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发表的美国史论文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摘要]新文化史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它取代了经济一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关键词]新文化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后现代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 1989年，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旗号。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在“导论”中，亨特借用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t)在1961年时对社会史所作的命题阐发道：“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①[1](P22)她意在申明，文化史的研究将逐步取代社会史的研究而成为历史学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一次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衰退，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1](p10)。为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雅各布·布克哈特(Jarab Burckhardt)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相区别，这一新的文化史取向又被称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它可以看作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最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在另一本书中，亨特对新文化史作了说明：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2](p198)。新文化史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种西方学术思潮共同作用影响的产物。抛开传统文化史写作对新文化史在历史编纂上的传承和借鉴作用不谈，新文化史有三个主要的理论和方法的来源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今天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 ①卡尔的原文为“历史学愈注意社会学．社会学愈注意历史学，则对两者愈有利。”(Edward Hallett Cart，What is History?New York：1965，p．84．) 一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对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的重要贡献早已毋庸置疑，对于新文化史而言，其形成首先便是建立在对这两种“新史学”范型的“反叛”基础上的；另一方面，这两种史学本身在70年代后的新发展，又进一步拓宽了文化史的研究视野，成为了世界性的新文化史运动的一部分。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谈到：“社会文化史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更确切的说，它是对六七十年代影响着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的反叛。一是卡尔·马克思类型的社会史，二是计量史(通常但并不总是经济史)。计量史学又表现为两种形式：美国的‘计量史学’(diometrics)和法国的‘系列史’(hlstorie serielle)。”[3](p27)不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风气，还是60年代布罗代尔(Femand Bmudel)如日中天般的“结构”或“长时段”历史模式，或是与之相对应的计量史学方法，大都相信历史的“科学性”，并且借用马克思的经典命题，认为经济和社会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基础，而政治和文化只是随之而变的上层建筑。不过，如同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最初的萌动正来自传统史学内部一样，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反省同样出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年鉴学派内部。早在1963年，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骤一问世，便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汤普森本身是英国社会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又是主动超越社会史并把研究方向引向新文化史的一位历史学家。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他一改当时社会史研究常见的诸如用计量的方法统计工人的工资收入、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折算成可度量的标准进行比较等做法，而是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是在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他写道：“除非我们把阶级看作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成，否则就无法理解它。”[4](p11)在他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时，使用的也完全是文化的术语，比如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和习俗等。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汤普森又通过比较文化同经济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对自己的方法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我正在提出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即可以用‘经济学’名词来形容生产方式，但却把文化置于次要的地位，而生产方式的组织正是围绕着这个关键概念而展开的”[5](p18)。汤普森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挑战，他不仅把“文化”引入到沉闷的社会经济史中，更将它放到了历史学家研究课题的中心位置，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为了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他的观念也常常被人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尽管汤普森还常常被归入到六七十年代社会史时代的历史学家之列，但他对文化的关注却极大地开阔了历史学家研究的视野，尤其在70年代后更是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法国年鉴学派那里。不同的是，在法国，第三、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们用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心态”(mentalités)来概括他们的文化史研究趋向，从而开创了“心态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这一历史研究的新领域。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Coff)在评价心态史的作用时写道：“‘心态’这一广泛、含糊而又常常令人忧虑的名词，正如其他许多具有广泛含义的词一样，对近年来的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带来了新鲜空气。”[6](P31) 勒高夫所说的心态史对经济史的平衡作用，显然是指法国史学自布罗代尔之后那种经济一社会史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中，气候、生态、人口以及经济发展趋势都是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本因素，是长时段的结构，而政治、文化等都只是浮于表面的可变量。而到了60年代末，以勒高夫为首的年轻一代的年鉴派历史学家开始主张恢复年鉴学派创始人注重精神状态史研究的传统，将研究重心逐步由社会一经济史为主转向以研究人们的心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一文化史，反对把文化和心态看作是属于第三层次的次要因素，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结构。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把这一转变称为“从地窖到顶楼”的进步。它意味着对过去历史整体架构的把握，历史的认识也更为全面真实。许多早年以研究社会经济史闻名的历史学家，也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在某种“心态”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弦易张加入到了心态史家的行列之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一度声称要固守“地窖”、坚持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勒华一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中，拉杜里利用14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和其他档案，重新勾勒和描绘了中世纪后期法国西南部一个叫作蒙塔尤的小山村在几十年里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及思想状态。在研究方法上，勒华拉杜里综合了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以及心态史等多种研究手段，其中尤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他用心态史的方法将蒙塔尤村民内心中对现实的种种看法展现在读者面前，包括了对性、婚姻爱情、家庭、儿童、死亡、时间和空间、自然和命运、巫术、宗教、犯罪等的态度及观念。正如作者在书中写道的：“我们下面的考察将改变方向，它将更注重层次，更加细致，涉及个人会少一些。我们将不再从住家和窝棚等领域做面上的考察，而准备向深层探索。在最底层，我们将努力探讨一个充斥日常生活的颇有讲究的各种举止。此外，爱情生活、性生活、夫妻生活、家庭生活和人口问题也将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最后，我们还要充分利用有关村落、农民和民众的文化与社交的丰富资料。这里的‘文化’当然是指人类学家所说的总体含义的文化。”(7)(p194)伏维尔高度评价了勒华一拉杜里在《蒙塔尤》一书中的突破和创新，指出：“今天他对蒙塔尤地区的研究已生动地表明他把握了整幢建筑：从地窖到顶楼，即从土地结构到乡村集体心态中最为复杂的种种形式。”[6](p136) 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事实上便是新文化史的一个开端，它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一起，颠覆了社会经济史独霸的格局，为“文化”平反正名，从而确立了文化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在新文化史中的中心地位。