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高中生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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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与学术自由
一、引言：美国学术自由的历史渊源
北美在殖民地建立初期就出现了大学。但与后来其他许多国家成文宪法不同的是，美国立宪时并未把学术自由确立为学者或学术机构的权利，以防止其受到政府或者社会利益集团的任意干涉。[1] 学术自由作为宪法权利首先是大陆国家宪法的创造。1850年普鲁士宪法就规定：“科学及其教学应该是自由的”。学术自由观念在美国的确立与传播，则在这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一大批19世纪中叶留德美国人回国后致力于建设现代大学、维护学术自由努力的结果。[2]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起学校当局因为教员个人的学术观点触怒了某些利益集团，并导致校方在利益团体压力之下解聘教员的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大学的教员们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尝试通过教授们的公开结社来保证学术自由，争取学者不因为学术研究而遭受职业风险的保障。这就是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的建立。它的主要措施是组织对解聘教授事件的调查，撰写调查报告并予以公布，从而参与形成公共舆论，迫使大学在一定程度认可并接受学术自由的价值。它们还制定并发布自己的学术自由标准，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不断更新着教授们对于学术自由的理解。这些规则后来在很多时候都得到了学校管理当局的尊重。[3]
然而，美国宪法作为一部公法，除了第13修正案禁止任何人蓄奴以外，它主要针对的是政府而不是对公民私人设定义务。所以不论怎样解释宪法，它都不能直接限制利益团体对大学的学术研究进行干涉。学术自由要有机会进入宪法的视野，必须以政府权力对大学的任意渗透和控制为契机。从一战开始，美国左翼运动的出现，使社会中的某些人产生了对于“红祸”的极大恐惧，一些限制左翼活动的立法也就随之出现。某些大学教员因为这些立法而被解雇。这也就使教授们的学术自由与政府的立法权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而宪法本是一张控制政府权力范围的法网，其职责就是为公权力划定界限。所以，当案件最终进入最高法院的那一刻，就开启了美国宪法中学术自由权利的历史。
二、学术自由的宪法保护：对相关宪法判例史的简单梳理
(1)个人学术自由权利的确立：少数意见转变为多数意见的历史
最高法院的判决中第一次出现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的概念是在1952年的阿德勒案中。[4]一项纽约州的立法规定教授、倡议以武力推翻政府或者作为这种组织成员的人，将被认为不适于被公共教育系统雇佣。它命令大学的董事会应当在经过告知和听证之后，确定这种组织的名单，并且把作为这类组织的成员身份作为不适于在公共教育机构任职的初步证据。原告阿德勒主张该法违宪，构成了对其言论自由以及作为或试图成为公共教育机构雇员的人的集会权的侵犯。此外，纽约州法对不称职的初步证据规定，违反了第14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最高法院以6：3的表决结果否定了原告的主张。明顿法官代表法院多数的意见认为教育当局作为市政雇主(municipal employer)，不能被排除对那些能证明其雇员对公共服务而言是否称职的事项的调查权;而且也不存在违反程序性正当程序的问题，因为作为利益受损的一方，原告在程序中已经被给予了提供相反证据的机会。
布莱克和道格拉斯法官的反对意见认为国家的公共教育机构的确不能成为共产主义活动的细胞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教条的讲坛，但原告应该只因为其在教育系统中的公开行为而被认定有罪。本案异议中第一次提出了学术自由的概念。异议认为，州法确定的程序导致因结社而有罪的结果，这与美国社会的原则格格不入。而且一旦社团被初步认定为具有“颠覆”的嫌疑，就导致了对她个人的听证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州法的这种程序对于学术自由产生了巨大的损害。任何社团的建立都有可能是为了反对一股歇斯底里的潮流或者因支持一项不受欢迎的计划而具有嫌疑。这样的组织中就可能有共产党的渗透和参与，他们的出现可能传染整个组织，(而使组织看上去具有颠覆嫌疑)，即使组织的计划实际上并不违法。但州法的规定使任何一个陷入该组织的成员都几乎可以被认定为有罪，因而个人必然倾向于在那些表达争论的社团面前退缩。在州法下发生的一切与在一个警察国家下发生的一切一样，所有的教员都受到持续的监视，对他们过去的仔细排查可以找到其不忠的标志，他们的言辞意见将被认为可以提供“危险思想”的线索，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
在1957年的斯威齐诉新罕布什尔州案中[5]，支持学术自由的观点开始出现在了法院的多元意见中，并对学术自由宪法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肯定。斯威齐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师从约瑟夫•熊彼特。毕业后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期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术研究志趣发生了根本转向，时任新罕布什尔大学客座教授。因为在州大学发表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演讲，根据该州1951年的《颠覆活动法》，州总检察长对上诉人启动了颠覆行为调查。虽然被当作颠覆活动的证人，被传唤至总检察长前，回答了包括他本人是否为共产党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但他拒绝告知他所知的关于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及其成员的情况以及他在州大学发表的演讲的有关问题，他认为这侵犯了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总检察长向地区法院申请强制其回答并获得强制令，但仍遭拒绝，地区法院判决其构成藐视法庭罪。
沃伦、布莱克、道格拉斯和布伦南法官认为州立法机关缺乏权力要求证人告知总检察长想获知的任何信息的权力。仅仅传唤证人，并强迫他违背其意愿，揭示他以往表达和结社的本质(to disclose the nature of his past expressions and associations)，就可以被认为是政府在这些领域进行干预的措施，但这里却存在着《权利法案》和第14修正案所保护的权利，毫无疑问这是对于上诉人学术自由和政治表达的侵犯。在这些领域政府应该对其侵犯极度保留、克制。
法兰克福特和哈伦法官的赞同意见同意多数的判决结果，认为要求证人回答问题侵犯了宪法保护的学术自由和政治自由;并且，州没有为这种侵犯提供基于保护州利益的正当化理由。赞同意见对学术自由有了更丰富的阐释：自然科学需要在假设与推断中成长，我们所谓的社会科学更是如此。为了社会的善，如果理解的确是一种非常关键的社会需要，那么对于社会的研究、思考就必须尽可能的不受约束。政治权力必须戒除对于这类追求明智的政府管理和人民福利的(学术)活动的侵犯，除非理由是紧迫的和不可抗拒的。基于一大群显著的证据，基于自由社会对自由大学的依赖性，上述论断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意味着大学中的知识生活必须排除政府的干扰。
在1967年的凯伊锡安诉董事会案中，学术自由作为第一修正案特别关注的地位得到了多数意见的完全肯定，从而具有了先例的效力。[6]该案推翻了1952年的阿德勒案判决。本案的上诉人是州立大学教员。按照纽约州法，他们被要求签署保证书声明自己不是共产党;每个人都被通知拒绝签署的结果就是解雇。州以此防止其雇员中出现颠覆分子。最高法院以5：4的表决结果判决州法违宪。布伦南法官传达的多数意见认为，州法规定的具有煽动性言辞即可解雇教员的条款因其模糊性而违宪，因为没有教员能够把握对抽象教条的陈述与直接煽动的界限。州法禁止雇佣任何鼓励或者散发鼓励暴力推翻政府材料的人因其模糊性而违宪，因为它可能也禁止雇佣宣传抽象原则的人;州法规定共产党身份既构成不适合担任公职的初步证据，违宪地剥夺了结社自由，因为其不允许提供自己并非积极党员或缺乏促进非法目标的意图之抗辩。
多数意见高度肯定了学术自由的地位，认为我们的国家致力于保卫学术自由，它是一种对我们而不只是对有关教员而言至高无上的价值。学术自由是第一修正案的特别关注，它完全不能容忍法律在课堂之上建立正统观念。教室就是思想的自由市场。美国大学中自由的重要性是不证自明的。没有人可以低估在一个民主国家中这些教育青年的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给我们大学中的知识领袖们穿紧身衣只会使国家的未来陷于危机之中。而且也没有什么教育的领域已经被人类如此了解，以至于不会再有任何新的发现了。在社会科学中尤其如此，因为鲜有什么原则被认为是绝对的。学术不可能在一个充满怀疑与猜忌的氛围中兴旺发达。教员和学生都必须可以自由的调查、学习和评价，以得到新的成长和理解。否则文明就要陷于停滞并死亡。
