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福利制度论文摘要写什么

社保即社会保险，是指国家为了预防和分担年老、失业、疾病以及死亡等社会风险，实现社会安全，而强制社会多数成员参加的，具有所得重分配功能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安全制度。社会保险 (Social Insurance) 是一种为丧失劳动能力、暂时失去劳动岗位或因健康原因造成损失的人口提供收入或补偿的一种社会和经济制度。社会保险计划由政府举办，强制某一群体将其收入的一部分作为社会保险税（费）形成社会保险基金，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可从基金获得固定的收入或损失的补偿，它是一种再分配制度，它的目标是保证物质及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社会的稳定。官方数据显示，2013年共有3800万人弃缴社保，加大了个人账户空账压力。

在美国，社会保障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每个人都有一个陪伴终身的社会保障号，社会保障制度被称为社会的“稳定器”和“安全网”。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危机以后。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范围广泛，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有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针对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一般称社会福利制度，相当于我国的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低保制度）为主的社会福利制度，针对性强，有值得我国学习借鉴的方面和内容，对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有启发。一、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的特点贫苦是相对的，也是永恒的。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势力，以及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优势，应该说，美国的经济发达，物价低廉，居民生活富裕。但是，美国的贫富差距也非常大，一些失业者、流浪汉、无业移民等，生活仍然相当清贫，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美国的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还不断扩大。如何让这些家庭和群体“居有其屋，饿有其食，病有其医”，美国有专门的社会保障制度或社会福利制度。食品券制度。“仓廉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我国古代思想家管仲提出的治国理财思想，在美国的食品券制度中可以得到反映。美国农业发达，农产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低廉，美国政府对农产品市场管制严格，体现了美国政府对农产品供应和食品安全的重视。同时美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居民的食品和营养问题，美国有专门的食品券，免费发放给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美国的食品券开始于1964年的《食品券法案》，根据这一法案开始推行食品券福利计划。美国的食品券主要发放官方公布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食品券规定专门的用途，只能用于购买食品，不能用于购买烟、酒等奢侈品，更不能出售。金融危机导致美国贫困人口大量增加，据英国《独立报》报道，2008年美国有2800万民众使用政府的食品券来购买食品，而上年度为2650万，是60年代实施该计划以来使用食品券人数最多的。笔者认为，食品券和现金相比，虽然使用不自由，但可以避免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突击花钱和无计划的乱花钱，而导致政府花了钱又不能很好解决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的温饱和营养问题，引起社会的不稳，因为对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来说，温饱问题是生活的第一需要，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家庭的和谐。廉租房制度。美国国土面积937万平方公里，接近我国的国土面积，而人口仅3亿，相当于我国的零头，可以用“地广人不多”来概括。美国的居民住房和我国不一样，一般家庭都有带花园且连车库的独立住房，相当于我国富人住的别墅，但美国也有小的公寓，主要是一些穷人居住。因此，美国到处看到的是别墅，难得看到公寓，美国也有“富人住‘HOUSE’，穷人住‘ROOM’”之说。美国政府解决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的住房问题，主要采取廉租房的形式。廉租房是美国政府的一项重要的社会福利政策，一般由联邦政府提供财政援助，地方政府负责建造，在城郊结合部，集中建设多层或高层小公寓，有单身公寓、老人公寓等各式规模和类型的公寓，低租金租给低收入者、老人以及残疾人居住。廉租房一般提供基本的生活设施，廉价的水电费，以实现低收入家庭、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居有其屋”。免费医疗制度。美国的医疗制度和我国不一样，美国没有建立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居民主要靠医疗保险解决医疗问题。医疗保险主要有政府承办的社会医疗保险和私营医疗保险，以私营医疗保险为主，社会医疗保险主要资助老人、残疾人或患严重疾病的人医疗照顾和困难家庭的医疗援助。美国医院也分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以私立医院为主。美国的私立医院医疗条件、医疗技术比较好，医疗费用也比较高。美国还在弱势群体集中的地区建有“社区保健中心”，主要参与社区免费或优惠性护理，提供免费或优惠价格药品等。救死扶伤是医院的职责，也是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美国的医疗费用高昂，但对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美国也提供免费医疗。根据美国的法律，医院必须对急诊病人不论身份、是否有保险，都必须得到救助治疗。对真正的穷人，各地都有不同的福利政策，州和联邦都有相应的医疗福利计划，可以享受政府的免费医疗，还有相应的生活救济。就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一样，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享受了免费医疗，医院有专门的记录，一旦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有了钱，银行有了一定储蓄存款，必须向医院支付医疗费用，否则会留下不良记录。美国是个诚信国家，居民没有诚信，有不良记录，在社会上是很难立足的。免费提供食物。除了政府外，美国的一些民间组织，主要是一些社会团体也热心社会公益活动，积极参与对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的帮助。每当下午四、五点，在旧金山、洛衫矶、纽约等美国大城市，在教会门口都可以看到失业者、流浪汉排队领取救济餐的队伍。笔者曾就此事请教过美国的地方政府官员，流浪汉影响城乡的形象，给社会治安带来种种安全隐患，美国大城市为何不取缔流浪汉。据说，美国旧金山市曾经想取缔城市流浪汉，结果引起了流浪汉的大游行，最后是不了了之，因为在他们看来，流浪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人的基本权利，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大城市随处可见流浪汉的原因所在。并且取缔流浪汉显然是不尊重人权，和美国的多元文化不相符合，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美国精神也不相符合。应该说，美国的一些民间组织也在替政府承担了一些社会保障方面的职能。二、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做法和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相似，我国也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包括最低社会保障制度（简称低保制度）、经济适用房制度、医疗救助制度、城市孤寡老人和农村五保户供养制度等，初步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但和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相比，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某些方面还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我国的低保制度。