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文发表论文
这人叫赵元任。 诗书传家，从小接触诗词歌赋、四书五经，更有突出的语言天赋。两篇奇文是《施氏食狮史》和《季姬击鸡记》。如果不用汉字，根本无法理解其意。
赵元任不支持拉丁化，他是汉语拼音化的支持着，全文就采用了shi的发音，他创造的这些同音字属于文言文，文言文记录是先秦的口语，像是不懂文言文的人，是很难明白原文的意思。但如果加入古汉语的入声和浊音，音调就会完全不同，所要表达的意思也不一样，但如果拉丁化，全文就只是shi的读音，另外一篇《季姬击鸡记》也是一样，赵元任仅仅用两篇奇文就写出了中华汉字，博大精深之感。
1947年3月（农历2月），文物学家何正璜女士与几位朋友游览终南山。这是她第一次去终南山，山中的风景、人物都令她印象深刻。
返回西安城中之后，何正璜女士写下了《终南山寻梦》一文。
青年时代的何正璜
这篇文章，将山中的所见所闻细细道来，虽然用的是现代散文体，然而行文流畅，深得中国古典文字之精妙。在所见到的终南山游记中，这一篇可能是最值得一读再读的文章。
原文发表在《旅行杂志》1948年第3期。
终南山寻梦
一、终南在望
终南山作我窗前的远屏，已有五年之久，在这五年中，朝朝暮暮，它无时无刻不陪伴着我，成为我寄寓生活的密友。
终南烟雨 1933年
阴晴雨雪，终南山以各种美妙的光与色来眩耀我们，有时"山峦为晴云所洗，娟然如拭"；有时横云半绕，山裙若截；有时浓妆素裹，如矫然悬空之白龙；而这一切皆为我所喜爱。不任在春朝初起，梳洗未罢；不任在秋夜酒醒，沐月小立；我都是要挪出一点时间，推开南窗向它做一个相当长久的"凝眸"。
何正璜、王子云伉俪
今年春半，云（王子云）提议利用春假，作终南之游，我为了不愿使神交已久的友人变成了平凡的熟人，很想反对，但是终于被两位"秦人"所坚约，只得答允。
农历已是二月，杏花具已开过，但深山中恐不能以长安为例，在今天虽可薄着春装，可是在行箧中，却带上了寒衣。
吉普车是借来的，乘坐四人，恰到好处，十二时出发，出西安南门，径向南行，至驰过兴教寺后，方为未经之路，路直陟而上，不一刻翠华山峰已渐渐在望了。
终南山下 1936年
翠华乃终南一峰名，以秀拔见胜，为长安郊外有名风景地区，附近尚有一天池寺，亦游屐尚惠之处，因其较近，明日拟往一游。
二、白发红颜游终南
车抵太乙宫口，时方三时余，宫现驻有军队，向其负责人交涉许可，乃搬入休息。
太乙宫道院风格犹存，不过添了许多标语，房间很小，但颇新洁，并有纱窗地板，在这儿总算难得。
这里本来是荒僻的山口，古栈道子午口的出口所在（作者在此处有误，出入口应秦楚古道出口），又为南郊公共 汽车 的终点，所以有了小小的市面，不过可以充饥的东西，也只有大饼和粗面而已。
夏老（同行秦人之一）有一友人，住近村中，他特往访，以该地为去天池寺必经之道，指以方向，约明晨大家集于该地同行，我们则宿太乙宫中。
翌晨早起，街中尚无人迹，想买盆水洗脸，敲了几家门才买到，洗面后再出来，又催一小店拉风箱煮了几个鸡蛋作早点，又带上几块硬厚的大饼，就此上道。
终南山 1937年
过一块地园，一条乱石堆积的干河，一些水沟，才到夏老昨日所指的柏树林里。地名沙场林，全村隐在柏林深处，住屋皆为石窟，幽蘧隐僻，有如仙境，找到夏老，正在窟外麦坪上吸旱烟，介绍其友人焦某，乃一白须老人，但亦兴致不浅，戴笠扶杖，加入我们的队伍，雷君乃哼出两句打油诗："白雪红杏成奇观，白发红颜游终南"，大家都忍不住笑了。
即由那石窟后壁上山，山路尚平，山腰层层。尽为麦地，平绿可爱。渐行路反渐阔，夏老告以明时秦藩王信佛颇笃，特修一条大道，由西安东关直达天池寺，俗称御道。
我们乃是走在御道故中，渐行渐高，回首望神禾原，历历在目，路旁颇多半没地中的石佛，亦间有唐时作品，但因剧烈而长久的风日剥蚀，已将回返成原来的石质了，山中万峰争立，山泉细流，一二只苍鹰在空谷中盘旋上下，颇得静趣。
三、天池寺
山路于绝处陡然上转，抬头一望，一塔高耸，从之庙宇也一一出现，天池寺到了。
夏、焦二老入内交涉茶水，我们则在外面高原上小坐休息。
风微微拂来，带来一阵阵春的气息。天空蓝得透明，塔在庙前，形颇秀丽，更可远远望见南五台拱立于塔后，景色幽蒨动人，尤其是几株半开的桃花，和一群绕塔环飞的野鸽，令人沉醉于一种恬静的美感中。
何正璜女士在天池寺留影，1947年
僧人招待我们入内，殷勤招待清查和干果，这寺规模很大，断础废炉，堆于各处，可以想见当年香火之盛，但是现在是非常荒凉了，除了所谓庙会的特别热闹外，似乎平时游人并不多，寺中细竹颇盛，纤秀翠绿，为全寺最有生气的点缀，我们分别在各处作画，四境悄然。
在寺中午餐，尚称素洁，饭后择一小径下山，绕至一废塔下，此塔为一般人所不喜，因塔身已颓落，尤其是下面一层，已崩离残碎，乱砖已堆了一地，上重下轻，倾倒在即，但其格式构造，在其未朽的结构中，却说明了它确是唐物，比寺前原上的塔，要早六七百年。
作画数幅，日已西斜，以山路崎岖，不敢久留，觅路返回太乙宫，时已暮色苍茫。
四、直上青云
