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文化名人论文发表

独著《俄罗斯政治转型与对外政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独著《俄哈关系论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论文《中亚五国安全形势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11期。论文《俄罗斯的全球治理战略》，《南开学报》2012年第6期。论文《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源起、目标与影响》，《新疆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论文《俄罗斯朝鲜半岛外交的实践、特点与趋势》，《当代韩国》2012年冬季号.论文《十年后的中俄关系》，《中国与世界观察》2012年第4期。论文《中俄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战略协作》，《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7期。论文《论俄罗斯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俄罗斯学刊》2012年第5期.论文《俄朝韩跨境天然气管道及其地缘政治影响》，《中国与世界观察》2012年第2期。论文《中国需高度重视人才外流问题》，载于《学习月刊》2012年第6期。A Survey of the Evolution of Party Systems in the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Contemporary Political Society，Volume 1 Number 1 Summer 2011论文《中国在中亚经济存在引发的反响及对策》，《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1年11期；论文《俄韩能源合作迟滞的原因分析》，《国际石油经济》2011年9期；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Russian diplomac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Asia research network，Vol.8,Summer 2011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n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Asia towards deeper mutual understanding，n.4论文《论哈萨克斯坦三玉兹的关系》，《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1期；论文《俄罗斯的韩国学研究》，《当代韩国》2011年1期；论文《美俄关系重启的前景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11期，转摘《难以消弭的冲突：美俄关系前景分析》，《中国社科文摘》2011年第4期；论文《中亚局势的现状与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3期；文章《稳定有序地发展中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0月13日；论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俄关系》，《南开学报》2009年第4期；论文《30年来的中俄关系：从关系正常化到战略协作伙伴》被收录在论文集《改革开放与科学发展》中，吴志成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论文《新中国成立60年中俄关系的经验》被收录在天津市社会科学界第五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集中；论文《中亚五国议会制度比较》，《新疆大学学报》2009年2期；参编著作《俄罗斯政治与外交》，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记者专访《俄“跃进”强军意在复兴大国》，《南方日报》2012年9月5日记者专访《中俄贸易结构转变，隐忧伴生》，《中国产经新闻》2012年06月7日记者专访《90年代俄罗斯遭遇“智力流失”》，《中国产经新闻》2011年12月1日记者专访《俄罗斯归还半个黑瞎子岛的真正意图》发表在《北方周末报》2008年10月16日；记者专访《两极“圈地”所为何来》发表在《每日新报》2007年11月18日；攻读研究生期间发表的文章论文《浅析俄哈经济依赖关系》，《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6年第4期；论文《从霍多尔可夫斯基案件看俄罗斯私营石油资本与政府的关系》，《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5年第11期；论文《论欧亚经济共同体》，《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4年第11期；论文《俄哈石油合作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4年第5期；论文《俄哈关系的新发展》，《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4期；译文《俄罗斯石油出口量增长受到管道运力不足制约》，《国际石油经济》2003年第11期；论文《冷战后俄罗斯的中亚地缘政治战略》，《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译文《纳扎尔巴耶夫2001年度总统国会咨文》，《中亚信息》2001年第12期；论文《中国新疆地区周边国家地缘战略关系分析》；《新疆社科论坛》2001年第2期。

当然是假的，这个是真的纯属谣言性质了，如果是历史名人的话只要在网上查一查就知道了，如果有一两个那不奇怪，毕竟有通婚什么的，但是绝不会是很多都是；至于明星什么的，人数也很多，不能排除有几分之几的韩国血统，但是也是每一个网上都有一定的基本资料，可以查到的，我想可能是有不少来中国发展的韩国明星，以及不少在韩国以组合形式出道的中国籍明星，所以才有了这种言论。不过那个流传真的是禁不起推敲的。

韩国的历史悲情主义来自韩国与中国的特殊的历史关系、地缘政治上的夹心地位以及近代被日本殖民的历史。在现代转型时期，历史悲情就有可能以非理性的面目展现出它的力量，尤其在身份认同上体现出非理性的特征，其政治层面的体现是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结。

弱化与中国历史的联系

一个民族形成国家的过程，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挖掘独立于其他民族的个性特征，以此辨明身份，加强民族心理认同。而民族心理认同是本民族形成的情感基石，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其来源问题。神话通常构成民族心理的源头。民族心理的内核一经形成，就自然地支配了本民族的情感和认知。

在当今公众外交（Public Diplomacy）时代，包括韩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显然认识到民族心理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对国际关系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由于大多数人（无论中国人或韩国人）对“檀君”朝鲜、萁子朝鲜、卫满朝鲜、三韩、高句丽、新罗、百济、高丽和李氏朝鲜之间的关系不清楚，由此导致韩国官方和学者在叙述历史上具有很大的选择性和导向性。

韩国官方和学者普遍采信关于“檀君”的神话传说，作为自己民族的来源。这和中国有历史明确记载的“箕子朝鲜”的故事不符。韩国的这种选择性叙述，旨在剔除其民族国家形成上的他国因素，凸显本民族的主体性。

关于民族形成的神话可以通过拉大和临近民族的心理距离而加强本民族的独立性，增强民族内部的认同。“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可以有深浅强弱的不同。为了要加强团结,一个民族总是要设法巩固其共同心理??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民族的标志。还常常把长期共同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喜闻乐见的风格，加以渲染宣扬，提高成民族形式，并且进行艺术加工，使人一望而知这是某某民族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民族风格。”

关于“檀君”的传说，韩国驻华大使馆的官方网站，直接将其定位韩国民族的来源。其中说道：“韩国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2333年。据说，韩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檀君，是天神之子与一位以熊为图腾的部落的女子所生。檀君建立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个王国。历史学家将韩国的这段早期历史阶段称为‘古朝鲜’时代”。