低保制度主要是对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给予社会补助的制度。我国的低保制度分城市低保制度和农村低保制度。我国的城市低保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开始试点，目前全国城市普遍建立，城市低保覆盖全体城镇居民。我国农村低保制度起步晚，2007年7月1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农村低保开始在广大农村快速覆盖。有些省市开始将城市低保和农村相衔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低保制度。但是，我国低保制度不管是农村低保还是城市低保，都是采取发放现金的形式，补助给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这种做法是比较简便，容易操作，只要低保对象确定了，按制定的统一标准，每月按时发放就行。但这种办法也会出现问题，有部分低保对象拿到现金后，不是用于生活开支，而是用于其他开支，这样低保资金起不到解决困难的作用。就像失地农民的生活补助一样，郊区农民土地被征用了政府一次性给予生活补助，一些农民拿到土地补偿款后，不是很好规划生活，而是很快将钱花费掉，然后又来找政府，提出各种要求向政府要价，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不少地方曾经有过这方面的教训。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制度。我国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主要采取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制度，而其中又以经济适用房制度为主。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提出对不同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我国从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采取市场方式和保障性方式解决住房问题，商品房和保障房成了我国住房供应的两种形式。 2007年8月国务院又发布《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廉租房的保障范围，扩大到低收入困难家庭住房。各地加大了廉租房建设，城市廉租房有了一定的发展。据统计，目前800万平方米的保障性住房中，经济适用房300万平方米、相当于准经济适用房的“两限房”450万平方米，廉租房50万平方米。和廉租房相比，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保障性住房制度，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地方经济适用房政策不透明、不规范，开着“奔驰、宝马住经济适用房”屡见不鲜；有不少经济适用房只对特定的群体、单位和部门，经济适用房成了变相的福利房；有些地方经济适用房面积过大、定价过高，低收入家庭“望房兴叹”；有些地方甚至以经济适用房的名义建豪华房和开发别墅，等等。温州的“购房门”、武汉的经济适用房“六连中”等都是因为经济适用房违规而揭示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不满。我国医疗救助制度。生老病死和每个家庭关系密切，医疗问题是基本的民生问题。2003年1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意见的通知》，我国开始在农村建立新型合作制度。2007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逐步将城镇居民纳入医疗保险的范畴。同时，国家还建立了城乡医疗救助体系，给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是，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都属于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并没有解决城乡居民的门诊医疗和平常看病问题，“看病难”和“看病贵”仍然是困扰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的主要问题。三、美国社会福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尽管美国的社会保障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出现社会保障的支付困难，但美国针对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的社会福利制度对我国社会福利制度建设颇有启发，有些做法是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的。建立消费券制度。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要是有层次的，由低到高，它们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生存权是人的基本人权，满足最基本的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需求。扶持贫困，解决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的温饱问题也是政府的职责。建立低保制度，给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每月发放困难补助，虽然是解决生存问题的有效手段，但这种模式的弊端也不容忽视。参照美国食品券制度，借鉴今年金融危机期间为扩大内需在杭州、成都等城市发放消费券的做法，我国的低保制度可由货币形式改为货币和食物相结合，食物可采取发放专门购买食物的消费券，这种制度设计是可行的，也符合中国国情。但在具体制度设计上，由于我国的低保制度由县级统筹，低保标准各地也不一样，笔者认为，消费券占低保标准的比例可以和当地的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挂钩，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的恩格尔系数比较高，消费券的比例可以在高于恩格尔系数50%-100%之间的比例掌握。这样，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既可以解决基本生活需求，也可以避免一些低保对象突击花钱带来的弊端，同时又有一定的货币可以自由支配，可以满足其他方面的需求。推行廉租房制度。杜甫诗中提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是古代有志之士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同样，“居者有其屋”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追求。只有安居了才能乐业，社会才能发展、才能进步。但是，如何理解“居者有其屋”，我们过去把“其屋”片面地理解成有产权属于自己的房屋，各地也普遍推行“福利房”，其结果是有权有势的，能够多分房，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难以分到“福利房”。其实“有其屋”主要是指居民都应该有居住的房屋，包括有产权的自有房，也包括没有产权的出租房，这是能够做到，也应该能够做到的。参照美国的做法，我国城市住房改革，应该将以“福利房”为主的制度改为以“廉租房”为主的制度，以改变“福利房”制度的弊端。“廉租房”制度作为政府提供的一项福利制度，应充分体现“廉租房”的性质。一是“廉租房”的投资主体是政府，房屋要价廉质优，投资成本要低；二是"廉租房"的面积要严格控制，一般在50平方米以内；三是“廉租房” 只租不售，严禁借“廉租房”之名行“福利房”之实，一经查实，必须严格处理；四是“廉租房”的租金要低廉，必须让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住得起；五是“廉租房”的对象必须严格控制，主要用于低保对象，即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廉租房”的分配必须向社会公开，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廉租房”还要有退出机制，申请的住户要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条件改善了，不符合居住“廉租房”条件的，要主动退出，使“廉租房”能够循环使用。统一医疗制度。医疗问题是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问题，美国也没有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我国陕西省木读县试图实行全民医保的试点，结果出现“有病进不来，无病出不去”的尴尬局面，可见医疗问题的复杂性。