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论文发表心情

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在中国，约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主要由于历史专业的分工，人们习惯于把中国史和世界史对举，几乎把世界历史作为外国历史的代称。实际上，世界历史绝非把中国历史排除在外的域外史，而中国历史也和所有其他国家历史一样，是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全过程的组成部分。划分关于世界历史的分期，至今还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就已有了把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说法。这种主要基于欧洲历史的分期，在西方史学界长期沿用。有不少史学家又在三时期之后加上“当代”或“现代”，从而形成四阶段分期法。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采用四阶段分期法,其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理论，与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者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世界史的分期，一般都以“古代”相当于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阶段，“中世纪”相当于封建社会阶段,“近代”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现代”则是指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的一个新的时期。有的学者认为“中世纪”一词只适用于西欧历史，没有世界历史上的普遍意义，所以改用“中古”一词标示“古代”和“近代”之间的阶段。这种分期法从理论上说是完全可行的。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平衡，世界各不同地区进入某一社会经济形态有早有迟，在某一社会经济形态中经历的时间也有长有短。特别是自历史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少看到绝对纯粹属于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很少看到绝对整齐的、单一发展的由低级社会经济形态逐层向高级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因此在世界史的分期断限问题上，目前仍然存在着分歧。

你自己得选择一个主题啊，，如果你只是应付的话，就选择一个大众化的题目，世界近代史的话，大众的可以是世界的发现与世界市场还可以是其他的，。如果想另类点，可以走科技史，从不同的层面分析世界近代历史

