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生活理论注重教学做合一论文
陶行知生活教育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个方面。1、生活即教育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所谓的生活即教育就是把生活本身当做一种教育来进行,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可以作为学习的对象,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可以教给我们知识。2、社会即学校社会即学校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命题。结合当时并非所有人都能够接受教育的社会背景,陶行知反对这种特殊的不平等的教育,提出社会即学校,以此来推动大众的普及教育。而社会即学校的核心在于要求扩大教育的对象、学习的内容,让更多的人受教育。他认为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这样的话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的增加,学生、先生可以多起来。陶行知提出社会即学校的主张和生活即教育一样,也在于反对传统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相脱节、相隔离。3、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论。教学做合一用陶行知的话说,即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之说明,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他用种田为例,指出种田这件事,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方法,由此他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陶行知生活教育的意义陶行知特别重视生活教育的作用,认为生活教育理论在反传统的旧教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把生活教育当作改造中国教育、社会的唯一出路。它揭露并批评了旧教育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这对教师就有了新的要求,要求教师尊重学生,注意教学之外的生活,指导学生在实际的活动中学好本领,培养他们的生活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当时的教学方法的改革有积极作用,对我们现在的教学方式也有启发之处,因此在答主观题的时候也可以加入这些观点作为自己加分亮点。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生活教育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吸取和改造。这个理论包括:“生活即教育”,这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中心。“社会即学校”,是“生活即教育”思想在学校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具体化。“教学做合一”,是“生活即教育”在教学方法问题上的具体化。生活教育理论是一种不断进取创造,旨在探索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教育道路的理论,它体现了立足于中国实际,“去谋适合,谋创造”的追求。无论是强调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生产劳动相结合,还是要求手脑并用、在劳力上劳心,都是对学校与社会割裂、书本与生活脱节、劳心与劳力分离的传统教育的反对,显示出强烈的时代气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我们民族教育理论宝库中十分可贵的遗产。人物轶事陶行知有这样一则教育学生的故事:有一个男生用泥块砸自己班上的男生,被校长陶行知发现制止后,命令他放学时到校长室去。放学后,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男生早已等着挨训了。可是陶行知却笑着掏出一颗糖果送给他,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而我却迟到了。”男生接过糖果。随后陶行知高兴地又掏出第二颗糖果放到他的手里,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我不让你打人时,你立即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我应该奖你。”男生惊讶地看着陶行知。这时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颗糖果塞到男生手里,说:“我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且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男生感动极了,他流着眼泪后悔地喊道:“陶校长,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同学。”陶行知满意地笑了,他随即掏出第四颗糖果递过来,说:“为你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再奖给你一块糖果,我没有多的糖果了,我们的谈话也可以结束了。”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包括三个基本观点: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一)生活即教育[2] “生活即教育”的主旨包括:生活决定教育,有什么样的生活便有与之相应的教育,教育是供人生需要、为了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的,只有在生活中求得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实际生活是教育的中心,文字、书本只是生活的工具,不是生活的本身,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产生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教育的意义在于生活的变化,因此生活教育的内容是随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生活即教育”是终身教育,是与个人生活共始终的教育。