我国没有专门针对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的医疗制度，目前我国的医疗制度基本建立，但不同的群体，医疗制度是不一样的，城镇职工有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城镇居民有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农村居民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这些医疗制度主要属于大病统筹形式，基本医疗问题即城乡居民的门诊医疗问题还没有解决，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的“小病忍，大病拖”、“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医保制度主要要解决全民医保问题，在新医保制度还没有实施之前，国家应对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采取更加优惠的医疗制度，比如说低保对象的普通门诊可以免挂号费；低保对象在社区医院看病费用可以优惠等，以满足低保对象最基本的医疗需求；医院要开辟针对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体的绿色通道，对急诊病人要给予免费救治。当然，医院不是福利场所，对医院因救治困难人群而收不到治疗费的，地方财政要给予适当补助，相当于财政对国有企业坏账的核销一样。应倡导民间组织建立免费食品供应制度。建立最低社会保障制度政府有义务，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无可非议，但任何事情都想政府包下来，政府也难以承受，甚至会出现养懒汉的社会现象。但政府如果强制地采取一些措施，一味地取缔，可能还会适得其反，效果不一定好。如果在某些方面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让民间组织参与，可能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美国民间组织自发的食品供应制度，是值得学习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少民间组织有能力，也愿意为社会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我国，虽然城市里基督教组织很少，但我国大部分城市都有佛教组织，这些佛教组织民间捐款多，经济实力比较强，是有能力从事一些公益活动的，且扶弱济困的慈善事业和佛教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思想也是相符合的、是可行的。我国地方政府可以作些尝试，鼓励和倡导教会组织和其他一些民间组织自发为社会的流浪汉等特殊群体提供免费食品，让他们也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参考：美国社会福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_htm

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积极作用福利制度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税收的形式把一部分国民收入集中起来，而后用于社会上收入不高的居民，以部分改善他们在初次分配中收入过低状况的一种制度。它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分配方式。福利制度从创设至今，大体经历了萌芽、形成、发展、危机、调整五个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福利制度发展为由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和项目组成，并且各有一整套具体内容和详细规定的制度，虽说其最初目的之一是为了驱散社会主义的威胁，但它对于战后缓和经济危机，缓解劳资矛盾，保证社会稳定，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作为一种社会分配制度，它是资产阶级政府采取的重要改良主义措施，是资本主义社会调节生产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稳定、阶级矛盾趋于缓和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一，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福利是通过高税收来实现的。各国政府通过对不同收入的阶层实行有差别的税收政策，特别是累进税减少了由所有权产生的分配不合理，缩小了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增强了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凝聚力，这一税制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稳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缓冲器”、“减震器”。广泛的社会福利措施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状况，保障了大多数人的最低经济要求和社会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动荡，平息社会不满，起到缓解社会矛盾的“安全网”作用，同时向社会成员灌输现存体制和价值观的合理性，减轻对现有制度的离心力。从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前提和保证。第二，调节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发展。根据一般规律，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潜力较大，其新增收入绝大部分能够转化为现实消费；而高收入阶层由于其阶段性消费已基本饱和，在新的消费热点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其新增收入则会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储蓄或其它金融资产。“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覆盖全社会公民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网络，居民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福利，使居民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当期消费甚至适度超前消费。例如，美国大部分社会福利开支是以政府转移支付形式进入低收入家庭，在贫困家庭或个人较高边际消费作用下，这些支付的90%以上形成了社会购买力，使美国经济不断维持了一种较高的有效需求状态。[2]因此，社会福利制度作为国家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它对经济的发展能起到“稳定器”和“调节器”的作用，政府通过福利支出可以适当调节社会需求，刺激或抑制消费，适度的福利开支能推动经济发展。第三，促进社会服务，缓解就业压力。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的发展，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如职业培训、医疗保健等社会服务部门，这些部门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社会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失业对社会的压力。社会服务本身是一个庞大的消费主体，能为大量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在工业劳动力的需求增长缓慢的情况下，社会服务这样的公共部门对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另外，福利制度不仅在生理方面保证了劳动力的基本生活水平，提高了劳动力的身体素质，而且通过教育等手段提高了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这样，劳动者体力和脑力的增强，使劳动的效率提高了，劳动者寿命的延长，使他们能够从事劳动的期限延长了，从而保证了经济扩张时对劳动力的需求。第四，扩大公民自由，体现团结互助。社会福利制度具有普遍性，几乎惠及所有的公民。从生到死的保障增加了社会中下层阶层对失业、疾病等风险的抵御能力，有助于将个人从僵化的制度中解放出来，从而扩大了公民个人自我设计、自我选择的自由。可以说，“福利国家是一个长期的公民权演进过程所达到的最高峰”。[3]另外，福利国家的特点就是把大量的财富从就业者方面向正在成长的一代和老一代进行再分配。尽管这种帮助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出现的，但它至少也体现了一种“强制的”团结互助。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弊端危机福利制度是几百年来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产物，最初创设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驱散社会主义的威胁，它对人类社会的进步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不断发展完备的同时，却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其弊端日益显示出来。传统的福利制度——消极福利制度似乎走到了尽头。第一，失业危机。实现充分就业是福利国家的一项核心政策，是国家能够提供福利服务和收入转付的先决条件，是福利国家得以维持的前提与基础。只有就业才能创造福利，福利就是对就业者收入的一种扣除。