十一晨，卷起行李，辞太乙宫负责人，直上翠华山，山上全为前游范围，所以路修得十分宽好，沿途山泉淙淙，绿荫层层，景色殊佳，一路所遇，非士兵即樵夫，这种深山雅趣，只有这两种人有福领略享受，路边山崖上，括藤剥苔，写了许多标语。
因属军事区，不能拍照与作画，行至岗位处询问，知上去尚有十里，且无宿处，不觉扫兴，并恐今夜赶不到一休息地点，遂决定返回，转向南五台的路上。
终南山瀑布 1935年
纯粹是樵夫所走的路，便没有那样宽而且平了。全是曲折的小径，不过也有溪泉和小水鸟，点缀着枯寂，本来已有些疲倦了，幸而有夏老的好兴致，沿途高唱着秦中的土曲，惹得大家常常发笑，调剂了困乏。
走了两个钟头，尽了曲折狭窄的上坡阶石，好像是永远无尽的直上青云的漫漫长梯，起先是走得出汗，以后愈上愈高，气候忽然变冷，反到要披上大衣了。
一直走到黄昏，方才抵达一条高耸的山脊上，举目四顾，真是豁然开朗，群山莽莽，于晚霞中，披光沐焕，起伏不断的绵布在我们足底，如大海的狂涛，怒奔直放，气势的苍雄伟大，令人噤吓。
我患贫血，更不敢向下多看，并且时已不早，还有四里的上坡，需要我们在十分的疲乏中还得尽最后的努力，不得已继续向上登进。白雪时见尚留山沟中，气候是更寒冷了。但山景极佳，随处皆成图画，我们一方面是留恋这绝伟绝静的山色，一方面也真是累到举步维艰了，到最后一段路，简直是每走三步，即歇息一下。
曲折复曲折，行行复行行，直到日余残晖，人疲已极的时候，方才抵达一峡谷上，暮色隐约，山色尽变深沉，正惶惑间，忽然听见足下有轻轻的晚钟及木鱼声，不觉低首寻声下望，忽见一金碧辉煌的大庙宇，半露在谷下，香烟袅袅，烛影漾漾，大家不禁欢呼起来，雷君先跳了下去，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大茅蓬"终于到达了。
五、大茅蓬
沿石阶走下崖谷，夏老也踉跄随来，大家进入寺内，有僧人招呼，我们疲劳已极，得此洁净小室休息，清茗在手，不觉释倦，僧人为备晚餐，燃烛叙话。窗外万山皆瞑，松涛如吼，山居之趣味，实在令我今生难忘。
终南山之松林 1906年
所谓大茅蓬，乃僧人静修之所，原早在唐时，有僧人结茅庐于此深谷中，以后香火日盛，扩充成大规模；今殿宇颇新，专门招待朝南五台的香客，客舍相当洁好，虽在深山，肴食可立办，现在外表虽已灰瓦粉壁，画梁漆柱，而仍保持衣钵，沿用大茅蓬旧名，坐息不久，夏老已躺在土炕上，鼾声大作。我们也即执烛入另一小客舍就寝。
南五台大台之顶 1936年
次晨起身稍迟，因为昨天实在太倦了。而夏雷二君则已登大台上去看日出，所谓大台，一名岱顶，即南五台之最高峰，离大茅蓬仅半里，洗面后，他们已经回来，谓今日适逢微阴，日出时颇有遗憾，我们则因早餐在即，拟用过早点再上去。先在寺外崖边小立闲眺，见云浪如海，遍绕群壑，各高峰浮出云面，如无数小岛，稍近处隐约可起松枝横露，远处则迷漫一片，不可晰视。
终南山之云 民国
一僧人于此时，递过来一本观世音菩萨灵感篇来给我们，并翻开第一段，即为南五台伏龙的故事，写得有声有色，僧人更将书上所载的什么栓龙石，伏龙坪等所在，指点得活神活现，本来我们是不信这一套的，但因今是站在终南山的极峰上，背景是云海，钟声和古庙，听听这些故事，到也很觉得调和，于是也像真有其事的姑妄听之。
六、大台云雾
南五台之大台 1934年（林散之绘）
早餐后，即携杖登大台，一路积雪初溶，湿泞难行，约半里多，即登达绝顶，此为五峰最高之处，其清凉，其文殊，其灵隐，皆在眼底，而早晨所见的诸峰，更尽在足下。
云犹冉冉出岫而升，使大千世界，尽蒙于浓纱之后，竚立台顶崖边，对月前无声无色，绝高绝境之景况，默然不复能有所言语，不料万里终南，今日竟是我们这些俗人深深的领略到色相皆空的意境。
终南山南五台之舍身台 1935年
云雾愈来愈浓，咫尺间不可分辨，方才看见的如小岛在大海中罗列的远峰，此时亦并皆不见，而白云扑面，柔湿掠人，且逐渐加浓，摄影绘画，势均不能，颇为之踌躇。
南五台上观云雾，2018年 （蒲阳梓良摄）
其实，今天最忠实的画稿和照片，应均为一张净白的纸，因为眼前所有，除茫茫无涯的纯白天地外，别无一丝一毫的形与色可入画面与镜头，但这张名画只能自己永镌在心底，而不能展示于人，没有人肯相信这张白纸正就是终南山顶这一刹那间的佳作。旣然绘画摄影都不可能，返寺内闲居未免寂寞，乃相约下山，改日再来，因即返回大茅蓬，收拾行装，辞别僧人，连袂登程，由另一路下山。
不料行未数十步，云即化成细雨，纷纷而降，我们起先以为在高山因气候寒冷成雨，在山下或仍为云，仍前行，而雨反渐密，山径渐滑，乱叶皆湿，铺山径上颇为难走，且众人皆无遮雨之物，只好任其淋漓，一刻雨声更响，空谷全是雨声。
"空谷灵雨"的境界，一向神往，今日无意中得遇，衷心至乐。但裘衣尽濡，鞋袜透湿，雨水随髪入颈，狼狈之状与落汤鸡相似，又见夏老秃头受雨，光亮异常，更令人为之啼笑皆非。
七、得此佳遇
好容易在路旁寻到一个小庵，看门上写着"紫竹林"三字，喜出望外，雷君上阶叩门，但久叩无应，夏老猛力一推，原来门未上闩，因皆入内，冒雨穿竹径，求一避雨处，半晌出一盲尼，答以庵内向不留客，而在下坡数武处，有一三圣宫，专门接待游山过往客人。
我们因急谢出，再冒雨下坡，转一谷中，果见有一寺观，前往叩门，出来一个道士，虽不仙风道骨，却允许我们借宿，时雨声更急，万壑昏黑，我们对此道士，简直像是遇见了救星，高兴得难以形容。
