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海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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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一）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即（一）同血统，（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习惯，（五）同宗教，（六）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翠竹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2] 常乃德（常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第5-6页。 [2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4]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 [25] 《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第15-16页。 [26]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

第一真正证明光是有速度的应该是丹麦王文学家罗默。而认为光是有速度的，可能有很多人，包括很多哲学家。西方哲学中有一种思想，认为相互作用是不可能超距的，也就是不可能不需要时间的。因此很多科学家认为无论是光、还是磁场、万有引力场，它们的传播都不可能是超距作用的，必然都需要时间，具有速度。光速是有限还是无限，到17世纪还有争议，笛卡尔认为是无限的，伽利略认为是有限的。 17世纪初，伽利略用测量声速的方法来测量光速，他让两个人各提一盏有遮光板的灯，并分别站在相距约1．6千米的地方，令第一个人先打开他的灯，同时开始计时；第二个人见到第一个人的灯亮时，立刻打开自己的灯；当第一个人看见第二个人的灯亮时，停止计时，这样测出光从第一个人到第二个人再返回所用的时间，再测出两地的距离，就可以计算出光的速度。从原理上讲，伽利略的方法是对的，但是实验失败了。这是因为光速很大，1／7秒能绕地球一周多，靠当时的条件在地球上用通常测声速的方法测光速是难以实现的。于是，人们把测光速的场地移到太空。在伽利略去世后约30年，丹麦王文学家罗默在观察木星的卫星食中，于1676年指出光速是有限的。木星是一个周期为12年的太阳行星，它有11个卫星——木星的月亮，其中4个最亮的可用合适的望远镜看到，它们绕木星旋转的轨道平面几乎重合于地球和木星绕太阳旋转的轨道面。因而木星的卫星每绕木星一周将在进入木星影处发生一次蚀。最接近于木星的卫星，其周期是42小时28分16秒（约为7／4天），它走过自己直径那样的距离约需3．5分钟，因而用望远镜可以观察到它刚发生蚀的瞬间，在这个系统里，木星的卫星蚀，一方面作为一个信号供地球上人来观察，同时，此卫星蚀的周期过程又是一个准确的时钟，如果地球相对于木星的距离不变，或者光速为无限大（信号由木星那里传到地球不需要时间），则每隔42小时28分16秒自然就看到该卫星的蚀一次。但是，众所周知，光速不是无限大，并且地球每时都在改变着它与木星的距离，所以在地球上看到的木星的卫星相邻蚀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变化的。显然这个变化与地球相对于木星的距离的变化和光速的大小有关。罗默从他的测量得出，光走过与地球轨道半径等长的距离所需的时间约为11分钟。在罗默的时代只知道地球轨道半径的近似值，当取此半径为149．7×106千米时，算得光速c＝215000千米／秒。在地球上较短的距离内用实验的方法测出光速是19世纪中叶的事了。1849年德国物理学家菲索用“齿轮法”测出光速。菲索当时测得空气中的光速：c＝315300千米／秒。1851年，法国物理学家傅科用旋转镜法测得空气中的光速：c＝298×108米／秒。傅科还第一次测出了光在水中的传播速度为2．23×108米／秒，相当空气中光速的四分之三。 1924—1927年，美国科学家迈克尔孙综合菲索和傅科测光速方法的优点，用旋转棱镜法，在美国海拔5500米、相距35千米的威尔孙山和圣安东尼奥山进行实验，精确地测得光速：c＝299796±4千米／秒。非常接近1975年第15届国际计量大会决议采用的光速值c＝299792．458±0．001千米／秒。