失业大军的存在使失业福利支出居高不下，失业人群信心大减，造成福利国家的失业危机。过高的社会福利开支，最终将通过各种税收转为生产成本，而生产成本的提高，必然影响产品的竞争力，这就使得原本热情锐减的雇主尽量减少雇佣人数，致使社会中就业机会减少，随之而来的是失业保障费用的增加，并形成失业保障和就业之间的恶性循环，导致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失业率常年居高不下。所以，福利不但没有成为消除失业的手段，反而成了增加失业的导因。1973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失业人数月平均823万人，到1975年达1448万人，增长76%。1975年，欧共体的平均失业率是3%，约600万人；到1982年，增长到10%，达3050万人。1980年美国失业率为4%，1982年则上升到8%，达1220万人。[4] 1993年美国仍有8%的工人失业，即至少有3万名美国工人找不到工作。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欧洲15国的失业率始终在10%左右摆动，失业者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曾被誉为“就业者天堂”的英国，也仅有1/3具有就业能力的居民处于传统意义上的就业状态。在法国，年轻人失业率已接近20%，数百万年轻人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窘境；在一些糟糕的夕阳产业，失业率高达80%。[5]大规模的失业必然减少福利收入，扩大福利支出，打破福利国家的平衡预算，使福利国家陷入濒于瘫痪的境地。第二，财政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危机最集中地体现为国家财政的危机。国家财政具有刚性，其规模可以不断扩大，但要缩小已达规模，理论上可行，实行上极难，因为社会福利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中各个利益集团政治交易的对象。当经济高涨时，各利益集团致力于瓜分财政剩余，而当经济萧条时，为了刺激经济，又必须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各利益集团争夺既得权益的行为，使政府的财政僵化。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又不得不增发货币或发行赤字公债。前者将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后者将现在的负担转嫁给下一届政府，使政府财政陷入两难境地。随着西方社会福利的覆盖面越来越广，享受人数越来越多，费用也越来越大，其增长速度超过经济的增长，使得各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数额巨大，一般占到政府总支出的1/2至2/3，引起财政状况恶化。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制度的财政危机就是这样造成的。典型的“福利国家”英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福利制度黄金期的70年代，其社会福利开支增长了7倍，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上升到4%。80年代，这一比重继续升高，1983年，已增至527亿英镑，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2%。1951年至1986年，英国出现财政赤字的年份有32年，累计赤字达1209亿英镑。[6] 德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德国每年的社会福利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3%。1991年以后的11年间，德国政府债务整整翻了一番。2002年，德国政府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75%，远远高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的上限。瑞典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前期，公共支出都呈直线上升趋势，增长率远远高过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60年代公共支出占GDP的60%强，而同期的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在45%，直到80年代势头才有所控制，稳定在60%。这样的结果直接导致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在1950～1960年，瑞典中央财政赤字增长了1倍，1960～1970年财政赤字增加了4倍，1970～1980年财政赤字增加了12倍。70年代以前赤字在GDP中的比重一般不超过5%，而到了1986年竟达到13%，可见瑞典的财政收支极不平衡。为维持庞大的福利支出，瑞典政府被迫借债，1985年瑞典的国债达到3亿克郎，[7]被人们讽刺为是靠借债度日的安乐园。第三，老龄危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生率低，平均寿命延长，导致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福利国家在养老金支付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负担。随着二战后生育高峰期降生的婴儿正纷纷进入退休期，老龄化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共性。退休者的增加以及生产者的减少，使社会保险费率逐年上升，职工收入相对减少，对劳动者的热情和消费起到抑制作用。以前是4个就业者负担1个退休者，到2030年，欧洲大多数国家是每3个就业者将负担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在德国和意大利，这个比例将是2:1。[8] 目前，日本加入养老保险的人数为7000万，而领取养老金的有1800万，也就是说4人养活1个老人。日本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2000年，日本总人口是26亿，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多达2200万。65岁以上老年人的比率，从1970年的7%上升到2000年的3%，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3%。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老年人年龄构成的变化，在65岁以上的人口中，75岁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将从2000年的41%上升到2050年的58%。75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由于在养老金和医疗以外还需要照护的保障，对社会保障的依赖有了飞跃性的发展。[9] 目前，美国65岁以上者占人口的13%。至2030年将达到或超过20%。人越老，医疗开支就越大。目前美国占人口比例12%的老人，却花费了医疗费用总数的1/3。30年后，老人的比例约20%，医疗费用会占2/3。[10] 那时，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的比例将明显缩小，平均1名在职人员养活1名退休人员，目前是平均4名在职人员养活1名退休人员。专家估计，如果不进行改革，社会保障制度15年后将入不敷出，出现赤字，到2037年，政府将无力支付养老金。[11] 据统计，英国80岁以上的老人在20世纪40年代仅为75万，90年代为200万，2020年将为300万；工作人员与领取养老金人数的比例随之变化，40年代为5?1，90年代为3?1，2020年将为2?1。社会保障费用的一半需支付养老金。瑞典是长寿国家，社会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在瑞典，子女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老人的一切由社会负责。第四，社会危机。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造成失业现象严重、财富分配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突出表现为公平与效益的双重失衡：在公平方面，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实行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经济政策，减少公共开支，削减社会福利，降低所得税率，社会保障体系遭到破坏，贫困现象加剧，两极分化严重，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在效益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国家遭到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除美国能一枝独秀外，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例如，1991～1994年间，芬兰的GDP下降了12%，失业率则从1990年的5%猛增到16%以上。