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法律制度及执法形式研究论文
宋初的最高司法机构是大理寺和刑部。宋太宗赵光义时，设置有“审刑院”，其长官称知审刑院事，官属有 详议官。各地奏案先经大理寺裁决,报告审刑院复查,写出奏稿，上呈中书。中书申奏皇帝论决，宋神宗改革官制，审刑院并入刑部。宋朝的司法机构 宋朝的司法机构，也是按照中央集权建立起来的。 宋朝把全国分为诸路，每路都设有转运判官，是朝廷特命的路一级常设官员，其主要任务是协助转运使管理刑事和民事审判事官。宋制地方原则上只分两级，一般由各级行政长官即地方政府首脑兼理司法。 县级司法审判事务由县长官知县事全权职掌，并且以亲自参与审判案件为原则。县以下的镇岩官员，无权审理案件；其社首、甲首也只能在州县官员的监督下，处理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可见，县为宋朝司法机构的基层单位。 州级（与州同级的机构还有府、军）司法审判事务由州的长官即知州事、知府事和军监掌管。进行为了控制司法和监督地方官吏，在各州特设通判，作为州的副长官。全州的行政公事都须经过通判，才得施行。同时，朝廷还选派幕职官员，如判官、推官等，以佐理知州，处理全州的行政和司法事务。其掌管检法议罪的，有司法参军；掌管调查审讯的，有司理参军。 因开封府在京师，在司法官员的设置上有些特殊的规定，实际上不同于其他州、府。开封府除设府尹一人外，还设有判官、推官四人，分日轮流审判案件。另设左右军巡使判官二人，分掌京城地方一切案件的审讯；左右厢公事干当官四人，分管检查侦讯和处理轻微事件。此外还设有司录参军一人，处理户口婚姻等纠纷。（原来开封府有这么多官，可怜的包、策、昭三个人要干这么多活，累也累死了！） 宋初，在其中央主要设立刑部和大理寺分别共掌司法。大理寺长官不设专职，以判寺一人为首，兼少卿事一人为副，均由其他官员兼任。下设详断官和法直官等，办理具体司法事务。寺不设监狱，所有人犯都寄禁在开封府狱（怪不得开封府的监狱很拥挤）。真到神宗时改革官制，大理寺正副长官，才开始设置专职官吏，并恢复大理寺狱。（这就是后话了） 此外，宋朝的中央司法机构中，还设有御史台。以御史中丞一人为台长，往往由其他官员兼任；以知杂待御史一人为副，主持台务。下设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检法、主薄等官，办理对违法失职官吏的侦讯，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行使监察职务。与大理寺不同的是，御使台有拘禁犯人的监所，称为台狱，监禁它所主办的案犯。 宋朝的司法制度，实际上是三级三审制。 宋朝的基层司法审判机关设在县一级，由其知县负责。但县级司法机关只能处理杖刑以下的刑事案件；徒以上的，知县搜集证据，并对案件审理明白，然后上送州里，这称叫“结解”。县知事对于刑事案件，原则上应亲自审理。县属镇岩官员，只能处理轻微刑事案件，以笞为限，应处杖以上的案犯，即送县讯办，不得自行决断。杖以下的刑事案件，由县判决执行，知县署名。县狱只羁押未决犯，已决犯笞、杖罪的行刑后即释放，徒以上的犯均要上解州里，故不羁押已决犯。（想起很多单元里的县令，都在法场监斩呢，真可怕！） 州一级司法机构，包括府、军，在宋朝司法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埋廷也特别重视。除知州事外还特设有通判作为各州的副长官。全州行政、司法公事都须经过通判签署（当时叫签议连书），方得施行；否则，无效。同时，朝廷又直接选派幕职官，比如判官、推官等佐理知州，处理全州行政、司法事务。 凡属处徒以上的案件，均需送到州里处理，州可以判决执行徒以上直至死刑的案件。 州的审判程序，大致分为推鞫，检断和勘结三个阶段： 所谓推鞫，就是巡检、捕获犯人，或者由县衙解送人犯到州后，先由司理参军审讯，传集人证，搜集证据。（昭的活儿） 所谓检断，即检法议罪的简称，就是由司法参军，根据已经得到和查证落实的犯罪事实，检出适当适用的相应法规，评议确定应当判处的罪名和刑罚。（策的活儿） 所谓勘结，就是由朝廷选派的幕职官，即判官或推官，根据审理所得到的案情事实际和检出备齐的有关法规，进一步分析研究案情，或者视需重新直接审讯犯人，就定罪量刑作成判稿，报请行政长官知州签发。 最后，由知州根据判稿决定判词，并签署判决，对外发布公告周知，有所趋避。（包的活儿） 案件的判决虽然是以知州的名议发布的，但是参与判决的判官或者推官，以及司理、司法各参军，要负边带责任。因此，上述有关官员对判决如果有异议，应当及时申请知州更正；如果知州不采纳此议，可另写反对意见的文书呈送路的提刑司，保留意见，这称作议状。倘若以后发现判决有重大错误时，有议状在先的官员，可以得到免除连事处罚；或者路的提刑司就是因议状而发现原判决的重大错误，并借以得到及时纠正者，而持有议状在先者，还可以得到庆有的奖赏。宋朝最高统治者，以此奖惩办法来提高司法官吏责任心，保证办案质量。（要照这么说，包包每惩办一次贪官污吏、每平一次冤案就要跟着连带一批官员才是呀！看来和包包同一时期做地方官，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死刑案件，事关人命，宋朝在司法制度上的作有特殊规定。因而，知州在审判死刑案件的过程中，如果认为某案有“法重情轻，情重法轻，事有可疑，理有可悯”等特殊情事时，知州就应将全部案卷送请朝廷裁判，这叫奏谳。凡奏谳的案件，都要由大理寺详断。当然，犯罪事实明白，证据充分，定案准确，适用法律也没有疑义，罪犯本人又已经认罪的，当然就没有奏谳的必要了。（审不清楚的案件没看几件上交大理寺的，倒是有不少上交到包青天这里来呀！）《宋会要》“刑法四”的规定：凡应奏谳而不奏谳，或者不应奏谳而奏谳的，知州都要受一定的处分。这样就可以防止地方官吏在办案上的专断或者推诿。 宋朝对死刑案件还规定有“翻异”制度，即准许呼冤。凡已经判决尚未执行的死刑案件，罪犯本人和他的家属都可以鸣冤，这在当时称作“翻异”。刑律规定，案件一经翻异，司法机关便需再审理一次，这称为“复推”。（这种情况“包青天”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凡在提刑司录问时，即因复核而审讯时翻异的，提刑司应当差遣原审官以外的法官审理，称叫“别推”。这在宋时叫不干碍官司，类似现代的回避制度。如果案件是在提刑司详复后核准执行时翻异的，则应由该路其他监司审理。假如本路监司都有干碍，比如同犯人有亲友关系等，那就应当由邻路提刑司审理，以免枉法裁判，（想起《狄青》单元里的大理寺官员，他的女儿就是被怀疑被狄青所杀，老人家一点也不避嫌）再审后，仍有鸣冤的，那就要直接请示朝廷，这称为奏裁，由皇帝决定。 宋朝还规定，凡天下大辟罪（即死罪）案件，都要送朝廷刑部复审，同时朝廷也经常派出使臣到各地审理案件。就是说，一切死罪案犯都须先经过刑部详细复核。（那为虾米包包可以在公堂上直接铡人呢？？答：因为包包的铡刀是御铡！）而由各州奏谳的刑事事案件，大理寺复审后，最终还要交到刑部详复，然后自送审刑院详议。由此可见，大理寺的职权是相当有限的。 大理寺的审判事务，具体分工还是严格的，其左部负责断刑，掌管全国官员、将校被检举犯罪的事件，和死罪案件以及其他报请复审的案件；其右部负责治狱，即掌管京师各机关职官的犯罪案件。案件在大理寺经过详断作出定判，经刑部详复后，还须经门下省复核，门下省如果认为案件处理不当，则得依法驳斥，退回大理寺再行详断；刑部还须再行详复，或者由门下省直接予以纠正。门下省通过，中书省仍得评议，如果评议结果认为原判不当，中书省可以直接向皇帝陈述异议。假如皇帝也认为案件有疑义时，则发交两制（即指翰林学士和知制诰的中书舍人）、大臣（即指同平章事——宰相、参知政事——副相）、台谏（即指御史——御史中丞、谏官——知谏院）共同评议（这当时称杂议），再行决定。（麻烦死了，还不如直接交给包包方便些！最可气的是，刑事案件这样层层把关，可还是冤狱丛生。） 总之，审刑院、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为宋朝的司法机关，分工制约统统对皇帝负责；其司法制度也体现着这一高度中央集权的精神。（一）中央司法体制 宋朝沿袭唐制，中央仍以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为三大司法机关，各机构职责相沿未改。太宗淳化二年（991年），为加强对司法审判权的控制，朝廷于宫禁中增设审刑院，置知院事一人、详议官六人。全国上奏案件，须先经审刑院备案，再发交大理寺审理和刑部复核，然后由审刑院详议，并奏请皇帝裁决。这实际是在刑部之上又增加了一级复审机构，剥夺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权力，使审判和复核程序复杂化。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改革官制，裁撤审刑院，将其职权归还刑部。此后，凡奉皇帝诏命所立案件，由朝官临时组成制勘院审断；由中书省下令所立案件，由诸路监司及州军等派官临时组成推勘院审断，从而保证了皇帝对重大案件的直接控制。 此外，枢密院有权参与军政案件的审判监督，三司及户部有权参与财政赋税案件的司法审判。 （二）地方司法体制 宋朝地方实行州（府）、县两级制，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各县有权审判杖刑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须将审理意见报送州府判决。各州有权审判徒刑以上案件，但死刑案件须上报提刑司复核，重大疑难案件要上报刑部，由大理寺审议，或经皇帝裁决。在京畿地区，由开封府和临安府负责司法审判活动。 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在州县之上增设路一级提点刑狱司，作为中央派出机构，主要监督本路司法审判活动，复核州县重大案件，监察劾奏州县长官违法行为，以加强中央对地方司法审判权的控制。 二、诉讼审判制度 （一）诉讼时效与审判时限 宋朝对民事和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已有明确区分，并分别规定了具体的诉讼时限。 1．民事诉讼时限与时效 为了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进行，宋朝制定了关于民事诉讼时限的“务限法”。所谓“务”，即指农务；入务指农忙时期，务开指农闲时期。根据《宋刑统》“婚田入务”条规定，每年农历二月初一至九月卅日为务限期，州县官府不得受理民间田宅、婚姻、债负等民事诉讼案件；如有民事纠纷，应在十月初一至次年正月卅日递交诉状，官府须于三月卅日之前审理结案；逾期不能结案，必须上报原因。为防止有人趁入务之限阻拦业主赎回出典土地，宋朝法律补充规定：侵夺财产案件，虽在入务期限，“亦许官司受理”。 对于判决不服，可逐级上诉，直至中央户部。为防止诉讼久拖不决，宋朝规定了审理民事案件的词诉结绝时限。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规定，州县半年内未结绝者，即可上诉。宁宗庆元年间规定，简单民事诉讼，当日结绝；需要证人证言的，县衙限五日审结，州限十日，监司限半月。[14] 关于民事诉讼时效，太祖时规定，因战乱出走而返回认领田宅者，超过十五年，官府不再受理。《宋刑统》规定，田地房屋纠纷，事后家长、见证人死亡，契书毁乱超过二十年，不再受理；债务纠纷，债务人、保人逃亡过超三十年，不再受理。南宋高宗时规定，买卖田宅满三年后发生纠纷，不得受理。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有利于维护依法形成的民事关系和社会的稳定。 2．刑事案件的听狱之限 对于刑事诉讼案件，宋朝按大、中、小事分三类规定了“听狱之限”，要求司法官在限内结案。如太宗时规定，大理寺分别限二十五日、二十日和十日，审刑院分别限十五日、十日和五日，各州分别限四十日、二十日和十日。哲宗时，按案卷纸张多少，明确划分大、中、小事的三类标准：二十缗以上为大事，十缗以上为中事，不满十缗为小事。同时规定：大理寺、刑部复审案件，大、中、小事分别为十二日、九日和四日；京师及八路地区复审案件，分别为十日、五日和三日。[15] 对一些不能按正常程序审判的特殊案件，两宋规定有特殊的断狱时限，体现了灵活变通的特点。 （二）皇帝躬亲狱讼 宋朝皇帝对司法权的控制，首先表现为直接介入司法审判活动。太祖、太宗等都曾亲自决断案件，徽宗也常以“御笔手诏”断罪。凡御笔断罪案件，不准向尚书省陈诉冤抑，否则以违御笔罪论处；承受此类案件的官府，也不得以常法“阻拦延误”执行；否则，延误一时杖一百，一日徒二年，二日加一等，三日以上以大不恭罪论处，罪止流三千里。[16] 其次，皇帝还经常亲自录囚。开宝二年（969年），太祖曾下令两京和诸州长吏督促狱掾，每五日一录囚。太宗重申此制，并要求每十日向皇帝奏闻一次，后又将十日一录囚定为常制。太祖、太宗还亲录开封在押囚犯，使数十人获得赦免。南宋孝宗、理宗不仅每年大暑审录决遣，而且实行“大寒虑囚”[17]。 （三）重视勘验证据 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宋朝重视使用口供、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等各种证据，尤其注重法医检验和司法鉴定等调查取证。官府设有专门检验官，并制定勘验法规，以规范检验的范围、内容、程序、规则，检验人员的责任及勘验笔录的文书程式等。《宋刑统·诈伪律》有“检验病死伤不实”门，《庆元条法事类》也有“检验”门及“检验格目”、“验尸格目”等敕令格式，具体规定了检查勘验制度。 宋朝法医学的发展达到新的水平。南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湖南提点刑狱宋慈（1186—1249年）总结历代法医检验技术，结合自己的法医实践经验，编著了世界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获准颁行全国，成为官员司法检验活动的指南。该书选定官府历年颁定的条例格目，吸取民间医药学知识，编成检复总说、验尸、四季尸体变化、自缢、溺死、杀伤、服毒等53项内容。明朝以后，它还被译成朝鲜、日本、法、英、德、荷兰等国文字出版，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鞫谳分司制度 鞫指审理，谳指判案，鞫谳分司就是将审与判二者分离，由不同官员分别执掌。宋朝中央和地方都实行鞫谳分司制度。中央的大理寺、刑部由详断官（断司）负责审讯，详议官（议司）负责检法用律，最后由主管长官审定决断。各州府设司理院，由司理参军（鞫司）负责审讯及调查事实等，司法参军（谳司）依据事实检法用条，最后由知州、知府亲自决断。鞫谳分司强调两司独立行使职权，不得互通信息或协商办案，有利于互相制约，防止舞弊行为。另一方面，宋朝法律形式复杂多样，条文内容繁多，设立专职官员检详法条，也有利于正确适用法律。但是，鞫谳分司制度并不是解决司法腐败的根本办法，而且这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审判方式，也不符合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 （五）翻异别勘制度 翻异别勘源于唐末五代，是指犯人在录问或行刑时推翻口供（翻异）提出申诉，案件必须重新审理。宋朝录问是对徒刑以上案件判决前的例行程序，受审者可借此获得申诉机会。在行刑前的“过堂”或行刑时，被执行人也可提出申诉。对于这种申诉称冤案件，官府必须重新审理，称为翻异别勘。 宋朝的翻异别勘制度，分为原审机关内的“移司别勘”和上级机关指定重审的“差官别推”两种形式。前者是在原审机关内将案件移交另一司法部门重审，又称“别推”。宋朝中央及地方司法机构中，都设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审判部门，如刑部左、右厅，大理寺狱左、右推；案犯不服判决提出申诉，即移交另一部门重审别推。后者是对移司别推后仍翻异者，由上级机关差派司法官员前往原审机关主持重审，或指定另一司法机构重审。哲宗以后，翻异别勘制度有所变化。凡在录问前或录问时翻异者，应移司别推；在录问后翻异，则要申报上级机关差官别推。 为了防止囚犯反复翻异，《宋刑统·断狱律》规定，翻异别推以三次为限，超过三次仍翻异者，便不再别推。南宋以后，将其放宽到五推为限。
北宋初年与唐朝的法律形式相同，仍为律、令、格、式，北宋的律就是《宋刑统》，从宋神宗开始提高了编敕的法律地位，也就改变了法律形式的体系，变为敕、令、格、式。 敕：惩罚犯罪的法律。 令：行政法令。 格：官制官规。 式：公私文书的格式。 例：见上文。 申明：朝廷主管官署对法律和法令的解释。 看详：即审定，指中央主管官署根据法律、法令对案件审理的意见。 条贯：官府办事的程序和手续。
(1)《宋刑统》作为宋朝的基本法典，有关民商事立法的内容比唐律大为增加。(2)随着民事权利主体范围的扩大，立法内容也大为扩展。立法涉及到所有权、债、财产继承、婚姻嫁娶、检校析财等内容，多为唐律所不及。(3)私有权观念深化，保护财产继承权及促进海外贸易的单行法规增多。3.版权保护首次在宋朝出现。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开始以法律手段保护作者的著作权，官府多次出榜严禁盗版印行。