2007年2月23日，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宣布，从当年新学期开始将采用新编初中、高中历史教科书。原教科书的叙述说“《三国遗事》和《东国通鉴》中记载，据称是檀君王俭建立了古朝鲜(公元前2333年)”，如今将“据称”二字去掉，成为“檀君王俭建立了古朝鲜”，从而将以神话形式记录的古朝鲜建国变成了正式的历史。

最早记述檀君神话的是高丽时代学者李承休(1224?1330年)和僧人一然的《三国遗事》。但用古汉语撰写的有关朝鲜半岛的记载传闻稗说著作并无史料依据。而比《三国遗事》成书早150年的官修正史《三国史记》并没有记述檀君。

尊檀君是出于彰显民族精神以团结整合民族的需要。1910年至1945朝鲜反日独立运动期间开始尊檀君，并以“檀纪某年”纪年。此间，朝鲜民族还把檀君建立国家的10月3日定为开天节，举行盛大活动祭祀檀君。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上台后，檀君纪年自1962年1月1日起被废除。1990年以前，朝鲜一直主张“檀君神话说”。

但七十年代以后韩国经济腾飞，滋长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导致韩国史学界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国史论争”。新兴民族主义者主张檀君为史实，应写入正史和教科书，如韩国1990年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国史》，其中就有“檀君和古朝鲜”一节，明确断定“古朝鲜为檀君王俭建立”。

直至21世纪初，檀君逐渐被直接以韩民族的创始人的身份被写进教科书。此段历史说明，韩国塑造民族身份的过程是伴随着国家独立、经济腾飞和历史的重新书写的。此间，必然淡化他国影响，以加强民族源头上的纯净性和独立性。

而真正的有记载的历史则是来自“箕子朝鲜”。韩国学者虽然承认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箕子，但对于是否存在箕子朝鲜，是存疑的。在2001年10月复旦大学召开的“第四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上，韩国西江大学校史学部教授金翰奎先生，发表论文题目为“箕子与韩国”，提出，“在传统时代韩国的历史叙述中，无论何时箕子朝鲜都被置于重要的地位”

但是，由于“史料的零碎性和不确定性”，“箕子朝鲜的存在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释”；韩国“对箕子的尊重是在韩中间政治文化关系达到高潮的情况下展开的”，他本人并不认为箕子朝鲜具有可信的历史根据。

箕子其人，自先秦至汉代的儒家经典中有广泛记载，是孔子所称的“殷末三仁”之一。箕子名胥余(约公元前1173——公元前1080年)，因封国于箕（今山西太谷县东北），爵为子，故称箕子。武王灭商建周后，命召公释放箕子，向箕子询治国之道，箕子不愿作周的顺民，带领遗老故旧一大批人从今胶州湾东渡到朝鲜，创立了箕子王朝。同去的有殷商贵族景如松、琴应、南宫修、康侯、鲁启等。

关于箕子的中文记载包括《十三经》中的《尚书》《周易》《论语》《孟子》《左传》，以及《十三经》以外的《逸周书》《荀子》《尚书大传》《大戴礼记》《韩诗外传》和《孔子家语》等。在其他一些典籍中，如《墨子》《尸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贾谊《新语》、刘向《新序》、王充《论衡》、桓谭《新论》、扬雄《法言》，也有记载。以后历朝史书均有记载。其中，“箕子封朝鲜”的记载，始于《逸周书》。同时，在韩国最古的史书《三国史记》以及其后的《三国遗事》《帝王韵记》《朝鲜史略》《海东绎史》中，都有“箕子朝鲜”的记载。

《剑桥中国秦汉史》采信了箕子朝鲜的说法。“中国人和朝鲜半岛民族的接触，按传统说法开始于周王国建立时（传统说法为公元前1122年）。那时商王室的一个逃亡的成员名叫箕子，他逃到朝鲜，并将若干中国生活方式的特征带到那里。”

整个朝鲜李朝时代，朝鲜尊箕子，并以此自豪。朝鲜世宗大王十年（大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世宗尊其父太宗之命重修箕子庙完成，李朝文臣卞季良奉命撰《箕子庙碑》，记载说：宣德三年岁在戊申夏四月甲子，国王殿下传旨若曰：“昔周武王克殷，封殷太师于我邦，遂其不臣之志也。吾东方文物礼乐，侔拟中华，迨今二千余祀。惟箕子之教是赖。顾其祀宇隘陋，不称瞻式。我父王尝命重营。予承厥志而督之。今告成矣。宜刻诸石，以示永久。史臣其文也。”

混淆“高句丽”和“高丽”

除了在韩国民族形成源头的选择性叙述外，韩国在朝鲜历史演进过程中高句丽历史的归属问题上也凸显其强烈的主观选择性。

跨越汉朝到唐朝历史的“高句丽”，发源于中国汉朝治下的东北地区。公元前194年，燕人卫满占王都王险城（今朝鲜平壤）自立为王，国号仍称朝鲜，历史上称其为“卫氏朝鲜”。公元前108年被汉武帝所灭。汉朝在卫氏朝鲜旧地置乐浪、临屯、玄菟和真番四郡，历史上称其为“汉四郡”。四郡之下设有很多县，郡县长官由汉朝中央派遣汉人担任。

汉武帝破卫氏朝鲜后，以高句丽为县，隶属于玄菟郡。高句丽作为国号，则为公元前37年朱蒙建国开始有的。始分布于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至吉林省集安市一带，后统治地扩展至朝鲜半岛北部。此国历史为中国学者认为是中国史之组成部分，为当代韩国学者不认同。

高句丽形成后不久，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开始由马韩、辰韩和弁韩之“三韩”部落集团，逐渐形成了百济、新罗两个奴隶制国家，它们与北部的高句丽王国并立。由于日本觊觎朝鲜半岛，导致公元663年中日历史上第一次战争——白江口（今锦江口）海战的爆发。中国支持新罗，日本支持百济和高句丽。唐军焚日军战船400余艘，百济灭亡。日本此后900年余不敢再觊觎朝鲜半岛，反而进入与中国最友好的时期。