政府财政收支平衡从略有盈余变为亏空，赤字超过GDP的10%。瑞典在此间受到的冲击更大，GDP连续三年负增长，失业率大幅攀升，仅1991年失业率就从1%升至8%。[12] 另外，高工资的福利国家已经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代价。首先商业化的趋势使许多公共部门的工作转移到私营部门，如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力推行私有化，包括电信公司、煤气公司、航空公司等16个国营企业都被卖掉了。私营部门可以降低体力劳动者的工资，使妇女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其次，在福利国家的社会内部开始滋长贸易保护主义，种族主义、右翼极端主义开始抬头，有些人反对移民和外来的劳工，害怕他们争夺有限的工作机会，甚至认为外来者分享了福利国家的各种待遇而使福利国家的负担加重，还有些人开始反对同第三世界进行自由贸易，认为只有在发展水平相似、劳工标准趋同的国家之间才可能进行公正的贸易。可见，这些西方福利国家由于自身的原因失去了经济安全感，但很容易将人口变化、工业变化和社会变化所造成的财政危机转嫁于外籍劳工和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制造紧张的社会气氛，给福利国家的政治造成无形和有形的社会压力。[13] 第五、观念危机由于福利制度给人们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服务，一些人宁肯靠国家补助过日子也不愿努力寻找工作，滋长了懒惰和不思进取的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不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出于生存的需要，他们为较多的个人收入而努力工作，并注意改进工作，一旦最低收入有了保障，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了供给，而激励工人发奋工作的新的动机——政治思想因素的作用又不可能产生，于是形成了“动力的真空”，大家“多干”、“少干”差距不大，“少干”、“不干”无多大区别，失业者的收入有时不低于在业工人的收入，使许多失业者并不急于找工作。这种情况的存在和继续，必然会使部分人产生过分依赖社会和国家的思想，造成一种不干或少干工作都照样可以生活的社会观念。从某种意义上，优厚的社会福利是一种“大锅饭”，使许多人上进心理减退，不劳而获思想增强，高福利制度造就了不少“高级乞丐”。在某种程度上，情况恰如新自由主义所说的那样：福利国家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下酝酿出某种一触即发的怨恨。如德国，失业工人可以得到原工资67%至53%不等的失业救济，加上住房、小孩抚养等补助以及免交税款，一些失业工人的社会福利待遇甚至超过低收入者的收入。如果夫妻二人都失业，他们拿到的失业救济金竟比仅一人失业的夫妻的收入还多。这种不合理的劳动制度阻碍了人们就业的积极性，使社会福利负担不断加重。加拿大有10%的国民依赖福利金过活。由于免费医疗，一些无所事事的人，把看病当成一种社区交往生活，政府在医疗上的开支失控。失业率的高涨与太过容易领取失业保险金有着必然的关系。有这样一件事，在非洲索马里一大军阀的太太，带着4个孩子来加拿大充当难民，政府每月给她1500加元的福利金；一群索马里难民看到加拿大的福利金这么容易拿到，便一个人化六、七个名字来多伦多市社区申请，居然也一一得手。如此一来，这种靠伸手维生的人呈上升趋势，国民的谋生斗志日薄西山，国家的经济自然一蹶不振。[14] 再看瑞典。在高福利制度下，人们工作和不工作的收入相差不到20%，所以躺在高福利“摇篮”中的瑞典人，工作积极性较低，对请假和缺勤抱轻率态度，正如瑞典人自己所言，他们创造了“两个新高”，即人的寿命最高，旷工、病假率最高。如今，不愿就业、厌恶工作在瑞典已成为普遍关注的现象。如此一来，就陷入一个矛盾的怪圈：与失业率居高不下相伴而生的，是福利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力供给不足，除了出生率不高和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之外，过于优厚的福利保障缺乏激励机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第六，制度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全面推行，还导致制度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行政的低效率和结构的不合理。行政的低效率是人类组织结构的一个常见问题，而结构的不合理是由于社会的保障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因而忽视了管理科学中的一个基本原理，即目标和标准的一致性。作为实行“全面保障、全民保障”的福利国家，要把名目繁多的社会保障设施管理好，要把人数众多的福利待遇享受者的福利事业安排好，政府就要组织包括各种等级和种类的庞大专家队伍，这样，政府的官僚体制就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个庞大机构的开支有时甚至超过向居民提供的福利津贴的费用，而且庞大臃肿的机构办事拖沓，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习气向社会蔓延。1960～1975年，瑞典各类工作人员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变化是：政府从28%提高到41%；农林渔业从5%下降到7%；工矿业由1%下降到1%。英国同期政府人员由9%上升到2%。[15] 英国的公费医疗事业更是以低效率著称。另外，福利制度管理不严，导致福利诈骗行为严重，资金大量流失。据调查，在英国有四分之一的人存在着骗取救济金的行为，有三分之二领取残疾救济金的人无充分残疾证明，政府为此每年损失达40亿英镑，这笔资金足够修建100个医院。[16] 第七，政治危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制度与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各个政党为了竞选获胜，纷纷向选民承诺扩大社会福利，社会福利实现与否成为一大政治筹码。社会福利款项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否则便会引发政治危机。政府一旦试图削减补贴，就会遭到强烈反对并以失败告终。如英国的福利问题就成为党派斗争的焦点之一。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为了在竞选中取得选民支持，两党都以“福利国家”倡导者自居，纷纷向选民许诺各种社会福利。工党主张社会福利“普遍化”。1945年，工党在竞选中许下诺言：使公民普遍地享受到福利，使国家担负起保障公民的福利职责。保守党则主张实施“有选择的”社会福利。为了解决福利开支过大的问题，保守党1979年上台后，强调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将部分福利机构私有化，降低所得税率，削减和取消部分保险补助金，保守党政府的福利改革使社会的贫富差距明显增大，引起人民强烈不满。1997年5月，布莱尔领导的工党上台后，强调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平衡，在传统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和保守党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随着经济的严重滞胀，两党在社会福利问题上的争吵还会日益激烈，但两党中的任何一方都不会轻易取消福利措施和削减社会保障支出。瑞典的情况与英国非常类似。总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包袱沉重，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而经济不景气又使庞大的福利开支难以为继。为了打破这一恶性循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对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试图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变社会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变“救火”为“防火”。但真要把改革进行到底，其难度是相当大的。

美国社会福利制度论文摘要