年鉴学派的这种新的文化史研究取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心态史研究也引起了其他国家历史学家的共鸣。其中最主要的国家当首推美国，尤其在一些法国史研究者中间，对文化的重新认识首先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他们是最早接触也是最先接受这一趋势并开始新文化史研究实践的。二在美国，对文化的重新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又被添加了更多新的内容，补充了新的理论和观念。1999年，在《新文化史》问世十周年之际，由林·亨特参与组织编写的另一部题为《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新方向》的论文集出版了，历史学家会同社会学家及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对新文化史十年来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总结。在两位主编维多利亚·邦奈尔(Victoria E．Bonnell)和林·亨特共同撰写的导论中，对新文化史的产生背景回顾道：“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的分析模式开始取代社会史，宣告了所谓语言学或文化转向的开始。”[8](p2)随后，两位作者列举了几部出版于70年代前后的重要理论著作，指出正是这些著作的影响，使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将视野转向了文化研究的方向。这些著作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也就是新文化史的另两个理论来源：一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一是文化人类学。在这部论文集的导论中，邦奈尔和亨特还特别提到了两部出版于1973年的著作——海登·怀特(Hay- den White)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和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解释：论文选》。这两部著作分别代表了新文化史的两个理论来源。除了怀特和吉尔茨之外，整个六七十年代活跃的各种西方学术思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邦奈尔和亨特紧接着列举的一系列作者中，有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最为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此外，还有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Narshall Sahlins)、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①。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都来自上述这两种理论阵营。 —————————— ①这些作者的主要作品的英译本或英文原著基本都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如巴特的《神话学》(Mythologies,1972)，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1977)，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1976)，福柯的《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An Ar- 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s,1970)、《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1972)和《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 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1977)，以及萨林斯的《文化与实践理性》(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1976)和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7)。首先来看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对新文化史的影响。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所有历史的文本，不管其研究类型和方法是什么，基本上都是建构在作者的“诗性行为”之上的。他写道，所有历史著作“都包含了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通常是诗性的，在本质上又是语言的，作为一种危急时刻确立起来的范式而使‘历史’解释区别于其他学科”[9](Pix)。邦奈尔和亨特指出，“他(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深层思维结构通过对语言模式即比喻手段的选择，便预示了研究的领域。反之，语言模式又决定了研究计划的其他方面，包括结构和解释的模式”[8](p2)。怀特的观点借鉴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在文学批评领域就语言、文本和叙述的作用所提出的思考，并将之应用到对历史学文本和写作的分析上。怀特并不是最早从文本和叙事的角度挑战历史研究的人，但他的影响却无疑是最直接的。《元史学》问世后，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它不仅动摇了人们传统中对历史学的认识，让历史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模式，也启动了美国史学的“文化转向”。因此，有人甚至把怀特称为文化转向的“守护神”。有研究者评论道：“历史学的新文化方法的一个真正独特的特征，就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的普遍影响，它教会了历史学家去认识到语言、文本和叙述结构在历史事实的创造和描述中的积极作用。”[10](p97—98) 怀特提出的历史叙述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史学，实际上就是集合了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话语、文本等的种种思考，然后将之介绍到美国，并把它放在了历史学的语境中来进行讨论。因此，不少新文化史家常常把他们的理论源头一直追溯到福柯那里。帕特丽西亚·奥布莱恩(Patricia O’Brien)在他关于福柯的论文中谈到，尽管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第三、第四代历史学家的心态史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出现的弊端，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径，但这种改变并不彻底，即便是一些新文化史家也担心，“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后年鉴派的文化史研究，也许会因为抛弃了那些不再具有说服力和强制性的世界观，而陷入到相对主义、关注枝节、好古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泥沼”；而此时，“福柯极具争议的著作为新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11](p26—27)。作为历史学家的福柯尽管写下了诸如《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史》等极具原创性和洞察力的“历史”著作，但他的基本出发点事实上却又是“反历史”的，因此，他的历史实践并没有在历史学家中得到真正的响应和直接的继承。不过，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解析、对话语的阐释以及其探究历史的独特视角却指引历史学家走向了新的方向——“历史学家必须在‘最没有希望的地方’——感觉、爱欲、意识、直觉，寻找权力的缝隙”[11](p37)。他所指向的，正是新文化史所前进的道路。新文化史借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进一步颠覆了传统政治一思想史和新社会史所坚持的关于历史真实的架构，放弃了对“科学化史学”的追求，而用新的话语结构来赋予历史学新的内容。美国历史学家马克·珀斯特(Mark Poster)在他关于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文集中写道：“文化史对历史学家提出的挑战，就是让他们去对抗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认为写作具有再现力量的现实主义的或以理性为中心的假设，更确切的说，认为文本是具有创造性的物质。在此观念中，作为过去事件的历史总是以书面文件为中间媒介的，而作为一项知识形式的历史学其本身总是一种话语。”[12](P6) 后现代主义对话语权力的批判、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在根本上改变了新文化史的叙述方式。新文化史的历史叙述方式相较于过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及叙述中的虚构性所作的反思；一是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写于1979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所提出的，是“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13]。过去的西方历史学家，在写作中往往套用小说的叙述模式，“创造性地建立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时间框架、组织顺序，来说明因果关系、突出角色、安排场景、构想情节、制造‘真实效果’——所有这些都是从全知的叙述者口中以一种单一的、统一的观点说出来的”[14](p166)；而新文化史在叙述中，首先承认了话语和文本本身的虚构性，因此不光在自己的叙述中尽量避免主观和绝对的做法，而且还把作为史料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对象，揭示其中的话语结构和文化意义。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历史学家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档案中的虚构：18世纪法国的宽恕故事和它们的叙述者》了。作者将叙述本身作为研究的中心，通过研究保存在16世纪法国档案中大量因杀人而向国王请求赦免的信件，解读其中的故事及其当事人和作者，考究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分析其中的虚构成分，检验当时人们的叙述技巧；从语言和文本入手，通过史料考证和文本分析，通过与当时一般的写作风格和叙述技巧的比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读者展示16世纪的法国社会及其文化。除此之外，有些历史学家还开始尝试采用新的叙述结构，“用多重的声音和视角来代替全知的叙述者和统一的观念，抛弃统一的结论而采用开放的结尾，突出差异和矛盾而非支持其叙述的‘真实效果’，并且开诚布公地说明研究和解释的过程”[14](P166)。斯通的《叙事史的复兴》早已为我们所熟知，但他的论断如果放在新文化史兴起的背景下则更易被理解，他所注意到的在“一小群但却极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可以观察得到的内容、方法和风格的转变”[13](p3)，也就是由经济一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变；而新文化史的转向体现在历史叙述上的特点之一，正是斯通所谓的“从分析转向叙事”。

