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论文发表美食

看看（食品与营养科学）吧

中国传统美食论文美食以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清、淡、巧、雅”的突出特征而饮誉海内外。中国菜肴素有四大风味和八大菜系之说。四大风味是：鲁、川、粤、淮扬。八大菜系一般是指：山东菜、四川菜、湖南菜、江苏菜、浙江菜、安徽菜、广东菜和福建菜。八大菜系之首当推鲁菜。鲁菜的形成和发展与由山东地区的文化历史、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和习俗尚好有关。山东是我国古文化发祥地之一。地处黄河下游，气候温和，胶东半岛突出于渤海和黄海之间。境内山川纵横，河湖交错，沃野千里，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文化发达。其粮食产量居全国第三位；蔬菜种类繁多，品质优良，是号称“世界三大菜园”之一。如胶州大白菜、章邱大葱、苍山大蒜、莱芜生姜都蜚声海内外。粤菜系由广州菜、潮州菜、东江菜三种地方风味组成。广州菜包括珠江三角洲和肇庆、韶关、湛江等地的名食在内。地域最广，用料庞杂，选料精细，技艺精良，善于变化，风味讲究，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腻。夏秋力求清淡，冬春偏重浓郁，擅长小炒，要求掌握火候和油温恰到好处。潮汕菜故属闽地，其语言和习俗与闽南相近。川菜系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菜系，其发源地是古代的巴国和蜀国。据《华阳国志》记载，巴国“土植五谷，牲具六畜”，并出产鱼盐和茶蜜；蜀国则“山林泽鱼，园囿瓜果，四代节熟，靡不有焉”。当时巴国和蜀国的调味品已有卤水、岩盐、川椒、“阳朴之姜”。在战国时期墓地出土文物中，已有各种青铜器和陶器食具，川菜的萌芽可见一斑。川菜的形成大致在秦始皇统一到三国鼎立之间。湘菜系即湖南菜，是以湘江流域、洞庭湖地区和湘西山区等地方菜发展而成。湘江流域的菜以长沙、衡阳、湘潭为中心，是湖南菜的主要代表。其制作精细，用料广泛，品种繁多，其特色是油多、色浓，讲究实惠。在品味上注重香酥、酸辣、软嫩。湘西菜擅长香酸辣，具有浓郁的山乡风味。湘菜历史悠久，早在汉朝就已经形成菜系，烹调技艺已有相当高的水平。闽菜系历来以选料精细，刀工严谨，讲究火候、调汤、佐料，和以味取胜而著称。其烹饪技艺，有四个鲜明的特征，一是采用细致入微的片、切、剞等刀法，使不同质地的原料，达到入味透彻的效果。故闽菜的刀工有“剞花如荔，切丝如发，片薄如纸”的美誉。如凉拌菜肴“萝卜蜇”，将薄薄的海蜇皮，每张分别切成2～3片，复切成极细的丝，再与同样粗细的萝卜丝合并烹制，凉后拌上调料上桌。南菜系以杭州、宁波、绍兴三种地方风味菜为代表，成名较早。浙菜系的历史也相当悠久。京师人南下开饭店，用北方的烹调方法将南方丰富的原料做得美味可口，“南料北烹”成为浙菜系一大特色。如过去南方人口味并不偏甜，北方人南下后，影响南方人口味，菜中也放糖了。汴京名菜“糖醋黄河鲤鱼”到临安后，以鱼为原料，烹成浙江名菜“西湖醋鱼”。苏菜系即江苏地方风味菜。江苏是名厨荟萃的地方。我国第一位典籍留名的职业厨师和第一座以厨师姓氏命名的城市均在这里。制作野鸡羹供帝尧食用，被封为大彭国，亦即今天的徐州，故名彭铿，又名彭祖。夏禹时代，“淮夷贡鱼”，淮白鱼直至明清均系贡品。“菜美之者，具区之菁”，商汤时期的太湖佳蔬韭菜花已登大雅之堂。春秋时齐国的易牙曾在徐州传艺，由他创制的“鱼腹藏羊肉”千古流传，是为“鲜”字之本......皖南的徽州菜是徽菜系的主要代表，起源于黄山麓下的歙县，即古代的徽州。后因新安江畔的屯溪小镇成为“祁红”、“屯绿”等名茶和徽墨、歙砚等土特产品的集散中心，饮食业发达，徽菜的重点逐渐转移到屯溪，在这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宋高宗曾问歙味于学士汪藻，汪藻举梅圣俞诗对答“雪天牛尾狸，沙地马蹄鳖”。牛尾狸即果子狸，又名白额。徽菜系在烹调技艺上擅长烧、炖、蒸，而爆、炒菜较少，重油、重色、重火工。