（一）《唐律疏议》——礼法统一的法典1、《唐律》的修订过程——从《武德律》到《永徽律疏》。唐高祖李渊（公元618---626年）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奏上，是为《武德律》，这是唐代首部法典。《武德律》共12篇500条。唐太宗即位以后，鉴于《武德律》不能完全符合当时的需要，于贞观元年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在《武德律》基础上，参照隋《开皇律》更加厘改，制定新的法典，至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始告完成，称为《贞观律》。《贞观律》仍为12篇500条。《贞观律》的修改。如增设加役流，缩小连坐处死的范围，确定了五刑、十恶、八议以及类推等原则与制度。《贞观律》的修订，基本上确定了唐隋的主要内容和风格，对后来的《永徽律》及其他法典有很深的影响。2、《永徽律疏》的颁行。《永徽律疏》又称《唐律疏议》，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孙无忌、李绩等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如将原《贞观律》名例篇中的“言理切害”，更为“情理切害”，并作郑重说明：“旧律云言理切害，今改为情理切害者，盖欲原其本情，广思慎罚故也。”最终，奏上新撰律12卷，是为《永徽律》。鉴于当时中央、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每年科举考试中明法科考试也无统一的权威标准的情况，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师学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对《永徽律》进行逐条逐句的解释，“条义疏奏以闻”，继承汉晋以来，特别是晋代张斐、杜预注释律文的已有成果，历时1年，撰《律疏》30卷奏上，与《永徽律》合编在一起，于永徽四年十月经高宗批准，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颁行。计分12篇，共30卷，称为《永徽律疏》。至元代后，人们以疏文皆以“议日”二字始，故又称为《唐律疏议》。由于疏议对全篇律文所作权威性的统一法律解释，给实际司法审判带来便利，以至《旧唐书·刑法志》说当时的“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疏议的作用至重，学者杨鸿烈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认为，“这部永徽律全得疏议才流传至今”。《永徽律疏》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仅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作了精确的解释与说明，而且尽可能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依据。《永徽律书》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最高水平。作为中国法制的最高成就，《永徽律疏》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几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因此前的《贞观律》等至今都已秩失，所以《永徽律疏》成为中国历史上迄今保存下来得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会影响的古代成文法典。在中国古代立法史上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二）十恶1从“重罪十条”到“十恶”。所谓“十恶”是隋唐以后历代法律中规定的严重危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常赦不原的十种最严重犯罪，渊源于北齐律的“重罪十条。隋《开皇律》在“重罪十条”的基础上加以损益，确定了十恶制度。唐律承袭此制，将“十恶”列入名例律之中。《唐律》名例书仪即云：“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2唐律中十恶的具体内容：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唐律中“十恶”制度所规定的犯罪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为侵犯皇权与特权的犯罪，一为违反伦理纲常的犯罪。唐律将这些犯罪集中规定在名例律之首，并在分则各篇中对这些犯罪相应了最严厉的刑罚，而且，唐律规定凡犯十恶者，不适用八议等规定，且为常赦所不原，此即俗语所谓“十恶不赦”的渊源。这些特别规定充分体现了唐律的本质重点在于维护皇权、特权、传统的伦理纲常及伦理关系。（三）六杀、六赃与保辜1、六杀。《唐律》贼盗、斗讼篇中依犯罪人主观意图区分了“六杀”，即所谓的“谋杀”、“故杀”、“斗杀”、“误杀”、“过失杀”、“戏杀”等。唐律的“谋杀”指预谋杀人；“故杀”指事先虽无预谋，但情急杀人时已有杀人的意念；“斗杀”指在斗殴中因为激愤失手而把人杀死的杀人犯罪；“误杀”指由于种种原因错置了杀人对象；“过失杀”指“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至”，即出于过失杀人；“戏杀”指“以力共戏”而导致杀人。基于上述区别，唐律规定了不同的处罚。谋杀人，一般杀人罪数等处罚，但奴婢谋杀主，子孙谋杀尊亲则处于死刑，体现了对传统礼教原则的维护。故意杀人，一般处斩刑。误杀则减杀人罪一等处罚。斗杀也同样减杀人罪一等出罚。戏杀则减斗罪二等处罚。过失杀，一般“以赎论”，即允许以铜赎罪。“六杀”理论的出现，反映了唐律对传统杀人罪理论的发展与完善。2、六赃。六赃指《唐律》规定的六种非法获取公私财物的犯罪。唐律要求官吏廉洁奉公，严惩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或贪赃枉法的行为，唐律中均规定了较常人犯财产罪更重的刑罚。六赃具体包括以下罪名：一是“受财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枉法裁判的行为。《唐律》职制篇规定，凡官吏受财枉法，赃满15匹处绞。二是“受财不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但未枉法裁判行为。《唐律》职制篇规定，即使不枉法，赃满30匹也处仅于死刑的加役流。三是“受所监临”，指官吏利用职权非法收受所辖范围内百姓或下属财物的行为。《唐律》职制篇规定。官吏出差，不得在所到之处接受礼物，主动索取或强要财物的，加重处罚。监临主守官盗取自己所监临财物或被监临人财物的，比窃盗加二等处罚，赃满30匹者即绞。甚至规定，不得向被监临人借用财物；不得私自役使下属人员或利用职权经商牟利；否则依情节分别处以笞杖或徒刑。唐律还规定，官吏应约束其家人不得接受被监临人的财物，若家人有犯，比照官吏本人减等治罪。如监守自盗的比一般盗罪加等处罚，赃满30匹者即绞。四是“强盗”，指以暴力获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唐律》贼盗篇规定强盗处罚更严，虽不得财，也要处罚徒刑2年。持凶器是财者一尺徒三年，十匹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五是“窃盗”，指以隐蔽的手段将公私财物据为己有的行为。《唐律》贼盗篇对一般窃盗罪也严格规定，不得财者笞五十，得财者至五十匹处加役流刑。六是“坐赃”，指官吏或常人非因职权之便非法授受财物的行为。《唐律》杂律篇规定，官吏因事授受他人财物的即构成“坐赃”，同时禁止监临主守官在辖区内役使百姓，借贷财物，违者以坐赃论处。六赃的分类与按赃值定罪的原则为后世所继承，在明清律典中均有《六赃图》的配附。3、保辜。指对伤人罪的后果不是立即显露的，规定加害方在一定期限内对被害方伤情变化负责的一项特别制度。唐律规定：“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在限定的时间内受伤者死去，伤人者承担杀人的刑责；限外死去或限内以他故死亡者，伤人者只承担伤人的刑事责任。唐代确定保辜期限，用以判明伤人者的刑事责任，尽管不够科学，但较之以往却是一个进步。（四）五刑与刑罚原则1、唐律中的五刑。唐律承用隋《开皇律》中所确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作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体规格与《开皇律》稍有不同。（1）笞刑，为五刑中最轻一级刑罚，分为五等，由笞十到笞五十，每等加笞十；（2）杖刑，亦分五等，由六十至一百，每等加杖十；（3）徒刑，分为五等，自徒一年至徒三年，以半年为等差；（4）流刑，分为三等，即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另有加役流，都是流三千里，但到流放地后要在当地服役三年；（5）死刑，分斩、绞二等。2、唐律中的刑罚原则。（1）区分公、私罪的原则。唐律之所以要区分公罪与私罪，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各级官吏执行公务、行使职权的积极性，以便提高国家的统治效能；同时，防止某些官吏假公济私，以权谋私，保证法制的统一。（2）自首原则。一是严格区分自首与自新的界限。唐代以犯罪未被举发而能到官府交待罪行的，叫做自首。但犯罪被揭发或被官府查知逃亡后，再投案者，唐代称作自新。自新是被迫的，与自首性质不同。唐代对自新采取减轻刑事处罚的原则。二是规定谋反等重罪或造成严重后果危害无法挽回的犯罪不适用自首。凡“于人损伤，于物不可备偿”，“越渡关及奸，并私习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列”。即对前述犯罪投案的也不按自首处理。因为这些的后果已不能挽回。三是规定自首者可以免罪，但“正赃犹征如法”，即赃物必须按法律规定如数偿还，以防止自首者非法获财。四是自首不彻底的叫“自首不实”，对犯罪情节交待不彻底的叫“自首不尽”。《名例律》规定：“自首不实及自首不尽者”，各依“不实不尽之罪罪之。至死者，听减一等。”至于如实交待的部分，不再追究。此外，唐律规定，轻罪已发，能首重罪，免其重罪；审问它罪而能自首余罪的，免其死罪。出于分化打击犯罪的目的，唐律全面系统地发展了传统刑法的自首原则；这些内容影响到后世。（3）类推原则。《唐律·名例律》规定：“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即对律文无明文规定的同类案件，凡应减轻处罚的，则列举轻罪处罚规定，比照以解决重案。如疏议举律文说，谋杀尊亲处斩，但无已伤杀重罪的条文，在处理已伤尊亲的案件时，通过类推就可以知道更应处以斩刑。又举例说，夜半闯入人家，主人出于防卫，登时杀死闯入者，不论罪。律文没有致伤的条文，但比照规定，杀已不论罪，致伤更不论罪。唐代类推原则的完善反映了当时立法技术的发达。（4）化外人原则。《唐律·名例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即同国籍外国侨民在中国犯罪的，由唐王朝按其所属本国法律处理，实行属人主义原则，不同国籍侨民在中国犯罪者，按唐律处罚，实行属地主义原则。在当时不仅维护了国家主权，同时也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因大量外国侨民前来所引起的各种法律纠纷问题。（五）唐律的特点与中华法系1、“礼法合一”的特点。2、条简要与宽简适中的特点。3、立法技术完善的特点。4、唐律是中国传统法典的楷模与中华法系形成的标志。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超越国界，对亚洲诸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朝鲜《高丽律》篇章内容都取法于唐律。日本文武天皇制定《大宝律令》，也以唐律为蓝本。越南李太尊时期颁布的《刑书》，大都参用唐律。可见唐律不仅在本国，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一）《宋刑统》与编敕1、《宋刑统》。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在工部尚书判大理寺卿窦仪等人的奏请下，开始修订宋朝新的法典。同年7月完成，由太祖诏“付大理寺刻板摹印，颁行天下”，成为历史上第一部刊印颁行的法典。全称《宋建隆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是历史上第一部刊印颁行的法典。将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律条及有关敕、令、格、式、起请等条文作为一门。收录了五代时通行的部分敕、令、格、式，形成一种律令合编的法典结构。《刑统》的编纂体例可追溯至唐宣宗时颁行的《大中刑律统类》。北宋初一度沿用的《大周刑统》，便是《刑统》体例在五代时发展的结果。《刑统》在具体编纂上，仍以传统的刑律为主，同时将有关敕、令、格、式和朝廷禁令、州县常科等条文，都分类编附于后，使其成为一部具有统括性和综合性的法典。《宋刑统》和《唐律疏议》相比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两者的篇目、内容大体相同。《宋刑统》也是30卷，12篇502条。二是《宋刑统》在12篇的502条中又分为213门，将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律条及有关的敕、令、格、式、起请等条文作为一门。三是《宋刑统》收录了五代时通行的部分敕、令、格、式，形成一种律令合编的法典结构。四是《宋刑统》删去《唐律疏议》每篇前的历史渊源部分，因避讳对个别字也有改动，如将“大不敬”的“敬”字改为“恭”等。2、编敕。敕的本意是尊长对卑幼的一种训诫。南北朝以后成为皇帝诏令的一种。宋代的敕是指皇帝对特定的人或事所作的命令。敕的效力往往高于律，成为断案的依据。依宋代成法，皇帝的这种临时命令须经过中书省“制论”和门下省“封驳”，才被赋予通行全国的“敕”的法律效力。编敕，是将一个个单行的敕令整理成册，上升为一般法律式的一种立法过程。编敕是宋代一项重要和频繁的立法活动，神宗时还设有专门编敕的机构“编敕所”。从太祖时的《建隆编敕》开始，大凡新皇帝登极或改元，均要进行编敕。编敕的特点是：（1）仁宗前基本是“敕律并行”，编敕一般依律的体例分类，但独立于《宋刑统》之外。（2）神宗朝敕地位提高，“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于敕”，敕已到足以破律、代律的地步。（3）敕主要是关于犯罪与刑罚方面的规定，所谓“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二）刑罚的变化1、折杖法。《宋史·刑法志》说：“太祖受禅，始定折帐之制。”建隆四年颁行“折杖法”，意在笼络人心，改变五代以来刑罚严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规定：处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换成臀杖和脊杖。具体的折换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换成臀杖，杖后释放。徒刑折换成脊杖，杖后释放。流行折换成脊杖，杖后就地配役。折杖法使“流罪得免远徙，徒最的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折杖法对缓和社会矛盾曾有一定作用。单对反逆、强盗等重罪不予适用。具体执行当中也存在流弊，《宋史·刑法志》就曾说：“良民偶有过犯，致伤肢体，为终身之辱，而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2、配役。配役刑渊源于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后，原有的流刑实际上便称为配役。为补死刑和折杖后的诸刑刑差太大，有轻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种类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刑名。3凌迟。作为死刑的一种，凌迟始于五代时的西辽。（三）契约与婚姻法规（一）《大明律》与《明大诰》。（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年开始编修，于洪武三十年完成并颁布天下的法典，共计7篇30卷460条。它一改传统刑律体例，更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篇格局，用以适应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大明律》在法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律文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成为终明之世通行不改的封建大法。明律的制定经过了四个阶段：①吴天年《大明律》。鉴于元末法制败坏的教训，朱元璋曾说：“夫法度者，朝廷所以治天下也”。因此在吴元年（公元1367年）就命左相国李善长等草创律令，编律285条，令145条，到吴元年十二月“律令成，命颁行之”。这是最早拟定颁行的明代法律（《大明律》）。律文按唐律取舍编订，依《元典章》体例按六部顺序编定。为以后的《大明律》奠定了基础。②洪武六年《大明律》。洪武六年（公元1368年）冬又详定《大明律》，次年二月书成，其“篇目一准之于唐┅┅┅分为三十卷”。仿唐律12篇体例，名例律置于最后，内容繁于唐律。经朱元璋“亲加裁酌”后颁布。③洪武二十二年《大明律》。以后又因条例“增损不一”和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0年）废中书省、宰相，遂“更定大明律”。以后例一篇冠首，其下仿《元典章》编纂体例，按六部改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共30卷，460条。隋唐以降（元代例外）沿袭800年的法典结构至此一变。基本条款仍同唐律，只是明律“轻其轻罪，重其重罪”。