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核心论文发表时间

各个省份都有自己规定的晋升时间，每每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就会几家欢喜几家愁。论文是晋升加分项目的一大项，并且对于期刊级别，数量都有要求。具体的要求希望医护工作者都烂熟于心，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准备。关于核心期刊的操作周期，也不能一概而论。笼统的说，步骤如下：定题-实验-统计-组稿-投稿-初审-外审-修改-收录-online。每一步都需要时间，投稿的过程时间会更长一些。文章如果不出现拒稿的情况，科技核心周期在一年，如果出现拒稿，转投其他杂志，整个周期就会更久。如果是北大核心的话，在此基础上加上半年吧。我自己尝试的多了，也有一些心得，杂志有旬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之分。如果投了一本双月刊的杂志，我想时间应该要“*1.5或者2”了。这点希望医护工作者注意到。优~助.医~学总结：优先选择综合类期刊，尽量不选专刊；优先选择期数多的期刊，尽量不选双月刊；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提前一年时间准备。

很多打算发表核心期刊的作者都会被核心期刊发表周期过长吓退，核心期刊发表慢主要就慢在了两方面，一个是审稿，另一个是等待见刊，审稿严格是核心期刊的共性，一般核心期刊审稿周期都在三个月以上，有些会在半年以上，时间是比较长的，等待发表时间长也是发表核心期刊一大特点，核心期刊不缺稿源，即便通过审稿，可能也要排队等待发表，有的等上一年也不为过。所以核心期刊的发表周期基本都在一年以上，不少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所以发表周期是比较长的，打算发表核心期刊的作者重点要在写作上下功夫，另外，时间把握也一定要特别注意，尽可能提早准备。

核心期刊论文发表在各类论文中是发表难度最大、费用最高、发表周期最长了，那么在核心期刊论文发表一般要多长时间呢?这里就不再说你准备文章的时间了，无论是自己写还是请杂志社编辑写，都必须保证论文质量，否则在后期会非常麻烦!小编建议大家最好请期刊VIP的写作编辑帮大家把把关，本站负责核心论文的写作编辑最低学历都是硕士研究生，文章质量绝对可以放心!有了文章之后选定一本核心期刊投稿，一般审核时间就要30个工作日，也就是一个月左右，通过审核直到发表最少需要半年的时间!当然，如果大家找核心期刊论文发表代理专业网站的话，发表时间会大大缩短，这主要是因为杂志社编辑在文章质量就能帮作者把关，在期刊选择上又能选择容易发表的，会大大节省核心期刊杂志论文发表时间!

核心期刊分两种，一种是中文核心期刊，一种是科技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审稿时间一般在1-3个月，3月后没收到回复，文章基本就被否决了，你可以自己处理你的论文了；科技核心期刊审稿时间一般在15-30天，1个月以后还没收到回复，就自行处理论文。中文核心期刊从投稿到录用，一般是6-12个月；科技核心期刊从投稿到录用，一般是3-6个月。最快也要3个月左右发表。

五四论文大赛发表时间

论文从初稿到发看需要三四个月左右。

一般的省级、国家级论文审稿需要1～2天，出刊需要1～3个月。个别快的0.5个月，还有个别慢的需要4～7个月。

质量水平高一些的期刊，还有一些大学学报，投稿的出刊需要6个月左右，快一些的3～4个月。

科技核心期刊审稿需要1～3个月，出刊另需要6～10个月左右，总的算起来大约是1年～1年半。

北核、南核审稿需要3～4个月，出刊另需6～15个月左右，跨度较大总的算起来1年～2年。

综上所述，评职称发表论文一定要对各不同级别论文的发表周期做到心里有数，提前准备，以免时间上赶不及白白错过评审多等一年。尤其是核心论文，一定要提前。

高。五四杯，主要面向青年教师，参赛人员多，含金量高，历来受到我市广大教师的青睐。本次竞赛成绩的取得，是我校青年教师立足课堂刻苦专研的结果，展现了我校青年教师良好的专业素养与研究能力。中国教育新闻网讯近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首届“五四杯”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类本科生学术论文竞赛颁奖仪式暨优秀论文交流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举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兰州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57所高校的61篇论文获奖。