入三圣宫内，竟是明窗净几，纤尘不染，我们自惭形容，拖泥带水的不好进入客室，先在外廊下坐下，一定心神，等候小道士升火烧水，大家轮流换洗泥履濡袜，夏老并换了一双道靴，陆续进入客房。
终南山之苍松古刹 1936年
客房精小玲珑，布置雅洁，桌上有朴素的果盒，瓶中有盛开的杏花，壁上有奇异体的对联，我们各各（各个）坐下，大窗细帘，热茶干果，从大雨中淋来，不意得此佳遇，殊为可喜。
窗外景色，瞬息万变，有如幻境，此时清茗在手，雨声满耳，云与雷君各展纸作画一幅。
道士为备晚餐，酱菜数碟，软面一碗锅，迎窗食来，颇觉甘旨，饭后听夏老讲终南山的神迹，长安旧话，传奇俚谈皆有，大家的笑声与窗外山雨相应和，备觉热闹，入夜剪烛各自安眠，昨日僧舍，今夕道院，自己不觉失笑。
终南山之峭壁、群松 1936年
一夜雨声不断，早起见近山如洗，色彩鲜浓，山下河流田舍，亦渐隐约可见，不过远山仍在白茫茫中，少刻雨竟渐化作雪，纷飞满山，天气亦渐寒冷，我们面面相觑，好不着急。但游终南遇雪，未尝不是他日回忆中的一段佳话。
终南山之古寺 1934年 （林散之绘）
可是我们不得不被留下了，雪片大而密，不一会各山皆白，从一片莹白中，又可分出远远的河道，灰色的崖谷，新绿的田野和松树，一级级的山路，以及偶然可以望见一角的望寺，景色是相当美好的，大家于欣赏之余又作画多幅。
下午画倦了，道士拿出一副象棋，雪犹未止，大家下棋消遣，道士又搬出道德经阴符经来，我们翻了几页，终以凡胎俗骨，不能参悟大道大化，只好搁下，这道士即无厌客之容，又从不絮絮扰人，一直是若旣若离恰到好处的招待我们，使我一向对道士不满的成见，为之一改。
八、探路下山
又是一天，清晨起来，开窗一望，雪深尺许，但天蓝如蔚，已是大晴，大家决定重卷行装，探路下山，临行对此雅洁的道院及亲切的道人，都不觉有依依之感，道人送出山门，并分赠各人终南笻杖一支，以便拔雪。
雪深没胫，实不易走，大家都变成了探险队员，尤其是愈到山下，气候愈暖，雪也正在溶化，泞滑之至。
再向下，雪迹渐稀，太阳更大放光热，将我们由踏雪变成水湿的鞋袜又渐渐晒干了。
终南山之下 1914年3月8日
及抵山麓，简直是大好阳春，与我们一行人的形容，大不调和，我们自己也好像不相信会在刚才还在劲风厚雪中过来的，仰望终南峻峰，只见一片嵯峨嶙峋，大茅蓬、三清宫早已封锁在白云深处，若不是手中清楚的拿着一根笻杖，真会以为是做了一个雅致的梦。
本文由"终南山故事"独家整理发布
汉字是迄今为止持续使用最长的文字，也是上古时期各大文字体系唯一传承至今者，现代汉字历经了数千年的演变，从甲骨文、金文、隶书……行书逐一简化，清末时期，西方列强入侵，他们带来了更加简便的拉丁化字母。
1863年，英国传教士萨默斯就出版了《汉语手册》，他推行了一套汉语拼音方案，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汉语拉丁化，在此后几十年当中，专家提出废除汉字的呼声高涨，并表示为了与国际接轨汉语应该拉丁化。
1919年，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民国学者纷纷提出改革汉字，钱学同在《新青年》上就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并提出8种简化策略，鲁迅也非常支持这种简化方案，不过胡适并不提倡改革。
1923年，他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中说应该拉丁化，胡适在美国前前后后待了20多年，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所以提出拉丁化能够理解，正式开始推崇汉语拉丁化是1931年。
当时有一个人不支持拉丁化，就特意写了两篇奇文反驳，两篇文章读音完全一样，若是全面拉丁化，那么通读这篇文章，你会发现全文都是一个意思，写下这两篇文章的人叫赵元任。
赵元任，1892年出生在天津，父亲是举人，母亲冯莱荪虽然不是出生大家闺秀，但也是善于诗词和昆区，赵元任在父母的耳闻目染下长大，虽然从小接触诗词歌赋、四书五经，但他更有天赋是语言方面。
1910年，他通过清廷游美学务处北京招考，8月赴美留学，入读康奈尔大学深造数学，选修物理和音乐，1915年又在哈佛大学选修哲学、语言学，当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就是赵元任担任他的翻译。
虽然赵元任在国外待了15年，1925年才返回成清华，但他对中国音韵学十分支持，一直都不赞同中国汉字拉丁化，作为语言学教授，他比起胡适、钱学同、鲁迅更加了解中国汉字，所以为了阻止拉丁化，他就写下了《施氏食狮史》和《季姬击鸡记》。
《施氏食狮史》全文为：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施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赵元任不支持拉丁化，他是汉语拼音化的支持着，全文就采用了shi的发音，他创造的这些同音字属于文言文，文言文记录是先秦的口语，像是不懂文言文的人，是很难明白原文的意思。
