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少数民族内迁研究现状论文
自西晋永兴元年（304年）成汉建立起至439年北魏灭北凉结束；南至今淮河，北至阴山，西至葱岭，东至海，东北至鸭绿江下游以北，西南至澜沧江以东，相继建立了十六个分裂割据政权。入主中原的五个主要部族称五胡；史称这一时期除中原主王朝以外的各个主要政权为“五胡十六国”。 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对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的向往。此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样，都是追慕先进的地域和理念。就像现在很多人想移民一样。影响：:第一，促进了民族融合，共同发展。第二，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
东汉、魏晋时期，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内迁，内迁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鲜卑、羯族、氐族、羌族。西晋时期，山西、陕西是内迁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西晋灭亡后，北方各民族统治者先后建立了许多政权，历史上把北方15个主要的政权，连同西南的成汉，总称为五胡十六国。
东汉、魏晋时期，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不断迁，迁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内匈奴、鲜卑、羯族、氐族容、羌族。西晋时期，山西、陕西是内迁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
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有政治原因和气候原因，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游牧民族贵族对中原财富奴隶女人的需求欲望膨胀；
2、自然条件恶劣南迁；
3、穷兵黩武，生性好斗；
3、生产力落后，抢劫掠夺是他们祖先的生存的主要方式。
扩展资料：
北方游牧民族主要分类
匈奴部分：
北匈奴在东汉时期被汉朝消灭，南匈奴内附汉朝，逐渐被其他民族同化；羯人为匈奴的一部分(也有说法为为匈奴的奴仆)，公元4世纪灭亡。
东胡部分：
秦时被匈奴灭亡，之后分成两大部分：乌桓和鲜卑，乌桓被曹魏消灭，鲜卑拓跋部后逐渐汉化，其余部分演化为吐谷浑和柔然；柔然建立汗国，后被突厥击败，主体向西迁移，余下的化为契丹；
契丹建立辽国，其后被女真族同化，剩余的西逃到中亚建立西辽，与当地人融合，成为中亚人的一部分。
突厥部分：
有可能是匈奴的一个分支，曾归柔然统领，后灭亡了柔然，建立了国家。在国家被回鹘人和汉人所灭，部分向西迁移。
羌藏部分：
主体由丁零人构成，融入了铁勒和高车人的一部分，在唐朝时期，将突厥主体灭亡。之后回鹘汗国与唐帝国关系良好。回鹘国内衰败后，向四周迁移，后来分别归降西夏和西辽，在与南疆的居民融合后，形成今天的维吾尔族。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游牧民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在经过秦汉400多年统一之后出现的又一次动荡、战乱和分裂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社会人口大量频繁地迁徙，而迁徙的主要和基本的形式是民族迁徙。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民族迁徙相比，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有着明显的特点和重要的影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主要特点就是动因多。远在文明时代的开端，我国就存在着多个民族集团。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民族迁徙绵延不断，其最基本的动因是在经济方面。魏晋南北朝以前，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唯一重心所在。长期以来，较好的自然生活环境、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吸引周边民族向中原迁徙。秦汉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更促进了这种迁徒。东汉末年，中原军阀混战，割据势力并起，但周边民族的向内迁徒并未因此而停止。如建安年间，南匈奴自并州迁至以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为中心的晋中、晋南地区。西晋泰始至太康年间（265—289年），塞外匈奴也曾数次向塞内迁移，徙居河西宜阳、雍州等地，总计人数约20多万。鲜卑族这时也由东北不断向西南迁移，逐渐分布于东起辽东、西迄青海的塞外及北边诸郡。而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政权的羯胡，则是魏晋间“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的胡人。南方的蛮族这时也逐步北迁，以致“伊阙以南，满于山谷矣”。北魏统一北方后又有不少蛮族首领率众北附。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年不断，特别是西晋灭亡以后，除汉族外还有多个少数民族曾在北方建立政权。为了扩大地盘，掠夺财富，掳掠劳动力，各政权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这些战争成为民族人口迁徙的又一个动因。在战争中，数以万计的人口成为俘虏，被胜利者带回自己控制的区域。如南朝刘宋嘉后期沈庆之伐蛮，前后俘获20余万人，多被迁至建康以为营户。北魏拓跋焘出击柔然，“凡所俘掳及畜产车庐弥漫山林，盖数百万”。另外还有大量人口迫于军事实力而降附。如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征乌桓，“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其余众万余落，悉徒居中国”。在频繁的战乱中，各个政权及势力集团为了削弱敌方的实力，保证和扩大自己的兵源，增加劳动人手，往往乘机掳掠大量人口。如建多年间，三郡乌桓就曾“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东晋咸和三年（328年），前赵刘曜派军袭仇池氐族，“弗克，掠三千余户而归”。至于为了政治、军事的需要而强制迁徙本民族和其他民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军事重镇的情况，更是大量经常地发生。三国时曹魏多次强迁氐人至天水、扶风、京兆、南安、广魏等郡，每次人口数千户至上万户不等11。后赵石勒曾徙氏、羌15万落于司、冀。北魏拓跋珪迁都平城后，“徙山东六州人吏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四十余万口以充京师”。与此同时，各政权统治者还“诱谕招纳”，招引边疆民族迁入内地。如曹操就曾通过并州刺史梁习，从“胡狄”中“礼召其豪右”，“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逃避战乱、灾荒和赋役，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第三个动因。东汉末年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族为避战祸迁往辽东者日多，到永嘉之乱后“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流入辽东人口等于“旧土十倍有余”。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为张氏父子统治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出土的爨佉卢文简书也证实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各地都有汉族移民。但这一时期中原的汉族迁徙规模最大的还是南方地区。建安年间，“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益州数万家”。西晋永嘉之乱后，黄河流域的汉族大规模迁往江南，史称“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东晋及南朝亦有大批北方汉人南渡。这时还有部分汉族迁入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如刘宋时始兴郡不少汉人因“遏接蛮俚，去就益易”而逃入俚区，以躲避苛重的赋役。另据《宋书·夷蛮传》载：“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 正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由多种动因所促成，所以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又有着迁徙民族多、迁徒范围广、人口迁徙数量大、迁徙方向呈多向性等特点。 在魏晋以前，我国的民族迁徙多是小区域流动，迁徙的民族多居于中原政权沿边地区。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起大漠以北、贝加尔湖畔，南至福建、广东、海南岛，东起长白山、松花江流域，西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广阔地域内，空前数量的民族卷入了大迁徙的潮流。其中既有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如汉族（华夏族）、羌族、氏族、匈奴、越族，也有较为年青的乌桓、鲜卑、俚等民族，还有在魏晋才兴起的柔然、敕勒、吐谷浑、爨等民族。这些民族中有的迁徙范围较大，分布较广，如汉族从黄河流域大量迁移到淮河、长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鲜卑族从东北的呼伦池及辽西地区迁移到河套阴山一带的“匈奴之故地”，及至晋、冀、豫中原腹地和河西走廊地区；蛮族则有不少从湖南、湖北逐渐北上，及至进入河南中部。有些民族迁徙的范围则较小，如山越基本上是在江南从山区出居平地；匈奴是从塞外迁移到塞内诸边郡及黄河流域；柔然、敕勒的迁徙范围则大体上是漠北、漠南地区。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的因素促使诸多的民族在空前广阔的区域内迁徙，这一时期民族迁徙在人口数量上也是空前的。这时域内各族迁徙人口的总量由于资料的缺乏而很难掌握，但从史料中所记载的部分数字来看，这个数目应是相当大的。如三国时期内迁的南匈奴有3万落（户），以每户7口计，即有20余万口。西晋初年内附之塞外匈奴又有20余万口。仅此二者匈奴内迁人口即约50万。这时奔附曹操的乌桓人先后有两万余落，以每落10口计算，即有20余万人。再加上被俘约10万人，总共有30余万乌桓人被迁至内地。