在立法技术上较唐更为精细，体例也更趋完备和科学。以后又将洪武十八年和二十年的《大诰》，选出147条附于律后。④洪武三十年《大明律》。到了洪武三十年最后完成了《大明律诰》，“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明律从初创到定型，历时三十多年，表明立法的积极与慎重态度。（2）《明大诰》。朱元璋在修订《大明律》的同时，为防止“法外遗奸”，又在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至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间，手订四编《大诰》，共236条，具有与《大明律》相同的法律效力。《明大诰》集中体现了朱元璋“重典治世”的思想。大诰是明初的一种特别刑事法规。大诰之名来自儒家经典《尚书·大诰》，原为周公东征殷民时对臣民的训诫。明太祖将其亲自审理的案例加以整理汇编，并加上因案而发的“训导”，作为训诫臣民的特别法令颁布天下。大诰对于律中原有的罪名，一般都加重处罚。大诰的另一特点是滥用法外之刑，四编大诰中开列的刑罚如族诛、瘃首、断手、斩趾等等，都是汉律以来久不载于法令的酷刑。“重典治吏”是大诰的又一特点，其中大多数条文专为惩治贪官污吏而定，以此强化统治效能。大诰也是中国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规，每户人家必须有一本大诰，科举考试中也列入大诰的内容。明太祖死后，大诰被束之高阁，不具法律效力。（三）明清会典。（1）《大明法典》。明英宗时开始编修，孝宗弘治十五年初步编成，但未及颁行。武宗、世宗、神宗三朝重加校刊增补。《大明会典》基本依照《唐六典》以六部官制为纲，分述各行政机关职掌和事例。在每一官职之下，先载律令，次载事例。故《大明会典》就其内容、性质与作用来看，仍属行政法典，起着调整国家行政法律关系的作用。（2）《大清会典》与清代行政法。为了规范国家机关的组织、活动，加强行政管理，提高官吏的统治效能，自康煦朝开始，清廷仿效《明会典》编定《清会典》，记述各朝主要国家机关的职掌、事例、活动规则与有关制度。计有康煦、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部会典，合称“五朝会典”，统称《大清会典》。自乾隆二十七年编纂《乾隆会典开始，《清会典》的编纂一直遵循“以典为纲，以则例为目”的原则，典、例分别编辑遂成固定体例。“会典”所载，一般为国家基本体制，少有变动。具体的变更，则在增修“则例”中完成。（一）司法机关1、唐宋时期的司法机关。唐代沿袭隋制，皇帝以下设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执行各自司法职能。宋沿唐制，在中央设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分掌中央司法审判职权。（1）大理寺。（2）刑部与审刑院。（3）御史台。（4）唐代的“三司推事”。唐代中央或地方发生重大案件时。由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组成临时最高法庭审理，称为“三司推事”。有时地方发生重案，不便解往中央，则派大理寺评事、刑部员外郎、监察御史为“三司使”，前往审理。此外，唐代还设立都堂集议制，每逢发生重大死刑案件，皇帝下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以示慎刑。（5）地方司法机关，唐代地方司法机关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州县长官在进行司法审判时，均设佐史协助处理。州一级设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县一级设司法佐、史等。县以一乡官、里正对犯罪案件具有调解处理的权力，结果须呈报上级。宋代地方州县仍实行司法与行政合一之制。但从太宗时起加强地方司法监督，在州县之上，设立提点狱司，作为中央在地方各路的司法派机构。提点刑狱司定期巡视州县，监督审判，详录囚徒。凡地方官吏审判违法，轻者，提点刑狱司可以立即处断；重者，上报皇帝裁决。2、明清时期的司法机关。中央司法机构为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一改隋唐以降的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体系。（1）明代刑部增设十三清吏司，分掌各省刑民案件，加强对地方司法控制；清代刑部是清朝的主审机关，为六部之一，执掌全国“法律刑名”事务，下设十七清吏司分掌京师和各省审判事务，还设有追捕逃人的督捕司、秋审的秋审处、专掌律例修订的修订法法律馆。刑部是清朝最重要的司法机构，在处理全国法律事务方面一直起主导作用，主要负责：一是审理中央百官犯罪；二是审核地方上报的重案（死刑应交大理寺复核）；四是处理地方上诉案及秋审事宜；五是主持司法行政与律例修订事宜。（2）明代大理寺掌复核驳正，发现有“情词不明或失出入者”，驳回刑部改判，并再行复核。如此三改不当者，奏请皇帝裁决。依清律规定，大理寺的主要职责是复核死刑案件，平反冤狱，同时参与秋审、热审等会审，如发现刑部定罪量刑有误，可提出封驳。（3）明代都查院掌纠察。主要是纠察百司，司法活动仅限于会审及审理官吏犯罪案件，并无监督法律执行的原则。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清承明制，都查院是全国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察百官风纪、纠弹不法，同时负有监督刑部、大理寺之责，如刑部、大理寺发生严重错误，可提出纠弹。亦可参与重大案件的会审。中央上述三大司法机关统称“三法司”。对重大疑难案件三法司共同会审，称“三司会审”。（4）地方司法机关。3、管辖制度。明朝在交叉案件的管辖上，继承了唐律“以轻就重，以少就多，以后就先”的原则，同时又规定：“若词讼原告、被论在两处州县者，听原告就被论官司告理归结”，反映出明朝实行被告原则，减少推诿的立法意图。此外，明朝实行军民分诉辖制，凡军官、军人有犯，“与民不相干者”，一律“从本管军职衙门自行追问”。“在外军民词讼”有涉“叛逆机密重事”者，可允许“镇守总兵参将守备等官受理”。若军案衙门与当地官府，“一体约问”。从中反映出明代军事审判程序的健全与管辖制度的完善。4、延杖与厂卫。（1）延杖。即由皇帝下令，司礼监监刑，锦衣卫施刑，在朝堂之上杖责大臣的制度。皇帝法外用刑，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对法制实施造成恶劣影响。（2）“厂”、“卫”特务司法机关。这既是明代司法的一大特点，又是有明一代的一大弊政。“厂”直属皇帝的特务机关。“卫”是指皇帝任命亲信“提督”明末曾下令尽毁锦衣卫刑具，不许再用。到明后期，厂卫特务多达十余万，严重地干扰了司法工作。其一，奉旨行事，厂卫作出的裁决，三法司无权更改，有时还得执行。其二，非法逮捕行刑，不受法律约束。（二）诉讼制度三，清末司法体制的变化（一）司法体制的变革与四级三审制清政府对旧的诉工提和审判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也仅流于形式。表现在：1．清末司法的变化。改刑部为法部，掌管全国司法刑政事务；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实行审检合署。2．实行四级三审制。确立一系列近代意义上的诉工制度，实习感四级三审制，制定了刑事案件公诉制度.证据.保释制度；审判制度社会实行公开.回避等制度。初步规定了法官及检察官考试任用制度；改良监狱及狱政管理制度。（二）领事裁判权与审判和会审公廨1．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主要内容。又称“治外法权”，是外国侵略者在强迫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一种司法特权。凡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其在中国的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管辖，只由该国的领事或设在中国的司法机构依其本国法律裁判。确立于1834年7月22日在香港公布《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税则》及随后签定的《虎门条约》，并在其后签定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得以扩充。（1）内容。中国人与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间的诉公依被告原则；相同领事裁判权国家公民之间的诉讼由所属国审理；不同国家的侨民之间的诉公适用被告主义原则：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与非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之间的争公前者是被告则适用于悲哀高主义原则，后者是被告，则由中国法院管辖。（2）审理机构。一审由在华领事法院或法庭审理；二审上诉案件有3各国建立的上诉法院审理；终审案件，则由本国最高审判机关受理。（3）后果。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同时也是外国侵略者进行各种犯罪的护身符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工具。2．观审制度。西方列强取得在华领事裁判权后确立的强行干预中国审判的制度即外国人是韵告的案件，其所属国领事官员也有权前往观审，如认为审判.判决有不妥之处，可以提出新证据等。这种制度是原有领事裁判权扩充，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践踏。3．会审公廨。1864年清廷与英、美、法三国驻上海领事协议在租界内设立的特殊审判机关。凡涉及外国人案件，必须有领事官员参加会审；筏中国人内与外国人诉公案，由本国领事裁判或陪审，甚至租界内纯属中国人之间的诉工也由外国领事审判并操纵判决。它的确立，是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扩充和延伸。
宋代赈灾法律制度研究论文
1、两宋时期的社会救助制度虽然具有系统化和专门化的特点， 并制订了比较完善的内部规章制度和细则， 便于操作和管理， 且在救助项目和救助范围上，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经费来源上更加合理化、 多元化， 但还是存在着一系列比较明显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社会救助制度得不到长久稳定的发展， 在发展过程中时断时续、 屡遭破坏。在社会救助措施方面创新颇多， 但维系时间均不长久。二、 社会救助制度虽然不断趋向制度化和规范化， 但人为因素仍然比较明显。经常发生胥吏舞弊， 冒名领取救济钱款， 富庶之家隐瞒财产， 混入被救济者行列， 而使贫弱无告之人得不到应有的救助。 例如绍兴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提举两浙西路常平茶盐公事朱倬言： “比见郡县之间， 自冬继春， 所给乞丐钱米， 例皆付之胥吏， 遂使狡猾者数口之家皆欲支请， 而贫屡无以自存者反弃遗。” 三、 社会救助实践主要集中在城镇， 而往往不及于乡村，“又诸路州郡支常平米赈济， 往往止及城下， 其外县乡村亦皆不及， 甚非发政施仁之道。” 四、 由于经费短缺、 官吏失职， 导致有些社会救助机构规模偏狭， 收容量小甚至遭废弃。五、 社会救助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沦为官员谋取升迁、 猎取政绩的工具。宋代社会救助制度发展的黄金期出现在蔡京当政时期， 蔡京高度重视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 并以此作为考核官吏的重要依据， 而地方官员便投其所好， 竞相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 甚至出现雇请女使、 乳母， 张备帷帐、 酒馔等过奢行为， 这些行为违背了创办社会救助制度的初衷，也使社会救助制度沦为官员猎取政绩的工具。总的来说， 宋代社会救助制度渐趋成熟。 各类救助机构制定了具体可行的救助模式， 不论是对经费的管理和使用， 还是对工作、 受济人员的监督、 管理都有明确的规范， 在救助项目和救助范围上都有很大提高， 这是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我们也要看到， 宋代社会救助制度中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弊端，而这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 所以我们只有以历史的眼光， 才能对宋代社会救助制度作出相对客观的评价。2、荷兰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与荷兰政府角色的转变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从 50年代到 70年代 ,政府一直认为市场部门是导致低效率和不公平的一个重要源泉 ,因此力图用一个庞大的公共部门包括一个慷慨的社会保障制度来纠正市场的失灵。 然而现实表明这种政策是失败的 ,因为过于倚重公共部门和过度的收入再分配最终削弱了市场部门的作用 ,降低了市场的效率。 80年代以后 ,荷兰政府逐渐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 ,尤其是减少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 但与此 时 ,政府却加强了对社会保障体系的组织和管理的控制 ,消除了社会保障的管理权向工会以及雇主协会严重倾斜所导致的管理危机 ,提高了整个体系的运行效率。 荷兰的这种情况告诉我们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即使政府逐渐减少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影响程度 ,中央政府在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中也必须起主导作用 ,因为其他任何社会集团和利益群体都不可能真正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管理权向个别群体和集团倾斜只会导致普通劳动者和一般民众的利益受到损失 ,并且会导致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危机。3、 荷兰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中心内容是严格各种福利的享受资格审查 ,扩大个人、雇主以及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所应承担的责任 ,同时通过适当的经济以及其他政策手段提供正反两个方面的行为激励 ,以达到鼓励工作、减少福利依赖、打击福利欺诈的目的。 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 ,荷兰的改革又把重点放在了改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激励结构上 ,笔者认为这是导致荷兰的改革取得良好效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事实上 ,荷兰政府在改革的过程中很好地运用了经济学中的委托— 代理模型 ,即中央政府是整个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制订者以及中心控制者 ,但是在基层的具体社会保障事务管理方面 ,政府又可以采取授权的形式交给地方政府或者是其他市场组织来进行管理。 通过控制权和管理权的分离 ,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效率反而提高了。比如 ,改革后的荷兰基层社会保障事务管理机构可以是经过竞争之后产生的、与国家社会保险事务管理局签约的私营组织。再比如 ,在 1996年的荷兰社会救助法改革以后 ,这种制度也被运用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关系安排上来 ,地方政府在国家授权的范围内拥有一部分社会救助预算的管理权 ,从而增强了地方政府管理机构节约成本、提高效率、较少浪费的动力。 委托— 代理模型是市场经济中所存在的一种很成熟的控制体制 ,荷兰政府将其灵活地运用到了社会保障制度中来 ,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这一点不能不说是富有启发性的。 另外 ,荷兰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还部分地引入了一部分私人市场力量 ,比如 ,在强化雇主所应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的同时 ,允许企业到私营保险公司为自己所应承担的雇员疾病、伤残保险责任进行投保 ,这种制度安排不仅为雇主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提供了更充分的选择 ,而且也对国家所管理的社会保障计划提出了管理效率方面的挑战.