内容摘要：食品供应链综合管理的核心内容是质量认证与跟踪管理，发达国家选择食品供应链综合管理作为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途径。本文分析了我国食品供应链中存在的与食品安全相关问题，阐述了食品供应链综合管理的目标及基本要求，提出完善供应链标准认证体系、提高链上企业成熟度、推行可追溯制度、完善物流服务体系等具体对策。关键词：食品安全食品供应链综合管理食品供应链综合管理的内涵供应链是指由跨组织边界的彼此关联物流和信息流构成的行为系统。食品供应链是由农业、食品加工业和物流配送业等相关企业构成的食品生产与供应的网络系统。一般而言，食品供应链由不同的环节和组织载体构成：产前种子、饲料、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供应环节(农户供应商)、产中种养业生产环节(农户)、食品加工企业、食品通过配送企业进行包装、储藏配送到各零售商或者餐馆，最后到达消费者手中。食品供应链综合管理的概念产生于欧洲，它将供应链视为一个整体，对供应链实施综合性计划、合作和商品流程的控制。其核心内容是质量认证与跟踪管理。有别于一般的供应链管理，食品供应链综合管理必须以保障安全为首要目标，要保障全社会的食品安全，需要在食品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加强安全管理，也就是说，食品的安全成为了食品供应链中每一个参与方共同确保的公共责任。供应链综合管理的思想为解决食品供应链中的安全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思路。我国食品供应链管理中的安全问题（一）食品供应链长且复杂从种植、养殖一直到形成消费，食品以其供应链长为首要特征，覆盖种植、养殖、屠宰、生产和流通以及餐饮管理等环节，并由此带来其复杂性。从食品供应链源头来看，农产品在种植、养殖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农药、化肥、工业“三废”的污染，而人体食用了这些被污染的农产品后不仅将产生直接的健康危害，而且还可造成食源性疾病的增加。据商务部统计，48.4%的种植地和养殖场周边环境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源，35%农民在生产中使用农药和兽药时没有经过农业技术人员指导，64%蔬菜上市前没有进行产地检验。从加工环节来看，食品生产企业规模过小、管理混乱的问题在我国还是比较严重，这形成了影响食品加工环节安全的最主要因素。据统计，2005年，我国食品工业产值突破了2万亿元，然而，国家质监局在对全国6万多家米、面、油、酱油、醋等生产企业的调查中显示，80%为10人以下的小作坊，食品生产企业规模小、门槛低、标准化程度低，已成为我国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此外，超量使用或滥用食品添加剂，也是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诱因。从流通、消费环节来看，目前多数农产品仍以未加工或初加工的形式在农贸市场、街头巷尾直接销售，这种流通方式如果缺少了必要的检验程序和监督手段，食品安全事件将难以避免；而随着现代家庭结构的趋小与人口流动性的增大，人们对食品消费日益呈现出多样化、方便化的趋势。非时令食品消费、在外就餐消费等活动大大增多，食品消费不断上升，也使得群体性的食品安全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二）供应链基础薄弱物流基础硬件设施薄弱。在存储上，我国一直只重视肉类冷库建设而忽视蔬菜、水果的冷库建设；重视城市经营性冷库建设而忽视加工性冷库建设；重视大中型冷库建设而忽视批发零售冷库建设。在运输上，目前国内冷藏运输率只有40%左右，而且主要是在干线运输，在支线配送上很少采用。服务不完善。一方面是服务标准不完善，譬如易腐保鲜食品的装船、装车大多是在露天而不是按照国际食品标准在冷库和保温场所操作。其次是服务内容的不完善，虽然食品是第三方物流服务企业的服务内容，但多数还停留在简单的仓储、运输、搬运等方面，很少有能提供综合性一体化的现代物流服务。（三）食品供应链安全管理有待完善食品供应链上相关的安全标准体系如农产品标准体系、食品检验检测体系、食品质量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等不健全。2004年底，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等九部委出台了食品国家标准的修订计划，使我国食品行业采用国际标准的比例达到55%，此计划显示，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的距离还很大；此外，我国仅个别省市实施了农产品的追溯性标准。食品安全的监管网络建设明显滞后。目前我国食品信息网络不健全，食品企业分散，沟通渠道不畅，许多信息难以收集、传递和及时处理，上下游信息共享不够，食品追溯管理缺乏现实的信息基础设施支持，造成我国食品产业链连接不紧、难于管理和监督，这是引起食品供应链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食品供应链综合管理的目标及基本要求结合以上分析，食品供给的链条越来越长、环节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也越来越复杂，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将增加食品风险发生的机率。从国际经验来看，供应链综合管理已成为食品安全的保障；从国内现实来看，国内农产品供需结构发生了变化，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倍受关注。鉴于食品安全的特性，有别于一般的供应链管理，应该以保障食品安全为首要目标，然后才是对总成本最小化、总周期时间最短化、物流质量最优化等问题的考虑。为了达到食品供应链综合管理的目标，在进行供应链系统设计时应满足以下要求。（一）供应链监管体系科学有效食品供应链作为食品安全与监督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食品安全影响因素的载体。因此，食品供应链管理本身不能孤立起来，而应放在整个监管体系中去考虑，应与政府、行业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相适应，使得整个监管体系的运行更科学有效。（二）供应链管理信息集成与共享食品供应链管理既是食品物流管理问题，更是食品安全信息流管理问题。我国食品供应链信息化滞后不是某个企业的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的共同努力。由于食品安全事故带有突发性、涉及面广、危害性大等特征，因此，速度是关键。食品安全供应链综合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快速反应性”，即系统必须启动快速，安全事故定性必须快速，信息发布必须快速，措施决定和付诸实施必须快速，处理结果公布必须快速等。而这一切建立在信息能够流动快速、透明的基础上，所以，食品供应链综合管理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信息平台系统，提高管理的信息技术含量，以使整个食品供应链上的安全信息能够集成，并实现共享。（三）供应链合作协调有序食品供应链各成员企业的局部利益和行为经常与供应链系统的目标不一致，使供应链系统性能降低、效益受损。供应链管理是将上下游企业作为整体，互相合作，信息共享，提高快速反应能力，降低物流成本的管理模式。因此，设计和实现供应链管理协调机制，提高系统的功能与收益非常重要。通过食品供应链物流的协调管理可使物流活动的每一环节为了系统的同一目标努力，可以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有效提高食品供应链的效率和服务水平，并通过从食品原料的源头进行安全控制，确保食品的安全质量。推行食品供应链综合管理的对策（一）建立和完善供应链上相关标准力求做到无论企业处在供应链的哪个环节或具体生产经营何种产品，都有相应的质量标准被要求执行；没有标准，就无法进行统一的食品供应链综合管理；标准不同，就无法实现跨国界食品供应链管理，因此，标准是基础。目前，我国应尽快全面推行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对整个食品链中组织的要求》的标准，这是一套贯穿整个食品供应链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国际标准，其目的在于为保障食品供应链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提供安全性。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包含了相互沟通、体系管理、过程控制、HACCP原理和前提方案等关键要素。从体系要素和体系包含的内容来看，若食品供应链上企业都能够参照标准建立体系，并严格执行，就能实现有效的食品安全供应链管理。（二）建立健全食品质量安全评价体系和认证认可制度通过加强产地环境保护和规范化肥、农药、兽药、饲料添加剂使用，建立和完善食品的产地环境监测网络，保证产地环境符合安全生产要求；通过食品市场准入制度，杜绝制售假冒伪劣食品现象，防止不安全的农产品、食品流入市场和用于食品原料，保障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安定；强化中介组织和横向联合组织的行业管理的作用，中介组织作为独立的法人行为主体和机构，以公正、公平、诚信的服务为宗旨，向社会提供有资信的质量管理服务，主要进行质量标准认证体系的注册管理，推广、宣传质量标准认证体系，实施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检验等。（三）提高我国食品供应链上企业的成熟度小作坊式的食品生产经营方式，不适合食品行业的发展，也无法实现有效的食品供应链综合管理，必须提高食品企业的集约化、国际化、信息化水平，培育和壮大食品供应链的龙头企业，由这些龙头企业来协调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关系，带动整个食品产业链朝着健康、安全方向发展。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将促进食品产业融合与“一体化经营”，造就大型企业集团，实现增值环节内部化并有利于食品质量安全管理；食品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要求食品企业必须提高国际化水平，融入国际食品供应链管理体系之中；而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则是关键中的关键，是能够实现食品供应链管理的基础。（四）积极推行实施标识管理和可追溯制度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在于信息不对称、责任不可追溯造成的市场失灵。因此，控制食品质量安全的有效手段是增强食品质量安全信息的透明度，通过食品优质优价机制激励生产经营者提高质量安全水平，或者通过明确责任的潜在惩罚约束机制促使生产经营者提高质量安全水平。运用EAN-UCC(全球统一标识)系统和RFID（非接触式微型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可以实现食品安全供应链综合管理的质量认证和跟踪管理功能，在供应链中以精确、快速的方式检索追溯数据，对接收、生产、包装、存储、运输等各个环节建立无缝的联接并进行有效的管理。（五）加强食品供应链设施和设备建设以完善物流服务体系推动物流配送中心建设，实现供应链高效管理。物流配送中心可以对食品等商品实现集中采购、统一配送、统一管理，还可以对食品进行再加工处理，保证食品质量的卫生和标准，充分发挥现代流通方式在实施可追溯中的作用，更好地保证食品安全；积极建立以第三方物流企业为主导的社会化、专业化的农产品物流服务体系，积极培育大型第三方物流企业和企业集团，使之成为中国现代农产品物流产业发展的示范者和中小物流企业资源的整合者；在物流上配备低温冷链系统，建立食品冷藏供应链，将易腐、生鲜食品从产地收购、加工、贮藏、运输、销售，直到消费的各个环节都处于适当的低温环境之中，以保证食品的质量，防止食品的变质和污染。参考文献：1.陈原.试论我国食品安全供应链综合管理[J].生态经济（学术版），20072.陈椒.食品安全与食品供应链管理[J].上海企业，20053.斯樊锋.食品供应链管理[J].物流科技，2006