故有人认为内迁的匈奴、羯、氐、羌、鲜卑、乌桓等“人数远超二百万”。而中原地区的汉族又大量南迁，其中建安十八年（213年）“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10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以每户5口计算，仅这一次南迁人口就近60万之多。西晋末年至刘宋之际，又有90余万北方汉人南迁江南27。估计南迁汉族人口之总量不会低于北方内迁之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另外，南方北迁的蛮族也有不少，仅《魏书·蛮传》中有数字记载的即有16、7万户，以每户5口计，则有80余万口。 我国历史上魏晋以前各个时期的民族迁徙方向，除了汉代的月氏、乌孙、匈奴等族的西迁外，总的来讲是以周边向内迁徒为主。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华夏族）虽因战争被俘、掳掠贩卖，屯垦戍边等原因也有向外迁徙者，但较之内迁者为数颇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则不同以往，不仅有数以百万计的周边民族人口向中原迁移，而且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原汉族人口向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以外江南、华南、辽东、河西、陇右、蜀等地区迁移。还有相当数量的民族人口因一些具体的原因而向其他方向迁移。如十六国时期北方先后出现了汉、匈奴、羯、鲜卑、卢水胡、氏、羌等民族建立的政权，各个政权都曾大规模掳掠强迁异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重镇。然而由于政权更迭频繁，统治中心不断转移，强迁的人口也随之辗转流徙。如匈奴刘汉政权攻陷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后掠万余人归于长安，及晋军围攻长安，又“驱掠士女八万余口退还平阳（刘汉都城，在今山西临汾西南）”。后来石勒攻平阳，“平阳大尹周置率杂户六千降于勒，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石勒将他们徙在自己控制的司州诸县。后赵建立后，石勒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徙平原乌桓展广、刘哆等部落3万余户于襄国，石季龙又徙雍、秦二州华戎10余万户于潼关以东，徙秦州3万余户于青、兖二州诸郡。到后赵政权瓦解时，“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民族人口往来迁徙之状可想而知。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从迁移方向上看，周边少数民族是以由沿边向内地迁徙为主；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是以由北方向南方的迁徙为主；同时亦有着包括汉族在内的诸多民族大量人口的南北西东方向的往来迁徙，从而呈现出人口迁移多向性的显著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是当时封建社会条件下民族关系的产物，它与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是相关联的。其中许多民族的迁徙是被迫的，是被异族强制进行的，伴随着的是战争、掠夺和征服。因此，这时的民族迁徙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消极的因素，但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它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和影响是主要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改变了我国原有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推动和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在此以前，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基本上是分族聚居的格局，即汉族（华夏族）集中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则分别集中分布在周边各个地区，各民族在特定地域的聚居长期得以稳定，造成了聚居该地域的民族在社会组织、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各方面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特点，这种长期稳定的聚居状态是保护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的藩篱。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汉族逐渐分布于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松辽平原、河西地区，分布范围更加广泛。内迁后的各少数民族除一部分融合于汉族以外仍聚族而居，但分布地区却十分分散，各族间往往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同一地区常常居住着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同一个少数民族又错居在好几个不同的地区，而这些地区亦居住着相当数量的汉族人口，于是冲破了民族界限，打破了民族隔绝的状态，使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开始由原来的分族聚居变成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通过杂居共处，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更为密切，彼此间相互依存、相互吸引，在历史的长河中汇流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潮流。这种内聚力量，最终结合成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而正是空前的民族大迁徙，使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中华民族“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使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由游牧生产转变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从而推动了社会进步。匈奴、乌桓、鲜卑、拓跋鲜卑等族在进入中原内地之前，社会结构以部落组织为主，社会经济以游牧业为主。进入中原后，在汉地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由游牧而定居，多数从事农耕业。魏将郭淮镇陇右时，让羌人“家使出谷，平其输调”；雁门太守牵招，曾表复乌桓五百余家的租调。让这些少数民族交纳租调，他们自然是已进入农耕阶段。十六国时羯人石勒在家乡武乡，因为沤麻与邻居李阳争夺麻池。常互相殴击。他为了报答郭敬、宁驱的资赡，还“为之力耕”，说明羯族已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结合在一起了。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也通过政权的力量促进这种转变。如苻坚在前秦境内大力劝课农桑，他亲自耕籍田，其妻苟氏则“亲蚕于近郊”，以示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重视。北魏建国后，拓跋珪下令息众课农，使东平公元仪在五原至棝阳塞外屯田，并在代京周围置立八部帅劝课农耕。拓跋嗣击败越勤倍泥部后，徙两万多家到大宁州，分给他们农器，计口授田，使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迅速转为农业生产。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后，拓跋部已成为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因而在太和十八年（494年）下诏“优复代迁之户租赋三岁”。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转为农业经济后，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封建关系已占支配地位。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组织也相应地进行调整，各少数民族政权大多采用了魏晋的官制等，促使各族本身的社会形态得到跃进，从而推动了北方社会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为汉族输入了新鲜血液，使它增添了活力，不断壮大发展，而且还使汉族汲取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大大丰富了自身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这一时期迁徙到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及卢水胡等民族所建立的十几个政权，虽然此兴彼衰，存在的时间都比较短，但这些民族并未迁回原地，而是在与汉族错杂居住之后逐渐融合于汉族。前后赵灭亡后，匈奴和羯族大批与汉族融合，鲜卑慕容部在诸燕灭亡后，也以散居形式融合到汉族和拓跋鲜卑中去。前秦亡，本与汉族发展水平相当接近的氐族共同体大为削弱，接着建立政权的羌人、卢水胡、河西鲜卑、关陇匈奴等，也陆续处于解体过程，到北魏后期至隋唐，早期内迁的北方民族在中原地区大多消失，融合于汉族，南迁的柔然，敕勒和西迁的吐谷浑亦有一部分逐渐与汉族融合。而自东晋南朝以来，南方的蛮人逐渐从山谷出居到江、淮、汝、颍之间，山越、俚、僚出居平地。这些民族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社会发展水平逐渐接近汉族，经济、文化和生活风俗上的差异也逐渐消失，正如《隋书·地理志》所说，荆雍州蛮“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我们从史书记载可看到，西晋太康时户数为245万，北魏正光前户数为500万，北周大象中户数为359万，到隋大业五年，户数已达890万。这除了管辖范围扩大，检括户口及自然增长等因素外，也是与大批少数民族编户齐民融合于汉族密切相关。这种以民族迁徙为开端的民族融合，不仅给汉族注进了大量新鲜血液，使之生机勃勃，更富有创造力，而且使它自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得以丰富。