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农业大国。对于农业大国来讲，最致命的伤害就是自然灾害，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会导致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几乎每一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都会受到自然灾害的破坏。所以在历朝历代赈灾救济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宋朝是一个商品经济极为发达的朝代，虽然说经济政治文化都极为发达，但是在城市当中仍然避免不了天灾问题。宋朝推行仁政，更加重视赈灾以及社会救济，主要也是维护社会治安。
在宋朝赈灾救济这方面是极为有特点的，更加偏向制度化。
一、在宋朝之前出现的救济制度
在先秦时期是有两个阶段的，一个是先秦时期，另一个是唐朝。
先秦属于古代封建社会救济制度的萌芽时期，所以后来的赈灾救济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先秦时期，西周的救济制度是一个关键点，当时总共分为两类，
首先是对老弱病残进行救济，然后就是对于赈灾制度的完善，有关于赈灾制度共有12条措施。虽然说当时不能够完全的实施，但是为后代的制度完善提供了基础。
唐朝的赈灾制度是继承了前朝的，但是又有了一些其他的发展。到达唐朝经济发展变好了，国家出钱建立了一个养病的地方，会集中地进行管理，收容的是孤寡贫困的人。还有一种是对于弱势群体进行收养，并且将制度记入了唐史当中，这也是历史当中首次出现在书当中的收养制度。
二、宋朝有关于赈灾的事项
1、朝廷起的作用
在古代封建社会起到主要赈灾作用的还是朝廷，首要的是发挥行政作用。行政职能便是赈灾的一个内容，是由朝廷发起主导，而百姓们属于被动承受，是不会考虑经济第一的，完全为一种行政行为，这也是古代封建王朝最具有王权象征的一种手段。所有的赈灾所用的钱财都是由国库出，然后将必需品完全提供给受灾的人，对于发放的救济物品，会根据情况具体而定，也有可能会用借贷的方式收取少量的利息，或者是直接免息帮助受灾者。
在电视剧当中经常看到的一种场景就是搭建粥棚，赈灾这种方法是需要很多的人力物力的，并且灾民没有办法集中控制起来，组织起来并不是很容易。而这些措施是为了帮助灾民维持正常的生活，需求是临时性地渡过困难。虽然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是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正在是有一种先天条件的，就是要额外关注老幼病残之人。
朝廷在赈灾的时候，会在可管的范围之内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从而使社会变得更加的稳定，会衍生出与赈灾救济相适应的一些制度。
比如朝廷会对中产阶级以下的人延缓征收赋税，或者是直接免除。对于走投无路犯下一些罪名的人也会从宽处理，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鸡民招进兵营当中，或者是雇佣他们去修建工程。
宋朝时期政府所发起的救济制度是为了快一点完成这件事情，会依靠多种方式。也会加大各地方之间关于粮食的流通量，并建立起严格的关于赈灾方面的制度。同时也会收购鸡鸣的一些物品，或者是减免他们的商税，达到间接赈灾的目的。
朝廷作为中心还会发挥市场的性能，想要正在必须有雄厚的实力基础。我中国古代都是以农业为发展，在评判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时有一个标准便是人口和耕地的数量。宋朝是建立在五代十国之后，为了社会动荡以后，生产力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所以宋朝的统治者在创立之初的时候，为了能够休养生息，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明显的恢复，是推行了很多有关于利民的政策的。
宋朝的商品经济发达，为赈灾抚恤提供了很好的物质保障。活力强盛，也为大规模的赈灾提供了很可靠的物资，这属于杠杆儿作用。当出现灾害的时候，朝廷会停止征收粮食，这时粮价不至于很高。而国家也会减少对于商品的一些垄断进行开放，提供更多的商机，让他们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去度过灾年。
当然也会允许商人在从中牟利，可以借助商人的作用，使物价达到平衡。
2、赈灾的种类
赈给：
这是指朝廷的直接部门，会向受灾群众发放物资进行帮助，提供的都是生活的必需品。遵循的原则编制，先给老人，然后给幼儿和病患，这是宋朝正在制度当中必须要遵守的一个原则。
赈贷
这是以借贷的方式把东西给受灾的群众，当第2年作物成熟之后，还要将当时所收的朝廷的物资归还。这种方式对于曹婷来讲，会消耗财政更少一些，也能够及时解决了受灾人民的问题，同时又不会让朝廷陷入危机当中。但是也有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借出去的东西没有办法收回来。
劝分法
当宋朝处于战争当中，国库消耗得太多就会选用这种办法，是朝廷会让一些有能力的人，或者是家族帮助朝廷去救济灾民，这时说明中央的财力已经没有办法依靠了。
这是来自于社会民间的一种力量，当时政府是有一定的法律法规的，属于自愿性的，有能力的人积极号召，反响还是很好的。
赈栗
这种方式是指朝廷会向受到灾害的群众售卖比市价低的粮食去帮助他们度过这一段时间，其实这也是调节市场的一种手段。
因为后来灾害频发，国家的财政力量也并没有那么强大，所以会出现这种救灾的方式。
结语：
赈灾的制度发展到宋朝以后，已经有了规模而且更加的规范了。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王朝当中，制度能够真的惠及惠民的真的没有太多。而宋朝出现的这种制度也缓解了阶级矛盾，使得宋朝的经济发展得更快乐平凡，而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也有所提高。与此同时，对于后来的经济制度的完善，也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
宋朝不仅是面临着自然灾害，而且还常年受到战争的困扰，在这种状态之下，居然还能够保证百姓的安稳和稳定，这是因为政府的制度在其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在封建社会的传统背景之下，制度也是有一定的缺陷的，但是无论如何与其他朝代相比，这已经是封建王朝的一个大的巅峰时期。
因为宋朝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物质保障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宋朝懂得体恤百姓，将百姓的生命安危置于治国的首位，所以对于赈灾的措施，往往是积极有效的。
宋代前的救济制度先秦时期的救济制度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是先秦时期和唐代时期的制度，先秦时期作为我国古代救济制度的萌芽阶段，为后来朝代的救济制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先秦时期，西周的救济制度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当时西周的救济制度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对于老弱病残的救济，史记，将其称为，保息六政，保息六政有力的缓和了当时西周社会上阶级矛盾的冲突，第二类则是赈灾制度，以天灾有聚万民，一曰散利，十有二曰除盗贼，总计十二条措施，虽然并不能完全可行，但是为后代的赈灾制度提供了参考
宋代法律制度论文参考文献最新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法学论文的参考文献引用应当实事求是、科学合理，不可以为了凑数随便引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法学论文参考文献外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一) [1]范愉.司法制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3. [2]付子堂.法律功能论W].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52. [3]罗斯.社会控制[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53. [4]王利明.法治的社会需要司法公正[M].北京：法制出版社，2005. [5]程竹汝.司法改革与政治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 [6]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和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7]董必武.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M]北京：法院出版社，1982. [8]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8-9.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4. [10]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2. [11]孙万胜.司法权的法理之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34. [12]苏力.送法下乡一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00. [13]范偷.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47-555. [14]田有成.乡土社会的民间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 [15]顾培东.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纠纷解决之道[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4:1.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二) 1.沈跃东：《乡镇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职权的法规范分》，《法治研究》2012年第3期。 2.徐亚文：《口述历史与法律》，《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3.陈瑞华：《从 经验 到理论的法学 方法 》，《法学研究 》2011年第6期。 4.薛以胜：《法学研究方法初探》，《科技信息》2011年第3期。 5.崔二玲：《浅析法律方法》，《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1期。 6.罗旭南：《法学方法多样化在中国法律史教学中的适用》，《海南大学学报》(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7.刘颖：《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的耦合》，《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8.李云海：《中国法学研究方法浅》，《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31期。 9.谢晖：《论规范分析方法》，《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 10.冀海虹：《司法过程中法学方法之解读——以价值分析法为核心》，《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11.王丽霞：《<法学方法论>与法学方法 教育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2.冯 果：《法解释学等传统法学方法——未来中国经济法学的主流研究方法》，《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5期。 13.刘连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方法在宪法研究中的局限性——以“分离命题”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4.张传新：《法律方法的普遍智力品格及其限度——从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称谓争论谈起》,《求是学刊》2008年第5期。 15.魏治勋：《“规范分析”概念的分析》，《法学论坛》2008年第5期。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三) [1]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黎宏:《不作为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马生安：《行政行为研究—宪政下的行政行为基本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陈新民：《公法学札记》，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7]陆伟明：《服务行政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8]周叶中：《代议制度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袁裕来：《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 [10]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12]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4]梁津明、郭春明、郭庆珠、魏建新：《行政不作为之行政法律责任探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 [15]王振宇：《行政诉讼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四) [1]任丁秋.私人银行业与资产管理---瑞士范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邢毓静,巴曙松.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金融运行[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3]倪受彬.国有商业银行资本信托运营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4]盛学军.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监管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5]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中国金融稳定 报告 2012[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 [6]连建辉,孙焕民.走近私人银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李春满.私人银行业务[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 [8]曹彤,张秋林.中国私人银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9]李开国,张玉敏.中国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10]徐保满.金融信托与租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11]孟建华.洗钱与银行机构反洗钱[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12]卓泽渊.法律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3][英]莫德.全球私人银行业务管理[M].刘立达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14]王征宇,于江等编著.美国的个人征信局及其服务[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 [15]丁邦开,何俊坤等.社会信用法律制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五) [1]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2]张月满着《刑事证人证言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3]《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译者：罗结珍，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4]孙孝福《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运行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6月版 [5]田圣斌着《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6]宋英辉孙长永刘新魁等着《外国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7]刘根菊等着《刑事司法创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 [8]陈永生：《刑事诉讼的程序性制裁》，《现代法学》2004年第1期 [9]孙晶：《亲属作证特免权研究》，吉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10]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第二版》群众出版社2004年5月版 [11][德]尧厄尼希着，周翠译，《民事诉讼法：第27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12]程海霞：《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作证特免权制度研究》，安徽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13]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着(宋金寿主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14]厦门大学法律系编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5]韩延龙、常兆儒编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猜你喜欢： 1. 法学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2. 法学论文参考文献 3. 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4. 法学论文的参考文献 5. 法律本科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
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变迁，宋朝法制也呈现出不同于前代的许多特色。宋朝的法律制度有如下四个方面的特点：1、法律制度繁多，实行以敕代律。2、皇帝直接参与法律审判，进一步加强集权。3、民事立法及诉讼法丰富，体现了经济的繁荣。4、重视证据断案。宋代时期的科学技术已经有了十分快速的发展，我国许多的科技发明也是在宋代时期出现的，宋代的各项技术十分发达，尤其是在法医学方面，当时的宋代在世界上都是处于领先的位置。
法制传统与现代法治关系研究论文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在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人的领域和自然界领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古人对自然的总认识便是和谐。以下是我为您搜集整理的法制传统与现代法治关系研究论文，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摘要： 现代法治观念的引入和培养。必须以传统法律文化影响下的法制现状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才能使现代法制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融合真正能够操作和实现。因此，如何对待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的关系，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模式，是这一进程中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法制现代化;法律文化;法律传统
