“要透辟、彻底地了解材料的含义，恰到好处地使用材料，还需要借助于丰富的知识，还要用相关理论来做透镜。”[15]研读专业文献，准确解读和运用材料绝非易事，尤其在翻译专业文献时，学者不具备一定的语文知识便很难胜任。正如“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必须具备古汉语的识读与理解能力，熟悉古文字学、音韵学的规律。”[16]对俄国史研究者来说，首先要打下扎实的俄语基础。要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必须具备足够的俄语词汇量，系统地掌握俄语语法知识。[17]如果从事俄国古代史研究，除了要精通现代俄语语法，还要了解正字法，在阅读古俄语文献，想要了解“俄语历史发展过程中业已消失了的语言旧质”时，还要熟悉俄语历史语法（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a）。[18]在研读和翻译专业文献过程中，除了注意学术观点和最新材料外，还要留心不断积累文献中丰富的语言材料。因为，“俄语作为一种屈折语，有比较明显的词形变化，而且变化的规律性比较强。”通过语言的类推规律建构起个性化的词汇知识库，形成词汇语义场，利用语文知识，解读和分析史料，有时会收到触类旁通，意想不到的效果。[19]另外还应注意标点符号的使用。现代汉语中省略号一般位于段落中间“……”；俄语中省略号可以是三个点“…”，且位于段落的下方。俄语中破折号的使用频率远高于汉语，可以表示词语的省略，包括主谓结构中的系词﹑句子成分的省略、两个表示时间、空间和数量意义的词之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专有名词之间、表示相同词语的省略等，可见其用途之广。俄语中常有双重破折号，主要用于标示句子中的插入结构、嵌入结构、独立同位语、加确语等成分。但是汉译后要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往往要调整或者打乱语序，某些结构汉译后就变成了倒装句，需要重新梳理，或者干脆“编译”。此外，还应熟习俄文惯用表达方式，成语、熟语、谚语、俚语、格言、文学常识；俄罗斯国情学，俄—拉丁字母转写对照表、俄汉音译表、俄汉计量单位对照表（长度、面积、容量、重量、液量、干量等）、俄汉历法对照等国情和实用知识。由于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及人的思想的复杂性，一些特殊表达方式（代号、代称、绰号等）、语言现象（断句、形动词、副动词、无人称句、泛指人称句、不定代词、语句倒装、语音交替、名词活用为动词、形容词的名词化等）及历史人物自创的新词新语等只有当事人才能心领神会、曲尽其妙，这就要求译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语文知识的丰富程度对解读和利用专业文献具有重要意义。比如俄语词汇中包含了一些斯拉夫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如姓氏列宁（Ленин）、斯大林（Сталин）、加米涅夫（Каменев），它们在俄语中的词根分别是“勒拿河”、“钢铁”和“石头”，在英语中则为Lenin、Stalin、Kamenev，如果不懂俄语就看不出原词的词根含义，也就无从联想其姓氏内涵。又如苏联政要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 他在谈判中常常否定西方国家代表的提议，因此被称为“涅特”先生，这里的“涅特”就是俄语“нет”的音译，意思是“不”。关于音译问题，笔者在翻译姓氏“Пономарев”一词时就遇到了困难。该姓应该译成“波诺马廖夫”还是“波诺马列夫”呢？俄语单词中字母“е”和“ё”往往是“雌雄同体”——“ё”也可写作“е”。个别外来词中“йо”和“ио”也可表示“ё”音。如，人名“约瑟夫”（Иосиф）和契诃夫小说中的“姚内奇”（Ионыч）便是这种构词法。最后通过查阅参考资料确定应取“ё”音，译成“波诺马廖夫”。如果不懂俄语，一旦遇到汉译本文献中的误译、漏译和错译，如果我们连基本的辨识能力都没有，就很可能被误导，将错就错，错误解读信息，影响研究质量。三、提高翻译水平“翻译是把一种语言传达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进行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中介手段”。[20]翻译能力也是世界史研究者解读和利用外文材料，开展学术研究的“看家本领”。事实上，许多世界史研究大家同时也是优秀的翻译家，由其译介的译著也为学界了解国外优秀研究成果提供了便利条件。提高翻译水平是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的必然要求，以下简述笔者对翻译俄文文献中词汇处理的几点看法，仅供参考。笔者认为，一篇文献在动手翻译前，首先要做的一点就是简要通读全文，大概掌握文章的写作题材、主要内容、成文年代、作者简介等信息，据此判断该文需要用何种语体来翻译，选用何种色彩的语言来行文等，为通篇材料定下总体基调。笔者对选用译本词汇的主要原则是尽量选用雅词，避免陋译劣译；词汇使用上坚持术语化与规范化；统一翻译标准，避免一词多译；注意按照现代汉语表达习惯和使用规范调整语序，避免倒装；酌情增减字词，补充缺失成分；求信与求雅相统一，既要尽量还原原文，忠实文本，又要考虑到适当修辞和变通，使文义通顺流畅而不失简洁博雅。其次是根据文章特点选用合适的词汇。由于某些术语名词存在一词多义现象，在组成句子时还要考虑其是否通顺；如果不通顺，就要从该词的若干义项中择取一个比较符合文义的义项来填补空缺。在翻译实践中，词汇的选择还存在“色彩”问题。翻译实践中对句子的理解主要体现在词汇义项的斟酌选用上，尤其是对一些敏感词汇在细节方面的处理上最见功力。如翻译“покойник”、“мертвец”等词时，要根据上下文、具体语境和不同场合变通为“死者”、“遇难者”、“先人”等；翻译“труп”、“тело"等词时，要根据实际情况翻译成“遗体”、“尸体”、“遗骸”等不同义项。另外，与“死”有关的词组和句子要注意细节的处理，区分性质、褒贬等。如“перед смертью”形容烈士时要译成“就义前”,形容僧侣则可译成“圆寂前”，中性化形容方式则为“临死前”。翻译“после смерти”时则有“死后”、“去世后”、“仙逝后”、“遇难后”、“驾崩后”等不同的表达方式，要根据具体死者身份和时代的差异，具体问题要做具体分析。词汇问题还体现在口号类文字的翻译上。翻译口号类文字，一般采取语言的经济原则即在能够清楚表达意思的前提下，越简洁、越短
世界史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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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外语能力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必要技能，是研读和运用外文材料的基本条件。研究者的掌握语种、语文知识和翻译水平是衡量专业外语能力的主要指标。本文以俄国史研究者的俄语能力建设为例，基于学习研究中积累的翻译经验和语言材料，探讨俄语能力问题对俄国史研究的影响，最后以词汇问题的处理为例，指出提高翻译水平的路径之一，进而对加强专业外语能力建设，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提供参考。[关键词]世界史研究；俄国史；翻译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尤其是2011年升为一级学科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具体表现在：学术研究质量不断提高，领域不断扩大，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现，不仅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也得到了国外同行的密切关注。”[1]在论文成果方面，仅2018年全年在国内期刊正式发表的世界史论文（包括研究性论文、书评、研究综述和会议综述）就有1220篇，其中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转载98篇。[2]科研项目方面，在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名单中，世界历史立项总计108项[3]，充分体现了当前国内世界史研究的规模与能力。不过，我们虽然建立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但目前中国世界史研究后备人才的培养仍存在许多不足有待完善，外语能力的建设，尤其是专业文献的翻译问题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外语能力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必要技能，是研读和运用外文材料的基本条件。要知道，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从阅读资料（史料）开始的。史料的搜集与阅读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论文的整体风貌与是否具有原创性。[4]“研究外国史，各国现代外语是研究国别史的起码条件，否则连专业的门都没有入。如果研究古代文明史，那象形文、楔形文、梵文、古希腊文、拉丁文都是入门的钥匙。只有掌握了这些钥匙，进入文本层次的研究，才能说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或古典学算是真正登堂入室了。”[5]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世界史研究而言，专业外语能力主要包括掌握语种、语文知识和翻译水平三个方面。一、扩大掌握语种当前我国世界史研究人员掌握语种不多，限制了获取和运用材料的能力。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能使用英文，但懂得其他语种的人却很少。且“由于语种的限制，我们在使用材料时无法做到多样化，更谈不上对多种材料进行比对和筛选。”[6]而“在欧美国家，要想研究世界历史，最少得会三门外语。如果是世界古代史，则需精通至少一门古典语言——拉丁语或古希腊语。研究古代东方史，甚至需要掌握象形文字、楔形文字与梵文之类的语言。”[7]掌握多种外语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文献资料来源的丰富性、研究视野和深化空间上的广度、史料和论述的厚度及对特定问题论说的力度和可信度上，[8]还反映在对史料真实性的考证鉴别上。要知道，“材料的正确性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而对材料加以考证鉴定是“达到材料正确性的唯一方法”。所谓兼听则明，孤证不立。如果我们掌握多种外语，就有可能对一则史料的不同出处或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进行参互比较、考证，从而最大限度地鉴别史料的真伪，提高完整性和可信度。[9]笔者曾读到一篇研究美国对1928-1941年苏联工业化发展的影响的学位论文。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但在其参考文献中竟无一份俄文文献，只有英文史料和中文专著和译著。其问题不仅在于过度依赖英文资料，恐怕也受到作者外语能力，具体而言就是掌握语种的限制。这不能不影响到取材范围、论述深度乃至整体研究质量。在这方面，不乏优秀范例可资参考。譬如，沈志华著《苏联专家在中国》（北京：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第1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2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版）征引和参考了俄文和英文档案、报刊、文献、著作、回忆录和口述史料，成为近年来国内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受到国内外学界好评；李工真著《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利用了大量德文、英文和拉丁文文献，对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推动下的20世纪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洲际大转移进行了深入研究。又如崔丕著《冷战时期美日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也大量利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日文和英文档案史料，在多国多边解密档案互证研究的基础上，对冷战时期美日关系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考察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我们认为，对地区国别史研究而言，如研究对象为非英语国家，则最好掌握该国母语，因其间最权威最丰富的文献资料必定是用该国母语记录的。单纯使用中文资料或汉译二手文献，很难做出原创性成果，而且资料来源也比较有限，这会影响到研究视野、选题范围、文章质量乃至最终结论。浙江大学教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沈坚指出，“1978年后，随着研究的深入，法国史研究越来越专门化，学术规范进一步完善，法语成为必要的工作语言。” [10]就俄国史研究而言，阅读和翻译俄文文献应该成为俄国史研究者的“日课”。以俄国史研究中的“苏联核计划（АП СССР）”研究为例，在俄罗斯原子能部组织编辑的三卷本官方档案文献资料汇编——《苏联核计划：文献资料》[11]出版之前，西方学界虽然对该领域研究起步很早，且有美国建立的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美国威尔逊学者中心数字档案”特别下设的苏联核历史专题及广泛涉及美苏核问题的“ALSOS”核相关问题数字图书馆等研究资源[12]，但因严重缺乏俄文史料支持，导致一些研究成果难免“雾里看花”，甚至“道听途说”，而不具有科学性。