但如果加入古汉语的入声和浊音，音调就会完全不同，所要表达的意思也不一样，但如果拉丁化，全文就只是shi的读音，另外一篇《季姬击鸡记》也是一样，赵元任仅仅用两篇奇文就写出了中华汉字，博大精深之感。
1960年，《施氏食狮史》被大英百科全书收集到了中国语言项内，作为中国语言的代表。
奇葩论文发表
《写真地理》上发表的「熟鸡蛋变生鸡蛋」论文实验是不可以复制的。论文中的任何结论必须要通过实验的验证才能够成立。我们不可以照搬别人的数据。
我觉得是应该负责任的。因为是他们把这篇论文登到了报纸上，导致这篇造价论文流传开来，所以算是有一定的责任。
论文对于广大网友来说可能并不陌生，很多大学生或者研究生在毕业期间都需要写毕业论文，或者是有些网友可能为了评职称，提升为自己单位的高层领导，骨干，又或者是为了获得进入国家级的一个等级非常高的组织资格，都需要写数篇甚至数十篇论文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和资质。而我国对于论文等级的评级和审核过程是十分严格的，对于虚构论文或者是通过非法手段购买论文的行为会处以非常严厉的行政处罚。
近日，有一个非常奇葩的论文题目广受网友们的关注，这篇论文的题目居然是“熟蛋返生”，在这篇论文当中作者甚至能用煮熟的鸡蛋孵出小鸡，而这篇论文的作者便是河南某职业学校的校长郭平。在记者采访的过程当中，郭平老师告诉记者，她通过与学生们进行实验，将煮熟的鸡蛋重新变成生鸡蛋，最后还能将生鸡蛋重新孵化成雏鸡了，并且已经成功返生了四十多枚。这篇论文发表在了写真地理杂志2020年的第22期当中。
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郭平”并不是发表这篇论文作者的本名，根据河南省该学校当地教育局确认，上述论文作者郭平的确是一名校长本名郭花平，有时也叫“郭萍”她不仅是河南一所职业技术学校的校长，在2018年11月还在河南郑州注册了一家公司，并担任这家公司的执行董事。由于经常以企业家和校长等身份在郑州活动，认识许多当地的科研学者，后来又以学者之名自称。除了校长，企业家和学者之外，郭平还有多达20个左右的头衔，据说其曾经还获得过河南省民办教育优秀教师的专业称号。
这位郭平校长除了发布过“熟蛋返生”的奇特论文之外，曾经还声称自己拥有一种特异功能，在做实验的过程当中可以和熟绿豆进行对话。目前这一事件已经被河南省当地教育局所重视，并组建相关的调查组对郭平校长进行具体的调查，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能早日将这样的误人子弟的校长绳之以法。
我觉得这完全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完全就是在异想天开，虽然现在的科技力量是无穷大的，但是此类事件还是只有超能力才能办成的，当然，哆啦a梦或许也可以把这件事情变的真实。
福奇发表论文
【美新冠死亡逼近50万人之际，福奇：美国人“可能”到了2022年仍需戴口罩！】当地时间2月21日，美国顶级传染病学家福奇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 ：美国人“可能”到了2022年仍需要戴口罩来抗击新冠病毒。CNN称，福奇发表上述言论之际，正值美国新冠死亡病例逼近可怕的50万例之际。#福奇称美国人或需戴口罩至2022年#福奇21日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国情咨文”节目采访。当被CNN记者达纳·巴什（Dana Bash）问及他是否认为“美国人明年仍然需要戴口罩”时，福西回答说：“你知道，我认为有可能是这样的。”福奇发表上述言论之际，正值美国新冠死亡人数逼近50万人之际。CNN称，尽管美国目前正推出疫苗以抗击疫情，但这位美国顶级传染病学家强调，在许多美国人表现出对疫情疲于应对之时，采取缓解措施以抗击新冠病毒及其出现的新变种变得尤为重要。不过，虽然无法预测美国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态，但福奇在节目中表示，他认为到今年年底，“我们将恢复到一个相当程度的正常状态”。“随着我们进入秋冬季，到今年年底，我完全同意（拜登总统）的看法，即我们将接近某种程度的正常状态。”担任拜登首席医疗顾问的福奇说。此前，美国总统拜登19日在访问位于密歇根州的辉瑞疫苗生产工厂时曾表示，“我相信到今年年底我们（美国）将接近正常状态”，但他同时称，“无法对大家作出承诺”。CNN在报道中援引美疾控中心的说法称，戴口罩对减缓新冠病毒传播至关重要，口罩有助于避免戴口罩的人与其周围人之间进行病毒传播。