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公祭日为主题的论文
国家公祭日活动总结经典5篇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设立的影响，必将超越国家远播世界各地。关于国家公祭日活动总结经典该怎么写的呢？下面我给大家带来国家公祭日活动总结经典，希望大家喜欢！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开始对我同胞实施长达四十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三十多万人惨遭杀戮，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暴行。
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此理学院举办教师、学生党员纪念日交流会以及学生公祭日观影活动，向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表达深深的哀思。
12月13日公祭日，党员交流会在理学院行政楼120会议室举行，教师、学生党员参加了本次交流会，会议主要就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回顾，希望我们了解历史，铭记历史，并尊重历史。就南京大屠杀事件教师、学生党员交流了自己的看法。并为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同胞默哀一分钟。交流会结束后，每位老师、学生都感想颇多，对我们那段惨痛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为缅怀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同胞，让同学们铭记历史。于12月13日晚，学院组织同学在理学院行政楼一楼报告厅观看影片《南京!南京!》，活动先是以学生代表的演讲开始，演讲中提到了南京的今非对比，当年惨烈阴霾，而如今和平温暖。随后同学们一起观看影片，回到1937年冬天的南京去感知1937年的他们。影片以细腻的演绎手法为我们重现了1937年的南京，以及敌人对我们的土地上不可磨灭的罪行。不少同学观影后潸然泪下，不仅对敌人的行为愤慨，还为我们遇难者的同胞的同情。随着影片的片尾声响起，我们的观影活动也落下了帷幕。
南京大屠杀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容忘却的史实。亲历和目睹“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经不可多得了，能做见证的人亦即将与时俱逝。南京大屠杀过去已经77年了，30多万中国同胞的性命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灰飞烟灭了，但历史永远的记下了这悲惨的一页，它像一座警钟，时刻的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更不能忘记日本给我们带来的伤害。
南京大屠杀，一件令中国人民心寒的事;南京大屠杀，一个中国人民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南京大屠杀，一个骇人听闻的名字;南京大屠杀，一座千古奇耻的纪念碑。无论是什么记忆,什么事件,都会过去。但是，过去不等与被抹杀，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耻辱，中国人民的灾难，更不能随着记忆流失。
让我们铭记历史，不忘国耻，沉痛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自觉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
今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为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学生“勿忘国耻、圆梦中华”的强烈愿望，表达学生热爱和平、反对侵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家国情怀。银河小学于20_年12月15日开展了以“国家公祭日——‘’南京大屠杀悼念日”为主题的悼念活动。
一、12月 15日早晨，我校利用升旗时间，组织全体师生举行了哀悼仪式。举行了以“勿忘国耻、爱我中华”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校长和大队辅导员分别向全体师生讲述了这段悲惨的历史，让学生了解历史，勿忘国耻。
二、活动期间，我校利用活动课和电脑课组织学生观看了纪录影片《南京大屠杀》和爱国主义教育题材影片《南京!南京!》，一个个触目惊心的画面，让学生流下了痛苦的泪水，奇耻大辱震撼着孩子们幼小的心灵!血的教训，让大家深深地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
三、中高年级开展了主题班会活动，让学生谈观后感，再次加强了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布置学生在家观看电视频道关于“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活动报道，并利用双休日办了一期“勿忘国耻，爱我中华”主题手抄报。
通过主题活动的开展，提醒学生不能忘记历史，要肩负起振兴中华民族的重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奋发图强，努力学习，练好本领，早日报效祖国。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上午十点，冠县育才双语学校全体师生在操场隆重举行纪念活动。活动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育才双语学校校长裴永模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他剖析了历史，指出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震惊了世界，震惊了一切有良知的人们，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会议由政教校长孟献刚主持。
活动中全体师生共同举起右拳宣誓“勿忘国耻，圆梦中华”，把活动推向高潮，对大家也是一次心灵的震撼!通过此次活动，让学生了解到77年前南京同胞水深火热般的痛苦生活，了解到南京大屠杀惨案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任何人要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一事实，历史不会答应，30万无辜死难者的亡灵不会答应，13亿中国人民不会答应，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都不会答应。同时也教育师生奋发向上，努力工作学习，珍惜当下美好幸福的生活!
12月13日，在第三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为纪念南京大屠杀七十九周年，岭南师范学院志愿者于当天下午举行了“铭记历史，爱我中华”——南京大屠杀公祭日宣传活动。
在活动现场，悲戚感人的音乐吸引了许多同学参与到活动中来，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活动的摊位上，摆放着几十本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书籍资料，供同学们翻阅浏览。摊位一旁，同学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照片，里面日本军队的残忍行径令人心畏。宣传摊位前的“祝福墙”上贴满了师生对这段历史的感想或祈福。
一名志愿者深情激昂地朗诵南京大屠杀的有关文章，朗朗地声音，让现场气氛显得庄重而肃穆，让人不禁缅怀无辜受难的同胞。此外，部分志愿者拉起“铭记历史，爱我中国”的横幅到校园各处开展签名活动，让更多的同学参与到公祭日的活动中来。
最后，志愿者们奏唱国歌并且为南京大屠杀的遇难同胞进行一分钟的默哀仪式。
1937年12月，我们记住了一段悲怆的岁月，记住了‘30万’这个永难磨灭的数字。为了牢记历史，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12月12－13日，小学开展“勿忘国耻，强我中华”为主题的系列活动。
活动中，学校政教处王向前主任在本周一升旗仪式上向全体师生发出倡议，要求全体师生“勿忘国耻，强我中华”，用实际行动来捍卫祖国的尊严。要求各班利用晨会课、班队课、信息技术课组织学生收看国家公祭日的视频，让孩子们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以学校的电子屏为载体，宣传“勿忘国耻、强我中华”，努力做到人尽皆知，营造革命传统教育氛围，让学生了解国家公祭日的时间、意义，引导少年儿童树立和培育正确的理想信念，弘扬民族精神，增进爱国情感，提高道德修养。同时让同学们将这段惨痛的历史铭刻在心，牢牢记住：落后就要挨打。我们祭奠南京大屠杀，不是囿于历史的伤痛中而不自拔，而是痛定思痛，反省自己，知耻而后勇，发愤图强！同学们更懂得：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蓦然回首，勿忘国耻；放眼未来，强我中华。
此次开展“国家公祭日”纪念活动，是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侵略者的屠刀下被终结的鲜活生命，使全体师生认识到牢记历史深重灾难，以更加昂扬的姿态、饱满的热情挺起时代脊梁。