只有在俄文档案资料得以解密公开后，学者经过翻译、整理、解读，”客观、科学的苏联核计划研究才成为可能，苏联核计划研究才成为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13]二、丰富语文知识语言贮存着民族的共同记忆，既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历史变迁的见证，一门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活历史。北京师范大学郭小凌教授甚至认为，“语言是历史产生的和发展的先决条件”，“没有语言文字，就没有历史学”。[14]在掌握尽量多的语种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仅有语言还不能用好材料。“要透辟、彻底地了解材料的含义，恰到好处地使用材料，还需要借助于丰富的知识，还要用相关理论来做透镜。”[15]研读专业文献，准确解读和运用材料绝非易事，尤其在翻译专业文献时，学者不具备一定的语文知识便很难胜任。正如“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必须具备古汉语的识读与理解能力，熟悉古文字学、音韵学的规律。”[16]对俄国史研究者来说，首先要打下扎实的俄语基础。要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必须具备足够的俄语词汇量，系统地掌握俄语语法知识。[17]如果从事俄国古代史研究，除了要精通现代俄语语法，还要了解正字法，在阅读古俄语文献，想要了解“俄语历史发展过程中业已消失了的语言旧质”时，还要熟悉俄语历史语法（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a）。[18]在研读和翻译专业文献过程中，除了注意学术观点和最新材料外，还要留心不断积累文献中丰富的语言材料。因为，“俄语作为一种屈折语，有比较明显的词形变化，而且变化的规律性比较强。”通过语言的类推规律建构起个性化的词汇知识库，形成词汇语义场，利用语文知识，解读和分析史料，有时会收到触类旁通，意想不到的效果。[19]另外还应注意标点符号的使用。现代汉语中省略号一般位于段落中间“……”；俄语中省略号可以是三个点“…”，且位于段落的下方。俄语中破折号的使用频率远高于汉语，可以表示词语的省略，包括主谓结构中的系词﹑句子成分的省略、两个表示时间、空间和数量意义的词之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专有名词之间、表示相同词语的省略等，可见其用途之广。俄语中常有双重破折号，主要用于标示句子中的插入结构、嵌入结构、独立同位语、加确语等成分。但是汉译后要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往往要调整或者打乱语序，某些结构汉译后就变成了倒装句，需要重新梳理，或者干脆“编译”。此外，还应熟习俄文惯用表达方式，成语、熟语、谚语、俚语、格言、文学常识；俄罗斯国情学，俄—拉丁字母转写对照表、俄汉音译表、俄汉计量单位对照表（长度、面积、容量、重量、液量、干量等）、俄汉历法对照等国情和实用知识。由于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及人的思想的复杂性，一些特殊表达方式（代号、代称、绰号等）、语言现象（断句、形动词、副动词、无人称句、泛指人称句、不定代词、语句倒装、语音交替、名词活用为动词、形容词的名词化等）及历史人物自创的新词新语等只有当事人才能心领神会、曲尽其妙，这就要求译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语文知识的丰富程度对解读和利用专业文献具有重要意义。比如俄语词汇中包含了一些斯拉夫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如姓氏列宁（Ленин）、斯大林（Сталин）、加米涅夫（Каменев），它们在俄语中的词根分别是“勒拿河”、“钢铁”和“石头”，在英语中则为Lenin、Stalin、Kamenev，如果不懂俄语就看不出原词的词根含义，也就无从联想其姓氏内涵。又如苏联政要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 他在谈判中常常否定西方国家代表的提议，因此被称为“涅特”先生，这里的“涅特”就是俄语“нет”的音译，意思是“不”。关于音译问题，笔者在翻译姓氏“Пономарев”一词时就遇到了困难。该姓应该译成“波诺马廖夫”还是“波诺马列夫”呢？俄语单词中字母“е”和“ё”往往是“雌雄同体”——“ё”也可写作“е”。个别外来词中“йо”和“ио”也可表示“ё”音。如，人名“约瑟夫”（Иосиф）和契诃夫小说中的“姚内奇”（Ионыч）便是这种构词法。最后通过查阅参考资料确定应取“ё”音，译成“波诺马廖夫”。如果不懂俄语，一旦遇到汉译本文献中的误译、漏译和错译，如果我们连基本的辨识能力都没有，就很可能被误导，将错就错，错误解读信息，影响研究质量。三、提高翻译水平“翻译是把一种语言传达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进行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中介手段”。[20]翻译能力也是世界史研究者解读和利用外文材料，开展学术研究的“看家本领”。事实上，许多世界史研究大家同时也是优秀的翻译家，由其译介的译著也为学界了解国外优秀研究成果提供了便利条件。提高翻译水平是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的必然要求，以下简述笔者对翻译俄文文献中词汇处理的几点看法，仅供参考。笔者认为，一篇文献在动手翻译前，首先要做的一点就是简要通读全文，大概掌握文章的写作题材、主要内容、成文年代、作者简介等信息，据此判断该文需要用何种语体来翻译，选用何种色彩的语言来行文等，为通篇材料定下总体基调。笔者对选用译本词汇的主要原则是尽量选用雅词，避免陋译劣译；词汇使用上坚持术语化与规范化；统一翻译标准，避免一词多译；注意按照现代汉语表达习惯和使用规范调整语序，避免倒装；酌情增减字词，补充缺失成分；求信与求雅相统一，既要尽量还原原文，忠实文本，又要考虑到适当修辞和变通，使文义通顺流畅而不失简洁博雅。其次是根据文章特点选用合适的词汇。由于某些术语名词存在一词多义现象，在组成句子时还要考虑其是否通顺；如果不通顺，就要从该词的若干义项中择取一个比较符合文义的义项来填补空缺。在翻译实践中，词汇的选择还存在“色彩”问题。翻译实践中对句子的理解主要体现在词汇义项的斟酌选用上，尤其是对一些敏感词汇在细节方面的处理上最见功力。如翻译“покойник”、“мертвец”等词时，要根据上下文、具体语境和不同场合变通为“死者”、“遇难者”、“先人”等；翻译“труп”、“тело"等词时，要根据实际情况翻译成“遗体”、“尸体”、“遗骸”等不同义项。另外，与“死”有关的词组和句子要注意细节的处理，区分性质、褒贬等。如“перед смертью”形容烈士时要译成“就义前”,形容僧侣则可译成“圆寂前”，中性化形容方式则为“临死前”。翻译“после смерти”时则有“死后”、“去世后”、“仙逝后”、“遇难后”、“驾崩后”等不同的表达方式，要根据具体死者身份和时代的差异，具体问题要做具体分析。词汇问题还体现在口号类文字的翻译上。翻译口号类文字，一般采取语言的经济原则即在能够清楚表达意思的前提下，越简洁、越短
吴建华 ，男，汉族，1957年生。重庆市人，祖籍安徽歙县。历史学教授。1981年12月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现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留校任教。1984-198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进修班学习，主修世界近现代史。1986年上海复旦大学“日本井上清研修班”学习，主修日本近现代史。2005年中共中央党校“中央部属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学习。2006年随重庆市政府代表团出访日本。参访过东南亚、西欧和俄罗斯等国。现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系主任，硕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副会长，教育部教师教育首批“国培”专家，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通讯评委等。在社会工作方面，现任重庆市北碚区政协委员、九三学社重庆市委员会专委会成员、九三学社北碚区委委员、九三学社西南大学委员会副主委、九三学社西南大学一支社主委等。在《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年刊》、《日本问题研究》和《东北亚论坛》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在人民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等出版学术专著4部，主持国家和省部级课题8项，任九年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世界历史》主要编者及《世界历史》教学参考书副主编，获得过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长期从事世界现当代史、日本与东亚史、中学历史教学以及教材编写等教学科研工作。尤其是在日本近现代化和战后东亚经济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因素和历史局限、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国内外政治因素、东西方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战后东亚崛起的时代机遇以及儒教文化与现代化等诸问题提出了个人的观点和见解，在国内外史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
世界历史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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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杂志，是权威杂志
吴建华 ，男，汉族，1957年生。重庆市人，祖籍安徽歙县。历史学教授。1981年12月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现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留校任教。1984-198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进修班学习，主修世界近现代史。1986年上海复旦大学“日本井上清研修班”学习，主修日本近现代史。2005年中共中央党校“中央部属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学习。2006年随重庆市政府代表团出访日本。参访过东南亚、西欧和俄罗斯等国。现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系主任，硕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副会长，教育部教师教育首批“国培”专家，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通讯评委等。在社会工作方面，现任重庆市北碚区政协委员、九三学社重庆市委员会专委会成员、九三学社北碚区委委员、九三学社西南大学委员会副主委、九三学社西南大学一支社主委等。在《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年刊》、《日本问题研究》和《东北亚论坛》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在人民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等出版学术专著4部，主持国家和省部级课题8项，任九年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世界历史》主要编者及《世界历史》教学参考书副主编，获得过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长期从事世界现当代史、日本与东亚史、中学历史教学以及教材编写等教学科研工作。尤其是在日本近现代化和战后东亚经济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因素和历史局限、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国内外政治因素、东西方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战后东亚崛起的时代机遇以及儒教文化与现代化等诸问题提出了个人的观点和见解，在国内外史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