其表现之一是少数民族的畜牧业生产品种、技术乃至一些农产品传入中原地区，东魏杰出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了牛、马、骡、羊等牲畜饲养和役使方法，以及兽医术、相马术和畜产品加工技术，如制毡法、做酪法、作酥法等等，其中有不少方法和技术来自少数民族。农业上也引入了胡谷、虏小麦等等。其表现之二是汉族在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精华，胡歌、胡乐、胡舞、胡戏等的流行，给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增添了新鲜色彩。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使我国的经济区域呈现扩大趋势。在边疆地区得到开发的同时，北方经济得到复兴，南方经济得以明显发展。魏晋以来，中原地区汉族为避战祸大批迁往辽东、河西等边疆地区，使当地的劳动人手大大增加，甚至流人多于“旧土十倍有余”。徙往边疆地区的汉族劳动者还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传播到边疆，在他们同各族人民共同耕耘下，东北、西北边远地区得到开发，这对于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社会面貌的改变起了重要的作用。频繁的战乱，使北方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十六国时石勒虽明令使用钱币，“而钱终不行”。当各少数民族过渡到农业生产后，北方经济开始高涨起来。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到北魏中期，孝文帝开始铸造货币，使商品经济得到活跃，中原这一古老的经济基地恢复了活力。而这一时期大批汉族的南徙，为原来经济相对落后的江南地区增加了许多劳动力和带来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这无疑会加速江南的开发。同时，江南地区社会比较稳定，东晋、刘宋等王朝也采取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因而使南迁的汉人有可能和江南土著及山越、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一起，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促进南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仅农业生产有所提高，纺织业、矿冶业、造纸业、制船业、制盐业、制瓷业以及制茶、漆器等手工业都有显著发展。商业贸易也十分活跃。尤其是南朝都城建康和东南沿海地区更成了全国文化中心和发达地区。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也使中原汉族文化和南方原有的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六朝文化”。这一切都为日后隋唐的繁荣强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与文化基础。
西晋少数民族内迁史实研究论文
自西晋永兴元年（304年）成汉建立起至439年北魏灭北凉结束；南至今淮河，北至阴山，西至葱岭，东至海，东北至鸭绿江下游以北，西南至澜沧江以东，相继建立了十六个分裂割据政权。入主中原的五个主要部族称五胡；史称这一时期除中原主王朝以外的各个主要政权为“五胡十六国”。 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对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的向往。此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样，都是追慕先进的地域和理念。就像现在很多人想移民一样。影响：:第一，促进了民族融合，共同发展。第二，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
西晋统一中国之后，分封政策导致的八王之乱以及之后的永嘉之乱，常年战争让中原人口猝减，尔后中原汉人为避战乱和政策南迁使得长江以北人口更加稀少。外加藩王对峙引入了胡人势力即少数民族，且胡人势力逐渐坐大，藩王灭亡之后，胡人进驻了此时的长江以北，也就是说少数名族这时候内迁了。
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是发生于中国西晋时期的一场皇族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引发的内乱，因皇后贾南风干政弄权所引发。
八王之乱的十六年中，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人民被杀害者众多，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西晋的力量消耗殆尽，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爆发。“五胡乱华”、西晋灭亡，八王之乱是其重要原因。
扩展资料：
西晋统治时期，中国北部、东部和西部，尤其是并州和关中一带，居住着许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
在汉族的影响下，这些内迁的外族逐渐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胡汉文化相互影响渗透。但在交融的同时，胡汉亦存在一定的矛盾，例如并州的匈奴人成了汉人的奴婢，当军作战，更有甚者被地方官员押往他乡卖，因而激起了境内各民族的反抗；
而各族上层人物亦往往利用本族人民，实行割据。西晋以后之五胡乱华、永嘉之乱亦肇基于此。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八王之乱
西晋末年，中原地区大乱。周边部族内徙建立割据政权，酿成永嘉之乱，建兴四年（316年）匈奴王刘曜攻陷长安，俘虏晋愍帝，西晋亡。中央朝廷受到威胁，晋建武年间，建武元年（317年）晋元帝司马睿准备到建康（今南京）建都，任王导为丞相军咨祭酒。东晋渡江后，中原汉族士族等臣民相随南逃，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王导依赖南渡的北方士族，团结江东豪强，协助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 由于东晋统治者安于江南，不以恢复中原为意，门阀大族致力于南方的庄园经营。北方大族及大量汉族人口迁徙江南，使得江南的名士与渡江的中原人士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自曹魏以来，中国的文学发展一直处于大步前进的时期，其中以东晋年间的文人最为著名。东晋出现了山水诗人谢灵运、田园诗人陶渊明等人，他们对旧体诗作出改革，为将来隋、唐的诗文盛世创造了前提条件。在社会生产上，北方的手工业技术与南方的技术相互融合，使东晋的手工业水平比西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下的北方农民和土著农民辛勤劳动，开辟南方广大的山泽荒野，促进了江南的开发，促进了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
西晋少数民族内迁研究论文题目
1.北朝政权与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战争不断，躲避战争是原因之一。 2.各政权和各种势力对少数民族力量的利用 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的气候寒冷时期，严寒迫使北方少数民族向南迁徙。
东汉末年以来少数民族内迁和西晋后期北方人大量南迁对当时社会有的影响：（一）对人口的影响 1.促进民族融合 少数民族人口的迁徙首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原有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极大地推动了各民族间相互融合的进程。2.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 移民对于人口的影响还表现在可以大幅度的提高人口的素质。 一方面，人口的迁徙流动有利于避免近亲、同民族间的通婚。 人口的迁徙为异族和异地间人口的通婚创造了优先条件。 而现在的遗传科学和人类科学证实，异族异地间的通婚有利于提高人口的素质。（二）对经济的影响 1. 促进了中原地区畜牧业的发展 少数民族移民在迁徙内地之前, 主要以畜牧业经济为主。 他们移居内地, 带来了先进的畜牧业生产技术, 促进了内地畜牧业的发展。 同时, 以食肉饮酪为生活习惯的游牧民族人口在内地的增加, 相应地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也就有所增加, 从而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2.促进了中原地区商业的发展 游牧经济由于其经济的单一性, 可以说是一种天然的商品经济。 西北少数民族主要是游牧民族, 畜牧业在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主要输出产品是畜产品。内迁少数民族商人的商业活动, 既有国内贸易, 也有国际贸易，丰富了内地商品市场, 促进了中西商品的流通。（三）对文化的影响 1.对衣食住行方面的影响 衣食住行是每一个民族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民族衣食住行受到周边少数民族的重要影响。从衣着来说，众所周知的“胡服骑射”，以及不胜枚举的唐时衣饰。在日常饮食方面，汉族不仅从北方游牧民族那里学会了多种食用牛羊等大畜肉食的方法，还从西域各族那里学会食用“胡饭”、“胡饼”等。正是周边少数民族的不断融入，使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得到发扬光大并融入汉民族文化之中，使汉民族文化发展得如此丰富多彩并具有无尽的活力。 2. 民族信仰方面的影响 魏晋以来, 佛教在中原地区广泛传播, 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 此后, 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不断内迁, 各族统治者出于种种目的 , 大力提倡佛教,对中原地区佛教的深入传播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也促进了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 3. 对中原民间武术的影响 历史上, 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由于多种原因对中原农耕民族的统治时叛时服, 导致游牧农耕间战争不断。作为源于战争的武术在这场旷久的游牧农耕大战 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文化内涵丰富 。先进的马背武艺也溶入了中原武术的 文化体系当中,成为中华武术的组成部分。