我找到一篇大学的作业给你好了。但是注没法给你复制进来。或者你留个邮箱给你发去。这论文是我当年的美国史作业经不起推敲，呵呵。简论二战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兴起的原因摘要：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对美国来说,种族问题是一个与生俱来的问题。对有色人种的歧视,使现实的美国与其所宣称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度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黑人为了争取自己的平等权利，进行了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的长期不懈的斗争，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由于国际环境和国内状况发生的变化，这种斗争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即“民权运动”。关键词：黑人民权运动中产阶级二战黑人在美国历史上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对美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如此,黑人却一直处于美国社会的底层,南北战争后,虽然奴隶制被废除,黑人争得了公民权,但是,他们并没有享受到作为美国公民应有的平等权利。相反,他们仍然生活在种族隔离的樊篱之下。189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定了“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使种族隔离具备了法律依据,各州遂在居住、交通、教育等方面对黑人实行公开隔离。长期以来，黑人问题是困扰美国政府的一大难题。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这样预言：“在威胁美国的未来一切灾难中,最可怕的灾难是黑人在这个国土上的出现．一些观察家虽然出发点不同,但他们在考察美国的目前困境和未来危险的原因时,几乎总是归结于这一主要事实”。黑人为此进行了顽强的抗争,但是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50、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风起云涌,成为当时美国重大的社会运动,最终促使联邦政府从法律上废除了种族隔离制,从而书写下黑人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本文就二战后民权运动兴起和高涨的原因进行初步探究与分析。一、教育是黑人夺取选举权的基础黑人要拥有选举权，自身素质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而教育是衡量一个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民族素质的重要尺度。南北战争后，随着似有身份的降临，黑人渴望接受教育，许多黑人学校建立起来，遍及美国的黑人教育制度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但是教育并非朝夕之事，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奴隶制留给黑人的只能是无知和愚昧。进入20世纪以后，黑人的教育状况有了改善，19世纪后期培养出来的学生开始走向社会，而学校里的黑人学生数量仍有增无减。1910年时，在南部10个州里，在校黑人学生增加到1426102人，1930年达到1893068人。1930年时，美国黑人中的文盲率下降到16%。黑人教育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此时黑人受教育的水平，是美国历史上各个人口集团中上升最快的。到1970年，黑人所受教育年限和白人相比只相差半年左右。战后黑人教育还有这样的特点：层次提高、黑白人同校。1960年，黑人攻读学位的有22．7万。1970年增长到55．2万。黑人还进入白人大学学习，1970年，大约有378000名黑人在这样的大学或学院接受教育。这一切，表明战后的黑人已具备了“文明交往的基本条件”。再也不用“文化测验”等手段来阻止他们行使选举权了。用知识武装起来的黑人。再也不满足于二等公民、被剥削选举权，因为他们懂得：“只有黑人拥有选举权时，才能学会保护自己。”随着黑人教育水平的提高，他们在为选举权抗争时，能进行有理论、有策略、有组织的斗争。因而，黑人在自身素质普遍提高的五六十年代赢回选举权是不足为奇的。二、中产阶级是黑人争取选举权运动的领导力量有人认为，第一批黑人中产阶级产生于南北战争后。但够得上中产阶级条件的黑人，在当时是属凤毛麟角。主宰着当时黑人社会的事谷物成分农，在南部390万黑人中，谷物成分农占到85．6%，他们生活水平和地位十分低下，无力自拔。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初一部分黑人开始离开南方农村，进入北方大城市寻求新的机会。在激烈的竞争中，少数黑人站稳了脚跟，上升为中产阶级。1910年，“在一千万的黑人人口中，有工作的男子共3178554人。其中做牧师的有17427人，做医生的有3077人，做律师的有796人，做教师的有7035人。在同一年间，妇女做学校教员的有22450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黑人中产阶级人数增加，力量增强。1950-1970年，黑人平均收入由占白人收入的54%上升为64%，其中，黑人妇女平均收入由占白人主妇的40%上升为92%。到70年代中期，已有1/3的黑人家庭上升为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壮大，对黑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取得选举权具有重要的意义。凡为中产阶级，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经济上也有相当的地位。这些人有知识与才干，懂得自尊与自信，也有参与美国社会和政治的要求。他们已超越了对基本生存的需求，而进入了更高的对政治权力与平等权利的要求阶段。因而，他们要求选举权的迫切程度大大超过了别的阶层，正如美国史学家所说：“大多数具有进取精神的黑人，都来自具有‘中产阶级’背景的那些人中，是摆脱了贫困的黑人”。 1909年成立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就是由中产阶级组成与领导的一个影响深远、颇有力量的组织。著名黑人领袖布克•华盛顿和马丁•路德•金也是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争取黑人选举权的斗争中，黑人中产阶级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运动领导的责任，从而为这一斗争提供了训练有素的领导力量。