该室在编辑、出版史学理论专业杂志和丛书方面。1987-1989年创办了《史学理论》季刊，1992年，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季刊。这是全国首家唯一的史学理论专业杂志，是史学工作者了解国外史学理论研究状况，和国外同行了解中国国内史学理论动态的窗口和桥梁。《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在史学类刊物中的转载率一直名列前茅。2000年，《史学理论研究》在1069种史地类刊物中，名列第四名（光明日报2001/05/17）；2001年在全国1029种史地类刊物中，名列第三名（光明日报，2002/03/05）。先后策划和启动了《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新史学译丛》、《史学理论丛书》。在科研方面。截止到2011年，出版《斯拉夫文明》、《加拿大文明》、《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史》、《全球化问题》、《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史学理论大辞典》、《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史学理论卷》、《西方史学史》、《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历史与心灵：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传统国家机构与初期工业化》、《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列国志·加拿大卷》、《中世纪的家庭形态》、《社会史研究焦点》、《世界史研究》、《全球化和全球史》、《斯拉夫—东正教风貌》、《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全球化境域中的西方边疆理论》、《历史认识概论》、《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史学概论》、《社会史：理论与实践》《史学导论》等著作。发表各类论文数百篇。2002年，外国史学理论学科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重点学科的成员参与或主持的的课题主要有：院重大项目《世界历史》；院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院重大项目《文明通论》；院重点项目（B）类《生产力革命与文明的嬗变——世界历史前沿问题研究》；院重点项目《德国近代史上的民族、民主与民生问题》；院青年项目《文化观念的变迁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经济全球化和文化的多样性》；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以来美国公民权利发展》等。 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以俄罗斯史和东欧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则以俄罗斯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和外交史，以及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和前南斯拉夫地区史为主，并辅之以共运史。研究室建立于1982年。截止到2011年，先后承担国家“六五”、“七五”、和“九五”社科重点课题多项，完成了《苏联史纲（1917--1937 ）》、《苏联史纲（1953一1964 ）》和《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等集体著作。该室正进行院重点项目和国家“九五”重点项目“苏联兴亡史”研究。该室语种分布较为齐全，有一批专业功底坚实、学术造诣较高的学者，分别从事俄罗斯史、匈牙利史，保加利亚史、南斯拉夫史、波兰史、罗马尼亚史和共运史研究。出版各种专著20多种，重要的有：李显荣的《托洛茨基评传》、陈之骅主编的三卷《苏联史纲》、马龙闪的《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闻一的《布哈林传》，以及马细谱主编的《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阚思静的《卡达尔与匈牙利》、刘邦义的《哥穆尔卡传》、曹特金的《胜利的失败者—布朗基传》、孙耀文的《莫斯科中山大学》、集体项目专著《巴黎公社史》等。截止到2011年，该室有研究人员10人，其中研究员2人，副研究员2人。博士生导师1人，硕士生导师1人。研究室共为国家培养博士5人、硕士4人，大都担任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学术骨干。历任室主任：陈之骅张宏儒李显荣马细谱康春林马龙闪。 西欧北美史研究室成立于1964年，是世界历史研究所最早的研究室之一。该室主要研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加拿大等国的近现代史和当代史。该室曾拥有中国老一辈世界史著名专家黄绍湘教授，还聚集了一批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世界史专家，如张椿年、廖学盛、程西筠、孙成木、王振德、张海涛、朱贵生、周剑卿等研究员。截止到2011年，在编研究人员13人（廖学盛、周荣耀、吴必康、徐再荣、俞金尧、顾宁、秦海波、谢闻歌、金海、王宏波、张红菊、姚朋、黄艳红），其中研究员6名，副研究员5名，助理研究员2名，具有博士学位者7人。西欧北美史学科以马克思主义为宗旨，探讨西欧北美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轨迹，尤其侧重于研究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欧北美各主要国家的历史进程。该学科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史、英国史、法国史、德国史、西班牙史、近代欧洲经济社会史、欧美环境史、近现代欧美国际关系史等。该学科研究人员所掌握的预言有：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古希腊语、拉丁语、俄语等。研究室主要成果：《美国通史简编》，黄绍湘著，人民出版社，1979年；《俄国通史简编》（上、下），孙成木等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朱贵生等著，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西文化交流先驱》，许明龙主编，东方出版社，1992年；《工业社会的勃兴—欧美五国工业革命比较研究》，王章辉、孙娴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法西斯体制研究》，朱庭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会1995年；《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王章辉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大英帝国的瓦解》，张顺洪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权力与知识：英美科技政策史》，吴必康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英美新殖民主义》，张顺洪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欧洲十八世纪的中国热》，许明龙著，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英国文化与现代化》，王章辉著，辽海出版社，1999年；《美国文化与现代化》，顾宁著，辽海出版社，2000年；《美英现代社会调控机制》，吴必康主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恩格斯》，秦海波等著，中国少儿出版社，2003年；《尼克松与美国保守主义新权势集团的崛起》，金海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全球环境问题与国际回应》，徐再荣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德国的政策，1918-1929》，王宏波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历任室主任：程西筠孙成木王章辉黄柯可张顺洪 亚、非、拉史研究室成立于1964年，是世界史研究所最早的研究室之一，曾一度分为亚非史室和拉丁美洲史室。该室主要研究日本、朝鲜、韩国、东南亚、印度、中东诸国及拉丁美洲各国近现代史和当代史。该室在以国别为主的专题研究基础上，加强了跨国别的地区综合性专题研究，并注重探讨当代热点及其根源问题。截止到2011年，该室研究人员承担了多项国家项目、院重大和院重点项目、所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历史探索》（杨灏城），《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问题》（冯秀文），《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问题比较研究》（毕健康）。院重大课题有：《近代日本对东亚的历史影响》（汤重南、张经纬），多卷本《世界历史》之《国际关系卷》（李春放）；《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与白人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刘兰）。院重点课题有《当代中东政治制度研究》（王彤），《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危机管理——以明治、大正期为中心》（张经纬）。截止到2011年，该室研究人员公开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按专题与发表时间为序）：《日本近代史》（万峰，1978年）、《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万峰，1984年）、《从协调外交到自主外交》（武寅，1985年）、《中日现代化比较》（汤重南，1988年）、《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武寅，1997年）、《印度莫卧儿王朝》（陈翰笙，1979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陈翰笙，1983年）、《印度土地制度研究》（黄思骏，1998年)、《埃及近代史》（杨灏城，1985年）、《民族冲突与宗教争端——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杨灏城、朱克柔，1996年)、《纳赛尔与萨达特时代的埃及》（杨灏城、江淳，1997年）、《宗教与世俗——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杨灏城、朱克柔，2000年）、《当代中东政治制度》（王彤，2005年）、《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2005年）、《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年》（李春放，2002年，该书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三等奖，2007年第2版）、《拉丁美洲农业的发展》（冯秀文，2002年）、《中墨关系——历史与现实》（冯秀文，2007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30年丛书之《中国世界历史学30年》（亚非拉近现代史部分）等。亚非拉史研究室的研究领域覆盖日本及东北亚、南亚、西亚、拉丁美洲和非洲。掌握的外国语种有日、韩、英、阿拉伯、俄语、西班牙语等。专业涵盖面较广，科研人员布局比较合理，研究队伍已形成较完整的梯队。研究方向主要为近现代史，兼顾现实问题。 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成立于1978年，该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学科之一，该室人员均有各自国别、地区史的研究领域，并且参加整体世界史的研究。截止到2011年，研究室有在编研究人员7名（郭方、徐建新、易建平、刘健、胡玉娟、邢颖、郭子林、张炜），其中研究员4名、副研究员1名，博士毕业生2名，硕士毕业生1名，在站博士后1名（孙泓）。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的研究宗旨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提供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研究成果，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该室专业研究领域包括：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制度史、古代两河流域史、古代埃及史、赫梯史、古代希腊史、古代罗马史、日本古代史、欧洲中世纪史。所掌握的外国语种有英语、德语、法语、日语、意大利语；古文字有阿卡德文、赫梯文、古埃及象形文字、希腊文、拉丁文。截止到2011年，研究室成员多次承担国家级项目、院重点项目、所级项目，完成了一批在古代中世纪制度史上有重大意义的集体研究课题，包括《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和《古代国家的等级制度》，参加了院重大课题《世界历史》（多卷本）中4大卷5个分册的主持和研究工作。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成员正在进行院重大课题《宗教礼仪制度与古代国家权力》的研究工作。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获得学术界好评，科研成果曾多次获得院所各种级别的奖励。此外，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成员还承担着院、所多项课题研究工作。
世界史论文的发表