美国现代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已经走过了70个年头，它植根于美国现代经济机制，已经成为影响美国现代化进程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它起着美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保护器作用、稳定美国社会需要的安全阀作用和美国各阶层及利益集团调整关系的调节器作用。另一方面这一制度在运行中积累的弊端也日益显露，它既有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等民主党政府不断扩大社会保障中带来的老问题，又有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福特、里根、老布什共和党政府收缩社会福利保障政策中造成的新问题。一般地说，1935年8月14日社会保障法的颁布奠定了美国现代福利保障制度的基础。从杜鲁门政府到约翰逊政府的1/4世纪是罗斯福福利保障政策的继续和完善时期，由尼克松政府到里根、老布什、克林顿政府的1/4世纪则是美国社会福利保障政策的调整时期。70年代以来的调整，体现了和罗斯福新政不大雷同的政策模式，它虽然承继了新政加强联邦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和实行福利保障社会化的基本精神，但着重注意的是要纠正新政以来的政策弊端，并在新的条件下，强调发挥州和地方作用，限制联邦政府在福利等方面干预过度的思想。克林顿政府要解决的问题，主要不是惠顾被遗忘的下层，而是如何在安抚中产阶层的前提下适当照顾好下层，是在保障安全阀作用下解决费用过多、管得过宽、效力不大的问题。克林顿政府时期在夹缝中求改革，试图缓和美国医疗利益集团的垄断、社会人口的老龄化和医疗手段现代化导致的医疗费用的大幅度上涨，推行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然而未能如愿；不过在改革家庭福利保障上好不容易通过了限制领取联邦福利金的福利改革议案。它结束了自1935年以来联邦政府对穷人的没有限制的福利补助，规定多数贫困家庭享受福利救济补助的时间不得超过5年；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在接受福利补助的两年内必需参加工作；对穷人的食品券补助作了明确限制，规定有工作能力而又不抚养孩子的人在三年之内只能领到的食品券补助；对新移民在头五年内不能领取食品券，也不能领取残疾补助。由于历届美国政府推行各有特色的社会保障政策中的问题的交错和累积，出现了90年代以来更加积重难返的困境。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日益凸现的三大危机上：一是医疗费用不断上涨加重了社会福利保障赤字带来寅吃卯粮的财源危机；二是社会福利的某些不当保障加剧了家庭关系的维系危机；三是老龄化趋势的发展导致社会福利老年退休金保障的支付危机。按照65岁以上老人占全部人口的7％标志进入老龄化社会来计算，美国1990年占3％，2025年预计占7％。2000年美国20-64岁成年人对65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约是5比1，而预测到2025年有可能达3:1，这样造成纳税人减少而受惠人增多，不仅催促增加保险税，而且也亮起了财源保障的红灯。老龄化的发展不仅带来了赡养老人费用的增加和劳动适龄部分人口物质负担的加重，更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广泛影响。劳动力人口的高龄化，导致流动性的相对削弱、社会劳动力资源相对减少和劳动效率适应力的相对降低，尤其是接受新技术能力的降低，增加了失业危险。人口负担系数的增加，导致储蓄能力的降低。一般老人的生活习俗、家庭嗜好偏于保守，消费结构相对稳定，也将导致多样化消费需要的减少，使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人口老龄化的急剧增加，对决策者来说无疑是一项严重挑战，何况老龄利益集团对于谁当选总统和新政府制定什么的老龄政策比以往有了更大的发言权。为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政府已经通过的法律逐步适当延长法定退休年龄，2002年66岁为法定退休年龄，2008年时67岁为法定退休年龄。然而这并不能改变社会保障开支危机的基本态势。根据测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婴儿潮”时期出生的近8000万人，是美国收入最高、也是对社会保障开支贡献最大的人群。随着这些“婴儿潮”人群人群即将加入陆续“白发潮”大军，开始大量退休，势必大幅度减少社会保险基金，同时大幅度增加福利支出。按照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的“现收现付”制。雇主和员工各支付2%(员工工资)社保税用于支付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残疾金和遗属遗孤抚恤金，统称老年遗族残疾保险制度（OASDI），到2018年，这部分社保金将入不敷出，到2040年代将会完全枯竭，社会保障的信任危机将导致社会保障体制的崩溃。不仅如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益增加的社会保障开支已经成为美国公司的一项巨大负担，它削弱了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影响了企业创造新就业的机会。小布什政府在第一任期致力于国际国内反恐，对于改革福利困境，并无重大改善举措，从而在第二任期解决社会保障困境上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如果增加税收弥补社会保险资金的不足必然遭到现职雇员的反对，而要减少养老金开支，势必引起退休人员的强烈不满。解决好社会保障开支问题是美国社会保障机制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关键，小布什总统自去年大选获胜连任以来不止一次地强调要大幅度改革美国的社会保障，并把改革的重点放在缓解社会保障开支问题上，这样不仅避免和前几任美国总统社会保障政策的雷同，又凸显对于社会保障改革关键问题的重视，意欲做出“政绩”将在美国改革社会福利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富有冒险精神和好大喜功举措的小布什总统多次表示将以更加“市场化”的眼光来改革美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主张社会保障受益人用公司和个人所缴纳的部分社保税建立个人投资账户，投资证券市场，自负盈亏。对退休人员现行的社会福利不做担保，逐步减少政府对养老退休金的负担，更多地由私人承担。这种政策实际上继承了里根的藏富于民，以增加和扩大私人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张。布什政府期望将提出的改革方案在今年年夏季前投票表决成为正式法律，把雇员交纳的2%的社保税转移到个人控制的“个人投资基金账户”。原来交纳的其余2%和雇主负担的那部分社保税仍按原渠道用于支付社保金。然而为此美政府支付社保转型所需资金预计高达2万亿美元，势必加重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负担。而且，将社会保障基金中的一部分投入资本市场使之增值本身带有相当大的风险，既有可能使资本增益，也有可能使资本缩水，对于一个具有经济周期的美国来说，既有经济繁荣期的喜悦，又有经济萧条期的苦难，改革成功还是失败实在难以逆料，这场改革对于布什总统来说犹如一次政治赌博，而下的赌注却是美国几千万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金，搞得不好养老资金打了水漂，出现成年人的战场进入老年人“坟墓”的悲惨景况。小布什总统第二任期在白宫的保守主义官员和在众参两院的席位拥有优势，但要顺利推行其市场化、私有化社会福利改革方案也绝非易事。人们清楚，竞选时的许诺、宣誓就职的高调和政策兑现并非一回事，尤其是社会保障改革长期积淀带来积重难返，关系近三亿美国民众的切身利益。涉及社会经济发展和持续发展，社会政治稳定、进步和发展，各个阶层和收入段纳税人的利益集团互动关系，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互影响的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对它的政策的历史回顾、实施时面临的诸方面的矛盾，以及它的前瞻影响都是必须重视的。既要注意美国在经济危机时期、经济低速发展时期的情况，又要研究她在经济扩张时期的对策；既要充分利用国库盈余有利条件，又要考虑财政赤字的困难处境；既要考察美国在婴儿出生高峰时期、成年发展时期的举措，又要考虑“婴儿高峰”发展到“银发浪潮”冲击时期出现的问题。此外还关系到美国两大政党的利益基础。由历届美国总统的社会保障政策出台遇到的普遍问题，布什总统的社会保障改革的进退两难处境可想而知。首先，小布什政府的福利改革政策的将会受到民主党人的强烈质疑和各个利益集团的激烈争议，它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2006年的中期选举，这次选举对于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政策的顺利推行和2008年大选至关重要。在很大程度上福利改革是一场政治较量，而不仅仅是社会保障本身的可行性考量。其次，如前所述，这场改革涉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全局，本身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冒险性，即使从政治层面上衡量勉为其难地通过，能否为其继任总统所承继还是个未知数，人们没有忘记四十年前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的社会”扩大福利改革政策，由于他好大喜功既要大炮又要黄油力不从心而遭到新任尼克松总统的废弃，这一前车之鉴，岂不令人深思。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1935年，美国仍有近1000万人失业。1933年，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1934年，美国民政工程管理局成立，把单纯的救济改为“以工代赈”，从而给失业者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了社会总需求。1935年，美国又通过了《社会保障法》，为65岁以上的人提供退休收入，向老年穷人提供财政帮助。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保障全体公民的最低生活。