一、法制传统与现代法治关系的思路把握
(一)法律传统的内涵
法律传统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存在其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它与传统法律既相区别又相联系。法律传统体现了从过去沿袭传承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的某种法律精神与法律文化，作为具有深远影响的精神性因素，它经久不衰，成为现代人们法律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传统法律却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建构的法律制度及所形成的法律规范，是过去特定时间限度内客观存在的法律文化，而在现代条件下它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复存在。
(二)法律传统的深远影响
随着社会的不断演进变化，法律传统逐渐形成为一种历史文化力量，深深地扎根于普通民众的法律意识、心理、观念习惯和行为方式之中，成为社会成员信仰和认同的载体。所以，法律传统不仅构成了新社会法律发展的历史起点，影响着当下社会法律发展的各个领域，而且制约着一个社会法律文化的长期发展进程，有形或无形地左右着该社会法律的未来走向。
(三)对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共通性的探究
从法律的可移植性来看，在法律文明包含着一些一般性和具有普遍意义的要素，从法律文明的共通性来看，法律制度作为人类文化的形式之一，彼此间进行相互交流、融合和移植是可能的。因此，既不应忽视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要关注它们基于人类共性的相通性，并努力在人类文化的差异中寻求各种可能的互补，最终经由理解和化解而达于会通。法制现代化是以现代法治社会为价值取向的过程，反映了现代法治价值不断扩展的趋势。
二、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制的融合
(一)和谐价值取向下的纠纷调解机制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在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人的领域和自然界领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古人对自然的总认识便是和谐。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对于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均倾向于调解解决。由于调解机制可以为当事人节约纠纷解决的成本，减轻当事人以及司法部门的讼累，又可以防止矛盾激化，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关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能够产生出对商业交易尤为重要的信任感和减少风险的作用，因而成为在经济发展中起着积极作用的“社会资本”的宝贵部分。当代中国所独创的人民调解制度甚至还在世界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甚至在 1980年9月拟定了《调解规则》草案，中国人独创的人民调解方式已被联合国法律组织接受为综合治理的指导原则之一。
(二)通过加强人权的保障。实现现代法治与传统法律文化的融合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先秦时期文化仍可以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规范。人权包括人道精神、大同精神和法治精神。人道精神、大同精神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并不缺乏，而且相当丰富，中国缺少的法治精神。有待于从传统法律文化的人道主义、大同精神催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虽然没有法律权利的概念和法治精神，没有形成人权的概念，但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寓含着丰富的道德主义和和谐观念，相信人的理性和判断，尊重人的价值。儒家思想中的人人爱我，我爱人人，道教中的“道”为天地入主宰的思想，佛家呼吁“泛爱众”普渡众生，这些不仅对推进人权。
推行守法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能够统一和提升人权思想。传统法律文化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提高人们的人权意识。儒家主张道德教化。尤其是对掌权者的道德教化，“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说明道德教化的对象首先是统治阶级，然后推及普通老百姓，才会形成推己及人、上行下效的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仁”、“礼”、“道”等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与新的时代精神结合，良好的思想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必将能使人权理念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现代法治中建立切实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择其要者必须体现出对人的关怀，对人的尊重。当前，在刑事立法上，采取了罪刑法定原则、疑罪从无原则，改善监狱环境，提高刑事罪犯的服刑改造条件。在民商事立法上，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诉讼权利，增加可执行性和操作性强的法律条款，加大对不法商家的打击和处罚力度，弱化弱势群体的举证责任。在诉讼程序上，则强调程序的公正性。在刑事证据立法上，立法对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的关注，加大律师查阅、介入案件的权利等等。
(三)注重道德教化，强调社会综合治理，重视犯罪预防
在中国传统法制中，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包容的，法律受道德的内在支持，道德几乎成为法律的化身。刑罚实施的目的是实现道德教化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法治主义的轻视和怀疑，也为法律领域中人治主义倾向提供了可能。但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们对诚实与正直、善良与正义、安全与和谐以及社会福祉理想的追求。同时，它作为一种评价人们行为合理性的尺度，借助人们认同的原则和标准，可以在现代社会起到法律规范的补充作用。使道德约束和法律主治彼此协调，相得益彰，共同发挥着社会控制的机能。
论文关键词：法家思想现代法治影响
论文摘要：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现代法治是人类文明综合发展的产物，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走向法治，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法家是最重视法律的，且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法治”的主张。但其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
引言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治国的推崇。
2、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法家思想的负面消极影响
法家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是最重视法律的，对法律的研究也颇有成效。当代美国学者皮文睿高度概括了“形式的、浅度的”法治概念，即统治者的权力不是任意运用的、而是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的，其对立面是人治。基于本文第二部份的分析，我们应该可以说，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上述这种“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即法家重视法律规则，强调法律应在政治和社会中高度规范化的运行，注重以“法”治理国家。但是，现代法治必然要求是“实质的、深度的”法治，它是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人权概念相辅相成的。可见，法家的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现代法治讲求法律至上，而法家则强调君权至上
法律至上，即为“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①法律至上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理应置于首要位置。所有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与个人。法家君权至上的思想与法律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调和的。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和制度，前者以个人权力为权威，赋予最高权力以最高和最终的支配力;而后者则以法为最高权威，一切权力都要受法律支配。二者无论在价值取向或实际选择上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绝无调和的可能。
现代法治讲求权利平等，而法家思想则无权利平等观念
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就是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平等。只有人人平等，排除个别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才能实现法律至上与法的统治。法家思想中，最容易被认为有平等色彩的是其关于“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主张。我们不能因此过高地评价它的平等意义。首先，这种主张没有把君主包括在法律可制裁的范围内。其次，从法家人物的有关言论看，其主张的真实含义，是贵族犯法和庶民一样给以刑罚处罚。
现代法治讲求权力制约，而法家则倡导极端的君主专制
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公共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其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而法家倡导的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与现代法治的权力制约理论是不能相容的。民主与专制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真正的法治从来都是与民主连在一起的。而专制制度从根本上讲，是反法治的。法家理论是一套以维护君权为核心，为君主谋富国强兵、长治久安之道的政治理论，其最大特点在于肯定君主的绝对权力。这种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很难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
现代法治讲求权利本位，而法家的“法治”是以义务为本位的
权利本位是指，在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中人民权利是决定性的，根本的;在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之间，权利是决定性的，起主导作用的。权利本位文化的实质，是个人权力的实定化和义务的相对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自主关系。而法家之所以强调法律普及是为了使“民莫敢为非”①也就是说，法家讲法律普及目的在于使民众“配合”君主的专制统治，即韩非所言“以法教心”②法家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中的法治是刑法，其从来不为民众设定任何权利，民众从来只有服从的义务。这些都是与现代法治所追求的权利本位相矛盾的。
4、结语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去理解法家思想，其所反映的是当时与正在没落的封贵族和奴隶主贵族阶级相对的新型地主阶级的立场，具有进步和革新意义。本文第二部分已分析，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法家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对以“法”治国的推崇，尤其是其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对推动社会进步有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之间有不能相容之处。从根本上讲，现代法治与法家思想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系统中的理念和制度。法家思想的根本特点，在于把法看作实施君主之治的“帝王之具”，此与现代法治保护人权，约束权力的精神正好相反。从这个层次上讲，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不能与现代法治相比的。所以，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要正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代法治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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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方向法律制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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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章制度的概述及功能（一）、概述规章制度即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是指用人单位依法制定和公布的，在组织生产经营和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适用的，用来规范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行为准则。有学者认为①规章制度是指单位有权部门制定的以书面形式表达的并以一定方式公示的非针对个别事务的处理的规范总称。现实中大量规章制度不符合以上定义，通常以职工必须遵守的劳动纪律等形式出现，作为用人单位进行管理甚至任意处罚职工的“杀手锏”因而蜕变为用人单位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工具。“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规章制度，同一企业有不同内容的规章制度，首先规章制度必须出自单位权力部门，或经其审查批准，其次、规章制度必须按照企业内部规定的程序制作，如果法律对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又规定了特定的程序，必须遵循该程序，再次、规章制度必须向劳动者公示，第四、规章制度是规范，是有关权利义务的设定，非针对个别人个别事件。如企业就召开某次会议的特别决定就不是规章制度，但企业就会议制度做出规定，就是企业的规章制度组成部分。（二）规章制度功能 单位规章有以下功能： 1 .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可以保障企业合法有序地运作，将纠纷降低到最低限度； 2.好的企业规章制度可以保障企业的运作有序化、规范化，降低企业经营运①王昌硕.《劳动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作成本。 3.规章制度可以防止管理的任意性，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对职工来讲服从规章制度，比服从主管任意性的指挥更易于接受，制定和实施合理的规章制度能满足职工公平感的需要； 4.优秀的规章制度通过合理的设置权利义务责任，使职工能预测到自己的行为和努力的后果，激励员工为企业的目标和使命努力奋斗。二、规章制度分类 企业规章制度涉及面很广，包括经营企业管理制度，组织机构管理制度，办公总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会计管理制度，劳动规章制度，人事管理制度，员工勤务管理制度，员工培训制度，员工福利管理制度，生产管理制度，质量管理制度，采购管理制度， 仓储管理制度，销售管理制度，代理连锁业务管理制度，广告策划制度，CI管理制度，进出口管理制度，工程管理制度，信息管理制度等方面。劳动规章制度是规章制度中的一类，具体包括劳动合同管理、工资管理、社会保险福利待遇、工时休假、职工奖惩，以及其他劳动管理规定。②制定劳动规章制度既是用人单位的权利又是用人单位的义务。无论从用人单位的运作、发展和强大来看，还是从履行企业法定义务的角度看，建立和完善企业规章制度都有必要性。要想富先修路，企业要做大、做强就得先立制建章。路修得越好车跑得越快，成功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秘诀：建立适合本企业的优良的规章管理制度。三、劳动规章制度的渊源我国现行法上关于劳动规章制度的规定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宪法》将“遵守劳动纪律”作为公民的基本义务之一，意在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障劳动者有秩序地完成生产工作任务，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条第2款规定：“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提高职业技能，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第4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第25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第89条规定：“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007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②．《劳动部关于对新开办用人单位实行劳动规章制度备案制度的通知》劳动部1997年11月颁发出，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 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这些规定明确了劳动规章制度的制定主体，明定了劳动规章制度应当合于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主体法律法规的规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镇企业法》、《公司法》等有关主体法律。法规，都赋予了企业制定劳动规章制度的权利，并对劳动规章制度的制定程序作出了相应规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制定重要劳动规章制度必须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决定，其他企业制定重要劳动规章制度时，应当听取工会和职工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4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由此可见，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作为审理劳动争议的依据，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由用人单位的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制定，内容必须符合劳动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第二，必须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他民主程序通过，未设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用人单位，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等权力机构或者依相应的民主程序通过制定；第三，必须要明确告知劳动者，用人单位未尽告知义务的，不能作为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
