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奇发表的论文
周建人 周作人周恩来周晔羽太信子周介孚周伯宜鲁瑞沈八斤周玉田闰土
他弟弟叫周作人周作人周作人（1885～1967）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魁寿。字星杓，后改名槐寿，奎缓，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又取名作人，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1885年1月生于浙江绍兴，鲁迅二弟。1903年进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7月到日本攻读海军技术，后改学外国语。此间与羽太信子结婚。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视学、绍兴县教育会会长、省立五中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30年代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此时直至40年代所写的散文，格调“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影响日益缩小。1927年4月李大钊被杀害，曾保护李大钊之子李葆华避居自家一个月之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对中国前途悲观失望。抗日战争爆发后，投靠日本，出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堕落成为汉奸文人。1945年以叛国罪被判刑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乡》、《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有《日本狂言逊》、《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等。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于1967年5月7日病死。【周作人主要著作书目】[创作书目]孤儿记（文言小说） 1906年6月，小说林社自己的天地（散文集） 1923年9月，北京晨报社泽泻集（散文集） 1925年月12月，北京，北新书局谈龙集（文艺杂论集） 1927年12月，上海，开明书店谈虎集（上下集）（杂文集） 1928年月1月，上海，北新书局永日集（散文集） 1929年5月，上海，北新书局过去的生命（诗集） 1929年11月，上海，北新书局看云集（散文集） 1932年10月，上海，开明书店知堂文集（散文集） 1933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周作人书信（书信集） 1933年7月，上海，青光书店苦雨斋序跋文（序跋集） 1934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夜读抄（散文集） 1934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苦茶随笔（散文集） 1935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苦竹杂记（散文集） 1936年2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风雨谈（散文集） 1936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瓜豆集（散文集） 1937年3月，上海，宇宙风社秉烛谈（散文集） 1940年2月，上海，北新书局药堂语录（散文集） 1941年5月，天津庸报社药味集（散文集） 1942年3月，北京，新民印书馆药堂杂文（散文集） 1944年1月，北京，新民印书馆书房一角（散文集） 1944年5月，北京，新民印书馆秉烛后谈（散文集） 1944年9月，北京，新民印书馆苦口甘口（散文集） 1944年11月，上海，太平书局立春以前（散文集） 1945年8月，上海，太平书局鲁迅的故事 1953年，上海出版公司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1954年，上海出版公司鲁迅的青年时代 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过去的工作（散文集） 1959年，香港，新地出版社知堂乙酉文编（散文集） 1961年，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儿童杂事诗（诗集） 1973年，香港，崇文书店知堂回想录（散文集） 1972年，香港，三育图书公司[翻译书目]玉虫缘（小说） 美国爱伦坡著，1905年，翔鸾出版社红星佚史（小说） 英国哈葛德.安特路朗著,与鲁迅合译,1907年,商务印书馆域外小说集(一、二集） 与鲁迅合纂译，1909年，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炭画（小说） 波兰显克微支著，1914年，北京，文明书局黄蔷薇（诗歌小品集） 希腊等到国作品，1925年，北京，新潮社希腊拟曲 希腊海罗达斯.谛阿克多斯著，1934年，商务印书馆俄罗斯民间故事片 英国培恩编译，1952年，香港，大公书局阿里斯托芬喜剧集 与罗念生合译，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希腊的神与英雄 英国H.D.劳斯著，1950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希腊女诗人萨波斯湾 摘译英Arther Weigail著《萨福传》，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乌克兰民间故事片 1953年，香港，大公书局浮世澡堂皇 日本式亭三马著，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日本狂言选 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欧里庇德斯悲剧集（1-3集） 希腊古典文学，与他人合译，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石川啄木诗歌 日本，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古事记 日本安万侣著，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平社物语（历史演义小说），与申非合译，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日本古代隋笔 枕亭子，日本清少纳言著，198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浮世理发馆 日本式亭三马著，1989年11月与浮世澡堂合为一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卢奇安对话集 希腊古典文学，1965年脱稿，1991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日本小说选 20年代，上海商务出版社希腊神话 50年代脱稿，即将出版