至此，学术自由作为第一修正案的核心价值之一被彻底确立起来，面对立法对于学术自由的侵犯，公民可以寻求宪法的保护。在1985年的一个案例中，学术自由权的内涵再次获得最高法院的讨论，确认了机构自治也是学术自由的重要方面。[7]最高法院认为，学术自由的兴旺不只依赖于教员和学生自由和独立的思想交流，也在不同的层面依赖于学院的自主决定;基于学术理由决定接收谁入校学习的裁量权是大学的四项基本自由之一;在决定学生的学术表现和他们的晋级与毕业方面，大学教员必须有一种最宽泛的裁量权;当法院被要求审查这种学术决定的实质时，法官必须对教员的专业判断展示最大限度的尊重;除非证明负责的委员会或个人实际上没有执行专业判断，偏离了公认的学术规范，否则法官显然不能推翻他们的决定。
(2)学术自由的发展：自由的限度所在
经历了权利确立与扩充的时期之后，对学术自由的讨论一定程度上转向了对其界限的认识。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否则人类的和谐共处就不可能。所以就应当避限制那种以学术自由的名义为自己的任性而为做掩护的情形。
在1987年的一个案例中，出现了政府以学术自由为名变相支持某种宗教信仰而违反立教条款的情况。[8]一项路易斯安娜州的法律要求州的公共学校必须平衡对待“创世科学”与“演化科学”。州法把这两种科学定义为证明创世和演化的科学证据以及由这些科学证据得出的推论，但并没有定义何为“创世”和“演化”。州法要求只要一种科学被教授，公共学校就必须教授另一种科学。为了“创世科学”，课程指导和研究服务才被发展和支持;禁止学校董事会歧视任何选择作为创世科学家或教授创世主义的人。州法宣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学术自由。公立学校学生的家长、老师和宗教领袖起诉州法违反了立教条款。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认为根据先例，如果立法机关的立法缺乏世俗目的，而证据证明立法被设计去推进特定的宗教教条或禁止教授某些教派所厌恶的科学理论，就违反了立教条款。最高法院发现本案中州法通过在公共教育的整体中以要么完全排斥演化论、要么反对演化论的宗教观点必须得到同时展现的方式来推进一种宗教教条;州法也没有推进其所宣称的保护学术自由的目标。因此，州法被认为试图利用政府的象征性和财政性支持以达成一种宗教目的，故而违反了立教条款。
在1990年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诉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案中，对私立大学的学术自由，最高法院的解释倾向于限制其内涵。[9]显示了学术自由必须与其他宪法价值相协调的要求，也就更不能容许大学以宽泛的“学术自由”为名主张性别、种族等就业歧视。Rosalie Tung是私立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籍华人副教授，宾大拒绝了她的聘用申请。她向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提出控告，认为该拒绝是为1964年《民权法》所禁止的基于种族、性别、和国别(national origin)的歧视。在该委员会的调查中，根据立法授权，委员会向宾大发出了传票，要求提供Tung和其他五位据称获得优待的男性教员的任职评审文件。宾大要求委员会修改传票，排除调取“保密的同行评审信息”。宾大主张政策考量和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原则要求承认宾大具有一项适格的特权，或者委员会应当采取一种平衡的进路(balancing approach)，只有在证明具备超越于相关性的特殊理由时，才能调取同行评审材料(peer review materials)。
布莱克门法官传达了最高法院的一致意见，否定了宾大的主张。认为大学并不具备可以抗辩公开在聘任决定中与基于性别、种族、国别歧视指控相关的同行评审材料之义务的任何特权;并且因为委员会的传票是内容中性的，既没有命令大学内的演讲偏离或靠近某个主题或观点，也没有在禁止国别、性别、种族歧视之外为大学选择教员提供任何实质的标准，所以宾大主张其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权所受到的侵犯是微不足道的。公开同行评审材料将会危害对于同行评审过程至关重要的保密性，使得大学获得与学术理由相关的信息来建立自己的聘任决定变得更加困难，这种危害是推测性的;至多只能在所主张权利缺位的情况下逐渐产生。
宾大所主张的特权也根本不能基于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宾大对学术自由方面本院判例法的依赖实际上是错置的。学术自由应对的是政府基于内容对大学演讲的控制以及对按照学术理由任命教员权利的侵犯问题。上诉人并没有主张任何内容管制问题，而是说公开同行评审材料会导致“教学和研究水平下降”。在任何情况下，学术自由都不能包括宾大主张的扩及同行评审材料保密的要求上。如果宾大的主张能被接受，那么许多普遍适用的法律，比如税法，都可以被认为在影响大学雇佣的情况下而侵犯了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
三、美国宪法对学术自由保护的启示
通过对联邦最高法院相关案件的粗浅梳理，我们可以初步总结出美国宪法在保护学术自由方面的某些特征。学术自由作为一种现代社会价值本身就是一个内涵丰富，有时甚至存在内在价值张力的复杂体系。这就决定了对于学术自由的宪法保护绝对不只是第一修正案独自能够承担的。实际上，学术自由内部不同的价值要求，使得宪法的不同部分都可能起到保护学术自由价值的功能，即使并非以保护学术自由为名。对法人财产权的保障即是一例，在学术自由概念正式进入法院并得到承认之前，它实际上起到了保护学术机构自治性的功能。[10]总之，宪法已经在国家与学者个人的矛盾冲突面前，摆明了自己的立场。
学术自由的概念，其中所包含的需要处理的问题可能更为复杂：如何平衡政府、学校、教员、学生四方的关系，从而使得学术能够在这“四角关系”难免的纠葛下获得一种不断发展与持续成长的自由感觉。当学术自由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而不单只是一种宪法权利时，它就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对于学生，学术自由可以意味着学习与研究的自由，包括一定范围内的选课与听讲的自由;对于教员，则可以意味着自由的研究问题、授课、并发表研究成果，具备相应的职业保障，不因正当的科研行为而遭到不公正待遇;对于教育机构，学术自由可意味着自由选定科研项目，实行学术自治，按照学术标准选任与评定教职人员等级，不受外界压力的影响。
所以，可以说，存在着包括政府与社会在内的对学术自由各种各样潜在的侵犯者，也就存在着多样化的学术自由要求。而显然，并非所有的这些要求都能立刻，以及应当成为宪法加以保护的对象。比如在今天，对于教员学术自由更大的侵害可能并非来自陷入“颠覆”恐惧的政府权力，而是来自大学管理层和学术同行的偏见与敌意。除了公立大学可视为政府机构要服从宪法之外，私立大学与学术同行都作为私方而通常不能成为宪法约束的对象，但这却并不妨碍他们侵犯学术自由;相反，这给他们提供了方便。比如，对某些激进主义研究倾向的敌意，就导致在一个同行评价对于学者学术事业发展日渐重要的学术环境里，它们在大学中的生存空间日渐受到压缩。[11]虽然，立法或许会主张学术自由的价值而对私人任意的歧视与敌意加以控制。但与19世纪末的种族歧视案类似，法院也会主张也是自然而形成的社会歧视不是法律能够消除的。[12]虽然该案所代表的宪法理论被推翻了，但是与种族偏见相比，这样的理由，用来证成伪装在学术外衣下的偏见、甚至学术政治斗争似乎是可行的。因为法院只能根据是否偏离公认的学术标准来审查学术决定。[13]但问题是公认的学术标准本身可能就是偏见的伪装。实际上，正是社会自治与自我协调的无效性，才导致了社会向立法寻求保护，有动力向法院寻求救济;而司法也有责任以立法和宪法来保护失调的社会机制下无法得到保障的某些价值。这就说明了在某些情况下，学术自由的宪法保护边界应当有继续拓展的可能
可以预见到的是，一些形式化的教条原则根本不能成为宪法拓展自己保障范围的障碍。比如同行歧视问题，就应该区分真正严肃的学术评判与那些打着学术旗号却实际上以纯粹的敌意和偏见、甚至教职分配、职级评定等等方面的私人利益为根据的任意评价。认为学者的判断都是来自科学与理性，从来没有任何偏见的看法是不可能通过事实得到检验的。尤其对于州立大学来讲，作为“政府雇员”的激进主义教员，作为一种“离散与孤立”、因而民主过程可能无法有效保护的少数。[14]如果同行评审可以被认为实际上发挥了替代作为雇主的州立大学进行雇佣决策的功能，比如同行多数决定什么刊物才具有学术价值，而一些登载激进主义研究的刊物长期因为偏见而得不到承认，导致学者在任职评级时相关的学术贡献不能获得认定;并对学者个人产生了极大的压力，以至于如果不转变研究方向，其学术生涯就不能持续下去。这时，依据宪法及相关判例，同行因其实际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雇佣权力”也就可以被施加禁止特定就业歧视与禁止侵犯言论自由的义务。[15] 当然，正如，毕克尔所言，在这个过程中，法院应当采取“深思熟虑的速度”，应给政治机构和整个社会、尤其是是学术界在法院宣布“权利的原则”之后进行另一类的复审工作留下探讨与对话的空间。[16]以使学术自治的本质不会受到司法能动的侵害，正如一位法官所说：学术自由的观念，其根基是在学术著作中，而不是在法院[17];但是司法本身的价值也就是在多数人因秉持自己的独到观念而歧视少数人时为少数提供救济。拿捏好司法能动的尺度，的确是一门需要高超政治智慧与法律素养的裁判技术。
在这个领域，宪法保护、立法保护是与社会自我维护的界限必将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最终的发展很可能取决于人心民意的走向，也就是“大众宪法观”;毕竟社会运动、政治、经济以及更多的因素引导着我们对宪法的理解，也决定了宪法的含义。[18]
注释:
[1]比如现在的“八二宪法”第47条“文化活动自由条款”就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2]参见赵叶珠，“移植与创新:德国学术自由理念在美国的嬗变”，载《现代大学教育》，2010年第6期。
[3]参见李子江，“学术自由的危机与抗争：1860至1960年的美国大学”，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年第5期。
[4]Adler v. Board of Education，342 U.S. 485.