美国福利学费在18岁上大学之前美国全部中小学实行义务教育，即零学费。而大学学费也相对会减少。直系亲属受益凡绿卡持有者与外籍人士结婚后，即可办理21岁以下未成年子女的绿卡申请。就业自由工作不受限制。为保护本国人的利益，美国很多工作不对外国人开放。政府帮忙找工作免费帮人找工作的同时，还免费培训以协助就业购房补贴可购买由国家补贴兴建的在美国属于自己的住房退休福利累计十年交税记录后，便可在退休后终身领取美国联邦政府发的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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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救助，在美国政府网内呀。但是只有英文版，而没有中文版。因为只是对美国公民开放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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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国主义都是剥削老百姓！资本主义的丑恶！你看到的都是表面现象和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比起来，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啊！在党的带领下，我们都已过上了幸曾的生活

论文的摘要内容每段前都空两格，这是一般文章正文的格式。摘要最后还要写一行“关键词 XX XX XX “。关键词和摘要的文字部分要隔行书写，“关键词”三字前有的要求顶格写，有的要求空两格，关键词一般3-5个，每个中间空几格需看具体要求，如果没要求，空一格字就可以了。扩展资料：关键词1．关键词规范关键词是反映论文主题概念的词或词组，通常以与正文不同的字体字号编排在摘要下方。一般每篇可选3~8个，多个关键词之间用分号分隔，按词条的外延（概念范围）层次从大到小排列。关键词一般是名词性的词或词组，个别情况下也有动词性的词或词组。应标注与中文关键词对应的英文关键词。编排上中文在前，外文在后。中文关键词前以“关键词：”或“[关键词]”作为标识；英文关键词前以“Key words：”作为标识。关键词应尽量从国家标准《汉语主题词表》中选用；未被词表收录的新学科、新技术中的重要术语和地区、人物、文献等名称，也可作为关键词标注。关键词应采用能覆盖论文主要内容的通用技术词条。2．选择关键词的方法关键词的一般选择方法是：由作者在完成论文写作后，从其题名、层次标题和正文（出现频率较高且比较关键的词）中选出来。撰写摘要注意事项①不得简单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忌讳把引言中出现的内容写入摘要，不要照搬论文正文中的小标题（目录）或论文结论部分的文字，也不要诠释论文内容。②尽量采用文字叙述，不要将文中的数据罗列在摘要中；文字要简洁，应排除本学科领域已成为常识的内容，应删除无意义的或不必要的字眼；内容不宜展开论证说明，不要列举例证，不介绍研究过程；③摘要的内容必须完整，不能把论文中所阐述的主要内容（或观点）遗漏，应写成一篇可以独立使用的短文。④摘要一般不分段，切忌以条列式书写法。陈述要客观，对研究过程、方法和成果等不宜作主观评价，也不宜与别人的研究作对比说明。扩展资料：百度百科-论文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论文摘要

摘要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的生存、发展和就业的权利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而目前的安置模式普遍存在补偿数额低，风险不确定等因素不能很好的解决失地农民面临的问题，只有通过"土地换保障"的思路才能妥善的安置失地农民，让他们分享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一系列成果。　　关键词土地换保障补偿机制社会保障安置模式　　1 失地农民的现状　　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空间迅速扩大，为保证城市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大量的土地被征用。目前，我国已有被征地农民4 000多万(章安友，2004）。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从2001年到2010年，全国还需要安排非农建设占用耕地1 850万亩，其中90%以上为集体土地需要征用。按照目前全国人均耕地水平和现阶段每征用1亩耕地大约造成4个农民失去土地进行测算，非农建设占用耕地1 850万亩，将有近2 600多万被征地农民需要陆续安置，年均需要安置失地农民260万人左右。　　农民失去土地后就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随之也流失了与土地相关联的一系列权利。因为土地被征用之前，农民主要靠土地来养活自己，土地是他们的立命之本，失去土地就相当于失去了生活的基本来源；而且农民一直是以土地为劳动对象，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工作；再者，土地本身就是一笔财富，如果农民利用的好是可以为他们带来增值的，这就意味着农民失去土地后也就失去了一项经济价值极高的财产权利；最后，农民失去土地后，就失去了参与村民自治的积极性，这会间接导致村级干部的寻租行为。可见，土地的丧失会对农民带来不利的影响，如果不及时有效地安置好这些失地农民将会阻碍国家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甚至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　　2 当前失地农民安置模式分析及其存在的问题　　1 以货币安置为主，补偿数额不足以妥善安置失地农民　　在实践中，我国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后，对农民的安置方式目前主要有货币安置、招工安置、农业安置、留地安置、社会保障安置等基本形式，但大多是采取以货币安置为主。征地补偿费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用为该土地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6～10倍，安置费为4～6倍。如果按最高补偿30倍来算，一亩地平均产值1 000块，补偿费也才只有3万元，远远解决不了农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据了解，浙江省由于经济相对发达，其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略有提高。据统计，1998年以来，浙江省各类征地给村里的补偿费平均每亩12 164元，安置补助费每人2 377元，经过村集体留存，实际到农民手上的土地补偿费平均每亩7 958元，安置补助费平均每人2 078元，青苗补偿费平均每亩498元，农户家庭得到的所有土地征用费总额（包括附着及其实施补偿费）人均8 828元。一大部分农户对此不满，因为这些补偿费只能暂时解决农民近期的温饱问题，如果今后就业困难，农民的基本生活靠什么来维持，更不用谈农民的养老和医疗问题了。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的安置补偿费更是少之又少，连最起码的基本生活都解决不了，更解决不了农民的培训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　　2 以留地安置、招工安置为辅，农民权益得不到根本的保障　　留地安置是指在被征用的土地中按一定的比例（10%左右）返还给被征地村合作经济组织，并免缴有关规费，用于发展第二、第三产业，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用这部分土地建造标准厂房出租，获得高额的租金收入；还可以用留置的土地为村民建造安置房使村民能够安居乐业。从形式上来看，失地农民可以得到保障，可是受资金、技术的限制，一旦村集体经营的产业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农民的基本生活就没有了保障。　　在招工安置中，用人单位可以暂时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但由于农民自身文化层次低，缺乏专业技能，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处于劣势，一旦用人单位裁员时，这些失地农民又将重新面临失业的问题，可见招工安置并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　　3 社会保障安置模式的覆盖面窄，体系不完善，失地农民后顾之忧大　　失地农民中有一部分已经完成了非农户身份转换，他们理应享受和城镇居民一样社会保障待遇，可是据统计，失地农民加入城镇社会保障系统的人数只占总人数的5%左右。这部分人群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他们的社会保险费是主要从土地出让金，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中筹集的，保险费直接列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设立的"安置费"专户，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与被征地对象签订安置协议，对符合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统筹费的被征地人员，为其设立社会保险个人账户，达到退休年龄的，按月发放养老金。