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 方法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 文化 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 范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总结 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 措施 ，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 经验 、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 教育 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 社会实践 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
三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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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08—1985.09，在南京理工大学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学习；”1984年底，当卢柯准备考研的时候，黄日华、翁美玲版的《射雕英雄传》开始热播，其他考研的同学都放弃了，卢柯一集不落地看完。他有严格的时间表和工作计划，20年来一直恪守着这个时间表，依然每天工作到晚上10点。1985.09—1988.08，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材料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已故中科院院士王景唐先生；1988年，卢柯放弃去日本读博士的机会，留在中科院当起了土博士。这期间，他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十几篇论文，修正了被引用10年的英国科学家斯考特等人确定的Ni-P非晶合金晶化产物间的位向关系，并提出非晶态金属的新的晶化机制，因此于1989年荣获首届“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 1988.08—1990.01，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材料学专业博士研究生；1990.01—1993.01，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90年，刚刚博士毕业的卢柯在美国的《J.Appl.Phys》及《Scripta Metall.Mater》杂志上发表论文，提出了制备纳米晶体的一种新方法——非晶完全晶化法，该方法具有工艺简单、晶粒度易于控制、界面清洁且不含微孔洞等优点。1991.9—1993.3，公派德国马普金属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期间1993年1月，晋升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1994年，国际学术刊物《Mater.Sci.Eng.Reports》邀请卢柯撰写关于非晶完全晶化法的专题综述，该制备方法在国际纳米材料界得到同行的广泛认可，成为当今国际纳米材料的3种主要制备方法之一。该制备方法的确定，使我国的纳米晶体研究领域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1995年1月开始聘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博士生导师；1998年，国际亚稳及纳米材料年会(ISMANAM)授予卢柯ISMANAM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对这一新兴领域的杰出贡献。1999年，卢柯当选为国际纳米材料委员会，成为该委员会中惟一的中国籍委员。 2001年，被中科院任命为金属研究所所长。2003年11月，年仅38岁增选为中科院院士；《科学》又发表了卢柯等人的一项最新科研成果：将铁表层的晶粒细化到纳米尺度，其氮化温度显著降低，从而为氮化处理更多种材料和器件提供了可能，被评为 2003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之一。2003年11月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年仅38岁）；2004年3月，当选2003年中国青年年度科学家。2005年4月，被有350余年历史的德国科学院增选为该院院士。2013年9月受聘为南京理工大学格莱特纳米科技研究所PI（principal investigator），纳米金属材料团队带头人。他16岁上大学，30岁成为博士生导师，32岁担纲“快速凝固非平衡合金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Nothing is impossible（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Game is never over（游戏永远没有结束）！这是卢柯经常勉励学生的几句话。卢柯的一系列重大发现都是在“破铜烂铁”里找到的。他不断地发现，不断地受到鼓舞。他常常跟学生说：“任何事情你都不可以说，别人做过了，我没戏了。科学研究永远需要冒险的勇气。要敢于想别人之不想，做别人之不做。前几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在陶瓷里找到了超导，在塑料里找到了超导，这是人们想都不会去想的事情。”
中科院院士，辽宁副省长卢柯在2020未来科学大奖中荣获“物质科学奖”，他在提高金属材料的强度方面贡献突出，拿下中国诺奖。
纳米“鼻祖”高度评价2000年，卢柯在极具影响力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受到了世界同行的高度好评。纳米材料“鼻祖”葛莱特教授认为，卢柯课题组的这项工作——发现了纳米金属铜在室温下具有超塑延展性而没有加工硬化效应，延伸率高达5100%——是“本领域的一次突破，它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无空隙纳米材料是如何变形的”。2004年4月16日，《科学》杂志发表了卢柯课题组的最新成果。《科学》杂志的评审人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突破，是其他任何强化技术无法达到的。它“再次用极为漂亮的实验结果演示，通过在纳米尺度上的结构设计可以从本质上优化材料的性能和功用”。《自然》杂志的评价是一个疑问句——“在一个被认为不可能的事情里怎么还会做出东西来？” 卢柯有一股钻研到底的劲头；有很强的独立思考和自学的能力；做事很有计划性。