毕业论文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专业应考者完成本科阶段学业的最后一个环节，它是应考者的总结性独立作业，目的在于总结学习专业的成果，培养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文体而言，它也是对某一专业领域的现实问题或理论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探索的具有一定意义的论说文。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可以分两个步骤，即选择课题和研究课题。首先是选择课题。选题是论文撰写成败的关键。因为，选题是毕业论文撰写的第一步，它实际上就是确定“写什么”的问题，亦即确定科学研究的方向。如果“写什么”不明确，“怎么写”就无从谈起。教育部自学考试办公室有关对毕业论文选题的途径和要求是“为鼓励理论与工作实践结合，应考者可结合本单位或本人从事的工作提出论文题目，报主考学校审查同意后确立。也可由主考学校公布论文题目，由应考者选择。毕业论文的总体要求应与普通全日制高等学校相一致，做到通过论文写作和答辩考核，检验应考者综合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但不管考生是自己任意选择课题，还是在主考院校公布的指定课题中选择课题，都要坚持选择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切实可行的课题。选好课题是毕业论文成功的一半。第一、要坚持选择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因此，毕业论文的选题，必须紧密结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以促进科学事业发展和解决现实存在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选题要符合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要具有新颖性，有创新、有理论价值和现实的指导意义或推动作用，一项毫无意义的研究，即使花很大的精力，表达再完善，也将没有丝毫价值。具体地说，考生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选题。首先，要从现实的弊端中选题，学习了专业知识，不能仅停留在书本上和理论上，还要下一番功夫，理论联系实际，用已掌握的专业知识，去寻找和解决工作实践中急待解决的问题。其次，要从寻找科学研究的空白处和边缘领域中选题，科学研究还有许多没有被开垦的处女地，还有许多缺陷和空白，这些都需要填补。应考者应有独特的眼光和超前的意识去思索，去发现，去研究。最后，要从寻找前人研究的不足处和错误处选题，在前人已提出来的研究课题中，许多虽已有初步的研究成果，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还有待于丰富、完整和发展，这种补充性或纠正性的研究课题，也是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第二、要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切实可行的课题。毕业论文的写作是一种创造性劳动，不但要有考生个人的见解和主张，同时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由于考生个人的主观、客观条件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在选题时，还应结合自己的特长、兴趣及所具备的客观条件来选题。具体地说，考生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综合考虑。首先，要有充足的资料来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缺少资料的情况下，是很难写出高质量的论文的。选择一个具有丰富资料来源的课题，对课题深入研究与开展很有帮助。其次，要有浓厚的研究兴趣，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可以激发自己研究的热情，调动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能够以专心、细心、恒心和耐心的积极心态去完成。最后，要能结合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每个考生无论能力水平高低，工作岗位如何，都有自己的业务专长，选择那些能结合自己工作、发挥自己业务专长的课题，对顺利完成课题的研究大有益处。
《南京大屠杀》读后感中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母亲，但在清政府统治时，这位母亲遭受过流氓的蹂躏、强盗的劫掠，遭受过暴徒的剜割伤残、敲骨吸髓，由于政府的腐败无能，俄、德、法、日、美、意、澳张开血盆大口，恣意吞噬。在暑假里，我读了一个关于中华国耻的故事。故事讲的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至少有30多万善良如羔羊的中国人被杀戮、火烧、活埋。在危在旦夕时，勇士殊死搏斗，将军却临阵脱逃。日本鬼子用惨不忍睹的手段杀害了无辜人民。日本鬼子简直是兽兵，他们对小女孩、妇女、老婆婆发泄兽欲，强奸她们。在悠长的人类文明史上，何曾有过这种灭绝人性的兽兵？我仇恨侵略者，憎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读了这个故事后，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曾经受过这么大屈辱，已经是无法弥补了。但是，现在中国从闭关到开放，从自傲到下问，从呐喊到彷徨，从苦闷到振奋，经过几代人的艰苦探索，中国人终于从黑暗中走出来，创建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终于告别了屈辱的历史。中国人不再蒙受耻辱，从此站了起来。说明中国人民的脊梁是挺直的，骨头始终是坚硬的。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祖国正飞速地前进，经济建设的步伐越来越快，人民生活越来越红火，新一代后继者为那些曾经受过奇耻大辱的人争了一口气，我们祖国母亲身上那些触目惊心的伤痕已经消失，已变得青春焕发了。这一切一切，都使我们深深地感激那些为新生而孜孜奋斗的志士；永远缅怀那些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奉献了毕生的先烈。《南京大屠杀》这个故事不仅令我了解到那些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曾经对我们祖国如此残酷，还增加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激发了我们强烈的爱国情感
以国家安全为主题的论文1500
传统的国家安全观着重强调的是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它的安全对象基本限定在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军事安全事物上，防御的是境外的军事威胁，以拒敌于国门之外为目的，准备战争和赢得战争是国家安全工作的中心。 从1980年至今，中国已经有24年的和平时期。林东博士指出，和世界上很多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和民族一样，“我们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除了国家和军队要准备战争，因而具有强烈的国家安全意识之外，地方政府、企业、大众与国防之间的心理距离、物理距离都很远，国民的国家危机意识淡薄”。 “然而，席卷全球的第三次信息革命浪潮改变了这一切。”林东认为，因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当今世界，国家和人民对国家安全的需求不仅大大超出战争和政治、军事安全范畴，而且对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国安全的威胁不仅来自外部，更来自内部。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转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大国间战争风险明显下降，世界大战和国家集团之间的大规模战争乃至大国之间的大决战时代消退，甚至大国之间的大规模军备竞赛这样的危险游戏也大大降温。因此，“传统安全观下的国防呈现战略松弛现象”。 “然而，这种松弛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大国间的争斗并未消失，而是改变了形式，寻求以武力为基础的和平演变方式来谋求政治、经济利益，也就是外部对你施以军事威胁，内部对你制造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综合起来破坏主权、蚕食领土、控制资源，甚至颠覆政权”。 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威胁兴起，这使各个国家面对新的敌人，恐怖势力从社会内部发难，通过制造社会危机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虽然目前恐怖袭击的破坏力还没有达到战争损失的程度，但是它所造成的社会心理震撼和公众安全感的丧失已经不亚于战争时代。