饮食文化论文人生在世，吃穿二事，很早我们就知道了这句话。人虽然作为高级动物，但仍需要与普通动物一样：“吃”。所以，零零总总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美食也孕育而生，从古至今，长盛不衰。饮食行业也成为三百六十行常展长新的行当，而饮食业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说的更直接些就是一种“吃”的文化。中国有着5000年的悠久历史，中国有着灿烂丰富、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中国人注重“天人合一”，中餐以食表意、以物传情的特点。所以也就使得中国传统的饮食美食都“食出有门”如中华饮食文化理论奠基人??孔子的《论语》中就有关于饮食“二不厌、三适度、十不食”的论述。直至两千年后的今日，仍具有极高的理论指导性。中华茶道始主??陆羽认为茶道在中华饮食文化中的地位几乎与酒等量齐观，他曾遍访名茶产区荐评品第，又精研泉水，次第品级。中华食文化之圣??袁枚其《随园食单》经历五十年才写成，成为中华饮食史上光前裕后之作，也有中华饮食文化“食经”的美誉。还有以味道治国的大臣??伊尹将饮食的“色、香、味、形”与治国相融合，所以就有了 “治国若烹小鲜”之说。由此，这就形成了我们传统的饮食有“四重”的特点： 1、重食：古人就有：“民以食为天”之说，见面常问“吃过没有？”足见饮食文化的地位。 2、重养：以“五谷”养“六脏”，饮食中重视人体养生保健。 3、重味：中华饮食最注意食物的味，讲究“色、香、味、型”。各种味道差异构成各种菜系的基础。 4、重理：注意各种食物的搭配，以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等阴阳调和之理性认识指导烹饪。正是由于中华饮食讲究料、作、食等等的精细，内容丰富且博大精深，民族特色鲜明，既兼容又特别，从古到今，历代相传又推陈出新。不同的饮食习惯造就了不同的饮食文化。中国人大而全的一贯作风，吃饭时自然是七大盘、八大碗，一是显示了富足，二是摆足了排场；近而各地比吃、全国争雄，最终形成了八大菜系，也就是吃方面八个不同的“高手”；说得虽有些低俗，但还是很能传情达意的。因此，中华饮食文化就其深层内涵，可以简单概括成八个字：精致、悦目、坠情、礼数。这八个字，反映了饮食活动过程中饮食品质、审美体验、情感活动、社会功能等所包含的独特文化意蕴，也反映了饮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密切联系。精致；我们在得意时都喜欢在酒馆、餐厅里点几个精致小菜，或自己做几个精致小菜来犒赏自己与亲戚友人，而这时就需要吃出一种气氛、品位甚至是文化来。饮食既然作为一种文化，一种“吃”的文化，精品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地渗透、贯彻到整个饮食活动过程中。选料、烹调、配伍乃至饮食环境，都体现着 “精致”。尤其是现在非常注重个人身体保健的现代社会，更是要求我们的饮食向精致化发展，使饮食中融入文化，透出文化，从而“吃”出文化来，避免和摒弃那种“过之屠门而大嚼”不雅行为和有损健康的不良习惯。悦目；这是将“吃”的文化与内涵进行升华的高级阶段，体现了饮食文化的审美特征。中华饮食之所以能够征服世界，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美，它令食者有“三月不知肉味”的同时，更令人拍案叫绝和赏心悦目。这种悦目，是指中国饮食活动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是指它给人们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首先是味道美。孙中山先生讲“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将对“味”的审美视作烹调的第一要义。令人悦目的美味佳肴作为饮食文化的一个基本内涵，它是中华饮食的魅力之所在，悦目贯穿在饮食活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中。坠情；这是对中华饮食文化社会心理功能的概括。因为菜系和饮食中蕴藏着各种感情在其中。做的人付出心血和真情用心去做，而吃者更是品味到自己喜欢的饮食则抱着的是一种感激与赞赏。吃吃喝喝，不能简单视之，它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媒介，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社交活动。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可以做生意、交流信息、采访。朋友离合，送往迎来，人们都习惯于在饭桌上表达惜别或欢迎的心情，感情上的风波，人们也往往借酒菜平息。这是饮食活动对于社会心理的调节功能。过去的茶馆，大家坐下来喝茶、听书、摆龙门阵或者发泄对朝廷的不满，实在是一种极好的心理按摩。中华饮食之所以具有“抒情”功能，是因为“饮德食和、万邦同乐”的哲学思想和由此而出现的具有民族特点的饮食方式。对于饮食活动中的情感文化，有个引导和提升品位的问题。我们要提倡健康优美、奋发向上的文化情调，追求一种高尚的情操。礼数；是指饮食活动的礼仪性。中国是礼仪之邦，而这种礼仪与礼数也渗透到了饮食当中。而饮食讲究“礼数”，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生老病死、送往迎来、祭神敬祖都是礼。《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数”中也讲究着一种秩序和规范，比如在重要场合坐席的方向、箸匙的排列、上菜的次序、有些菜的象征、来历等等都体现着“礼数”。我们谈“礼数”，更应把它理解成一种精神，一种内在的伦理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在饮食活动过程中，从而构成中国饮食文明的逻辑起点。饮食中的精致、悦目、坠情、礼数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基本内涵，换言之，这四个方面有机地构成了中华饮食文化这个整体概念。但是，它们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四者环环相生、完美统一，便形成中华饮食文化的最高境界。而中华饮食也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用嘴“吃”出来了一种文化，一种浓厚的中华饮食文化，这种文化已经得以前仆后继的不断弘扬，已经影响到了我们自己和身边，影响到了全世界的饮食行业。

发表世界史论文

杂志：《史林》《历史教学》《文史春秋》《文史月刊》《文史杂志》《文史天地》《文史博览》《文博》网站：趣历史：学史博客：历史春秋：

《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月刊》

促进。对世界史的研究可以促进对语言学的研究，因为语言的产生与发展与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变化是分不开的，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对世界史的研究可以促进语言学的发展和研究。