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陶行知认为,真正的生活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的,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与生活是同一过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教育以生活为前提,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陶行知坚决反对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 需要注意的是,陶行知所说的“教育”不是以学校为整体的狭义教育,而是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的广义教育。陶行知所说的“生活”是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总称。“生活即教育”不是说生活等同于教育,而是说教育与生活经历同一个过程,教育离不开生活,生活离不开教育。 (二)社会即学校[3] 陶行知说:“学校即社会,就好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在笼子里一样。它从一个小的学校去把社会所有的一切都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社会即学校则不然,它是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使它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展到大自然里去。”他还说:“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因此,我们又可以说:‘社会即学校’”。[4]陶行知主张学校教育的范围不在书本,而应扩大到大自然、大社会和群众生活中去,向大自然、大社会和群众学习,使学校教育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紧密相连,形成真正的教育。 从陶行知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推知其“社会即学校”的基本主张是:要让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生活单位都担负起学校的职能,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大学校。同时,学校必须突破围墙之限,要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实行开放式办学,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这种主张真正把学校放到社会大环境中去办,使学校和社会息息相关,学校不再是生活的附庸,而是成为了社会生活的必需。 (三)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方法论,是为批判传统单一的教授法,反对教师“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和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传统教学模式而提出的教学方法论。陶行知说“教学做合一”,“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个方面,而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5] “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情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6]陶行知提出的“教学做合一”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他曾对当时中国教师的教学方法作过调查研究,认为有相当多的教师“只会教授,只会拿一本书要儿童来读他,记他,把那活泼的小孩子做个书架子,字纸篓”。也就是说,教育界普遍存在着以教师为中心,以教为中心的现象。陶行知反对以“教”为中心,主张“教学做合一”,这就从教学方法上改变了教、学、做的分离状态,克服了书本知识与生活实践脱节、理论与实际分离的弊端,是教学法上的一大改革。
关于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论文
创新: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灵魂 陶行知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对我国教育的现代化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不仅创立了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而且进行了大量教育实践。细考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创新犹如一根金钱,贯串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各个部分。创新在这里指革除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旧”,创立与社会、历史进步相符的“新”。创新还具有打破偶像,破除迷信,挣脱教条的束缚,从僵化习惯性思维中走出来的含义。一、教育观念和教育方针的创新传统教育奉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教育思想,把教育看作是升官、发财的途径。陶行知旗帜鲜明地指出培养“人上人”的教育“成了少爷小姐政客书呆子的专有品”。中国的教育由戊戌变法进行了部分变革,开始废八股兴学堂。“五四”前后又进行了改革,结果是丢弃了“老八股”,取而代之的却是效仿德、日、美的“洋八股”。陶先生指出中国的新学办了三十年,只不过把“老八股”变成“洋八股”罢了。他大声疾呼“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同者,”“适于外者未必适于中”“沿袭陈法”、“率任己意”、“仪型他国”,“何能求其进步”陶行知的教育观与传统的教育观截然不同,他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人民生活的幸福,使人民大众受教育。他说教育不应是玩具,也不应是装饰品,更不应是升官发财的媒介;教育不是“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的“小众”教育,“教育是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之武器,”陶先生指出“民众教育是民众的教育,民众自己办的教育;为民众的最高利益而办的教育。”陶先生针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适国内外之势,提出受教育者应达这样的目标:“健康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这五个方面用现在的话可以概括为“体、劳、智、美、德”。总结以后的诸多论述,可把他的教育方针表述为:教育必须为社会大众服务,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人们做自己的主人,培养德、智、体、美、劳诸方面谐调发展,具有自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真善美的活人”。