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华盛顿 "纯粹的政治家应当同虔诚的人一样，尊重并珍惜宗教和道德。" 如果这句话出自张三或李四之口，说不定会引来哄堂大笑。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政治就意味着玩弄和践踏道德，只有在人的时候，政治家的嘴里才会溜出冠冕堂皇的道德词句。不过，幸好说这段话的人，一生中都在尽可能身体力行。他就是美国的国父之一华盛顿。正是由于这种政治家里罕见的品格，使我在想写一些关于伟大人物的随笔时，感到应该将华盛顿放在首篇。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就越发能够感受到，华盛顿的政治遗产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影响。遗憾的是，我们对华盛顿更多的只是只言片语的耳闻，认识也大都停留在中学教科书的水平。我们目染的都是康熙微服私访、雍正神武英明的形象。坐在电视机前，我们好像还是大清帝国的子民。为了在政治的丛林里，不再总是迷失方向，我们应该消除自己眼里的梁木。因为世界有着太多的精彩需要我们去欣赏。华盛顿并非出自钟鸣鼎食之家，他幼年丧父，17岁就开始独立谋生，所受的教育甚至不及林肯，顶多不过是小学程度而已。他也有过似乎刀枪不入的奇迹般经历。22岁就成了弗吉尼亚的总司令，一举成为赫赫有名的英雄人物。从21岁到26岁，他在和法国人、印第安人作战。但在此后的16年里，只不过是弗吉尼亚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种植园主。是时势又一次将他推到了历史的前台。1775年华盛顿当选为大陆军总司令。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殖民地人民面临自由还是奴役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大敌当前，似乎应该小我服从大局，在一位天神般的人物领导下向前进。但我们没有在美洲大陆看到历史上司空见惯的事情。美国在追求独立和自由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人们对专制的警惕，对权力的不信任。就连促成华盛顿当选总司令的约翰·亚当斯，也感到局促不安，因为他担心，树立创建独立国家这一事业的象征人物时，历史的经验使他认识到风险非同一般："凡强者无一不竭力攫取一切他们可能获得的权力。" 独立战争的历程，就是今天在我们许多人眼里，也是不可思议的政治另类。不过，就是我们今天看来仍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当时却是在实践。短期兵役使得华盛顿的部队如流水一样更换不已，为了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华盛顿在1776年请求士兵服役期为3年，而大陆会议的代表们虽然大敌当前，却依然担心一支内部组织过于严密的军队，往往有成为暴君手中工具的危险。最后虽然接受了提案，但又规定各州有权委派自己部队的军官。他们不想由争自由始，而以得到暴政终。因为他们知道，烈士鲜血也可能换来暴政，然后又以鲜血的名义要求尊重暴政。而只是为了换一个奴役者，流血的意义又何在呢？通常情况下，战争总是难免烧杀抢掳，而华盛顿却始终坚信道义的政治价值。哪怕是他的士兵赤裸的双脚在雪地里留下血迹斑斑的足印，也不能促使他用刺刀去征集军需物质。他进行的是一场人民战争。如果仅仅就此而言的话，古往今来做到这一点的不只是华盛顿。可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华盛顿的所作所为，使一切戴着皇冠的人或没有帝王之名的帝王黯然失色。当时，独立战争进行得坚苦卓绝。一位医生就这样描写士兵的形象："鞋烂得露出脚趾头，破烂的长袜盖不住他赤裸的双腿。裤子破得几乎连羞都遮不住，衬衣撕成了碎条……"就是这样一群人，在为美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战。而国家却没有给他们应有的报偿。比如复员的军人，甚至连已经拖欠了"四年、五年，可能六年"的薪饷，大陆会议也不支付。他们将如花似锦的年华，献给了自由和独立的事业，而得到的却是赤贫和忘恩负义，"他们负债累累，腰无分文，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华盛顿为此而疾首痛心。军人们也牢骚满腹。可在军人的不满中，他看到的是对自由的威胁，而不是攫取权力的机会。当刘易斯·尼科拉上校在1782年写信劝华盛顿担负起合众国国王的责任的时候，他回信说："在整个战争进程中，没有比部队中有你讲的这种思想使我更痛苦的事情了……我憎恨并强烈谴责这种会毁灭我的祖国的极为有害的"的观点。1783年汉密尔顿也花言巧语地劝诱华盛顿，利用不满的军队的刺刀威力，而华盛顿也答复他不能领导将会"造成国内动乱和以流血告终的"行动。我不知道华盛顿是否也有过私字一念闪。因为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先例，当时的大国都是国王统治，而历史也可以说基本上是王权史。世界更没有过在一个大国建立共和政府的创举。孟德斯鸠就认为共和政体只适合小国，大国则宜于由专制君主治理，而在欧洲则普遍认为，由人民自己治理国家，最终只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和天下大乱。但不管怎样，华盛顿并没有顺应当时的潮流，为世上多添一顶王冠。然而世界却将因多了一位总统，而使王冠从此暗淡无光甚至难以戴稳。 1783年3月15日，他召集了一次决定美国历史发展方向的军官大会，呼吁军官们不要"打开内乱的闸门"，而应"让你们的子孙后代在谈到你们为人类作出的光辉榜样时，有理由这样说，’倘若没有这一天，世界决不可能看到人性能达到如此至善至美的境界。"人们似乎不为所动。在演说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付眼镜。他说："请允许我戴上眼镜。为了这个国家，我不光熬白了头发，还差点弄瞎了眼睛。"铮铮铁汉们流下了眼泪。暴政和内乱的乌云倾刻之间消弭。美国人民争取自由，也得到了自由，摆脱了历史上通常的革命悲剧：以争自由始以行专制终。美国独立战争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次信守了诺言的革命。