卢柯，1965年5月出生于甘肃华池，原籍河南汲县。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德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沈阳材料科学国家（联合）实验室主任，九三学社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1981年卢柯进入南京理工大学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学习；1985年本科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89年获得首届中国科学院院长奖特别奖；1990年1月博士毕业后留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工作，先后担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93年加入九三学社；1998年获得国际亚稳及纳米材料年会金质奖章；1999年当选为国际纳米材料委员会，成为该委员会中惟一的中国籍委员；2001年担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所长；2003年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时年38岁）；2005年被德国科学院增选为院士。
2006年被聘为美国《Science》周刊评审编辑；2013年入选“万人计划”杰出人才。2018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3月被选为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扩展资料
卢柯近年来的科研成就：
2010年，卢柯应《科学》周刊邀请，撰文《金属的未来》就金属材料的发展趋势和未来进行了展望。
2011年2月，卢柯研究组在梯度纳米材料研究方面取得突破，发现梯度纳米金属铜既具有极高的强度又兼有良好的拉伸塑性，揭示了纳米金属的本征塑性和变形机制，《科学》周刊再次刊登他们的论文。
2013年，卢柯研究组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论文《在金属中发现超硬超高稳定性新型纳米层状结构》，在论文中重点介绍了利用自行研发的技术装备通过高速剪切塑性变形在块体镍金属表面施加高梯度应变，可在其表层形成二维的纳米层状结构。
这种新型超硬超高稳定性金属纳米结构突破了传统金属材料的强度-稳定性倒置关系，为开发新一代高综合性能纳米金属材料开辟了新途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卢柯
卢立发表的论文
1、钱学森钱学森｛1911.12.11—2009.10.31｝，汉族。他是吴越王钱镠的第三十三代世孙。钱学森出生于上海，祖籍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他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他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更是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有“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的美称。因为钱学森回国效力（是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争取下），使得中国的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他的代表作有《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讲义》，《星际航行概论》，《论系统工程》。2、邓稼先邓稼先｛1924.6.25—1986.7.29｝，汉族，出生于安徽怀宁县的一个书香门第。邓稼先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并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并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科学家。邓稼先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被誉为“两弹元勋”。他是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我国的核武器和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3、钱三强钱三强，（1913.10.16－1992.6.28），浙江湖州人，原名钱秉穹，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与钱学森、钱伟长被周总理合称为“三钱”。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校长。早年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在“核裂变”方面成绩突出，并且是许多交叉学科和横断性学科的倡导者。他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中国“两弹一星”突出贡献者。4、李四光李四光｛1889.10.26—1971.4.29｝，字仲拱，原名李仲揆，蒙古族，出生于湖北省黄州府黄冈县。李四光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奠基人之一和主要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为新中国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元勋，2009年当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他的代表作是《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和《地质力学概论》。5、袁隆平袁隆平,汉族，1930年9月7日出生于北京，他是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人。袁隆平毕业于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大学）。他是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是中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有“世界杂交水稻之父”的美称。