CNN还称，相比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一直更为积极地推动民众戴口罩，拜登上月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州际旅行者戴口罩，并要求美国人在其就任总统的头100天坚持戴口罩。美国目前新冠疫情形势仍然严峻，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均高居全球首位。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2月22日上午8时，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超2800万例，达28129860例；死亡病例逼近50万例，达498880例。【美新冠死亡逼近50万人之际，福奇：美国人“可能”到了2022年仍需戴口罩！】当地时间2月21日，美国顶级传染病学家福奇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 ：美国人“可能”到了2022年仍需要戴口罩来抗击新冠病毒。CNN称，福奇发表上述言论之际，正值美国新冠死亡病例逼近可怕的50万例之际。#福奇称美国人或需戴口罩至2022年#福奇21日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国情咨文”节目采访。当被CNN记者达纳·巴什（Dana Bash）问及他是否认为“美国人明年仍然需要戴口罩”时，福西回答说：“你知道，我认为有可能是这样的。”福奇发表上述言论之际，正值美国新冠死亡人数逼近50万人之际。CNN称，尽管美国目前正推出疫苗以抗击疫情，但这位美国顶级传染病学家强调，在许多美国人表现出对疫情疲于应对之时，采取缓解措施以抗击新冠病毒及其出现的新变种变得尤为重要。不过，虽然无法预测美国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态，但福奇在节目中表示，他认为到今年年底，“我们将恢复到一个相当程度的正常状态”。“随着我们进入秋冬季，到今年年底，我完全同意（拜登总统）的看法，即我们将接近某种程度的正常状态。”担任拜登首席医疗顾问的福奇说。此前，美国总统拜登19日在访问位于密歇根州的辉瑞疫苗生产工厂时曾表示，“我相信到今年年底我们（美国）将接近正常状态”，但他同时称，“无法对大家作出承诺”。CNN在报道中援引美疾控中心的说法称，戴口罩对减缓新冠病毒传播至关重要，口罩有助于避免戴口罩的人与其周围人之间进行病毒传播。CNN还称，相比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一直更为积极地推动民众戴口罩，拜登上月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州际旅行者戴口罩，并要求美国人在其就任总统的头100天坚持戴口罩。美国目前新冠疫情形势仍然严峻，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均高居全球首位。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2月22日上午8时，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超2800万例，达28129860例；死亡病例逼近50万例，达498880例。
现实不会因为一个博士写了一篇报道而改变，美国现如今确诊560万人，每54个美国人中就会一个感染者，死亡人数也是世界最多。
现实不会因为一个博士生写了一篇报道而改变，美国如今确诊560万人次，每54个美国人中就会有一个感染者，死亡人数也是全世界最多的，这一切数字不会是谎言，病毒也不是瞎编的，所以美国现在到底有没有疫情一目了然，根本不需要和那些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争辩什么。
在本年的2月份时，我们便呼吁全世界重视新冠病毒的感染，然而真正听从我们建议的几乎没有几个，嘲讽的声音倒是很大，欧洲美国一直嘲笑我们说这是“WH病毒”；俄罗斯也是阳奉阴违，将中俄航班全部取消，对欧洲打开门户；巴西总统更是直接深入基层，认为病毒不重要，要是经济发展受损了才最为致命。果不其然，这几个国家没有一个现在控制住疫情的。
之前就有报道称欧洲和亚洲的病毒可能是从美洲地区的病毒上演变而来的，美国有很大可能性是病毒的起源国，但是人们不相信福奇博士的建议，认为戴口罩是对神的侮辱，是对自由人权的玷污；特朗普也戏称这是大号的流感，不必在意。结果是美国疫情再加上黑人运动，疫情感染不受控制，流浪汉和无家可归的人即使得病没有钱去治病。
在资本控制下的社会就呈现出一种病态，穷人丢失了工作，没有钱还贷款，进而和维权者游行去打砸抢烧那些奢侈品店，社会动荡不堪，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疫情蔓延得更快了，疫情不断加重，社会发展继续受阻，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选择停工停产，更多的人被迫下岗。如此明显的事实放在这里，还需要向那位博士再次证明吗？只要他稍微走出家门就能看到的情况，如此欺大众有什么意思。