各族人民的内迁 东汉以来，分布在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已陆续向内地迁徙。 魏晋时期，汉族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各少数民族的控制和补充内地劳动人手的不足，经常招引和强制他们入居内地。 各少数族人民内迁后，在汉族的长期影响下，逐步地由游牧生活向定居的农业生活过渡。魏晋时，西、北各少数族人民向内地迁徙的活动，更加频繁，而且种族很多，主要有匈奴、羯、氐、羌以及鲜卑五族，史称为“五胡”。 当时，在内地不少地方，少数民族人数相当多，如西晋时，关中户口百万，其中少数民族占了一半左右。 各族人民的起义 各族内迁以后，与汉人杂处，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魏晋统治者强迫各族人民纳租调，服力役，“服事供职，同于编户”。 西晋占田制明确规定了他们的租调负担。汉族的官僚、地主多以少数民族人为奴婢、佃客。残酷的民族压迫，使各少数民族对西晋统治者“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因而反抗不断地发生。 西晋后期，先后爆发了齐万年、李特、张昌、王如及杜弢等领导的大规模起义，其中李特之子李雄还在四川建立了“成汉”政权。 西晋的灭亡 在各地流民不断起义时，内迁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也相继起兵反晋，其中刘渊、石勒起兵最早。 刘渊字元海，匈奴左部帅刘豹之子，汉化程度很深。刘豹死后，他代为左部帅，惠帝时为五部大都督。当李特、张昌先后举兵反晋，宗室诸王混战于北方之际，匈奴贵族共推刘渊为大单于。 304年（永兴元年），刘渊开始起兵。很快发展到五万人，定都于离石（山西离石），建国号“汉”，自称汉王，“胡”、汉各族很多人归附他。他在军事上也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攻占了太原、平阳（山西临汾）等地，向南迁都于蒲子（山西隰县）。 石勒出身羯族，居上党武乡。曾被卖为家奴。刘渊称汉王时，他参加起义。 308年（永嘉二年），刘渊称帝，迁都平阳。接着派王弥、刘曜等率大军进攻洛阳。310年，刘渊死，子刘聪杀兄自立为帝。次年四月，石勒在苦县（河南鹿邑）宁平城消灭十余万晋军，晋军元气大伤。 六月，王弥、刘曜等攻下洛阳，杀王公以下三万余人，俘获晋怀帝。八月，又攻下长安。后来，晋将贾匹等在关中汉人的支持下夺回长安，迎司马邺为帝，是为愍帝。 316年（建兴四年），刘曜围长安，愍帝出降，西晋灭亡。 参考资料：启示就是引狼入室,开门揖盗
西晋统治者对内迁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统治，甚至掠卖为奴婢。引起各民族的反抗，最后匈奴贵族刘渊起兵灭掉西晋。启示：多民族国家必须处理好名族关系，否则会导致民族矛盾，甚至民族战争，国家的分裂。
国外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现状论文
《Nais KhuMaiv Lig Vwj Lub Neej》一 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讲述了老挝女孩 Maiv Lig Vwj 在老挝的生 活和受教育的经历,还讲述了她的全家迁移美国的历史。2.《Cov Ntawv Hmoob Los Zoo Li Cas?》记录了“RPA 苗文”的创制和发展过程。除了苗族历史之外,苗族的宗教信仰同样 得以较多关注,有代表性的两本着作是《Txoj Kev Ntseeg Uas TagNrho Yog Qhov Tseeb》和《Ib Lub Neej Tshiab》。除此,相关文献也还 很多。
盛行。白族是中国西南边疆一个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崇尚白色，服饰以白色为主色，在国外由于款式好看外加衣服有着丰富的文化研究在国外非常盛行。女子头饰代表大理的“风花雪月”，舞蹈道具霸王鞭；男子身着扎染马褂，舞蹈道具八角鼓。
第一,注重文化产业基本理论研究,研究成果趋于系统化。国外近年来对 文化产业的研究非常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研究成果。研究内容不平衡；研究内容、对象隔离，偏重“点”。标签
傣族孔雀舞的起源、传承脉络及其现存形式论文在学习、工作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那么，怎么去写论文呢？以下是我整理的傣族孔雀舞的起源、传承脉络及其现存形式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傣族舞蹈经历了不同时期从生活到艺术的发展与流变，本文力图通过对孔雀舞的发展脉络和不同时期傣族孔雀舞的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分析其当代存在形式，加深对傣族民间舞蹈文化的理解与认识，从而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达到保护、传承及推广民间舞蹈的目的。关键词:傣族孔雀舞;发展和流变;当代存在形式;一、傣族孔雀舞的起源分析（一）傣族先民与孔雀的渊源傣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背景深厚的民族，其聚居于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等多个州市，位于北纬三十度附近，是孕育生命、文化以及神秘自然风光的黄金地带，同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及诸多生命源泉处于同一纬度。在新石器时代以前，傣族就在南鸠江、萨尔温江、勐卯江（位于云南省境内瑞丽地区）等流域繁衍生息；公元前850年傣族人民建立了达光王国，也称为哀牢国，在《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的记载中称傣族先民为“滇越”，在《后汉书·和帝本纪》中称傣族先民为“掸”1，因滇越与越人同俗共源所以被称之为“滇越”，而掸国地处于滇、缅、泰、印之间被称之为“掸国”，由此可见掸国即是滇越。在诸多古籍中有着关于孔雀的各种记载，以及云南滇池地区出土的很多汉代的青铜器物上都有孔雀雕饰，从服饰、摆件到劳作工具、生活用品，都彰显出古时候的傣族先民就非常喜爱孔雀。在傣族的神话中孔雀亦是带来幸福美好的象征：传说中创世之神英叭曾为了帮助叭阿拉武建勐（现云南景洪地区），放出孔雀，让其飞到远方去寻觅谷子，将未消化的谷子作为种子，从此人们开始了农耕；佛经故事《孔雀王》中记载：孔雀是神鸟、圣鸟，它喝过的井水和河水，它都念过咒语，人们喝过“孔雀水”或沐浴后，就能有病治病、无病增寿。2据说在当地修建完整的佛寺当中，佛祖身边都有一对神鸟，即“金娜丽（雌）”“金娜拉（雄）”，且在佛寺里佛坛上也会摆放孔雀羽毛。可见傣族人民对于孔雀是喜爱崇拜的，也正因如此才滋养了这片舞蹈的土壤。（二）傣族孔雀舞的起源在傣族人民的心目中，一直把孔雀视为象征美丽善良、聪明睿智、吉祥幸福和不畏强暴的“神鸟”“圣鸟”，傣族人民对于孔雀的依赖从未消失，通过历史记载及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出“孔雀”这一神鸟与傣族人民的生活、文化、信仰都息息相关。在古老的傣族图腾神话中，存在着一种身披孔雀架子的人首雀身的孔雀，因此，傣族先民一致认为孔雀与傣族古老部落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孔雀舞”也一直以来伴随着傣族人民的脚步从未停止发展，其对于傣族人民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在民间流传着许多有关孔雀舞的优美传说，一种说法是在很久以前，佛祖做大摆，众人前来朝贺，有一对人面鸟足的动物也来朝贺，它们跳起了优雅的舞蹈，众人也跟着跳了起来，这一舞蹈就是今天人们跳的孔雀舞；另一种说法是：傣族的领袖召麻粟带领着民众去寻找幸福的故事。傣族地区大多属于亚热带湿热气候，气温舒适、物产资源丰富，最具代表性的西双版纳地区森林密布、植物茂盛，繁殖着孔雀、大象等珍奇异兽，孔雀活跃于丛林中，因此从原始时期开始，人类很有可能通过狩猎的方式去观察、模仿孔雀的形态、动作和生活习性。据历史记载，早在7000年前云南地区就产生了农耕文明，成为我国境内最早的水稻发源地；到了尧舜时期有“象耕鸟耘”的传说，人们驯服大象来帮助自己耕地，由此可见人类与动物所产生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也是十分久远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文明不断地建立，人们不再单纯地依靠劳作劳动赖以生存，经济科技水平日益发达对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因此人们开始追寻精神文化的满足。孔雀以其独特的魅力及高雅的形态吸引着人们，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模仿孔雀起舞，同时也产生了诸多关于孔雀舞的传说，其源于自然，始于生活，吸取万物之灵，深切地感受傣族人民的勤劳勇敢，温柔善良的'民族个性。二、傣族孔雀舞的传承脉络（一）早期的传统民间孔雀舞孔雀舞，傣语叫“戛洛勇”“烦罗咏”或“嘎楠罗”，即孔雀跳的意思，其象征着美好吉祥、正义善良等传统美德，是傣族人民追求吉祥、幸福、美好生活的表达。作为云南地区分布最广的民间舞蹈，孔雀舞是傣族舞中最具代表性的、傣族人民最喜爱和熟悉的、也是发展变化和影响最大的傣族标志性民间传统舞蹈。最早期的孔雀舞是由傣族男子表演的，表演者要头戴面具，身穿形似孔雀的服装，佩戴形似孔雀开屏的架子为装饰，其动作特征主要集中于对孔雀的基本形态和面部表情的模仿，通过手势、眼神和步伐来模拟孔雀起舞、漫步、饮水、展翅等动作形态，舞蹈内容多为叙事并伴有其他动物扮演者入场表演；孔雀舞有严格的程式和要求，有固定的步伐和套路，以至于每个动作都有固定的鼓语与之相伴。傣族人民大多生活在滇南边陲，由于其交通不那么便利和民族精神信仰的关系，其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等都保护得较为完整，具有独树一帜的风格。孔雀舞按照表演形式和舞蹈类别属于广场民俗性质的表演舞蹈，在早期盛大节日和“做摆”（修功德的佛会）时广场祭祀的道具舞蹈。孔雀舞的普及范围和传播面广泛，是傣族的一种象征性文化艺术符号。（二）从民间走向舞台——《双人孔雀舞》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傣族民间舞蹈艺术家们开始不断地尝试改革民间的传统孔雀舞，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孔雀王子”毛相，他所表演的孔雀舞以独特的风格见长，目光灵动、动作矫健洒脱、形象逼真，被缅甸人民誉为“孔雀的化身”。1956年，毛相在传统民间孔雀舞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创作了《双人孔雀舞》，并在1957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与回族女演员白文芬共同表演《双人孔雀舞》荣获银质奖章，由此傣族孔雀舞从民间走向了舞台。毛相的《双人孔雀舞》以表现孔雀的生活习性为主线，主要表现了一对雌雄孔雀的甜蜜爱情，雄孔雀在林中寻觅伴侣，并和雌孔雀在林中嬉戏、泉边饮水、追逐飞舞的情景，动作表现更符合主题内容，使之成为完整的、有起伏变化的表演作品。《双人孔雀舞》的动律以传统的走步为主，走步时保持上下颤动的基本动律，带有内在的动律；该舞创造了单腿深蹲、斜展翅及一些空中舞姿，强化和突出了原傣族孔雀舞中就有的碎抖肩技巧来表现孔雀欢乐饮水的状态；他在编排上依然保留了傣族孔雀舞的传统动作，但在动势动态上使得傣族舞蹈风格韵味更甚。