这充分体现了陶先生“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创造精神和开辟精神。1.教育的地位和作用陶行知认为,教育不应象“老八股”、“洋八股”那样用来麻醉、欺骗广大青年,不应是生产“伪知识阶级”和培养特权的工具。他认为教育应为救国救民之用,发展教育是改变中国落后现状的必由之路,是国家独立自主、繁荣昌盛的根本大计之所在。早在他创办乡村教育时就指出,教育“担负改造生活的新使命”,并深信“教育能够叫中国的乡村变做天堂,变做乐园”。他强调:“我们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我们深信教育应当培植生活力,使学生向上长。我们深信教育应当把环境的阻力化为助力。”陶行知的观点,用今天的话表述就是教育要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2.教育与社会生活和劳动的关系旧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实践人为地割裂开来,其最大的弊端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使读书人“心里想和口里念,而手不做”,成了用脑不用手的半残废;教师“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对这种教育,陶行知一方面强烈地反对,并号召要革书呆子的命;另一方面指出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是实践的总结与指导。他的口号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他大力提倡生活教育,主张教育联系社会生活和劳动,从现实生活出发,联系现实生活实际,为改造和提高现实生活服务。提出学校要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使学校的教化作用不要仅仅局限于学校,而应面向社会。他曾讽刺脱离生活的旧教育是“大笼统,小笼统,大小笼统都是蛀书虫,吃饭不务农;穿衣不做工。水已尽,山将穷;老鼠钻进牛角筒。”并强烈地意识到,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的旧教育是非常可怕和令人担忧的。鉴于此,他指出教育与生活和劳动不能脱离,它们应紧密相联,提出“生活即教育”。他认为“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了促进的媒介。倘有好的乡村学校,深知选种调肥预防虫害之种种科学农业,做个中心机关,农业推广就有了根据地,大本营,一切进行必有一日千里之势。”3.教育的培养目标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创新,也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他针对旧教育把培养“人上人”作为目标的现象,指出新教育应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中人”。早在他创办南京安徽公学时就为这所学校提出三个教育目标: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的精神;改造环境,要有审美的意境;处世应变,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他说:“我们要在必有事上下手。我们要以事为我们活动中心。研究学问要以事为中心;改造环境,要以事为中心;处世应变,也要以事为中心。”在育才学校三周年纪念晚会上,他重申要培养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的学生。他号召学生每天做如下“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陶行知提出这“四问”颇具独特见解。二、教育内容的创新教育内容是教育方针的具体化,教育方针、教育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载体。陶行知认为,教育内容的创新应根据新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实际情况来确定,其主要表现为:智育,陶行知极注重科学教育,中国传统教育几千年来,一直只把“四书”、“五经”等先贤的遗文作为主要内容。这些圣贤的文章不乏精辟之处,如果把它们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甚至全部内容,就会忽视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大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此,陶行知要求青年必须掌握现代的科学知识。他在《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一文中提出:“做一个现代人必须取得现代的知识,学会现代的技能。”他认为科学基础知识是一把钥匙,而“我们必须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才能继续不断地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他主张要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尤其是前沿性的、技能职业性的科学知识,他说“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最重要的知识技能,无过于自学科学。没有真正可以驾驭自然势力的科学,则农业文明必然破产,工业文明建不起来。”在教育实践中他正是这么做的,南京高师新生入学的第一学期,他就给他们开设有介绍科学常识的课,既有遗传学,又有达尔文的进化论,一直说到孟得尔的杂交实验。另外还为学生开设了科学史、心理学等课程,并强调要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教科书是教学内容的具体反映,是根据教学大纲编写而成的教学用书,是学生获取系统知识的重要工具,也是智育的重要媒介。当时,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很少以现实生活做基础的,大都含有封建流毒的思想。它们的通病是以文字做中心,空空洞洞毫无内容缺乏实用性。比方甲家书馆的教科书是“小小猪,快快跑,小小猪,快快跑。”乙家书馆是“小小猪,小小猪。快快跑,快快跑。”他认为“以文字为中心而忽略生活的教科书,好比是有纤维而无维他命之菜蔬,吃了不能滋养身体。”对于这种教科书陶行知坚决反对使用,他亲自着手研究教科书,并且组织一批教师去编写教科书。他认为辨别书的好坏就要:“一,看它有没有引导人动作的力量;二,看它有没有引导人思想的力量;三,看它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价值的力量。”并指出应根据实际使用不同的教科书,比如他在回国不久推行平民教育时,为达到使平民识字明理的目的,他亲自编写了《平民千字课》,使五十多万人受教育。在上海搞普及科学教育运动时,他为儿童组织编写一百种的《科学丛书》,并组织编写了《大众科学丛书》,还亲自撰写了天文学的科普读物。这些活动旨在“要学习科学,帮助创造科学的新中国”。