摘要]外语能力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必要技能，是研读和运用外文材料的基本条件。研究者的掌握语种、语文知识和翻译水平是衡量专业外语能力的主要指标。本文以俄国史研究者的俄语能力建设为例，基于学习研究中积累的翻译经验和语言材料，探讨俄语能力问题对俄国史研究的影响，最后以词汇问题的处理为例，指出提高翻译水平的路径之一，进而对加强专业外语能力建设，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提供参考。[关键词]世界史研究；俄国史；翻译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尤其是2011年升为一级学科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具体表现在：学术研究质量不断提高，领域不断扩大，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现，不仅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也得到了国外同行的密切关注。”[1]在论文成果方面，仅2018年全年在国内期刊正式发表的世界史论文（包括研究性论文、书评、研究综述和会议综述）就有1220篇，其中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转载98篇。[2]科研项目方面，在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名单中，世界历史立项总计108项[3]，充分体现了当前国内世界史研究的规模与能力。不过，我们虽然建立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但目前中国世界史研究后备人才的培养仍存在许多不足有待完善，外语能力的建设，尤其是专业文献的翻译问题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外语能力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必要技能，是研读和运用外文材料的基本条件。要知道，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从阅读资料（史料）开始的。史料的搜集与阅读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论文的整体风貌与是否具有原创性。[4]“研究外国史，各国现代外语是研究国别史的起码条件，否则连专业的门都没有入。如果研究古代文明史，那象形文、楔形文、梵文、古希腊文、拉丁文都是入门的钥匙。只有掌握了这些钥匙，进入文本层次的研究，才能说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或古典学算是真正登堂入室了。”[5]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世界史研究而言，专业外语能力主要包括掌握语种、语文知识和翻译水平三个方面。一、扩大掌握语种当前我国世界史研究人员掌握语种不多，限制了获取和运用材料的能力。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能使用英文，但懂得其他语种的人却很少。且“由于语种的限制，我们在使用材料时无法做到多样化，更谈不上对多种材料进行比对和筛选。”[6]而“在欧美国家，要想研究世界历史，最少得会三门外语。如果是世界古代史，则需精通至少一门古典语言——拉丁语或古希腊语。研究古代东方史，甚至需要掌握象形文字、楔形文字与梵文之类的语言。”[7]掌握多种外语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文献资料来源的丰富性、研究视野和深化空间上的广度、史料和论述的厚度及对特定问题论说的力度和可信度上，[8]还反映在对史料真实性的考证鉴别上。要知道，“材料的正确性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而对材料加以考证鉴定是“达到材料正确性的唯一方法”。所谓兼听则明，孤证不立。如果我们掌握多种外语，就有可能对一则史料的不同出处或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进行参互比较、考证，从而最大限度地鉴别史料的真伪，提高完整性和可信度。[9]笔者曾读到一篇研究美国对1928-1941年苏联工业化发展的影响的学位论文。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但在其参考文献中竟无一份俄文文献，只有英文史料和中文专著和译著。其问题不仅在于过度依赖英文资料，恐怕也受到作者外语能力，具体而言就是掌握语种的限制。这不能不影响到取材范围、论述深度乃至整体研究质量。在这方面，不乏优秀范例可资参考。譬如，沈志华著《苏联专家在中国》（北京：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第1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2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版）征引和参考了俄文和英文档案、报刊、文献、著作、回忆录和口述史料，成为近年来国内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受到国内外学界好评；李工真著《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利用了大量德文、英文和拉丁文文献，对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推动下的20世纪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洲际大转移进行了深入研究。又如崔丕著《冷战时期美日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也大量利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日文和英文档案史料，在多国多边解密档案互证研究的基础上，对冷战时期美日关系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考察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我们认为，对地区国别史研究而言，如研究对象为非英语国家，则最好掌握该国母语，因其间最权威最丰富的文献资料必定是用该国母语记录的。单纯使用中文资料或汉译二手文献，很难做出原创性成果，而且资料来源也比较有限，这会影响到研究视野、选题范围、文章质量乃至最终结论。浙江大学教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沈坚指出，“1978年后，随着研究的深入，法国史研究越来越专门化，学术规范进一步完善，法语成为必要的工作语言。” [10]就俄国史研究而言，阅读和翻译俄文文献应该成为俄国史研究者的“日课”。以俄国史研究中的“苏联核计划（АП СССР）”研究为例，在俄罗斯原子能部组织编辑的三卷本官方档案文献资料汇编——《苏联核计划：文献资料》[11]出版之前，西方学界虽然对该领域研究起步很早，且有美国建立的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美国威尔逊学者中心数字档案”特别下设的苏联核历史专题及广泛涉及美苏核问题的“ALSOS”核相关问题数字图书馆等研究资源[12]，但因严重缺乏俄文史料支持，导致一些研究成果难免“雾里看花”，甚至“道听途说”，而不具有科学性。只有在俄文档案资料得以解密公开后，学者经过翻译、整理、解读，”客观、科学的苏联核计划研究才成为可能，苏联核计划研究才成为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13]二、丰富语文知识语言贮存着民族的共同记忆，既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历史变迁的见证，一门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活历史。北京师范大学郭小凌教授甚至认为，“语言是历史产生的和发展的先决条件”，“没有语言文字，就没有历史学”。[14]在掌握尽量多的语种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仅有语言还不能用好材料。“要透辟、彻底地了解材料的含义，恰到好处地使用材料，还需要借助于丰富的知识，还要用相关理论来做透镜。”[15]研读专业文献，准确解读和运用材料绝非易事，尤其在翻译专业文献时，学者不具备一定的语文知识便很难胜任。正如“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必须具备古汉语的识读与理解能力，熟悉古文字学、音韵学的规律。”[16]对俄国史研究者来说，首先要打下扎实的俄语基础。要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必须具备足够的俄语词汇量，系统地掌握俄语语法知识。[17]如果从事俄国古代史研究，除了要精通现代俄语语法，还要了解正字法，在阅读古俄语文献，想要了解“俄语历史发展过程中业已消失了的语言旧质”时，还要熟悉俄语历史语法（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a）。[18]在研读和翻译专业文献过程中，除了注意学术观点和最新材料外，还要留心不断积累文献中丰富的语言材料。因为，“俄语作为一种屈折语，有比较明显的词形变化，而且变化的规律性比较强。”通过语言的类推规律建构起个性化的词汇知识库，形成词汇语义场，利用语文知识，解读和分析史料，有时会收到触类旁通，意想不到的效果。[19]另外还应注意标点符号的使用。现代汉语中省略号一般位于段落中间“……”；俄语中省略号可以是三个点“…”，且位于段落的下方。俄语中破折号的使用频率远高于汉语，可以表示词语的省略，包括主谓结构中的系词﹑句子成分的省略、两个表示时间、空间和数量意义的词之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专有名词之间、表示相同词语的省略等，可见其用途之广。俄语中常有双重破折号，主要用于标示句子中的插入结构、嵌入结构、独立同位语、加确语等成分。但是汉译后要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往往要调整或者打乱语序，某些结构汉译后就变成了倒装句，需要重新梳理，或者干脆“编译”。此外，还应熟习俄文惯用表达方式，成语、熟语、谚语、俚语、格言、文学常识；俄罗斯国情学，俄—拉丁字母转写对照表、俄汉音译表、俄汉计量单位对照表（长度、面积、容量、重量、液量、干量等）、俄汉历法对照等国情和实用知识。由于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及人的思想的复杂性，一些特殊表达方式（代号、代称、绰号等）、语言现象（断句、形动词、副动词、无人称句、泛指人称句、不定代词、语句倒装、语音交替、名词活用为动词、形容词的名词化等）及历史人物自创的新词新语等只有当事人才能心领神会、曲尽其妙，这就要求译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语文知识的丰富程度对解读和利用专业文献具有重要意义。比如俄语词汇中包含了一些斯拉夫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如姓氏列宁（Ленин）、斯大林（Сталин）、加米涅夫（Каменев），它们在俄语中的词根分别是“勒拿河”、“钢铁”和“石头”，在英语中则为Lenin、Stalin、Kamenev，如果不懂俄语就看不出原词的词根含义，也就无从联想其姓氏内涵。又如苏联政要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 他在谈判中常常否定西方国家代表的提议，因此被称为“涅特”先生，这里的“涅特”就是俄语“нет”的音译，意思是“不”。关于音译问题，笔者在翻译姓氏“Пономарев”一词时就遇到了困难。该姓应该译成“波诺马廖夫”还是“波诺马列夫”呢？俄语单词中字母“е”和“ё”往往是“雌雄同体”——“ё”也可写作“е”。个别外来词中“йо”和“ио”也可表示“ё”音。如，人名“约瑟夫”（Иосиф）和契诃夫小说中的“姚内奇”（Ионыч）便是这种构词法。最后通过查阅参考资料确定应取“ё”音，译成“波诺马廖夫”。如果不懂俄语，一旦遇到汉译本文献中的误译、漏译和错译，如果我们连基本的辨识能力都没有，就很可能被误导，将错就错，错误解读信息，影响研究质量。三、提高翻译水平“翻译是把一种语言传达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进行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中介手段”。[20]翻译能力也是世界史研究者解读和利用外文材料，开展学术研究的“看家本领”。事实上，许多世界史研究大家同时也是优秀的翻译家，由其译介的译著也为学界了解国外优秀研究成果提供了便利条件。提高翻译水平是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的必然要求，以下简述笔者对翻译俄文文献中词汇处理的几点看法，仅供参考。笔者认为，一篇文献在动手翻译前，首先要做的一点就是简要通读全文，大概掌握文章的写作题材、主要内容、成文年代、作者简介等信息，据此判断该文需要用何种语体来翻译，选用何种色彩的语言来行文等，为通篇材料定下总体基调。笔者对选用译本词汇的主要原则是尽量选用雅词，避免陋译劣译；词汇使用上坚持术语化与规范化；统一翻译标准，避免一词多译；注意按照现代汉语表达习惯和使用规范调整语序，避免倒装；酌情增减字词，补充缺失成分；求信与求雅相统一，既要尽量还原原文，忠实文本，又要考虑到适当修辞和变通，使文义通顺流畅而不失简洁博雅。其次是根据文章特点选用合适的词汇。由于某些术语名词存在一词多义现象，在组成句子时还要考虑其是否通顺；如果不通顺，就要从该词的若干义项中择取一个比较符合文义的义项来填补空缺。在翻译实践中，词汇的选择还存在“色彩”问题。翻译实践中对句子的理解主要体现在词汇义项的斟酌选用上，尤其是对一些敏感词汇在细节方面的处理上最见功力。如翻译“покойник”、“мертвец”等词时，要根据上下文、具体语境和不同场合变通为“死者”、“遇难者”、“先人”等；翻译“труп”、“тело"等词时，要根据实际情况翻译成“遗体”、“尸体”、“遗骸”等不同义项。另外，与“死”有关的词组和句子要注意细节的处理，区分性质、褒贬等。如“перед смертью”形容烈士时要译成“就义前”,形容僧侣则可译成“圆寂前”，中性化形容方式则为“临死前”。翻译“после смерти”时则有“死后”、“去世后”、“仙逝后”、“遇难后”、“驾崩后”等不同的表达方式，要根据具体死者身份和时代的差异，具体问题要做具体分析。词汇问题还体现在口号类文字的翻译上。翻译口号类文字，一般采取语言的经济原则即在能够清楚表达意思的前提下，越简洁、越短

世界史论文发表

杂志：《史林》《历史教学》《文史春秋》《文史月刊》《文史杂志》《文史天地》《文史博览》《文博》网站：趣历史：学史博客：历史春秋：

《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月刊》

吴建华，男，汉族，1957年生。重庆市人，祖籍安徽歙县。历史学教授。1981年12月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现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留校任教。1984-198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进修班学习，主修世界近现代史。1986年上海复旦大学“日本井上清研修班”学习，主修日本近现代史。2005年中共中央党校“中央部属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学习。2006年随重庆市政府代表团出访日本。参访过东南亚、西欧和俄罗斯等国。现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系主任，硕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副会长，教育部教师教育首批“国培”专家，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通讯评委等。在社会工作方面，现任重庆市北碚区政协委员、九三学社重庆市委员会专委会成员、九三学社北碚区委委员、九三学社西南大学委员会副主委、九三学社西南大学一支社主委等。在《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年刊》、《日本问题研究》和《东北亚论坛》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在人民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等出版学术专著4部，主持国家和省部级课题8项，任九年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世界历史》主要编者及《世界历史》教学参考书副主编，获得过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长期从事世界现当代史、日本与东亚史、中学历史教学以及教材编写等教学科研工作。尤其是在日本近现代化和战后东亚经济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因素和历史局限、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国内外政治因素、东西方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战后东亚崛起的时代机遇以及儒教文化与现代化等诸问题提出了个人的观点和见解，在国内外史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