每个国家的社会安全都前所未有地面临严峻挑战，社会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安全形势发生如此巨变的今天，林东认为，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重要而急迫”。 林东说：“‘新国家安全观’将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都纳入职责范围，极大地开拓了国防的历史使命，而这些领域都是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关联的。可以说，今天的国防不是同老百姓疏远了，而是拉得更近了。” 他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如果国家安全是个木桶，“新国家安全观”中的各个部分就是木桶上的木板，哪块木板低都会影响整个木桶的盛水量。“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安全既离不开军队，也离不开政府、企业和大众，国家安全就是每一个公民的安全。这要求每一个公民必须从思想上实现从旧的传统安全观向拓展了的‘新国家安全观’转变，居安思危，心中长存忧患意识。”经济全球化正深刻改变着社会进步的方式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成为影响国家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安全所处的背景、影响因素和实现手段都发生了变化。 从政治方面来看，全球化进程使国家及国家主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使人们以绝对主权来衡量国家安全的做法出现了变化。从经济方面看，全球金融、贸易和服务市场的监管体系更多的是以市场为中心，国家的经济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和挑战。从文化方面看，发达国家在文化信息的传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们传播和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对他国原有的社会文化基础产生冲击。从军事方面看，军事安全仍是国家安全的基本内容，军事仍将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手段。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人们的国家安全观也在不断变动和调整。总的说来，一是安全主体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安全主体不仅包括国家，而且向下延伸到了个人，向上延伸到了群体和国际（人类）。与此相对应，对国家产生威胁的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特点。 二是国家安全从绝对变为相对，安全状况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国家安全程度的实现与国家实力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9·11”恐怖袭击事件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三是国家安全观正在由重视影响国家安全的外部因素向重视内部因素转变。冷战后，随着国际机制的成熟与健全，合作成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主要选择。从现实看，一国吞并他国领土的情况已比较少见，但一些国家因内部问题引起社会矛盾激化，给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造成威胁，进而引发国际社会介入的事例却越来越多。 四是从提倡硬实力到提倡软实力。二战以前，军事、人口、资源等硬实力因素是影响和决定国家安全的主导因素，现在，民族凝聚力、国家体制、科技、文化、信息等软实力因素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和比重越来越大。 中国是少数几个完全靠自身力量维护安全的国家，这决定了，领土、主权和军事等方面的安全仍是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但我们也要看到，“9·11”后，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正处于此涨彼消的变动之中，因此，我们也要重视把握好非传统安全问题，未雨绸缪，从长计议，注意掌握国家安全的主动权
个人应做到1、要始终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2、要努力熟悉有关国家安全的活动、法规。3、要善于识别各种伪装。在对外交往中，既要热情友好，又要内外有别、不卑不亢；既要珍惜个人友谊，又要牢记国家利益；既可争取各种帮助、资助，又不失国格、人格。识别伪装既难又易，关键就在淡泊名利，对发现的别有用心者．依法及时举报，进行斗争，决不准其恣意妄行。4、要克服安自菲薄等不正确思想。 5、要积极配合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国家应做到:{简言之就是a.首先，国家安全的根本在于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b.有针对性地加强各方面的安全保障建设。c.以正确的国际战略改善国家的外部环境。d.正确处理抵制与吸收的关系。现代国家的安全是全局性、综合性的问题。现代的安全观念也已经是一个超出国土安全之上，包括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等等在内的综合性大安全观念。所以，要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全方位地做好安全防卫工作。
国安才能国治，治国必先治安。保证国家安全，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安全，必须在国家治理的大背景下来思考和筹划，必须以安全治理作为基本路径来维护和保障。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在治理实践上，就是推进国家安全总体治理；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就是安全各领域、各要素、各层面统筹治理，创建当代中国国家安全治理系统格局。 国家治理，既可以从社会结构上推进，也可以从社会功能上推进。安全治理就是一种功能治理，是以安全为目的的治理活动。维护安全，是国家的主要职能。围绕着安全治理，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安全形势，有着不同的治理方式。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是新形势下的安全治理深化。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由此决定了新形势下国家安全治理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而是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安全治理。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是坚持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安全治理实践。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构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的安全治理方略。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是全面系统的安全治理体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安全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安全治理能力依托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的效能依赖安全治理的效能，安全治理造就的良好环境提供国家治理顺利展开的条件。 国家安全制度体系与安全治理体系相互强化。国家安全制度体系是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制度基础，国家安全治理体系是国家安全制度体系的实践运行。安全制度体系为本，安全治理体系为用。完善安全制度体系就是建设安全治理体系，发展安全治理体系也能促进安全制度体系。
以国家安全观为主题的论文
1、提高对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视，加强顶层设计和协调部署。
树立国家安全意识，自觉关心、维护国家安全，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义务。大学高度重视对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和维护国家安全知识能力的培养，将其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体系。
2、发挥第一课堂主渠道作用，实现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全覆盖。