[5]SWEEZY v. NEW HAMPSHIRE，354 U.S. 234.
[6]Keyishian v. Bd. of Regents，385 U.S.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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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发表论文
这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而且他在写作这方面也非常的优秀，而且他也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看待很多事物都非常的透彻。
曹原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生，获得许多成就：1. 曹原发现让石墨烯实现零电阻导电的方法，能源利用率与能源运输效率大幅提高。2.2020年5月6日，分别以第一作者兼共同通讯作者、共同第一作者的身份在最新一期Nature连发两篇论文。3.2021年2月1日，在《自然》杂志上发表《Tunable strongly coupled superconductivity in magic-angle twisted trilayer graphene》论文。
首先曹原的天赋是毋庸置疑的，并且他付出了一般人付出不了的时间在研究某一个方面。1996年，曹原出生于四川成都。在小时候他就喜欢捣鼓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曹原在两年内就完成了他的初中和高中课程。 2010年正是他14岁时，被选如最杰出的“严济慈物理人才班”，这里的课程主要是培养学生扎实的物理基础。即使在天才青年班，曹原依然十分优秀。他经常会问一些奇怪的问题，并与教授讨论。18岁时获得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本科学位，之后前往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进行深造。2018年，22岁的曹原因发现石墨烯超导角度轰动国际学界，开辟了凝聚态物理研究的新领域，成为Nature杂志创刊149年来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的最年轻中国学者。2018年，曹原曾一天连发2篇Nature。2020年5月7日，他再次一天连发2篇Nature。 本次在Nature杂志上发论文已经是曹原的第五篇了。
世界上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等待着人们去探索，但是往往普通人是发现不了这些的，一般都是科学家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有时候甚至是猜想。所以要在未知的领域探索出一星半点是很难的。曹原从小开始就喜欢拆东西然后看里面的构造，甚至自己搭建了一个化学实验室，在里面做各种实验。这些都离不开他的好奇心，好奇心驱使着他学习更多的知识，当他学习到更深层次的知识就发现原来自己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
在普通人眼里，科研毫无疑问是枯燥的。2017年，曹原再做实验过程中偶然发现石墨烯具备非常规的超导电性，这让他很惊讶，这个发现勾起了他浓厚的兴趣。 之后的日子里，曹原为了这个“不起眼”的现象花费了不计其数个日夜，难以想象他要做多少次实验，查多少次资料。除了热爱真的找不出一个词来形容这么令人敬佩的行为。
为他是个天才呀。很难想象会有这么优秀的人，他就是父母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相信他肯定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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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巨匠 • 华罗庚——自学成才识今古，论著充栋誉中外
华罗庚，著名数学家，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
华罗庚少年时期命运多坎。1925年初中毕业后，因家中贫困，他只好缀学回家。但不甘平凡的华罗庚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人生，他开始了顽强艰苦的自学之路。18岁那年，他在《科学》杂志发表数学论文。1920年8月，他任清华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用6年半时间读完高中至大学的全部课程，同时学习英、法、德语言，并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5篇。虽然只有初中毕业文凭，但华罗庚一生研究成果卓著，写有10多部著作，200多篇论文，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
2.科学巨匠 • 钱学森——五年归国漫求索，火箭航天导弹成
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钱学森在美学习工作20年，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决定回国效力，但遭到美国国防部和海军阻挠。美国海军次长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为此，他受到美国政府迫害，经历了长达5年的监禁生活；5年后，才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回国后，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发展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并参与制定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试验，为中国火箭、航天和导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3.科学巨匠 • 杨槱——造船初心强国梦，海洋情怀永传承
杨槱，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著名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专家，中国船舶计算机辅助设计创始人、船舶技术经济论证开拓者、船舶帆船史奠基人。
少年看船、青年学船、中年造船、教船、老年写船，杨槱先生一辈子从未离开过船。以至于有人说，这位中国船舶界的“活化石”不只是在造船，更是在造梦——让中国成为第一造船强国。为传承情怀，杨槱先后捐赠了毕生积蓄的100多万元人民币，设立“杨槱院士奖学金”，激励晚辈学习奋发，并培养了一大批造船界的骨干精英。黄旭华（“中国核潜艇之父”）、徐芑南（“蛟龙”号总设计师）、朱英富（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总设计师）、曾恒一（中国第一艘海洋石油钻探船设计师）等都是他的学生。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船舶海洋事业发展的同行者与见证人。
4.科学巨匠 • 霍金——瘫坐轮椅研黑洞，身残志坚探宇宙
斯蒂芬·威廉·霍金，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当代最重要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家、20世纪享有国际盛誉的伟人之一。
命运对于霍金来说残酷到了极点。21岁，霍金因身患绝症（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俗称渐冻症）而完全瘫痪，从此被禁锢在轮椅上。43岁，他又因肺炎手术被剥夺了说话的能力。数十年残酷的病痛折磨，霍金从未轻言放弃。在全身瘫痪不能言语的情况下，他写下了著名的《时间简史》，并证明了广义相对论的奇性定理和黑洞面积定理，提出了黑洞蒸发理论和无边界的霍金宇宙模型，在统一20世纪物理学的两大基础理论——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和普朗克创立的量子力学方面走出了重要一步，是当之无愧的“宇宙之王”。
5. 科学巨匠 • 柯俊——冶金“宗师”，科技报国
国际著名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 他是钢铁科学与技术的集大成者，中国冶金史研究的开拓者，我国金属物理专业的奠基人，可谓是冶金界的“一代宗师”。甚至立下遗愿，将遗体捐献给母校武汉大学，用于医学研究，为科教事业作最后贡献。
36岁的时候，他就因为首次发现了钢铁中贝茵体的切变机制，被国外同行称为“贝茵体先生”。美国、德国和印度等国的科研机构先后向他发出邀请，他都婉言谢绝。他说：“我来自东方，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那里一吨钢的作用，远超过一吨钢在英美的作用。”
6. 科学巨匠 • 南仁东——拼二十余载，铸大国重器
南仁东，国际天文界的一流科学家，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的“天眼”，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看得最远的国家。
早在1984年，他就成为全世界最顶尖的天文科学家之一。他放弃一切选择回国。他说：“在我眼中，知识没有国界，但国家，要有知识。”
在当时的中国探测宇宙没那么容易，他胼手砥足二十余载，带领团队翻山越岭，克服艰难险阻，甚至化身推销员去跟合作单位拉赞助。在FAST项目动工之后，南老亲自参与到项目的每一个环节，因为来之不易，他尽善尽美。“中国天眼”FAST 望远镜，这个让世界瞩目的国之重器就是这样，一砖一瓦的修建完工。
7. 科学巨匠 • 朱显谟——黄河流碧水，先生终梦圆
朱显谟从中央大学农业土壤肥料专业毕业后，就投入到改良土壤的使命中。他认为治黄问题实质上是黄土高原的土地合理利用问题。为此，他积40余年科研成果和结合实践经验，提出了治理方略并被采纳。
他在88岁时表示：倘若一切顺利，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也许还能看到'黄河流碧水’呢！然而走过了一个世纪的的朱显谟，因病于2017年10月逝世，享年102岁。
为了心中“黄河清”的梦想，朱显谟先生默默奉献，为黄土高原治理与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一生爱党爱国，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和大西北的青山绿水不懈奋斗了一生。
8. 科学巨匠 • 高伯龙——科学梦不泯，化作至强光
高伯龙是国防科技大学原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上世纪，他率领国防科大激光陀螺研究团队从零起步。没有实验室，没有试验设备，没有经费，他带领大家克服困难。 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艰苦鏖战，1994年11月8日，中国第一台激光陀螺工程化样机在“陀螺人”们手中诞生，填补了我国激光领域的空白。
进入耄耋之年的高院士已是步履蹒跚，哮喘病、高血压已拖垮了他的身体。然而，他依然像红烛一样拖着带病的躯体坚持工作，用自己率直的品格和渊博的学识化作一束至纯至强之光，照亮后人前进的道路。
9. 科学巨匠 • 李四光——无愧党和人民，堪称后世师表
李四光是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之一，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毕生倡导以力学观点研究地质构造的发生、发展及组合的规律，认为各种构造形迹是地应力活动的结果，建立了“构造体系”的概念，创建了地质力学学派。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有广阔找油远景的认识，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
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 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晚年发表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对我国学科大交叉的倡导产生深刻影响.对中国地质教育、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著有《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中国北训之 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地质力学概论》及文集《天文、地质、古生物》等.