为提高学术科研班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以及导师们的工作积极性，我们对学生进行定期考核，同时制定了导师与学生的双重激励机制。在考核机制方面，我们主要以学生参加学院传统学术活动“五四论文大赛”的成绩以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对的数量为标准。本科学术科研班依托学院每年一度的“五四论文大赛”，原则上要求学术科研班学生均要参加，参赛作品即为学术科研班研究成果。对于其中的优秀成果可以由导师推荐公开发表。截止到目前，由学术科研班学生撰写的学术论文已公开发表十余篇。鼓励本科生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这也是学术科研班创新培养模式的亮点之一。在激励制度方面，我们采取导师与学生的双向激励机制。一方面，对于学生研究过程中优秀的选题以及已经初步完成的优秀研究成果可以由导师推荐或自由结合研究团队，申报“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创新立项”的形式获得学院的研究经费资助。学院通过对获批项目的资助以及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激励学生的进一步研究的热情，引导学生关注学术前沿，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另一方面，对于导师的激励首先可以通过指导学生完成的优秀毕业论文和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而获得的绩效奖励来实现。另外，学院还对科研班导师指导学生的成果进行量化，折合为课时为导师计算相应的工作量。总之，在这种分层次人才培养的模式以及相应管理制度模式下，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制度运行的过程中必然还会不断完善。只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与相应的教学管理模式同步发展，并且做到管理制度的高度完善，才能切实将创新人才培养落到实处，长期有效服务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