毛相是将自娱性的孔雀舞提炼为富于舞台艺术想象的第一人，他增强了孔雀舞的观赏性、艺术性，去掉了民间孔雀舞繁重的架子和面具，解放了演员的四肢和头部，充分地展现了演员的灵动的神情，塑造出一对栩栩如生、风格突显的双人孔雀舞形象。因此《双人孔雀舞》可以看作是对孔雀舞的“初级改造”，毛相为后来的“孔雀舞”创作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三）孔雀舞表演者的性别转换——《孔雀舞》《金色的孔雀》传统的孔雀舞多为男子独舞，而金明编创的《孔雀舞》和刀美兰编创的《金色的孔雀》在性别上做了极大的改变，第一次将传统孔雀舞转换了性别，从男性表演改由女性表演，可谓迈出了“孔雀舞”发展中具有历史转变性的一步。金明所编创的女子群舞《孔雀舞》于1957年在世界青年联欢节舞蹈比赛上获得了金质奖章，和《双人孔雀舞》一样，都代表着傣族孔雀舞在20世纪50年代的最高水平。整个舞蹈在结构上，从“孔雀开屏”开始，中间包含了“孔雀吸水”“孔雀洗澡”“孔雀飞翔”，最后以“孔雀登枝”收场。在动作处理中借鉴了芭蕾中延伸、拉长的审美特征，同时为体现傣族的民族特性，突出了传统傣族舞蹈中由呼吸带动的上下动律的基本元素，使之尽量保持孔雀舞的风格。为了从外在形态上让“孔雀”看起来惟妙惟肖，同时也能让舞者的优美体态得到充分展示，金明将孔雀舞的服饰从长裤变成了饰有蓝色羽毛的大摆裙，表演风格从此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刀美兰和刘金吾编创的舞蹈《金色的孔雀》于1980年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中获得编导二等奖；“孔雀”的美丽是经历磨难之后的绽放，塑造出新的展翅飞翔的孔雀形象。舞蹈从表现孔雀的习性出发，编排了苏醒、嬉戏、飞翔三个片段，在动作编排上，也将传统旋转技巧头埋腋下的动作，改为眼看蓝天、昂首挺胸、右手拉裙快速旋转，从而充分地展现了孔雀在蓝天里自由飞翔的形态，象征着金孔雀再一次展翅飞翔。刀美兰在创作上，继承了其师毛相的艺术理念，在继承传统孔雀舞风格的同时吸收兄弟民族的舞蹈语汇精华，并将舞蹈作品进一步地突破为具有表演化、艺术化的女子独舞表演；自刀美兰之后，女子孔雀舞这一表演形式则成为傣族孔雀舞的主要表演形式。（四）崭新的艺术形式——《雀之灵》如今，当提及孔雀舞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一定是一只活灵活现的白孔雀伫立在舞台上的形象；舞蹈《雀之灵》是由杨丽萍创作、表演的经典剧目，该舞在1986年获得了全国第二届舞蹈比赛创作表演一等奖。《雀之灵》摄取了孔雀吸水、梳羽、飞翔的具有典型性的孔雀生活习性，提取出傣族孔雀舞中最富有孔雀舞特征的手势，以及最富有曲线美的三道弯形体动作。杨丽萍的《雀之灵》虽然也是描绘傣族的“孔雀舞”，但在创作理念、创作手法上做出了新的突破，她不拘于传统孔雀舞的程式（传统的孔雀舞是以模仿孔雀散步、开屏、戏水等生活习性为主线)，《雀之灵》强调了一个字：“灵”，着重于表现灵动的美。她大胆地借用现代舞的编创元素，开场从“孔雀头部”的基本形象入手，通过有节奏有层次的律动来表现孔雀的机敏和灵巧，以形求神，用孔雀舞中最具代表性的孔雀嘴的手势和孔雀开屏尾巴的形象出现，开掘创作出了新的舞蹈语汇；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强化、重现孔雀经典形象，在反复渲染之后，深化了孔雀灵动的姿态，增添了孔雀美的魅力，同时也将孔雀灵动美的形象深深地映在了观众的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在舞姿动态上，杨丽萍大胆地进行变革，孔雀舞不借助任何道具，彻底解放了舞者的上肢，运用上半身的手臂和头颈的动作惟妙惟肖地模仿出孔雀展翅，体现出禽类特有的律动，使舞台上的孔雀更加灵动。《雀之灵》着重刻画于精神层面，动作的大胆创新，让人们更深地体会、理解到人们对孔雀的崇拜，《雀之灵》再一次让傣族舞蹈的外部肢体形态更具舞台表现力与质感，具有划时代意义。由此可以看出，从传统民间自娱性舞蹈和仪式性舞蹈进化到舞台化表演性舞蹈之后，傣族舞蹈艺术家们为傣族传统民间舞蹈的继承、发展、创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顺应了各个历史阶段观众的审美需求，推动着舞蹈事业走向更高的台阶，这标志着孔雀舞朝着更为宽广的大众娱乐化方向发展。三、孔雀舞的当代存在形式（一）民间流传的傣族孔雀舞自娱舞蹈作为最早的舞蹈艺术形式之一，源于人民的生活劳作与其满足精神生活的需求。孔雀舞在傣族民间中广泛地流传、发展，舞蹈的表现形式伴随不同人群的学习与其不同的审美价值逐渐多样化，其中以瑞丽市和耿马县的孔雀舞最为丰富多彩。在现如今的傣族地区，人们常在“泼水节”“关门节”“开门节”等民俗节日时聚集在一起，敲响大锣，打起象脚鼓，跳起姿态优美的“孔雀舞”，歌舞声中呈现出丰收的喜庆气氛和民族团结的美好景象。现如今在傣族地区的很多地方，有着专门以跳孔雀舞为生的民间艺人，大多数艺人以模仿孔雀的神态、动作为主，例如：孔雀展翅、洗澡、抖羽毛、灵敏视探、安然漫步等。孔雀舞增强了傣族各个群体之间的凝聚力，成为了蕴含于傣族文化最深厚的基石，但由于每位擅长孔雀舞的艺人个人艺术经历、艺术审美以及传承路径的不同，因此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艺术个性。伴随着我国对传统文化日益重视的时代背景下，党和国家不断提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工作的重视，通过不同形式来促进傣族舞孔雀舞的发展，有效地传承我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思维上加强对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的认知。笔者认为应倡导让更多的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扎根民间”学习、了解、研究最原生态、最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的专业技能，对少数民族的舞蹈、音乐、服饰等进行深入挖掘、探索、研究，并不断地思考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如何发展少数民族舞蹈、音乐等，以此让更多的人熟悉、了解我国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更广泛地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二）课堂教学中的傣族孔雀舞傣族孔雀舞作为民族舞蹈典范之一，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及审美价值吸引诸多学者及专家进行研究、整理、创新、编排成系统的民间舞蹈教材，被高等艺术院校、中等专业学校等作为教材使用，运用于民间舞蹈课堂等教学中。相对于民间自娱舞蹈形式，傣族孔雀舞被编写进教材进一步实现了它的价值，教材中所用的素材都是专家们从传统的民间舞蹈当中提炼出来的，以最典型且最具审美价值的舞蹈元素进行合理编排与创新，不但很好地保留了其舞蹈风格与民间文化内涵且更好地发挥了舞蹈的艺术价值，也使得民间舞蹈得以传承。现如今在很多高校以类似于非遗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形式，邀请诸多的国家级、省级传承人走进校园与师生进行舞蹈艺术交流，将传统、原生态的民间文化传授给师生们，通过交流、沟通、学习的方式，使师生们回归本源感受最传统的民族民间艺术风格。在当下，学生大多以学习民间舞蹈教材的形式，系统、规范地掌握傣族孔雀舞，虽然完成教材所要求的训练内容，但对于传统民族民间舞蹈的风格性掌握还是远远不够的，民间舞教师应要求学生课下主动查阅相关民族资料，并且以不同方式走入民间、深入民间、学习民间，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傣族民间舞蹈文化，准确地把握其民族舞蹈风格；并提倡学生将采风所得收获以及其所感所悟转化为文字资料，能够更深刻地记录下这次珍贵的经历。四、结语在如今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当下，舞蹈艺术的发展也逐渐成熟，人们的审美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不同的舞蹈所传达给人们的艺术价值及内在情感是不同的，因此舞蹈艺术不断地发展、创新。在这过程中不免会忽略舞蹈本身的价值而迎合大众的审美需求，商品化舞蹈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存在价值是为盈利。除此还有很多舞蹈在形式上效仿国际化舞蹈，一方面作为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为了迎合当下大众审美。而作为传承发展的舞蹈工作者，需要把握舞蹈本身的艺术价值，更要避免趋同化。本文对傣族孔雀舞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从历史根源透视傣族孔雀舞的艺术价值，借助书籍、期刊、网络等查阅方式，并基于一定的田野调查进行撰写。傣族舞蹈是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孔雀舞的发展脉络进行研究，一方面对于傣族民间舞教学的傣族孔雀舞风格性掌握有一定的帮助，另一方面为傣族孔雀舞的创作理念及传承保护能引发思考；应充分认识到傣族孔雀舞的文化传播价值，推动进一步去发现每个动作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感受傣族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让更多的人逐步青睐、深入了解孔雀舞，继而能够热爱、研究孔雀舞，充分领略、感受傣族孔雀舞的魅力。参考文献[1]刘金吾傣族舞蹈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2]瑞丽市文化馆编傣族孔雀舞[M].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18.[3]徐梅云南少数民族民间舞蹈美学探索[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8,(05).[4]李晓艳曾金华艺术中的生活舞台化的传承一云南傣族舞蹈舞台化呈现的学术思考[J].大众文艺,2015,(05):165-166.[5]杨镇浅析傣族孔雀舞的发展的历史[J].大众文艺,2012,(20)-:106+186.[6]石裕祖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5,(02):64-69.[7]廖大昆从毛相、烂、杨丽萍的孔雀舞看傣族舞蹈的发展[J].民族艺术研究19 89,(05)-54-56+19.
少数民族的社会适应研究现状论文