公元668年薛仁贵等灭高句丽唐朝于高句丽境分置9个都督府42州100县，总隶于安东都护府，以薛仁贵为安东都护，统兵2万，驻屯平壤。其后，由于高句丽遗民常发生叛乱，唐朝将高句丽数10万户内迁到江淮以南及河南、陇右诸州的空旷之地，余下的小部分高句丽族众或奔突厥和渤海国，或向南奔新罗。高句丽人作为一个民族也与其他民族融合，从此在史书上销声匿迹。

以上为高句丽的简要历史。作为全面振兴中国东北战略的一部分，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东北三省联合主办了一项为期5年的“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简称“东北工程”。由于高句丽存在的700年历史中，至少在公元427年迁都平壤之前，一直是中国古代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的发源地是在中国吉林集安市，主要历史也在中国境内，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和贵族墓葬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已于2004年获得了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的批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所以，中国进行的研究无可厚非。

但是，由于历史上，中国至少在《明史》以前把高句丽和高句丽灭亡250年后朝鲜半岛的“高丽”王国混同，导致韩国的部分学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证明高丽是高句丽的继承。但是，无论是从语言还是从政权建立、扩张的历史记载和现代考古结论而言，都已经证明二者并非继承关系，即高句丽不是韩国历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2003年12月9日，韩国古代史学会、韩国考古学会、韩国近现代史学会第17个学会在汉城历史博物馆还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国应立即停止把高句丽史编入中国历史的行为。

由于冷战时期特殊的政治因素，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朝两国在中国东北举行了两次联合考古，所有发掘的高句丽文物全都送给了朝鲜。这使得中国在举证方面存在一定的被动。但是，如果韩国把这一历史-考古的学术性问题引导到民族认同和边界问题上去的话，则会为双边关系带来恶果。

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边疆政权高句丽的历史归属问题，韩国方面一直穷追猛打，不放弃称高句丽是韩国历史的说法，从2003年一直延续到2008年。2008年2月12日，韩联社报道说《纽约时报》2月11日第18版的广告称高句丽是韩国历史。该广告刊登的是一则以《高句丽(Goguryeo)》为标题的英文广告，附上了公元412年高句丽占领满洲（中国东北）时的韩半岛周边地图，并称“毫无疑问，高句丽是韩国历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应承认这一事实”。此广告由韩国传媒宣传专家徐庆德（34岁）登载。广告中高句丽的面积非常大，包含了整个中国东北、内蒙古东部和河北，令人吃惊。

此外，韩国还在高句丽问题上选择性的不论及唐朝援助新罗将日本逐出朝鲜半岛的辉煌战果（保卫了朝鲜半岛独立国家的存续，长达900余年），正如下文将涉及的，韩国也极力弱化明朝万历年间中国出兵帮助朝鲜成功抗击日本丰臣秀吉侵略的历史。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选择性的叙述不意味着对显著的历史记载进行随意性的改变。但是，韩国可以通过这种选择性的记忆，弱化他国因素，突出本国主体。

朝贡体制造成的影响

中国和朝鲜半岛国家间的关系受朝贡体制影响深远。历史上的事实是，中国式的朝贡体制在实际影响上有一个不同于西方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的特质：中国不谋求占领、征服和剥削朝贡国家，相对的维护了周边弱国的体制完整和经济独立。这是由中国源自中原的礼治体系决定的。朝贡体系是中原王朝内在统治秩序的外化。其核心追求是满足道德上的优越感。

中国在王朝最强大统一的时期，选择了最合适的东亚独特的国际关系体系，最大限度的维护了整个体系的稳定和和平。这比同时期西方的国际体系要人道和有效得多。当然，这个体系仍然是不平等的。这的确是这个体系的缺陷。但是，我们无法超越历史的时代局限，要求古人实现当代国际关系体系的主权平等原则。

随着中原王朝的崩溃，朝贡体系解体。但其影响至今不散。其中之一就是韩国对中国的不信任和对朝贡体系的完全否定。甚至在韩美牛肉风波中，抗议的韩国民众还攻击韩国政府对美国也搞“朝贡外交”。韩国显然是把当年的朝贡当成了屈辱历史储存在记忆当中了。

但是，以明朝为例，朝鲜当年对中国的朝贡并非来自一种武力强制，并且，朝鲜在朝贡体系当中，得到了贸易上和国家安全上的最大好处。

明朝自开国以来，即实行“国无大小”、“推诚以待”、“修礼睦邻”的和平外交政策，除了对蒙古保持军事警惕之外，明朝规定了15个国家均为中国的友好国家，不实行征讨政策（不征之国）。此事见《明皇祖训首章》。祖训中朱元璋把朝鲜定位以后世代不征讨的第一个国家。“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即北元—蒙古）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今将不征诸夷国各开列于后：东北：朝鲜国即高丽。其李仁人，及子李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首尾凡弑王氏四王，故待之。正东偏北：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

1392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高丽恭让王四年；朝鲜太祖元年）与明朝亲近的高丽大将李成桂自立为国王，由此结束了高丽王氏家族的统治。李成桂积极参与明朝的朝贡体系。半年时间内，先后九次遣使到明朝，一来解释和说明政权更替的原因，而来请求明太祖朱元璋赐予国号。按照朱元璋的的旨意，改国号为朝鲜，取“朝日鲜明”之意，定都汉阳。

朱元璋不仅通过宣称“朕为尔正名”承认了朝鲜新的政权，而且明确提出不去直接干涉朝鲜：“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失。（王氏）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且其间事有隐曲，岂可遽信。尔礼部移文谕之，从其自为身教，果能顺天道、合人心以安东夷之民，不启边衅，则使命往来实彼国之福也”。又说“朕视高丽不止一弹丸，僻处一隅，风俗殊异，得人不足以广众，得地不足以广疆，历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衅端，初非中国好土地而欲吞并也”。