可以参加的，只要在校大学生都可以，加油！

五四运动之后论文发表时间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新青年》革命色彩更为明显﹐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李大钊负责编辑的6卷5号﹐办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专号”。1919至1921年上半年﹐《新青年》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工人运动的论文和译介文章130余篇﹐与此同时﹐胡适等人在杂志上大量宣扬“实用主义”等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并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接着﹐1920年末胡适写信给陈独秀﹐提出《新青年》差不多成为美国《苏俄》杂志的汉译本的批评﹐主张公开“声明不谈政治”。这些意见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反对﹐未能付诸实践﹐1920年9月8卷1号起﹐《新青年》迁至上海﹐实际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随着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新青年》杂志于1922年 7月﹐出至9卷6号停刊。以后复出《新青年》季刊﹑不定期刊﹐已是完全政治性的刊物﹐至1926年7月停刊《新青年》坚持“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的原则﹐对于外国文学的各种流派和作家采取了开闳的态度﹐它先后译介了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安特莱夫﹑索洛古勃﹑库普林﹑阿尔志跋绥夫﹐波兰的显克维奇﹐瑞典的斯特林堡﹐法国的莫泊桑﹐英国的王尔德﹑格里高里夫人﹐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创作。第4卷第 6期（1918年6月15日）办了“易卜生号”。该刊还译介了苏联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的文学论文。此外还发表了陈独秀﹑周作人﹑陶履恭﹑胡适﹑沈雁冰介绍西方文学流派和作家的论文多篇。这些译介﹐对于借鉴外国文学﹐推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创作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了保卫和推进文学革命﹐《新青年》还进行了反对封建复古派文人及其他封建文学潮流的斗争。这主要包括对以刘师培﹑林琴南为代表的“文选派”和“桐城派”封建复古势力反对白话文维护文言文﹑反对新道德维护旧道德的斗争﹔对腐朽无聊的黑幕派文学和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斗争﹔对诋毁革命文学的上海美术界守旧派人物的斗争。刘半农的《答王敬轩书》﹑鲁迅的《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钱玄同的一些通信等﹐都是《新青年》在这一斗争中发表的战斗文字。1919年 1月发表的由陈独秀执笔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回答了整个封建势力对于思想和文学革命的各种非难﹐实际上可以看做是《新青年》杂志同人在这场斗争中最有代表性的宣言。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以后，在长时间里，其影响主要限于欧洲。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经历了从个人到团体、从萌芽到思潮的转变过程。1、1917年十月革命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萌芽。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广泛发动并由此赢得胜利的事实，给与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主义。孙中山、朱执信、梁启超等人开始关注了解马克思主义，不过这时候中国人并没有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2、1918年李大钊等开始著书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十月革命后，他于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认定资本主义文明“当入盛极而衰之运”。919年9月、11月，他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并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做了比较系统的介绍。这表明，李大钊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3、 1919年五四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打开了大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开始在知识界得到传播。在李大钊等的影响和当时形势的推动下，一批爱国的进步青年，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各自的摸索，逐步划清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通过两条渠道：一由中国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传入；一由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从法国直接传入。留日、留法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最先把马克思主义真正带回了中国。周恩来（中）与留日同学在东京合影这些革命刊物是由留日学生向国内输入的“司芬克司”号、“鸳特莱蓬”号、“因幡丸”号、“贺茂丸”号……就是乘坐这样一艘艘邮轮，中国青年纷纷东渡扶桑、远涉西洋求索救亡图存的真理。留日潮:“社会主义”一词从日语中引进十月革命以前，由于国内不具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条件，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理解十分粗浅，支离破碎，同时工人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所以马克思主义未能引起注意，对中国社会影响不大。受十月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大批有志的爱国知识青年热情高涨，决心到国外去追求新思潮，寻找救国的出路。日本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一跃而为强国，吸引中国许多青年到日本寻找救国的出路。20世纪初，中国形成留学日本热潮，从1900年百人增加到1905年五六千人。此时日本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高潮，社会主义者界利彦等创办《新社会》杂志，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社会主义先驱者幸德秋水写的《社会主义神髓》于1903年译成中文，成为第一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首先由日本传到了中国，留日学生不断地把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介绍到中国。1919年1月，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创办《社会问题研究》，山川均创办理论刊物《社会主义研究》，陆续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译文，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1920年，幸德秋水所著《广长舌》和《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译成中文出版，当时在中国颇为流行。 “社会主义”一词就是此时从日语中引进的。李达回忆说：“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得自日本的帮助很大，这是因为中国没人翻译，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翻译，而我们的人又翻译不了。”在中共早期成员中，留日学生占了很大的比例。陈独秀去日本最早，从1901年至1915年，前后达5次之多。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李汉俊、李达、陈望道、董必武、周恩来、彭湃、施存统、周佛海等，先后赴日本留学。在留日群体中，以李大钊、李汉俊、李达为优秀代表，“三李”的理论素养较高，社会影响最大。李大钊：北大开课唯物史观、女权运动史早稻田大学的反袁分子——李大钊：北大开课唯物史观、女权运动史李大钊1914年1月到日本留学，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6年5月回国，只两年多时间。这期间，正是袁世凯大闹恢复帝制，他积极组织神州学会，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秘密进行反袁活动。李大钊受幸德秋水和河上肇的讲授和著作影响较大，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率先发表论文和演说，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说明他在留日期间已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五四运动后，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李大钊1919年8月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有力地批驳了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实验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帮助广大青年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界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开辟了道路。10月，李大钊发表了著名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著。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出“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篇文章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中国人民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全新认识。一些学者指出，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福田德三的《续经济学研究》的影响而写成的。