2003年浙江省嘉兴已有2万名被征地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并实行了"三统一"、"一分别"的安置模式。"三统一"即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用地由政府统一实行征地、统一补偿政策、统一办理被征地农民户口"农转非"和养老保险，"一分别"就是对不同年龄段的安置对象分别进行补偿安置，浙江嘉兴的这种社会保险安置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大多数失地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并没有用来缴纳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而这正是失地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失地农民成了"无班可上，无田可种，无保可拿"的三无人员，对当地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可见，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没有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3 "土地换保障"是唯一可靠和可持续性的安置模式　　安置失地农民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土地换保障的过程，因为在征地前，农民的生活、就业、创业和社会保障都是以土地为依托的。农民失掉土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为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随着城市化规模的扩大，失地农民应该随之分享城市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成果，在市场经济下就表现为，农民可以用土地换回他们生存、就业、发展和获得社会保障的实际社会安置成本。只有失地农民用土地换回了生存权，就业权、发展权和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才能真正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才能逐步实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有关社会福利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人们已经普遍感觉到，社会福利已经逐渐脱离了“社会”，而变成社会中一小部分人的福利。用冷热不均来形容中国社会的福利现状，可谓再恰当不过。一边是许多农民工连正常的休息时间都难以保证、加班费难以落实、社会保险金难以缴足；一边是一些垄断国企各种津贴、补贴层出不穷、各种福利变着法子进入职工口袋、有的在正常的社会保险之外还会再增加一块商业保险。这种巨大的差异，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福利体制急需完善。福利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制社会中，各个社会成员应当享受同等或相近的社会保障。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差距非常悬殊。不久前，《人民日报》发表的《你的口袋里有多少福利》一文，不仅深刻揭露了垄断国企完全失控的福利现状，也更加衬托了其他类型企业在福利方面的空白。据悉，一位国有金融机构的中层，每年的税后年薪竟然高达70万元，其中，工资、奖金只占全部收入的50%左右，其他则是由各种各样的福利构成。每年5万元左右的养老保险，每年7万多元的住房补贴和公积金，每月2000元的车费补贴和汽油补贴，每年报销5000元社保以外的各种保健医药费，以及每年2万元的图书卡、旅游费等。另外，还有社会保险之外的补充商业保险，以弥补企业员工退休以后收入急骤下降的不足。这里有两个细节，一是这家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实行了所谓的年薪制，银行工作人员可以名正言顺地拿到政策所赋予的高收入。但是，各种高福利却没有因为年薪制度的实施而取消，这等于年薪制只不过是给公司员工的调资而已；二是这名员工已经在单位拿到了100多平米的福利房，按理，不应该再享受单位的住房补贴，但是，她仍然在享受住房补贴。这样的住房制度改革，又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呢？房价又如何不上涨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社会福利的天平在当前受到了很大的扭曲。在中国的社会运行中，一方面，国家对于社会福利的保障性投入远远不够，另一方面，社会福利更倾向于社会中的“强势群体”。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两类群体就是部分政府官员和部分垄断型国有企业职工。政府官员的隐性福利体现在方方面面，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其在吃、穿、住、行、医疗、教育、卫生、住宅、养老等各个方面享受着常人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财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费用支出一直在呈快速攀升的趋势，中国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超过美、日、英、法、德等发达国家。正是这种变相的福利享受使得人们将之称为“福利腐败”。而一些垄断型国企凭借垄断地位，在油、电、气、煤、电信等领域实行高昂的垄断定价，进而使民众付出相当高昂的使用成本，这也正是国有大型企业能够在近年来获得巨额利润的原因。从2007年开始，国资委才要求部分国有企业按照税后利润的10%或5%分红，但毫无疑问，这一比例是非常低的，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质疑和批评。这种巨额垄断利润造就了垄断国企的高福利。许多中国人都在羡慕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都在呼吁应当提高我国社会福利水平。殊不知，在一些垄断国企，早就大大超过了国外的福利水平。如果再加上垄断权力带来的各种人脉资源、社会关系和灰色收入，垄断国企的“福利”就更是让人羡慕不已了。真正羡慕西方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人，是那些非垄断国企的员工和广大农民兄弟。因为，他们的福利，连垄断国企的零头也没有。更多情况下，他们连法律框架下的福利都难以得到。归根结底，这两类福利腐败都是和行政权力相关的，都是权力不能得到有效限制的结果。政府官员能够享受福利是因为我们的权力监督体系非常不完善，垄断国企能够享受垄断福利是行政权力限制民企进入的结果。制度的设计应当立足于让大多数人享受应当享受的权力与利益。福利制度也是如此，一个只让极少数人获益的制度，是不合理、不科学，也是不合法的，必须立即取缔。但是，由于垄断企业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且与行政权力紧紧相连，要取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既然取缔不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就难以消除，社会贫富差距就会越拉越大，社会的短板也会越来越短，最终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构成严重影响。面对当前社会不平等程度日益加剧、基尼系数不断攀升的严峻形势，政府应该从全民福利入手，拿起社会福利的“公器”，使社会福利的天平得到公正的应用。这其中，增加全民社会福利支出，限制政府官员权力的滥用，打破国企垄断、收缴垄断国企红利以补充养老保障缺口等措施是可行的措施。福利制度是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的“调节器”，规范、科学、合理的福利制度，能够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公平与正义，反之，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眼下，社会矛盾频发，这与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健全、不规范、不合理有着密切的联系，改革福利制度对今日中国来说，已是当务之急。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是指政府出资为那些生活困难的老人、孤儿和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生活保障而建立的制度。为保障特殊困难群体的生活权益，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和《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城市孤寡老人、符合供养条件的残疾人和孤儿实行集中供养，对农村孤寡老人、符合供养条件的残疾人和孤儿实行集中供养与分散供养相结合；集中供养一般通过举办社会福利院、敬老院、疗养院、儿童福利院等福利机构进行；对于残疾人，通过政府的优惠政策来兴办多种形式的社会福利企业，帮助适合参加劳动的残疾人获得就业机会。中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