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其中占全国总人口9%左右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我国欠发达的西部及其它边远落后地区。全国592个贫困县其中西部有334个，占64%。西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3%。与东部相比，西部人口素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东部平均每100人中科技人员18名，西部2名；东部人均受教育时间达10年零8个月，西部人均为3年零6个月；西部地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个百分点，东西部的综合人才差距10：1。西部虽然总面积54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56%。地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特别是科技、教育和文化发展严重滞后，制约西部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过程中，将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普工作提到突出的位置上来，是十分重要而紧迫的，这事关民族地区的兴旺发达和社会稳定的大局。
我国现阶段民族问题有何特点；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民族问题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经济问；一、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交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在民族问题中,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交织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时候,向来都将经济；一是通过社会制度的改革,废除了各个民族历史上的落；二、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的交织；民族问题都是历史现象,我国现阶段民族问题有何特点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民族问题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交织在一起,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这对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的特点做了高度的概括。在新世纪新阶段,正确认识当代我国民族问题的特点,对于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切实做好民族工作不断开创民族工作的新局面有着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为了深刻理解和认识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的特点,本文拟就对当前我国民族问题特点上呈现的“四个交织”做进一步的理论阐述。一、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交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在民族工作上的体现,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这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所以在考察和解决民族问题时,应该对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同时并重,两者都不能忽视。在民族问题中,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交织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政治平等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解决民族问题的本质就是实现民族之间的平等,而民族之间的平等首先要从政治上解决,只有实现各个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才能为各个民族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第二,经济问题的解决可以巩固政治问题解决的成果。当各个民族之间的平等地位确立后,民族经济的发展才可能在健康的轨道上发展,同时,民族经济的发展会进一步消除民族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从而巩固民族关系向融洽和睦的方向发展。第三,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发展民族经济,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第四,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相辅相成。民族问题的解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的。如果在现实中,我们只强调经济问题的解决,忽视政治问题的解决,那么就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同样,如果只是一味地抓政治问题,忽视经济问题,那么民族问题就不能很好地解决。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时候,向来都将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处理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先后采取了多种措施,如派遣中央民族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组织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阶层人士到内地参观、进行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等,基本上都是为了从政治上实现民族之间的平等,为各个民族的共同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5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完成了两大历史任务。一是通过社会制度的改革,废除了各个民族历史上的落后制度,引导翻身解放的各个民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各民族人民形成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的民族关系。二是通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加快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个民族共同繁荣。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集中地体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上。在这个时期,在经济权益上,各个民族还可能产生矛盾和纠纷,而这些矛盾纠纷也往往会以政治问题体现出来,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从政治上努力解决随时出现的经济问题。二、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的交织民族问题都是历史现象,它的产生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突发现象。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各个民族的历史以及现实状况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各个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状都对民族问题的产生和变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具体而言,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交织在民族问题中的体现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现实问题是历史问题的延续。在现实中,很多民族问题的产生都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的。从国际上看,科索沃*问*题就是源自于二战之后,阿尔巴尼亚人一直要求独立运动的延续。在新中国建立前,新疆问题和西藏问题都是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的。西藏和新疆的分裂活动和思潮,都是有着直接的历史延续性和继承性的。其次,历史因素在现实问题中有重要的影响。在民族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除了现实对于历史有继承和延续之外,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历史因素在现实问题中重新被发掘出来,以至于在社会现实中产生巨大的影响。西方分析家在评价世界民族问题时指出:“历史实际上并不重要,利用历史才是重要的。”由此可见,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的交织,不仅使民族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变,也给民族问题的解决带来巨大的难度。所以,解决我国当代民族问题时,不仅要看民族问题的现实表现,也还要看到其中蕴含的历史因素和引发其产生的历史根源。三、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交织曾针对我国的国情而强调指出:“民族宗教无小事。”民族与宗教问题确实事关重大,因为它关系到亿万群众的精神生活,关系到各个民族之间的团结,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关系到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关系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还关系到国际交流与合作。正确分析我国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全面准确地阐释党和政府处理民族与宗教问题的原则、方针和政策,是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保证。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有着特殊的关系,虽然两者分属不同的范畴,但是民族问题往往与宗教问题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在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宗教问题通常是民族问题中难以剥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范围内,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成为全球的热点和难点。