世界历史论文发表

杂志：《史林》《历史教学》《文史春秋》《文史月刊》《文史杂志》《文史天地》《文史博览》《文博》网站：趣历史：学史博客：历史春秋：

历史研究杂志，是权威杂志

该室在编辑、出版史学理论专业杂志和丛书方面。1987-1989年创办了《史学理论》季刊，1992年，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季刊。这是全国首家唯一的史学理论专业杂志，是史学工作者了解国外史学理论研究状况，和国外同行了解中国国内史学理论动态的窗口和桥梁。《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在史学类刊物中的转载率一直名列前茅。2000年，《史学理论研究》在1069种史地类刊物中，名列第四名（光明日报2001/05/17）；2001年在全国1029种史地类刊物中，名列第三名（光明日报，2002/03/05）。先后策划和启动了《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新史学译丛》、《史学理论丛书》。在科研方面。截止到2011年，出版《斯拉夫文明》、《加拿大文明》、《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史》、《全球化问题》、《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史学理论大辞典》、《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史学理论卷》、《西方史学史》、《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历史与心灵：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传统国家机构与初期工业化》、《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列国志·加拿大卷》、《中世纪的家庭形态》、《社会史研究焦点》、《世界史研究》、《全球化和全球史》、《斯拉夫—东正教风貌》、《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全球化境域中的西方边疆理论》、《历史认识概论》、《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史学概论》、《社会史：理论与实践》《史学导论》等著作。发表各类论文数百篇。2002年，外国史学理论学科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重点学科的成员参与或主持的的课题主要有：院重大项目《世界历史》；院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院重大项目《文明通论》；院重点项目（B）类《生产力革命与文明的嬗变——世界历史前沿问题研究》；院重点项目《德国近代史上的民族、民主与民生问题》；院青年项目《文化观念的变迁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经济全球化和文化的多样性》；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以来美国公民权利发展》等。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以俄罗斯史和东欧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则以俄罗斯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和外交史，以及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和前南斯拉夫地区史为主，并辅之以共运史。研究室建立于1982年。截止到2011年，先后承担国家“六五”、“七五”、和“九五”社科重点课题多项，完成了《苏联史纲（1917--1937 ）》、《苏联史纲（1953一1964 ）》和《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等集体著作。该室正进行院重点项目和国家“九五”重点项目“苏联兴亡史”研究。该室语种分布较为齐全，有一批专业功底坚实、学术造诣较高的学者，分别从事俄罗斯史、匈牙利史，保加利亚史、南斯拉夫史、波兰史、罗马尼亚史和共运史研究。出版各种专著20多种，重要的有：李显荣的《托洛茨基评传》、陈之骅主编的三卷《苏联史纲》、马龙闪的《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闻一的《布哈林传》，以及马细谱主编的《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阚思静的《卡达尔与匈牙利》、刘邦义的《哥穆尔卡传》、曹特金的《胜利的失败者—布朗基传》、孙耀文的《莫斯科中山大学》、集体项目专著《巴黎公社史》等。截止到2011年，该室有研究人员10人，其中研究员2人，副研究员2人。博士生导师1人，硕士生导师1人。研究室共为国家培养博士5人、硕士4人，大都担任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学术骨干。历任室主任：陈之骅张宏儒李显荣马细谱康春林马龙闪。西欧北美史研究室成立于1964年，是世界历史研究所最早的研究室之一。该室主要研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加拿大等国的近现代史和当代史。该室曾拥有中国老一辈世界史著名专家黄绍湘教授，还聚集了一批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世界史专家，如张椿年、廖学盛、程西筠、孙成木、王振德、张海涛、朱贵生、周剑卿等研究员。截止到2011年，在编研究人员13人（廖学盛、周荣耀、吴必康、徐再荣、俞金尧、顾宁、秦海波、谢闻歌、金海、王宏波、张红菊、姚朋、黄艳红），其中研究员6名，副研究员5名，助理研究员2名，具有博士学位者7人。西欧北美史学科以马克思主义为宗旨，探讨西欧北美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轨迹，尤其侧重于研究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欧北美各主要国家的历史进程。该学科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史、英国史、法国史、德国史、西班牙史、近代欧洲经济社会史、欧美环境史、近现代欧美国际关系史等。该学科研究人员所掌握的预言有：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古希腊语、拉丁语、俄语等。研究室主要成果：《美国通史简编》，黄绍湘著，人民出版社，1979年；《俄国通史简编》（上、下），孙成木等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朱贵生等著，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西文化交流先驱》，许明龙主编，东方出版社，1992年；《工业社会的勃兴—欧美五国工业革命比较研究》，王章辉、孙娴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法西斯体制研究》，朱庭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会1995年；《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王章辉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大英帝国的瓦解》，张顺洪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权力与知识：英美科技政策史》，吴必康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英美新殖民主义》，张顺洪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欧洲十八世纪的中国热》，许明龙著，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英国文化与现代化》，王章辉著，辽海出版社，1999年；《美国文化与现代化》，顾宁著，辽海出版社，2000年；《美英现代社会调控机制》，吴必康主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恩格斯》，秦海波等著，中国少儿出版社，2003年；《尼克松与美国保守主义新权势集团的崛起》，金海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全球环境问题与国际回应》，徐再荣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德国的政策，1918-1929》，王宏波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历任室主任：程西筠孙成木王章辉黄柯可张顺洪亚、非、拉史研究室成立于1964年，是世界史研究所最早的研究室之一，曾一度分为亚非史室和拉丁美洲史室。该室主要研究日本、朝鲜、韩国、东南亚、印度、中东诸国及拉丁美洲各国近现代史和当代史。该室在以国别为主的专题研究基础上，加强了跨国别的地区综合性专题研究，并注重探讨当代热点及其根源问题。截止到2011年，该室研究人员承担了多项国家项目、院重大和院重点项目、所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历史探索》（杨灏城），《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问题》（冯秀文），《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问题比较研究》（毕健康）。院重大课题有：《近代日本对东亚的历史影响》（汤重南、张经纬），多卷本《世界历史》之《国际关系卷》（李春放）；《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与白人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刘兰）。院重点课题有《当代中东政治制度研究》（王彤），《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危机管理——以明治、大正期为中心》（张经纬）。截止到2011年，该室研究人员公开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按专题与发表时间为序）：《日本近代史》（万峰，1978年）、《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万峰，1984年）、《从协调外交到自主外交》（武寅，1985年）、《中日现代化比较》（汤重南，1988年）、《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武寅，1997年）、《印度莫卧儿王朝》（陈翰笙，1979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陈翰笙，1983年）、《印度土地制度研究》（黄思骏，1998年)、《埃及近代史》（杨灏城，1985年）、《民族冲突与宗教争端——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杨灏城、朱克柔，1996年)、《纳赛尔与萨达特时代的埃及》（杨灏城、江淳，1997年）、《宗教与世俗——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杨灏城、朱克柔，2000年）、《当代中东政治制度》（王彤，2005年）、《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2005年）、《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年》（李春放，2002年，该书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三等奖，2007年第2版）、《拉丁美洲农业的发展》（冯秀文，2002年）、《中墨关系——历史与现实》（冯秀文，2007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30年丛书之《中国世界历史学30年》（亚非拉近现代史部分）等。亚非拉史研究室的研究领域覆盖日本及东北亚、南亚、西亚、拉丁美洲和非洲。掌握的外国语种有日、韩、英、阿拉伯、俄语、西班牙语等。专业涵盖面较广，科研人员布局比较合理，研究队伍已形成较完整的梯队。研究方向主要为近现代史，兼顾现实问题。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成立于1978年，该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学科之一，该室人员均有各自国别、地区史的研究领域，并且参加整体世界史的研究。截止到2011年，研究室有在编研究人员7名（郭方、徐建新、易建平、刘健、胡玉娟、邢颖、郭子林、张炜），其中研究员4名、副研究员1名，博士毕业生2名，硕士毕业生1名，在站博士后1名（孙泓）。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的研究宗旨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提供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研究成果，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该室专业研究领域包括：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制度史、古代两河流域史、古代埃及史、赫梯史、古代希腊史、古代罗马史、日本古代史、欧洲中世纪史。所掌握的外国语种有英语、德语、法语、日语、意大利语；古文字有阿卡德文、赫梯文、古埃及象形文字、希腊文、拉丁文。截止到2011年，研究室成员多次承担国家级项目、院重点项目、所级项目，完成了一批在古代中世纪制度史上有重大意义的集体研究课题，包括《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和《古代国家的等级制度》，参加了院重大课题《世界历史》（多卷本）中4大卷5个分册的主持和研究工作。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成员正在进行院重大课题《宗教礼仪制度与古代国家权力》的研究工作。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获得学术界好评，科研成果曾多次获得院所各种级别的奖励。此外，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成员还承担着院、所多项课题研究工作。