于2000年度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学技术奖。他的代表作有《袁隆平论文集》，《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论文集》和《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6、茅以升茅以升｛1896.1.9—1989.11.12｝，字唐臣，汉族，出生于江苏丹徒。他在一九一六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在一九一七年获得了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并在一九一九年获得了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博士学位。他是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和工程教育家。同时，他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和中央研究院院士。茅以升主持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30余年，为铁道科学技术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还是积极倡导土力学学科在工程中应用的开拓者。茅以升曾主持修建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并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桥梁——钱塘江大桥，成为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块里程碑。7、华罗庚华罗庚｛1910.11.12—1985.6.12｝，汉族，出生于江苏常州金坛区，祖籍在江苏丹阳。他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与多元复变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并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有“华氏定理”、“华氏不等式”、“华—王方法”等。有“中国现代数学之父”“中国数学之神”“人民数学家”的美称。8、于敏于敏，汉族，1926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他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于敏是核物理学家，是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他在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此后长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对中国核武器进一步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从20世纪70年代起，他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并且三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他还获得“五一劳动奖章”，有“全国劳动模范”的美称。他在1994年获得基金杰出科学家奖，在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 2015年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9、赵九章赵九章｛1907.10.15-1968.10.26｝，汉族，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并获得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赵九章是中国著名大气科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和空间物理学家。他是中国动力气象学的创始人，是东方红1号卫星总设计师。他还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是中国现代地球物理科学的开拓者。10、王淦昌王淦昌｛1907.5.28—1998.12.10｝，汉族，出生于常熟县枫塘湾。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3年于德国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1936年~1952年在浙江大学任教，先后任物理系教授、系主任，并培养了李政道、叶笃正、程开甲等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两弹一星元勋，中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被誉为“中国核武器之父”、“中国原子弹之父”。曾荣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等奖项。他的代表作是《关于RaE连续β射线谱的上限》。
A、2004年广东省职业教育论文和教材评审结果：一、论文1、柯小青：学校隐性德育若干问题的探讨-------一等奖；2、李琼清：中专英语课堂交互活动之探究-------二等奖；3、宁开云：当前物业管理专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三等奖；4、黄美英：在实操中找到真感觉…浅谈（会计实物）的教学改革-----三等奖；5、糜淑娥：（构成）课程教学的构想与实践---------三等奖；6、钟志雄：加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对会计信息失真的思考-------优秀奖；7、李夏君：关于计算机理论课的思考--------优秀奖。二、教材糜淑娥：广告实用技术------------三等奖。B、晋利：影响中专生自信心的因素与对策研究在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2005年广东职业教育论坛”论文评选中，荣获三等奖。