10. 科学巨匠 • 邓稼先——默默无闻数十载，中国核武动乾坤
邓稼先 （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邓稼先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开创祖国的未来，他是先行人，披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红旗，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国难当前，方显英雄本色！为了一个坚定的信念，他面对重重困难，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站在选择面前，他毫不犹豫，愿以身许国，因为他心中怀有梅风傲骨，是龙的传人，这是不可动摇的内心、血液。为国家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却又在众人面前不动声色，默默无闻。
11.科学巨匠•钟扬——跋涉藏区十六年，双肩承载满誓言
钟扬，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导，长期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16年来，钟扬和学生们走过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累计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近西藏植物的1/5。
超越海拔6000米，抵达植物生长的最高极限，跋涉16年，把论文写满高原，倒下的时候，双肩包里藏着你的初心，誓言和未了的心愿，你热爱的藏波罗花，不求雕梁画栋，只绽放在高山砾石之间。2017年9月25日不幸遭遇车祸逝世。2018年3月29日中央宣传部追授他“时代楷模”称号。2019年9月25日，钟扬获“最美奋斗者”个人称号
12.科学巨匠•茅以升——跨长江，天堑变通途；扬国威，中华显力量
茅以升，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上世纪30年代，他主持设计并组织修建了钱塘江公路铁路两用大桥，成为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我国桥梁建设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他主持我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30余年，为铁道科学技术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积极倡导土力学学科在工程中应用的开拓者。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参与设计了武汉长江大桥。晚年，他编写了《中国桥梁史》、《中国的古桥和新桥》等。在工程教育中，始创启发式教育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致力教育改革，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才。长期担任学会领导工作，是我国工程学术团体的创建人之一。1989年11月1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3岁。
13. 科学巨匠•王选——实干兴邦，科技助国
王选，(1937年2月5日-2006年2月13日)，江苏无锡人，出生于上海，计算机文字信息处理专家，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创始人，当代中国印刷业革命的先行者，被称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父"，被誉为"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
王选院士最突出的是他的创新精神，在世界上他首先用激光照排技术实现了印刷革命，使中国在这一领域领先于国际水平。王选院士既是优秀的科学家，又是杰出的企业家;他既有精湛深厚的学术造诣，又有坚毅不拔的实干精神。他通过创办方正，实现了中文激光照排技术的产业化，为自主创新发展中国的科技和产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4.科学巨匠•黄旭华——本是中流砥柱，甘愿默默付出
黄旭华，男，87岁，中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研制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被选中参研核潜艇，他把家安到实验基地。没有参照无计算机，他带领团队从研究模型起步，靠算盘演算出成千上万数据，还为获一手资料亲自深潜。因工作保密，30多年只见了母亲一面!
在他带领下，我国研制出自己的核潜艇。正如感动中国颁奖词所说：时代到处是惊涛骇浪，你埋下头，甘心做沉默的砥柱;一穷二白的年代，你挺起胸，成为国家最大的财富。你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
15.科学巨匠•钱伟长——只要祖国需要，甘愿弃文从理
钱伟长，(1912年10月9日-2010年7月30日)，江苏无锡人，世界著名科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他为中国的机械工业、土木建筑、航空航天和军工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被人称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应用数学之父"。
钱伟长一生传奇，年轻求学时弃文从理，只因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他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晚年，他倡导的学分制、三学期制成为教育改革的里程碑……
16.科学巨匠•李政道——身在海外，心系国家
李政道，（1926年11月25日—），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出生于中国上海。1957年，他31岁时与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的这项发现，由吴健雄的实验证实。
李政道和杨振宁是最早获诺贝尔奖的华人。1998年1月23日，李政道将其毕生积蓄30万美元，以他和他的已故夫人秦惠（竹君）的名义设立了“中国大学生科研辅助基金”，资助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和苏州大学的本科生从事科研辅助工作。李政道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科学事业后继有人，真是用心良苦，竭尽全力。
17.科学巨匠•叶培建——为国担责，义不容辞
叶培建,男,汉族,中共党员,1945年1月生，江苏泰兴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是嫦娥一号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首席科学家,嫦娥二号、嫦娥四号、嫦娥五号试验器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问,在各号嫦娥方案的选择和确定、关键技术攻关、大型试验策划与验证、嫦娥四号首次实现月背软着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8.科学巨匠•吴文俊——创“中国方法”，寻数学之“道”
吴文俊,男,汉族，中共党员，1919年5月生,2017年5月去世，上海市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对数学的核心领域拓扑学作出重大贡献,开创了数学机械化新领域,对国际数学与人工智能研究影响深远。
他用算法的观点对中国古算作了分析,同时提出用计算机自动证明几何定理的有效方法，在国际上被称为“吴方法”。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9.科学巨匠•孙家栋——航天报国，初心不改
孙家栋,男，汉族,中共党员,1929年4月生，辽宁复县人,原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科技委主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七、八、九、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是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担任月球探测一期工程总设计师，为我国突破卫星基本技术、卫星返回技术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发射和定点技术、导航卫星组网技术和深空探测基本技术作出卓越贡献。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等称号。
20.科学巨匠•顾方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顾方舟，男,汉族，中共党员，1926年6月生，2019年1月去世，浙江宁波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研究员。他是我国脊髓灰质炎赛苗研发生产的拓荒者、科技攻关的先驱者。
他研发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糖丸”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健康,使中国进人无脊髓灰质炎时代。荣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和“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
钱三强、钱学森
他是我们国家的骄傲，能够在如此年纪就做出如此大的成就，值得夸奖。
钱学森，钱三强，杨振宁，詹天佑，陈景润，于敏，李四光，袁隆平，华罗庚，邓稼先10位
18岁男孩发表论文
因为他从小就很聪明，很爱思考，再加上良好的家庭氛围和家庭条件，以及他自身对学习的兴趣和以及对学习的钻研，自然就厉害了
1.科学巨匠 • 华罗庚——自学成才识今古，论著充栋誉中外
华罗庚，著名数学家，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
华罗庚少年时期命运多坎。1925年初中毕业后，因家中贫困，他只好缀学回家。但不甘平凡的华罗庚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人生，他开始了顽强艰苦的自学之路。18岁那年，他在《科学》杂志发表数学论文。1920年8月，他任清华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用6年半时间读完高中至大学的全部课程，同时学习英、法、德语言，并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5篇。虽然只有初中毕业文凭，但华罗庚一生研究成果卓著，写有10多部著作，200多篇论文，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
2.科学巨匠 • 钱学森——五年归国漫求索，火箭航天导弹成
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钱学森在美学习工作20年，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决定回国效力，但遭到美国国防部和海军阻挠。美国海军次长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为此，他受到美国政府迫害，经历了长达5年的监禁生活；5年后，才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回国后，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发展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并参与制定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试验，为中国火箭、航天和导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3.科学巨匠 • 杨槱——造船初心强国梦，海洋情怀永传承