三、黑人在地理分布上的比的变化我们已经知道，19世纪后期的黑人，主要从事的是农业劳动。他们集中在南部地区，分散在农村中。至于北部地区，少有较大规模的黑人迁徙。数目众多的城市，居住者主要是白人。地理分布上的这种特点，不利于黑人获得选举权。第一，南部是民族矛盾尖锐，种族实力强大的地区，正是在这一地区，种族主义者处心积虑地要剥夺黑人选举权。第二，农村相对闭塞落后，黑人长期生活于此，觉悟和意识比较低下，不利于组织与领导。 20世纪初，这种情况开始改变，黑人开始了向北部和西部城市的迁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迁徙速度加快。战火燃起时，大批白人青年应征入伍，许多工厂劳动力缺乏，芝加哥、克利夫兰、底特律及其他北方城市的工厂主，纷纷到南方去招募工人，这就给南方黑人提供了机会。黑人的大规模迁徙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50年时，住在城市的黑人人口已经超过了居住在农村的黑人人口。1970年，纽约、华盛顿、底特律、费城、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居民超过50万。伯明翰、亚特兰大、新奥尔良、纽瓦克、加里等城市，黑人人口占全市人口的一半以上。从布局看，黑人迁出南部后分布在全国各地，北部中央地区占26%，东部占22%，西部占19%，其余则分布在南部。黑人迁出南部，分布于全国各大、中城市，对于五六十年代黑人获得选举权有着重要的意义。黑人集中于城市，为现代文明耳濡目染，开始变得见多识广，富有朝气，对于体现他们政治地位的选举权格外看重起来，他们毅然投入到五六十年代为恢复自己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中。另外，黑人集中在城市，便于动员和组织，也便于形成强大的力量，五六十年代能出现如此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这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四、美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干预二战后,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出于维护其国际形象的需要,美国政府开始正视几个世纪以来竭力回避却仍然无法回避的黑人问题。与此同时,20世纪50、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对联邦政府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马丁•路德•金明确指出：“黑人已组织成强大的力量,这使得政府无法回避他们的要求,他们已从实力出发来发展形势,使政府感到同他们合作是明智和深谋远虑的”。此外,二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特别是非洲的独立运动,对美国黑人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面对这一形势,美国政府只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一改压制黑人斗争、维护白人利益的做法,采取了一系列支持、推动黑人斗争的措施。首先,美国总统发表言论支持黑人斗争。肯尼迪总统说：“这个国家是建立在人人生而平等原则基础上的……如果一个美国人,因为其皮肤是黑色的,就不能在对公众开放的餐馆就餐,就不能送子女去最好的公立学校读书,就不能投票选举能代表他的人出任公共官职,一句话,就不能享受充分的自由生活,那么,这个国家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除非全体公民都得到自由。“ 约翰逊总统继承了肯尼迪的政策,并进一步支持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称“他们(指黑人)的事业也应该是我们的事业“,认为“我们大家应该战胜(种族隔离制)这一并非完美的顽固不化和不正义的遗产”。其次,联邦政府采取一系列民权立法措施。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57年颁布了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权法,该法令禁止干预黑人投票。肯尼迪政府在司法部专设一名民权助理部长,在三年内,该助理部长共向国会提交了几十个民权方面的议案。约翰逊政府颁布了1964年的《民权法》、1965年的《投票权利法》和1968年的《防止住房歧视民权法》。最后,联邦政府对违抗民权法令者采取强硬措施。1957年9月,阿肯色州小石城地方法院根据1954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宣布该市中心中学接纳9名黑人学生入学,但此举遭到种族主义者的坚决反对。州长法布斯以“防止暴乱”为名,派出200名武装的国民警卫队员,在小石城中心中学周围布岗,阻止这9名黑人学生入学。已注册的黑人学生被赶出校门,暴徒还殴打黑人,在市内煽风点火,从而引发严重骚乱。艾森豪威尔政府迫于世界舆论的压力,派兵开往小石城,以军管措施平息了阻止黑人学生进入白人学校的小石城事件。1962年9月,黑人梅雷迪思申请入密西西比大学就读,引起该州一场地震级的哗变。在肯尼迪总统的支持下,梅雷迪思最终在联邦政府的“伴护”下入校注册。1965年,约翰逊政府采取保护措施,压制亚拉巴马州州长华莱士,使从塞尔马到蒙哥马利的黑人进军得以顺利进行。联邦政府的上述措施推动了黑人民权运动向纵深方向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没有美国联邦政府的有力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也就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果。五、二战的影响作用不容忽视 1939年，希特勒挥师偷袭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虽未举全力出战，但大力发展国防工业，充当了“民主国家的兵工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兵役。广大黑人群众对此做出积极响应，他们怀有满腔热忱准备报效国家，但是却遭到种族歧视的挫伤和打击。在复苏的国防工业中，他们受到严重的歧视；在军队里也受到各样的限制，黑人只能参加完全由黑人组成的军队；各种支援战争的社会活动，也将黑人排斥在外。当报国热情和希望与白人“并肩作战”的美好愿望被现实打击后，黑人在痛心之余，也对真正实现民主平等原则产生了强烈的要求。二战对此来说，正是一个良好的机遇。众多黑人确信，他们必将从战争中获益。