墨西哥战争，美国走向帝国美国自从1783年独立战争中获胜以后,便决定要控制整个北美洲。1835年美国煽动墨西哥得克萨斯地区的种植园主叛乱,1845年,美国吞并了得克萨斯,并提出更大的领土要求,不仅要划定得克萨斯与墨西哥的疆界,还要向墨西哥强买加利福尼亚及新墨西哥。于是战争终于不可避免了。1846年,美国对墨西哥宣战。美国第11任总统波尔克(1845年～1849年)派出了一支3500人的正规军,在扎卡里·泰勒(后来成为了第12任总统)的率领下,出击墨西哥北部。波尔克的目标是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亚力桑那、新墨西哥、科罗拉多和怀俄明。衣衫破烂的美军在得克萨斯,一支大约6万人的志愿军加入了泰勒的队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根本就还没有做好应付残酷战争的准备,制服五花八门,甚至破烂不堪。当时的陆军中尉拿破仑·达纳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作了如下描述:“我们这里的人按照自己的喜好穿着各色各样的衣服,有的着五颜六色的衬衣,有的却偏好夹克;戴草帽的有之,戴宽边帽的也不少,甚至有些人还穿着棉裤,看看,这就是我们当时打仗的样子……我戴着一顶旧草帽,穿着宝贝亲自织的蓝色格子裤,可惜的是两个裤腿都磨破了,眼对眼洞对洞。你还记得我的那个外套吗?现在它已经洗白了。这样也好,敌人的子弹就认不出我是个当官的了。”尽管美军已经逼近了边境,但墨西哥人仍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因为从人数上看,墨西哥军超过美军3倍,甚至外界也纷纷看好墨西哥。伦敦的《泰晤士报》就明确说墨西哥军队“强于美国军队”。历史学家罗·菲尔德并没有把分析的目光仅仅停留在双方的制服上,他勾画了一个更加真实的图画:“形势明显对墨西哥不利。墨西哥的人口是725万,只及美国的一半;而且墨西哥正处于一个统治不稳定的政府领导下……军队不可避免地卷入国家权力争夺的内讧中,这样对士气和军纪都是一个相当大的影响;直到1847年墨西哥军队还要求士兵在长官面前必须致敬或者脱帽行礼。”尽管在战场上,墨西哥军队拥有一批新式骑兵,如枪骑兵、轻骑兵、重装骑兵,但美军的优势在于他们的指挥系统。泰勒和斯科特以及其他的一些高级指挥官都是非常优秀的将领,他们有着一批大约200人的、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各级指挥官加以支持。这其中就包括罗伯特·李和尤里西斯·格兰特,也即是这批下级军官在以后的南北战争里却各持一方,互相厮杀。民主党政府派出了军队,但他们从没有真心希望自己的子弟兵顺利凯旋,相反,波尔克总统倒是希望斯科特在通往墨西哥的路上犯足够多的错误。北部战场的胜利使得波尔克冷落了泰勒在最初的几次交锋中,美国在墨西哥以北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取得了先机。然而他们的成功很快就被可怕的流行病大打折扣,霍乱、麻疹和黄热病开始爆发,1846年夏天至少有1500名士兵倒毙。9月份,泰勒进抵蒙特里(现为加州西部一城市)。得克萨斯的骑兵队与美国的正规军一起占领了环城高地上的炮兵阵地,然后他们调转炮口猛轰蒙特里。这次行动造成了120名美军死亡,368人受伤,而墨西哥的死伤人数就更多。攻占蒙特里的消息在美国引起了轰动,大家额手称庆。如此一来,泰勒就成了反对派总统候选人的最佳人选,波尔克本来想就此收手停止战争,但遭到了舆论的强大批评,反对派说总统对墨西哥人太仁慈。波尔克骑虎难下,他只好命令泰勒驻守在蒙特里,他的大部分军队则加入斯科特的队伍,准备直捣墨西哥心脏。从两栖登陆到决战为了彻底打败墨西哥,美国总统波尔克命令美军向墨西哥首都挺进。由于从陆路攻占墨西哥城需要走800公里乡村道路,波尔克决定利用美国的制海权运送一支9000人的军队通过墨西哥湾直抵韦拉克鲁斯(墨西哥东部海港),这支军队由斯科特率领。韦拉克鲁斯是墨西哥东海岸的最大港口,具有重要战略价值。斯科特集中军队1.3万人,配备50门大炮,在海军墨西哥湾分舰队的支援下,进攻该港。海港有4000墨军防守,工事坚固。为完成两栖攻击,斯科特专门订购了特制的登陆艇,并对部队进行了强化训练,做好了周密的准备工作。3月9日开始,美军在韦拉克鲁斯东南5000米处的海滩开始登陆。因墨军未抵抗,美军8000人无一伤亡,顺利登陆。接着,美军开始围攻韦拉克鲁斯,美72艘军舰和陆军的大炮对维拉克鲁斯进行了连续几天的野蛮炮击。在美军猛烈的炮火下,城市受到严重破坏。占领了韦拉克鲁斯后,美军直扑墨西哥首都,9月份,美军兵临墨西哥城。墨西哥总统圣塔安把大部队放在了墨西哥城内,同时在两翼布置了数量可观的军队:一个是马力莫附近的磨坊和另一个是能够俯瞰城内的查培尔佩戈要塞。9月8日,美军乘着夜色偷袭了马力莫,这次冒险非常成功,墨西哥军队被迫撤离了磨坊,后来人们才发现,这个磨坊并不是生产枪炮的地方,而是一个储放粮草的仓库。5天后,对查培尔佩戈的进攻开始了,斯科特调来炮兵对着要塞猛轰了一整天,9月13日早上,500名志愿兵拿着云梯开始强攻。这是一次残酷作战。冲在最前面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们这次行动还写进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之歌》),而突击行动总指挥特威格斯少校拿着心爱的双筒猎枪身先士卒,结果阵亡于此。由于海军陆战队如此英勇,23名军官里有13名在战后立即得到晋升。墨军也毫不含糊,军校里的学生们冒着枪林弹雨,奋勇还击,美军死伤遍地。墨军子弹打光后,与敌展开了白刃格斗。最后,有6名少年学员战斗到最后一人,光荣牺牲,被誉为“少年英雄”。9月13日晚上,圣塔安见大势已去,率领军队就从城里撤退了,他释放了监狱里的全部犯人,为的是给进城的美军添加麻烦。墨西哥城市长向斯科特求情,要求他的军队尊重他的人民的权利。第二天拂晓,美军大批进城。“在入城的时候,美军处处遭到了偷袭,”格兰特在《自传》里写道,“街道上渺无人烟,几乎成了一个死城,除了时不时从隐蔽的地方传来偷袭的枪声外。”一个奇怪的特使还在战争尚未结束的1847年4月,美国总统波尔克派遣国务院秘书尼古拉斯·特里斯特随部队前往墨西哥,他的使命就是要和平地让墨西哥放弃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但到1847年10月,随着战争顺利进行,总统不仅要求更多的土地,而且认为特里斯特有辱使命,要将其召回。但特里斯特拒绝回国。1848年2月2日,特里斯特以最初的指示为基础,谈判并签署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条约规定,美国将付给墨西哥1500万美元,并赔偿因本国公民对墨西哥作战造成的损失费325万美元。作为交换,墨西哥让出了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毫无疑问,波尔克总统对这家伙的自行其是感到不可思议,而国内的扩张主义者也认为美国得的领土太少,但3月10日,参议院居然批准了这个条约,那位无视总统命令的特里斯特先生,一点事都没有。1849年,一直病痛缠身的波尔克拒绝参加总统连任的竞选,回到了田纳西州的家中几个月后就病故了。由于他为美国开拓了大片新边疆并且和平解决了与加拿大的边界问题,被历史学家评为“接近伟大”的总统。美墨战争是美军第一次在异国作战,战争中第一次使用蒸汽战舰。这次战争也是美国第一次由职业军队单独进行的战争。征服的胜利是“伟大的”,但代价并不低廉:至少100万美元的军费以及1.3万名士兵的性命为此作了注脚。而且正如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所说,边疆的扩大,随之而来的是蓄奴州的扩大,并最终使得美国走向了南北战争。美国史论文《美国的西进运动》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打乱了我们的正常学习，不过这也给了我们充足的时间去阅读一些书籍。在何老师的推荐下，我阅读了人民出版社《美国通史》中的《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与《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这两本书，对美国的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感叹于美国由一个地处一隅的小邦在几百年时间内奇迹般地变成一个泱泱大国的同时，我也被美国人民对此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和顽强的创业精神所折服。由于我是从甘肃考到北大的，现在西部大开发又进行的如火如荼，所以我对书中的“大陆扩张 西进运动”这一章特别感兴趣，因此就以此来作为我的读书报告。19世纪发生的西进运动是美国人民由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部地区进行经济大开发和领土扩张的过程,它是美国经济飞跃的重要因素。自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大约经历了100年左右的时间,使美国版图由独立战争时大西洋沿岸13块殖民地至19世纪末延伸到太平洋沿岸的广大地域,它是美国历史上一次跨越时空、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社会迁移运动,被美国历史学家特纳称之为体现“美国精神”的伟大运动。千百万的美国人民胼手胝足、艰苦奋斗,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飞跃,使美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1783年美国赢得了独立。按照《巴黎和约》的规定,美国领土从独立前13州90多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30多万平方公里,它南至佛罗里达,北接加拿大与大湖地区,东起大西洋沿岸,西止密西西比河。然而这一点领土并不足以满足美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美国开始向密西西比河以西扩张，用购买和战争手段兼并了法国、西班牙、英国的殖民地和墨西哥的大片国土。1803年，美国乘拿破仑忙于应付欧洲战争之际，从法国手中以1500万美元价格购买了称为路易斯安那的广大地区(面积约为83万平方英里)。1810年和1819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得佛罗里达；1846年，又强迫英国订约，把美国北部北纬49度的国界线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排挤走了这个地区的英国人。1846年和1853年，美国与墨西哥发动战争，胜利后购买了墨西哥的大片国土，总计约95万平方英里。到1853年，美国已把它的国境线推进到太平洋沿岸，领土面积达777万平方公里，比宣布独立时的版图增加7倍多。在大陆扩张的过程中，“天定命运”的理论也随之诞生。1845年7月,美籍爱尔兰人民党纽约刊物《美国杂志和民主评论》主编约翰•奥沙利文宣称,外国政府企图阻止得克萨斯合并,这样限制了上帝把天定命运扩展到北美大陆的意志,从而首次提出了“天定命运”的口号,接着众议员罗伯特•温思罗普1846年1月3日在国会中提出:“我们天定命运的权利是扩展到整个大陆。”奥沙利文又积极鼓吹他的理论,1845年12月27日在《纽约晨报》上再次大肆渲染:“上帝赋于我们在整个大陆发展的权利是天定命运。”其基本含义有三点，其一为美利坚合众国建立的必然性；其二为美国领土扩张的合法性；其三为传播民主制度的神圣性。由于1837年至1845年经济危机的打击，各种新的社会思潮的涌现，以及人口迅速增加的巨大压力，“天定命运”说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盛极一时，被统治阶级视为恢复经济的一剂良方，也成为美国扩张主义者的有力工具，在当时被广泛地用来论证美国吞并俄勒冈、兼并得克萨斯、侵略墨西哥的合理性。在大陆扩张的同时，美国也开始了向西部广大地区的移民和拓殖过程，即西进运动。美国的西部是指阿巴拉契亚山以西至太平洋沿岸这一广大地区,但又以密西西比河西岸为界将西部一分为二:密西西比河以东为旧西部,以西为新西部。习惯上人们又把新西部一分为二,其分界线是落基山,落基山以西至太平洋沿岸称远西部,以东至堪萨斯城南北一线为大草原。在西进运动中，首先是对旧西部的开发。联邦国会分别于1784年、1785年和1787年连续颁布了有关开发旧西部的3个土地法令和土地条例;不久又颁布了在旧西部建立领地制的法令,根据该法令遂于同年(1787年)建立了“西北领地”,1790年建立了“西南领地”。旧西部的开发正式开始了,并出现了南北两大开发区:西北开发区(西北领地)、西南开发区(西南领地)。所谓“领地制”就是在开发的地区由联邦国会任命的总督、书记官和3名法官来治理,一旦该领地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建立州政府加入美利坚合众国而成为一个州。在这些优惠政策鼓舞下,那些来自东部沿大西洋各州的拓荒者以及海外的投资者首先涌入俄亥俄河以北地区,并于1787年～1788年在西北领地建立了第一个移民点;部分移民沿俄亥俄河顺流而下,在今辛辛那提亦建立了移民点。1803年,西北领地的俄亥俄地区符合建立州的条件,便建立了自西进运动以来的第一个州,即俄亥俄州。西北领地的不断开发与移民的大批涌来,相继又建立了一些领地,如印第安纳领地(1800年)、密执安领地(1805年)、伊利诺斯领地(1809年)。到1802年,印第安纳领地已有人口2.5万人,伊利诺斯领地有人口1.3万人。到1814年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交汇处以北至五大湖地区被开发出来,形成美国最大的粮仓,即有名的大湖平原。大湖平原的被开发是美国西部开发进程中的一大胜利,为美国建立了一个大农业基地。美国政府为了进一步开发西部,又分别于1800年、1804年和1820年颁布了更优惠的土地法令。如1800年的土地法令规定:每英亩(等于6.072市亩)土地以两美元价格出售,一次可购买320英亩,在20天内付清地价的1/4,4年内付清其余地价,其土地便成为购者的地产。1804年的土地法令规定:地价降为1.64美元一英亩,一次可购买160英亩。1820年土地法令再次降低地价和缩减购买土地的数量,每英亩地价下调到1.25美元,每次可购买80英亩。这样一再下调地价和缩小购买地皮数量的政策,目的是鼓励中小农牧场主到西部来,也是为防止大地产的产生和土地投机的猖獗。到1830年,拓荒者和移民便涌入肯塔基、印第安纳波利斯和威斯康星等地,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领地。自1831年起,来自东部和欧洲的移民继续向西北领地涌来,从而又建立了衣阿华和明尼苏打两个领地。到1858年,上述所有领地都相继符合建州条件,建州后都加入了联邦。旧西部的西北领地就这样开发出来了。在开发西北领地的同时,西南领地亦逐步被开发出来。西南领地为旧西部的第二大开发区,来自美国东部诸州以及国外的移民亦如潮水般地汹涌而来,6年后便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州,取名田纳西州。到1800年在西南领地定居开发的人口已达30万人之多,主要从事种植玉米和烟草。