1776年的《独立宣言》庄严地向世界宣告："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经被治者同意所授予的。"这些扣人心弦的词句，没有像许多革命那样，只是为了招兵买马炮制的宣传品，等到夺取了政权，就成了一纸空文。美国的历史就是实践这些诺言的历史。也正因为这样，德国音乐家舒伯特说，在美国，十三扇"金色的大门向不容异说和专制政治的受害者敞开着。"而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亨利·格拉顿则鞭策自己的同胞："在你们确定当奴隶的可行性之前，请始终朝美国看。" 从1775年任大陆军总司令，到1783年颁布命令宣告"美利坚合众国与大不列颠王国休战"，华盛顿为自由和独立战斗了整整8年。潘恩热情洋溢地说："太阳从来没有这样照耀过一个更足称道的事业"，而华盛顿是这个事业最伟大的战士。独立造就了一代伟人，给了华盛顿无人可与之匹敌的威望和声誉，他是美国民众心中独一无二的偶像。然而，他不仅没有对绝对权力贪得无厌的野心，就是担任任何公职也非他当时所愿。华盛顿从来没有过使北美大陆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战绩——而没有拥有过中国历史上多少将军所拥有的辉煌！——华盛顿使世界第一次看到了，原来人类可以超越打江山坐江山的逻辑。他们是为独立和自由而战，而不是为权力和交椅而战。这是美国独立战争对世界史无前例的贡献。他需要的酬劳只是，能在自己的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逍遥自在地纳荫乘凉，享受解甲归田告别权力的轻松。在给拉法耶特的信中，他说"我终于成了波托马克河畔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了。" 正是他无与伦比的政治人格，使得后人在编写他的政治传记时，无须带着遗憾的心情写上这样几句：如果他在圣诞之夜回到芒特弗农时，就天年已尽，那么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充满神性的光辉。华盛顿不需要庸人事后做这样的假设。尽管后来又重返政坛，但他没有在要为美国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的名义下，死死抓住权力的记录。 1789年华盛顿作为惟一候选人当选为美国第一届总统，可他连去临时首都纽约的路费，都是借钱凑足的。当他坐着自家马车上路时，他将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他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将向世界证明，人类必须有救世主大救星的观点已经不合时宜。自由的火炬不能熄灭。因为他的失败，就会成为人类不可能自由和自治的事例。人类又将在何时恢复追求自由的信心？后世欣慰地看到，他为自由留下的是路标，而不是墓碑。第一届总统任内，华盛顿厌倦了权力斗争。1792年是总统选举年，他对麦迪逊说："他情愿拿起锄头去挣块面包吃，那也比现在这种处境强。"问题是，华盛顿离任后，权力如何平稳转移。会不会出现血腥的争夺呢？历史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在这样一个选举制的国家，权力怎样交接，确实关系到千秋大业。国家需要他继续干下去。1793年，又一次作为惟一候选人，选举团一致通过他继续连任。他开创了至多连任两届总统的先例。在1796年的告别演说中，他已下定决心，谢绝将自己列为下一任总统候选人，而是希望通过选举来托付治国的重任。这一年，中国的乾隆皇帝传位给嘉庆，整整作了61年皇帝。 1797年3月华盛顿回到芒特弗农经营自己的产业。他没有任职终生，赖在权力的宝座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也没有选拔接班人，而让人民通过选举产生。这是他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杰出贡献。他告诉后世和当代，国王和贵族并非不可或缺，人民有自治的能力，而不需要由强权人物指定接班人，在选举中，他置身事外，既不打击背叛自己的杰弗逊，也不为约翰·亚当斯呐喊助威，从而显示了共和的魅力和生机。他也厌恶党派之争，也告诫美国人民派系之争对国家的危险，但始终保持不偏不倚。这可以说是这位伟大人物的局限，他没有能够意识到，在没有像他这样由时势造就的、众望所归的伟人时，政治领导人如何才能产生的问题；他也没有意识到，政治职位的角逐，必然会产生派系之争。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后人也能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他的一位传记作家弗莱克斯纳写道："华盛顿也的确认为芒特弗农的家族旧墓穴太狭窄和破旧了，他打算修一个好一点的，但却不希望在那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国都建立一座巍然傲立于大街小巷之上的纪念他的什么建筑。"他不想华盛顿的市中心成了他的坟地。真正的纪念碑是矗立在人们的心中，而不是雄伟的大理石建筑。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家都明白和乐于接受这样的道理。当他合上棺材的那一刻，人们是满怀悲痛，而不是心有余悸。他留下的政治遗产不仅造福于美国人民，也使整个世界受益。美国人民此时和以后都用不着担心，伟人一死，天就会塌下来。华盛顿开创了政治的新纪元。他虽然大权在握，却始终听从良知的召唤，谨慎谦卑地使用权力。他是政治家中的政治家，伟人中的伟人。后人可以从他身上看到，原来政治家还能够是这样一种形象。也正是他，用自己的言行，告诉世人，政治和道德可以良性结合到什么程度。政治并不总是无耻的代名词，也不是只有政治小人，才能建功立业。华盛顿犹如一座政治人格的灯塔，时刻提醒着拥有或想拥有权力的人们，不要在权力的迷宫里晕头转向。但华盛顿却不是天生正确的神灵。他自己没有这样认为，他的同胞也没有这样去塑造。他身前被一些人怨恨，死后也还有人指责。尽管他可以说是美国的另一面国旗，美国人民也会在歌谣中吟唱："吹响赞美的喇叭，让华盛顿的英名，响遍世界，赢得欢呼"，但美国人并没有把他捧上神坛，恭维他是美国人民的大救星。因为在这块土地上，从来就没有政治神坛的立锥之地。美国人民更没有从此就把自己命运和希望，寄托在圣人的手中。他们敬仰华盛顿，却对权力始终保持着警惕。