杨槱，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著名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专家，中国船舶计算机辅助设计创始人、船舶技术经济论证开拓者、船舶帆船史奠基人。
少年看船、青年学船、中年造船、教船、老年写船，杨槱先生一辈子从未离开过船。以至于有人说，这位中国船舶界的“活化石”不只是在造船，更是在造梦——让中国成为第一造船强国。为传承情怀，杨槱先后捐赠了毕生积蓄的100多万元人民币，设立“杨槱院士奖学金”，激励晚辈学习奋发，并培养了一大批造船界的骨干精英。黄旭华（“中国核潜艇之父”）、徐芑南（“蛟龙”号总设计师）、朱英富（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总设计师）、曾恒一（中国第一艘海洋石油钻探船设计师）等都是他的学生。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船舶海洋事业发展的同行者与见证人。
4.科学巨匠 • 霍金——瘫坐轮椅研黑洞，身残志坚探宇宙
斯蒂芬·威廉·霍金，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当代最重要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家、20世纪享有国际盛誉的伟人之一。
命运对于霍金来说残酷到了极点。21岁，霍金因身患绝症（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俗称渐冻症）而完全瘫痪，从此被禁锢在轮椅上。43岁，他又因肺炎手术被剥夺了说话的能力。数十年残酷的病痛折磨，霍金从未轻言放弃。在全身瘫痪不能言语的情况下，他写下了著名的《时间简史》，并证明了广义相对论的奇性定理和黑洞面积定理，提出了黑洞蒸发理论和无边界的霍金宇宙模型，在统一20世纪物理学的两大基础理论——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和普朗克创立的量子力学方面走出了重要一步，是当之无愧的“宇宙之王”。
5. 科学巨匠 • 柯俊——冶金“宗师”，科技报国
国际著名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 他是钢铁科学与技术的集大成者，中国冶金史研究的开拓者，我国金属物理专业的奠基人，可谓是冶金界的“一代宗师”。甚至立下遗愿，将遗体捐献给母校武汉大学，用于医学研究，为科教事业作最后贡献。
36岁的时候，他就因为首次发现了钢铁中贝茵体的切变机制，被国外同行称为“贝茵体先生”。美国、德国和印度等国的科研机构先后向他发出邀请，他都婉言谢绝。他说：“我来自东方，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那里一吨钢的作用，远超过一吨钢在英美的作用。”
6. 科学巨匠 • 南仁东——拼二十余载，铸大国重器
南仁东，国际天文界的一流科学家，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的“天眼”，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看得最远的国家。
早在1984年，他就成为全世界最顶尖的天文科学家之一。他放弃一切选择回国。他说：“在我眼中，知识没有国界，但国家，要有知识。”
在当时的中国探测宇宙没那么容易，他胼手砥足二十余载，带领团队翻山越岭，克服艰难险阻，甚至化身推销员去跟合作单位拉赞助。在FAST项目动工之后，南老亲自参与到项目的每一个环节，因为来之不易，他尽善尽美。“中国天眼”FAST 望远镜，这个让世界瞩目的国之重器就是这样，一砖一瓦的修建完工。
7. 科学巨匠 • 朱显谟——黄河流碧水，先生终梦圆
朱显谟从中央大学农业土壤肥料专业毕业后，就投入到改良土壤的使命中。他认为治黄问题实质上是黄土高原的土地合理利用问题。为此，他积40余年科研成果和结合实践经验，提出了治理方略并被采纳。
他在88岁时表示：倘若一切顺利，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也许还能看到'黄河流碧水’呢！然而走过了一个世纪的的朱显谟，因病于2017年10月逝世，享年102岁。
为了心中“黄河清”的梦想，朱显谟先生默默奉献，为黄土高原治理与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一生爱党爱国，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和大西北的青山绿水不懈奋斗了一生。
8. 科学巨匠 • 高伯龙——科学梦不泯，化作至强光
高伯龙是国防科技大学原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上世纪，他率领国防科大激光陀螺研究团队从零起步。没有实验室，没有试验设备，没有经费，他带领大家克服困难。 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艰苦鏖战，1994年11月8日，中国第一台激光陀螺工程化样机在“陀螺人”们手中诞生，填补了我国激光领域的空白。
进入耄耋之年的高院士已是步履蹒跚，哮喘病、高血压已拖垮了他的身体。然而，他依然像红烛一样拖着带病的躯体坚持工作，用自己率直的品格和渊博的学识化作一束至纯至强之光，照亮后人前进的道路。
9. 科学巨匠 • 李四光——无愧党和人民，堪称后世师表
李四光是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之一，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毕生倡导以力学观点研究地质构造的发生、发展及组合的规律，认为各种构造形迹是地应力活动的结果，建立了“构造体系”的概念，创建了地质力学学派。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有广阔找油远景的认识，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
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 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晚年发表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对我国学科大交叉的倡导产生深刻影响.对中国地质教育、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著有《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中国北训之 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地质力学概论》及文集《天文、地质、古生物》等.
10. 科学巨匠 • 邓稼先——默默无闻数十载，中国核武动乾坤
邓稼先 （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邓稼先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开创祖国的未来，他是先行人，披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红旗，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国难当前，方显英雄本色！为了一个坚定的信念，他面对重重困难，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站在选择面前，他毫不犹豫，愿以身许国，因为他心中怀有梅风傲骨，是龙的传人，这是不可动摇的内心、血液。为国家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却又在众人面前不动声色，默默无闻。
11.科学巨匠•钟扬——跋涉藏区十六年，双肩承载满誓言
钟扬，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导，长期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16年来，钟扬和学生们走过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累计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近西藏植物的1/5。
超越海拔6000米，抵达植物生长的最高极限，跋涉16年，把论文写满高原，倒下的时候，双肩包里藏着你的初心，誓言和未了的心愿，你热爱的藏波罗花，不求雕梁画栋，只绽放在高山砾石之间。2017年9月25日不幸遭遇车祸逝世。2018年3月29日中央宣传部追授他“时代楷模”称号。2019年9月25日，钟扬获“最美奋斗者”个人称号
12.科学巨匠•茅以升——跨长江，天堑变通途；扬国威，中华显力量
茅以升，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上世纪30年代，他主持设计并组织修建了钱塘江公路铁路两用大桥，成为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我国桥梁建设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他主持我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30余年，为铁道科学技术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积极倡导土力学学科在工程中应用的开拓者。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参与设计了武汉长江大桥。晚年，他编写了《中国桥梁史》、《中国的古桥和新桥》等。在工程教育中，始创启发式教育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致力教育改革，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才。长期担任学会领导工作，是我国工程学术团体的创建人之一。1989年11月1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3岁。
13. 科学巨匠•王选——实干兴邦，科技助国
王选，(1937年2月5日-2006年2月13日)，江苏无锡人，出生于上海，计算机文字信息处理专家，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创始人，当代中国印刷业革命的先行者，被称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父"，被誉为"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
王选院士最突出的是他的创新精神，在世界上他首先用激光照排技术实现了印刷革命，使中国在这一领域领先于国际水平。王选院士既是优秀的科学家，又是杰出的企业家;他既有精湛深厚的学术造诣，又有坚毅不拔的实干精神。他通过创办方正，实现了中文激光照排技术的产业化，为自主创新发展中国的科技和产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4.科学巨匠•黄旭华——本是中流砥柱，甘愿默默付出
黄旭华，男，87岁，中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研制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被选中参研核潜艇，他把家安到实验基地。没有参照无计算机，他带领团队从研究模型起步，靠算盘演算出成千上万数据，还为获一手资料亲自深潜。因工作保密，30多年只见了母亲一面!