他不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概要，同时阐明了自己带有批判观点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此外，李大钊于1920年下半年，在北京大学等5所高等学校开设《现代政治》、《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史学思想史》、《女权运动史》等课程，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补白李大钊第一学年成绩为“丙”1914年9月8日，早稻田大学新学年开学，来自中国的一位年轻人进入了政治经济科，学号第84。学籍表上，这位学生的学籍表登记的出生年月为“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月六月”。不过他的出生年月应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月二十九日”，他就是李大钊，不知何故，这位革命先驱初到日本时，将自己的年龄少写了两岁。跟现在的大学生相比，李大钊的“大一生活”并不算轻松，据当年的《早稻田大学进级成绩表》记载，第一学年中，李大钊必修课达到11门，还包括哲学、明治史和第二外语等选修课。与许多留日学生相同，李大钊到达日本后，便投入到各种政治活动中，反对“二十一条”斗争、担任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起草各种文告、编辑《国耻纪念录》等工作，让李大钊的学习成绩并非十分理想。据《早稻田大学进级成绩表》记载，李大钊第一学年的成绩分别为：国家学原理77分、帝国宪法75分、经济学原理85分、经济学原理65分、近代政治史70分、民法要论60分、刑法要论55分、政治经济学原著研究40分、古典经济学原著研究87分、英文练习66分、论文56分。总计766分，平均66.90分，名次第40，评定为丙。第二学年（1915至1916年），李大钊再次选了16门必修课、6门选修课。不过反袁斗争的风暴，让李大钊终止了自己的学业，在第二学年刚刚进行了4个月后，李大钊因“长期欠席”被校方除名。本报记者吴楠 J210三李带回“马克思”李汉俊：从最喜欢数学到研究马克思14岁赴日修学14年——李汉俊：从最喜欢数学到研究马克思李汉俊14岁时就随其兄李书城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读完中学，1915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1918年1月回国。从中学到大学，李汉俊在日本读书长达14年。大学期间，与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建立了师生之谊，受河上肇的影响，从最喜欢数学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他通过阅读日文社会主义文献，掌握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从事大量的翻译工作。回上海时，带回不少英、德、日文的马克思主义书刊，以旺盛的精力进行翻译和撰述。他是《星期评论》社的思想领导中心，曾用多个笔名在《新青年》、《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刊物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与译文，共90余篇。李汉俊一面参与共产党组织的筹建活动，一面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1920年5月，李汉俊写的《强盗阶级底成立》，揭露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罪恶，号召人民觉醒起来，打倒强盗阶级。还发表《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长篇文章，深刻批评了张东荪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9月，李汉俊翻译出版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还协助李达翻译《唯物史观》。这是我国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部译著。李汉俊通晓日、德、英、法4国语言，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被公认为党内出类拔萃的理论精英。李汉俊在中共一大上是少数派，他的主张受到张国焘等人批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3年6月25日致信李汉俊，信中检讨过去对李汉俊“不公正”：“在上海对你的态度是错误的，在那时候我已经表示了这种意见，并且自那时以后说过多次。现在，我们的同志都同意这种意见。”信中希望李汉俊回到党内发挥重要作用，能以多种方式帮助党进行工作，如帮助陈独秀出版《前锋》月刊；帮助李大钊出版《政治周刊》。马林在回国前，还希望能见到李汉俊。其实，就在马林写这封信前不久，李已于1923年5月自动地脱离了共产党。马林不无遗憾地说：李汉俊是中共党内“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他的退党使“我们失去了一个优秀的理论干部”。补白留日生为何“弃武从文”弃“数”从文的李汉俊，弃理从文的李达，再加上弃医从文的鲁迅，为何有如此多的先驱者，在接受先进文化的同时，改变了自己留学目的而“弃武从文”？20世纪初，留日潮刚刚兴起时，多数学生对国家的前途充满忧患意识，虽然学习范围涉及日语、政治、军事、法律、医药、教育等各个领域，但面对民族危机，更多的学生还是选择了学习文科和军事知识。留学生们渴望早日实现民族自强，再加上社会动荡下，能够承担长时间留学的学生不多，因此留日学生的一大特点便是学习速成科和普通科的人很多，而能够真正进入大学本科的人只占少数。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留日学生将介绍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创办刊物成为留日学生中的一股风气，据专家考证，仅是留学生在日期间创办的各种刊物，便有七八十种，其中以政治性或综合性刊物为多，而讨论专业知识的专业性刊物则很少。也正是对中国现状和未来的担忧，激发了留日学生参与政治的热情，留日学生表现出强烈的革命倾向，据考证，孙中山成立同盟会后的前三年，可考的379名成员中九成是留日学生。在这样的背景下，二李、鲁迅等人作出“弃武从文”的决定，也就不那么令人奇怪了。本报记者吴楠J210李达：长篇文章论战梁启超张东荪弃理从文专攻马克思主义——李达：长篇文章论战梁启超张东荪李达1913年留学日本，攻读理科，希望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因用功过度，患上肺病，不得不于1914年辍学回国，休养近3年。1918年重返日本后，毅然放弃了理科学习，专攻日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一年多时间里，学会了日语和法文、英文，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以及大量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日文报刊，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笃信者和宣传者。“五四”时期，在日本为国内报刊撰写《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剥削，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留日期间，翻译了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著作，1918年至1920年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3本书，寄回国内出版，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的作用。1920年8月，李达回国后，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担任上海发起组的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主编。12月，李达发表《社会革命底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有力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谬论。在反对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争中，李达1921年5月撰写长篇论文《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指出：“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补白谁让中国人最早知道了马克思在中文出版物中最早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是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该英文书由胡贻卜翻译，提到了马克思及其学说，这是我国出版的中文书籍中第一次出现马克思的名字。1899年2月上海《万国公报》上刊登《大同学》一文，是英国进化论者颉德所著《社会进化》一书前3章的节译。文中称马克思为“百工领袖著名者”，说“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这里是指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不过，这些毕竟是翻译外国人的著作。而国人最初译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为资产阶级的有识之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思想家梁启超、朱执信、马君武等人著书立说，都曾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马恩的一些言论。梁启超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赞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马君武1903年在《译书汇编》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说“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文后附有马克思所著书“目录”。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撰写《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共产党宣言》等主要内容。中国无政府主义鼻祖刘师培等在一些刊物上，也介绍过马恩及他们的学说。然而，他们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并不一致，介绍也多是零星的、片断的，甚至带有不少错误和曲解。他们的本意不一定是传播马克思主义。不过，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自此以后，中国知道马克思的人毕竟越来越多了。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6]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五四论文发表心情