公司法相关论文篇3 浅谈中小企业公司法的运用 一、发起人在公司成立中的单方行为 公司法并没有对成立中小企业中发起人单方行为进行规定,例如慈善捐赠、政府捐赠等。实际上,发起人通过单方行为实施捐赠或者获得捐赠时,可能是用自己名义,也可能是用成立中中小企业名义,如果有关立法不进行约束管制,发起人处于自身利益考虑可能会做出不良行为,造成成立中中小企业、债权人等有关主体利益受损。 在本人看来,公司法应增加以下规定内容,来弥补立法缺陷:发起人在中小企业成立过程中用自己名义实施捐赠等行为从而让中小企业受益的,有关所有法律责任由成立后中小企业承担,反之,发起人承担一切后果;而发起人出现接受捐赠等有关行为时,成立后中小企业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对于在中小企业无法成立情况下,因为发起人过错造成交易方利益受损问题处理办法,公司法并未明确规定。比如在中小企业成立过程中,由于发起人 广告 宣传错误造成交易方利益受损,抑或对交易方商业机密造成侵犯的情况。本人认为,公司法应进行以下规定来弥补立法缺陷:出现该情形的,按照侵权法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由发起人承担赔偿损失责任,不同发起人根据过错严重性承担具体赔偿份额。 二、《公司法》对成立中中小企业的责任规定不足与完善 成立中中小企业责任规定有利于保障其行为制度和人格制度有效落实。但是,对于成立中中小企业责任发起和清算内容,公司法规定不够具体全面。 (一)公司成立发起责任制度 责任发起主要针对发起人,根据公司法第28条第2款内容规定,“股份持有者不按之前规定额度出资的,应向已按规定额度按时出资的股份持有者承担违约责任”;而第31条内容规定,“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后,如果作为公司成立资本的非货币资产实际价值额度明显少于公司规定的价值额度,该资产出资方应当不足剩余差额;成立中公司其他股份持有者也要承担责任。”公司法的这两条发起责任规定存在一定缺陷,具体包括:首先,规定没有明确提到货币资产出资问题。对于这点,立法机关看来可能是因为货币出资必然要经过验资程序,所以认为发起人出资一定是足额的。但实际上,发起人可以利用虚假出资等 方法 来混过验资环节,抑或和验资机构合伙取成功验资资格,这种情况十分常见。 在本人看来,有关条款中应加入规定“发起人货币出资必须足额”。其次,针对发起人出资行为,我国法律是按中小企业成立前后进行分类的。中小企业成立前,发起人如果不按规定出资就属于违约行为,所以并不直接向中小企业承担出资责任;中小企业成立后,按照合同法第28条规定,如果发起人出资不足,应当负责补足额度,其他有关发起人也要承担责任。本人认为后一种责任规定太过简单。 (二)公司成立清算责任制度 不管公司无法成立,还是成立公司无效,中小企业在成立过程中或者成立后都失去了法人资格而要进行责任清算。但是关于怎样清算以及怎样承担责任问题,公司法并未进行具体规定。在本人看来,立法内容应加入以下规定,从而完善公司成立清算责任制度:第一,中小企业在成立过程中不具备法人主体人格,相当于是一种合伙状态,所以可以按照合伙中小企业法来进行清算;第二,如果成立中中小企业有相应的清算规定,可以按照中小企业规定进行; 第三,清算成立中中小企业时,应把股资返还给非发起人股东,按照普通债权人进行处理。这不仅可以保护非发起人股东利益,也满足公司法中第95条对于发起人责任规定的处理要求。如果成立中中小企业资产无法清偿所有债务,由于发起人承担成立中中小企业债务连带责任,所以由发起人偿还。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公司法应尽早弥补以上立法缺失,基于现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发展,这样才能丰富理论内涵,并科学指导实践活动。只有成立中中小企业民事地位得到法律形式确立,对其性质进行合理解释,重新构建公司成立责任机制,才能协调处理好不同法律关系问题,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从而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公司法相关论文篇4 浅谈公司法所面临的转变 1、现行公司法中主要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经济体制不断发生变革，而公司法1993年在制定实行之初至今的变动并不大，面对当前市场经济状况难免会力有不逮。公司法的制定是秉持“法律内容应当较为完整，且具备大致的基本规范，拥有合理的法律框架”的基本理念。为了使公司法更加完善，更加适应当前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发展状况，下面我们就对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总结， 以填补当前公司法中的部分空白。 第一，注重法律框架设计，缺乏具体的操作设计。于1993年颁布的公司法对框架设计较为注重，就以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来说，不能说是面面俱到，但也算是较为全面了。“坚持公司法内容较为完整，具备大体的法律基本规范，框架合理”它既是人们的意见，同时也是公司法草案的起草原则。公司法的制定顺应了当时经济发展的状况，具备公司设立及运营的基本架构规则，注意框架设计 然而在操作层面设计上，略显不足，表现为以下几点： 存在法律空白。例如在公司法中没有制定出明确的规定，并将决定权交由其他法律法规或授权国务院，据统计，公司法约有8处法律规定由国务院制定，法律和法规中有8处另行规定，由国家做具有股东大会临时召开的股东大会，它是公司法赋予少数股东的权利。 但在公司法中却未明确该项权利的具体内容，股份持有多久具备该项权利、哪种请求方式属于正当请求、请求不被采纳时应如何救济等等问题在公司法中并未有明确的规定。 一旦遇到股东大会困难，就会产生解决困难;某些“不作为”规定，没有相应的法律后果规定;部分制度存在设计实施障碍和疑点。 第二，重视过程设计，忽略了“行为人”设计。过程是指公司法对办事程序及行为过程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对于行为实施者的具体的义务和责任并未设计。 第三，注重组织设计，轻视了机制与机理的条件设计。公司开展有效经营应当以完善的组织机构为前提，现行的公司法比较注重组织机构设计。在公司法中对公司业务执行、经营决策机关、权利机关以及监督机关的职权和组成均有明确规定。但对于组织机构的机制和机理方面就显得有些薄弱。 2、公司法修改应遵循的指导思想 修改公司法时应当从公司法性质与公司性质两方面出发。公司法与公司具有怎样的性质?首先公司法是商法的～部分，它主要对公司内外关系加以调整，在一定程度具有法律强制性，但调整主体是平等的，因此，将公司法界定为私法领域是毋庸置疑的。公司是企业法人的一种，它是一个扩大的个人，并不是一个缩小的社会。 从民法通则中的第42条可以看出，公司法人是一种经营性组织，可将其看做商事主体。从公司与公司法性质对现行公司法进行修改，就是要增加其任意性规则，减少强行性的规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投资都具有风险，责任自负和风险自担是公司的根本原则。因此，修改后的公司法应对规则的充分性与相关当事人公正性加以强调。我们对修改公司法的指导思想归纳如下： 适应世贸组织要求，借鉴成功的法律 经验 在我国公司法案起草时，公司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普遍的企业形式，因而世界各国在公司法案方面均有所涉猎，为了填补我国公司法的空白，我们应当借鉴过程成功的经验如股东共有限责任原则、股东平等原则等。我们可以从降低企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实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授权制、设立公司准则主义和揭开公司神秘面纱的原则对我国现行公司草案进行修改，增强其实用性和全面性。 实施有限责任公司简化规则，突出股份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二者之间的区别。我国公司法中将公司规定为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两种，其用意无非是将公司形式的决定权交到了投资者手里。而现行的公司法对这两种形式的差别明确的区分，虽然有部分规定了欧诺公司组织结构进行区分，但是仍较为复杂。为了使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的简便易行特点更为突出，公司法是否可在以下方面加以改进： 现行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制度。我国自1979年的7月以来，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一直实行董事会为公司权力机关的制度，并未在董事会之上设立上位机关股东会。这种体制有别于现行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机构制度，由于其已运行了2O年，我们可进行该方面的相关经验总结，吸收对公司法修改有益之处。比方说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对应作出的决议表示同意，就无需再召开股东会会议;或经全体股东同意，可以不经过召集程序而召开股东会会议。注意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少这一的特点，注意一些召集股东会与股东议决方式的设计。将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会和董事会适用范围缩小，对其进行限制。适当对现行公司法中只设执行董事及一两个监事的做法加以改动。 分别实行国有企业改革立法和公司立法公司法制定之季，恰逢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实行阶段。 因而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公司制作为国有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做出了一定的探索，又成为人们的～种共识。因此，公司法容纳了不少国有企业改革的内容。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不能不注意到。由于公司立法与国有企业改革立法的混同进行，使公司法中出现了不少仅为国有企业改革或国有投资主体规定的规则，导致规则之间的不协调，不利于公司法的实施。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自身特点很突出的问题，将其与其他立法一起进行，不利于解决这些问题。 相反，单独立法则有利于解决国有企业改革的特殊问题。依此思路，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特殊问题，诸如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有财产保护、国有职工的安置、土地使用权处置、国有资产的运营体制、国有股股权的行使，等等，可以单独制定为一个立法文件，譬如命名为“国有企业改制法”。而公司法修改则不必再与国有企业改革扭在一起，而只需完善公司应遵循的共同规则，包括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后遵循的规则。至于国有企业如何为成为公司创造条件，公司法则不必过问了。 应当充分体现我国公司法精神利用法律形式来塑造公司法律人格是我国公司法主要体现的精神，并以公司所有同公司经营分离为前提，通过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来实现对公司法律人格的完善。 3、结束语： 公司法的健全和完善是对企业投资者和债权人行使权利的保证，同时也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表现。本文仅对公司法需要改进的方面进行了浅要的描述，以为我国公司法的不断完善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猜你喜欢： 1. 公司法论文范文免费下载 2. 公司法论文范文 3. 公司法论文参考题目 4. 公司法论文题目 5. 有关公司法论文范文
浅析有限合伙企业的几个问题摘 要：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在中国第一次确立了有限合伙的法律地位，为中国创业投资的发展扫清了法律障碍，但在有限合伙企业实际运作过程中，仍然存在众多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就有限合伙企业的名称登记问题、普通合伙人的构成问题、合伙人人数问题、投资领域问题、证券投资问题及有限合伙人安全港规则等六个问题进行分别论述。关键词：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合伙企业法前 言有限合伙的魅力源自于它自身的商业风险和利益机制的关系。有限合伙作为一种商业组织形式，从历史考证的角度，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但它的经济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似乎是在1980年以来的事情，最主要的是应用到风险投资业上，即它与风险投资的投资收益金融经济行为结合，创新出来的“有限合伙基金”是美国风险投资机构普遍采用的企业制度安排。在美国风险投资中有限合伙关系的组织形式已经控制了80%以上的风险投资额。正是因为国内创业投资企业对有限合伙的呼唤，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增加了有限合伙的规定，在中国第一次真正确立了有限合伙的法律地位，为中国创业投资的发展扫清了法律障碍，但有限合伙企业在实际运作中仍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本文就笔者接触到的有限合伙企业运作过程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以提供借鉴。正 文一、关于有限合伙企业的名称问题有限合伙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之一，应有自己的名称。只有拥有自己的名称，才能以自己的名义参与民商事法律关系，从事经营活动，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就合伙企业的名称登记管理颁布专项规定，因此有限合伙企业的名称登记管理须遵守《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做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工商个字[2007]108号)的规定。但前述规定并未就合伙企业的名称登记管理作出具体规定，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做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只规定“登记机关应当依照《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和《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依法核准合伙企业的名称。合伙企业名称中的组织形式后标明的“普通合伙”、“特殊普通合伙”或者“有限合伙”字样，应当置于括号内。”从而导致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合伙企业的名称核准问题存在不同的标准。在实践中，有些创投型有限合伙企业希望在名称中使用“中心”、“机构”等字样，在天津等地就允许使用“中心”字样，但在大部分地区还是不允许使用“中心”字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不通过带有“中心”字样的名称预核准，但结果就是不核准。同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对合伙企业进行登记时，一般要求有限合伙企业的名称中不得使用“公司”字样，理由是《公司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设立公司应当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的，不得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也不得称为“公司”。但笔者认为在有限合伙企业名称中不允许使用“公司”字样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因为《公司法》未规定非公司企业不能使用“公司”字样，且使用“公司”字样并不当然表明企业的责任形式，而且在实践中存在除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采用“公司”字样的现象。对于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的名称如何管理登记，现在各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操作不一，亟待出台细则加以规定，既为投资者提供明确的方向，也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供操作规范。二、关于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构成问题根据《合伙企业法》第61条的规定，有限合伙企业至少应当有一个普通合伙人。因此从有限合伙的组成而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法人能否可以作为有限合伙中的普通合伙人?从世界各国的立法情况来看，该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答案，但可以大致分为禁止、允许或授权合伙人意思自治等几种模式。在实践中，有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允许法人成为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只允许自然人成为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理由是《公司法》第十五条 “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的规定。笔者认为上述这种理解是错误的。虽然《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但《合伙企业法》第三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由此可见《合伙企业法》对于一般公司法人成为普通合伙人没有明确禁止，同时《合伙企业法》第三条的规定就是《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的内容，因此无论是《公司法》还是《合伙企业法》都对法人担任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留下了可能的空间。在实践中，中国境内已陆续设立以创业投资为主营业务的有限合伙企业。该等企业依据《合伙企业法》规定的有限合伙企业形式注册登记，其有限合伙人包括企业投资者和自然人投资者，而普通合伙人中亦出现了中国境内的有限责任公司。由此可见，有些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实际操作中也认可法人担任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三、关于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人数问题根据《合伙企业法》第61条、第75条的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合伙人设立;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有限合伙企业至少应当有一个普通合伙人。