由于朝鲜的示好和主动，加之朱元璋的和平外交政策，朝鲜和明朝建立了具有经典意义朝贡关系。朱棣继承皇位，定都北京后，朝鲜最早派人前往南京祝贺朱棣登基。永乐元年（1403年），朝鲜太宗李远芳亲自到南京朝见永乐帝朱棣。朱棣十分高兴。永乐六年，成祖派内使黄俨等人出使朝鲜，赏赐朝鲜国王花银一万两、丝五十匹、素线罗五十匹、熟绢一百匹，作为对朝鲜国王向大明的朝廷献马的回报。朝鲜国王受宠若惊，亲自宴请明廷使者，并向使者问道：“皇帝何以厚我至此极也？”黄俨答道：“新登宝位，天下诸侯未有朝者。独朝鲜遣上相进贺，帝嘉其忠诚，是以厚之”。朝鲜的朝贡并不是都被接纳，这与朝鲜的积极入贡心理形成鲜明对比。由此也反映出这样的历史关系潜伏了导致朝鲜心理扭曲的因素。

以洪武年间为例，洪武六年,朝鲜遣使贡马五十匹，“道亡其二”。“及进，以私马足之。帝恶其不诚，却之”，送马以次充好，拒绝其进贡。洪武七年，朝鲜又遣使来贡。“表请每岁一贡，贡道从陆，由定辽，毋涉海，其贡物称‘送太府监’。中书省言：‘元时有太府监，本朝未尝有，言涉不诚’。帝命却其贡”。送东西连名称都搞错了，再一次予以拒绝。

据《明史太祖本纪》记载，自洪武二年（外国开始朝贡）迄洪武三十年，被明王朝拒绝入贡的有四个国家，计六次。其中：朝鲜两次，日本一次，安南两次，占城一次。

明朝对朝贡的规定是很严格的，并非特别对朝鲜如此，其他国家弄不好就“以寇论”。如，明朝郑若曾撰《筹海图编》说到日本朝贡的情况时：“贡例：船止二只，人止二百，违例则以寇论”。“永乐二年，钦定每贡二艘，正副使等无过二百人。若贡非期，人船逾数，夹带刀枪，并以寇论。”

朝贡和拒绝入贡的政策隐含了明朝自大的内容。朝贡国自然感觉到屈辱。但是，为了保护朝鲜的领土完整和独立，万历朝时，中国援朝抗日，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却是超越屈辱感的事件。

万历朝鲜战争，又称朝鲜壬辰卫国战争。这场战争由日本前关白丰臣秀吉在1592年（壬辰年，中国万历年间，日本文禄年间）至1598年派兵侵略朝鲜、企图“超越山海而直入于明使四百州溶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丰臣秀吉致朝鲜国王书语）引起。朝鲜向中国求援，明神宗应请求派遣大军救援，朝鲜将领李舜臣和中国将领邓子龙互相支援，最后都壮烈牺牲。但是最后中朝盟军最终获胜，朝鲜转危为安；日军主力被迫撤退，日本企图侵占朝鲜并以之为跳板进攻中国的企图破灭，丰臣秀吉也在希望破灭后不久死去。他死后不久，日本军队被迫全部从朝鲜撤退。

这是中国第二次保护朝鲜免受日本的侵占。李朝时期朝鲜对中国明朝的援助是一直讲究情义、感激涕零的。在当代韩国的官方历史叙述中，不提明朝援朝之事。当代韩国学者的论述，也是强化韩国历史上的自救卫国的英雄，明朝的作用在其历史书籍的表述中是弱化的甚至是混乱的。

而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关系数千年来即经常受到第三因素主要是日本的影响，无视这段历史是不尊重事实的。

朝鲜从与明朝的和平交往中不仅得到了安全，还得到了儒家文化。朝鲜李氏王朝时期将中国的朱子哲学思想定为国教，世宗大王在位期间实现了以礼乐治天下的“儒教”精神，达到了文化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巩固了韩民族精神的基础，一直被后世视为学术与政治协调一致的模范而称颂和效法。

李朝中叶后，诞生了韩国儒学双璧退溪李??1501—1570）和栗谷李珥（1536—1584），李退溪号称“韩国朱熹”。在这些人的推进下，李朝李学达到了全盛时期。韩国人对历史上著名的儒者十分敬崇。在韩国还有许多企业支持或创办各类以著名儒家命名的研究所，研究院等，其中著名的如：退溪学研究院，栗谷研究会等。这些研究院对于推进儒学研究，形成社会尊崇儒家文化的氛围起了重要作用，说明传统儒家思想在韩国经济发展后的文化取向中，仍然居于一个极重要的地位。

韩国的传媒也对积极宣传儒学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从2000年10月份开始，韩国国家电视台播放了长达100小时的《论语》讲座。每周2小时，历时约1年的时间。到处可见的宗族会，宗亲会，把散居各地的族人们连接在一起，体现儒家注重血亲血缘关系的伦理观念；各种各样的同窗会，同门会，是儒教不忘故旧观念的具体体现。

此外，明初，明朝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十分发达。除了边境的互市之外，明朝通过馈赠的方式（朝贡贸易），向朝鲜输出的物品主要是瓷器、绢帛，以及乐器、书籍和药材。但朝贡贸易对于中国而言主要是政治行为而非经济行为，所得文化反馈也少。当然，出于国防战略需要，明朝也从朝鲜得到了战马。洪武年间（1368-1398），明朝总计向朝鲜购买马30000余匹(按中国的记载为30443匹，按朝鲜的记载为34617匹)。

虽则李朝和中国在历史上维持了和平友好往来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存在于朝贡体制之中，李朝朝鲜即便有感激，也为当代韩国的历史书写者所不能接受，这便是悲情历史观的真实写照。古代的中朝朝贡关系，不等同于近代西方列强与殖民地之关系。其根本区别在于中国不以灭其国家、占其领土、掠其资源为目的。这种本质区别被韩国方面刻意忽略。