说实话，发表第一篇论文的时候，最清楚的感觉就是“开心”，自己的研究成果终于被认可的感觉。后来才知道，其实发表论文也是有套路的，就跟做饭一样，虽然食材不同，但是制作套路基本上是一样的。

“五四”精神概括起来就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虽然说，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88年，但直到今天，这一精神仍然是我们必须提倡和发扬的。爱国与进步，是“五四”精神的基础和源泉。虽然当年有特殊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爱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任何时候、任何历史条件、任何社会背景下，都不应该忘记，也不能忘记，更不敢忘记。而进步对于一名青年来说，意味着不断进取、永远向上。忘记进步，就意味着落后。今天，虽然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的步子很快，但爱国和进步仍然应该成为每一位中国人心中不变的主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应该懂得爱国的意义、进步的作用。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与动力。民主，是一个国家和谐有序、健康发展必备的条件。没有民主的氛围，没有民主的气息，这个国家就没有生机、没有活力。科学，则是一个国家振兴、发展和强盛的不竭动力，一个科学不发展，科学氛围不浓，科学创新不多的国家，是不可能得到真正发展的。民主与科学，贯穿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之路、兴旺之路、振兴之路。 “五四”精神，不仅是“五四”青年智慧和力量的结晶，更是中国青年理想和目标的体现。今天，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时，也需要与时俱进，为其注入时代的特点，注入新的内涵。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是要不断地加强学习。要充分利用好今天的大好时光和优越条件，学科学，学技术，学管理，学理论，掌握本领，端正思想，规范行为，提高觉悟，为祖国的振兴和繁荣出力加油。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是要不断创新。创新是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社会进步的源泉。青年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青年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创新思维、创新效果，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十分重要。发扬“五四”精神，必须发扬创新精神，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真正让青年成为创新的主体，成为中国振兴的中坚力量。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是要积极参与国家管理。民主是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也是社会和谐的标志之一。青年是国家的生力军，青年的作用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青年不仅要发奋学习、努力工作，更要积极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之中，建言献策。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是要甘于奉献。奉献国家、奉献人民、奉献民族，是“五四”青年的精神所在，也是当代青年必须牢记的精神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诱惑的因素很多，各种影响思想的因素也很多，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树立奉献精神，对每位青年来说都是一种考验。发扬“五四”精神，就是要经得起各种考验，受得住各种磨砺。