新罗马帝国的崛起

世界史论文发表情怎么

发论文的具体步骤或方法如下：

一、发表论文的重要性

1、评职称和研究生毕业需要。

2、申报课题项目的研究成果结论性展示。

3、世界性基础领域研究的一种展示和报道。

4、提升自身竞争力。

二、发布论文的流程

1、确定自己的研究课题，验证其写作价值，着手开始筹备论文。

第一次发表论文，可以多向前辈请教，多查阅一些资料文献，在前人的基础上寻找突破口，选题立意要新颖实用，不要为了写论文而写论文。

2、论文经过多次修改完善以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准备发表论文。

发表论文第一步就是要选择对应的期刊，如果稿件投向不合适的期刊可能会遭遇退稿和不公正评判。

三、如何选择合适的期刊

在知网或其他数据库中检索本篇论文相关领域的期刊，查看期刊级别以及刊物号等，确保其为正规期刊，然后阅读其刊登发表过的论文，看自己的论文是否适合在这些期刊上发表，从中挑出2-3个期刊作为备选。

四、发表论文的要点

1、坚决不能一稿多投。

2、电子投稿需要注意的问题，稿件以附件形式发送，稿件中一定要写清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邮编等个人信息，便于编辑部联系。

3、注意写好参考文献。

4、要学会跟编辑交流。

你知不知道迪西欧论文工作室这家，他们在论文写作方面还不错

历史小论文写作要领

一、立论。立论就是确定历史小论文的中心论点。即作者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歌颂什么，批判什么。或对某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表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考虑中心论点时应注意：