世界史论文的发表

墨西哥战争，美国走向帝国美国自从1783年独立战争中获胜以后,便决定要控制整个北美洲。1835年美国煽动墨西哥得克萨斯地区的种植园主叛乱,1845年,美国吞并了得克萨斯,并提出更大的领土要求,不仅要划定得克萨斯与墨西哥的疆界,还要向墨西哥强买加利福尼亚及新墨西哥。于是战争终于不可避免了。1846年,美国对墨西哥宣战。美国第11任总统波尔克(1845年～1849年)派出了一支3500人的正规军,在扎卡里·泰勒(后来成为了第12任总统)的率领下,出击墨西哥北部。波尔克的目标是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亚力桑那、新墨西哥、科罗拉多和怀俄明。衣衫破烂的美军在得克萨斯,一支大约6万人的志愿军加入了泰勒的队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根本就还没有做好应付残酷战争的准备,制服五花八门,甚至破烂不堪。当时的陆军中尉拿破仑·达纳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作了如下描述:“我们这里的人按照自己的喜好穿着各色各样的衣服,有的着五颜六色的衬衣,有的却偏好夹克;戴草帽的有之,戴宽边帽的也不少,甚至有些人还穿着棉裤,看看,这就是我们当时打仗的样子……我戴着一顶旧草帽,穿着宝贝亲自织的蓝色格子裤,可惜的是两个裤腿都磨破了,眼对眼洞对洞。你还记得我的那个外套吗?现在它已经洗白了。这样也好,敌人的子弹就认不出我是个当官的了。”尽管美军已经逼近了边境,但墨西哥人仍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因为从人数上看,墨西哥军超过美军3倍,甚至外界也纷纷看好墨西哥。伦敦的《泰晤士报》就明确说墨西哥军队“强于美国军队”。历史学家罗·菲尔德并没有把分析的目光仅仅停留在双方的制服上,他勾画了一个更加真实的图画:“形势明显对墨西哥不利。墨西哥的人口是725万,只及美国的一半;而且墨西哥正处于一个统治不稳定的政府领导下……军队不可避免地卷入国家权力争夺的内讧中,这样对士气和军纪都是一个相当大的影响;直到1847年墨西哥军队还要求士兵在长官面前必须致敬或者脱帽行礼。”尽管在战场上,墨西哥军队拥有一批新式骑兵,如枪骑兵、轻骑兵、重装骑兵,但美军的优势在于他们的指挥系统。泰勒和斯科特以及其他的一些高级指挥官都是非常优秀的将领,他们有着一批大约200人的、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各级指挥官加以支持。这其中就包括罗伯特·李和尤里西斯·格兰特,也即是这批下级军官在以后的南北战争里却各持一方,互相厮杀。民主党政府派出了军队,但他们从没有真心希望自己的子弟兵顺利凯旋,相反,波尔克总统倒是希望斯科特在通往墨西哥的路上犯足够多的错误。北部战场的胜利使得波尔克冷落了泰勒在最初的几次交锋中,美国在墨西哥以北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取得了先机。然而他们的成功很快就被可怕的流行病大打折扣,霍乱、麻疹和黄热病开始爆发,1846年夏天至少有1500名士兵倒毙。9月份,泰勒进抵蒙特里(现为加州西部一城市)。得克萨斯的骑兵队与美国的正规军一起占领了环城高地上的炮兵阵地,然后他们调转炮口猛轰蒙特里。这次行动造成了120名美军死亡,368人受伤,而墨西哥的死伤人数就更多。攻占蒙特里的消息在美国引起了轰动,大家额手称庆。如此一来,泰勒就成了反对派总统候选人的最佳人选,波尔克本来想就此收手停止战争,但遭到了舆论的强大批评,反对派说总统对墨西哥人太仁慈。波尔克骑虎难下,他只好命令泰勒驻守在蒙特里,他的大部分军队则加入斯科特的队伍,准备直捣墨西哥心脏。从两栖登陆到决战为了彻底打败墨西哥,美国总统波尔克命令美军向墨西哥首都挺进。由于从陆路攻占墨西哥城需要走800公里乡村道路,波尔克决定利用美国的制海权运送一支9000人的军队通过墨西哥湾直抵韦拉克鲁斯(墨西哥东部海港),这支军队由斯科特率领。韦拉克鲁斯是墨西哥东海岸的最大港口,具有重要战略价值。斯科特集中军队1.3万人,配备50门大炮,在海军墨西哥湾分舰队的支援下,进攻该港。海港有4000墨军防守,工事坚固。为完成两栖攻击,斯科特专门订购了特制的登陆艇,并对部队进行了强化训练,做好了周密的准备工作。3月9日开始,美军在韦拉克鲁斯东南5000米处的海滩开始登陆。因墨军未抵抗,美军8000人无一伤亡,顺利登陆。接着,美军开始围攻韦拉克鲁斯,美72艘军舰和陆军的大炮对维拉克鲁斯进行了连续几天的野蛮炮击。在美军猛烈的炮火下,城市受到严重破坏。占领了韦拉克鲁斯后,美军直扑墨西哥首都,9月份,美军兵临墨西哥城。墨西哥总统圣塔安把大部队放在了墨西哥城内,同时在两翼布置了数量可观的军队:一个是马力莫附近的磨坊和另一个是能够俯瞰城内的查培尔佩戈要塞。9月8日,美军乘着夜色偷袭了马力莫,这次冒险非常成功,墨西哥军队被迫撤离了磨坊,后来人们才发现,这个磨坊并不是生产枪炮的地方,而是一个储放粮草的仓库。5天后,对查培尔佩戈的进攻开始了,斯科特调来炮兵对着要塞猛轰了一整天,9月13日早上,500名志愿兵拿着云梯开始强攻。这是一次残酷作战。冲在最前面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们这次行动还写进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之歌》),而突击行动总指挥特威格斯少校拿着心爱的双筒猎枪身先士卒,结果阵亡于此。由于海军陆战队如此英勇,23名军官里有13名在战后立即得到晋升。墨军也毫不含糊,军校里的学生们冒着枪林弹雨,奋勇还击,美军死伤遍地。墨军子弹打光后,与敌展开了白刃格斗。最后,有6名少年学员战斗到最后一人,光荣牺牲,被誉为“少年英雄”。9月13日晚上,圣塔安见大势已去,率领军队就从城里撤退了,他释放了监狱里的全部犯人,为的是给进城的美军添加麻烦。墨西哥城市长向斯科特求情,要求他的军队尊重他的人民的权利。第二天拂晓,美军大批进城。“在入城的时候,美军处处遭到了偷袭,”格兰特在《自传》里写道,“街道上渺无人烟,几乎成了一个死城,除了时不时从隐蔽的地方传来偷袭的枪声外。”一个奇怪的特使还在战争尚未结束的1847年4月,美国总统波尔克派遣国务院秘书尼古拉斯·特里斯特随部队前往墨西哥,他的使命就是要和平地让墨西哥放弃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但到1847年10月,随着战争顺利进行,总统不仅要求更多的土地,而且认为特里斯特有辱使命,要将其召回。但特里斯特拒绝回国。1848年2月2日,特里斯特以最初的指示为基础,谈判并签署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条约规定,美国将付给墨西哥1500万美元,并赔偿因本国公民对墨西哥作战造成的损失费325万美元。作为交换,墨西哥让出了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毫无疑问,波尔克总统对这家伙的自行其是感到不可思议,而国内的扩张主义者也认为美国得的领土太少,但3月10日,参议院居然批准了这个条约,那位无视总统命令的特里斯特先生,一点事都没有。1849年,一直病痛缠身的波尔克拒绝参加总统连任的竞选,回到了田纳西州的家中几个月后就病故了。由于他为美国开拓了大片新边疆并且和平解决了与加拿大的边界问题,被历史学家评为“接近伟大”的总统。美墨战争是美军第一次在异国作战,战争中第一次使用蒸汽战舰。这次战争也是美国第一次由职业军队单独进行的战争。征服的胜利是“伟大的”,但代价并不低廉:至少100万美元的军费以及1.3万名士兵的性命为此作了注脚。而且正如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所说,边疆的扩大,随之而来的是蓄奴州的扩大,并最终使得美国走向了南北战争。美国史论文《美国的西进运动》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打乱了我们的正常学习，不过这也给了我们充足的时间去阅读一些书籍。在何老师的推荐下，我阅读了人民出版社《美国通史》中的《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与《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这两本书，对美国的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感叹于美国由一个地处一隅的小邦在几百年时间内奇迹般地变成一个泱泱大国的同时，我也被美国人民对此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和顽强的创业精神所折服。由于我是从甘肃考到北大的，现在西部大开发又进行的如火如荼，所以我对书中的“大陆扩张西进运动”这一章特别感兴趣，因此就以此来作为我的读书报告。19世纪发生的西进运动是美国人民由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部地区进行经济大开发和领土扩张的过程,它是美国经济飞跃的重要因素。自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大约经历了100年左右的时间,使美国版图由独立战争时大西洋沿岸13块殖民地至19世纪末延伸到太平洋沿岸的广大地域,它是美国历史上一次跨越时空、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社会迁移运动,被美国历史学家特纳称之为体现“美国精神”的伟大运动。千百万的美国人民胼手胝足、艰苦奋斗,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飞跃,使美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1783年美国赢得了独立。按照《巴黎和约》的规定,美国领土从独立前13州90多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30多万平方公里,它南至佛罗里达,北接加拿大与大湖地区,东起大西洋沿岸,西止密西西比河。然而这一点领土并不足以满足美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美国开始向密西西比河以西扩张，用购买和战争手段兼并了法国、西班牙、英国的殖民地和墨西哥的大片国土。1803年，美国乘拿破仑忙于应付欧洲战争之际，从法国手中以1500万美元价格购买了称为路易斯安那的广大地区(面积约为83万平方英里)。1810年和1819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得佛罗里达；1846年，又强迫英国订约，把美国北部北纬49度的国界线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排挤走了这个地区的英国人。1846年和1853年，美国与墨西哥发动战争，胜利后购买了墨西哥的大片国土，总计约95万平方英里。到1853年，美国已把它的国境线推进到太平洋沿岸，领土面积达777万平方公里，比宣布独立时的版图增加7倍多。在大陆扩张的过程中，“天定命运”的理论也随之诞生。1845年7月,美籍爱尔兰人民党纽约刊物《美国杂志和民主评论》主编约翰•奥沙利文宣称,外国政府企图阻止得克萨斯合并,这样限制了上帝把天定命运扩展到北美大陆的意志,从而首次提出了“天定命运”的口号,接着众议员罗伯特•温思罗普1846年1月3日在国会中提出:“我们天定命运的权利是扩展到整个大陆。”奥沙利文又积极鼓吹他的理论,1845年12月27日在《纽约晨报》上再次大肆渲染:“上帝赋于我们在整个大陆发展的权利是天定命运。”其基本含义有三点，其一为美利坚合众国建立的必然性；其二为美国领土扩张的合法性；其三为传播民主制度的神圣性。由于1837年至1845年经济危机的打击，各种新的社会思潮的涌现，以及人口迅速增加的巨大压力，“天定命运”说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盛极一时，被统治阶级视为恢复经济的一剂良方，也成为美国扩张主义者的有力工具，在当时被广泛地用来论证美国吞并俄勒冈、兼并得克萨斯、侵略墨西哥的合理性。在大陆扩张的同时，美国也开始了向西部广大地区的移民和拓殖过程，即西进运动。美国的西部是指阿巴拉契亚山以西至太平洋沿岸这一广大地区,但又以密西西比河西岸为界将西部一分为二:密西西比河以东为旧西部,以西为新西部。习惯上人们又把新西部一分为二,其分界线是落基山,落基山以西至太平洋沿岸称远西部,以东至堪萨斯城南北一线为大草原。在西进运动中，首先是对旧西部的开发。联邦国会分别于1784年、1785年和1787年连续颁布了有关开发旧西部的3个土地法令和土地条例;不久又颁布了在旧西部建立领地制的法令,根据该法令遂于同年(1787年)建立了“西北领地”,1790年建立了“西南领地”。旧西部的开发正式开始了,并出现了南北两大开发区:西北开发区(西北领地)、西南开发区(西南领地)。所谓“领地制”就是在开发的地区由联邦国会任命的总督、书记官和3名法官来治理,一旦该领地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建立州政府加入美利坚合众国而成为一个州。在这些优惠政策鼓舞下,那些来自东部沿大西洋各州的拓荒者以及海外的投资者首先涌入俄亥俄河以北地区,并于1787年～1788年在西北领地建立了第一个移民点;部分移民沿俄亥俄河顺流而下,在今辛辛那提亦建立了移民点。1803年,西北领地的俄亥俄地区符合建立州的条件,便建立了自西进运动以来的第一个州,即俄亥俄州。西北领地的不断开发与移民的大批涌来,相继又建立了一些领地,如印第安纳领地(1800年)、密执安领地(1805年)、伊利诺斯领地(1809年)。