引言：近日，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复阳”，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据美国广播公司在2022年6月29日报道称，在6月福奇新冠病毒检测呈现阳性后，福奇“复阳”并且症状加重。专家表示，患者痊愈后可能会携带病毒，可能导致再次感染。
关于“复阳”现象，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发表的学术论文称，即使身体已康复，康复者扔可能携带病毒，所以不排除再次传染的可能性。因此有可能是，感染新冠病毒之后，经过人体的抵抗，病情有所好转之后，绝大多数的病毒被人体所消灭，但是人的身体中仍然可能含有少量的潜在的病毒。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之下，有可能会重新感染患者。导致患者再次被新冠肺炎病毒感染。从而出现相关的“复阳”现象。
同时也有其他的专家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其他的专家认为，“复阳”现象可能与医院实行的出院制度有关。患者在病情有所好转，病情得以康复，不再复发时，就被诊断为已经痊愈，体内的新冠病毒已经被完全消灭。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也有可能是因为患者在患病期间有所好转，病情较为稳定。并没有完全的康复，身体内同样含有新冠肺炎的病毒，只是暂时被。所压制而没有爆发。但并不代表患者已经达到了，医院可以实行出院的标准。医院将没有达到出院标准的患者出院，就可能。就可能会导致患者产生相关的“复阳”现象。
由此可见，除了痊愈的患者身体内可能含有病毒，导致再次爆发的原因之外，也有可能是因为医院实行的出院标准，并不是是患者完全痊愈也有关系。
发表的奇葩论文
有了新的科研发现，通过论文的方式讲解、展现出来，这很大家都通用的方式，只不过，一旦写了论文刊登了出去，其展现的科研发现就要遭到人们的质疑。日下，有人在一家名叫《写真地理》的杂志上发现了一篇怪异的论文，这篇论文的内容十分奇葩：通过使用超能意识（它们自己编的名词），能够把已经煮熟的鸡蛋变成刚下出来的那种生鸡蛋。专业论文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被这篇文章的内容给侮辱了。
按道理来说，这种一看就是胡编乱造，毫无科学依据的论文，在被送审之初就会被截稿打回，但是这篇论文为什么能够堂而皇之地刊登在杂志上？原来，有记者调查发现，这次刊登这篇论文的杂志，根本不是什么专业的科学杂志，只是一家收钱就能登稿的营利性杂志社。也就是说，不管你的文章写的怎么样，只要交够了钱，就能登上去，内容是否合理科学不是他们关心的事情。
不管是什么样的杂志，刊登这种迷信、非科学性的论文，就要遭到处罚。论文的作者更是罪加一等，需要接受严厉的处分。在论文里，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说法完全是自己杜撰的，但是作者却信誓旦旦地称，自己培养的许多学生都能够做到将熟鸡蛋编程生鸡蛋，那么问题就来了，谁给作者的招生资格？这些被招过去的学生，有没有交钱，学到了些什么？这背后是什么样的利益链？这些问题，调查人员迟早会给我们答案。
杂志社为了钱，胡乱刊登这种搞笑论文，作者或是为了招生牟利，或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知名度，撰写了这篇怪异论文，这两个事件的主体，都需要为此事承担责任。
在大学毕业论文答辩中，的确见到过许多离谱的论文致谢，在许多人看来他们非常离谱可笑，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特别容易被一些细小的举动所感动，也许是在写论文的时候看到窗外的风景，门口的猫咪，或者是在家里写论文的时候，有父母的陪伴，对于他们来说这些也许是非常日常可见的事情，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又是由这些美好的事情所组成，也正是因为有他们让我们觉得人生值得。
每个人都要写，对于一些人来说觉得特别头疼，因为自己不知道写什么，所以当他们历经一切困难写完之后，他们心中一定是有非常感慨的，知道有这多么的不容易，在完成期间有老师的帮助同学的帮助，还有家长的支持，对于一名学生来说，如果自己在生活中能够被这些爱包围的话，其实是非常开心的，在致谢中自己能够把真实想法表达出来，也是非常好的。