1、立论的科学性

所谓立论的科学性就是作者的观点和搜集的资料信息要有理论根据和事实依据。即作者的观点要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讲述的史实要有依据或明确的出处，不可以想当然，更不应该凭空臆造。只有这样的立论才有价值。

2、立论的前卫性

立论的前卫性就是超前意识。立论要新，就是要写没有人写过或很少有人写过的题材。这就要求学生对近几年的学术动态应该有大致的了解，以免撞车，还有人云亦云之嫌。

3、立论的指导性

立论的指导性又称立论的实用性。论文出来是给别人看的，作品要能给读者以启迪，对读者有所帮助、有所鼓舞、有所收获。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这就是论文的价值。如果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去歌颂义和团运动的盲目“排外”，或者为反面人物歌功颂德，这类文章即使写得再好，也是不可取的。

二、命题论文的中心论点决定以后，给论文定一个新颖、明确、有吸引力的题目，用来表达文章主题是十分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论文的命题比论文写作更难。

1、题目要新

在重视科学性的前提下，论文命题要新，要有创意，切忌平淡无奇，要力争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

2、题目要奇

命题要奇，不是指搞文字游戏或故弄玄虚，而是要用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为自己的论文命题，以达到文章能引人入胜的效果。

3、题目要小

历史论文题，宜小不宜大。特别是刚刚学习写作的中学生更是不要选大题目，选大题目的结果不是大而空，就是大而乱。想把文章写得面面俱到，却往往因为自身能力和水平限制会一面都不到。

三、布局

1、开头、结尾

“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论文开头十分重要，第一段应该力求开门见山，直接接触主题，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最好还要有点悬念，引起读者的注意和追求。结尾要提纲挈领，发人深思，余味无穷。所以有些有经验的作者在论文的开头和结尾上是很下功夫的。

2、编写提纲

论文写作提纲是文章的设计方案。首先提出论点（包括总论点和分论点），然后提出论据。论据包括历史史实、名人名家论述。最后是明确的结论。

至于有几个分论点，引用哪些论据，先写什么，后写什么，一般视作者自身习惯而定。如果有必要，或文章篇幅较长，也可以加上小标题，以求取得一目了然的效果。

四、定稿

历史小论文的写作，包括起草、修改、定稿三个步骤。

起草就是写初稿，要深思熟虑，一气呵成。修改时，要对史料、观点、语言一一检查，以提高文章的质量。还可以征求老师和同学的意见，对文章加以补充，最后定稿。

发表世界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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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月刊》

促进。对世界史的研究可以促进对语言学的研究，因为语言的产生与发展与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变化是分不开的，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对世界史的研究可以促进语言学的发展和研究。