到1802年,印第安纳领地已有人口2.5万人,伊利诺斯领地有人口1.3万人。到1814年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交汇处以北至五大湖地区被开发出来,形成美国最大的粮仓,即有名的大湖平原。大湖平原的被开发是美国西部开发进程中的一大胜利,为美国建立了一个大农业基地。美国政府为了进一步开发西部,又分别于1800年、1804年和1820年颁布了更优惠的土地法令。如1800年的土地法令规定:每英亩(等于6.072市亩)土地以两美元价格出售,一次可购买320英亩,在20天内付清地价的1/4,4年内付清其余地价,其土地便成为购者的地产。1804年的土地法令规定:地价降为1.64美元一英亩,一次可购买160英亩。1820年土地法令再次降低地价和缩减购买土地的数量,每英亩地价下调到1.25美元,每次可购买80英亩。这样一再下调地价和缩小购买地皮数量的政策,目的是鼓励中小农牧场主到西部来,也是为防止大地产的产生和土地投机的猖獗。到1830年,拓荒者和移民便涌入肯塔基、印第安纳波利斯和威斯康星等地,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领地。自1831年起,来自东部和欧洲的移民继续向西北领地涌来,从而又建立了衣阿华和明尼苏打两个领地。到1858年,上述所有领地都相继符合建州条件,建州后都加入了联邦。旧西部的西北领地就这样开发出来了。在开发西北领地的同时,西南领地亦逐步被开发出来。西南领地为旧西部的第二大开发区,来自美国东部诸州以及国外的移民亦如潮水般地汹涌而来,6年后便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州,取名田纳西州。到1800年在西南领地定居开发的人口已达30万人之多,主要从事种植玉米和烟草。1793年,惠特尼发明轧棉机,这一发明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棉花种植业的发展,而棉花种植业的发展又推动了各类移民向墨西哥湾以北的大平原涌入。到1819年仅在海湾平原定居的人口达20万人,向他们出售的土地达228万英亩(1384.4万市亩),他们在1817年和1819年分别建立了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并成为合众国的成员州。拓荒者们在这里大规模地种植棉花,所产的棉花占全国棉花的1/2,被称为“棉花王国”。棉花种植园主们和其他拓荒者越过密西西比河向阿肯色扩张。1819年阿肯色获得领地地位,到1835年该地人口已达7万人。南北战争前夕,旧西部形成了南北两大平原开发区:大湖平原和海湾平原,前者在北,以生产玉米和小麦为主,使用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海湾平原在南,以生产棉花和烟草为主,利用奴隶进行生产。这样就造成了美国那时的“一国两制”的局面,而南北战争爆发的原因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劳动制度。随着南北两大平原的开发,表明整个旧西部已基本上被开发出来了。随着旧西部的开发，新西部的拓殖也逐渐展开来。1804年,杰斐逊总统为了开发新西部派遣了两个考察团,一个考察团从圣路易斯城出发,沿密苏里河与哥伦比亚河前进,在新西部的北方地区考察,向西一直抵达太平洋沿岸;另一个考察团在新西部的中南地区考察,向西直达红河。这两个考察团的活动拉开了开发新西部的帷幕。在开发新西部的进程中,首先开发的是远西部,它的开发是和4件大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第一,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以武力和外交手段从邻国墨西哥手中夺得了得克萨斯、新墨西哥、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和亚利桑那等地,并开始向这些地区大规模地移民,进行开发,到19世纪末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工农业基地,为合众国的州成员。第二,大规模地建筑交通设施。拓荒者们最先在这无路可走的荒原开辟了由旧西部西行,越过大草原,翻过落基山通往太平洋的数条通道,其中最有名的是“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小道”。这些通道的开辟在铁路和公路未建造前起了莫大的作用,成千上万的拓荒者和各种类型的移民就是通过它们到达远西部开发的。1862年,联邦国会决定成立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太平洋铁路公司,并确定由这两个铁路公司建造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与此同时还建造了从堪萨斯城向西横穿大草原到丹佛的铁路,并且在夏延与联合太平洋铁路接轨。1864年联邦中央政府批准建筑北太平洋铁路。1879年建成托皮卡至圣菲的铁路。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后掀起了建造铁路的热潮,到1893年在旧西部和新西部建成以四大干线为核心的铁路网:联合太平洋铁路(1881年)、北太平洋铁路(1882年)、大北方铁路(1893年)和芝加哥—圣保罗铁路。美国仅在1862～1893年在其西部建造的铁路就高达22.53万公里,比目前我国全国铁路至少多两倍。此外还开辟了许多内河航线,开凿了多条运河,修筑了数万公里的公路。大规模地建造近现代化的全国交通运输网是美国开发新西部和旧西部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同时也是开发西部的主要内容。第三,19世纪50年代在远西部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淘金热”,从而拉动了远西部的大开发。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发现了金矿。淘金者从美国各地和世界各国蜂拥般的向远西部奔来,因而远西部人口大增,也因此使这里的开发进入了高潮。“淘金热”一方面吸引来大批的移民,另一方面也给美国的西部开发,尤其是远西部的开发带来巨额资金。到19世纪60年代“淘金热”过去之后,大批淘金者转入工业、商业、农业及其他行业,远西部亦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第四,南北战争(1861～1865年)以北方的胜利而结束,消除了阻碍国家发展的分裂局面,可以集中国家的主要力量来进行西部尤其是远西部的开发。对大草原的开发是在南北战争之后开始的。过去拓荒者们在旧西部开发出来后没有在大草原停留下来便直奔远西部去了,这是因为大草原降水量很少,每年平均降水量不足51厘米,是干旱荒无人烟之地,移民们无法在这里定居开发,只好越过它。但是南北战争后出现了促使其得以开发的许多重要因素。首先是农业技术的新发明,如旱地农业耕作法和适用于开发大草原的农具;其次是大规模建造铁路和其他交通设施;再次是1889年3月经总统批准的《宅地法》亦适用于大草原,根据这一土地法令,任何美国公民只要缴纳10美元证件费就可以得到160英亩(971.5市亩)土地,在该土地上耕种5年便可获得绝对产权;第四,工商业不仅在东部发达地区而且在旧西部甚至在远西部亦发展起来,因而对原料产地、工业品、销售市场和资本投资市场的需求日益扩大。这些因素，形成了推动开发大草原的强大动力，进而推动了美国的进一步发展。这样,到19世纪90年代,北起美国加拿大边境,南至墨西哥湾,东起堪萨斯城南北一线,西至落基山这样一片广大的草原终于开发出来了,形成了美国最大的牧业基地和农业的又一个大基地。1890年,美国人口调查局向世人宣布:“现在未开发的土地大多已被各个独自为政的定居者所占领。”美国史学家特纳就此发表评论说:“这一简略的官方说明表示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运动已告结束。”特纳所说的“伟大的运动”显然是指美国的西进运动。西部大开发彻底改变了美国的面貌:大片荒地被开垦出来,大批的资本主义农场建立起来,西部农业的发展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原料、出口产品和国内市场;使美国的劳动力布局有所改变:促进了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东西部互补性贸易迅速发展;西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还满足了工业发展的需要,交通运输业也飞速发展……美国的西进运动激发了美国人的创造力和经济活力,提高了美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对美国整个国民经济的起飞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它扩大了美国领土,巩固了资本主义政权。此外,在西部新开辟的土地上,是按北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经营还是按南方种植园奴隶制的生产方式经营,成为引发南北战争的原因之一,南北战争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进一步开辟了道路,使资本主义统治进一步巩固。更为重要的是,持久而艰巨的西部开发,磨练了美国人的意志品质,增强了美国人的民主意识,培养造就了美国人那种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积极探索、锐意进取、勇于开拓的民族精神。同时形成的独特的西部文化,影响也十分深远,成为世界文化瑰宝之一。美国干涉墨西哥1910—1917年革命探析在墨西哥1910-1917年资产阶级革命期间，美国政府曾两次出兵对其进行干涉。与美国历史上其它无数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相比，这两次侵略行为尽管微不足道，但与同一时期美国对拉丁美洲地区频频发动、成果颇丰的军事行动相比，这两次军事干涉行为又具有“规模最大和军事成果不明显”的特点。由于这两次军事行动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美国参加欧洲战争之前，这一特殊的历史大背景对于促使美国参加欧战、进行军事改革、增强军事力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通过探讨这两次军事行动，也可以折射出同一时期美国出兵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性质和某些特点。对于这两次军事行动，许多论著和材料只是作了粗略的概述，或仅就某个或某些方面进行了简单论证，没有作详尽的全貌记载和深入细致的论述。笔者对两次军事行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首先简单回顾了两次军事行动前美国国内迅猛发展的经济力量、日渐涌动的扩张思潮和在世界各地频频发动的军事行动，重点论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对于19101917年革命前墨西哥的国内状况和1910-1917年革命的经过，也作了简单介绍。文章进而从经济、政治和军事战略等方面分析了美国进行武力干涉的原因，较为详尽地论述了两次军事行动的导火索、战争目的、计划和进程。文章最后从性质、美国失败的原因、历史影响和特点等几方面对两次军事行动进行了述评。同时，也驳斥了某些资产阶级学者的错误说法和观点。从性质上看，美国的两次军事行动无疑是典型的侵略之举；战争的性质、墨西哥各阶层的反抗、拉丁美洲等国际进步力量的有力支持和美国日益卷入欧战的危机形势等因素让美国的干涉行动遭到了失败。同时，两次武装干涉行动对美墨两国的历史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军事层面讲，两次军事行动无异于美国军队的一次大演习和大练兵，为即将参加的欧战树立起了一种战争精神，更重要的是暴露了美国军事上存在的许多问题，使美国政府和军方得以及时改正；两次军事行动也加速了美国《1916年国防法》等军事法律的产生，加速了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脚步。对于墨西哥而言，美国的干涉行动阻碍了其历史进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强化了墨西哥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维护国家资源的意识。两次军事行动有以下特点：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悬殊；美国的两次出兵，规模大、时间长、耗资多，但军事成果微乎其微；两次军事行动也显示了现代战争的雏形或某些特点；“潘兴远征”具备了美国当代“低强度战争”的许多特点；在两次干涉墨西哥革命中，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上演，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在两次军事行动中发生了的激烈的碰撞、冲突和矛盾，理想主义最终遭到破产。