德育,是培养受教育者品德的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陶行知认为,封建教育只重视念书做文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至于气节品行教育丝毫不讲究。因此,他主张在对学生进行知识教育的同时,更应注重对他们进行人格教育和道德教育,他指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否则,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做恶愈大。”由此,他进一步指出,德育主要之点就在于“建筑人格长城的基础”。他提倡讲求“公德”和“私德”,强调良好公德能使集体、国家兴旺发达,不顾公德的结果是“多数人只顾个人私利,不顾集体利益,则这个集体的基础必然动摇,并且一定要衰败下去”。“私德”最重要的是廉洁,因为“一切坏心术、坏行为,都由不廉洁而起。”要求学生必然有一种高贵的品德成绩表现出来,既要讲“公德”又要讲“私德”。陶行知的德育思想是针对封建教育只重视“学而优则仕”和以“文章定功名”的强烈抨击和讽刺,是对旧教育的德育进行的一种全新创造。体育,传统教育从不提倡体育,教育者“从小学到大学,十六年的教育一受下来”便成了“一个吸了鸦片烟的烟虫;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乃至当大学毕业时“足也瘫了,手也瘫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的健康也没有了,大学毕业就进棺材”。陶行知对此极为关注,在注重德育、智育的同时,把体育提高到等同于德智二育的基础地位。指出只有身体好,才有德智的存在。否则,虽具有良好学识道德而无健全之身躯,则这种学识道德,不能用以树不世之业,为人类创造莫大之幸福。在他看来,体育是德育、智育的物质基础。显然陶行知始终把体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为此,陶行知积极倡导对体育进行革新,早在南京高师任教务主任时,就重视学校的早操,并在学校设置了体操、兵操、拳术等课程。在创办晓庄师范后,陶行知把体育具体落实到教学活动中。还请人来校传授体育技能。在育才学校期间,更是重视体育,而且体育课比前期更为规范,开展了以田径、球类、游戏等自然活动为主的“自然体育”,取代了以前以刀枪棍棒为主要内容的“兵式体育”。同时还强调把生理卫生和保健知识也列为体育课内容,扩大了学校体育课程的范围。三、教学方法的创新教学方法是为教学目的服务的。陶行知认为旧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存在着种种弊端,其主要表现是教学领域中存在“重教太过”、“教学分离”等主观主义痼疾。这种主观主义的特征是教学过程被演化成简单的告诉与被告诉的过程。教师只知道自己做自己的教授,不管学生能否接受,只知道反复地一味灌输和强化作业。人们也习惯于把教师所干的事称为“教书”,把教师教书的法子称为“教授法”,似乎教员是专门教书本知识,此外无别的可教。学生在校内也似乎除受教外,无别的功课可学,于是乎出现了“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好像是学的事体,都被教的事体打消了。论起名字来,居然是学校,讲起来却又像教校”。他尖锐地指出这是教与学的分离,并呼吁“教学二者,实在是不能分离的,实在是应当合一的”,两者分离是违背教学规律的,其弊端最终表现为“一来先生收效很少,二来学生苦恼太多”。陶行知指出教学方法必须革新,用新的教学方法取代旧的教学方法。他说“我自回国以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同时他指出中国应同欧美国家一样,要废除注入式、填鸭式的教授法,取而代之的应是“教学做合一”法。陶行知明确阐明“教学做合一”法的含义,在撰写《教学做合一》一文时,指出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来定。后来又进一步阐述“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陶行知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做”的环节,认为“做”是首位的,强调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教与学之所以能统一,就是统一在“做”上,只有“在做上教是先生;在做上学是学生。”“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否则,“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陶行知还大力提倡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的自动精神,反对灌输的教学方法。他说“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生学”,强调要教给学生学习方法。他明确指出“活的人才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将开发文化宝库的钥匙,尽我们知道的教给学生”,教师要在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上更进一步,使学生“不得不愤,不得不悱”。关于培养学生自动精神,陶先生曾精辟地论述“自动是自觉的行动,而不是自发的行动”,“在自动上培养自动,才是正确的培养。若目的为了自动,而却用了被动的方法,那只能产生被动,而不能产生自动”。培养自动精神则能使教育的收效事半功倍,因此,陶先生要求,要特别注意把自动力的培养贯彻于全部的工作、学习、生活之中。传统教育用会考来确定学生是否毕业,会考成为衡量学生学业的惟一标准,这种教育制度不仅扼杀了学生的生机,束缚了青年的思想,而且使学校成了会考筹备处,学校必须教的课都是要会考的,不会考的课则“不必教;甚而至于必不教”,学校中的音乐课、图画课、体操课、家事课等等课内外的活动都被取消了。陶行知尖锐地揭示出这种制度是“变相的科举”,“大规模地消灭民族的生存力”。因为,学校“所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一连三个考赶下来,是会把肉儿赶跑了,把血色赶跑了,甚至有些是把生命赶掉了,这真是杀人的会考,用会考在杀人”。为此,他大声疾呼要停止这种毁灭人生活力的单纯性文字之会考,对学生应采用新的评价方式。陶行知主张以有利于学生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建立和发动能培养生活力的创造的“考成”,并阐明“考成”要以生活的实质为内容,不能象会考那样“纸上空谈”,要注重学生的身体强健状况,手脑并用的程度以及改造物质和社会环境的程度。陶行知深信这种着眼于实际生活,重视培养人的实践力、创造力的“考成”,较之会考制度引发的“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定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创新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灵魂。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背景下,总结并借鉴他成功的教育理论和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主义和现实意义。