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民族冲突往往以宗教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宗教之间的差异也加剧了民族之间的隔阂和纠纷。民族与宗教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宗教的民族性。1953年,主持中央统战工作的李维汉同志总结了宗教的“五性论”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宗教的民族性。宗教具有民族性,民族也具有宗教性,世界上没有无宗教的民族,也没有不具有民族性的宗教,这是中外的历史和现实。对许多民族来说,宗教信仰不仅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宗教的组织和宗教的礼俗也支配或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家庭婚姻。同时,在虔诚信仰宗教的民族中,宗教信仰是诸多民族性中最敏感最容易触动的神经感应器,一旦受到外界的刺激,便会做出反应。其次,民族是宗教的载体,宗教是民族文化的主要内容。民族是宗教的载体,在大多数群众信仰统一宗教的民族群体中,宗教礼仪往往与该民族的民族风俗习惯、文学艺术、道德规范等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宗教在民族问题中有重要影响。当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时,如果对宗教问题处理不慎或不当,也会影响民族关系。宗教的介入加剧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增强民族问题的敏感性,使原本就是复杂多端的民族问题难以解决。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一些单一民族国家相比,民族与宗教问题以及两者的关联,对我国社会生活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如果要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就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进一步提高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水平。四、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的交织民族问题一般是指一国内部的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纯属一国内部事务。原本不属于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然而冷战结束后,全球性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使一些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突破了国家边界限制,登上了世界政治的舞台。特别是近年来,西方霸权主义大国借口少数民族人权的国际保护,鼓吹人权*高于*主*权,出于自身利益而在世界各地实施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这不仅加剧了地区局势的动荡和民族问题的国际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主权不可侵犯,内政不容干涉”等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民族问题国际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民族冲突恶化和加剧,导致国内政局动荡,严重妨碍了国内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其次,引发相关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严重影响地区和平与安全。如发生在非洲大湖地区的武装冲突,一方面使得民主刚果近年来一直陷于战火之中,国家经济建设无法正常进行;另一方面也使得它与乌干达、布隆迪和卢旺达等邻国处于紧张的敌对状态。第三,有关大国和国际组织借口肆意干涉他国内政,严重影响国际关系。科索沃战争就是一个典型实例。最后,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以极端民族主义为指导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严重阻碍了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而针对外国人和外来移民的暴力冲突、种族仇杀,也使得一些国家和地区长期处于动荡状态,使国家间的经济合作难以有效地实施。造成民族问题国际化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就国际而言,第一,国际力量对比的发展演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普遍兴起了民族主义浪潮,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瓦解后的情绪化反应,是冷战格局崩溃后新形势的必然产物。因为冷战的终结,使原先受美苏控制或影响的国家摆脱出来,民族意识、国家主权与民族国家利益上升为国家的主导意志。随着苏联战略力量的收缩和对外影响力的削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迅速挤进东欧地区,支持该地区的民族主义力量反对仍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南斯拉夫的解体和科索沃战争就与美、英、德、法等西方大国的干涉紧密相关。第二,经济全球化导致民族主义反弹。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民族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国资金、商品、劳务越来越多地在国际上流动,随时随地冲击着传统的民族、国家疆域意识。第三,外部势力的干涉。跨界民族的存在,使得生活在不同国家境内的同一民族的国际联合斗争得以持久进行,这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刺激着民族主义的反弹和民族问题国际化的发展。就国内而言,首先是国内错误的民族政策,导致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苏联东欧的问题就在于忽视了民族主义的作用和影响,用共同的阶级利益取代各自的民族利益,抹杀民族文化、民族特性,由此激发了民族矛盾。第二,在经济领域内的利益分配不公,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国内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往往导致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要求更多的自主权,而较落后的地区则抱怨中央政府(或当政的民族)对自己投资过少,民族间的抵触情绪由此滋生,长期积累下来自然会导致民族矛盾的加深和激化。第三,脱离国情地实行民主化。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民主化不是本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要求,而是在西方国家的影响下一蹴而就的,往往造成一个民族一个政党。这种不适当的民主化往往导致民族问题的普遍化和扩大化。非洲多国所爆发的民族骚乱和部族间的武装冲突就是证明。此外,民族主义本身的号召力及顽强的生命力,也是当前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及其引发民族冲突的重要原因。就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国内问题和国外问题交织表现是跨境民族和国家安全。跨境民族的存在对我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有重要的影响,也影响到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至于会威胁国家的安全。总之,民族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民族问题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有着特定的、相应的形式和内容。因此考察民族问题也应该具有动态的眼光,要看到民族问题的时代性。惟有如此,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才能因时而异,将民族工作做到恰到好处
生态平衡是动态的平衡。一旦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超过了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而不能恢复到原来比较稳定的状态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遭到破坏，物质和能量输出输入不能平衡，造成系统成分缺损（如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结构变化（如动物种群的突增或突减、食物链的改变等），能量流动受阻，物质循环中断，一般称为生态失调，严重的就是生态灾难。编辑本段温室效应——地球发烧之谜 温室效应是指二氧化碳、一氧化二氮、甲烷、氟利昂高温室气体大量排向大气层，使全球气温升高的现象。目前，全球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CO2大约为230亿吨。比20世纪初增加20％。至今仍以每年0．5％的速度递增，这必将导致全球气温变暖、生态系统破坏以及海平面的上升。据有关数据统计预测，到2030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20cm，到本世纪末将上升65cm，严重威胁到低洼的岛屿和沿海地带。编辑本段臭氧层破坏——女娲后代需补天 臭氧层是高空大气中臭氧浓度较高的气层，它能阻碍过多的太阳紫外线照射到地球表面，有效地保护地面一切生物的正常生长。臭氧层的破坏主要是现代生活大量使用的化学物质氟利昂进入平流层，在紫外线作用下分解产生的原子氯通过连锁反应而实现的。最近研究表明，南极上空15－20千米间的低平流层中臭氧含量已减少了40％－50％，在某些高度，臭氧的损失可能高达95％。北极的平流层中也发生了臭氧损耗。臭氧层的破坏将会增加紫外线β波的辐射强度。据资料统计分析，臭氧浓度降低l％，皮肤癌增加4％，白内障发生则增加0．6％。到本世纪初，地球中部上空的臭氧层已减少了5％－10％，使皮肤癌患者人数增加了26％。