如专栏作家乔治•斯宾勒认为“和平意味着……当前地位的延续……如果黑人想要获得自由，就必须结束这种状况”。因此，二战持续得越久越好，因为有一天“或许我们会发现自己已从长期受压迫的地位中翻了身”。黑人们之所以对二战抱有如此厚望，是因为他们逐渐认识到，战争给黑人提供了一个让美国百人的良心受到谴责和震撼的绝好机会。“是战争让我们有机会……来劝说、强迫我们的政府和国家，并让其感受到尴尬和羞耻……从而对占其人口十分之一的黑人采取更加开明的态度！”美国黑人在二战民主宣传的激励下，开始从新审视自己在美国的社会位置。米尔多指出：“毫无疑问，美国各阶层黑人的精神与几十年前已大不相同。”美国黑人中间的却出现了一种新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基本特征就是战斗性增强，用于大声抗议，强烈表示不满。二战则是为黑人进行提供了更多的理由和机会。上述黑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所有倾向——不满、希望、增强的种族意识和战斗精神，都在“向华盛顿进军”等运动中体现出来。这些活动，显示了黑人的抗议行动已经逐渐向有组织的大规模运动方面发展。虽然在战争这种非常时期，此类斗争形式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形成全国性运动，但是这些小范围的活动已经为民权运动的兴起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其所开创的群众性抗议活动形式为后来的民权斗争所广泛采用。战争危机为美国黑人认清并指出美国所宣称的民主信条与其实践之间的反差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二战期间黑人种族意识和黑人群众战斗性的增强及战争所全力维护的民主思想意识和观念，使黑人重新看到了希望。他们确信，二战已将旧有的种族结构永远地摧毁了。当美国白人拒绝承认这种变革的存在时，广大黑人便行动起来。这颗斗争的火种几经孕育，不断壮大，终于在50年代中期形成燎原之势，发展为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六、黑人自身的斗争以及国际国内的推动力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说：“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黑人争取自己政治权利的斗争也是如此。当重建结束，保护黑人选举权的大环境不复存在时，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的黑人，再也无力为选举权抗争了。黑人的斗争在总体上处于低谷时期。加上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尚处于无序阶段，人们的文明程度还有待于提高，对于剥夺黑人选举权的行为，以及三K党屠杀黑人的野蛮行径，很难引起全国舆论的关注与谴责。这些都为剥夺黑人选举权又添一筹。二战以后，黑人们掀起了震动整个美国社会的民权运动，他们向种族制度的各个方面发起了冲击。据美国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布赖恩特•道勒斯的统计，1963年到1968年的5年中，爆发各种族骚乱的城市有265个，骚乱总次数341次，骚乱总日数703天，被捕人员53409人，受伤人数8459人，死亡221人。正是在如此激烈的冲突中，黑人赢回了选举权。黑人著名活动家查尔斯•希尔伯曼说：“在美国过去和现在的历史上，没有那件事情能说明，没有直接的对抗，黑人就能在美国社会获得正当的地位。” 二战后，白人的种族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对于黑人的苦难不再熟视无睹。1964年，三位民权工作者在密西西比州的内肖巴县给黑人选民登记时被暴徒杀害，这激起了全国舆论的愤怒，从而推动国会于1964年7月通过了重要的民权法。在1965年亚拉巴州塞尔马市的黑人示威活动中，维奥拉•利厄佐夫人于3月9日被暴徒杀害，消息传出，举国震惊，北方许多城市举行了声援示威。副总统对利厄佐夫人的家属表示慰问，总统发表了电视讲话，并于3月15日向国会提交了投票权利法案，8月，国会通过了这一法案。国际社会的支持也对黑人争取选举权起了推动作用。例如，小石城事件发生后，许多国家的报纸质问道：“从小石城事件看来，美国到底是怎样一个国家？”对于迫害黑人的行径，周恩来总理也曾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美帝国主义对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国的所谓民主和自由的本质，暴露了美国政府在国内的反动政策和在国外的侵略政策的内在联系。”在同声谴责的世界舆论面前，美国政府必须有所交待。战后的几个民权法和投票权立法也可以看作是对国际社会做出的反应。道格拉斯说，黑人选举权“对于那个曾长期被奴役的人民来说是生死之权”。重建时期的参议员桑门腊说：“黑人没有选举权，就等于没有自由……光有自由是不够的，一个公民既需要自由又需要平等……这两者对于构成一个完整的美国公民的资格是缺一不可的。” 二战后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是一种对种族歧视与压迫的直接回击，是历史沉积下，时代条件与社会现实综合作用的结果。经历了10余年的斗争，使形形色色的种族隔离制被消除，黑人的斗争迫使美国政府通过许多有关民权的法律和命令，黑人的选举权在各州基本上得到保障，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自己的处境，为美国社会注入了活力。但是美国的种族问题有根深蒂固的渊源，并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只要美国黑人坚持不懈地斗争，在美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下，几百年来黑人梦想的平等与权力就能最终实现。[参考文献][1]（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2] 布罗莱,《美国黑人简史》〔M〕，纽约。[3] 威廉•伊塞尔，《美国社会的变化1945-1983》〔M〕，纽约。[4] 哈利•A•波罗斯基，詹姆斯•威廉，《美国黑人历史》〔M〕，纽约。[5] 威廉•伊塞尔，《美国社会的变化1945-1983》〔M〕，纽约。[6] （美）乔安•妮格兰特改编，郭瀛、伍江、翟一我等译，《美国黑人斗争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版。[7] 何章银，《肯尼迪政府民权政策成因探析》，载《学海》，2002年第3期。[8] （美）阿瑟•林克、威廉•卡顿著，刘绪贻、王锦瑭、李世洞、胡志宽等译，《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9] 卡罗•林罗斯，《少数民族问题》〔M〕，纽约，1972 年版。[10]格瑞德•迈克维尼，《重建与自由之人》〔M〕，芝加哥。