摘要]外语能力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必要技能，是研读和运用外文材料的基本条件。研究者的掌握语种、语文知识和翻译水平是衡量专业外语能力的主要指标。本文以俄国史研究者的俄语能力建设为例，基于学习研究中积累的翻译经验和语言材料，探讨俄语能力问题对俄国史研究的影响，最后以词汇问题的处理为例，指出提高翻译水平的路径之一，进而对加强专业外语能力建设，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提供参考。[关键词]世界史研究；俄国史；翻译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尤其是2011年升为一级学科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具体表现在：学术研究质量不断提高，领域不断扩大，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现，不仅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也得到了国外同行的密切关注。”[1]在论文成果方面，仅2018年全年在国内期刊正式发表的世界史论文（包括研究性论文、书评、研究综述和会议综述）就有1220篇，其中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转载98篇。[2]科研项目方面，在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名单中，世界历史立项总计108项[3]，充分体现了当前国内世界史研究的规模与能力。不过，我们虽然建立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但目前中国世界史研究后备人才的培养仍存在许多不足有待完善，外语能力的建设，尤其是专业文献的翻译问题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外语能力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必要技能，是研读和运用外文材料的基本条件。要知道，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从阅读资料（史料）开始的。史料的搜集与阅读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论文的整体风貌与是否具有原创性。[4]“研究外国史，各国现代外语是研究国别史的起码条件，否则连专业的门都没有入。如果研究古代文明史，那象形文、楔形文、梵文、古希腊文、拉丁文都是入门的钥匙。只有掌握了这些钥匙，进入文本层次的研究，才能说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或古典学算是真正登堂入室了。”[5]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世界史研究而言，专业外语能力主要包括掌握语种、语文知识和翻译水平三个方面。一、扩大掌握语种当前我国世界史研究人员掌握语种不多，限制了获取和运用材料的能力。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能使用英文，但懂得其他语种的人却很少。且“由于语种的限制，我们在使用材料时无法做到多样化，更谈不上对多种材料进行比对和筛选。”[6]而“在欧美国家，要想研究世界历史，最少得会三门外语。如果是世界古代史，则需精通至少一门古典语言——拉丁语或古希腊语。研究古代东方史，甚至需要掌握象形文字、楔形文字与梵文之类的语言。”[7]掌握多种外语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文献资料来源的丰富性、研究视野和深化空间上的广度、史料和论述的厚度及对特定问题论说的力度和可信度上，[8]还反映在对史料真实性的考证鉴别上。要知道，“材料的正确性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而对材料加以考证鉴定是“达到材料正确性的唯一方法”。所谓兼听则明，孤证不立。如果我们掌握多种外语，就有可能对一则史料的不同出处或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进行参互比较、考证，从而最大限度地鉴别史料的真伪，提高完整性和可信度。[9]笔者曾读到一篇研究美国对1928-1941年苏联工业化发展的影响的学位论文。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但在其参考文献中竟无一份俄文文献，只有英文史料和中文专著和译著。其问题不仅在于过度依赖英文资料，恐怕也受到作者外语能力，具体而言就是掌握语种的限制。这不能不影响到取材范围、论述深度乃至整体研究质量。在这方面，不乏优秀范例可资参考。譬如，沈志华著《苏联专家在中国》（北京：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第1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2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版）征引和参考了俄文和英文档案、报刊、文献、著作、回忆录和口述史料，成为近年来国内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受到国内外学界好评；李工真著《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利用了大量德文、英文和拉丁文文献，对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推动下的20世纪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洲际大转移进行了深入研究。又如崔丕著《冷战时期美日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也大量利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日文和英文档案史料，在多国多边解密档案互证研究的基础上，对冷战时期美日关系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考察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我们认为，对地区国别史研究而言，如研究对象为非英语国家，则最好掌握该国母语，因其间最权威最丰富的文献资料必定是用该国母语记录的。单纯使用中文资料或汉译二手文献，很难做出原创性成果，而且资料来源也比较有限，这会影响到研究视野、选题范围、文章质量乃至最终结论。浙江大学教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沈坚指出，“1978年后，随着研究的深入，法国史研究越来越专门化，学术规范进一步完善，法语成为必要的工作语言。” [10]就俄国史研究而言，阅读和翻译俄文文献应该成为俄国史研究者的“日课”。以俄国史研究中的“苏联核计划（АП СССР）”研究为例，在俄罗斯原子能部组织编辑的三卷本官方档案文献资料汇编——《苏联核计划：文献资料》[11]出版之前，西方学界虽然对该领域研究起步很早，且有美国建立的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美国威尔逊学者中心数字档案”特别下设的苏联核历史专题及广泛涉及美苏核问题的“ALSOS”核相关问题数字图书馆等研究资源[12]，但因严重缺乏俄文史料支持，导致一些研究成果难免“雾里看花”，甚至“道听途说”，而不具有科学性。