五四运动九十年祭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什么二十世纪到来后不久，在中国大地上会发生这样一场以爱国救亡和思想解放为主要内容的规模空前的群众性运动？它不是突然发生的，更不是任何人所能制造出来的。可以说：这以前的全部历史，已为这场运动的到来作了充分的准备。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在西方列强侵略下，中国一步步丧失独立的地位，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的屈辱。人民在痛苦地哭泣着、反抗着。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这种沉沦的步伐大大加快了。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带给中国人心灵上的创痛，是以往历次对外战争失败难以比拟的。曾经亲身经历这场事变的吴玉章沉痛地回忆道：“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战后，西方列强以为中国这条“破船”快要沉了，纷纷扑过来，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时，八国联军武装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北京。这一连串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件，竟发生在短短的五六年内。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的心头。人们再也无法沉默，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爱国救亡和思想解放，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开始被提到突出的位置上来。最早提出“救亡”的，是严复1895年的一篇文章。孙中山比他看得更远，前一年在檀香山兴中会宣言里就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激动人心的目标。怎样才能将中国从绝境中拯救出来？人们普遍意识到：不能再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了，必须在各方面来一个大的变革。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人们为什么不惜作出任何牺牲，一定要奋起革命？中心的一点，就是要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他们当时认为：中国之所以会沦落到如此地步，就是因为有一个专制、腐败、卖国的清朝政府在统治着，只要把这个政府推倒了，中国就可以获得新生，一步步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他们把革命看做是为建设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这次革命也带来一次思想解放。皇帝，历来被看成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如今也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抛弃掉呢？但是，历史前进的路程是曲折的。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出笼，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一幕幕丑剧紧锣密鼓地上演。中国的状况仍在一天天坏下去。周围仿佛一片黑暗，看不到它的尽头。有志气的爱国者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前进的脚步，在遍布荆棘的崎岖道路上毫不气馁，开始了新的探索。他们痛定思痛，从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入手，认为共和制度所以不能真正得到巩固，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陈独秀写道：“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要救亡图存，要变革，要在思想上来一个解放，这已成为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谁也阻挡不住的时代潮流。五四前夜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它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民主和科学是专制和迷信的对立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旗手陈独秀，在他创办的风靡一时的《新青年》杂志上喊出的最响亮口号，是民主和科学。他写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他又写道：“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他有一段名言：“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民主”和“科学”（也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提出，是切中时弊的。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迷信，这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遗留的恶果。它在中国社会里有着盘根错节的巨大势力和影响。向这两个大敌全面宣战，需要极大的勇气。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的程度、所向无前的声势，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中真正以白话文从事小说创作的第一篇，在新学运动中有着里程碑的意义，而且就其对旧社会、旧文化鞭挞的精辟深刻来说，在当时也可说无与伦比。《新青年》的影响不断扩大。各地拥护新文化运动的刊物风起云涌般相继出版。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家庭革命等口号的提出，使运动触及的社会面远比辛亥革命更为广泛。这次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大讨伐，起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使许多原来处在麻木不仁状态的人猛然惊醒过来。短时间内，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对新旧事物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它清扫了旧地基，为人们接受新思想作了重要准备。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初期新文化运动对中华民族觉醒的重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当然，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旧思想、旧文化，决不是一两次猛烈的讨伐和冲刷就能清除干净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也在逐步深化。中国民众的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要求民主如果只停留在少数学者和知识青年的狭小圈子里，那么，不管议论如何激烈，仍然只是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在五四运动初期，由于中国社会条件的限制，只能做到这样，但它是不够的，需要继续前进。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实际。这同样不是单靠少数人坐而论道就能解决的，需要投身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反复经受检验才能做到。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就是循着这个方向不断前进的。从个性解放到改造社会五四运动前夜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是在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他们用来反对旧文化、旧礼教的思想武器，主要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他们把个人的权利看得高于一切，认为：“社会集多数小己而成者也。