C、陈珏琳课件：数学专业（高中）的立体几何荣获广东省35所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类学校“多媒体课件”的比赛的优秀奖2005.7D、论文发表情况：黄利香1、浅谈中等职业学校网络化图书馆的建设《广东文化艺术论坛》20042、论信息时代学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社会科学论坛》2005李夏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谈软件工程教学体验《校刊》2005.7袁海风1、谈谈如何备好美术欣赏教学这门课《中华职业教育研究（第八卷）》2004.82、改进水粉画教学，促进工艺美术专业教学的发展《中国轻工教育》2005.13、引导正确的审美观,提高辨别能力,达到创美目的《中华职业教育研究(第九卷)》2005.34、谈谈水粉画教学改进，促进工艺美术专业教学发展新探《校刊》2005.75、学校开展素质教育课的思考《轻工职业教育》2005.8美术作品1、球场上羊城青年文化节美术作品展览2004.72、获《珠江》2005.73、外来妹的工闲2005.74、夏日笙歌2005.75、牛场2005.76、风景2005.77、待2005.78、小歇广东省第6届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览2005.109、乡村2005.1010、果广州市百名画家作品邀请展2004.1111、加强治安确保万家安2004.1112、家园在同奔小康路---2004年广东省美术、书法、摄影联展2004.13、家园之二和谐广东---广东省第6届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览2005.10罗凯乙酸乙酯合成实验改进《校刊》2005.7刘春娟1、教改“2+1”中企业实习的探讨《校刊》2005.72、原子荧光的发展新动态《中国建材科技》2005黄宁红微波场协同提取红龙果食用色素的研究《广东微量元素（第九期）》2005卢炳坤1、新课标下如何进行中学篮球教学改革《体育师友》2005.32、试论中职体育课程的改革---实施康体课教学《校刊》2004.7李慧儿1、谈听课评教《轻工职业教育》2005.32、英语试卷评讲的思考与探索《校刊》2005.7杨茜从归化异化谈外来词的翻译《校刊》2005.7陈亦琼在专业英语课程实施项目教学《校刊》2005.7张四妹1、VocabularyAcquisition…《学术论坛》2005.122、听力理解过程认知浅析《中国轻工教育》2005.13、英语教学中培养阅读能力之我见《广东职业与成人教育》2005.114、浅谈中西文化差异对语用能力的影响《职业教育研究》2005.75、计算机辅助下的英语教学《湘潮》2005.12李斯洁英文歌曲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中国轻工教育》2005.3莫柔第六章数据收集与统计初步附录：Exeel在统计中的应用省编实验教材《数学》（上册）2005.8林盛禹浅析公文写作不规范的几个问题《中国轻工教育》2005.3杨海亮演讲，情从何处来《演讲与口才》2006.1曹艳玲1、细讲语文课程，提高学生职业素质《中国轻工教育》2005.32、浅谈语文发散思维的培养《广东职业与成人教育》2005.3张晓明1、机动机构设计中汽缸缓冲的实现《中国轻工教育》2005.12、气动行程程序控制四路中障碍信号的分析与消除《广东职业与成人教育》2005.10刘斌1、案例教学法在物业管理教学中的运用《校刊》2004.72、电子商务对现代企业的通影响《校刊》2004.73、浅论应收帐款的风险及其管理《广东声技工教育论文选》2004.8黄美英1、发展规模经济，提高核心竞争力《中国轻工教育》2005.42、课堂教学中的赏识教育《校刊》2005.73、在实操中找到真感觉《广东职业与成人教育》2005.1黄丽青1、知识经济时代中专图书馆的建设《校刊》2004.72、浅谈中职（会计基础）课程的教学《校刊》2005.7黄海平关于我国企业国际多元化经营的探讨《财会月刊》2005.10陈洁试从市场学角度谈谈中职学校的发展《校刊》2005.7钟志雄1、浅谈知识经济时代财务管理的发展《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5.62、加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对会计信息失真的思考《校刊》2004.73、在模拟超市中融入营销理念《校刊》2004.74、关于会计专业教学的思考《校刊》2005.7杨淑玲谈谈自控类综合培训《校刊》2004.7
1. 李四光2. 钱学森3. 钱三强4. 袁隆平5. 刘华清6. 王选7. 茅以升8. 南仁东9. 詹天佑10.华罗庚1.李四光尊称：地质之父李四光是湖北黄冈人，是我国著名音乐家、科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2.钱学森尊称：导弹之父钱学森是浙江杭州人，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有着“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之称。是中国现代杰出男性之一。3.钱三强尊称：原子弹之父钱三强是浙江绍兴人，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4. 袁隆平尊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在水稻研究上面花费了大半个世纪，甘于奉献，呕心沥血。为人名群众吃饭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十大先锋人物之一。5.刘华清尊称：航母之父刘华清是湖北大悟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为国家和民族尽心尽力，为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6.王选尊称：激光照排印刷之父王选是江苏无锡人，计算机文字信息处理专家，也是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创始人，为中国科技发展史奠定了基础，添加了一笔色彩。7.茅以升尊称：现代桥梁之父茅以升是江苏镇江人，是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是中国土力学学科的创始人和倡导者。主持修建中国第一座现代化桥梁，也就是钱塘江大桥。8. 南仁东尊称：天眼之父南仁东是吉林辽源人，是我国伟大的天文学家，他潜心天文研究，实现了中国拥有世界一流水平望远镜的梦想，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9. 詹天佑尊称：铁路之父詹天佑是中国铁路工程专家，负责修建京张铁路等工程，中华铁路第一人，严谨认真，兢兢业业，他是我国铁路事业的科技骄子。10. 华罗庚尊称：现代数学之父华罗庚是江苏丹阳人，著名的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中国解析数论创始人和开拓者，为数学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卢丹发表过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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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伟智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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