被征讨、占领和殖民的历史记忆

晚清以来韩国遭受日本的侵略和屈辱，这些历史加强了韩国民族心理的受害者情结。近代的屈辱历史成为中国和朝鲜民族的共有的记忆。

1876年，日逼迫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日本取得在朝鲜的特权。甲午战争中，清朝为履行保护属国的义务而于侵略朝鲜的日本作战失败，并导致日本侵略中国本土。根据1895年的《马关条约》，第一款明确规定：清朝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决”。中国与朝鲜的传统关系结束。

此后，日本占据朝鲜，朝鲜走上了殖民化之路。此为其最屈辱之历史阶段。韩国史学家说：“由于门户开放，在韩半岛地区被拖入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因为未能自觉建立起国民国家，想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过渡的主题转变也遭到了失败，可以说沦为殖民地是无法避免的。”“韩半岛是大陆势力和海洋势力角逐的地方，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与周边任何国家相比，都不占优势的条件下，虽然为了根据有关国家之间的国际协定，使该地区永久中立化，从而维护主权，避免国际争端进行过活动，但韩半岛大部分政治势力，都分别属于亲清派、亲俄派、亲日派和亲美派，他们企图以强国为靠山，维持政权，结果终于走上殖民化的道路”。

1904年，日俄战争俄国战败，日本得控制朝鲜。1905年，日本逼迫朝鲜签订《乙巳保护条约》，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日本在朝鲜设立日本派出的“统监”政权。高宗被迫退位由皇太子继位。1910年8月《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设立朝鲜总督府，进行殖民统治。至此，李氏王朝正式终结。自1919年三一运动至1945年日本战败，朝鲜民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独立运动。其间，中国给予朝鲜独立运动以极大的支持。在中国的支持下，朝鲜共产党人金日成领导的游击队在中国东北开展抗日游击活动。而成立于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先是得到中华民国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政府的支持，后又在中华民国政府的支持下几次迁移，最终迁至中国的战时陪都重庆。同时，在中国政府帮助下，朝鲜复国运动人士在中国成立“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队”。1942年中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两支武装合并为韩国光复军，交由临时政府直接统辖。

晚清和近代以来的韩国历史和中国的关系颇多曲折。总的来说是一个脱离传统历史、走向独立自主的过程。其中，日本侵略后又实行暴力殖民的因素则对韩国现代民族心理的形成产生了屈辱感的影响。此外，朝鲜半岛分裂的状态也是加深并不断提醒韩国民族心理中危机和屈辱感等状态的现实因素。

韩国在冬奥会上得了亚军，，其实他们能得冠军的只要鉴定一下冠军是不是韩国人就好了

朝鲜半岛军事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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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冲突 1999年6月15日在朝鲜船只被认为数次越过朝韩两国水域边界后，朝鲜和韩国的军舰发生了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以来的首次交火。在那次交火中，一艘朝鲜战舰沉没，据报道朝鲜30多名船员死亡，至少6名韩国士兵丧生，十多人受伤。第二次冲突 2002年6月29日上午朝鲜和韩国的海军舰艇在朝鲜半岛西部黄海海域的延坪岛附近发生交火冲突事件。据韩国联合通讯社称，冲突造成韩国方面有4人死亡、1人失踪、20人受伤，并有一艘高速艇被击沉；朝鲜方面有一艘警备艇被击中起火，估计也有30多人伤亡。第三次冲突 2009年11月10日上午朝韩海军在西部海域的“北方界线”附近发生的交火事件。朝鲜一艘警备艇跨过北方界限进入韩国海域，韩国随即开火，朝方对此进行回击。朝韩关系一直冷暖交织，曲折不断。今年8月份以来，朝韩多次表达了善意的信号，双方关系也出现了缓和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朝韩海军在西部海域发生交火，对此，央视评论员孟祥青评论认为：这样的交火事件有两个突出的背景——第一个，朝韩双方的这种缓和，并没有解决朝韩矛盾的实质性的问题。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就是朝核问题。韩国曾经提出给朝鲜所谓大规模援助的一揽子计划，被朝鲜明确拒绝。因为韩国提出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朝鲜要承诺放弃核计划，所以被朝鲜拒绝。那么与此同时，朝韩关系这些年的发展有一个普遍的规律，实质上反映的是朝美关系，也就是朝韩关系的改善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朝美关系的互动。那么朝鲜提出重返六方会谈或者是参加其他多方会谈来解决朝核问题时，提出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实现朝美双边会谈。那么围绕着朝美双边会谈，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朝美双方有了多次各种方式的接触和磋商。最近美国一个高级官员透露，在奥巴马访问亚洲之行之前，可能要宣布博斯沃斯访问朝鲜的这样一个行程的正式决定。同时呢也可能在奥巴马访问亚洲之后，来实现博斯沃斯访问朝鲜之行，来实现朝美双方会谈。但是美国提出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朝鲜必须要明确承诺重返六方会谈机制，而且要明确承诺放弃核计划，这样才能实现双边会谈。那么朝鲜提出，要视朝美双边会谈的结果，也就是美国是不是对朝鲜实行“敌对”政策来重启六方会谈在内的多方会谈机制，所以这个矛盾分歧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发生朝韩的交火，是跟朝美关系目前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此外，“北方界线”一直是朝鲜和韩国存在争议的海上界线，在这片海域，朝韩双方已经发生过十多次的冲突，甚至是交火。为什么这片海域是双方擦枪走火的一个高发地带？评论员孟祥青解释道：朝韩双方就“北方界线”问题历来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也就是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而且这个分歧矛盾也非常复杂。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由韩国和美国单独划分的“北方界线”朝鲜从来不承认。1976年朝鲜提出了一个叫南方警戒线，朝鲜提出的“南方警戒线”也就是所谓“朝鲜西部海域的军事分界线”，和韩国提出的“北方界线”出现了互相交叉和重叠。所以在这个海域历来互不承认各自划分界线，这是冲突的一个背景。那么还有一个背景，朝韩在这片海域的争执背后也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原因。1999年，2002年，朝韩两次在海上的冲突，都发生在这个海域，而且都发生在6月，绝不是偶然的。因为这片海域到了6月份可以说是螃蟹的一个天堂，所谓西部海域之争的背后也有“螃蟹之争”。朝鲜、韩国居民都在6月份来捕捞这里味美又大的螃蟹，所以这个海域冲突的背后也有经济利益。当然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根据《海洋法公约》，朝韩双方都认定这片海域属于自己的12海里领海范围，不管是北方界限还是军事分界线，都在双方的12海里的范围以内。所以这片海域又涉及到双方一个领海主权问题，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所以这片海域发生冲突并不是偶然的。