当前,素质教育已深入人心。然而,素质教育是一种全新的教育,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不断地去探索、去研究、去实践。学科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因此,学科教育应体现素质教育的精神,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那么,学科教育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通过学习、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我们深刻地认识到,陶行知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通过多年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而建立的“生活教育”理论,不仅在他所处的时代起过积极作用,就是对今天的教育和教学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可见,生活教育培养的合理人生就是全面发展、不断创造、不断前进的人生。生活教育培养的目标与当前素质教育的要求并不矛盾,是一致的。因此,我们深刻地感觉到,如果运用陶行知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去指导我们的学科教育,把“生活教育”的方法化为我们的具体行动,必将把素质教育在学科教育中的实施引向深入。通过我们的实践,也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现就陶行知教育思想在生物教学中的实践谈谈作者的体会。坚持“教学做合一”,在“做”字上下功夫“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中的教学论思想,是他的教育理论的核心部分。关于“教学做合一”,陶行知是这样解释的:“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做。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生物科学是一门非常重视观察与实验的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因此,在教学中,注意以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为指导思想,实施“教学做合一”,努力在“做”字上下功夫,对于落实素质教育,全面提高生物教学质量大有裨益。我们的做法是:(1)以身示范,严格操作,通过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培养学生的生物实验能力,“教人求真,学做真人“。培养学生的生物实验能力,不仅是教学大纲的要求,也是素质教育的要求。实验,就是要亲自“做”。不仅要求学生“做”,教师也要“做”。教师在“做”上教,学生在“做”上学。教师的“做”是示范,学生的“做”是学做、是模仿。教师既讲又做,学生的学就有了根据,做起来也就不会感到太困难。实验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实验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操作是否规范、准确。所以,在实验中我们还特别注意对学生进行持之以恒的严格要求,让学生规范地、一丝不苟地进行操作,认真做好每一个实验,每一个实验的每一个步骤;同时,教师的示范也力求做到规范,做好学生的表率。实验中还注意教育学生正确对待实验的结果,成功就是成功,失败就是失败,不弄虚作假,不说假话;教师对实验结果的分析总结,也做到客观、科学、实事求是。总之,以身示范,严格操作,坚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教学做紧密结合,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实验能力,还培养了学生良好的实验习惯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教人求真,学做真人”的教育落到了实处,深化了素质教育。(2)坚持让学生边实验、边观察、边思考,通过“劳力上劳心”,获得真知。陶行知在《教学做合一之教科书》一文中说:“‘做’是在劳力上劳心。因此,‘做’含有下列三种特征:(一)行动;(二)思想;(三)新价值之产生。“一面行,一面想,必然产生新价值。”实验、观察,就是行动,就是做。但仅仅是实验、观察还不够,还必须思考、分析,才能够“产生新价值”,得出科学的结论。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坚持在指导学生实验和观察的同时,给学生提出一些带启发性的问题,让学生思考,与学生共同分析讨论,进而得出科学的结论。(3)坚持开展多种多样的生物课外活动,进一步实现“教学做合一”。在教学中我们坚持开展多种多样的生物课外活动,让学生走出教室,走进自然,走向生活,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去做去学去创造,去增长知识和才干。我们知道,传统教育是教育与生活分离,劳力与劳心分家,理论与实践脱节,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则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认定书不可尽信,书不可尽言,问题要在生活里发现、研究和解决,大力提倡“生活即教育““劳力上劳心”“教学做合一”“社会即学校”。而课外活动,正是理论联系实际,进一步实现“教学做合一“的重要途径,坚持开展多种多样的生物课外活动,培养了学生的生活力、创造力,使学生在人生里程中又向做“真人”迈出了坚定的一步。实行“小先生制”,即知即传,互教互学在教学中,我们依据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原理与方法,还注意开展多种教学形式,以培养学生多方面的才能,进一步深化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1)把学生请上讲台,让学生当“小先生”。我们在讲授某些内容时,试用“小先生”的方法,把学生请上讲台,让学生当“小先生”,上台讲课,收到了出乎意料的好效果。讲台上,学生态度认真,板书工整,普通话标准,语言清楚、准确,完全没有了过去那种被抽叫起来回答问题时的吞吞吐吐、辞不达意的窘态。学生通过课前搜集资料,撰写讲稿,精心备课,然后上台讲课,既动手又动脑,还要动口,这种手、脑、口的系列训练,比起答一道题,读一段课文,来得更具体、更实在,学生得到的能力训练更全面,学生的记忆能力、想象能力、思维能力、自学能力、写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都得到了锻炼。而且,学生“为教而学”,正如陶行知所说:为了使别人明白,对自己所教内容便自然而然的格外明白了。陶行知说:“得到真理的人便负有传播真理的义务。”要“即知即传,自觉觉人”,又仅自己知道了,还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觉悟了,还要去觉悟他人。因此,把讲台让给学生,不仅仅是让学生讲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就是让学生把在课外听到的、看到的、学到的生物学知识拿到课堂上介绍给同学们听,以达到传播生物科学知识,拓宽知识视野,激发学习生物学兴趣的目的。