在他带领下，我国研制出自己的核潜艇。正如感动中国颁奖词所说：时代到处是惊涛骇浪，你埋下头，甘心做沉默的砥柱;一穷二白的年代，你挺起胸，成为国家最大的财富。你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
15.科学巨匠•钱伟长——只要祖国需要，甘愿弃文从理
钱伟长，(1912年10月9日-2010年7月30日)，江苏无锡人，世界著名科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他为中国的机械工业、土木建筑、航空航天和军工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被人称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应用数学之父"。
钱伟长一生传奇，年轻求学时弃文从理，只因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他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晚年，他倡导的学分制、三学期制成为教育改革的里程碑……
16.科学巨匠•李政道——身在海外，心系国家
李政道，（1926年11月25日—），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出生于中国上海。1957年，他31岁时与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的这项发现，由吴健雄的实验证实。
李政道和杨振宁是最早获诺贝尔奖的华人。1998年1月23日，李政道将其毕生积蓄30万美元，以他和他的已故夫人秦惠（竹君）的名义设立了“中国大学生科研辅助基金”，资助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和苏州大学的本科生从事科研辅助工作。李政道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科学事业后继有人，真是用心良苦，竭尽全力。
17.科学巨匠•叶培建——为国担责，义不容辞
叶培建,男,汉族,中共党员,1945年1月生，江苏泰兴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是嫦娥一号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首席科学家,嫦娥二号、嫦娥四号、嫦娥五号试验器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问,在各号嫦娥方案的选择和确定、关键技术攻关、大型试验策划与验证、嫦娥四号首次实现月背软着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8.科学巨匠•吴文俊——创“中国方法”，寻数学之“道”
吴文俊,男,汉族，中共党员，1919年5月生,2017年5月去世，上海市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对数学的核心领域拓扑学作出重大贡献,开创了数学机械化新领域,对国际数学与人工智能研究影响深远。
他用算法的观点对中国古算作了分析,同时提出用计算机自动证明几何定理的有效方法，在国际上被称为“吴方法”。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9.科学巨匠•孙家栋——航天报国，初心不改
孙家栋,男，汉族,中共党员,1929年4月生，辽宁复县人,原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科技委主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七、八、九、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是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担任月球探测一期工程总设计师，为我国突破卫星基本技术、卫星返回技术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发射和定点技术、导航卫星组网技术和深空探测基本技术作出卓越贡献。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等称号。
20.科学巨匠•顾方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顾方舟，男,汉族，中共党员，1926年6月生，2019年1月去世，浙江宁波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研究员。他是我国脊髓灰质炎赛苗研发生产的拓荒者、科技攻关的先驱者。
他研发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糖丸”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健康,使中国进人无脊髓灰质炎时代。荣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和“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
他14岁就考上了中科大少年班，在2018年的同一天发表了两篇Nature，又在2020年的同一天发表了两篇Nature，特别厉害。
首先他说感谢警察能够给他一个地方，让他能够好好的答辩。说感谢国家对自己的栽培。另外他特别的自信，很坚强。很勇敢。活泼，
华罗庚18岁发表论文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1985年6月12日），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出生于江苏常州金坛区，祖籍江苏丹阳，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
1、简介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1985年6月12日），出生于金坛金城镇，是世界著名数学家，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有“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算子”、“华—王方法”等。他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美国著名数学家贝特曼著文称：“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院士”。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
2、华罗庚少年
华罗庚少年时候由于得到数学教师李月波及于维克的教导下，就对数学产生浓厚兴趣。他为了研究数学，写了不少数学论文，18岁那年撰写第一篇数学论文《六次方程简式之研究》在上海《科学》杂志发表。民国19春，他又发表另一篇数学论文《苏家驹之代数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而引起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的高度重视。1920年8月，罗庚成任清华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此后他工学兼顾，用6年半时间读完高中至大学的全部课程，同时学习英、法、德语言，而用这三种国语发表十几篇论文，其中5篇发表在美、德、日、印度等国权威性的杂志上。23年担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乙种研究员。民国25年他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在两年间，写了18篇论文，先后发表在苏、法、德、印度等国。他彻底解决欧洲数学之王高斯提出的完整三角合估计问题，轰动了剑桥，被誉为“剑桥的光荣”。
3、华罗庚中年
民国27年，罗庚学成回国，就任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兼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资源委员会委员。31年完成巨著《堆垒素数论》，荣获一等第一名特奖，35年10月，他应爱因斯坦的邀请，赴美参加由各国数学家参加的'研讨若干未决的数学问题讲学会。在美讲学期间，又开展对“矩阵几何“自型函数”、“多复变函数论”、“空间扩张”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重要成果。后担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客籍教授。37年春，他受聘为美国伊利诺大学终身教授。
4、华罗庚逝世
1950年1月，华罗庚回祖国，出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1952年7月起他负责筹建数学、基本理论数学、数学逻辑、力学、数学物理、应用数学、计算及计算机8个研究所（室），担任数学、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数理化学部副主任。他写的《多个复变数典型域上的调和和分析》荣获1957年国家科学发明一等奖。1958年，他兼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数学系主任。从1960年起，他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应用数学的研究方面。他撰著《运筹学，编著《统筹法平话》、《优选法平话》（以下简称“双法”）等通俗读物。他率领推广“双法”小分队到全国20多个省、市讲学，指导运用。1978年3月，他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中国科技协会副主席。1983年10月，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4年又被选为美国科学院120年来第一位中国籍院士、伊利诺大学荣誉理学博士。1985年4月当选取为全国政协副嘛席。6月3日，他应亚洲文化交流协会邀请，东渡日本，进行友好访问和学术交流，12日在东京大学作学术报告即将结束时，心脏病复发，终因抢救无效而逝世，享年75岁。华罗庚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国际上以华氏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不“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算子”、“华—王方法”等。他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美国著名数学家贝特曼著文称：“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院士”。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金坛县，父亲以开杂货铺为生。他幼时爱动脑筋，因思考问题过于专心常被同伴们戏称为“罗呆子”。他进入金坛县立初中后，其数学才能被老师王维克发现，并尽心尽力予以培养。初中毕业后，华罗庚曾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就读，因拿不出学费而中途退学，故一生只有初中毕业文凭。 此后，他开始顽强自学，每天达10个小时以上。他用5年时间学完了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1928年，他不幸染上伤寒病，靠新婚妻子的照料得以挽回性命，却落下左腿残疾。20岁时，他以一篇论文轰动数学界，被清华大学请去工作。 从1931年起，华罗庚在清华大学边工作边学习，用一年半时间学完了数学系全部课程。他自学了英、法、德文，在国外杂志上发表了三篇论文后，被破格任用为助教。1936年夏，华罗庚被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两年中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引起国际数学界赞赏。1938年，华罗庚访英回国，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在昆明郊外一间牛棚似的小阁楼里，他艰难地写出名著《堆垒素数论》。1946年3月，他应邀访问苏联，回国后不顾反动当局的限制，在昆明为青年作“访苏三月记”的报告。1946年9月，华罗庚应纽约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去美国讲学，并于1948年被美国伊利诺依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不久，妻子带着三个儿子来到美国与其团聚。 1949年，华罗庚毅然放弃优裕生活携全家返回祖国。1950年3月，他到达北京，随后担任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中科院数学所所长等职。50年代，他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空气下著述颇丰，还发现和培养了王元、陈景润等数学人才。1956年，他着手筹建中科院计算数学研究所。1958年，他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从1960年起，华罗庚开始在工农业生产中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足迹遍及27个省市自治区，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经济效益。1978年3月，他被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并于翌年入党。 晚年的华罗庚不顾年老体衰，仍然奔波在建设第一线。他还多次应邀赴欧美及香港地区讲学，先后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依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还于1984年以全票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85年6月12日，他在日本东京作学术报告时，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享年74岁。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一个人的某方面兴趣与他的志向结合起来时，那么，离成功就已经不远了。以下是我为大家带来的关于名人因兴趣而成功事例，供大家阅读!
比尔·盖茨是微软公司主席和首席软件架构师。微软公司在个人计算和商业计算软件、服务和互联网技术方面都是全球范围内的领导者。在2008年6月截止的上个财年，微软公司的收入达620亿美元，在78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全球的员工总数超过91000人。
盖茨出生于1955年10月28日，和两个姐姐一块在西雅图长大。他们的父亲，william h. gateii，是西雅图的律师。盖茨已故的母亲，margates，是学校教师，华盛顿大学的董事以及unitedwainternational的主席。
盖茨曾就读于在西雅图的公立小学和私立的湖滨中学。在那里，他发现了他在软件方面的兴趣并且在13岁时开始了计算机编程。
1973年，盖茨考进了哈佛大学。在和现在微软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结成了好朋友。在哈佛的时候，盖茨为第一台微型计算机–mitaltair开发了basic编程语言的一个版本。
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盖茨离开了哈佛并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他与孩提时代的好友paulallen在1975年创建的微软公司中。在计算机将成为每个家庭、每个办公室中最重要的工具这样信念的引导下，他们开始为个人计算机开发软件。盖茨的远见卓识以及他对个人计算机的先见之明成为微软和软件产业成功的关键。在盖茨的领导下，微软持续地发展改进软件技术，使软件更加易用，更省钱和更富于乐趣。
1910年，华罗庚出生在江苏省的一个小县城——金坛。他小时候，家中清贫，父亲在小镇上开了个小杂货铺，代人收购蚕丝，一家人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华罗庚上初中时，对数学产生了特殊的兴趣，他的老师王维克很器重这个聪明机灵的少年，常常单独辅导他，给他出一些难题做，这使少年华罗庚得益匪浅。
华罗庚在金坛中学念完初中后，因家里无力再供他上学，只得辍(chuò)学到父亲的小杂货店里帮助料理店务。可这位酷爱数学的年青人，人虽然守在柜台前，心里经常琢磨的还是数学。王维克老师借给他几本数学教材：一本大代数，一本解析几何，一本微积分。华罗庚便跟着这几位不会说话的老师步入了高等数学的大门。华罗庚18岁那年，在王维克老师的帮助下，到金坛中学当了一名会计兼管学校事务工作。他曾回忆当时艰难的生活：“除了学校里繁重的事务外，早晚还要帮助料理小店的事务。每天晚上大约8点钟才能回家。清理好小店的帐目之后，才能钻研数学，常常到深夜。”不久，金坛县流行伤寒，华罗庚不幸
染病，卧床半年。后来病慢慢好了，可是左脚却弯曲变形，落了个跛足的终身残疾。
华罗庚在贫病之中刻苦自学，不但读了许多书，而且还勤于独立思考，敢于向权威挑战。19岁那年，他发觉一位大学教授的论文写错了。便把自己的看法写成一篇 文章 ，题目叫《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不能成立之理由》，于次年发表在上海的《科学》杂志上。随后，华罗庚又连续发表了几篇数学论文，署名“金坛人”。
这个在数学论坛上崭露头角的“金坛人”，引起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的注意。当他打听到这个数学奇才原来是个只读过初中的小青年时，深为震惊，便写信邀华罗庚来当时北平的清华大学数学系当管理员。到清华后，华罗庚的进步更快了。他自学了英语、德语。24岁时，已能用英文写作数学论文。25岁时，他的论文已引起国外数学界的注意。28岁时，他当上了西南联大教授。后来，他又被熊庆来教授推荐到英国剑桥大学去深造。
华罗庚成功了!在走过坎坷的自学之路后，他成了世界著名的数学大师，国外数学界这样评价他：“华罗庚教授的研究著作范围之广，足可使他堪称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数学家之一”。
40年代后期，华罗庚应美国伊利诺斯大学之聘，在那里当教授。华罗庚在那里有着优异的生活、科研环境：他的住屋有4间卧室，2间浴室，还有一间可容纳五六十人开酒会的客厅。大学还给他配备了4个助手、1个打字员。
但是，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华罗庚却不再留恋美国的优异条件，踏上了返回祖国的旅程。他说：“为了抉择真理，我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应当回去!” 1950年的一天，这位已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的著名教授，在填写户口簿时，在“ 文化 程度”一栏里写了“初中 毕业 ”4个字。这虽然使许多人惊讶不已，却是事实：他的的确确只有一张初中毕业证书。这位数学大师的数学知识，几乎都是通过自学获得的!