建议从西奥多罗斯福的萝卜大棒政策入题美国政府背后的财团利益美国在战争中的美洲的事物由美洲人来管理以及美国对西班牙殖民地的攫取与分离以及后来美国对中美洲小国事物的干涉巴拿马运河尼加拉瓜~

加到两百分我给你写！

美国已发表论文

不算。美国博士毕业论文是不算公开发表过的论文的。

博士毕业论文的内容成果国家和学校是提倡公开发表的，你说可不可以？申报奖励，评优秀，都要看有多少内容已经发表；真正优秀的博士毕业论文是每个章节，每个文字都在高水平的期刊上发表过了，就连概述和结论都发过综述文章才行；这个是博士学习期间的成果以后对自己的成果慎用抄袭两个字，别把自己当外人，整个精神分裂啥的，真的是做学问做傻了博士论文被导师发表了，论文的作者没有写自己，该怎么办？首先要确保这篇论文的确是自己的成果而不仅仅是题目类似而内容不同。如果通读全文后发现这的确涉及自己的论文的主体，那还要甄别其中哪些是来自发表这篇论文的导师的指导，哪些是真正自己的原创。不是说导师指导了就不属于自己的成果了，而是说这其中可能包含共同的研究思想，而导师有可能是利用不同的数据、实验或材料来阐发这种共同的研究思想的。在确保这些工作的基础上，要仔细研究所在学校对知识产权管理的规定。通常这方面都会有比距具体的规定的。如果一篇博士论文压倒性是本人原创的、大多数数据是自己收集的（即使用到导师的课题费，但收集过程并不是按照导师自己课题的要求一步步指导下来的，这仍然属于自己的知识产权），在原则上，论文的知识产权成果应该是属于博士生本人的。但是，这种原则需要具体的规定来落地，所以一定要仔细了解和咨询相关的规定。博士论文在科研机构中是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有知识产权规定的地方，大部分都会提及博士论文，即便不专文论述。在确保了这两个基本步骤都能证明和支持自己的立场后，需要考虑与导师来谈判。用谈判这个词并不意味着义正言辞地谴责。而是要有理有据但同时又要有点人情味的协商。有些人脉较广的同学可以与其他老师同学商量。但一定要确保这种商量不能让对方得知。在与导师商谈过程中，基本上就能搞明白事情的前因后道，在那个时候来决定是否采取更加严肃的行动，如向校方起诉等等。还要考虑，是否自己与导师关系一直不好导致导师采取报复性措施。但无论如何，只要确定知识产权的归属，只要确定有规则来支持这种归属，那与导师的关系的考量，就应该属于策略性的了。总之，博士论文的知识产权归属，是一个学者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知识产权问题之一。一定不能或者因为忍气吞声，或者怕麻烦而放弃对此问题的追索，即便最终的结果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博士论文为什么需要发表？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近年来我国绝大多数高校争先恐后出台这么一条“家法”：博士生攻博期间，必须在学校规定的期刊上发表2至4篇专业论文，否则不能申请答辩，或者答辩后要等论文公开发表后才能授予学位，这是硬项规定，证明你的成果，就好比大学生为何要答辩论文一样，你还算好的，有的必须要发表在核心期刊上，一篇文章都达到了上万，祈祷吧，希望俺们能祝大侠一臂之力，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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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史研究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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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education Family education on the issue since ancient times by people's concern, but as a subject to study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is also the matter. This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demand, the National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issues involved. Here with the parents of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education, the aim is to the family and society, the education sector to shoulder the common task of educating the next generation. The education is a system of education works here include a family education, social education, collective (Tuoyouyuansuo, school) education, the three interrelated and organic combination of mutual influence, interaction and mutual constraints The education project from which one can, but in this project, family educ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all educatio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ducators famous Su Huomu Belinsky transferred to a child than marble, he said, to shape this into a marble statue of need six sculptor: 1 family, 2 schools, 3 children of the collective; 4 child; books; 6 occasional factor. From the order, the family was included in the first place, can see the family in shaping children in the course of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hearts of the educators occupy a position. For this reason parents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education is very necessary. First, family education i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education and basic point Family education generally refers to the family of parents and adult children of minors education process. Their educational objectives should be: the child into the community to accept collective education (kindergarten, school education) prior to guarante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to accept the kindergartens, schools of education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The child for admission into the school, with kindergartens, schools to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the United States, the various aspects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Education is the focus of moral education mainly among children good moral quality and develop good habits mainly habits include: living habits, labor practices, learning habits, the church children how to learn "life." As a result of family education in the family, and kindergartens, schools of education, social education, compared with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features so that family education to become the starting point for education and basic point is by no other educational advantages. (A) family of early education The family is the cradle of life of children, who are receiving education after the birth of a venue that is the first class life; parents are children's first teachers, that is, the Enlightenment division. Therefore, parents of children by the application of early education the most. Generally speaking, after the birth of a child after three years of development, access to early childhood, from the 3-year-old…… 6-year-old is preschool, which is said in the early stages of education, this is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an important period. China's Gu Yan: "Cang, with the Cang, with the yellow, yellow." Childhood is gradually nurture life with the beginning of many basic human capacity is a stage of this age, such as language, and some basic moves Living habits, and so on, the character is gradually taking shape. U.S. psychologists Bloom, a person'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if his 17-year-old regarded as the level reached 100 percent, then 4 years old when it reached 50 percent. 4-8 years old and a 30% increase ,8-17-year-old also won 20 percent. This shows that children in the 5-year-old former intelligence is the fastest growing period, the early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is the best, if parents in this period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good family education, early child will be the key to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Since ancient times, many people with lofty ideals, celebrities in the early years of fruitful period by a good family education is their future become an important cause. For example, the German poet, playwright Goethe's become, effective early education in the family. Goethe 2-3 years old, his father hold on to the outskirts of the field visit to observe nature, culture Goethe's observation capability. 3-4 years old, his father taught him to sing, the songs back, said a fairy tale, and we intend to let him in the face of public lectures, training his speaking ability. These are awareness education so that young Goethe optimistic, progressive, happy to think, be good at learning. Goethe-8-year-old can use, Germany, Britain, Italy, Latin, Greek reading books, 14-year-old wrote the script, the 25-year-old with a month's time wrote a famous poem in Europe, "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 " Another example of ancient "and his son calligrapher," Wang Xizhi's known for, Wang Xianzhi,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1350 Edison invented the great inventors, the generation of literary star Guo Moruo, Mao Dun and other celebrities of the growth process that the family education in the early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is very important . Instead, the period of childhood are not good family education and intellectual impact on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many of the examples is. Such as India, "Langhai" Ka Mala, who was Diao to the wolf, when 8-year-old was found, but their living habits with the same people, their living habits and almost like a wolf, limbs, crawling, eating raw meat, day V Night, Later, a man-made training, two years before standing, after six years can be like walking Xiangren, four years learned to six words, in his 17-year-old, the intellectual level reached only 3-year-old child's level. According to "China Women" revealed that China's Nanjing City Xingma one of the workers suffering from mental and psychological diseases, Shenpa children persecuted by the people, will own three children from small lock at home, people so that they contact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has a long Up to 10 years, resulting in the children mental retardation, speech delay, compared with their peers, intellectual capacity and very different life, near idiots, so the family can not be neglected the role of early education, (B) family education continuity of family education second characteristic is the continuity. After the birth of a child, from small to large, almost 2 / 3 of time living in the family, Zhaochaomumu, all the parents in the education. Such education is the intentional and unintentional, planned and unplanned, consciously and unconsciously, are carried out, no matter what, in what time education, parents are in their own words and deeds at any time affect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 Such education of children living habits, moral conduct and behaviour and so on in the style of conversation kept to influence and demonstrations, the subtle influence of the considerable role, accompanied by a person's life can be said to live to old to learn the old, some Parent educator again called for life teachers. This life of the education often reflects a family's Family Style, Family Style is good or bad often have to continue for several generations, or even a dozen, dozens generation, and this Family Style often with family members engaged in the employment-related . Such as: Xinglin family "," Pear Orchard House, "" family education ", etc. At the same time Family Style also reflects a family's style of study, study, good or bad is often the continuation of many generations, a dozen people, several dozens of generations . As in modern China, Wuxi people Yan Gong added-not "countries selected in the Museum", statistics from 2003-Shunzhi Branch to Guangxu 30 years Bing Xu Jia Chen Branch, the champion of 114 people, including his son by the first brothers Shuzhileishi Absolutely not, such as Suzhou Miao, Wu and Pan Sanxing, Changshu Weng, both surnamed Jiang, Chen Haining, Zhejiang, check the two surnames. See, family education is often the continuity of personnel group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rise. This Situatio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quite prominent in the contempora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social needs of the unemployed increased, the broad people's careers, a family member can not have all engaged in the same work, but many see this situation That some family members work frequently appears in the results, be commended, but some family members one after another crime. This is a continuous education and family have great relations. (C) family education authority Family Education is the authority of parents in their children on their elders reflected by the power and power. The existence of the family, parents and children identified the blood relationship, upbringing, emotional, moral and ethical children in the living needs of the elderly parents have great dependence, family members and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consistency, have decided The father of each of their children a greater role in the constraints. Parent education was easier to accept and submit to the children, parents and reasonable use of this feature, the children good moral character and habits formed the usefulness, for child care, in particular, is the case. Child care and other children in playing the game, when disputes arise when parents are often invoked to confirm their own speech act is right, if they like to say: "My father is saying this." Or "My mother is So do. "And so on. Children of parents in the eyes of the authority decided to accept the child how to treat the nursery schools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 and parents, the child is the first to face an important social relations. In this relationship, almost embodies the moral social ethics in all aspects, if such a relationship in the formation of cracks and defects, the children then to the community, in a variety of relationships will be reflected. Therefor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parental authority, but also because the children of parents in childhood has always played a dual role: the safety of children is not only the survival of protected persons, but also a life of the Wizard of Enlightenment.