1793年,惠特尼发明轧棉机,这一发明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棉花种植业的发展,而棉花种植业的发展又推动了各类移民向墨西哥湾以北的大平原涌入。到1819年仅在海湾平原定居的人口达20万人,向他们出售的土地达228万英亩(1384.4万市亩),他们在1817年和1819年分别建立了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并成为合众国的成员州。拓荒者们在这里大规模地种植棉花,所产的棉花占全国棉花的1/2,被称为“棉花王国”。棉花种植园主们和其他拓荒者越过密西西比河向阿肯色扩张。1819年阿肯色获得领地地位,到1835年该地人口已达7万人。南北战争前夕,旧西部形成了南北两大平原开发区:大湖平原和海湾平原,前者在北,以生产玉米和小麦为主,使用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海湾平原在南,以生产棉花和烟草为主,利用奴隶进行生产。这样就造成了美国那时的“一国两制”的局面,而南北战争爆发的原因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劳动制度。随着南北两大平原的开发,表明整个旧西部已基本上被开发出来了。随着旧西部的开发，新西部的拓殖也逐渐展开来。1804年,杰斐逊总统为了开发新西部派遣了两个考察团,一个考察团从圣路易斯城出发,沿密苏里河与哥伦比亚河前进,在新西部的北方地区考察,向西一直抵达太平洋沿岸;另一个考察团在新西部的中南地区考察,向西直达红河。这两个考察团的活动拉开了开发新西部的帷幕。在开发新西部的进程中,首先开发的是远西部,它的开发是和4件大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第一,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以武力和外交手段从邻国墨西哥手中夺得了得克萨斯、新墨西哥、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和亚利桑那等地,并开始向这些地区大规模地移民,进行开发,到19世纪末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工农业基地,为合众国的州成员。第二,大规模地建筑交通设施。拓荒者们最先在这无路可走的荒原开辟了由旧西部西行,越过大草原,翻过落基山通往太平洋的数条通道,其中最有名的是“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小道”。这些通道的开辟在铁路和公路未建造前起了莫大的作用,成千上万的拓荒者和各种类型的移民就是通过它们到达远西部开发的。1862年,联邦国会决定成立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太平洋铁路公司,并确定由这两个铁路公司建造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与此同时还建造了从堪萨斯城向西横穿大草原到丹佛的铁路,并且在夏延与联合太平洋铁路接轨。1864年联邦中央政府批准建筑北太平洋铁路。1879年建成托皮卡至圣菲的铁路。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后掀起了建造铁路的热潮,到1893年在旧西部和新西部建成以四大干线为核心的铁路网:联合太平洋铁路(1881年)、北太平洋铁路(1882年)、大北方铁路(1893年)和芝加哥—圣保罗铁路。美国仅在1862～1893年在其西部建造的铁路就高达22.53万公里,比目前我国全国铁路至少多两倍。此外还开辟了许多内河航线,开凿了多条运河,修筑了数万公里的公路。大规模地建造近现代化的全国交通运输网是美国开发新西部和旧西部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同时也是开发西部的主要内容。第三,19世纪50年代在远西部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淘金热”,从而拉动了远西部的大开发。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发现了金矿。淘金者从美国各地和世界各国蜂拥般的向远西部奔来,因而远西部人口大增,也因此使这里的开发进入了高潮。“淘金热”一方面吸引来大批的移民,另一方面也给美国的西部开发,尤其是远西部的开发带来巨额资金。到19世纪60年代“淘金热”过去之后,大批淘金者转入工业、商业、农业及其他行业,远西部亦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第四,南北战争(1861～1865年)以北方的胜利而结束,消除了阻碍国家发展的分裂局面,可以集中国家的主要力量来进行西部尤其是远西部的开发。对大草原的开发是在南北战争之后开始的。过去拓荒者们在旧西部开发出来后没有在大草原停留下来便直奔远西部去了,这是因为大草原降水量很少,每年平均降水量不足51厘米,是干旱荒无人烟之地,移民们无法在这里定居开发,只好越过它。但是南北战争后出现了促使其得以开发的许多重要因素。首先是农业技术的新发明,如旱地农业耕作法和适用于开发大草原的农具;其次是大规模建造铁路和其他交通设施;再次是1889年3月经总统批准的《宅地法》亦适用于大草原,根据这一土地法令,任何美国公民只要缴纳10美元证件费就可以得到160英亩(971.5市亩)土地,在该土地上耕种5年便可获得绝对产权;第四,工商业不仅在东部发达地区而且在旧西部甚至在远西部亦发展起来,因而对原料产地、工业品、销售市场和资本投资市场的需求日益扩大。这些因素，形成了推动开发大草原的强大动力，进而推动了美国的进一步发展。这样,到19世纪90年代,北起美国加拿大边境,南至墨西哥湾,东起堪萨斯城南北一线,西至落基山这样一片广大的草原终于开发出来了,形成了美国最大的牧业基地和农业的又一个大基地。1890年,美国人口调查局向世人宣布:“现在未开发的土地大多已被各个独自为政的定居者所占领。”美国史学家特纳就此发表评论说:“这一简略的官方说明表示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运动已告结束。”特纳所说的“伟大的运动”显然是指美国的西进运动。西部大开发彻底改变了美国的面貌:大片荒地被开垦出来,大批的资本主义农场建立起来,西部农业的发展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原料、出口产品和国内市场;使美国的劳动力布局有所改变:促进了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东西部互补性贸易迅速发展;西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还满足了工业发展的需要,交通运输业也飞速发展……美国的西进运动激发了美国人的创造力和经济活力,提高了美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对美国整个国民经济的起飞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它扩大了美国领土,巩固了资本主义政权。此外,在西部新开辟的土地上,是按北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经营还是按南方种植园奴隶制的生产方式经营,成为引发南北战争的原因之一,南北战争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进一步开辟了道路,使资本主义统治进一步巩固。更为重要的是,持久而艰巨的西部开发,磨练了美国人的意志品质,增强了美国人的民主意识,培养造就了美国人那种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积极探索、锐意进取、勇于开拓的民族精神。同时形成的独特的西部文化,影响也十分深远,成为世界文化瑰宝之一。美国干涉墨西哥1910—1917年革命探析在墨西哥1910-1917年资产阶级革命期间，美国政府曾两次出兵对其进行干涉。与美国历史上其它无数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相比，这两次侵略行为尽管微不足道，但与同一时期美国对拉丁美洲地区频频发动、成果颇丰的军事行动相比，这两次军事干涉行为又具有“规模最大和军事成果不明显”的特点。由于这两次军事行动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美国参加欧洲战争之前，这一特殊的历史大背景对于促使美国参加欧战、进行军事改革、增强军事力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通过探讨这两次军事行动，也可以折射出同一时期美国出兵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性质和某些特点。 对于这两次军事行动，许多论著和材料只是作了粗略的概述，或仅就某个或某些方面进行了简单论证，没有作详尽的全貌记载和深入细致的论述。笔者对两次军事行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首先简单回顾了两次军事行动前美国国内迅猛发展的经济力量、日渐涌动的扩张思潮和在世界各地频频发动的军事行动，重点论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对于19101917年革命前墨西哥的国内状况和1910-1917年革命的经过，也作了简单介绍。文章进而从经济、政治和军事战略等方面分析了美国进行武力干涉的原因，较为详尽地论述了两次军事行动的导火索、战争目的、计划和进程。文章最后从性质、美国失败的原因、历史影响和特点等几方面对两次军事行动进行了述评。同时，也驳斥了某些资产阶级学者的错误说法和观点。从性质上看，美国的两次军事行动无疑是典型的侵略之举；战争的性质、墨西哥各阶层的反抗、拉丁美洲等国际进步力量的有力支持和美国日益卷入欧战的危机形势等因素让美国的干涉行动遭到了失败。同时，两次武装干涉行动对美墨两国的历史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军事层面讲，两次军事行动无异于美国军队的一次大演习和大练兵，为即将参加的欧战树立起了一种战争精神，更重要的是暴露了美国军事上存在的许多问题，使美国政府和军方得以及时改正；两次军事行动也加速了美国《1916年国防法》等军事法律的产生，加速了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脚步。对于墨西哥而言，美国的干涉行动阻碍了其历史进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强化了墨西哥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维护国家资源的意识。两次军事行动有以下特点：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悬殊；美国的两次出兵，规模大、时间长、耗资多，但军事成果微乎其微；两次军事行动也显示了现代战争的雏形或某些特点；“潘兴远征”具备了美国当代“低强度战争”的许多特点；在两次干涉墨西哥革命中，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上演，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在两次军事行动中发生了的激烈的碰撞、冲突和矛盾，理想主义最终遭到破产。
吴忠民，男，1959年10月出生于青岛市，汉族。
1985年硕士生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胡滨教授）。1985年9月至2000年4月在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1988年被破格聘为副教授；1992年又被破格聘为教授。在山东大学工作期间，自1995年起，历任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社会发展学院院长等职。
2000年5月调至 *** 中央党校工作。现为 ***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入选者，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
享受国家 *** 特殊津贴。 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公正研究；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研究。
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社会学研究》、《科技导报》、《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保障研究》、《人口研究》、《学术界》、《江海学刊》、《天津社会科学》、《江苏社会科学》、《文史哲》、《社会科学》、《东岳论丛》、《社会科学研究》、《江汉论坛》、《社会科学战线》、《孔子研究》、《孔孟月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理论动态》、《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 中央党校学报》、《理论前沿》等中文核心学术期刊与海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00 余篇；在《南方周末》、《中国经济时报》、《人民日报》、《 *** 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纸发表数十篇文章；独立撰写《历史原脉与现实走向――历史社会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中国社会发展论》（湖南出版社1995年出版）、《渐进模式与有效发展――中国现代化研究》（东方出版社1999年出版）、《社会公正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主编《发展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等教材，还合作撰写了多部专著及教材。 其研究成果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学术年鉴》、《中国出版》、《中国图书评论》、《社会学研究》、《博览群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经济时报》等重要媒体曾专文介绍、评论其专著。其论文也多次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中国社会学年鉴》、《中国哲学年鉴》、《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历史研究》、《读书》、《书摘》、《中外书摘》、《文摘报》、《报刊文摘》、《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转载、转摘或介绍。