上海肿瘤医院傅红发表的论文

没有办法了，晚期血管肿瘤。。。。只能安静的陪她度过最后的时间了

倪泉兴、虞先濬、龙江、徐近、刘亮

蔡国响副主任医师 / 副教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 大肠外科擅长：结直肠癌诊断治疗、热灌注治疗教育经历：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临床医学学士、肿瘤学博士美国约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医学院、医院博士后，访问美国北卡大学医疗：从事肿瘤外科工作10余年，擅长于肠道肿瘤及其他腹部肿瘤的手术治疗和多学科综合治疗。科研：作为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点基金、上海市卫生局、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学科学基金共5项课题，总计科研计费62万。作为骨干参与国家863计划、上海市科委重大科研课题、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张剑副主任医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 化疗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 肿瘤内科擅长：常见肿瘤（实体瘤）的诊断和治疗*乳腺癌和泌尿系统肿瘤的化疗/靶向治疗男，副主任医师，2002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2008年获得上海交通大学肿瘤学硕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肿瘤学博士研究生。获得“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首届十大医务青年”称号。入选第3批复旦大学“卓学人才计划”。长期从事乳腺癌、肺癌、胃肠道和泌尿肿瘤的规范治疗和临床研究，主攻乳腺癌和泌尿肿瘤的综合治疗。担任中国医促会健康科普分会青年委员、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肿瘤免疫治疗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循证医学中心成员。曾在位于美国TEXAS的全球最大的 I 期临床中心START研修。2015年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药品审评中心担任审评工作半年。2015年参加International Oncology Leading Investigator Training Program（I-LIT）计划，师从Alison Jones教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等5项课题。担任BCRT等多本杂志审稿人。2015年获得“全国首届妇幼健康科技奖科技成果奖”一等奖、“上海医学科技奖”一等奖、“上海市抗癌协会科技奖”一等奖、“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二等奖（第2完成人）；2013年获第七届中国肿瘤内科大会-第二届肿瘤医师大会优秀论文奖；获第十二届全国乳腺癌会议优秀论文二等奖；在2014年CSCO年会上获得2014中国临床肿瘤学年度优秀论文二等奖。获得第一届CSCO-肿瘤相关贫血演讲大赛全国总冠军；2014年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乳腺癌抗HER2治疗演讲比赛”全国冠军；2015年CBCS“晚期乳腺癌多学科诊疗竞赛”全国冠军。施德兵副主任医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 大肠外科擅长：结直肠肿瘤的开放和微创手术，结直肠癌的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大肠外科副主任医师，中国抗癌协会会员，从事腹部外科工作10余年。2000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普外科工作3年；2003年考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硕博连读，2008获外科学博士学位，复旦大学优秀毕业生。2015.06-2015.12作为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附属布莱根妇女医院/丹娜法伯肿瘤中心结直肠外科交流学习。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共发表论文23篇，其中SCI论文8篇。擅长：大肠肿瘤和侵及大血管的腹部肿瘤的开放手术和大肠肿瘤的微创手术治疗。

根据傅红医生简介：傅红，男，外科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1982年医学院医疗系本科毕业留校，从事肿瘤外科工作。预估70岁左右