如果仅剩有限合伙人的，有限合伙企业应当解散。根据相关立法人员的解释，《合伙企业法》对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人数的限制，是为了防止发生大规模的变相非法集资，但该规定已对很多创投型的有限合伙企业带来了操作上的困难。实际上很多创投型的有限合伙企业，法律意义上的合伙人人数在50人以下，但实际意义上的合伙人人数突破了50人的限制，普遍采用了隐名合伙的方式规避50人的限制，即由一小部分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在工商登记上予以明示，而其他投资者则作为“隐名合伙人”，从而进行较大规模的基金私募。隐名合伙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对于他方经营的事业进行出资，从而分享其营业利益并分担其损失的合同。隐名合伙实质上是一种融资合同关系，并不是商事主体，它只要双方达成协议即可，无需进行登记。隐名合伙与有限合伙相同的地方在于，隐名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均只以其出资为限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他们也都不享有对合伙企业的对外代表权和事务执行权。公司中的隐名股东在符合一定条件时可以通过变更工商登记成为显名股东，而合伙企业中的隐名合伙人，是不能要求成为显名合伙人的。创投型有限合伙企业的处理模式，使得《合伙企业法》第61条对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人数限制的规定名存实亡。四、关于有限合伙企业的股权投资领域问题目前，有限合伙企业这种组织形式，更多地为创投企业所采用。但采用有限合伙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对股权投资领域会有一定的限制。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有限合伙企业不能投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如根据2006年2月1日施行的《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规定，设立股份制商业银行应当有符合条件的发起人，发起人包括境内金融机构、境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和银监会认可的其他发起人。境内非金融机构作为股份制商业银行法人机构发起人，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法人资格。由于有限合伙企业系非法人组织，因此不具备发起人的资格条件，无缘参与组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因此有限合伙企业的股权投资领域有了一定的限制。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有限合伙企业这种新型的组织形式，在2007年6月1日施行的《合伙企业法》中首次确认法律地位，在中国尚未成为民商事主体的典型组织形态，需要有一个发展的历程来争取自己的法律地位。如有限合伙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在中国发展到类似于在美国的这种状态，那么我们相信，立法者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时也会充分重视有限合伙企业，扩大有限合伙企业的投资领域和参与领域，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五、关于有限合伙企业的证券投资问题目前国内的证券法律、法规允许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的其他组织或机构参与证券投资、开立证券帐户，个人、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社会团体、外商投资企业等都可以独立开设证券帐户，并且也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对有限合伙企业参与证券投资进行限制性或禁止性的规定。但有限合伙企业不能开立证券投资帐户，是国内私募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证券法》第166条规定：“投资者委托证券公司进行证券交易，应当申请开立证券账户。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以投资者本人的名义为投资者开立证券账户。投资者申请开立账户，必须持有证明中国公民身份或者中国法人资格的合法证件。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就是由于《证券法》规定投资者申请开立账户要提供证明中国公民身份或者中国法人资格的合法证件，同时由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中心现有的证券帐户开户系统没有设置合伙企业这一主体，导致有限合伙企业无法参与证券投资，这已影响了创投型有限合伙企业的基本运营，并且成为完全背离有限合伙制度创设目的的核心问题。笔者建议相关主管部门应充分利用《证券法》第166条“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尽早出台合伙企业可以开立证券帐户的特别说明，同时对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中心的系统进行修改或升级，以满足现实的需要。六、关于有限合伙人的安全港规则《合伙企业法》规定了有限合伙人可以行使某些权利，如参与决定普通合伙人入伙、退伙，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建议，参与选择承办有限合伙企业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获取经审计的有限合伙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查阅有限合伙企业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向有责任的合伙人主张权利或者提起诉讼，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本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依法为本企业提供担保。同时《合伙企业法》明确，有限合伙人在行使前述权利时，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仍然以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责任，这就是所谓的安全港规则。但如果有限合伙人违反了安全港规则，行使了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权利，如有限合伙人在有限合伙协议约定的投资范围、投资领域内要求参与投资表决，有限合伙人希望参与投资决策委员会来影响普通合伙人对投资事项的决策，有限合伙人动不动要求召开有限合伙人代表委员会会议要求对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进行干涉，这样的行为会被视为违反《合伙企业法》有限合伙的基本制度，有限合伙人丧失有限责任保护而演变为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对于超越《合伙企业法》第68条的范围从事合伙事务的，对外就该笔交易向第三人承担与普通合伙人一样的无限连带责任，对内将对受损失的合伙企业或其他合伙人承担赔偿责任。在一些创投型有限合伙企业中，部分有限合伙人尚未真正理解有限合伙制度创设的目的和意义，用公司的概念来解读有限合伙企业，用公司中股东的权利来想象有限合伙企业中有限合伙人的权利，这样很容易违反安全港规则，使有限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结 语有限合伙企业作为创业投资行业最好的商业组织形式之一，我们期待它充分利用自身的商业风险和利益机制的关系，发挥最大的效应。同时各主管部门应该充分重视有限合伙这一组织形式，完善各种配套的法律法规，为有限合伙企业的发展扫除各种法律障碍。
唐朝婚姻法律制度论文开题报告
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使皇帝也只是有一个老婆，但那个时候的内容只要有条件，可以娶很多个老婆，但那叫妾，不能称妻。妾下面还有通房丫头。只有办了手续的通房丫头才能称妾。如《红楼梦》里的赵姨娘。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人类社会的三大生产中，婚姻是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实体。由于人类自身生产使人类的生命得到延续，从而形成各种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心理和礼俗。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从事于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品的生产，其中一些产品则成为文化的物化成果；而人类精神生产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又作为精神文化反作用于物质生产和人类的自身生产。正是由于婚姻在上述三大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被称为“婚姻大事”。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把婚姻当做人际关系的开端。《易·系辞》：“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自然界由阴、阳二气交感所产生，人类是由男女交接而产生。纳西族东巴经象形文字中有关于人类自然产生的观念，与《易·系辞》的说法相近。在天地之间产生气，气变成蛙，蛙变为人类（男人由天上生，女人由地上生，天地产生人类）。这是对产生人类的原始看法。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认为：“昏（婚）礼者，礼之本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1)。它把婚姻家庭视为组成社会肌体的胚胎。我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于丈夫,即使丈夫死了也不准改嫁,从一而终。而男子却可以三妻四妾，皇帝有三宫六院，一般的达官贵人亦都妻妾成群。一个男人能娶多少女人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而这些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只有被称为正室的女人才具有妻子的资格，其余只能处於从属地位。翻开《红楼梦》看看，王夫人和赵姨娘的家庭地位是多么不同，就是她们的儿子在家中的地位也是天壤之别。但在众多妻妾中正室只能是一人，否则，为什么贾宝玉不能同时娶林黛玉和薛宝钗为妻呢？所以我国古代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千百年来上演了多少人间悲剧？它是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指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一娶亲程式，周代即已确立，最早见于《礼记·昏义》。以后各代大多沿袭周礼，但名目和内容有所更动。一、纳采六礼之首礼。男方欲与女方结亲，请媒妁往女方提亲，得到应允后，再请媒妁正式向女家纳“采择之礼”。《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古纳采礼的礼物只用雁。纳采是全部婚姻程序的开始。后世纳采仪式基本循周制，而礼物另有规定。二、问名六礼中第二礼。即男方遣媒人到女家询问女方姓名，生辰八字。取回庚贴后，卜吉合八字。《仪礼·士昏礼》：“宾执雁，请问名；主人许，宾入授。”郑玄注：“问名者，将归卜其吉凶。”贾公彦疏：“问名者，问女之姓氏。”三、纳吉六礼中第三礼。是男方问名、合八字后，将卜婚的吉兆通知女方，并送礼表示要订婚的礼仪。古时，纳吉也要行奠雁礼。郑玄注：“归卜于庙，得吉兆，复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于是定。” 四、纳征亦称纳成、纳币。六礼中第四礼。就是男方向女方送聘礼。《礼记·昏义》孔颖达疏：“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男方是在纳吉得知女方允婚后才可行纳征礼的，行纳征礼不用雁，是六礼唯一不用雁的礼仪，可见古人义礼之分明。历代纳征的礼物各有定制，民间多用首饰、细帛等项为女行聘，谓之纳币，后演变为财礼。五、请期又称告期，俗称选日子。六礼中第五礼。是男家派人到女家去通知成亲迎娶的日期。《仪礼·士昏礼》：“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请期仪式历代相同，即男家派使进去女家请期，送礼，然后致辞，说明所定婚期，女父表示接受，最后使者返回复命。六、亲迎又称迎亲。六礼中第六礼。是新郎亲自迎娶新娘回家的礼仪。《诗经·大雅·大明》：“大邦有子， 天之妹，女定阙祥，亲迎于渭。”亲迎礼始于周代，女王成婚时也曾亲迎于渭水。此礼历代沿袭，为婚礼的开端。亲迎礼形式多样。至清代，新郎亲迎，披红戴花，或乘马，或坐轿到女家，傧相赞引拜其岳父母以及诸亲。岳家为加双花披红作交文，御轮三周，先归。新娘由其兄长等用锦衾裹抱至轿内。轿起，女家亲属数人伴送，称“送亲”，新郎在家迎侯。聘娶六礼中，雁是最重要的礼品。后汉班固在《白虎通·嫁娶》对用雁作为礼品作了解释：“《礼》曰：女子十五许嫁，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以雁为贽。纳征用玄熏，故不用雁也。贽用雁者，取其随时而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夺女子之时也；又是随阳之鸟，妻从夫之义也；又取飞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也。又昏礼贽不用死雉，故用雁也。”古人以雁为礼，一取雁是候鸟，每年秋分时节南去，春分时节北返，来往有时，从不失信。喻男女婚前互守信约，婚后夫妻坚贞不渝。二取雁是随阳之鸟，喻妇人出嫁从夫；三取雁行有序，飞时成行，止时成列，迁徙中老壮雁率前引导，幼弱雁尾随跟紧，井然不紊，喻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由于雁是飞禽，很难捕捉，后人以鹅代雁，谓之“雁鹅”。 经过此“六礼”，婚姻正式成立。如此复杂漫长的过程，都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中牵引，而真正结婚的男女双方都未直接参与，只有在结婚完成之后才见对方模样。如此玄妙的结合，是谓千里姻缘一线牵，男女之间的姻缘，要经过媒人的物色，经过生辰八字批合吉凶，就仿佛两个今生素不相识的人，不知经过几世的修缘，今生在出生之时，就以定下姻缘，共度一生。我国古代社会实行许可离婚、专权离婚、限制离婚的制度。反映在离婚方式上，以“出妻”为主，以“义绝”、“和离”和一定条件下的“呈诉离婚”为补充。第一，出妻制度。出妻，即男子强制休妻，是我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离婚方式。我国古代的“礼”和“法”为男子休妻规定了七种理由，这就是所谓“七出”。《大戴礼记·本命》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是指儿媳不孝顺公婆，得不到公婆的欢心，尽管妇女没有过错，只要公婆不喜欢儿媳，即可成为出妻的理由。无子，即妻子不生儿子，封建时代的法律规定“四十九以下无子，不合出之”。淫，即指妻子与人通奸。妒忌，在古代社会，官宦豪绅除娶一个正妻外，还可以纳妾。如果女子从思想、行为上不准丈夫纳妾，男子可以此为理由将她休掉。恶疾，指妻子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据考证，这里的恶疾，主要指的是麻风病。多言，指妻子多言多语，离间了夫家的亲属关系。窃盗，指妻子擅自动用家庭财产。在古代社会，妻子对家庭财产没有处理权，私自动用家财就被认为是盗窃。为维护封建道德，古代婚姻制度又规定了三种丈夫不得休妻的法定事由，客观上取得了保护女性权利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三不去”，即使妻子有“七出”的理由，丈夫也不得将其休弃。其内容，按照《大戴礼》所记载为：“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即：妻子无娘家可归、无所依附的，不能休；和丈夫一起为公婆服过三年丧的，不能休；结婚时夫家贫贱，曾与夫同甘共苦，后来富贵了，不能休。第二，和离制度。和离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允许夫妻通过协议自愿离异的法律制度。但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受着传统的“三从四德”和贞操观念的严重束缚，很难真正实现其离婚的愿望。所谓和离，大多是一种协议休妻或“放妻”，往往成为男方为掩盖“出妻”原因，以避免“家丑外扬”而采取的一种变通形式。第三，义绝制度。义绝制度不是独立的离婚制度，而是一种刑事案件附带的民事法律后果。如果夫妻之间，夫妻一方与他方的一定亲属间，或者双方的一定亲属间发生了法律所指明的相互侵害如殴斗、相杀等犯罪事件，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夫妻关系必须解除。 义绝具有强制性，合当义绝而不绝者要受到处罚。第四，呈诉离婚制度。所谓呈诉离婚，即发生特定事由时由官司处断的离婚。依封建法律规定，如果“妻背夫在逃”、“夫逃亡三年”、“夫逼妻为娼”、“翁欺奸男妇”等，男女双方都可以呈诉要求解除婚姻关系。
法律分析：唐代法定的婚姻年龄，唐太宗贞观元年定为：“男20岁，女15岁”就可以结婚；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唐玄宗为了增加人口，把结婚年龄又降低到“男15岁，女13岁”。 唐代确立婚姻关系第一步是立“婚书”。因唐代法律规定长辈可以包办子女的婚姻，子女如果不服从，法律规定，丈责一百，因而，决定了唐代的婚姻并不是自由恋爱，一般不能体现青年男女的个人意愿。 除了立“婚书”外，唐代由于受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婚俗的影响，买卖婚姻非常普遍。
法律依据：《中华人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四十九条 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完成结婚登记，即确立婚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
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使皇帝也只是有一个老婆，但那个时候的内容只要有条件，可以娶很多个老婆，但那叫妾，不能称妻。妾下面还有通房丫头。只有办了手续的通房丫头才能称妾。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人类社会的三大生产中，婚姻是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实体。由于人类自身生产使人类的生命得到延续，从而形成各种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心理和礼俗。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从事于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品的生产，其中一些产品则成为文化的物化成果；而人类精神生产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又作为精神文化反作用于物质生产和人类的自身生产。正是由于婚姻在上述三大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被称为“婚姻大事”。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把婚姻当做人际关系的开端。《易·系辞》：“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自然界由阴、阳二气交感所产生，人类是由男女交接而产生。纳西族东巴经象形文字中有关于人类自然产生的观念，与《易·系辞》的说法相近。在天地之间产生气，气变成蛙，蛙变为人类（男人由天上生，女人由地上生，天地产生人类）。这是对产生人类的原始看法。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认为：“昏（婚）礼者，礼之本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1)。它把婚姻家庭视为组成社会肌体的胚胎。我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于丈夫,即使丈夫死了也不准改嫁,从一而终。而男子却可以三妻四妾，皇帝有三宫六院，一般的达官贵人亦都妻妾成群。一个男人能娶多少女人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而这些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只有被称为正室的女人才具有妻子的资格，其余只能处於从属地位。翻开《红楼梦》看看，王夫人和赵姨娘的家庭地位是多么不同，就是她们的儿子在家中的地位也是天壤之别。但在众多妻妾中正室只能是一人，否则，为什么贾宝玉不能同时娶林黛玉和薛宝钗为妻呢？所以我国古代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千百年来上演了多少人间悲剧？它是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中国婚姻关系的本质精髓所在，即为“伦理”。它刚开始是作为一种社会风气习俗以及道德观念而存在，直至唐朝才以法律的形式完整而全面的确认了这种封建伦常关系，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即《唐律•户婚律》。《唐律•户婚律》是关于户籍、土地、赋税以及婚姻家庭制度等方面的法律。其中的婚姻家庭制度包括了婚姻关系的缔结、保持以及解除。在此本文仅从婚姻家庭制度中婚姻关系的解除方面来看唐朝伦理道德思想渗入社会生活乃至婚姻关系的状况。《唐律•户婚律》对离婚有二种规定。第一，强制离婚，它包括官府强制离婚和丈夫强制离婚。官府强制离婚是指夫妻凡发现有“违律为婚”、“嫁娶违律”、“义绝”者，实施强制离婚。丈夫强制离婚是指妻子犯了“七出”之条，丈夫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的“出妻”“休妻”；第二，协议离婚，是指夫妻双方自愿离异，即所谓“和离”。