小己为社会之一员，社会为小己所群集。故不谋一己之利益，即无由致社会之发达。”陈独秀写道：“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他们的着眼点还只在个人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他们所追求的还只是个人的解放，而不是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但用这种思想来反对专制和迷信，仍有着巨大的进步作用。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武器，并不能从根本上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真正的出路。那时候，挪威作家易卜生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胡适在1918年写了《易卜生主义》，说：“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故我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易卜生有一个著名的剧本《娜拉》，女主人公娜拉不愿意做“丈夫的傀儡”而离家出走。有人称赞这个剧本表现了“女性的自觉”。鲁迅却作了一篇《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他在后面又说：“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这些话是辛辣的，但显然是更清醒而现实的认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时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强大的，中国社会的现状是那样黑暗和腐败，决不是任何个人奋斗所能改变；离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不会有什么个性解放可言。如果只是从文化领域着手，停留在这里，不进行社会的变革，同样会流于空谈，不能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人们不能不继续向前探索。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逐渐响彻全国。各种报刊纷纷参加社会改造和中国出路问题的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在思想界被提到如此突出的地位，成为先进青年集中关注的焦点，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这表明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正从表层向更深层挖掘，是当时先进青年中产生新的觉悟的表现。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社会必须改造，这在先进的爱国青年中已逐渐成为共识。但是，这个社会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子，多数人最初却并不清楚。长时期来，许多爱国者一直钦慕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们作为中国仿效的榜样。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从当时来说，确实也没有其他可以效法的榜样。但随着资本主义在近代的发展，它的内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地暴露出来，贫富悬殊的状况令人触目惊心。二十世纪初，对欧美社会认真作过考察的孙中山已经认识到只有国家繁荣富强这一个目标是不够的。他写道：“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社会主义思想，本来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内在矛盾日益暴露而又无法根本解决的情况下产生的。孙中山把自己提出的民生主义也称为社会主义。尽管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许多天真和模糊的地方，但他在许多人正醉心于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便敏锐地看到西方社会不是完美无缺的，存在着它的阴暗面，力求加以避免，并且热烈地同情社会主义，同情劳动大众的命运，这在当时是十分不容易的。隔不了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劫后的欧洲留下的是满目疮痍，是更加令人震惊的灾难和混乱。这种状况，不能不使更多的中国人感到震惊。西方的社会制度在他们心目中顿时失却原来那种耀眼的光彩。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在许多人面前树立起新的榜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队伍开始出现分化。先进分子们自然地得出结论：难道我们还要步着西方世界的后尘，沿着这条老路再走一遍吗？为什么不能改弦易辙，采纳世界上更新的学说，创立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的何孟雄写下这样一段话：“欧洲资本主义的发达，工人及中产阶级的沦到不幸的地步，我们中国在产业萌芽的时会，当然要对于欧洲资本主义造出来的罪恶务宜具一种戒心，有旁的较好的法子当然采取好的法子。未见得资本主义是必经的阶段，即是资本主义发展了，将来的革命是免不掉的。难道劳动阶级铸定必需受资本主义的痛苦吗？” 中国国内社会状况出现的新变动，也深化了这场中国要不要社会主义的辩论。那时候，张东荪主张：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发展实业，不必再去谈什么社会主义。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他说：“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等立刻对他提出批评。他们说：中国要发展实业，要增加富力，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论；问题在于，增加的富力是使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幸福，还是只归少数人垄断。他们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大多数人得到幸福。他们举出中国现实生活中已出现的实例说：“譬如开滦煤矿、京奉铁道，总算是北方物质上的大工事，不但北方多数人未曾因开滦煤矿、京奉铁道减少生活的苦痛，而且矿坑烧死工人几百名，铁桥压死工人几百名，假使没有开滦煤矿、京奉铁道，这几百工人或者还不至一齐惨死；可见只知开发物质文明，却不用有益于多数人的主义去开发，即令各省都开矿筑路，也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 当然，这些先进分子那时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还是相当肤浅的，他们还不可能指出民族资本的发展在现阶段有它的积极意义，也不可能了解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还是以后的事，更不可能懂得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多么艰巨而复杂的事业。但他们在当时就尖锐地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果听任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发展实业，结果将会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中国社会的改造应该以社会主义为方向，要在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同时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这些认识是十分重要的。这是中华民族经过长期探索后产生的新的认识，形成的新的理想和信念。五四时期那样多先进分子奔集到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来，是不难理解的。他们是立志救国的忠诚的爱国者，怀着强烈的正义感和历史使命感。