(2)推行“小先生制”,在班上开展“一帮一”活动。我们根据陶行知“小孩可以教小孩”的教育思想,“即知即传,自觉觉人”的教育理论,借用陶行知大力推行的“小先生制”,在班上开展“一帮一”活动,要求一个优生帮助一个差生,并列出“结对子”的名单,还要求学生开展比赛,看谁的“对子”进步更快。通过这一活动,差生由于经常得到优生的帮助,克服了学习上的困难,进步很大;优生向差生讲解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了提高,达到了互教互学,转化差生,培养优生,共同进步的目的。不仅如此,还解决了我们生物教师因所教班次多、学生多而难以因材施教的困难。多年来,我们坚持“在劳力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己”“教学做合一”在“做”字上下功夫,不仅培养出了高素质的学生,还造就出了高素质的教师。今后,我们还将与学生一起“共生活、共甘苦”,继续创造,创造出更加美好的人生。
且看此文,另外您若觉得长了,可自行将文章分为2个部分,或者2章 教人求真学做真人 陶行知提出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人求真”、“学做真人”。他指出“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陶行知认为,培养人才不看形式而要看实际的真本领。他称“教人求真”的教师,才是第一流的教育家,这需要具备两种要素:“一,有真知灼见;二,肯说真话,敢驳假话,不说谎话。”②教师教人求真,首先就应当教人奋不顾身地追求真理,不做“伪君子”,伪君子为名利所动,会丢掉人生最宝贵的人格,“演出千百之伪状”,而真人则求真知识,说真话,实事求是地办事,就可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学生学习就是要追求真理做真人,不追求虚名,而要学习为国家为社会工作的真本领。1940年底,陶行知之子陶晓光到成都一个无线电厂工作,厂方要资格证明书,陶晓光因没有正规学历,便向熟人要了一张晓庄学校的毕业证明书。陶行知闻讯后,认为不妥,即电告晓光将证明书寄回,并写信对晓光说:“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之主张进行。倘使这样真实的证明不合用,宁可自己出钱,不拿薪水,帮助国家工作,……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丝毫妥协。……你记得这七个字,终身受用无穷,望你必须努力朝这方面修养,方是真学问。”“③陶行知认为“才”与“不才”,在于其知识、学识是否“真”。真学问的标准在于是否真是经过自己刻苦学习和实践求得,而不是由什么“证书”之类所决定。 陶行知认为在学问上忠于真理,则在政治上必忠于革命。他说:“学问与革命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学问不论新旧,只要是追求真理,便与革命之精神符合,若以学问作买卖,则无论新旧,都有作汉奸之可能,……一个人在学问上能追求真理,则在革命上能杀身成仁。”④陶行知要求真人需是“人中人”,不做“人上人”。他说有人误以为我们要在这里造就一些人出来升官发财,跨在他人之上,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得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为老百姓造福利;他们都是受着国家民族的教养,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贡献给整个国家民族,为整个国家民族谋幸福;他们在世界中呼吸,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帮助改造世界,为整个人类谋利益。” 他认为这种立志为老百姓造福、为整个人类谋利益的人,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做人中人”最根本的道理到40年代,陶行知的的人才教育观,又进一步发展为“亲民”的思想)他在办社会大学时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所谓“亲民”就是“要亲近老百姓”.“要钻进老百姓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亲近,变成老百姓的亲人,并且要做到老百姓承认我们的确是他们的亲人,”由此可以看出。陶行知所要培养的人才已经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人才观相一致。不仅区别于封建时代,“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也不同于资产阶级追求个人发展个人奋斗的人。 陶行知还认为,要引导新一代“学做真人”就要实行全面培养这其中包含三种要素一)要有健康的身体。身体好,我们可以在物质的环境里站个稳固。诸君,要做一个八十岁的青年,可以担负很重要的责任,别做一个十八岁的老翁。 (二)要有独立的思想要能虚心,要思想透彻,有判断是非的能力。 (三)要有独立的职业要有独立的职业,为的是要生利。生利的人,自然可以得到社会的报酬,⑦这三个要素,实际涉及了德、智、体三方面的教育。在知识教育上,不仅要有书本知识,而且要有灵活的思想方法和实际本领,他强调为学的方法不在读死书,而“全要研究”,无论准备从事何种职业,都要会手脑并用,“学农的人要有科学的脑筋和农夫的手;学工的人,也要有科学的脑筋和工人的手。这样他才可以学得好。”⑧才可以有独立的职业,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二) 在塑造“真人”的道路上,他认为只有在人类的全部生活实践中才能实现。 他提出教学做合一、智仁勇合一、知情意合一、教育与训育合一的人才培养观,陶行知说:“在感情之调节与启发中使儿童了解其意义与方法,便同时是知的教育:使养成追求真理的感情并能努力与奉行,便同时是意志教育。意志教育不是发扬个人盲目的意志,而是培养合乎社会及历史发展的意志。合理的意志之培养和正确的知识教育不能分开。”③陶行知主张实行智仁勇合一的教育,认为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在当代社会仍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的指标,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应智仁勇兼修,他说:“不智而仁是懦夫之仁;不智而勇是匹夫之勇,不仁而智是狡黠之智;不仁而勇是小器之勇;不勇而智是清淡之智;不勇而仁是口头之仁。”⑩对于智仁勇三者的涵义,他也作了新的解释,即“要求每一个学生个性上滋润着智慧的心,了解社会与大众的热诚,服务社会与大众自我牺牲的精神”。 陶行知在培养人才上,注重整体教育,还表现在很多方面,如他针对当时学校教育把训与育分割的倾向,批评说:“在现代中国学校里教与训分家是普遍的现象。教育好像是教人读书,训育好像是训练人做人或是做事;教育好像是培养知识,训育好像是训练品行;教育又好像是指所谓之课内活动,训育则好像是指所谓课外活动。”这是“横的割裂”的教育,是将本来就是“整个的教育”硬分裂成几块,这是一种与生活教育相冲突的传统思想。