一、唐朝婚姻制度的概述（一）唐朝婚姻制度概况唐朝的婚姻制度主要包括婚姻的缔结、婚姻的解除和婚姻的限制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婚姻的缔结方面，《唐律》规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和传统的“六礼”程序是成立婚姻的必要条件，并规定了“报婚书”、“有私约”等成立婚姻的具体条件。在婚姻的解除方面，唐朝解除婚姻关系有两种方式：强制离婚与协议离婚。前者分为“断离”与“出妻”，协议离婚即“和离”。根据《唐律》规定，官府断离的情形主要有两种，一是“嫁娶违律”或“违律为婚”，二是出现“义绝”的情况，这些由官府强制解除其婚姻关系。在婚姻的限制方面，主要包括缔结婚姻的限制和解除婚姻的限制两方面的内容。《唐律》禁止结婚的情形主要是“嫁娶违律”和“违律为婚”，《唐律》关于解除婚姻的限制任然是传统的“三不去”。另外唐律允许寡妇自愿再婚和纳妾。（二）唐朝婚姻制度的特点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盛唐时期社会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法律健全，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唐朝的一派繁荣景象使唐朝的婚姻制度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即包容性和开放性。第一，唐朝婚姻制度的包容性经历了南北朝以来的民族大融合和民族同化，各民族在风俗习惯上相互承认和接受，民族之间彼此通婚的现象也相对增多，唐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李氏家族出身关陇军事贵族，流淌着鲜卑族的血液，是胡汉通婚的融合体，虽受儒家伦理纲常的熏陶，但在实际生活中受礼法的限制却不像后朝那样严密。其统治集团的重臣长孙无忌、宇文融等都是汉化很深的鲜卑族人，阿史那杜尔、李光弼等高级将领也都是其他少数民族，唐初的统治者具有远大的政治韬略，对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持开明、包容的政策，民族之间的包容性呈现出一派新的景象，民族间的通婚增多，婚姻习俗相互影响，对礼教形成一定的冲击，使人们的思想观念趋于开放。第二，唐朝婚姻制度的开放性在唐朝，由于受民族大融合的影响，关于婚姻的礼教相对松弛，人们的婚恋思想相对开放，现实生活中女性的地位有所提高，贞操观念相对淡薄。唐朝离婚较为常见、再嫁不为失节，正如有学者所言，唐人“似乎不懂得如何去掩饰和压抑自己的欲望和追求，相反，他们要让这种欲望正常的表现出来。”在唐朝，和离，寡妇改嫁，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择偶，纳妾为法律所明文允许，使唐朝的婚姻制度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开放性特点。二、唐朝缔结婚姻的制度（一）实质要件唐朝缔结婚姻的实质要件包括“一夫一妻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同姓不婚”等。第一， 缔结婚姻关系要遵循“一夫一妻制”。所谓一夫一妻制，也称“个体婚制”或“单偶婚制”，是由一男一女结成稳定配偶关系的婚姻形式，它是在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后世一直沿用。在封建时代的上层社会，一夫一妻制更多的表现为一夫一妻多妾制，唐朝的婚姻制度也不例外。唐令规定贵族官僚除正妻外，侧室也各分等级：凡亲王可有孺人2人（相当于正五品官阶）、媵10人（相当于正六品官阶）；郡王以及一品官可有媵10人（相当于从六品官阶）；以下递减，至五品官可有媵3人（相当于从八品官阶），六品官以下至庶人的侧室就只能称之为妾，没有官阶身份。《唐律疏议·户婚律》规定：“有妻者不得重娶妻，违者徒一年”、“不得乱妻妾位，违者处徒刑”。第二，缔结婚姻关系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唐律》确认父母及尊长的主婚权。在中国传统婚姻制度中“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须媒妁”，“男女无媒不交”。秦朝以后这些礼制规范被以法律形式确认父母意志是子女成立婚姻的必要条件。唐朝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又规定“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在唐朝，父母还可以强迫守寡的女儿改嫁。《唐律》也维护“媒妁之言”在缔结婚姻关系中的地位。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媒，谋也，谋合二姓者也”，“妁，酌也，斟酌二姓者也”。可见，媒妁就是成就男女婚姻关系的媒介，《豳风·伐柯》说：“娶妻如何，匪媒不得”，唐律已正式将媒人规定为婚姻成立的法定要件，《唐律疏议》卷13“为婚妄冒”条疏议云：“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唐律疏议·名例律》篇中也有“嫁娶有媒”的规定，可见媒人是成立婚姻关系不可缺少的条件。《唐律·户婚律》中“嫁娶违律条”规定：“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媒人各减首罪二等。”由此可见，媒人在成立婚姻关系中处于重要地位，需要承担仅次于主婚人的法律责任。第三，缔结婚姻关系须遵循“同姓不婚”的原则。中国自古同姓不为婚，这一原则同样为唐律所秉承，《唐律疏议》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同宗共姓，皆不得为婚。”但对于同宗异姓，因“祖宗迁易，年代浸远，疏源析本，罕能推详”，而“不在禁例”。另外，原本同姓，被皇家赐予他姓，众所共知者，属在禁之例；对音同字异之姓，如“杨”与“阳”之类，都不得为婚。唐朝禁止同姓为婚，是为防止辈份混乱，维护礼所倡导的伦理道德。（二）形式要件唐朝缔结婚姻关系的形式要件主要有：“报婚书”、“有私约”和“六礼”程序等。所谓“婚书”是指双方尊长以书面形式提出和答应订立婚姻关系。《唐律疏议》卷13“许嫁女辄悔”条：“许嫁女已报婚书者，谓男家致书礼请，女氏答书许讫”，“辄悔者，杖六十”，并且“婚仍如约”。男家自悔无罪，仅不能追回聘财，可见婚书对男女双方的约束是不平等的。所谓“私约”是男女双方尊长缔结婚姻关系的口头协议，包括对对方生理或其他方面一些缺陷的认可，《唐律疏议》对私约作了解释：“约，谓先知夫身老、幼、疾、残、养、庶之类。老幼，谓本约相校倍年者；残疾，谓状当三疾肢体不完；养，谓非己所生；庶，谓非嫡子及庶、孽之类。以其色目非一，故云‘之类’。皆谓宿相谙委，两情具惬，私有契约，或报婚书，如此之流，不得辄悔，悔者杖六十，婚仍如约。”唐朝缔结婚姻关系仍然遵循传统的“六礼”程序。《唐律疏议》说：“妻者，传家事，承祭祀，既具六礼，娶则二仪”，“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属合法婚姻，说明六礼仍是唐朝结婚的必经程序。所谓“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的第一个程序是“纳采”，传统的纳采是指男家委托媒妁以雁为礼物，向女家求婚，《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第二个程序是“问名”，指男家请媒妁求取女方姓名、生辰等情况，向宗庙卜问婚配吉凶。第三个程序是“纳吉”，即男家将卜问所得吉兆通知女家，《仪礼·士昏礼》：“宾执雁，请问名；主人许，宾人授。”唐朝的纳吉主要是将“报婚书”送达女家，女家答书许讫。第四个程序是“纳征”，即男家向女家送交聘财，正式订婚，《仪礼·士昏礼》孔颖达疏：“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唐高宗时曾规定不同官品缴纳不同数量的聘财，庶人则以礼而行。第五个程序是“请期”，即请定婚期，择取吉日成婚，《仪礼·士昏礼》：“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最后一个程序是“亲迎”，即成婚之日，男方亲自前往女家迎娶。《诗经·大雅·大明》：“大邦有子，天之妹，女有阙祥，亲迎于渭。”经过“六礼”程序，男女双方缔结的婚姻得以正式成立。（三）缔结婚姻的限制《唐律》禁止结婚的情形主要有两类，一是“嫁娶违律”，二是“违律为婚”。另外又有不得先奸后娶等规定。第一，嫁娶违律。唐律规定的嫁娶违律的情形主要包括居父母丧嫁娶，居夫丧嫁娶，祖父母、父母犯死罪被囚禁而嫁娶等三种。根据“礼”的规范，在为父母服丧期间嫁娶是“不孝”，为丈夫服丧期间自行改嫁是“不义”。《唐律疏议·户婚律》卷13“居父母夫丧嫁娶”条：“诸居父母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知而共为婚姻者，各减五等；不知者，不坐。”《唐律疏议·户婚律》卷13“父母被囚禁嫁娶”条：“诸祖父母、父母被囚禁而嫁娶者，死罪，徒一年半；流罪，减一等；徒罪，杖一百。祖父母、父母命者，勿论。”《唐律疏议·户婚律》卷13“居父母丧主婚”条：“诸居父母丧，与应嫁娶人主婚者，杖一百。若与不应嫁娶人主婚，得罪重于杖一百。”很明显，唐律关于嫁娶违律的规定，体现了礼法的结合，是忠孝思想在婚姻制度上的体现。第二，违律为婚。唐律规定的违律为婚的情形主要包括同姓为婚、五服以内亲属为婚、良贱为婚、与逃亡妇女为婚、监临官与监临女为婚，妄冒为婚以及恐吓、强娶为婚等。《唐律疏议》规定五服以内亲属不得为婚，“缌麻以上，以奸论。若外姻有服属而尊卑共为婚姻者，及娶同母异父妹妹，若妻前夫之女者，亦各以奸论。其父母之姑、舅、两姨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并不得为婚姻，违者各杖一百，并离之。诸当为袒免亲之妻，而嫁娶者，各杖一百；缌麻及舅甥妻，徒一年；小功以上，以奸论。”唐律禁止五服以内亲属为婚，目的是为防止道德沦丧，维护礼制。为维护等级制度，唐律禁止良贱为婚。《唐律疏议》卷14《户婚下》说：“诸杂户不得与良为婚，违者杖一百；官户娶良人女者亦如之，良人娶杂户女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户女者加两等。”唐朝实行“当色为婚”制度，即要求门当户对，《唐律疏议》卷14“杂户官户与良人为婚”条曰：“其工、乐、杂户、官户，依令‘当色为婚’，若异色相娶者，律无罪名，并当‘违令’。既乖本色，亦合正之。”《唐律疏议》卷14“娶逃亡女”条规定：“诸娶逃亡妇女为妻妾，知情者与同罪，至死者减一等。离之。即无夫，会恩赦免罪者，不离。”《唐律疏议》卷14“监临娶所监临女”条规定：“诸监临之官，娶所监临女为妾者，杖一百；若为亲属娶者，亦如之。其在官非监临者，减一等，女家不坐。即枉法娶人妻妾及女者，以奸论加二等；为亲属者，亦同。行求者，各减二等。各离之。”妄冒为婚指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如身份、年龄等而为的婚姻，为唐律所禁止。《唐律疏议》卷13“为婚妄冒”条规定：“诸为婚而女家妄冒者，徒一年；男家妄冒，加一等。未成者，依本约；已成者，离之”。恐吓、强娶为婚亦为唐律所禁止，《唐律疏议·户婚律》卷14“违律为婚”条规定：“诸违律为婚，虽有媒娉，而恐吓娶者，加本罪一等；强娶者，又加一等。被强者，止依未成法。即应为婚，虽已纳聘，期要未至而强娶，及期要至而女家故违者，各杖一百。”长孙无忌对“强娶者”解释曰：“谓以威若力而强娶之。”此外，唐令规定不得先奸后娶，“假令，先不由主婚，和合通奸，后由父母等立主婚已讫后，先奸通事发者，纵生子孙犹离之耳。常赦所不免，悉赦除者，不离。唐令犹离者非。”这一规定出于维护礼制的目的，对家庭和社会稳定具有一定作用。三、唐朝解除婚姻的制度（一）强制离婚唐朝的强制离婚分为“断离”与“出妻”两种方式。所谓“断离”是指官府强制解除婚姻关系的行为。《唐律》规定，在两种情况下，由官府断离，第一种情况是“嫁娶违律”或“违律为婚”，第二种情况是出现“义绝”的情形。有关“嫁娶违律”和“违律为婚”的情形上文已有详述，这里不作重复。所谓“义绝”是指夫妻双方对一定范围内的亲属有杀伤、殴打、骂詈、通奸等情形，以及妻子谋害丈夫的情形。《唐律疏议·户婚》解释曰：“夫妻义合，义绝则离”，并以此作为这项规定的根据。《唐律疏议·户婚》规定了“义绝”的具体情形：“（夫）殴妻之祖父母、父母及杀妻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或“妻殴詈夫之祖父母、父母，杀伤夫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及与夫之缌麻以上亲，若妻通奸及欲害夫者。”或“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自相杀者”。出现“义绝”的情形，由官府强制解除婚姻关系，并给予双方一定处罚，《唐律疏议·户婚》“义绝离之”条规定：“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所谓“出妻”是指男方单方面休弃妻子的行为。唐朝仍然沿用传统的“七出”作为丈夫强制离婚理由，《大戴礼记·本命篇》中有“妇有七出：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妻子犯“七出”之条，男方即可提出休妻，无需官府判决，只要作成文书，由父母和证人署名，即可解除婚姻关系。唐律则规定凡妻子犯无子、淫佚、不事姑舅、口舌、盗窃、嫉妒、恶疾之一者，由丈夫强制离异。（二）协议离婚协议离婚又称“和离”、“两愿离”，指男女双方自愿解除夫妻关系的行为。《唐律·户婚》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可见，唐朝法律是允许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但需要双方达成协议书，作为解除婚姻关系的凭证，敦煌文书中就有载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的和离协议书。在我国古代，唐律首创了“和离”制度，这是唐朝政治开明在法律上的一个体现，这对减轻妇女因婚姻关系造成的痛苦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三）解除婚姻的限制唐律对解除婚姻的限制主要也是传统的“三不去”。《大戴礼记·本命篇》中说：“妇有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不去；有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唐律疏议·户婚律》认为“三不去者”，谓“一经持姑舅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虽有七出，有三不去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若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可见如果妻子未犯“七出”或虽犯“七出”但有“三不去”情形之一的，不得随意休妻，否则要受到处罚，但如果妻子犯“恶疾”及“奸”则“虽有三不去，亦在出限”。“三不去”是对男子随意解除婚姻关系的一种限制，对于稳定婚姻关系，减少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体现了儒家仁义精神和礼制对法律的影响。四、对唐朝婚姻制度的几点思考（一）体现了礼法结合的法律文化礼法关系是唐律中最重要的一种关系，唐律“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平”，礼法结合的法律文化在唐朝婚姻制度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在唐律中，婚姻的缔结、解除、惩治违律为婚和罪名的设立等都渗透了礼的因素。例如，在婚姻缔结过程中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遵循“六礼”程序、；婚姻解除中的“七出”、“三不去”；违律为婚中“同宗共姓，皆不得为婚”，“诸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知而共为婚姻者，各减五等；不知者，不坐。若居期丧而嫁娶者，醉杖一百，卑幼减二等，妾不坐。”“诸有妻者，更娶妻者，徒一年，妾减一等”又规定：“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婢为妾者，各正还之。”以上这些规定或者直接移用礼教规范，或者体现礼的精神，体现了唐朝礼法结合的法律文化。（二）体现了妇女法律地位的提升在唐朝妇女的地位有所提升，这在整个封建时代是罕见的。唐朝妇女受束缚较少，“一女不事二夫”等贞节观念较为淡薄，也无“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而且出现“男到女家成婚”和“夫从妻居”的现象。在婚姻制度上，唐律除规定“三不去”外，和离、改嫁、再婚均为法律所明文允许。以再婚为例，唐朝允许寡妇再嫁，贞观元年二月四日诏令：“孀居服纪已除，并需申以婚媾，令其好合……其鳏夫年六十、女年五十以上，及妇虽尚少，而有男女，及守志贞洁，并任其情，无老抑以嫁娶……鳏寡数量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唐律疏议》规定“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者，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各离之。女追还前家，娶者不坐”。唐朝以诏令的形式允许并鼓励寡妇再嫁，并把寡妇数量的减少作为地方官吏政绩考核标准的一个方面，其目的是促进人口的增长，发展经济，但实际上对正统妇女贞节观念也是一种冲击，有利于唐朝社会风气的开放，体现了妇女地位的提升。（三）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互化融合唐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唐朝的最高统治者李氏家族出生于关陇贵族，是胡汉融合的产物，既受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的影响，又深受儒家伦理的影响，因此在对待民族文化的问题上较为开明，各民族之间的习俗相互影响，反映在婚姻关系上，表现为民族间互通婚姻的现象增多，婚姻习俗相互影响，互相承认和接受，这些又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与融合；在此背景下，儒家的伦理纲常受到一定的冲击，礼教相对松弛，世风开放，贞操观念淡薄，这些都是民族文化互化融合的表现。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唐朝的婚姻制度由于受封建礼教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但其中不乏一些良法美制，有利于稳固封建家庭秩序。科学总结我国唐朝的婚姻制度，借鉴其合理之处，吸收其经验教训，以期对健全我国当代婚姻制度能有所启示。在建设我国当代婚姻制度的过程中，唐朝婚姻制度的包容性与开放性特点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它启示我们不仅要借鉴我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合理成分，还要借鉴国外有关婚姻制度方面的先进立法经验，针对我国多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要注重婚姻制度的灵活性，允许一些变通性的规定；唐朝婚姻制度强调保护妇女权益和尊老爱幼、家庭和睦、亲情和谐的传统美德，在当代对我们坚持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下的和谐婚姻制度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