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形势与政策”课堂教学作用，将国家安全教育贯穿整个本科培养阶段。通过加强国家安全课程建设，坚持拓展课程传播方式，有效扩大了网络课程覆盖面，同时改善传统安全类课程的传播途径。
扩展资料：
从实践角度看，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形势下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必须把科学统筹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方法，把攸关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都放到一个系统里总体谋划，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始终把国家安全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来把握。
关于大学生国家安全观的论文，大学生国家安全的论文有哪方面的你都知道吗？知道怎么写他的论文吗？
这个还是自己提炼观点和想法吧，提供一些资料给你~~ 以国家安全、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观古已有之,但其含义与今天的安全观相比已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要认识传统安全观,还得从国家安全的缘起和含义说起。
这种文体一般是先指出对方错误的实质，或直接批驳（驳论点），或间接批驳（驳论据、驳论证）；继而，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加以论证。驳论是跟立论紧密联系着的，因为反驳对方的错误论点，往往要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正确论点，以便彻底驳倒错误论点。侧重于驳论的议论文是驳论文.驳论文往往破中有立,边破边立,即在反驳对方错误论点的同时,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正确观点.批驳错误论点的方法有三种:1.驳论点2.驳论据3.驳论证.但归根结底是为了驳论点。 驳论文是议论文常见的论证文体，在对一些社会丑陋现象的批判与揭露上价值尤为突出，但学生在写作中往往感到不知从何驳起，无从下笔。其实，这类文章写作有一个思路，那就是：1、列现象，2、示弊端，3、探根源，4、指出路。本文适宜高中课文，鲁迅先生的名篇《拿来主义》为例，对驳论文的这一特征予以探析。列现象对现实中不合道德、有碍社会健康发展的现象进行列举。事例选取的典型性，以求警醒人们；罗列的丰富性，以求引起读者共鸣；修辞的多样性，以求彰显行文文采，增强气势。例：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
以家国之道为主题的论文题目
国之强健路，吾辈当自强 祖国万岁我的祖国母亲腾飞的巨龙苏醒的猛虎我和我的祖国
以家国为主题的作文题目，其实有很多可以写爱国爱家，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有国才有家，等等吧，我觉得家国的题材还是很好写的
《站起的雄狮》《泪血洒遍的徒弟》《今日的红旗》《闪耀的五星》《伟大的祖国》《我的心在沸腾》《Iloveyou 中国》《我的祖国母亲》《今夜繁星闪烁》《红星染血,红旗飘扬》《壮烈红星,鲜红热血》《飘扬热血的红旗》《血染五星红旗,志染九州大地》《献出生命,收获荣誉》《祖国儿女》弘扬爱国主义立志为国进取爱国就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历朝历代，许多仁人志士都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思想，以国事为己任，前仆后继，临难不屈，保卫祖国，关怀民生，这种可贵的精神，使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衰。爱国的内容十分广泛，热爱祖国的山河，热爱民族的历史，关心祖国的命运，在危难之时英勇战斗，为祖国捐躯，都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民族精神。
中心思想：我们华夏儿女的信念中，“国”与“家”是密不可分的。
爱国犹如爱家，爱版国胜于爱家，“以天下权为已任”的这种传统感情，传统信念，已经融化在炎黄子孙的血液里。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长江、长城、黄河、黄山在我们的心中重千斤。中华儿女对祖国的赤子之心，爱国之情，报国之志，效国之行，是任何力量也动摇不了的。
爱国魂是最纯洁的灵魂，爱国心是最美好的心灵，爱国情是最崇高的感情，爱国是我们每一个华夏儿女最神圣的使命。爱国是一种高尚的感情，也是一种神圣的职责；爱国是一种良好的习惯，更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实践；爱国是一种升华的思想，更是一种心甘情愿的奉献。
如果我们每一个学生都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每一个农民都为祖国的繁荣而耕耘；每一个职员都为民族的振兴而拼搏；每一个军人都为国家的安宁而奉献；每一个知识分子都为中华的富强而发光；每一个华夏儿女都为中国的腾飞而奋斗！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会指日可待！
爱国主义的思想就一定会在我们的脑海里深深扎根，爱国主义的情感就一定会在我们的血液里滚滚流淌，爱国主义的旗帜就一定会在我们的上空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以儒家道家为主题的论文
气质与风度比较。儒道两家的气象不同，这是屑于整体的综合性的无形的精神风貌上助差异。大儒的气象似乎可以用“刚健中正”四字表示，再具体点说，就是道德高尚、仁慈亲和、彬彬有礼、忠贞弘毅、情理惧得、从容中道、和而不同、以权行经等等，如贺鳞先生所说：“凡事皆能棺研深究．以求合理、合时、合情，便可谓为‘曲践乎仁义’、6A容手中道’，足以代表儒家的态度了。”(《文化与人生》13页)古者有“儒风”、“儒士”、“捕雅”、“儒吏”、“儒臣”、“儒将”、“儒医”等称谓，皆寓道德学问有根抵、风度湿文尔雅之意。道家高士的气象似可用“涵虚脱俗”四字表示，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内敛 不露、少私寡欲、清静自守、质朴无华、虚杯若谷、超然自得、从容深沉、高举远幕、留恋山水等，如贺龋先生所说：“我们发现老庄思想富于诗意，富于山林隐逞和潇洒超脱的风味，我们也发现注重归宾返朴，羡慕赤子曼儿式的天真或天机，保持人的真性情，厌恶人世的繁文绍节、权诈智巧，是老庄的特色用语不多，生动勾画出道家人物的风貌。古者有道人、道真、道眼、道貌、道学、道体等称谓，皆寓不同凡俗、领悟至道、风度超选之意。儒家是忠良的气质与风度，道家是院士的气质与风度。 儒道两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立的两极，因而可以互通有无、双向吸收，两家又是在中国这块共同的文化土壤上发育生长，有着相依沟通的基础。儒道之间的统一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思想观点上的共同性。儒道皆认为天人是一体的，人类来源于自然，又以自然为生存的依托，两者息息相关连，人应当爱护自然环境和资源．不可破坏天人的合谐，还要“资天地之化育”(儒)，‘辅万构之自然”(道)。在人际关系上，格道皆反对纷争对抗，主张和睦共处，“和为贵”(儒)，“安其居”(道)，“善战者跟上刑”(儒)，“夫兵者不祥之器”(道)。在人生态度上，儒道皆注重精神生活的充实和提高，反对沉缅于物欲私利之中，“君子忧道不忧贫”(儒)，“圣人被褐而钎玉”(道)。在治国问题上，儒道都反对君主专制独裁，反对暴政，重视民心的向背，“民为贵”、“保民而王”〔儒)，“以百姓心为心”(道)。在真善美的追求上，懦道都希望达到三者的高度统一，并特别强调要格求真知的过程变成人生乐趣，能体验到一种精神上的享受，“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儒)，疤丁解牛“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午，乃中经首之会”(道)。在辩证思维方面，儒疽都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与转化，主张随时调整矛盾关系，以保持统一体的适中和谐，避免向极端偏落，“时中”、“过犹不及”(儒)，“守中”、“去甚去奢去泰”(道)。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儒道都不热心于鬼神祭艳，而与之保持距离，“敬鬼神而远之”(桶)，“以道苍天下，其鬼不神”(道)。在对待阴阳五行学说的态度上，儒道皆借取之而为宇宙论的基石，o一阴一阳之为道”(儒)，“阴阳合而万物生”(道)。等等。上述共同点说明儒道两家并非处处对立，它们有着共同的性格，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共性。 第二，学说内容上的互渗性。筋道两家皆以“我”为主，同时吸收改造对方若干成分，纳入自己体系之中。早期满学中期已经渗入道家成分，如孔子称赞舜“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对于自己的前途，作了伸卷随时的打算，“用之则行，舍之则蘸”(《论语·述而》)，“隐居以求其志”(8论语·季氏》)。汉代格学开始大量吸收道家学说，如扬雄的太玄之学借置于老学，王充的古文经学融治了黄者之学。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和南方的儒家经学有以考庄注解五经的风尚，何县的《论语集注》和皇侃的《论语义疏》便是代表。