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education, depends on the extent to establish the authority of parents, foster parents must be authoritative Built on respect for children on the basis of personality, rather than the feudal patriarchal system, parents are wise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establishing authority, but also know how to establish the authority does not rely on repression and force, subjective assumptions, but the method used Gangrouxiangji. Both parents in the education of their children's attitude on the first concerted and coordinate with each other, should be wide, wide, it should be strict martial law, in front of their children establish a kind of dignity and image, so that parents accept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D) of the infected family education Parents with children between the blood relationship and kinship between the natural and close, making the parents of the children have strong feelings on the role of infection. Children on the demeanour of the parents can often Xinlingshenkuai to intelligence-intelligence. In dealing with in and around the sid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ter and the issue of children on the attitude of parents is very easy to resonate. In the happy parents, the children will take part in joy, the parents showed irritability and Menmenbuyue, the child's emotions can easily be affected, even young children as well. If the parents lack of rational and emotional, hot temper, will enable blind children to absorb its weaknesses. Some parents in dealing with unexpected incidents, show panic anxiety, surprise, the impact on children is not good if the frightened parents the same, steady firm and children in distress will also calm the situation calmly, so the quality of child psychology training Play a positive role. (5) timeliness of family education Family education process, parents are parents of children in the family of the individual acts of education than kindergarten, school education should promptly. As the saying goes:知子莫若父, that women Morrow home. Overnight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their situation can be said to be well known to the children was slightly changed, even a look, a smile can make parents Xinlingshenhui, so as parents through their children's every move, his every word and deed can make the best of At this very moment of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e, found the child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timely education, timely corrective, not the problem overnight, so that bad habits in the embryonic stage of the eradication. And kindergartens, schools, teachers faced with dozens of children, only for the children of this age stage for general education, that is, education groups, because of time and energy constraints, it is impossible to take care of each child's characteristics, Prone to the phenomenon of loss, or even to take care of the children of teachers and the poor do not have a sense of trust, and parents could guide their children promptly correct understanding. So parents of children to the correct family education so that children can enter kindergarten before forming a good habit, to accept collective education has laid a good foundation, can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mass education. Second, a good family education is the 21st century created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personnel "China's 1990s development program for children" in the specified: "Today's children are the masters of the 21st century, child protection and the bottom-up development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population base, which is a prerequisite for development. The healthy growth of children Related to the future and destiny of the motherl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entire nation, from the start with children. "And:" In 2000 to make 90 percent of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4) of the parents to varying degrees, master conservation, education of children of knowledge. "This Top targeted the parents shoulders for the state created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the 21st century talents. Can this generation of children training to become Dezhitimei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this country is Houjiyouren relationship to the Bainiantaiji. Fu-Lu Bell also said: "The country's fate is not so much lies in the hands of those in power, we might as well have said to be in the hands of his mother." This sentence is very philosophical, it profoundly understand the parents pick in the education of their children in The role played by. Parents should first clear direction of education and national interests, the people's request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 the child can not be regarded as private property,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idea of the country, correct educational purposes. China's 21st century is what the situation, with the words of Comrade Deng Xiaoping, to make our country in the middle of the 21st century to achieve the level of moderately developed countries, per capita income reached 4,000 U.S. dollars, in gross national product amounted to 6 trillion U.S. dollars. The 21st century should be a good ideologies and noble moral character, and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quality, positive spirit of cooperation with others, strong adaptability, Chikunailao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generation. If the 21st century do not have such a group of high-quality builders is very difficult to complete this great, with such a quality is not overnight can do, and a good family education training is a prerequisite for high-quality people. Third, a good family education is a catalyst to optimize the children hearts Children from infancy into childhood, with age, from the family environment will eventually enter the small community, contact with the crowd outside the home, things. Lee Jia Choue those in society from time to time to enter the child's perspective, adults take isolation tactics will not work, because in the family video from different angles will continue to reflect the reality in today's society, issue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have The. Children, especially young children lack a rational ability to distinguish right from wrong, but sensitive than adults have the feeling of capacity. They occurred around the kind of terrible things, sensitive, and this sensitivity training is the ability to rationally distinguish between a good basis, as parents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is extension, help the children feel in this capacity on the basis of ,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life of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and psychological capacity, social filter information, optimize the hearts of young children. If parents in their daily life can be for young children is not strong capacity to accept the characteristics specific to seize the day-to-day chores, help children understand the community in identifying the Shishifeifei, specifically so that they feel Lee's bright side, Experience to the ugly despicable, can help children enhance the Yangshan Chuxie sense of justice, thus resist the dark side of the ugly soul of the child erosion. For example, today's video into the urban residents in almost every family, the children almost every day to deal with them, it can be said is not out of their homes, Bianzhi the world. Which can be received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There are political situ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rdinary people of Sushi, from which you can learn a lot of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majo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vents,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small home. It is inevitable that some homicide violence, obscene absurdity of the lens Yingru child's eyelid. Parents should address these issues timely guidance, to improve their children's ability to identify, we need to keep their own perceptions of behaviour, for their children establish a positive image, optimizing the hearts of children, the prevention of child make mistakes, and even violations of law and discipline. Family to work in this area, help small and stability of the environment. The family is society's cells, with healthy cells, can we have a sound body, the sick cells, the body will cause disease. As an ancient saying goes: "body repair and then home-and-then-State governance, rule of the then-world", "Qijia, the country, the world-the" point of view is that this truth. For this reason parents do a good job in optimizing the work of children's mental stabil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and national power in ages. In short, as parents to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education fully and conscientiously do a good job in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make good parents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for the country to train qualified personnel in the building.