1983年10月，华罗庚重游美国，接受了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荣誉称号。这是美国科学院120年历史上第一次把这个荣誉称号授予一位中国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长在向华罗庚致赞词的时候说：“他是一个自学出身的人，但他 教育 了千百万的人们。”
爱迪生是世界闻名的发明家.他是美国人,小时候因为家里穷,只上了3 个月学,十一二岁就开始卖报.他热爱科学,常常把钱节省下来,买科学书报和化学药品.他做实验的器具,是从垃圾堆里拣来的一些瓶瓶罐罐.
爱迪生12 岁的时候,在火车上卖报.火车上有一节给乘客吸烟的专用车厢,车长同意他在那里占用一个角落.他把化学药品和瓶瓶罐罐都搬到那里,卖完了报,就做各种有趣的实验. 有一次,火车开动的时候猛地一震,把一瓶白磷震倒了.磷一遇到空气马上燃烧起来.许多人赶来,和爱迪生一起把火扑灭了.车长气极了,把爱迪生做实验的东西全扔了出去,还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把他的一只耳朵打聋了. 爱迪生钻研科学的决心并没有动摇.他省吃俭用,重新做起化学实验来.
有一次,硫酸烧毁了他的衣服; 还有一次,硝酸差一点儿弄瞎了他的眼晴. 他没有被危险吓倒,还是顽强地做实验.
爱迪生试制电灯,为了找到一种价钱便宜、使用时间长的灯丝,不知做了多少次实验.他常常在实验室里一连工作几十个小时,实在太累了,就躺在实验台上睡一会儿.他这样不懈地努力,终於找到了合适的灯丝,发明了电灯.后来,爱迪生又发明了电影、留声机.他一生中发明的东西有100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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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罗庚,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10年11月12日生于江苏金坛，1985年6月12日卒于日本东京。华罗庚同志是当代自学成才的科学巨匠，是萤声中外的数学家。他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华瑞栋，开一爿小杂货铺，母亲是一位贤惠的家庭妇女。他12岁从县城仁劬小学毕业后，进入金坛县立初级中学学习。1925年初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无力进入高中学习，只好到黄炎培在上海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会计。不到一年，由于生活费用昂贵，被迫中途辍学，回到金坛帮助父亲料理杂货铺。在单调的站柜台生活中，他开始自学数学。1927年秋，和吴筱元结婚。1929年，华罗庚受雇为金坛中学庶务员，并开始在上海《科学》等杂志上发表论文。1929年冬天，他得了严重的伤寒症，经过近半年的治理，病虽好了，但左腿的关节却受到严重损害，落下了终身残疾，走路要借助手杖。1930年春，他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当时在清华大学数学系任主任的熊庆来教授看到后，即多方打听并推荐他到清华大学数学系当图书馆助理员。1931年秋冬之交，华罗庚进了清华园。 华罗庚在清华大学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他用了两年的时间走完了一般人需要八年才能走完的道路，1933年被破格提升为助教，1935 年成为讲师。1936年，他经清华大学推荐，派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在剑桥的两年中，把全部精力用于研究数学理论中的难题，不愿为申请学位浪费时间。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数学界的注意。1938年回国，受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从1939年到1941年，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了20多篇论文，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数学专著《堆垒数素论》。在闻一多先生的影响下，他还积极参加到当时如火如荼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之中。《堆垒数素论》后来成为数学经典名著，1947年在苏联出版俄文版，又先后在各国被翻译出版了德文、英文、匈牙利和中文版。1946年2月至5月，他应邀赴苏联访问。 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昆明城内恐怖万分，他于6月离开昆明赴上海， 9月和李政道，朱光亚等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担任访问教授，后又被伊利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华罗庚感到无比兴奋，决心偕家人回国。他们一家五人乘船离开美国，1950年2月到达香港。他在香港发表了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充满了爱国激情，鼓励海外学子回来为新中国服务。3月11日新华社播发了这封信。1950年3月16日，华罗庚和夫人、孩子乘火车抵达北京。华罗庚回到了清华园，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接着，他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邀请开始筹建数学研究所。1952年7月，数学所成立，他担任所长。他潜心为新中国培养数学人才，王元、陆启铿、龚升、陈景润、万哲先等在他的培养下成为著名的数学家。 回国后短短的几年中，他在数学领域里的研究硕果累累。他写成的论文《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于1957年1月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并先后出版了中、俄、英文版专著；1957年出版《数论导引》； 1959年莱比锡首先用德文出版了《指数和的估计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又先后出版了俄文版和中文版；1963年他和他的学生万哲先合写的《典型群》一书出版。他为培养青少年学习数学的热情，在北京发起组织了中学生数学竞赛活动，从出题、监考、阅卷，都亲自参加，并多次到外地去推广这一活动。他还写了一系列数学通俗读物，在青少年中影响极大。他主张在科学研究中要培养学术空气，开展学术讨论。他发起创建了我国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也是我国最早主张研制电子计算机的科学家之一。华罗庚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参加新中国的各项社会活动。 1953年，他参加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赴苏联访问。他作为中国数学家代表，出席了在匈牙利召开的二战后首次世界数学家代表大会。他还出席了亚太和平会议、世界和平理事会。 1958年他和郭沫若一起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在科学、技术和工程问题上协调”的会议。 1958年，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应用数学系主任。在继续从事数学理论研究的同时，他努力尝试寻找一条数学和工农业实践相结合的道路。经过一段实践，他发现数学中的统筹法和优选法是在工农业生产中能够比较普遍应用的方法，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改变工作管理面貌。于是，他一面在科技大学讲课，一面带领学生到工农业实践中去推广优选法、统筹法。1964年初，他给毛主席写信，表达要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同年3月18日，毛主席亲笔回函：“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他写成了《统筹方法平话及补充》、《优选法平话及其补充》，亲自带领中国科技大学师生到一些企业工厂推广和应用“双法”，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夏去江汉斗酷暑，冬往松辽傲冰霜”。这就是他当时的生活写照。1965年毛主席再次写信给他，祝贺和勉励他“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 “文革”开始后，正在外地推广“双法”的华罗庚被急电召回北京写检查，接受批判。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指示：“统筹方法还是要搞的。”1970年4月，国务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邀请了七个工业部的负责人听华罗庚讲优选法、统筹法。这之后，他凭个人的声誉，到各地借调了得力的人员组建“推广优选法、统筹法小分队”，亲自带领小分队到全国各地去推广“双法”，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小分队共去过2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所到之处，都掀起了科学实验与实践的群众性活动，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他的工作受到胡耀邦、叶剑英等同志的关心和支持。1975年他在大兴安岭推广“双法”时，因积劳成疾，第一次患心肌梗塞。 粉碎“四人帮”后，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多年的研究成果《从单位圆谈起》、《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与王元合作）、《优选学》等专著也相继正式出版了。 1979年5月，他在和世界隔绝了10多年以后，到西欧作了七个月的访问，以“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的心愿，把自己的数学研究成果介绍给国际同行。[1956年沉思在数学王国的华罗庚，他的专著《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浆。] 1982年11月，他第二次患心肌梗塞症。 1983年10月，他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邀请，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活动。在美期间，他赴意大利里亚利特市出席第三世界科学院成立大会，并被选为院士；1984年4月，他在华盛顿出席了美国科学院授予他外籍院士的仪式，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1985年4月，他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华罗庚担任的社会工作很多。他是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于1952年9月加入民盟，1979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他1958年就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1979年6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答邓颖超同志的勉励时他表示：“横刀哪顾头颅白，跃进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名。” 1985年6月3日，他应日本亚洲文化交流协会邀请赴日本访问。6月12日下午4时，他在东京大学数理学部讲演厅向日本数学界作讲演，讲题是《理论数学及其应用》。下午5时15分讲演结束，他在接受献花的那一刹那，身体突然往后一仰，倒在讲坛上，晚10时9分宣布他因患急性心肌梗塞逝世。 华罗庚一生在数学上的成就是巨大的，他的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个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及高维数值积分等很多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之所以有这样大的成就，主要在于他有一颗赤诚的爱国报国之心和坚忍不拔的创新精神。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毅然放弃美国终身教授的优厚待遇，迎接祖国的黎明；他才能够顶住非议和打击，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成为蜚声中外的杰出科学家。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华罗庚同志是伟大的数学家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民主同盟卓越领导人、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委员及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华罗庚同志，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于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晚在日本东京不幸逝世，终年七十四岁。