唐初《五经正义》中，魏晋玄学家何县的《论语》注本，王拐、韩康伯的《周易》注本，都铰镇定为标准本。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推祟形而上之迟，防王心学推祟自然本心，皆以本体与功夫的合一为目越，其受启于道家哲学亦不为少。再看道家，先案老庄之学排击儒学．然 而老学之“爱民治国”，庄学之“安然顺命”，末始不接受格学的影响。秦汉以后，道家主流派转而肯定宗法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不改变自身基调的前提下，对于儒学公开予以接纳，如《淮南于》就是以老庄之学为哲学基础，博采桶、法、阴阳各家思想而成书的．书中大量引证儒典，《主术训》、《犯论训》、《泰族训》数篇，宣扬以仁为经，以义为纪．以礼乐化民成俗。魏晋玄学更兼综道儒，以孔子为圣人，王田郭象皆以扶树名教为己任。在宗法等级社会的中国，道家不与纲常名教作必要的妥协和贯通，简直就无法生存和发展，因而它与宗法夫义学说一一儒学携手并进即不足为怪。可以说，道家补充了儒学短于形而上本体之学的缺陷，儒学补足了道家漠视现实社会人生问题的偏失。我们说“儒家精神”、“道家精神”是就各自的主要、独特成分而言，是一种理论的抽象概括，若说到具体的儒家学撅， 都多少有着道家精神，具体的道家学派则多少具有儒家精神，都不那么纯粹。玄学使道家更接近于儒家，道学使儒家更接近于道家。越到后朔，儒道的互渗性越强。儒迟合流，彼此推扬．推动着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发展。 第三，文化全局上的共建性。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有三大箱神支柱，即儒、释、道(道家和道教)。三者之中，儒学是主于，释、道是辅翼。释道情形又有不同；道家是儒家的主要对立面，同时又是历家的主要补益者，与儒家相表里，相始终；佛教和道教是儒家在一定阶段和某些领域中的辅翼者与竞争对手，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和普渗性比不上道家。中国传统文化暂时离开佛教道教，可以不失其本色，离开儒家或道家就不成其为中国传统文化。捕学在人生哲学、社会政治学、社会经济学、伦理道德规范、教育学、典制礼仪、历史学、文献学等重要社会文化领域有第一位贡献，为古代社会所不可缺少。道家在宇宙论、理性方法、美学、自然哲学、批判精神、军事辩证法等重要社会文化领域有第一位员献。缺少了道家，中国传统文化就要失衡，倾斜，变成狭随的层次极不完备的文化。中国封建社会能够长期稳定发展，从思想文化上说，固然有赖于儒家对纲常名教的扶树，同时也得益于道家对社会矛盾的调节，使得社会机体有较大的弹性和韧性，再加上佛教和道教，形成文化的多元结构相丰富多采，人们可以在因迟时有多种选择的人生之路，以宽容的氛围缓解专制主义淫威对矛盾的激化。从而减少社会的大展动大毁坏。 第四，修习信仰上的兼容性。儒道两窄各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学统和严守门户的本派学者，但两家并不禁止本摄学者祟信对方学说，所以历史上儒道兼修的学者是很多的。儒家主张“和而不同”(孔子)，“殊途同归”(《周易大传》)，道家主张“容乃公”[老子)、“百家众技皆有所长”(庄子)，在信仰上都颇为宽厚。由此之故，汉以后儒道合流末受大阻，汉末魏晋以后儒释道合流更成风气。前已提到，扬维、王充兼修儒道，王两、郭象共祟儒经老庄。南北朝时期三教兼修之风更盛，南齐张融兼信三教，死时“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9(《南齐书·张融传》)；梁武帝深通儒道佛，主张三教会同；北魏孝文帝于“《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善谈庄老，尤秸释义”(《魏书·高祖纪》)，大儒沈重入北用后．讲三教义，各教人士都前来听讲(《局书·桶林》)。唐代的文化政策是三教并奖，士大夫纷起响应，或兼修儒佛，或俱信佛老，僧人亦同此风。华严五祖宗密说：“孔；老、择边，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原人论》)。有些儒者和佛憎排击道教，但倩通道家。宋元明时期，倡导三教会同最得力者为佛教道教。宋孤山智圆说；“释、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则塞，忘望乃通”(《闲居编》)，明释祖清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 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憨山大师梦游全集》)。金元之际在北方形成的全真道，高唱三教归一。t性命圭旨》把三教归纳为心性之学，儒曰存心养性，道曰修心炼性，佛曰明心见性，其义理是相通的。在儒、释、道三家四学之中，儒家、佛教、道教的门户意识较为强烈，讲师承，论世系，相比而言，道家的心胸更为博大宏远一些，包容精神更强烈一些，在文化上一贯主张兼容并包、博采众长，e8氏春秋·不二》、《庄子·天下》、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淮南子》可作为代表。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许多士大夫随着境遇的变化其信仰重心在格道两家中摆动；得意时信儒家、失意时倍道家，在朗时信儒家，在野时信道家。达则兼善天下，救世治国需要儒家学问；穷则独善其身，远祸求慰需要道家学问。顾境里从儒学吸取舅进的力量，逆境里从道家寻找安抚心灵的妙药，精神皆有所归拢和寄托，因而增强了知识分子对挫拆、迫害的承受能力。道家的清静，再加上佛教的破执，使人在人事的纠纷和现实的利害面前看得开放得下，减少了许多烦恼和痛苦，遇到惨烈事变，精神不容易崩溃。这大概是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在追随孔盂的同时不愿放弃者庄和释迎的原因。 道家和道教在称呼上不同于债家墨家：后者在创立初期即自称儒自称墨；而道家的名称始自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已在者学庄学发达之后；道教的名称首见于汉末《者子想尔注》，但在习调上人们泛称道教为“黄老道”，或者具体地称五斗米道、太平道、天师道等等。汉代刘欺《七赂》，道家和神仙家分列为录，那时道教尚未正式诞生。道教出现以后，由于它托于老子和《道德经》，不仅神仙家合于道家，符策科教亦归于道家。魏晋南北朝及其以后，统称“道”、“老”、“仙道”、“道家”者居多，如葛洪称“道家”、“仙道”，《魏书》称佛道为“释老”。唐以后直到清代，道教内外人士既时称“道教”，又时称“道家”、“老学”，并不对道教与道家作认真的区分。韩愈批判‘佛老”，所谓“者”，既指“去仁与义”的老学与庄学，(见《原道》)，又指神仙道教(见《谁氏子》)。朱熏辟“佛老”，所谓“老”亦是含混不清，清代学者濒元评论朱熹说；‘其(指朱熹)辟佛考，皆所自犯不觉，如半日静坐，双喜怒哀乐未发气象是也，好议人非，而不自反如此”(《存学编》)，此处指朱窥主貉、澄心之学皆与佛道相通，可见朱烹所反的佛老是其宗教出世性，并不反对其心性之学。明代学者焦蛇在《国史经籍志》中将‘道家”分为“清静无为”，“炼养股食”，“符簇”，“经典科教”几种类型，悉宗考氏以托于道家名下。情形确是如此，史家习称之“儒、释、道”三教，其中的“道”包括道家与道教。(《唐书·经籍志》、《明史·艺文志》与《渭史稿·艺文志》皆混称道家。道教经籍总汇——《道藏》更是包罗万象，看不出道教与教外典籍的界限。 对老庄之学相后来形成的神仙符策作区分的，是南北朝时期佛道互细中的佛教学者。明僧绍抨击道教长生之说背离老庄之旨：“道家之旨，其在者氏二经，敷玄之妙，备乎庄生七章。而得一尽灵，无闻形变之奇，彭荡均寿，末睹无死之唱”，者学之贵，在“修身治国，绝弃贵尚，事止其分，虚无为本，柔弱为用”，诸长生道术“大乖者庄立盲本理”，不过尚有“损欲越善”之功用，“至若张(陵)葛(洪)之徒，又皆离以神变化俗，怪诞惑世，符咒章动，成托老君所传，而随稍增广，遂复远引佛教，证成其伪”(《正二教论》，《弘明集》卷六)。刘韶作《灭惑论》将道家分为“三品”：“案道家立法，跃品有三：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谊安作《二教论》认为道家内部，道(指老庄之学＞优仙劣，鬼道届最下等。这些学者对者庄、神仙、符哭三者加以辨异的目的是保护老庄，距低道教，尤其要 丑化民间符经派道教，表现出宗派偏见和贵族意识．但他们指明老庄之学与后来道术的差别，不能说不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后来历代关于这个问题约认识，大致停留在上述水平上。《新唐书‘艺文志》与《宋史·艺文志》分列为道家与神仙家，《元史》则有择老传，对于道家与道教有所区别。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箱考》中说； 道家之术，杂而多端。盖清净一说也，炼养一说也，厌 食又一说也，待菜又一说也，经典科教又一说也。黄帝、老 子、列掏寇、庄周之书，所言者情净无为而已，而略及炼养之事，服合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阳之徒，则言炼养而不吉清静；卢生、李少君、架大之徒，则言服合而不言炼养，张道陵、寇漾之之徒，则言特策而俱不言炼养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黄冠师之徒，则专言经典科教。所谓符菜者，特其教中一事，于是不惟猾净无为· 之说，略不能知其旨趣，虽所谓嫁养服食之书，亦未尝过而问焉矣。 马端临的思路是顺着明僧绍、刘韶等人而下来的，不过他分得豆细，看到托名为道家者，实则流源很多，差异极大，并认为从老庄之学到炼养服食，再到符策科教，是道家水准降低的过程，越后越失其本来面目。但马端临仍然没有认识到老庄之学，与炼养服食而下，是世俗学问与出世宗教之间的差别，他用种种细小区别模糊了这个根本性的大区别。 