“生活教育的要求是: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对学生教育的各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得分割的,”智识与品行分不开,思想与行为分不开,课内与课外分不开.做人做事与读书分不开,即教育与训育分不开”。 (三) 在德育的方法上,陶行知主张从小事做起,实行严格要求的人才教育方法。 陶行知本人就是怀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他也将教育青年树立远大理想、信念放在育人的首位。但他认为任何美好的理想和信念都是“从近处着手”的,塑造真人,必须从小事做起,坚持严格要求,教育青少年从小就要学会迎接和克服困难,他曾给一个叫吴立邦的小孩子写信。题目就是《预备钢头碰铁钉》,告诉孩子“我们在社会上做事就要预备碰钉子”,“假使钉子是铁做的,我们的头皮就要硬到钢一样,叫铁钉一碰到钢做的头皮上就弯了起来”。 陶行知对学生的训练包括各个方面,他曾为育才学校拟定办学旨趣“十字诀”,即:“一个大脑。二只壮手。三圈连环。四把锁匙。五路探讨。六组学习。七 (集)体创造。八位顾问。九九难关。十(誓)必克服。”其中要求学生会动脑动手;要进行德性的修养;知识积累;要学有方法,善于思考;要有唐僧克服八 十一难的精神,为使学生进德修业日日长进,他提出“每日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为了便于学生身体力行,他制定了很多具体的行为规范,仅以育才学校就有《育才学校之礼节与公约》、《育才学生教育二 十九事》、《怎样培养十六常能》、《育才十二要》、《育才卫生教育二十九事》、《育才二十三常能》、《育才十二要》等,这些行为规范的训练,把远大的目标与学生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保证了学生健康地成长。
陶行知生活教育学理论论文
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主线和重要基石,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内涵十分深广,将其运用于小学自然教学,有利于全面增强学生科学素养,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下面这些贴不上来,自己看吧_asp?articleid=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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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陶行知生活教育学理论论文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包括三个基本观点: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一)生活即教育[2] “生活即教育”的主旨包括:生活决定教育,有什么样的生活便有与之相应的教育,教育是供人生需要、为了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的,只有在生活中求得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实际生活是教育的中心,文字、书本只是生活的工具,不是生活的本身,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产生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教育的意义在于生活的变化,因此生活教育的内容是随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生活即教育”是终身教育,是与个人生活共始终的教育。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陶行知认为,真正的生活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的,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与生活是同一过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教育以生活为前提,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陶行知坚决反对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 需要注意的是,陶行知所说的“教育”不是以学校为整体的狭义教育,而是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的广义教育。陶行知所说的“生活”是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总称。“生活即教育”不是说生活等同于教育,而是说教育与生活经历同一个过程,教育离不开生活,生活离不开教育。 (二)社会即学校[3] 陶行知说:“学校即社会,就好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在笼子里一样。它从一个小的学校去把社会所有的一切都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社会即学校则不然,它是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使它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展到大自然里去。”他还说:“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因此,我们又可以说:‘社会即学校’”。[4]陶行知主张学校教育的范围不在书本,而应扩大到大自然、大社会和群众生活中去,向大自然、大社会和群众学习,使学校教育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紧密相连,形成真正的教育。 从陶行知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推知其“社会即学校”的基本主张是:要让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生活单位都担负起学校的职能,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大学校。同时,学校必须突破围墙之限,要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实行开放式办学,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这种主张真正把学校放到社会大环境中去办,使学校和社会息息相关,学校不再是生活的附庸,而是成为了社会生活的必需。 (三)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方法论,是为批判传统单一的教授法,反对教师“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和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传统教学模式而提出的教学方法论。陶行知说“教学做合一”,“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个方面,而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5] “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情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6]陶行知提出的“教学做合一”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他曾对当时中国教师的教学方法作过调查研究,认为有相当多的教师“只会教授,只会拿一本书要儿童来读他,记他,把那活泼的小孩子做个书架子,字纸篓”。也就是说,教育界普遍存在着以教师为中心,以教为中心的现象。陶行知反对以“教”为中心,主张“教学做合一”,这就从教学方法上改变了教、学、做的分离状态,克服了书本知识与生活实践脱节、理论与实际分离的弊端,是教学法上的一大改革。