只有在俄文档案资料得以解密公开后，学者经过翻译、整理、解读，”客观、科学的苏联核计划研究才成为可能，苏联核计划研究才成为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13]二、丰富语文知识语言贮存着民族的共同记忆，既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历史变迁的见证，一门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活历史。北京师范大学郭小凌教授甚至认为，“语言是历史产生的和发展的先决条件”，“没有语言文字，就没有历史学”。[14]在掌握尽量多的语种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仅有语言还不能用好材料。“要透辟、彻底地了解材料的含义，恰到好处地使用材料，还需要借助于丰富的知识，还要用相关理论来做透镜。”[15]研读专业文献，准确解读和运用材料绝非易事，尤其在翻译专业文献时，学者不具备一定的语文知识便很难胜任。正如“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必须具备古汉语的识读与理解能力，熟悉古文字学、音韵学的规律。”[16]对俄国史研究者来说，首先要打下扎实的俄语基础。要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必须具备足够的俄语词汇量，系统地掌握俄语语法知识。[17]如果从事俄国古代史研究，除了要精通现代俄语语法，还要了解正字法，在阅读古俄语文献，想要了解“俄语历史发展过程中业已消失了的语言旧质”时，还要熟悉俄语历史语法（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a）。[18]在研读和翻译专业文献过程中，除了注意学术观点和最新材料外，还要留心不断积累文献中丰富的语言材料。因为，“俄语作为一种屈折语，有比较明显的词形变化，而且变化的规律性比较强。”通过语言的类推规律建构起个性化的词汇知识库，形成词汇语义场，利用语文知识，解读和分析史料，有时会收到触类旁通，意想不到的效果。[19]另外还应注意标点符号的使用。现代汉语中省略号一般位于段落中间“……”；俄语中省略号可以是三个点“…”，且位于段落的下方。俄语中破折号的使用频率远高于汉语，可以表示词语的省略，包括主谓结构中的系词﹑句子成分的省略、两个表示时间、空间和数量意义的词之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专有名词之间、表示相同词语的省略等，可见其用途之广。俄语中常有双重破折号，主要用于标示句子中的插入结构、嵌入结构、独立同位语、加确语等成分。但是汉译后要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往往要调整或者打乱语序，某些结构汉译后就变成了倒装句，需要重新梳理，或者干脆“编译”。此外，还应熟习俄文惯用表达方式，成语、熟语、谚语、俚语、格言、文学常识；俄罗斯国情学，俄—拉丁字母转写对照表、俄汉音译表、俄汉计量单位对照表（长度、面积、容量、重量、液量、干量等）、俄汉历法对照等国情和实用知识。由于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及人的思想的复杂性，一些特殊表达方式（代号、代称、绰号等）、语言现象（断句、形动词、副动词、无人称句、泛指人称句、不定代词、语句倒装、语音交替、名词活用为动词、形容词的名词化等）及历史人物自创的新词新语等只有当事人才能心领神会、曲尽其妙，这就要求译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语文知识的丰富程度对解读和利用专业文献具有重要意义。比如俄语词汇中包含了一些斯拉夫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如姓氏列宁（Ленин）、斯大林（Сталин）、加米涅夫（Каменев），它们在俄语中的词根分别是“勒拿河”、“钢铁”和“石头”，在英语中则为Lenin、Stalin、Kamenev，如果不懂俄语就看不出原词的词根含义，也就无从联想其姓氏内涵。又如苏联政要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 他在谈判中常常否定西方国家代表的提议，因此被称为“涅特”先生，这里的“涅特”就是俄语“нет”的音译，意思是“不”。关于音译问题，笔者在翻译姓氏“Пономарев”一词时就遇到了困难。该姓应该译成“波诺马廖夫”还是“波诺马列夫”呢？俄语单词中字母“е”和“ё”往往是“雌雄同体”——“ё”也可写作“е”。个别外来词中“йо”和“ио”也可表示“ё”音。如，人名“约瑟夫”（Иосиф）和契诃夫小说中的“姚内奇”（Ионыч）便是这种构词法。最后通过查阅参考资料确定应取“ё”音，译成“波诺马廖夫”。如果不懂俄语，一旦遇到汉译本文献中的误译、漏译和错译，如果我们连基本的辨识能力都没有，就很可能被误导，将错就错，错误解读信息，影响研究质量。三、提高翻译水平“翻译是把一种语言传达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进行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中介手段”。[20]翻译能力也是世界史研究者解读和利用外文材料，开展学术研究的“看家本领”。事实上，许多世界史研究大家同时也是优秀的翻译家，由其译介的译著也为学界了解国外优秀研究成果提供了便利条件。提高翻译水平是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的必然要求，以下简述笔者对翻译俄文文献中词汇处理的几点看法，仅供参考。笔者认为，一篇文献在动手翻译前，首先要做的一点就是简要通读全文，大概掌握文章的写作题材、主要内容、成文年代、作者简介等信息，据此判断该文需要用何种语体来翻译，选用何种色彩的语言来行文等，为通篇材料定下总体基调。笔者对选用译本词汇的主要原则是尽量选用雅词，避免陋译劣译；词汇使用上坚持术语化与规范化；统一翻译标准，避免一词多译；注意按照现代汉语表达习惯和使用规范调整语序，避免倒装；酌情增减字词，补充缺失成分；求信与求雅相统一，既要尽量还原原文，忠实文本，又要考虑到适当修辞和变通，使文义通顺流畅而不失简洁博雅。其次是根据文章特点选用合适的词汇。由于某些术语名词存在一词多义现象，在组成句子时还要考虑其是否通顺；如果不通顺，就要从该词的若干义项中择取一个比较符合文义的义项来填补空缺。在翻译实践中，词汇的选择还存在“色彩”问题。翻译实践中对句子的理解主要体现在词汇义项的斟酌选用上，尤其是对一些敏感词汇在细节方面的处理上最见功力。如翻译“покойник”、“мертвец”等词时，要根据上下文、具体语境和不同场合变通为“死者”、“遇难者”、“先人”等；翻译“труп”、“тело"等词时，要根据实际情况翻译成“遗体”、“尸体”、“遗骸”等不同义项。另外，与“死”有关的词组和句子要注意细节的处理，区分性质、褒贬等。如“перед смертью”形容烈士时要译成“就义前”,形容僧侣则可译成“圆寂前”，中性化形容方式则为“临死前”。翻译“после смерти”时则有“死后”、“去世后”、“仙逝后”、“遇难后”、“驾崩后”等不同的表达方式，要根据具体死者身份和时代的差异，具体问题要做具体分析。词汇问题还体现在口号类文字的翻译上。翻译口号类文字，一般采取语言的经济原则即在能够清楚表达意思的前提下，越简洁、越短