直到现代，学者们在经受了西方宗教学的洗礼，有了初步的现代宗教概念之后．才开始从理论上正式区分道家与道教，把以往道家名义下关于神仙符咒科仪等内容作为宗教来处理，剔除属于诸子范围的老庄及其后学，于是真正意义上的道教史才被人们发现和研究。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的《道教栖说》，妻木真良的《道教之研究》，常盘大定的《道教发达史概说》，都以宗教意义上的道教作为研究对象。我国学者傅勤家的《中国道教史》(1937年出版)是国内第一部道教通史，他在结论中说：“盖道家之言，足以清心寡欲，有益修养”’“道教独欲长生不老，变化飞升”，寥寥数语已揭明道家和道教的本质区别，故其书主讲道教，连及道家而不混包道家。最近十余年，道教研究突飞猛进，有关论著日益增多，而道家与道教的关系问题仙仍未获满意的解决。人们纠正丁古人混同道家与道教的偏矢，力辨两者之异，指明道教对道家的使用是歪曲利用、重新塑造，大失道家本真，这当然是对的。但道家与道教的关系似乎还不止如此简单与明确，还有很复杂的纠缠不清的一面。如果说古人混一道家道教是认识上的一次肯定，那么现代学者严格区分道家与道教就是肯定之后的一次否定，下一步还需要作一次否定之否定，对两者的同异互含作出更全面更合乎实际的说明。尝试为之。 道家与道教在根本理论上血脉相通。这是往更深一层说的。道教的理论越趋向于高级和成熟，就越接近老庄之学，所以后期道教(主要是全真通)的教义，神学的成分减少了，哲学的成分增多了，比起唐宋道教来，更具有道家的学术面貌，或者说更象道家。道家与道教的相通主要在宇宙论和养生论两部分。道教的所谓大道，有至上神的
最根本的区别在对世界的认识上，道家认为大道是恍兮惚兮幽暗难明的，很难被人们（包括圣人）完全认识清楚，所以人们只能任物自化，靠万物和万民的自化无为无不为；而儒家认为圣人是全知全能的，他们完全掌握着真理，靠着他们的教化（和道家的自化形成鲜明对比），君主就可以成为明君，老百姓就可以各就其位，社会就会进入完美的境界。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的哲学观共同奠定了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基础。从他们的基本思想来看，儒道两家是两种对立的两大思想体系,其实在具体表象对立的背后，儒道两家有着内在的联系，也正是这一共同点，它们才能最终决定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儒道之哲学观与其美学观是一体的，哲学上的沟通自然会在美学上得以体现。本文试图通过对儒道两家的美学观进行比较来阐明它们的一致性。 成复旺在《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中系统地论述了宗法社会本位论的儒家与宇宙自然本位论的道家的人学与美学思想。 成先生用“超越自然”与“超越自我”来论述了审美之“超越自然”必然会对人的主体性的召唤去改造客观世界与“超越自我”诉求于人的内心自由去改造主观世界的两种走向，前者是趋向与实践，后者则趋向于道德。 按照成先生的这种看法，儒家和道家同样都是“超越自我”来获得自身的存在的意义的，共同指向道德层面，这正是儒道两家统一性所在。 在论述儒家的美学时，成先生首先认为儒学就是人学。他从孟子的“人性善”论与荀子的“人性恶”论正反两面论证儒家提倡“仁”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把“仁”确定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的合理性，把儒家的作用定位于“以道德属性为本就是以社会理性为本，以人的自我约束为本。”接着，他儒家的人格归纳为“克己复礼”与“用行舍藏”，来实现道德的自我约束。儒家的人学落实到美学时，成先生认为儒家的美学本质在于义理，美不在物，在乎人，在乎人的精神，在乎人内在的伦理道德人格。美的功能在于成德。美是一种主体伦理人格的外在实践的表现和内涵。 儒家美学在是一种善的美学，美的具体表现尽在善。善在于“仁”。“克己”的目的在于“复礼”，“行”是为善而“用”，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礼、乐仅仅是一种手段，美不在这些内容，而在其背后的道德伦理结构。“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朱熹《四书集注》）儒家是一种社会伦理的集体精神的代表，它是一种社会理性的文化产物。它是“超越自我”、对人的个体感性的的一种身心约束，对人的极大的否定来达到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 在论述道家的美学时，成先生是针对儒家的美学观而出的。首先他就以“人貌天虚”来概括了道学观，他认为道家通过“对人的否定”（否定仁义，否定文化，否定人的依据）来彻底否定儒家的人学。道家否定了一切之后，必然有自己的一种新的诉求。道家回归“天地之境”和“天地之人”。在美学上体现为“道之为物，唯恍唯惚”的美学境界，也是一种的“体验”美学境界，表现为“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的审美理想。从而建立起了道家的美学体系。它的“三弃三绝”、“见素抱扑，少私寡欲”，就在于回归自然，“涤除玄鉴”达到无意识状态，顺应天道，“无为而无不为”。道家之美在于“无为”、“自然”，顺天道即为美，自由即为美。有为，有物，有人，有思，有言，都不为美，所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道隐无名”。 儒家美学之“克己复礼”与“用行舍藏”的实用美学是通过对人个体感性的克制来维护其社会实践的可能性的，以达到一种和谐的美学理想。道家之美学通过否定人的一切，也就是克服人的一切来达到一种“吾丧我”的“天道”美学理想。他们的最终归属都是一种极端理想的自由王国。儒家与道家理想都是为现实寻求一种出路，结果是殊途同归，同归于对个体感性的排挤，对“人之为人”的否定。儒家把人定义为“仁”，道家把人定义为“自然”。前者，用伦理道德来否定真实的人，后者，把人纳入到自然中去，否定人的本质属性。
新道家之界定与营建——三论新道家有什么样的环境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生存方式，以道家固有思想加以内在生机的阐释，而探寻本国本民族文化的新生命，这是新道家的意义所在。近十余年来[1]，学者探讨新道家问题，呼吁“新道家”学派的营建，乃至酝酿成立全国性、国际性的道家研究机构与创刊专门的学术刊物，不仅是因为此一学术领域的荒芜空缺，更重要是由于道家之学本身内容的重要，与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本民族文化所面临的现实挑战。换言之，探讨新道家之学理与精神，建立新道家学派，乃是21世纪承接民族文化、争取民族生存的一项重要工作。十年以来，笔者关注新道家问题，稍有议论公之学界[2]，兹谨略就新道家界定与营建问题的思考具述一二，期之同好。一 新道家之界定（一）“道家”之“道”的语言学、文化学与思想史含义语言学含义在语言学、训诂学上，道家之“道”字解为“道路”。许慎《说文》：“道，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道”字从“辵”。金文或从“行（彳亍）”、“行止”，写作“衜”。中间“首”字竹简或从“人”。诸形字义皆同。由常用的普通名词“道路”，可以引申出“由”、“行”诸义，再引申出抽象的哲学含义，成为常用的哲学概念。以儒家朱熹解“道”为例： 道训路，大概说人所共由之路。道者，人之所共由。道者，事物常行之路。问：“仁与道如何分别？”曰：“道是统言，仁是一事。如‘道路’之‘道’，千枝百派，皆有一路去。道者，众人之道，众人所能知能行者。道者，人事当然之理。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个公共底道理。所谓道者，如天道、地道、人道、父子之道、君臣之道、“率性之谓道”是也。[3]不仅汉籍如此，汉译思想史著作也认同类似的用法，如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论述道家：“这派的主要概念是‘道’，这就是‘理性’。据雷缪萨说，‘道’在中文是‘道路，从一处到另一处的交通媒介’，因此就有‘理性’、本体、原理的意思。综合这点在比喻的形而下的意义下，所以道就是指一般的道路。……道就是道路、方向、事物的进程、一切事物存在的理性与基础。”[2]（PP125－126）文化学含义在文化制度背景方面，“道”字或“道”的哲学概念还有更为深刻的渊源与根据。在此方面笔者较为赞同的是江林昌先生的观点，即认为“道”字的本义是“黄道”，即太阳的循环运行，“道”字中的“目”也可以理解为“日”，“止”可以理解为“推步”。也就是说，“道”不是人们行走的普通的道路，而是太阳的运行轨迹。[3]（PP315－316）由 “世官世畴”、“技进于道”的上古遗制而言，“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所谓“学术”均与现代所说“技术”相近，“道” 字或“道”的哲学概念起源于“天学”是可信的。思想史含义在思想史上，“道”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自古至今，自儒家至道家都通用。特别是北宋以后，“宋明新儒家”使用了“道学”一语，并将整个儒学统系追释为“传道”。《宋史·道学一》说：“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影响所及，以至有学者至今怀疑“道家”之名为汉代晚出且名称不伦。[4]因此，在讨论“新道家”问题以前必须界定，“新道家”之“道”虽然与文字学和思想史上的“道”具有关联，但其本身并非思想史上泛称之“道”，而是具有特指的固定含义，即以先秦道家老、庄、文、列四子为主干，以鬻子、管子、关尹子、鹖冠子等等导源或归宗于老子与“黄老道德之术”的道家诸子为流裔的学派。