●生活教育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的核心主张。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就是指是什么样的生活就是什么样的教育。1、是健康的生活就是健康的教育,是不健康的生活就是不健康的教育。2、是劳动的生活就是劳动的教育,是不劳动的生活就是不劳动的教育。3、是科学的生活就是科学的教育,是不科学的生活就是不科学的教育。4、是艺术的生活就是艺术的教育。5、是改造社会的生活就是改造社会的教育。●关于“生活即教育”和“教育即生活”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概念。因此他不止一次地做了解释。“生活教育”这一概念是陶先生的老师杜威(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学的先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提出来的,但意思完全不同。杜威提出的是“教育即生活”,而陶先生把它翻了半个筋斗改成“生活即教育”。陶行知主张生活即教育,反对教育即生活。他说“生活即教育,是把一个鸟放在林子里;教育即生活是把鸟放在笼子里。”“生活即教育”揭示了教育的本质,阐明了教育的职能,预示了现代教育的特征和趋势。●教学做合一从前是先生教,学生学。教而不做,不是真教;学而不做,不是真学。故教而不做,不是先生;学而不做,不是学生。在做上教,才是真教;在做上学,才是真学。真教,才是先生;真学,才是学生。这就是我们主张的“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是晓庄师范学校的校训,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方法论,也是学生学习努力培养的重要指南。●“教学做合一”的确立1、陶行知自1917年回国以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中国教育有改革之必要,当时就主张以“教学法”代替“教授法”。2、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陶先生发表《教学合一》一文,南京高校受此影响一律改为教学法。3、1921年,教学做的理论成立,最终确定教学做合一,以做为中心。●比较“教授法”和“教学法”“教学做合一”的理念首先是由教书,到教学生,再到教学生学(更主动),用自己的知识联系起来,贯彻在实践中去。●“生活教育”的由来 陶先生曾经多次解释过生活教育,第一次在1930年,第二次在1934年。他在第二次重新给生活教育给予了一个定义。他说:“生活教育是生活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生活即教育”。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是教育的场所。因此我们又可以说:“社会即学校”。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教育,过乱七八糟的生活,便是受乱七八糟的教育。我们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方法、工具都增加。那么,坏的学校也可以做学校吗?回答是肯定的,坏的社会我们也要认识,也要人有所准备,才能生出抵抗力,否则一入社会,便现出手慌足乱的精神状态。●终身学习观 “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启蒙,进棺材才算毕业。”这是最彻底的终身教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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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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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无处不在,每个人都需要美满幸福的生活。生活中,有悲、有喜,那似五味瓶般的生活,给我们的生活点燃了又一盏灯。在生活中,你会学到很多,它是人一生中最好的老师,它会教会你如何做人,如何学习,可以说,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可以和老师相媲美。生活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它不会因你穷困落后而放弃你,他更不会因你高贵富有而讨好你……生活好比一盏灯,当你扭亮它的时候,它也会对你光芒四射,当你对生活信心十足时,他也决不会对你失望。人们都知道,生活是意志的磨刀石,在生活中,你会从一个困难和灾难中,懂事许多,成熟许多。记得那是今年六月的一天,我和妈妈去医院体检,当我得知母亲患了子宫癌时,我的心碎了,我绝望了,我曾经想过失去母亲的情形,电视上那些悲痛欲绝的哭声,在我心中回荡,那时,我真不知该怎么办!平时对任何事情信心十足、决不言败的我,也对生活那遥远的未知数感到迷茫。我对生活充满者恐惧和阴森,好象整个天都立刻昏暗下去,一切都黯然失色,一切都危机四伏,我不想再活下去了,我甚至想过……唉!我当时真得彻底绝望了,从那以后我好象变了一个人似的,悲痛凄惨的心情也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一切可笑的事,在我心里都变得那么严肃,那么可怕。我一次次的对别人微笑,是为了对他们说“我还快乐”,那都是假的,是假的,我曾在日记里写到过我的感觉,当老师知道后,她们安慰我,鼓励我,可是……那没用,再多的安慰也不能添满伤心的大坑,再多的鼓励也掩盖不了悲伤的坟墓……但是,母亲对生活的乐观和意志打动了我,我曾燃起过那么一星点儿的火苗,但一次微弱的轻风,又把它打灭了,我的生活大多往返于家和医院,这两点一线之中。然而我每次去看母亲时,她总是笑口常开,她对生活的信心又一次让我体会到了人间的母爱,我开始发奋,我开始努力,我又回到了往日的我!母亲手术后,顺利出院了,她回家的那一刻,我哭了……唉,生活就是这样,它总是会给你制造痛苦,总会让你一无是处,总会让你不知所措,然而当你重新走上生活的大道时,它又会给你鼓励和支持,它会使你从一件事中悟出一个道理……只要你对生活有信心,它也绝不放弃你,它是最好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