主持承担了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其他类别的研究项目。 2 *** 青岛市委常委、市委农工委书记王伟，王伟书记1982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
2002年被评为高级经济师。2004年1月 *** 中央党校法学理论研究生毕业。
曾担任《环渤海经济圈》山东卷主编并撰写部分章节。 3杨传堂， *** *** 自治区党委书记。
1954年5月生， 山东禹城人，1976年6月加入中国 *** ，1972年6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1981年2月-1983年1月，在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干修科当学员。
作者： 60.208.106.* 2006-9-29 09:32 回复此发言 4郑洪刚，男，教授、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原西安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获国务院 *** 特殊津贴，兵器工业总公司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陕西省先进工作者等。
近年来先后发表论文30多篇，并有多篇论文获奖，兼任中国兵工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陕西省党建研究会理事等。 5程汉大 男，1948年出生，山东昌乐人。
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1975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政史系，后留校任教。
曾任山东师大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主任，世界史学科点（省重点学科）负责人，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并为全国英国史研究会理事，山东省史学常务理事。近年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任教。
长期从事世界史和英国政治法律制度史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出版《英国政治制度史》、《英国议会制度》、《英国法制史》等专著，并在《世界历史》、《史学月刊》、《政法论丛》等刊物上发表关于英国法制史的学术论文数十篇。著作成果多次获奖，1997、2001年获山东省 *** 社科二等奖各一项，1996、2001年获山东省教委社科成果二等奖各一项，曾主持多项省部级课题研究。
6岳 庆 平 1953年生。1982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8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生毕业，留校任教，历史系副教授。
著有《中国的家与国》、《家庭变迁与社会变革》、《中国秦汉习俗史》等。主编辞典和丛书多部。
发表论文50余篇。
摘要]外语能力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必要技能，是研读和运用外文材料的基本条件。研究者的掌握语种、语文知识和翻译水平是衡量专业外语能力的主要指标。本文以俄国史研究者的俄语能力建设为例，基于学习研究中积累的翻译经验和语言材料，探讨俄语能力问题对俄国史研究的影响，最后以词汇问题的处理为例，指出提高翻译水平的路径之一，进而对加强专业外语能力建设，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提供参考。[关键词]世界史研究；俄国史；翻译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尤其是2011年升为一级学科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具体表现在：学术研究质量不断提高，领域不断扩大，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现，不仅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也得到了国外同行的密切关注。”[1]在论文成果方面，仅2018年全年在国内期刊正式发表的世界史论文（包括研究性论文、书评、研究综述和会议综述）就有1220篇，其中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转载98篇。[2]科研项目方面，在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名单中，世界历史立项总计108项[3]，充分体现了当前国内世界史研究的规模与能力。不过，我们虽然建立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但目前中国世界史研究后备人才的培养仍存在许多不足有待完善，外语能力的建设，尤其是专业文献的翻译问题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外语能力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必要技能，是研读和运用外文材料的基本条件。要知道，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从阅读资料（史料）开始的。史料的搜集与阅读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论文的整体风貌与是否具有原创性。[4]“研究外国史，各国现代外语是研究国别史的起码条件，否则连专业的门都没有入。如果研究古代文明史，那象形文、楔形文、梵文、古希腊文、拉丁文都是入门的钥匙。只有掌握了这些钥匙，进入文本层次的研究，才能说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或古典学算是真正登堂入室了。”[5]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世界史研究而言，专业外语能力主要包括掌握语种、语文知识和翻译水平三个方面。一、扩大掌握语种当前我国世界史研究人员掌握语种不多，限制了获取和运用材料的能力。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能使用英文，但懂得其他语种的人却很少。且“由于语种的限制，我们在使用材料时无法做到多样化，更谈不上对多种材料进行比对和筛选。”[6]而“在欧美国家，要想研究世界历史，最少得会三门外语。如果是世界古代史，则需精通至少一门古典语言——拉丁语或古希腊语。研究古代东方史，甚至需要掌握象形文字、楔形文字与梵文之类的语言。”[7]掌握多种外语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文献资料来源的丰富性、研究视野和深化空间上的广度、史料和论述的厚度及对特定问题论说的力度和可信度上，[8]还反映在对史料真实性的考证鉴别上。要知道，“材料的正确性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而对材料加以考证鉴定是“达到材料正确性的唯一方法”。所谓兼听则明，孤证不立。如果我们掌握多种外语，就有可能对一则史料的不同出处或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进行参互比较、考证，从而最大限度地鉴别史料的真伪，提高完整性和可信度。[9]笔者曾读到一篇研究美国对1928-1941年苏联工业化发展的影响的学位论文。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但在其参考文献中竟无一份俄文文献，只有英文史料和中文专著和译著。其问题不仅在于过度依赖英文资料，恐怕也受到作者外语能力，具体而言就是掌握语种的限制。这不能不影响到取材范围、论述深度乃至整体研究质量。在这方面，不乏优秀范例可资参考。譬如，沈志华著《苏联专家在中国》（北京：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第1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2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版）征引和参考了俄文和英文档案、报刊、文献、著作、回忆录和口述史料，成为近年来国内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受到国内外学界好评；李工真著《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利用了大量德文、英文和拉丁文文献，对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推动下的20世纪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洲际大转移进行了深入研究。又如崔丕著《冷战时期美日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也大量利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日文和英文档案史料，在多国多边解密档案互证研究的基础上，对冷战时期美日关系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考察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我们认为，对地区国别史研究而言，如研究对象为非英语国家，则最好掌握该国母语，因其间最权威最丰富的文献资料必定是用该国母语记录的。单纯使用中文资料或汉译二手文献，很难做出原创性成果，而且资料来源也比较有限，这会影响到研究视野、选题范围、文章质量乃至最终结论。浙江大学教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沈坚指出，“1978年后，随着研究的深入，法国史研究越来越专门化，学术规范进一步完善，法语成为必要的工作语言。” [10]就俄国史研究而言，阅读和翻译俄文文献应该成为俄国史研究者的“日课”。以俄国史研究中的“苏联核计划（АП СССР）”研究为例，在俄罗斯原子能部组织编辑的三卷本官方档案文献资料汇编——《苏联核计划：文献资料》[11]出版之前，西方学界虽然对该领域研究起步很早，且有美国建立的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美国威尔逊学者中心数字档案”特别下设的苏联核历史专题及广泛涉及美苏核问题的“ALSOS”核相关问题数字图书馆等研究资源[12]，但因严重缺乏俄文史料支持，导致一些研究成果难免“雾里看花”，甚至“道听途说”，而不具有科学性。只有在俄文档案资料得以解密公开后，学者经过翻译、整理、解读，”客观、科学的苏联核计划研究才成为可能，苏联核计划研究才成为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13]二、丰富语文知识语言贮存着民族的共同记忆，既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历史变迁的见证，一门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活历史。北京师范大学郭小凌教授甚至认为，“语言是历史产生的和发展的先决条件”，“没有语言文字，就没有历史学”。[14]在掌握尽量多的语种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仅有语言还不能用好材料。“要透辟、彻底地了解材料的含义，恰到好处地使用材料，还需要借助于丰富的知识，还要用相关理论来做透镜。”[15]研读专业文献，准确解读和运用材料绝非易事，尤其在翻译专业文献时，学者不具备一定的语文知识便很难胜任。正如“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必须具备古汉语的识读与理解能力，熟悉古文字学、音韵学的规律。”[16]对俄国史研究者来说，首先要打下扎实的俄语基础。要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必须具备足够的俄语词汇量，系统地掌握俄语语法知识。[17]如果从事俄国古代史研究，除了要精通现代俄语语法，还要了解正字法，在阅读古俄语文献，想要了解“俄语历史发展过程中业已消失了的语言旧质”时，还要熟悉俄语历史语法（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a）。[18]在研读和翻译专业文献过程中，除了注意学术观点和最新材料外，还要留心不断积累文献中丰富的语言材料。因为，“俄语作为一种屈折语，有比较明显的词形变化，而且变化的规律性比较强。”通过语言的类推规律建构起个性化的词汇知识库，形成词汇语义场，利用语文知识，解读和分析史料，有时会收到触类旁通，意想不到的效果。[19]另外还应注意标点符号的使用。现代汉语中省略号一般位于段落中间“……”；俄语中省略号可以是三个点“…”，且位于段落的下方。俄语中破折号的使用频率远高于汉语，可以表示词语的省略，包括主谓结构中的系词﹑句子成分的省略、两个表示时间、空间和数量意义的词之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专有名词之间、表示相同词语的省略等，可见其用途之广。俄语中常有双重破折号，主要用于标示句子中的插入结构、嵌入结构、独立同位语、加确语等成分。但是汉译后要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往往要调整或者打乱语序，某些结构汉译后就变成了倒装句，需要重新梳理，或者干脆“编译”。