他们不好意思说出口，所以他们往往会把一些爱意藏于心中，但是在这些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大方方的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也许在别人看来我们这些文字写出来的都是矫情，但只有自己知道是多么的真实，这完全是自己的内心感受，这是对自己大学4年的一个总结，也是对自己这些年来收获的一个概括。
我们要珍惜自己的每一段时光，也许在一开始会非常厌烦写论文，但是在写完之后又觉得非常有意义，可能这是自己在大学4年期间，唯一做过的一件非常严谨的，与学术那么靠近的事情。
这是因为在审核的时候不是特别的严格，而且也出现了一些弊端和漏洞，并且也存在着炒作的嫌疑。
奇葩论文想要通过审核的话，可能是要经历特别多的困难才能通过审核，因为我们审核这些论文也是非常严格的，一般的论文肯定是不可以直接就发布出来的。
卢奇发表的论文
周建人 周作人周恩来周晔羽太信子周介孚周伯宜鲁瑞沈八斤周玉田闰土
他弟弟叫周作人周作人周作人（1885～1967）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魁寿。字星杓，后改名槐寿，奎缓，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又取名作人，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1885年1月生于浙江绍兴，鲁迅二弟。1903年进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7月到日本攻读海军技术，后改学外国语。此间与羽太信子结婚。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视学、绍兴县教育会会长、省立五中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30年代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此时直至40年代所写的散文，格调“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影响日益缩小。1927年4月李大钊被杀害，曾保护李大钊之子李葆华避居自家一个月之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对中国前途悲观失望。抗日战争爆发后，投靠日本，出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堕落成为汉奸文人。1945年以叛国罪被判刑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乡》、《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有《日本狂言逊》、《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等。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于1967年5月7日病死。【周作人主要著作书目】[创作书目]孤儿记（文言小说） 1906年6月，小说林社自己的天地（散文集） 1923年9月，北京晨报社泽泻集（散文集） 1925年月12月，北京，北新书局谈龙集（文艺杂论集） 1927年12月，上海，开明书店谈虎集（上下集）（杂文集） 1928年月1月，上海，北新书局永日集（散文集） 1929年5月，上海，北新书局过去的生命（诗集） 1929年11月，上海，北新书局看云集（散文集） 1932年10月，上海，开明书店知堂文集（散文集） 1933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周作人书信（书信集） 1933年7月，上海，青光书店苦雨斋序跋文（序跋集） 1934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夜读抄（散文集） 1934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苦茶随笔（散文集） 1935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苦竹杂记（散文集） 1936年2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风雨谈（散文集） 1936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瓜豆集（散文集） 1937年3月，上海，宇宙风社秉烛谈（散文集） 1940年2月，上海，北新书局药堂语录（散文集） 1941年5月，天津庸报社药味集（散文集） 1942年3月，北京，新民印书馆药堂杂文（散文集） 