最初，传入中国的新思潮中，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曾在社会上产生过不小的影响。那些先进分子从对各种思潮的反复比较推求中，得出结论：只有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才能救中国，别的办法都不能救中国。随着对中国的具体国情逐渐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们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后又看清了应该先把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作为现阶段的基本任务，但他们的长远目标始终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个没有理想和信念的民族，是可悲的、没有前途的。许多先进分子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一旦这种理想和信念在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中坚定地树立起来，它就成为一种新的动力，使中国历史开始以新的姿态大踏步向前迈进。青年知识分子的道路走在五四运动前列、起着先锋作用的，是一大群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青年学生在当时是刚刚形成不久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长期为民族的屈辱、社会的黑暗和连年不息的内战而感到痛苦。他们有着较多的近代文化知识，视野比较开阔，容易接受新思想，许多人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激情。学校中的集体生活，也使他们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直接导致5月4日爱国运动爆发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把战败国德国原在中国山东攫取的种种特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学生中久已郁积的愤怒一下子爆发出来了。5月4日，北京大学等高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当时散发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写道：“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北洋军阀政府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学生们向社会各界展开宣传，取得公众的支持。运动像野火一样，迅速从北京蔓延到全国，从学生的抗议活动发展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原来潜藏在中国社会内部的巨大力量，仿佛从地平线下突然喷涌出来，这是过去没有看见过的。整个中国沸腾起来了。一场把千百万群众卷进来的运动，就像平地一声春雷，使许多原在睡梦中的人惊醒过来，唤起了人们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唤起了人们对新的社会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学生们去街头演说，到工人区进行调查，举办平民学校，冲破以往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接触社会，发现在自己周围还存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开始看到自身存在的弱点，明白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需要改造自己，于是提出要把“小我”融于“大我”之中，奉献给“大我”。运动的高潮稍稍过去后，许多人又逐渐认识到：单凭一时的热情和冲动，并不能解决如何救中国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理性和思考，需要正确学理的指导。人们头脑中积累了大量的问号，要求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各种新的刊物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五四后的一年间达到四百种之多。研究新思想的团体也纷纷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中文全译本，1920年以前连一部也没有。这时，国内出现了两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在北京，1920年初，由李大钊主持，北京大学一些学生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是利用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书籍，分别阅读。不懂外文的同志，则请通晓外文者帮助他们。再过一个时期，又筹集了一些资金，买了一批书籍。学习的人渐渐多了，于是就在1921年11月17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宣布，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列名这个研究会发起人的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罗章龙、刘仁静等都是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在上海，1920年5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除陈独秀等外，李达、陈望道、李汉俊等是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这两个中心，同湖北、湖南、山东、广东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起联系。1921年7月，也就是五四后两年多一点时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李达回忆道：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思想准备，组织准备都有。但是思想准备非常之快，只是二、三年的功夫，这是中国的特点。因为中国人民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教训，完全懂得别的路不行”。他们作出自己的抉择，是以多年实践检验过的事实为依据的，是经过深思熟虑才确定下来的。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条件。九十年的时光，很快就流逝过去了。回顾八十年前我们的先人经历过的这段扣人心弦的历史行程，不能不令人兴起无穷的感慨。在那一代青年人周围，是令人感到窒息、令人满怀悲愤的黑暗环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对有志气的爱国青年来说，剩下的只能是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的英勇拼搏。他们面前的现实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他们心中期待着的是在未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今天，中国的状况同当年相比已发生根本的变化，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已成为现实的奋斗目标，人们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集中全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奋斗。重温往昔的历史，无疑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一次发SCI被接收，高兴的和哥们吃了顿烧烤。因为我们专业SCI难法，规定是只要一篇影响因子1以上的SCI就能满足博士毕业要求。那会是博二，特别兴奋，一宿没睡着。等我博士毕业好几年之后回学校和导师聊天，他说你们那会博士好毕业，现在起码得有三四篇SCI，发的杂志的影响因子也高了，而我本人也在当大学老师的时候发了一些一区SCI，但是那种第一篇SCI被接收的喜悦，至今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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