此外，还应熟习俄文惯用表达方式，成语、熟语、谚语、俚语、格言、文学常识；俄罗斯国情学，俄—拉丁字母转写对照表、俄汉音译表、俄汉计量单位对照表（长度、面积、容量、重量、液量、干量等）、俄汉历法对照等国情和实用知识。由于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及人的思想的复杂性，一些特殊表达方式（代号、代称、绰号等）、语言现象（断句、形动词、副动词、无人称句、泛指人称句、不定代词、语句倒装、语音交替、名词活用为动词、形容词的名词化等）及历史人物自创的新词新语等只有当事人才能心领神会、曲尽其妙，这就要求译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语文知识的丰富程度对解读和利用专业文献具有重要意义。比如俄语词汇中包含了一些斯拉夫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如姓氏列宁（Ленин）、斯大林（Сталин）、加米涅夫（Каменев），它们在俄语中的词根分别是“勒拿河”、“钢铁”和“石头”，在英语中则为Lenin、Stalin、Kamenev，如果不懂俄语就看不出原词的词根含义，也就无从联想其姓氏内涵。又如苏联政要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 他在谈判中常常否定西方国家代表的提议，因此被称为“涅特”先生，这里的“涅特”就是俄语“нет”的音译，意思是“不”。关于音译问题，笔者在翻译姓氏“Пономарев”一词时就遇到了困难。该姓应该译成“波诺马廖夫”还是“波诺马列夫”呢？俄语单词中字母“е”和“ё”往往是“雌雄同体”——“ё”也可写作“е”。个别外来词中“йо”和“ио”也可表示“ё”音。如，人名“约瑟夫”（Иосиф）和契诃夫小说中的“姚内奇”（Ионыч）便是这种构词法。最后通过查阅参考资料确定应取“ё”音，译成“波诺马廖夫”。如果不懂俄语，一旦遇到汉译本文献中的误译、漏译和错译，如果我们连基本的辨识能力都没有，就很可能被误导，将错就错，错误解读信息，影响研究质量。三、提高翻译水平“翻译是把一种语言传达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进行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中介手段”。[20]翻译能力也是世界史研究者解读和利用外文材料，开展学术研究的“看家本领”。事实上，许多世界史研究大家同时也是优秀的翻译家，由其译介的译著也为学界了解国外优秀研究成果提供了便利条件。提高翻译水平是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的必然要求，以下简述笔者对翻译俄文文献中词汇处理的几点看法，仅供参考。笔者认为，一篇文献在动手翻译前，首先要做的一点就是简要通读全文，大概掌握文章的写作题材、主要内容、成文年代、作者简介等信息，据此判断该文需要用何种语体来翻译，选用何种色彩的语言来行文等，为通篇材料定下总体基调。笔者对选用译本词汇的主要原则是尽量选用雅词，避免陋译劣译；词汇使用上坚持术语化与规范化；统一翻译标准，避免一词多译；注意按照现代汉语表达习惯和使用规范调整语序，避免倒装；酌情增减字词，补充缺失成分；求信与求雅相统一，既要尽量还原原文，忠实文本，又要考虑到适当修辞和变通，使文义通顺流畅而不失简洁博雅。其次是根据文章特点选用合适的词汇。由于某些术语名词存在一词多义现象，在组成句子时还要考虑其是否通顺；如果不通顺，就要从该词的若干义项中择取一个比较符合文义的义项来填补空缺。在翻译实践中，词汇的选择还存在“色彩”问题。翻译实践中对句子的理解主要体现在词汇义项的斟酌选用上，尤其是对一些敏感词汇在细节方面的处理上最见功力。如翻译“покойник”、“мертвец”等词时，要根据上下文、具体语境和不同场合变通为“死者”、“遇难者”、“先人”等；翻译“труп”、“тело"等词时，要根据实际情况翻译成“遗体”、“尸体”、“遗骸”等不同义项。另外，与“死”有关的词组和句子要注意细节的处理，区分性质、褒贬等。如“перед смертью”形容烈士时要译成“就义前”,形容僧侣则可译成“圆寂前”，中性化形容方式则为“临死前”。翻译“после смерти”时则有“死后”、“去世后”、“仙逝后”、“遇难后”、“驾崩后”等不同的表达方式，要根据具体死者身份和时代的差异，具体问题要做具体分析。词汇问题还体现在口号类文字的翻译上。翻译口号类文字，一般采取语言的经济原则即在能够清楚表达意思的前提下，越简洁、越短
世界史论文难发表
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史考研经验分享
两年时间匆匆而过，终于得到了拟录取的通知，不禁松了一口气。回想这两年的复习和考试，心中有些感慨，走了不少弯路，也做了一些不必要的事情，浪费了许多宝贵的复习时间，在此特别写下来，希望能让看到这段经验的考生不再犯和我一样的错误。
笔者世界史专业毕业，本科就读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一所师范类高校，母校在世界史方向有一定成就。因为我的兴趣方向主要集中于德国史，特别是近现代的德国，所以选择考取华东师大的世界史研究生，想在这一方向继续深造。我觉得考研时我和身边的一些同学朋友主要遇到了以下一些问题：
一、考研学校的选择问题
相信很多同学在决定考研之后，第一时间便会遇到院校选择的问题，这里仅介绍我的一点经验和实际面临过的问题，希望对各位同学有所帮助。我的本科是一所世界史特长的高校，并且我本人也受到了世界史专业的培养和训练，我很感谢我的本科学校对我基础知识和能力的培养。但我本人的兴趣方向是德国近现代，我的母校没有这个方向的老师，所以我在大二大三这个阶段就选择考研去其他学校读书。在择校方面，比起中国史，世界史的选择比较少一些，因为大部分能招收历史学研究生的院校，中国史学科建制都比较全，基本上各个方向都有老师可以带学生，相比之下世界史的硕士点和老师就少一些。比如我德国史这方面能选择的院校基本就是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华中师大和华东师大。这四所院校的德国史方向老师相对较多，并且研究方向各有侧重，比如华中师大主要方向就是德国二战和冷战时期的研究。我本人更想做一些近代时期的研究，最后选择了考取华东师大的硕士。
话题谈到这里，院校的选择还并没有结束，兴趣只是选择因素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要考虑一些其他的客观问题。
第一个就是要关注国家政策和所选择高校的政策变化。先说院校政策的变化，相信考研的同学们对于这两年自命题高校纷纷改统考的事情有所耳闻，在我大二大三这个阶段确定考研华东师大后，华东当时还是自命题高校，并且考研推荐的书目也是华东自己的教材，所以我在买了华东教材和华中上岸学长学姐的复习资料、笔记进行复习。因为大三到大四的那个暑假华中还没说改统考，所以我就只复习了世界史。然后让我比较蒙的事情就发生了，华东在9月突然宣布改成统考，意味着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要加入我的复习范围。我自身是世界史专业出身，中国史修完必修课就没再继续学习，可以说很多东西都还给老师了，中国史基础不是很好，也没早早开始复习，所以第一次考试以微小的差距没有进到复试，遗憾落败。第二年痛定思痛早早开始补中国史的内容，但上学的时候我就没弄明白中国史很多问题，自学肯定是弄不明白的，于是我买了网上一些上岸的学长学姐，包括我舍友的复习笔记，同时还选择听了网上一些现成的中国史通史网课（关于具体复习的选择和安排我下面会讲）。特别是在我啃书的时候，还听到了好消息，今年统考名词解释取消了，可以说非常幸运了，减少了我很多复习的压力，于是第二次有惊无险地上岸了。
再有就是要关注国家政策，今年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自命题考生不能调剂统考院校，只能调剂自命题；而统考的考生不仅能调剂统考院校，还能调剂自命题院校。这个政策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舍友中国史中古方向，自身实力比较强，本科期间参加过学术论坛，并且在论坛上宣读过论文，还发表过文章。但他，怎么说呢，按我们家乡话说就是有点轴吧，一心认准北大，想去那读书。第一年考的分数和名次差的不是很远，差十名进复试，于是第二年选择继续考，遗憾依旧没有考上，分数很高，比我分数都高，但因为今年政策的变化，于是只能选择一些自命题高校进行调剂，选择就少了很多。他是因为分数比较高，所以还能有一些选择的余地，如果一些分数比较低的同学，比如刚过国家线，这样的同学还是自命题考生就比较难受了，如果是统考的考生，一志愿没上线的情况下，也会比自命题考生选择多一些。不知道明年考研的政策会如何变化，所以有考研意向的同学们一定要注重每年的国家政策和目标院校政策的变化。
第二个要考虑的就是，同学们如果要选择目标院校的话，笔者建议要根据自己的实力做一个评估后再做决定。这里继续拿我室友举例（我询问过他意见了，他不会介意），之前我说过中国史的选择还是比我们世界史多一些的，他除了北大还可以选择比如人大、武大、南开这样的中古史研究实力也很强且录取名额比北大要多的学校考试，我觉得以他水平进复试应该没有问题。他自己也跟我讲，确实是高估了自己的水平，因为也是二战了，等不起了，所以今年选择了调剂。不过空说实力评估也不是很具体，这里我推荐一个我这位室友总结出的实力评估方法。我室友将考研考试的能力分为三档：
第一档是能在考试前把目标院校推荐的教材和一些市面流行的教辅上的知识点背下来，就是死背。比较欠缺用自己语言来陈述知识点，以及缺少遇上一些历年考试没有遇上过的问题或者问法灵活的问题时应变的能力。学术能力稍差，就是写论文比较痛苦，对于考取方向近年主要研究成果、专著和老师也不是很熟悉。这种考生建议可以选择一些有一定实力的一本院校进行考试。
第二档是能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基础上，看过十本以内的自己想考取方向或者目标院校的除教材外的专业书籍，有一定学术能力（因为考研不只是初试，很多好的学校复试都会问学术类问题，这个也要在考虑范围内），建议可以选择有学术特长的几所一本院校和211考试，985也可以尝试挑战。
第三档，是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可以打破书本或者教材约束好的框架，答题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可以讲出一些重要知识点，并且具有一定的和其他知识点进行联动的能力。同时具备有一定学术能力基础和阅读量的考生，可以选择985院校挑战。
Ps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拿“论述唐代两税法”这个题来举例
如果是第一档的学生，基本上对于这个知识点的掌握就是，唐代杨炎所创，一年分夏秋两次收税，收实物税逐渐向货币税改良，以原有的户税和地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而制定新的税收制度等等教材、教辅上零散的内容。
如果是第三档的学生，除了上述之外，他们还会想到一些更具深度和广度的知识。比如他们可能会想到，两税法改革的背景是随着安史之乱和以均田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度瓦解，大量的普通民众因为战乱和土地兼并的原因失去土地难以为生，进而大量流亡。国家失去了对土地和人口的管控，原有的税制从根本上遭到破坏，国家为了提高财政收入，就有了很多对策。先是地方逐步进行自我改革，然后国家统一把租庸调这种以均田制为基础的人头税制度改良成为两税法这种以户为单位、以土地财产多少为征收标准的税制。还会想到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两税法以前，中国古代多在土地分配上下功夫，注重于土地制度的改革，而以两税法为界，有的学者认为两税法改革代表中国古代政府很难继续控制基层土地、人口。所以两税法以后中国古代多在税收制度方面进行改革，以求提高财政收入。并且在考试有限的时间内，第三档的学生还具有把这些知识点有逻辑地进行排列组合并呈现在试卷上的能力。
总之院校的选择我认为要考虑三方面的因素，一个是自己的兴趣方向或者一些未来就业规划，一个是国家政策和院校政策的变化，一个是自身实力的评估。
二、考研复习
结束了院校选择后，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复习。历史学考研分为三个部分，政治，英语（历史学考研一般都是学硕英语一），和专业课考试。其中专业课考试根据学校的不同，会分为只考中国史或只考世界史or世界史和中国史都考两种，个别院校有特殊要求，我记得好像南开考世界史的话也有考中国近代史的内容。
（一）政治复习
有关政治复习，我本人是不太推荐自己看书复习，因为几本政治书加起来还是很厚的，并且还会考一些时事热点，这个考试大概有70分的内容是不需要多年的理论素养就可以用应试的方法拿到的。这里推荐可以报一些网课或者线下课程，笔者这两年，肖秀荣、徐涛、腿姐，这御三家的网课和辅导书都用过，感觉都还可以，尤其是大题一定要看肖秀荣。在肖秀荣必选的基础上，徐涛和腿姐二位老师的“网课+刷题”选择其一即可，一般来说暑假开始复习的话，用两家教材复习时间绝对够用。
基本上大题好好背，他们的网课跟着上下来，再做做他们的选择题，一般来说拿个60+应该问题不大。哦对了各位要注意，他们的网课在暑假就开始了，暑假是知识点梳理部分，我第一年考研就是九月后才知道有网课才开始上，时间上就比较赶。第一年那个暑假就自己看书复习的政治，效果不是很理想，当时也不知道哪部分是重点什么的。所以这里建议复习要从暑假开始，等着九月开学后，4个月时间想上岸概率还是比较低的。当然，如果是文科生，对政治复习比较有信心的话，暑假过后再开始复习也是来得及的，根据个人情况而定。
哦还有政治大题一定要动笔写，而且要计时，最起码要动手抄一遍，因为考试的时候要持续写几十分钟，写数千字，没有前期训练的话很容易手速慢写不完。
（二）英语复习
有关英语的复习，我个人认为英语复习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基础能力，一个是答题技巧。基础能力就是最简单的单词量，这个不同英语考试是有不同的词库的，市面上英语单词书很多，比如恋恋有词啊或者小红书啊，如果是英语基础比较差，比如低分飘过六级，甚至低分飘过四级的，建议早早动手就开始准备英语基础的复习。