1944年1月，北京，新民印书馆书房一角（散文集） 1944年5月，北京，新民印书馆秉烛后谈（散文集） 1944年9月，北京，新民印书馆苦口甘口（散文集） 1944年11月，上海，太平书局立春以前（散文集） 1945年8月，上海，太平书局鲁迅的故事 1953年，上海出版公司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1954年，上海出版公司鲁迅的青年时代 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过去的工作（散文集） 1959年，香港，新地出版社知堂乙酉文编（散文集） 1961年，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儿童杂事诗（诗集） 1973年，香港，崇文书店知堂回想录（散文集） 1972年，香港，三育图书公司[翻译书目]玉虫缘（小说） 美国爱伦坡著，1905年，翔鸾出版社红星佚史（小说） 英国哈葛德.安特路朗著,与鲁迅合译,1907年,商务印书馆域外小说集(一、二集） 与鲁迅合纂译，1909年，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炭画（小说） 波兰显克微支著，1914年，北京，文明书局黄蔷薇（诗歌小品集） 希腊等到国作品，1925年，北京，新潮社希腊拟曲 希腊海罗达斯.谛阿克多斯著，1934年，商务印书馆俄罗斯民间故事片 英国培恩编译，1952年，香港，大公书局阿里斯托芬喜剧集 与罗念生合译，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希腊的神与英雄 英国H.D.劳斯著，1950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希腊女诗人萨波斯湾 摘译英Arther Weigail著《萨福传》，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乌克兰民间故事片 1953年，香港，大公书局浮世澡堂皇 日本式亭三马著，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日本狂言选 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欧里庇德斯悲剧集（1-3集） 希腊古典文学，与他人合译，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石川啄木诗歌 日本，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古事记 日本安万侣著，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平社物语（历史演义小说），与申非合译，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日本古代隋笔 枕亭子，日本清少纳言著，198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浮世理发馆 日本式亭三马著，1989年11月与浮世澡堂合为一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卢奇安对话集 希腊古典文学，1965年脱稿，1991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日本小说选 20年代，上海商务出版社希腊神话 50年代脱稿，即将出版
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 方法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 文化 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 范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总结 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 措施 ，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 经验 、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 教育 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 社会实践 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
三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