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为美国民主献出生命，马丁·路德·金为黑人谋求平等，发动了美国的民权运动，功绩卓著，闻名于世。金在成为民权运动积极分子之前，是黑人社区必有的浸礼会的牧师。民权运动是美国黑人教会的产物，本文记叙金的第一次民权演说，揭示了民权运动与黑人教会的关系。马尔科姆·艾克斯于1925年出生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东部的奥马哈市，少年时期是个不学无术的街头混混，贩毒、吸毒、滥交、抢劫、杀人几乎无恶不作。终于自食恶果，被抓入监狱。入狱后，他居然从看字典开始，学习了世界历史，哲学，政治，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并参加了黑色穆斯林组织。出狱后，他投身黑人运动，成为声望仅次于马丁·路德·金的黑人运动领袖。

怎么发表美国史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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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武力实现扩张并攫取经济利益。

把美国崛起的原因写下来。

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不是偶然的，美国也不例外。

以美国一贯的经济创新能力，维持现有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和商业环境，对于美国的重要性，远远高于“用武力实现扩张并攫取经济利益”。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制度，最早确立的共和制，并用宪法确保其稳定，确保了美国的长治久安。

可以写美国的杰斐逊总统与美国的扩张

其实已经给了几个topic你了..1.an English immigrant to the southern colonies2.a Quaker coming to Pennsylvania3.a Native American at first contact4.a slave brought over from Africa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写4号topic因为非洲奴隶对美国的奉献是非常大的从前期的劳力劳动,到独立战争的炮灰,civil war的导火线后期的civil rights movement..还有他们的(黑人)音乐也对美国有着影响..连体育方面也是他们的领域..

已发表的历史类论文

找高二文科的借《中外历史人物评说》书上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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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端端的国家，非产生分治不可，甚至非分裂不可。内中的原因，不能不引起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深深思索。造成旧王朝灭亡的，概括地说，包括四个基本原因。第一，内乱。内乱的因素也多。广义的界定，内乱可以认定为朝廷内部之乱，例如党争之乱，例如王权与相权的矛盾。狭义地考虑，所谓内乱，主要是宫廷之乱。而宫廷之乱，又包括因为太子势力过大造成的动乱，或者因为内宫与外戚勾结造成的动乱，还包括太监擅权造成的动乱，但最主要的，则是因为皇帝本人的昏聩无能，或者滥施暴政造成的内廷与国家之乱。中国历史上，因为内廷之乱造成朝代灭亡与更替的史实最多。以至有人说，西汉亡于外戚，东汉亡于宦官，唐代既亡于宦官，又亡于割据。因此，自宋代开始，对于内廷之乱，特别重视，对宦官与外戚的行为严加约束，不容其有任何越轨的事情发生。然而，历史的讽刺在于，你管得住宦官，却管不住自己。说来说去，还是皇帝自己把自己推向了灭亡的深渊。从这个意义上，所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又可以认为，“话说天下大势，乱久必治，治久必乱”了。第二，割据。割据即军阀割据。秦末就有军阀割据，但和后来的情况稍有不同。因为那时的军阀，大多是有封号的，先封诸侯，以后割据。但社会要求统一的力量强大，所以虽有割据，不能长久，七乱八乱，走向大治。东汉亦亡于割据，割据成为主要社会问题，近人所谓“军阀割据，天下大乱”，正是三国时代的生动写照。唐代同样亡于割据，安史之乱以后，皇帝的权威已然不复昔日景象。地方军阀势力日益强大，与朝廷的关系，和和打打，打打和和，终于不可收拾，酿成五代十国那样的混乱局面。割据反映的主要是王权与军权的矛盾，所以到了宋代，对于军人特别警惕，采用各种方式，如最高军事长官由文官担任，实行督军制，高级军官定期调动，使兵不能识官、官也不能识兵，如此等等。宋代没有割据，就是北宋已亡、南宋立足未稳之时，各勤王之军，如韩世忠、岳飞、刘琦等人率领的军队，依然严格控制在朝廷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所以，岳家军虽声名显赫，但皇帝要杀岳飞，依然不是一件难事。割据现象直到明代末期才又有所抬头，以后到了民国时期，又形成新的历史局面。第三，起义。起义主要是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历代不绝，但有大小之别。大的农民起义，能致王朝于死命，所以，历代统治者对于农民起义，无不深恶痛绝。视起义军为盗匪，必须痛歼之而后快。但事实上，剿杀农民起义，并不简单。而农民起义的情况，又各个有异。所以，从其动机上看，统治者是对于任何起义都一定要痛而歼之的，而从其效果上看，虽拼命剿杀，也不见得成功。于是既有剿杀，也有招安，软硬兼施，交替使用。第四，边患。边患是自西周以来就没有真正彻底解决过的大问题。周王朝东迁，就和边患有关。以后，战国时期，北方诸侯开始修筑长城。秦始皇统一六国，再修造统一的万里长城，这也和边患有关。汉武帝八次征伐匈奴，实际上就是边患之战。东汉讲和亲，和亲确实起了作用。但进入晋代，北方又乱，于是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乱华，成为中国古代史上一段极其惨烈的历史时期。边患在唐代未成大害，在宋成为亡国之恨，在明又成亡国之恨。边患问题之大，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诸如《杨家将》、《说岳全传》等书的风行，皆与边患有关。上述四种大乱，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边患与农民起义有关，这是明代亡国经验所证明了的;割据也与农民起义有关，这是唐代亡国经验所证明了的。而无论农民起义，还是割据，还是边患，皆与内乱有关，这是历代改朝换代的经验所证明了的。由此看来，国家政事虽大，却又应了民间的一句俗话，即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如果你皇帝是好的，国家机器本身没大问题，其运作是正常或者比较正常的，那么，农民起义就不会发生，就是发生了，也不能动摇国家的根基;割据自然也不会发生，发生了也容易纠正。那情形，就如同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一样。从而边患也不会成为太大问题，因为你强悍，我更强悍。你捣乱可以，想亡我国家，办不到，其结果就如同汉武帝北伐匈奴一样，不但把匈奴人逼至漠北，而且把他们赶向欧洲，从而为汉王朝迎来一段平静的边境局面。四乱其实始于一乱。一乱就是内乱，而内乱首先发因于皇帝，或者因为皇帝无能，或者因为皇帝昏庸，或者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暴君，或者因为他年龄太小，不能理政，或者因为他选错了接班人。可以借鉴，不要抄袭哦、

岳麓版历史书P103--107（七上）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