华罗庚同志的逝世是我们党和人民在科学技术事业上的一个重大损失。全国人民为失去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万分悲痛。 华罗庚同志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一九二四年他从金坛县立中学初中毕业，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因家庭贫困，一年后离开了学校，在父亲经营的小杂货铺当学徒。在此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数学。一九二九年，他在金坛中学任庶务会计，开始在上海《科学》杂志发表论文。他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受到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的重视。经熊教授推荐，他一九三一年到清华大学工作。他只用了八年的时间，从管理员、助教、讲师进而到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深造，一九三八年受聘任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在极为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他白天教学，晚上在菜油灯下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工作，写下了名著《堆垒素论》。但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一名著无法出版，只好送到国外出版，直到解放以后才以中文版在我国正式发行。一九四六年秋，迫于白色恐怖，他出走美国，先后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伊利诺大学终身教授。195O年，华罗庚同志响应祖国召唤，毅然从美国回到北京，先后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会长等职。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特别是数学研究事业之中。 华罗庚同志是当代自学成才的科学巨匠，是萤声中外的数学家。他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他的著名学术论文《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数函数论》，由于应用了前人没有用过的方法，在数学领域内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于一九五七年荣获我国科学一等奖。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布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王(元)方法”。华罗庚同志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二百篇学术论文，十部专著，其中八部为国外翻译出版，有些已列入本世纪数学经典著作之列。他还写了十余部科普作品。由于他在科学研究上的卓越成就，先后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他的名字已载人国际著名科学家的史册。华罗庚同志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十亿中国人民的骄傲。 华罗庚同志也是我国最早把数学理论研究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他就走出书斋和课堂，来到广阔的工农业生产实践之中。他把数学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国民经济领域，筛选出了以改进生产工艺和提高质量为内容的“优选法”和处理生产组织与管理问题为内容的“统筹法”(简称“双法”)，并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写出了《优选法乎话及其补充》和《统筹法平话及补充》两本科普读物。二十多年来，华罗庚同志为推广“双法”，足迹遍及全国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他组织和领导了广大工人、农民、战士和工程技术人员参加推广“双法”，使“双法”得到大面积普及和推广，以至运用到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研究，不仅为节约能源，增加产量，降低消耗，缩短工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而且培养了一支为国民经济服务的科技队伍。毛泽东同志对华罗庚同志在科学上的这一创新曾给予高度评价，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两次写信给华罗庚同志，”祝贺和勉励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年动乱期间，当华罗庚同志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时，周恩来同志以大无畏的精神挺身而出，保护华罗庚同志，支持他继续从事“双法”的研究和推广工作。胡耀邦同志一九八二年给华罗庚同志写信，充分肯定他把数学理论应用于生产实践，号召“更多的同志投身到新技术、新工艺攻关的行列中去，从而把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共同建造中国的“通天塔”。 华罗庚同志是一位经历过新旧两个不同时代，从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我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早年，他曾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是李公朴、闻一多烈士的挚友。一九四六年春，他应邀赴苏联访问，写下了《访苏三月记》，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新中国的诞生，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他看到“祖国已黎明”，放弃在美国终身教授的优厚待遇，冲破重重封锁，回到祖国的怀抱。在横渡太平洋的航船上，他致信留美同学：“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他爱国不怕险，纯真赤子心，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称颂。华罗庚同志在长期的科学研究工作中，特别是在把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强烈要求加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十年动乱期间，他虽然身处逆境，但也未动摇对党的信念。拨乱反正以来，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心情舒畅，精神振奋。一九七九年，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宿愿。他在答邓颖超同志的祝贺中兴奋地写道：“沧海不捐一滴水，洪炉陶冶砂成金，四化作尖兵”，“横刀哪顾头颅白，跃马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名”；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坚定信念和高尚情操。他把入党作为自己前进道路的新起点，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不顾年老体弱多病，以惊人的毅力，经过三年的拼搏，终于把十年浩劫中被盗走的手稿重新追忆出来，写成了《计划经济大范围最优化的数学理论》不仅完整地记述了以往的研究成果，而且有了新的发展。 华罗庚同志还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是一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他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为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他积极参加民盟的活动，为民盟工作的开展，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和实现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他多次出国访问，广交朋友，在华裔知识分子中从事大统一、大团结的工作，常以“海外有知己，天涯成比邻”的诗句，来激励海外华人为祖国四化建设和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出力，并为加强我国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华罗庚同志是推动我国科学事业前进的伟大数学家，是中华民族一代人自学成才的典范。华罗庚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战斗的、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了振兴中华和人类进步，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人民的科学事业。他走过的道路，一是本世纪我国知识分子前进的光明大道。华罗庚同志给我国和世界科学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他是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学习的榜样。华罗庚同志自学成才，勤奋求实，勇于开拓，永远向前。他一共上过九年学，只有一张初中毕业文凭，最后能成为蛮声中外的杰出科学家，完全是依靠刻苦自学取得成功的。他即使到了晚年，在学术界的声望和地位已经很高，仍然手不释卷，顽强地读和写。他从不迷信天才，认为：“天才由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他提出“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而终”的名言，作为对自己的告诫。直到他逝世前不久，还这样写道：“发白才知智叟呆，埋头苦干向未来，勤能补拙是良剂，一分辛苦一分才。”这就是华罗庚同志成功之路的秘诀。 华罗庚同志热爱祖国，热爱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常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自己的祖国的。”他企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和对党的热爱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只要是党的需要他愿赴汤图火。他把“一心为人民”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用以衡量一切是非真谬的尺度。他把自己的思想、行为、追求、理想，溶于祖国、党、人民的最高利益之中，不愧为一位品德高尚的共产党人。华罗庚同志精心扶持年轻一代茁壮成长。他十分注意发现和推荐脱颖而出的拔尖人才。他是新中国在中学生中开展数学竞赛的创始人和组织者，引导青少年从小热爱科学，进入数学研究领域，扶持他们成为我国新一代的数学家。华罗庚同志顽强拼搏，为四化奋斗到最后一息。十年前，华罗庚同志第一次患心肌梗塞症，出院后曾留下这样的诗句：“壮士临阵决死，哪管些许伤痕。向千年老魔攻战，为百代新风斗争，慷慨掷此身!”一九八二年秋，他因日夜写作，劳累过度，第二次患心肌梗塞住进了医院。他在病床上谆谆要求助手们坚持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方向，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推动应用数学的发展。今年六月三日，他带领一批中年业务骨干赴日本进行学术交流。十二日下午，在向日本数学界作学术报告的讲坛上，当他讲金最后一句话时，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一颗恒星就此陨落.我们敬爱的华罗庚同志，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为加强中日两国人民和科技界人士的友好合作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实现了他“最大希望就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壮丽誓言。华罗庚同志与我们永别了，华罗庚精神将永存。让我们以他为榜样继续为中国的腾飞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