1. 韩方新闻通告称炮击演习在没有没有争议的韩方领海一侧；朝方新闻通告称韩方“偷偷更改了演习的地点”，和只“使用了上次演习剩余的炮弹”。2. 演习后朝方并没有反击。3. 国际社会，特别是美、中都反对进一步加剧半岛紧张局势，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和理性。鉴于以上三点，可以初步判断20号在延坪岛进行军演炮击点应该不在朝韩争议领海区域看地图韩国那几个小岛都快把朝鲜给包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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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军事论文发表时间

1、朝鲜战争发生的时间：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在斯大林的授意下，为了统一朝鲜发动了朝鲜战争，而由于苏联多次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导致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组成联合国军正式介入，北朝鲜在联合国军的攻击下，一败涂地。

2、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实力对比：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没有现代化的武器和装备，但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他们不仅有17个国家参战，而且是一支机械化部队，有高度完善的后勤保障部队，有飞机、军舰，掌握着绝对制空权和制海权。

3、朝鲜战争的结局：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与联合国军打了三年，后经过多次谈判，1953年7月27日签署了《朝鲜停战协议》，分别支持朝鲜和韩国的中国、苏联和美国等几十个国家不同程度的卷入了这场战争。

4、朝鲜战争对美国的影响：朝鲜战争是几百年来美国第一次没有胜利的战争，它是美国人的一场噩梦，使美国人开始正视中国，美国人急于从噩梦中醒来，忘掉这场战争。

5、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刚刚经历过14年的抗日战争，又经历了4年的解放战争，还没有实现全国解放，可以说是一片废墟，百废待兴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凭着坚强的意志，靠落后的装备，把联合国军打到了三八线以南。让中国军队打出了自信，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

6、朝鲜战争对世界局势的影响：朝鲜战争使整个乃至世界由战乱进入到冷战时期，直接影响了亚太地区的政治格局，也使中国在世界上有了话语权，对世界格局有着深远的影响。

朝鲜核问题全透析最近，朝鲜半岛再起风云，从南韩前总统卢武铉跳崖自杀，再到朝鲜悍然进行第二次核试验，半岛的局势再次吸引起了全世界的目光。那么朝鲜半岛的局势将会怎样发展呢？首先卢武铉的死与朝鲜的核试验没有任何关系，一个是偶然事件，另一个是程序上不可逆转的必然事件！我们再看朝鲜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的原因不是没有一个解决的途径，而是矛盾的主要各方其实都不肯完全彻底的解决！原因何在？搞清这点我们首先要理解半岛的战略局势。美国迟迟不肯与朝鲜对话其实是在搞拖延战术，他是不想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如果朝鲜核问题彻底的解决了，他就没有在韩国驻军的理由了，那么他对半岛的控制力必会大大下降，这是他不愿看到的。再说日本，我们虽然看到他口口声声说朝鲜有核武器是对他的一个威胁，而且他也一直宣扬这种威胁，但这只是它借此发展军事实力的一个借口而已，日本这个国家非常危险，军事实力毫不比中国差，而他却处处掩藏这种实力反而为其他国家的发展叫嚣威胁论。所以朝鲜核问题本身在不能威胁到日本的前提下反而为日本进一步发展突破和平宪法的军事实力提供了一个理由，由此他不会向朝鲜做任何的让步。再说韩国，其实韩国还是希望解决朝鲜问题的，但是他偏偏不是解决问题的主角，他没有这等实力，他是依附美国的，他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与美国保持同步以显示其同盟关系，这种关系在李明博政府上台后表现愈发明显，但问题是朝鲜是一个用超强硬态度回应强硬态度的国家，所以双方关系闹得非常僵，而对于朝鲜本身，他把其国内发展的困局通通归结于美日帝国主义和走狗李明博政府的制裁，所以这也是他的一张牌，倘若他与美国日本关系正常法后，他就失去了为其国内发展问题辩护的借口，当然问题解决后他会从中获得好处，但明显不是他希望看到的。再谈俄罗斯，他好像置身于外，其实不然，但他扮演的角色明显不同，首先他没有威胁感，他只关注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实力，当然他还害怕另一个问题，倘若美日以此为借口在东亚部署他的TMD,这才是对他要命的，所以他还是希望解决朝鲜和问题的，但它与韩国一样都不是解决问题的主角。中国的话是非常希望解决朝鲜问题的，首先我们一贯反对任何国家发展核实力，当中也包括朝鲜，朝鲜半岛有核武器显然是对我们不利的，所以我们赞成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核试验的谴责，但同时当我们明知美日打压朝鲜的阴谋时必须对朝鲜表示某种支持，所以把我们有点为难。说真的，中国才是朝鲜核问题的最大受害者，朝鲜政权一旦有问题我们将面对很大的麻烦，而且这种麻烦是不可能建立在假设上的，应为其中牵涉的厉害关系东西太多，一旦问题发生，到时各方采取何种主动都是未知的，基于这一动摇自二战以来建立的东北亚战略格局是各方都不想冒险改变的。所以朝鲜问题的解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各方利益妥协和利用的一种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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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发表论文