（二）道家之学三要义道家之学有与先秦诸子其他各家特别是儒家学派明显不同之处，论其差异，以往学者多有阐述，大致不外三种：其一以为儒道互绌，“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史记·老子列传》）；其二以为诸子时有所明，更相为用（《庄子·天下》）；其三以为诸子殊途同归，“皆务为治”（司马谈《六家要指》）。三种阐释以外，更有其四，以为诸子皆有所本而同出于三代王官（刘歆《七略》）。由道家出于史官、天官而言，其源流之久远，居道术为大宗，较其他诸子更为优越，降至晚周之际，影响所及无所不在，实为先秦诸子各家学术兴起的最大滋养与共同背景。而道家之学所包涵的内容也最为广泛，要之，则有自然（物性）之学、形上之学、无为之学三大要义。自然（物性）之学道家对自然的关注，是将人类视为自然的一个部分，人的生命、躯体、性情，完全都在自然之内，而非以天、地、人并列为三。换言之，自然不是与人类社会（人文）相对的一个概念，更非指人类的生存环境而言。自然是天地万物的共同居住与和谐并存的共同环境。“自然”这一概念的本义，意谓天地万物都各自体现着“道”，天地万物的天性、自性、本性，亦就是“道”的体现。“道”遍在于万物，而不外在于万物，换言之，并不存在一个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主宰之“道”。但是，“自然”又绝非意谓着万事万物可以极端任意发展，并非如西晋郭象注庄所理解的“自尔”、“独化”。天地万物相互关联而存在，万事万物间的一大关联就是“道”。“道”一，“道”恒（常），故万事万物永远关联而存在。道家将人类、生命与无生物都视为“物”，宇宙天地间的一切存在都是“物”。都是物便都有共同的“物性”，“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物与物何以相远”（《庄子·达生》）。道家相信凡存在的事物本性都同，所以道家主张万物平等。形上之学但是道家不认为人类的感官感觉可信，宇宙万物的存在，有超出人类感官感觉之上之处，“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另一方面，道家对于宇宙事物的认知，也具有超出感官感觉的能力。道家又以对“形下”的分析为基础，而提升、获得了“形上”的成就。《易经》为儒家传承的三代先王政典，易学与老学近似而不同。易学主旨为“因天道以明人事”，老学则舍弃人事而取法天道。易学重在阴阳，老学重在有无。“阴阳”是一相对概念，二者互为消长，而不可以互相取代。“有无”是一绝对概念，“有”就是“无”，“无”就是“有”，二者异名同实，各自代表着抽象思辨中的不同环节。“有”是宇宙万物的存在，“无”是宇宙万物存在的终极根据。从思辨逻辑上说，有一个“有”，有一个“无”，无是绝对的，是纯粹的。但是从实质上和整体上看，无并不是片面的和孤立的。无不是对世界的物质本质的否定。正相反，无表示着世界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表示着世界万物的统”，但是从实质上和整体上看，“无”并不是片面的和孤立的。“无”不是对世界的物质本质的否定，正相反，“无”表示着世界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表示着世界万物的统一与和谐，而“有”所根据的“无”，也就是“有”本身。“道”是“有”和“无”的统一，是形而上、形而下的统一，是物理的宇宙论和哲学的本体论概念的统一。无为之学先秦诸子百家均以周文疲弊、上下失序为背景而期以重新获得真理，其思想体系之构建亦无非以政治实践为目的，故先秦哲学本质上都是政治学。道家的政治理想具有两个不同层面，就老庄而言，是由形上本体论中引申出“无为无不为”层面，由形下相对论中引申出“贵柔”与“安时处顺”层面。政治理想之“无为”与“无不为”，与哲学思想之“无”与“有”对应。“无”即是“有”，“有”即是“无”，故“无为”即是“无不为”，“无不为”亦必须通过“无为”而获致。“有无”为哲学上的绝对概念，而“无为无不为”即成为政治上无所不包宏大至极的运作。就此而论，道家的政治理想其境界最高。在形下方面，道家认为“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老子·二十章》）相对存在、互为消长的双方，彼此因依而存在，所以都不具有绝对的根据。而其并存之法则，莫善于“负阴而抱阳，知雄而守雌”（《老子·二十八章》），故老子“用阴”而“贵柔”，与儒家用阳而贵刚健不同。要之，道家“相对”之学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四十三章》）为途径，其形下部分亦皆精彩。（三）新道家之新义新道家之“新”，其含义并非仅就时间概念而论，亦非脱离道家学说本义而予以根本性的改变。自凡晚近以来国家民族所遭遇之新困境、新挑战，皆得据道家立场以回应之，新道家之新义，为时势之新与阐释之新。由国家民族方面而言，“生存”不是一肉体层面，而是一文化层面，肉体的存在并不足以展示存在，文化的存在才真正可以称之为存在，个人的年寿生死皆不足惜，重要的是“技”与“道”的延续。凡能占据道家之学的立场，对以往之历史与学术传统予以“理解之同情”，延续国家民族之“文化大生命”，心率旧典，信而好古，皆得以新道家之名义相称。新道家一语系包真理系统而言，内涵学理、信仰、为治三层面，而非单纯学理或信仰或履践。据今日“为人之学”之“大环境”，而欲行古人“为己”、“弘道”之事业，是否可能具备此一历数？单就操作层面来说，比较宋明新儒家之建立，新道家之建立是否应当具备此一过程？二者均待智者深论。笔者限于学力，仅就庶几可及的问题提出一些思考。（一）找到周敦颐——以宋明新儒家之建立为参照周敦颐在宋明新儒家的建立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仪式性”作用。前引《宋史·道学一》又说：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无位……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宋明新儒家继汉唐经学之后，跨越千年而起，直承孟子，表明学术学派的兴起，有不为时间所阻断者。单就操作层面而言，宋明新儒家的建立过程，全由朱子对于周子的推崇而实现。考其所以如此，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第一，恰好为宋初先驱长辈。众所周知，在宋儒诸学案中，周敦颐既非最早，也非大宗，“大抵近世诸公知濂溪甚浅”、“即濂溪二子，亦失其家学之传”[5]（P21），但若以辈分粗论，周敦颐在“北宋五子”之中确实年长一辈，使得自“初祖”以至朱子有一恰当的时间作用（适当的连续与适当的间隔），亦无可否认。第二，恰好为二程之师。周敦颐是否为二程传道之师，自当世学者已多表怀疑。《程氏遗书》所载，二程只称周敦颐为茂叔而不称先生，平生绝口不提《太极图说》，而门下弟子游酢至称“周茂叔穷禅客”。全祖望称：“濂溪之门，二程子少尝游焉，其后伊洛所得，实不由于濂溪……今观二程子终身不甚推濂溪……予谓濂溪诚入圣人之室，而二程子未尝传其学。”[6]（全祖望《濂溪学案序录》P480）但周敦颐确曾为二程之师，亦绝不可否认。第三，恰好著有《易通书》。宋代新儒家学者当世少有显达，退居治学，往往以诸子位置自居而回避经术，表明诸人与当世政治的并立立场，至元代表彰朱子，乃是再次升子为经。但子家有一形式要求，即须留有文字，如先秦诸子之例，凡有言论直接或间接留于后世者，皆得称之为子。而周敦颐著作十分单薄，《太极图说》仅三百余字，《通书》三千余字，且在当世亦不知名。如钱穆先生所说：“北宋理学开山有四巨擘：周敦颐濂溪、张载横渠、程颢明道、程颐伊川兄弟。此四人皆仕宦沉沦，不居显职，在中朝之日浅，并未在治道实绩上有大表现。论其著作，濂溪分量特少，独有《易通书》与《太极图说》，一是短篇，一是小书，据朱子考订，《太极图说》亦当附《易通书》，非单独为篇，是则濂溪著书仅有《易通书》一种。”[5]（P13）但是，周敦颐毕竟有一完整“子学”著作，从而使得逝者已逝之后，“阐释”的作用得以成立，而文本阐释初亦不必限于文字遗产的数量多寡。后朱熹与吕祖谦合编四子《近思录》，《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一句跃居十四卷之首，全由朱熹“发明”而至。具备这几个条件，宋明新儒家的儒统乃可以获得全新的建构，即：孔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朱子。在学理会通方面，顾炎武曾写有一则短篇札记，所关联的则是一个大问题。顾炎武写道：《五经》无“真”字，始见于老庄之书。……（原注：今谓“真”，古曰“实”；今谓“假”，古曰“伪”。）……隆庆二年会试，为主考者厌《五经》而喜老庄，其程文破云：“圣人教贤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始明以《庄子》之言入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间，举业所用，无非释老之书。彗星扫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变为赤血矣。崇祯时，始申旧日之禁，而士大夫皆幼读时文，习染已久，不经之字摇笔辄来，正如康库仑所受邻舍女巫之邪声，非十年不近乐器未可得而绝也。虽然，以周元公（周敦颐）道学之宗，而其为书犹有所谓“无极之真”者，吾又何责乎今之人哉？[7]（卷十八《破题用庄子》PP659－660）虽仅“真”之一字，亦足说明宋明学者对于回避异端概念术语而保持本门学术之醇的讲究与敏感。“醇儒”问题，自汉代已提出。降及宋明，内有佛道异端之争，外有辽金华夷之辨，问题更显突出。二程之所以称道张载《西铭》一篇，即由其纯用儒家概念术语之故，谓韩愈的《原道》“语固多病”，而“《订顽》（《西铭》）之言极醇无杂，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子厚之文，醇然无出此文也，自《孟子》后，盖未见此书”（《程氏遗书·二先生语二上》）、“此横渠文之粹者也。”（《程氏遗书·二先生语四》）而朱熹也由“不杂”一面为《太极图说》辩解：“《太极》之旨……绝无毫发可疑”（《朱子文集》卷四十二《书（知旧门人问答）·答胡广仲》）、“《西铭》《太极》诸说，亦皆积数十年之功，无一字出私意……不著毫发意见夹杂”（《朱子文集》卷三十八《书（问答）·答黄叔张（黄维之）》）。