吴忠民，男，1959年10月出生于青岛市，汉族。

1985年硕士生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胡滨教授）。1985年9月至2000年4月在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1988年被破格聘为副教授；1992年又被破格聘为教授。在山东大学工作期间，自1995年起，历任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社会发展学院院长等职。

2000年5月调至 *** 中央党校工作。现为 ***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入选者，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

享受国家 *** 特殊津贴。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公正研究；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研究。

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社会学研究》、《科技导报》、《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保障研究》、《人口研究》、《学术界》、《江海学刊》、《天津社会科学》、《江苏社会科学》、《文史哲》、《社会科学》、《东岳论丛》、《社会科学研究》、《江汉论坛》、《社会科学战线》、《孔子研究》、《孔孟月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理论动态》、《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 中央党校学报》、《理论前沿》等中文核心学术期刊与海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00 余篇；在《南方周末》、《中国经济时报》、《人民日报》、《 *** 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纸发表数十篇文章；独立撰写《历史原脉与现实走向――历史社会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中国社会发展论》（湖南出版社1995年出版）、《渐进模式与有效发展――中国现代化研究》（东方出版社1999年出版）、《社会公正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主编《发展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等教材，还合作撰写了多部专著及教材。其研究成果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学术年鉴》、《中国出版》、《中国图书评论》、《社会学研究》、《博览群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经济时报》等重要媒体曾专文介绍、评论其专著。其论文也多次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中国社会学年鉴》、《中国哲学年鉴》、《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历史研究》、《读书》、《书摘》、《中外书摘》、《文摘报》、《报刊文摘》、《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转载、转摘或介绍。

主持承担了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其他类别的研究项目。 2 *** 青岛市委常委、市委农工委书记王伟，王伟书记1982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

2002年被评为高级经济师。2004年1月 *** 中央党校法学理论研究生毕业。

曾担任《环渤海经济圈》山东卷主编并撰写部分章节。 3杨传堂， *** *** 自治区党委书记。

1954年5月生，山东禹城人，1976年6月加入中国 *** ，1972年6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1981年2月-1983年1月，在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干修科当学员。

作者： 60.208.106.* 2006-9-29 09:32 回复此发言 4郑洪刚，男，教授、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原西安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获国务院 *** 特殊津贴，兵器工业总公司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陕西省先进工作者等。

近年来先后发表论文30多篇，并有多篇论文获奖，兼任中国兵工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陕西省党建研究会理事等。 5程汉大男，1948年出生，山东昌乐人。

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1975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政史系，后留校任教。

曾任山东师大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主任，世界史学科点（省重点学科）负责人，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并为全国英国史研究会理事，山东省史学常务理事。近年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任教。

长期从事世界史和英国政治法律制度史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出版《英国政治制度史》、《英国议会制度》、《英国法制史》等专著，并在《世界历史》、《史学月刊》、《政法论丛》等刊物上发表关于英国法制史的学术论文数十篇。著作成果多次获奖，1997、2001年获山东省 *** 社科二等奖各一项，1996、2001年获山东省教委社科成果二等奖各一项，曾主持多项省部级课题研究。

6岳庆平 1953年生。1982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8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生毕业，留校任教，历史系副教授。

著有《中国的家与国》、《家庭变迁与社会变革》、《中国秦汉习俗史》等。主编辞典和丛书多部。

发表论文5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