世界史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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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华，男，汉族，1957年生。重庆市人，祖籍安徽歙县。历史学教授。1981年12月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现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留校任教。1984-198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进修班学习，主修世界近现代史。1986年上海复旦大学“日本井上清研修班”学习，主修日本近现代史。2005年中共中央党校“中央部属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学习。2006年随重庆市政府代表团出访日本。参访过东南亚、西欧和俄罗斯等国。现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系主任，硕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副会长，教育部教师教育首批“国培”专家，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通讯评委等。在社会工作方面，现任重庆市北碚区政协委员、九三学社重庆市委员会专委会成员、九三学社北碚区委委员、九三学社西南大学委员会副主委、九三学社西南大学一支社主委等。在《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年刊》、《日本问题研究》和《东北亚论坛》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在人民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等出版学术专著4部，主持国家和省部级课题8项，任九年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世界历史》主要编者及《世界历史》教学参考书副主编，获得过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长期从事世界现当代史、日本与东亚史、中学历史教学以及教材编写等教学科研工作。尤其是在日本近现代化和战后东亚经济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因素和历史局限、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国内外政治因素、东西方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战后东亚崛起的时代机遇以及儒教文化与现代化等诸问题提出了个人的观点和见解，在国内外史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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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杂志，是权威杂志

该室在编辑、出版史学理论专业杂志和丛书方面。1987-1989年创办了《史学理论》季刊，1992年，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季刊。这是全国首家唯一的史学理论专业杂志，是史学工作者了解国外史学理论研究状况，和国外同行了解中国国内史学理论动态的窗口和桥梁。《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在史学类刊物中的转载率一直名列前茅。2000年，《史学理论研究》在1069种史地类刊物中，名列第四名（光明日报2001/05/17）；2001年在全国1029种史地类刊物中，名列第三名（光明日报，2002/03/05）。先后策划和启动了《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新史学译丛》、《史学理论丛书》。在科研方面。截止到2011年，出版《斯拉夫文明》、《加拿大文明》、《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史》、《全球化问题》、《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史学理论大辞典》、《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史学理论卷》、《西方史学史》、《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历史与心灵：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传统国家机构与初期工业化》、《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列国志·加拿大卷》、《中世纪的家庭形态》、《社会史研究焦点》、《世界史研究》、《全球化和全球史》、《斯拉夫—东正教风貌》、《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全球化境域中的西方边疆理论》、《历史认识概论》、《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史学概论》、《社会史：理论与实践》《史学导论》等著作。发表各类论文数百篇。2002年，外国史学理论学科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重点学科的成员参与或主持的的课题主要有：院重大项目《世界历史》；院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院重大项目《文明通论》；院重点项目（B）类《生产力革命与文明的嬗变——世界历史前沿问题研究》；院重点项目《德国近代史上的民族、民主与民生问题》；院青年项目《文化观念的变迁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经济全球化和文化的多样性》；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以来美国公民权利发展》等。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以俄罗斯史和东欧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则以俄罗斯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和外交史，以及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和前南斯拉夫地区史为主，并辅之以共运史。研究室建立于1982年。截止到2011年，先后承担国家“六五”、“七五”、和“九五”社科重点课题多项，完成了《苏联史纲（1917--1937 ）》、《苏联史纲（1953一1964 ）》和《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等集体著作。该室正进行院重点项目和国家“九五”重点项目“苏联兴亡史”研究。该室语种分布较为齐全，有一批专业功底坚实、学术造诣较高的学者，分别从事俄罗斯史、匈牙利史，保加利亚史、南斯拉夫史、波兰史、罗马尼亚史和共运史研究。出版各种专著20多种，重要的有：李显荣的《托洛茨基评传》、陈之骅主编的三卷《苏联史纲》、马龙闪的《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闻一的《布哈林传》，以及马细谱主编的《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阚思静的《卡达尔与匈牙利》、刘邦义的《哥穆尔卡传》、曹特金的《胜利的失败者—布朗基传》、孙耀文的《莫斯科中山大学》、集体项目专著《巴黎公社史》等。截止到2011年，该室有研究人员10人，其中研究员2人，副研究员2人。博士生导师1人，硕士生导师1人。研究室共为国家培养博士5人、硕士4人，大都担任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学术骨干。历任室主任：陈之骅张宏儒李显荣马细谱康春林马龙闪。西欧北美史研究室成立于1964年，是世界历史研究所最早的研究室之一。该室主要研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加拿大等国的近现代史和当代史。该室曾拥有中国老一辈世界史著名专家黄绍湘教授，还聚集了一批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世界史专家，如张椿年、廖学盛、程西筠、孙成木、王振德、张海涛、朱贵生、周剑卿等研究员。截止到2011年，在编研究人员13人（廖学盛、周荣耀、吴必康、徐再荣、俞金尧、顾宁、秦海波、谢闻歌、金海、王宏波、张红菊、姚朋、黄艳红），其中研究员6名，副研究员5名，助理研究员2名，具有博士学位者7人。西欧北美史学科以马克思主义为宗旨，探讨西欧北美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轨迹，尤其侧重于研究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欧北美各主要国家的历史进程。该学科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史、英国史、法国史、德国史、西班牙史、近代欧洲经济社会史、欧美环境史、近现代欧美国际关系史等。该学科研究人员所掌握的预言有：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古希腊语、拉丁语、俄语等。研究室主要成果：《美国通史简编》，黄绍湘著，人民出版社，1979年；《俄国通史简编》（上、下），孙成木等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朱贵生等著，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西文化交流先驱》，许明龙主编，东方出版社，1992年；《工业社会的勃兴—欧美五国工业革命比较研究》，王章辉、孙娴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法西斯体制研究》，朱庭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会1995年；《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王章辉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大英帝国的瓦解》，张顺洪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权力与知识：英美科技政策史》，吴必康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英美新殖民主义》，张顺洪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欧洲十八世纪的中国热》，许明龙著，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英国文化与现代化》，王章辉著，辽海出版社，1999年；《美国文化与现代化》，顾宁著，辽海出版社，2000年；《美英现代社会调控机制》，吴必康主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恩格斯》，秦海波等著，中国少儿出版社，2003年；《尼克松与美国保守主义新权势集团的崛起》，金海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全球环境问题与国际回应》，徐再荣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德国的政策，1918-1929》，王宏波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历任室主任：程西筠孙成木王章辉黄柯可张顺洪亚、非、拉史研究室成立于1964年，是世界史研究所最早的研究室之一，曾一度分为亚非史室和拉丁美洲史室。该室主要研究日本、朝鲜、韩国、东南亚、印度、中东诸国及拉丁美洲各国近现代史和当代史。该室在以国别为主的专题研究基础上，加强了跨国别的地区综合性专题研究，并注重探讨当代热点及其根源问题。截止到2011年，该室研究人员承担了多项国家项目、院重大和院重点项目、所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历史探索》（杨灏城），《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问题》（冯秀文），《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问题比较研究》（毕健康）。院重大课题有：《近代日本对东亚的历史影响》（汤重南、张经纬），多卷本《世界历史》之《国际关系卷》（李春放）；《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与白人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刘兰）。院重点课题有《当代中东政治制度研究》（王彤），《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危机管理——以明治、大正期为中心》（张经纬）。截止到2011年，该室研究人员公开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按专题与发表时间为序）：《日本近代史》（万峰，1978年）、《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万峰，1984年）、《从协调外交到自主外交》（武寅，1985年）、《中日现代化比较》（汤重南，1988年）、《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武寅，1997年）、《印度莫卧儿王朝》（陈翰笙，1979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陈翰笙，1983年）、《印度土地制度研究》（黄思骏，1998年)、《埃及近代史》（杨灏城，1985年）、《民族冲突与宗教争端——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杨灏城、朱克柔，1996年)、《纳赛尔与萨达特时代的埃及》（杨灏城、江淳，1997年）、《宗教与世俗——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杨灏城、朱克柔，2000年）、《当代中东政治制度》（王彤，2005年）、《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2005年）、《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年》（李春放，2002年，该书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三等奖，2007年第2版）、《拉丁美洲农业的发展》（冯秀文，2002年）、《中墨关系——历史与现实》（冯秀文，2007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30年丛书之《中国世界历史学30年》（亚非拉近现代史部分）等。亚非拉史研究室的研究领域覆盖日本及东北亚、南亚、西亚、拉丁美洲和非洲。掌握的外国语种有日、韩、英、阿拉伯、俄语、西班牙语等。专业涵盖面较广，科研人员布局比较合理，研究队伍已形成较完整的梯队。研究方向主要为近现代史，兼顾现实问题。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成立于1978年，该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学科之一，该室人员均有各自国别、地区史的研究领域，并且参加整体世界史的研究。截止到2011年，研究室有在编研究人员7名（郭方、徐建新、易建平、刘健、胡玉娟、邢颖、郭子林、张炜），其中研究员4名、副研究员1名，博士毕业生2名，硕士毕业生1名，在站博士后1名（孙泓）。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的研究宗旨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提供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研究成果，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该室专业研究领域包括：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制度史、古代两河流域史、古代埃及史、赫梯史、古代希腊史、古代罗马史、日本古代史、欧洲中世纪史。所掌握的外国语种有英语、德语、法语、日语、意大利语；古文字有阿卡德文、赫梯文、古埃及象形文字、希腊文、拉丁文。截止到2011年，研究室成员多次承担国家级项目、院重点项目、所级项目，完成了一批在古代中世纪制度史上有重大意义的集体研究课题，包括《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和《古代国家的等级制度》，参加了院重大课题《世界历史》（多卷本）中4大卷5个分册的主持和研究工作。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成员正在进行院重大课题《宗教礼仪制度与古代国家权力》的研究工作。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获得学术界好评，科研成果曾多次获得院所各种级别的奖励。此外，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成员还承担着院、所多项课题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