新年到了，半岛的人们比较兴奋，把炮弹当礼花放，赢得了世界的关注。世界警察美国，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放弃假日，直接开赴这一敏感地域，一场战争似乎正在拉开大幕。半岛危机的两个主角是朝韩兄弟。朝鲜目前是金政权，这是一个没落的、腐朽的、专制的政权，比我们的晚清还晚清。朝鲜一直很神秘，像是个传说，神秘往往都是虚弱的和见不得人的，不敢被人知道而去刻意的掩盖，宣传管制，整天洗脑，强调纪律，经常搞暗杀，人民生活在恐怖之中，全国一张嘴、一支笔、一个脑。经济能九年连续保持负增长，实属不易，只有正日才有这个水平。朝鲜人民生活困苦，简直无法想象，儿童严重营养不良，一杯酒，一袋面就可以俘获一个女人……当丹东市灯火透明时，对面的朝鲜是一片黑暗。这就是朝鲜人民的状况吧：饥饿难耐、水深火热。看看韩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全球排名前15的经济水平，开放、多元的文化局面。国民衣食无忧，长的难看了，还可以整容。哎，同在一个纬度上，生活的差距咋这么大呢？就朝鲜人民而言，倒金入韩是走向幸福的康庄大道。半岛的战争能否打响，主要取决于美国，美国会不会打呢？纵观美国近几届总统，不论大小布什、还是克林顿，都会发动战争，所以奥巴马任内发动对朝战争很正常。最近美国经济一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战争则是转移国内人们视线，摆脱经济困境的有效方式。当然，发动战争，主要还是利益。面对朝鲜的挑衅、中国的崛起，美国适时打一打，对维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时很有必要的，从战略上来讲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利益一定会有冲突，中美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美国打朝鲜，中国会不会再次出兵呢？中国是否参战主要是由我们的国家利益和高层核心决定的。如果我们不出兵，结果是朝鲜金政权颠覆，韩国实现半岛的统一，朝鲜人民幸福了。这对我们倒没有太大损失，一直以来很多人都认为朝鲜是我国抵御美韩的屏障，这是多么的荒诞。现在的洲际导弹能打多远距离，美国真要打我们，岂是一个弹丸之地的朝鲜所能阻拦。统一的韩国，相对成熟的经济体制，倒是能推动中韩的贸易发展。决定我们是否参战，除了有一个领导集体，还要有一个在全党、全军、全国中威望极高的领袖人物。不论是抗美援朝、还是对越自卫反击战都有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强势人物在驾驭。而我们现在党内是没有这样的人物的，这也正是导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缓慢的原因，毕竟政治改革牵涉到太多的利益集团，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博弈，只有真正能驾驭全局的人物才能啃下这块硬骨头。另外，我们国家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这是几代领导集体的追求，所以我们不会卷入朝鲜战争，我们会全力制止。当然美国打朝鲜，肯定要师出有名，毕竟都是文明国家，要打文明杖。韩国就是引诱战争发生的最好对象。以前是朝鲜挑衅，现在是韩国了，大力挑衅，只要朝鲜动手，美韩日马上就会对朝鲜大打出手，当然我们中国肯定要尽力去制止战争，积极去和美国协商，哪怕是用一些利益来换取半岛的和平，这也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也是历史上我们擅长的。目前军队里有些鹰派，不论对台独，对钓鱼岛、对美国航母进入黄海，都是要坚决打击，这是军方的强硬，也是中国人的脊梁，对待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上，梁光烈部长表现一直很强硬，很值得我们去顶。可以想象一下，朝鲜是我们一个负担，金政权下的朝鲜人民生活艰辛。如果我们的军队、特别是海军和空军能力足够，在美日韩打击朝鲜的同时，我军迅速攻台。朝鲜半岛统一了，我们中国也统一了。这倒不错，可惜我们现在海军的实力堪忧，不知道和当年的北洋水师比起来怎么样？