进入暑假后建议可以开始做题，训练答题技巧了。市面上买英语真题的话，一般都是分开包装的，分为近十年真题和近二十年真题，同学们在买的时候要注意自己买的是全部真题，还是十至二十年前真题。我个人建议，暑假70天左右的时间可以先把近二十年英语真题写一遍。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第一次写英语一的试题肯定是很艰难的，别说能在规定三个小时内写完一套题，可能一下午才写完两三个阅读就烦躁了写不下去了。我记得我最早开始做题的时候，40分钟才能写完一个阅读，但这个时候不要放弃，哪怕做的慢也不要放弃，哪怕看不懂也不要直接抄答案，哪怕分两三天才写完一套题也不要紧，先努力做一遍，做完一遍。然后也先不要看答案详解，可以在简单对完一遍选择答案后，先自己用手机查查自己看不懂的单词，因为这时候单词记忆是印象最深刻的。这里面尤其要注意的是，文章可以有一些自己不会的单词，但每个选项的意思一定要都查字典弄懂。（因为考试的时候遇到看不懂的文章很正常，但遇到看不懂的选项几率比较低，很多选项的生词都是几年内甚至十几年内重复出现的，考试时候看不懂就很致命。）然后再看看自己的选择，先自己思考一下为什么选错，是会错意了，还是粗心没有关注到文中的关键词。就这样一个暑假过去，最起码要把近二十年的真题写一遍，如果是英语基础不是很好的同学，这个过程会收获很多。
等到开学后，也要继续保持手感做题，尤其是作文和翻译，我知道的有的同学一般不做这个，然后等着考场碰运气看能会几个，把得多少分的机会全部让给阅卷老师。但同学们，考研虽然不是高过一分压死千人，但这一分两分在上岸和调剂的时候可是有大用的，不能轻易放弃啊。英语这个东西，一天不弄就会有退步，语感就会有下降，但考虑到开学后事情可能也会比较多，一周也要尽量保持四套题的程度。并且这时期要开始努力一口气做完一套题了，即使都是做过的题，也是很考验精力和心态的。
等再然后进入到十一月，我个人建议做题的话，题集中于近十年真题，反复做，做个两三遍很正常。有条件的同学可以像正式考试一样，下午两点开始做，模拟真实考试，因为这时候是人一般最困的时候，也是精神最不集中的时候，十一月了要开始调整生物钟了。并且要开始计时做题了，三个小时内写完，做全套，从完形做到大作文。最重要的是，中间也不要翻答案，因为这很容易养成一种惯性心态，真上了考场的话遇到不会的，很容易想翻答案，这时候又没答案可看，心情就很烦躁，很容易彻底崩掉，发挥大幅度失常。
基本上这就是我英语复习的一些经验，和一些个人复习计划的建议。接下来我们说最重要的专业课复习。
（三）专业课复习
专业课的复习根据考试的不同分为中国史和世界史，这里我们两部分都介绍一下。
有些同学可能比较容易走入的一个误区，在选择了院校后，并且直到报完名也没见学校考试政策有变化，于是就兴冲冲开始拿着教辅，比如长孙博那厚厚的好几本开始复习了。我个人不是很建议这么做，因为教辅都是碎片化的知识，而历史学考研，尤其是统考，考的是学生对历史整体掌握的能力。这个听起来很玄，别着急，我下面会解释。
我建议同学们在选择院校后，可以先去目标院校的研招网看一眼硕士招生相关内容，大部分院校都会把自己学校所招生专业、方向和推荐书目挂在网上，一般来说这个变的概率不大，今年的要是还没出，看一看去年的也行。细心的同学就会发现不同学校推荐书目是有细微不同的，虽然大部分院校推荐教材，中国史都用朱绍侯先生的教材，世界史都用吴齐本。但也有一些院校，比如北师大中国史和世界史都推荐用北师大自己的教材。即使有的同学是统考的也要注意查询这个，因为这个影响的不仅仅是自命题院校，比如有的统考学校会在推荐书目里加入陈高华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样的学校虽然无法决定初试统考考什么内容，但是他在复试的时候可能会问考生一些他们推荐的考试书目里的内容，比如有的学校列了陈先生这本书，回来人家复试的时候就问了几个历史文献学的问题，比如让你简述为什么中国古代图书目录分类法从《七略》的分类法发展到了甲乙丙丁四部分类法；简述《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评价某传世文献的学术价值。这种问题没准备的话当场编都编不出来，考研能多准备还是要多准备。
在浏览过推荐书目后，我建议同学们可以在暑假的时候把教材过一遍，而不是直接用教辅复习。因为我可以负责任说，市面上卖的好的几家教辅我和室友准备考试的时候基本都买齐了，我大体上都翻了一遍，大致上教辅的内容可以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名词解释，第二部分论述题，第三部分历年真题，最近两年教辅还丰富了内容，加了一个大事年表。这样有好处，就是应试用的，准备起来应对考试很方便，但是也有坏处，因为人的记忆肯定不能记住所有真题，更何况每年还有变着方法问的题和新的题。所以我推荐暑假先看一遍教材，慢慢看，并且在这时候还可以找一些上岸的学长学姐帮助梳理一下知识点，还有可以结合b站就可以搜到的名校的通史课学习，比如北京大学阎步克老师、邓小南老师、张帆老师他们的中国古代史课程，和东北师大、北师大的世界通史的网课等等。暑假时期最好要对历史发展形成一个基本的印象。不过具体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复习内部略有不同，因为中国史的发展一以贯之，而世界史是个大的概念，内部应该分为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时期。接下来我们分开介绍。
我先来介绍暑假的一些任务
中国史我个人比较推荐古代史部分用朱绍侯先生的教材作为基础，多年以来久经考验，知识点涵盖范围比较广，有时间和需要的同学可以看一下北京大学张帆老师的《中国古代简史》，提升深度。相对来说，如果是考211、985的同学，建议最好也看一下张帆老师的《中国古代简史》。并且结合已经已经上岸的学长学姐和上文介绍过的b站就可以搜索到的北京大学阎步克老师、邓小南老师、张帆老师他们的中国古代史课程，把古代史的知识好好梳理一遍。
中国近现代史，也就是经典意义上的历史分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1949年国民党逃至台湾这个时间段的知识，我相信很多同学查一查都会发现教材因为篇幅所限，只记述了一些大事件，对于细节有所忽略，并且近现代史研究日新月异，教材受多种因素限制对于前沿研究吸收不足。这里推荐一个我复习的方法，首先教材就用北师大出版社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就可以了，在看教材的同时，b站就可以搜索到华中师范大学录的近现代史课程，我比较推荐这个。这个课程录于近十年，用这个课程结合教材复习一遍，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对纷繁复杂的中国近现代史有一个相对成条理的认识了，如果再不行，那只能再找辅导班或者已经上岸的学长学姐辅导了。
然后就是共和国史，本来因为大部分院校不怎么考共和国史的内容，我以前也不是很在意，简单复习一下名词解释就完了。结果今年统考大题那道大三线，好家伙，要不是我身为北方人，家里有亲戚就是当年大三线工程的工人，我还知道点这个事情，这题差点把我送走。所以保险起见，各位同学共和国史也要好好复习，我觉得这个教材哪个都行，比如我用过北师大出版社的《中国当代史》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我觉得都可以。
在这个暑假期间也不能光看书听课，我的建议是可以自己简单做一些笔记，梳理一下知识逻辑。我自己就做了大概有几万字，可能有十多万字的笔记吧，把知识点都梳理了一遍，一些经常坑考生的重要问题也自己试着写了写，我认为这个方法对我还是比较有用的。如果实在不会做笔记的考生，可以参考一下别人的，这种笔记一些机构都是有卖的，买他们课就有。或者也可以找一些上岸的学长学姐买，区别不大，机构卖的很多也是上岸的学长学姐写的。
世界史方面，统考推荐的教材一般是吴齐六本，但根据本人的复习体验，世界史复习如果能搭配上北师大四本一起复习的话，会事半功倍，尤其在梳理整体脉络方面，吴齐的横向脉络配合北师大的纵向脉络，会使事情变得轻松很多。延伸的阅读方面，古代史比较推荐李海峰老师的《古代近东文明》，篇幅不大，但很有助于梳理近东地区的线索，如果对古埃及有特别需要的，推荐刘文鹏老师的《古代埃及史》，对于统考来说一般还是主要考古代希腊罗马，但其实希腊罗马的内容在课本或者教辅上的内容已经足够多了，如果仍有学有余力者，推荐阅读《剑桥古代史》。中世纪的话，推荐本内特的《欧洲中世纪史》，毕竟统考中世纪还是主要以西欧为主。近现代的情况感觉跟希腊罗马有点类似，如果时间充裕，你甚至可以把主要几个国家的国别史各看上一本，比如英法俄德美日这几个国家，
同样，世界史的复习最好也是教材搭配网课，b站网课古代史比较推荐东北师大的古代史课程，中世纪和近现代的一些名校的网课都是不错的。在此比较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网课的话建议多听名校的，辅导机构的网课总体来说评价都不太好，很多都是呆板地读ppt材料之类的。往年的统考复习时，可能对现代史和史学史之类的不是太重视，但有了今年血的教训，还是推荐大家也多看一些现代史和史学史的东西。史学史的话，比较推荐张广智老师的《西方史学史》。
暑假结束前能过完一遍教材就很不错了。最晚，暑假结束之后要开始用教辅了，我个人比较推荐长孙博。我刚入大学的时候，长孙博薄薄一本，可能也就300多页，不到400页，中国史和世界史知识点都在里面了，这哪够用。但近几年来，长孙博每年都在更新丰富内容，书是越来越全，也越来越厚，基本上可以说足够用了。但是幸福的烦恼也接踵而至，就是怎么用，因为一个字一个字背，背个一年都背不完。这个要是同学们有兴趣的话我回来可以单开一个帖子详细教学，这里说一下最基本的用法，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长孙博21年版分为三部分，第一本是名词解释，第二本是论述题，第三本是真题集。第一本名词解释，有些统考的同学可能考虑到没有名词解释就不买了，我建议如果统考的有同学朋友考自命题的，或者学长学姐去年有买的，可以找他们借来看一看，看什么呢，学习他们的叙述方法。因为历史学考研主观题分为三种，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统考虽然没有名词解释了，但简答题还在。在我看来这两个并没有本质区别，名词解释和简单都是首先要求交代清楚所问的这个词或者这个事件是什么，其次起因经过是什么，最后对于中国历史，或者当时那个时期的历史有什么重要意义。这个答题逻辑是很重要的，首先背的时候这么背，容易背下来，其次写题的时候这么写也容易得分。
第二本是论述题，这是重心。之前如果同学们暑假已经按我上面所说，对于中国史和世界史有了一个基本的印象和认识，接下来就可以进入论述题复习阶段了。论述题答题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名词解释+简答，要求我们解释清楚这是一个什么事物或者事件。第二部分就是这一事件的历史地位或者重要意义，对于后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是考验平时积累和理解深度的部分，这一部分没有什么技巧，是考试的精华所在。
论述题一般会要求学生把掌握的知识点在脑海中进行排列组合，考察学生三个方面的能力：
第一种考学生对知识掌握的广度，比如“论述欧洲封建制的诞生”这就要求考生首先要确定时期和地区，然后考虑到封建主义的两个来源：一个是日耳曼的公社、扈从制度等日耳曼来源形成的人身依附关系；一个是罗马帝国交通网断裂后，大城市资源物资供应不足，破产的市民又遇上战乱，不得不依附有土地和军队的封建主，以求生存。最终在两个来源共同的运作下，封建制度得以诞生。但我说的是我自己整理的内容，教材上这些知识点都是分开的。到了世界近现代史，随着全球化的逐步实现，这种割裂感更为严重。比如一个外交事件背后，世界各国都有牵动，但教材都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介绍的，使读者不能了解同一事件下不同国家的应对和影响；或者是一个大事件一个大事件介绍的，使读者不能理解不同国家内部发展的路径。
第二种就是考察学生对知识点掌握的深度，比如我前文所举出的两税法的例子，一些院校的考试中，如果学生只答了第一档的教材基本知识，是只能拿及格甚至一半分的，这些院校阅卷的时候还希望能看到学生可以就一些细节问题，比如从实物税到货币税的历史意义、从人头税到户税的历史意义进行深入探讨的。
第三种就是考察学生对一个大历史时期发展的掌握程度，比如可能会问从xx时期到xx时期xx制度的发展，这就要求学生打破教材上章节的限制，把一个事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路径和历史细节讲述出来。
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教辅都是按照历年真题所考过的题目来排版他们的论述题内容。我认为这对复习非常方便。因为虽然我前面归类的看起来很难的样子，但很多知识点考了很多年，已经被考出各种花样了，基本上在研究生考试这个阶段创新的可能性不大了。我们学历史的更懂前人经验的重要性，教辅论述题部分按照考题进行分类，是我们很好的参考。我觉得长孙博教辅这部分唯一的问题就是有些太全了，比如有些科技史的题什么的也都事无巨细。如果完全按照他那个背，一道题好几千字，肯定是不好背，第二是考试的时候时间肯定不够，一道论述题手速最快的同学1500字就可以了，一般控制在1000字就是极限了。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挑重点背一下，不是省去知识点，而是可以把大段话缩减成为一句话。这个详细解释起来估计能贴一万多字，篇幅所限我就不详细说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假设有考题问你三省六部制度的发展，真的不用事无巨细从汉代三公九卿制度的渊源开始说，更不用详细说六部每个部都是啥，二十四司都负责什么。抓住几个要点，第一个皇权的变化，第二个三省六部到中书门下体制的变化，第三个三省六部变化所带来的政务运行和国家机构设置的变化对于中国历史的意义，我觉得就可以了。
最后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最晚到十一月，无论是名词解释、简答题还是论述题，都一定要开始动笔写，因为历史学专业考试的写作量比政治大得多，并且一个事情你看似背的很好，但这很多情况下都是个错觉，写一写就会发现自己的漏洞，哪怕没有时间都写完，也要在平时的训练中把答题思路写一写。
在反复背默教辅的过程中，一般考试的时间就会悄悄到来了，这个过程非常艰苦，也非常枯燥，我很多同学不是在九月放弃的就是在十一月放弃的，当然了，他们还有其他的人生选择，有的人找的工作也不差，这没什么可评说的。但我希望有志于考研的同学还是不要被这种外部环境影响了，考研考到最后你最需要战胜的人往往不是你的竞争者而是自己的内心，加油啊朋友们。
以上基本就是我这两年考试的一些心得和体会了，大体上就是分为三个时期，即暑假准备，九月开始反复背，十一月开始冲刺训练。
不知不觉写了近万字，我这个人废话还真是不少啊哈哈哈希望里面有些事情能帮助到有志于考研上岸的同学们吧，加油。
历史研究杂志，是权威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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