编辑本段土地退化和沙漠化——孕育沙漠的温床 土地退化和沙漠化是指由于人们过渡的放牧、耕作、滥垦滥伐等人为因素和一系列自然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土地质量下降并逐步沙漠化的过程。全球土地面积的15％已因人类活动而遭到不同程度的退化。土地退化中，水侵蚀占55．7％，风侵蚀占28％，化学现象（盐化、液化、污染）占12．1％，物理现象（水涝、沉陷）占4．2％。土壤侵蚀年平均速度为每公顷约0．5－2吨。全球每年损失灌溉地150万平方公顷。70％的农用干旱地和半干旱地已沙漠化，最为严重的是北美洲、非洲、南美洲和亚洲。在过去的20年里，因土地退化和沙漠化，使全世界饥饿的难民由亿增加到5．5亿人。编辑本段废物质污染及转移——工业文明的后遗症 废物质污染及转移是指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向自然界或向他国排放的废气、废液、固体废物等，严重污染空气，河流、湖泊、海洋和陆地环境以及危害人类健康的问题。目前，市场中约有7万一8万种化学产品，其中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有危害的约有3．5万种，具有致癌、致畸和致灾变的有500余种。据研究证实，一节一号电池能污染60升水，能使十平方米的土地失去使用价值，其污染可持续20年之久。塑料袋在自然状态下能存在450年之久。当代“空中死神”——酸雨，其对森林土壤、湖泊及各种建筑物的影响和侵蚀已得到公认。有害废物的转移常常会演变成国际交往的政治事件。发达国家非法向海洋和发展中国家倾倒危险废物，致使发展中国家蒙受巨大危害，直接导致接受地的环境污染和对居民的健康影响。另据资料统计，我国城市垃圾历年堆存量已达60多亿吨，侵占土地面积达5亿平方米，城市人均垃圾年产量达440千克。编辑本段森林面积减少——地球之肺溃疡 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大自然的总调度室”，对环境具有重大的调节功能。因发达国家广泛进口和发展中国家开荒、采伐、放牧，使得森林面积大幅度减少。据绿色和平组织估计，100年来，全世界的原始森林有80％遭到破坏。另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报告显示，如果用陆地总面积来算，地球的森林覆盖率仅为26．6％。森林减少导致土壤流失、水灾频繁、全球变暖、物种消失等。一味向地球索取的人类，已将生存的地球推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编辑本段生物多样性减少——人类将患“孤独症” 生物多种性减少是指包括动植物和微生物的所有生物物种，由于生态环境的丧失，对资源的过份开发，环境污染和引进外来物种等原因，使这些物种不断消失的现象。据估计，地球上的物种约有3000万种。自1600年以来，已有724个物种灭绝，目前已有3956个物种濒临灭绝，3647个物种为濒危物种，7240个物种为稀有物种。多数专家认为，地球上生物的1／4可能在未来20－30年内处于灭绝的危险，1990－2020年内，全世界5％－15％的物种可能灭绝，也就是每天消失40－140个物种。生物多样性的存在对进化和保护生物圈的生命维持系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编辑本段水资源枯竭——逼近人类社会的危机 水是生命的源泉，水，似乎无所不在。然而饮用水短缺却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目前，世界的年耗水量已达7万亿立方米，加之工业废水的排放，化学肥料的滥用，垃圾的任意倾倒，生活污水的剧增，使河流变成阴沟，湖泊变成污水地；滥垦滥伐造成大量水分蒸发和流失，饮用水在急剧减少。水荒，向人类敲响了警钟。据全球环境监测系统水质监测项目表明，全球大约有10％的监测河流受到污染，生化需氧量（BOD）值超过6．5毫克／升，水中氮和磷污染，污染河流含磷量均值为未受污染河流平均值的2．5倍。另据联合国统计，目前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活用水告急，其中43个国家为严重缺水，危及20亿人口的生存，其主要分布在非洲和中东地区。许多科学家预言：水在21世纪将成为人类最缺乏的资源。正如人们所希望的，不要让人类的眼泪成为地球上最后一滴水。编辑本段核污染——摆脱不掉的阴影 核污染是指由于各种原因产生核泄漏甚至核爆炸而引起的反射性污染。其危害范围大，对周围生物破坏极为严重，持续时期长，事后处理危险复杂。如1986年4月，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13万人被疏散，经济损失达150亿美元。编辑本段海洋污染——致命蓝色国土 海洋被誉为“国防的前线、贸易的通道、资源的宝库、云雨的故乡、生命的摇篮”。然而，她正受到严重的污染。海洋污染常见的主要有原油污染、漂浮物污染和有机化合物污染及其引起的赤潮、黑潮。海洋污染直接导致海洋环境的恶化，生物品种的减少。编辑本段噪音污染——永无宁日的呐喊 工业机器、建筑机械、汽车飞机等交通运输工具产生的高强度噪音，给人类生存环境造成极大破坏，严重影响了人类身体的健康。 人口爆炸，已使地球不堪重负；环境污染，已使其伤痕累累；生态失衡，已使她失去了昔日的辉煌；物种灭绝危及整个生物圈。面对无穷无尽的污染，河流在悲泣，泉水在呻吟，海水在怒号。森林匿迹，溪流绝唱，草原退化，流沙尘扬。我们的地球，正超负荷运转；我们的家园，正走向衰亡，人类的警钟，是自己把她敲响，挽救自然，挽救生态，挽救环境，挽救地球已刻不容缓。否则，人类的末日将是自己酿造的一杯毒酒。 环境污染的原因 总的来说，环境污染可以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也可以是自然活动的结果，或是这两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如火山喷发，往大气中排放大量的粉尘和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同样也造成大气环境的污染。但通常情况下，环境污染更多地是由人类活动，特别是社会经济活动引起的。我们平常所指的就是这类源于人类活动的环境污染。人类活动之所以会造成环境污染，是因 为人类跟其他生物有一个根本差别：人类除了进行自身的生产外，还进行更大规模的物质生产，而后者是其他所有生物都没有的。由于这一点，人类活动的强度远远大于其他生物。例如，对生态系统中水的利用，其他生物仅取用满足其生存要求的量，而人类对水的利用则不知道要比其他生物多多少倍，多到有的局部生态系统所有的水都不够用。污染物的排放源称为污染 源。各种污染源的情况将在第四节讲述。 对环境污染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根据受污染的环境系统所属类型或其中的主导要素，可分为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等；按污染源所处的社会领域，可分为工业污染、农业污染、交通污染等等；按照污染物的形态或性质，可分为废气污染，废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以及噪声污 染、辐射污染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的不断扩招，以及国家的各类政策，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生（以下简称民族生）离开家乡求学生活。由于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差异，部分民族生难以适应开放多元的大学生活，离不开“同乡圈子”，局限于小团体内部，缺乏交流、交往、交融的途径和平台，不利于自身的成长成才。一、民族生交流、交往、交融现状出于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客观原因，民汉之间的隔阂难以在短时期内消除。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民族大团结关系着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华民族交融和国家统一。在这种背景下，让民族生走上舞台展示自己，让汉族学生欣赏民族生、了解民族生、接纳民族生，探索构建相互嵌入的高校管理模式模式，促进民汉学生之间交流、交往、交心、交融，是做好高校民族生管理工作的基础，也是重要手段。当前，大学阶段学生民族团结交流、交往、交融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能够基本满足青少年德育教育以及民族团结教育的需求，但是，也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各学校发展不平衡，部分高校只重视智育，主抓第一课堂，忽视对德育的重视。学校领导对民族生管理工作不够重视，认识不到位，没有将民族团结教育贯穿于整个学校学生管理过程之中，缺乏相应的机制和保障措施，活动浮在表面，流于形式。二是民族生管理的各项工作分散、不成体系，无法形成联动机制。目前，民族团结教育形式较为单一，仅限于演讲、座谈、报告会等形式，且参与面不够广泛。三是少部分民族生的文化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容易受到民族分裂分子的蒙蔽和蛊惑。近几年，三股势力加紧向教育领域渗透，与我们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争夺阵地、争夺青少年一代。二、民族生交流、交往、交融途径开拓民族生交流、交往、交融途径，搭建民汉学生之间沟通交流的平台，提升民族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实现民族文化共享、弘扬、传承，切实维护校园稳定、丰富校园文化的前提，是践行教育强国伟大理念，培养政治坚定、知识全面、综合素质过硬的少数民族骨干的重要途径，对丰富学生培养路径、发展学生培养模式、探索学生培养体系、研究学生培养成效具有重要影响。（一）鼓励民族生展示与宣讲本民族语言、服饰、饮食、风土人情，以互知为基础，提高民族生的自信，帮助民族生尽快融入学校。民族生极其渴望将本民族的文化、特点、习俗以及家乡的风土人情展示给其他民族的同学，以求消解认识误区、打破以往成见，与其他民族同学和谐共处。而汉族学生对于丰富多彩、神秘诱人的少数民族文化、特点、习俗以及其家乡的风土人情充满好奇，有了解的热忱与兴趣。在这样一个心理共识之下，为少数民族同学和汉族学生搭建桥梁，为各民族学生建立友谊提供一个机会和平台，同时成为建立同伴关系、提升交往能力的心理契机。（二）建立普通生与民族生的朋辈互信计划，建立一种互相信任、团结友爱、富有凝聚力的合作伙伴关系。鼓励民族生走出自己的小圈子真正融入到学校的文化氛围之中，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训练一批熟悉本民族风土人情、有一定文化素养、爱国爱校、友好亲和的民族生；吸引招募一批对少数民族文化怀有浓厚兴趣的普通生，使之认识和了解少数民族文化与风土人情。通过训练与合作，提高对不同区域不同民族间文化差异的认识，形成兼容并包的气度，达成互谅互惠的关系。（三）巩固普通生与民族生的朋辈互助计划，提高民族生的学习能力，提升民族生专业素养，帮助民族生处理学业困难问题。形成朋辈互助机制，建立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互助模式，为民族生招募学业上的导师。利用结对关系，培养多方面深层次的综合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