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摘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关键词:朝鲜文化;儒学;关联一、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厘正春秋末期,中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孔子以“治世”、“行道”为己任,总结历史经验,创立了儒学。儒学历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的不断加工改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著名历史学家杨昭全认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至清末,历数千年之儒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春秋末期至隋唐时的儒学、宋元时期的理学和明清时的实学”。[1]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对于朝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与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儒学思想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东亚儒学文化圈”。据史料记载,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与我国山水相连,由于地理上的这种原因,中朝两国很快就开始相互往来,思想文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儒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朝鲜学者的理解消化,儒学已深深融进朝鲜的传统文化中,影响了朝鲜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对于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中外学者观点不一。主要观点有:商末箕子东走朝鲜时引入;由战国燕与秦末中国移民引入;汉初,卫满率众避难至朝鲜时传入;汉四郡建立时引入;朝鲜百济、新罗时期传入。而笔者较认同杨昭全学者的观点:儒学传入朝鲜以汉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为宜。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开始成为全国占统治地位的独尊思想,为其对外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其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西汉灭卫满朝鲜,并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真番郡,翌年复设玄菟郡,即汉四郡。汉四郡设置后,封卫满朝鲜原官员为侯。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封五侯,立四郡,标志着体现儒学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进入朝鲜。其三,在汉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体现儒家思想的中华文物随处可见。因此,在汉四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儒学已传入朝鲜。二、儒学朝鲜化的系统性由于儒学符合百济、新罗和高丽王廷的利益,又符合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致使百济、新罗和高丽封建王朝对儒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发展中儒学逐渐对百济、新罗和高丽的统治理念、道德秩序、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朝鲜理念体系的构建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标志着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天”。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万物非天不生,同时又是最高的神灵。“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他认为宇宙万物皆天之产物,人类社会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贯通天地人,是上天在人世间之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这一理论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君王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即君权神授论。儒学这种君权神授和秉承天意治国的理论自然符合朝鲜历代国王的需要,因此成为维持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护身符。而宣扬其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与安排,其治国治民秉承天之意志,实质是借助天界之权威强化人间之权威。这就致使朝鲜历代国王与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权神授。再者,朝鲜历朝统治者提出以德治国。所谓“道”,即儒学,意即用儒学治理国家,以道德治理国家,即德治。同时,《书经》指出,要以德治与武功结合并重来治理国家。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此后,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仁者爱人。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孔子反对统治者执政之穷奢极欲,要求他们贯彻仁爱原则,关心百姓生活,使其安居乐业。朝鲜历代王朝也将“仁”,即“爱民”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罗统一半岛后,新罗文武王为此颁令减轻百姓负担。公元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问浮屠义相。对曰‘虽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城,亦无所益。’(文武)王乃止役”,[3]从而减免了百姓的徭役。(二)朝鲜道德秩序的完善“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朝鲜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孝道深入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三国遗事》中记载的“贫女养母”、“孙顺埋儿”就是很明显的事例。另外,儒学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实是男尊女卑,朝鲜历代深受其影响。高句丽著名实学家金富轼就曾强烈地抨击过新罗曾有的善德、真德两位女国王。他曾写到,“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闰,诚乱世之事,国之不亡,幸也”。[4]又如,公元861年(新罗宪安王五年)新罗国王宪安王病危时,曾嘱其臣下说:“寡人不幸,无男子有女。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然近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则寡人死且不朽矣”。[5]可见,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十分普遍,也十分严重。(三)朝鲜教育体制的确立儒学对于朝鲜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尤为巨大,也成为朝鲜教育体制确立的影响因素。公元682年新罗于礼部下属设置主要讲授儒学思想的教育机构———国学。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设置诸业博士和助教。公元759年,新罗改国学为大学监。但其后继位的惠恭王又将大学监恢复为国学:“惠恭王复故”,[6]把《论语》、《孝经》作为共修之科目,目的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意义。公元992年,高丽在首都开京设置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两班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除朝廷官办的儒学教育机构外,高丽还出现了私人兴办的儒学教育机构,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朝廷重臣、学术泰斗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此后,高丽历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科举考试制度,即从国学之学生中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为儒家典籍。这一制度的设置,充分表明新罗王廷对精通儒学思想的人才的需求。同时,新罗国王由于亲幸国学,曾多次听讲儒学经典,这一举动进一步表明了王廷对儒学思想的重视与渴求,从而更促进了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公元958年,高丽国王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7]高丽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基本为儒学经典,科举的实行使学习儒家典籍成为热潮。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使儒学具有了特殊地位,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唐太宗还大力扩充国学和太学,这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贵族子弟入唐求学创造了条件。新罗派遣王族子弟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如金仁问为武烈王的次子,于公元651年奉王命入唐宿卫。又如金嗣宗为圣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命入唐献方物,同时“兼表请子弟入国学”,[8]唐帝应允。新罗不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卫,还经常派遣贵族子弟赴唐求学。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求学的学生为216人,公元840年,新罗自唐回国的学生达105人。除新罗王廷派出贵族子弟赴唐求学者外,新罗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学,如崔致远、崔承佑、崔承等皆为自寻途径赴唐求学者。高丽从建国初就派遣学生赴中国求学,学习儒学思想,高丽学生不仅在中国可以应试,还可以在中国任官。公元976年,高丽派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翌年,金行成擢进士弟,授官,后官累至殿中丞。公元980年,在宋求学的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戬参加科举及第,并任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公元1115年,高丽派遣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入宋太学。高丽赴宋求学的学生应试中举后任宋吏者众多。另外,新罗还通过多种形式大量输入儒学典籍。公元686年,新罗遣使赴唐,“奏请《礼记》并文章”,武则天应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9]公元743年,唐玄宗遣使嘉奖景德王,“并赐御注孝经一部”。[10]此外,不仅赴唐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回国时携带儒学典籍,而且新罗的商人也自唐购买书籍,其中有大量的儒学经典。到了高丽前期,随着高丽与宋、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典籍也大量输入高丽。其输入方式与途径更是多种多样,有奏请宋、元皇帝赐与的,有高丽使者、学生带回来的,这使得儒学典籍广为传抄和翻刻。三、结论朝鲜文化在与儒学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其本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百济、新罗对峙时期为朝鲜儒学的萌芽期;统一新罗时期为朝鲜儒学发展期;高丽前期为朝鲜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期。在每个时期,对于朝鲜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朝鲜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儒学都因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成为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法宝。而朝鲜文化在与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文化特色,逐渐使儒学本土化,最终演化为与儒学相近同时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并使其成为朝鲜思想文化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力。[参考文献][1]杨昭全.中国—朝鲜、朝鲜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2]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3][朝]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7·文武王下[Z].[4][朝]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5·善德女王条[Z].[5][朝]三国史记·卷11·新罗本纪第11·宪安王条[Z].[6][朝]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7·职官上·国学条[Z].[7][朝]朝鲜史略·卷3·高丽史[Z].[8][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圣德王条[Z].[9][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神文王条[Z].[10][朝]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9·景德王条[Z].

才给30分就想一片论文。。。。。。你太有才了

朝鲜发表的论文

国人很少有了解朝鲜实际情况的，怎么写描述朝鲜形象的论文？国人对朝鲜的了解途径不外乎两个：一个是去朝鲜旅游过的人拍了些照片写了些游记来介绍朝鲜；二是一些网络上的视频和文章。前者虽然有一定真实性，但鉴于朝鲜当局的针对旅游者的限制，所以展现的很不完全，很多地方被美化了，展现的主要是平壤的情况，并没有贴近朝鲜其他地区的实际情况，尤其是不符合大部分朝鲜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情况。朝鲜人民的生活最多也就是比温饱线好一点，一旦经济情况变坏，就连温饱都有问题。后者的话，真实性更让人质疑，很多朝鲜的视频是被刻意剪辑和加工过的，针对朝鲜的文章妖魔化也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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