特别是周敦颐著作虽少，而“无极而太极”一语本来自道家陈抟，朱子则大加表彰，用以延伸易学“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形上概念。“无极”概念来自道家陈抟，“此层即朱子亦不否认”[5]，当世道家亦无争辩，倒是儒家学者内部有陆氏兄弟的激烈反对，引起所谓“朱陆之辨”。陆九渊反对“无极”概念的主要原因，即因为其援引道家：“‘无极’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圣人之书所无也”[6]紧紧咬住“从人脚跟，依他门户”[7]一点不放。陈钟凡先生曾说，老子“则已先敦颐千百年而建此玄学上之一元论矣” [8]（第五章《周敦颐之图书学说》PP32－35）。老子之“道”与《易传》之“道”不同，由形上概念来看，老子的概念始于“无”，《易传》的概念始于“太极”，相当于老子的“有”，较老子退后一个阶梯。由此在魏晋以迄两宋的儒家易学传承中，便不得不与道家相接触，借用老子 “无”的概念以建立儒家“无极”的概念，借用老子的“有生于无”以建立儒家“无极而太极”的理论，从而完备儒家的形上学体系。朱熹说：殊不知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之根；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见其下语精密，微妙无穷。而向下所说许多道理，条贯脉络，井井不乱，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颠扑不破。（《朱子文集》卷三十六《书（陆陈辩答）·答陆子美（陆九韶）》）这里，朱熹仅就“无极”概念的妙处极力申述，然而却始终不肯将借助道家之学重建儒家形上体系的真相说破。其真相就是：对于道家概念的借用，不可以直接援引，而可以有间接的阐释。换言之，宋明新儒家乃是通过间接的阐释而获得了对于道家之学以及佛学的兼容并包。[8] （二）考据、辨伪与文献学问题自20世纪初开始的关于《老子》考辨问题，论老子思想之影响与其记载之隐约的反差，论其争论之大、聚讼之久，以及现代考古学所得印证的戏剧性结果，都足以为学界典型。当中华文明发展到了现代时期，学者沿着一线怀疑，汇聚了几乎当时所有精英，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进行了一种“没有定论”的研究，这一现象本身已足以说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的一个侧面，其中反映出的不仅是研究结论的问题，而且是方法和方向问题。特别是由于考古学的发展，居然鬼使神差般在学者获得定论之后，古代道家文献以一种连续的状态出土问世[9]，轻而易举地将这些结论全体推翻，这种恶作剧式的反差，不能不令人惊叹，续而接受沉重的反省。怀疑精神与疑古、辨伪方法与辨伪学史需要清晰划分。凡治学术，怀疑精神与辨伪方法永远都是最为基本的前提工作。但是，自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以“对二千年之中国传统史学予以毁灭性的打击”[10]的“疑古学派”的方向，需要彻底扭转；以“造伪”和“辨伪”一组概念解释主观古代学术史，以“造伪运动”和“辨伪运动”说明“古人缺乏历史观念”的“中国辨伪史”理论[11]，需要基本否定。 在疑古思潮影响下，长期以来对于道家学术的有限研究，多数是怀疑性的文献学研究，或否定性的批判研究，略加少量传统训诂考据余绪而已。老、庄、文、列四子的生死有无问题，经典著作的真伪传承问题，如铁索横江，横亘百年。诸如直承四子问题，西方物理学的比较问题等等，遑及一提。幸有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说明疑古所作种种分析，即使逻辑上完全有理，“迄为定论”，在新出古文献面前，仍可完全推翻。说明关于古代文献与古史的辨伪考据，特别是关于思想史文本的考据，其规矩原则多有出于常理之外者，故尔有另辟蹊径的必要。（三）儒道互补——守道家之纯而不辟儒如前所述，汉代刘歆论诸子起源，“出于”何者，“起于”何者，认为诸子皆源出三代王官，亦即诸子同源。由此而论，道、儒二家会通互补，返本归原，乃是预料中的必然归宿。梁启超先生曾经指出：“道家哲学有与儒家根本不同之处。儒家以人为中心，道家以自然界为中心。儒家道家皆言‘道’，然儒家以人类心力为万能，以道为人类不断努力所创造，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家以自然界理法为万能，以道为先天的存在且一成不变，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1]（第八章《道家思想（其一）》PP122－123）古来学者所谓道、儒二家的“互补”，有一极为辩证的形式，即二家之学正相对立，复因其正相对立而恰为互补。道家主于自然，而儒家主于人文。主于自然，故以自然（物性）之学、形上之学、无为之学为其三大要义，其科学即其哲学，其哲学即其政治学；主于人文，故亦以人文、伦理、生生之学（仁道、王道）为三要义。“天”、“人”概念是中国古代不同于西方“主”、“客”二分而特有的最大一组哲学范畴，道家与儒家都讲“天”讲“人”，道家实际上更倾向于“天”的一极，其所谓“人”并非独立的“人”而是与天地合一的“人”，儒家实际上更倾向于“人”的一极，其所谓“天”并非自然之“天”而是人事之“天”。道家与儒家二者，一天，一人，沿着各自的一极对立发展，同时又共同构成了由“天”、“人”一组概念标示出的同一个完整的坐标体系。 现代新儒家是近百年来影响最大、成就最大的学派，但现代新儒家发展至今，也显露出若干缺憾，缺乏鲜活、凌厉的文化动力，虽然致力于以“内圣外王”开出新时代的民主科学，但由儒家“内圣外王”实开不出民主科学，终至处境维艰，后继乏人。另一方面，现代新儒家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钱穆、牟宗三、王邦雄等人都是通才，要求对全部中国哲学史进行重新认识，因之在其新儒家的著作中也包括了许多对于老庄道家学说的论述。又由于现代新儒家学者是在整体上省视中国哲学史，因此在其研究道家之学的时候，就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具有比一般的道家研究更加深邃的见解。所以，现代新儒家虽然保留有先秦宋明儒家辟除异端的余绪而不认同道家学说，实际上却仍然具有道、儒互补的形态。道家与儒家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主干。二者皆流也，而非源，故尔一荣俱荣，一辱俱辱，和而不同，相得益彰。要之，新道家必须在能自明其本的基础上，守道家之纯而不辟儒，才可以顺应时势，对于民族文化作出积极的贡献。（四）道家经典的疏证与阐释——继续许多寂寞的工作关于古代学术经典，古人有“疏不破注”、今人有“证而不疏”[12]之说，其用意无非表示对于古代学术的承接与敬意。受现代思潮影响，关于道家经典著作的疏证非常不足，连带影响了文本阐释的水准质量。在此方面，笔者曾试举《老子》一章、二章为例略作分析。据严复、熊十力、牟宗三说，疏证《老子·道经·一章》“玄之又玄”之“玄” 的本义是精微，用为名词，意为会同，并无玄妙、玄虚之意。“玄之又玄”意为同之又同，如果将“玄之又玄”解释为“深奥而又深奥”、“深远啊又深远”等等感叹语句，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作为大思想家而言，老子何得有此言论？[13]据河上公、严遵旧注及陈鼓应、余培林说，疏证《老子·道经·二章》的“有无相生”与《四十章》的“有生于无”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可以相混。“有无相生”属于形而下之“器”的层面，是老子所否定的。其中“有无”是一般名词，是相对的关系，二者相互依赖而存在，相反相成，互为消长，而不能互相取代。“有生于无”属于形而上之“道”的层面，是老子所要阐明的主要思想。其中“有无”是抽象概念，是同一的关系，无即是有，有即是无。“无生有”或“有生于无”是就逻辑上的先后而言，实际上无生有就是无成为有，有生无就是有成为无。[14]笔者并曾统计建国以来大陆所见今译约50余种，不肯雷同者仅一二家而已。要之，由“理解之同情”角度，作出维护文本章句结构的疏证与阐释的学者，其实很少。新道家之营建，有必要在充分承接古注的基础上，注意民国学者乃至现代新儒家学者的研究，吸收新出简帛文献的学术成果，在可以预见的21世纪的学术发展中，继续许多寂寞的工作。参考文献：[1][宋]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2][德]黑格尔(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江林昌.夏商周文明新探[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4]孙景坛.关于道家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J].南京社会科学，2001,（10）.[5]钱穆.朱子学提纲[M].北京：三联书店，2002.[6][清]黄宗羲.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7][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4.[8]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9]张京华.朱子所论《易传》“一二四”与《老子》“一二三”问题及其得失[A]. 朱子学刊编辑部.朱子学刊：总第12期[C].合肥：黄山书社，2003.[10]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2]林正珍.台湾五十年来“史学理论”的变迁与发展：一九五0～二000[J].汉学研究通讯，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