傅聪发表的论文

1 傅雷(1908-1966)，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翻译作品共三十四部，主要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琪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名著十五部。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优美的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萧邦的赏析。傅雷先生为人坦荡，禀性刚毅，“文革”之初即受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与夫人朱梅馥双双愤而弃世，悲壮的走完了一生。傅雷的悲壮弃世，不但是对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强烈的控诉，同时也充分显示了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尊严。 “永远的傅雷先生”活动年谱日期：年谱 ⊙1921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天主教教会学校）读初中。 ⊙ ⊙ 1924年，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为徐汇公学开除。仍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 ⊙ ⊙ 1925年，在大同大学附中参加“五卅”运动，上街游行讲演，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9月习作短篇小说《梦中》，发表于次年1月《北新周刊》第13、14期。 ⊙ ⊙ 1926年，在北伐胜利的鼓舞下，与同学姚之训等带头参加反学阀运动，大同校董吴稚晖下令逮捕，母亲为安全起见，强行送子回乡。8月写短篇小说《回忆的一幕》，发表于次年1月《小说世界》第15卷第4期。秋后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持志大学读一年级。 ⊙ ⊙ 1928年，到达马赛港，次日抵巴黎，途中写《法行通信）15篇（1月2日至2月9日），陆续发表于当年《贡献旬刊》第1、2卷各期。后为文学家曹聚仁所推重，编入《名家书信集》。本年开始留法四年。为学法文，试译都德的短篇小说和梅里美的《嘉尔曼》，均未投稿。开始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 ⊙ ⊙ 1929年，在瑞士莱芒湖畔，译《圣扬乔而夫的传说》，载于次年出版的《华胥社文艺论集》。是为最初发表的译作。 9月返回巴黎后，就投人休养中开始翻译的丹纳《艺术论》第1编第1章，并撰写《译者弁言》，载于《华胥社文艺论集》。 ⊙ ⊙ 1930年，撰写《塞尚》一文，载同年10月《东方杂志》第27卷，第19号。 ⊙ ⊙ 1931年，译屠格涅夫等散文诗四首，以“小青”、“萼子”等笔名发表于1932年10月至1933年1月的《艺术旬刊》。译《贝多芬传》，后应上海《国际译报》编者之嘱，节录精要，改称《贝多芬评传》，刊于该《译报》1934年第1期。11月与刘海粟合编《世界名画集》，并为第2集撰写题为《刘海粟》的序文。由中华书局出版。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文。编写美术史讲义，一部分发表于《艺术旬刊》。译法国Paul Gsell《罗丹艺术论》一书，作为美术讲义，未正式出版，仅油印数百份。 ⊙ ⊙ 1932年，与留法期间认识的庞薰琹和在上海美专认识的倪贻德，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意欲为改变现状有所作为结成“决澜社”，公开发表《决澜社宣言》。傅雷在《宣言》上签了名。并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由美专出版。9月筹备并主持“决澜社”第三次画展，即庞薰琹个人画展。9月为庞薰琹个人画展写短文《薰琹的梦》，刊于同月《艺术旬刊》第1卷第3期。10月译George Lecomte文章《世纪病》，刊于同月28日《晨报》。10月至次年5月为《时事新报》“星期学灯”专栏，撰写《现代法国文艺思潮》、《研究文学史的新趋向》、《乔治·萧伯纳评传》、《从“工部局中国音乐会”说到中国音乐与戏剧底前途》和《现代青年的烦闷》等5文；并翻译《高尔基文学生涯四十周年》、《精神被威胁了》和《一个意想不到的美国》三篇。为《艺术旬刊》撰写《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文学对于外界现实底追求》等文章四篇；美术史讲座十一讲：世界文艺动态十八则；以“萼君”、“萼子”、“小青”等笔名译短诗五首；以“狂且”笔名译拉洛倏夫谷格言二十六则；以“疾风”笔名译斐列浦·苏卜《夏洛外传》十二章。 ⊙ ⊙ 1933年，所译《夏洛外传》全书付印，冠有《卷头语》及《译者序》。9月以“自己出版社”名义自费出版。9月母亲病故。坚决辞去美专职务。 ⊙ ⊙ 1934年，撰写所译罗曼·罗兰《弥盖朗琪罗传》的《译者弁言》。全书于次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又译Paul Hazard长文《今日之伦敦》，连载于《国际译报》1934年第6卷第5、6期。6月将在美专任教时编写的美术史讲义整理、补充为《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未发表），1985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6月《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为所译《托尔斯泰传》的代序。全书于次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半夜在印刷所看拼版，是为接触印刷出版事业之始。3个月后，以经济亏损而停刊”。 ⊙ ⊙ 1935年，3月应滕固之请，去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任编审科科长四个月。以笔名“傅汝霖”编译《各国文物保管法规汇编》一部。6月由该委员会出版。6月译《米勒》，作为序文刊于王济远选辑的《米勒素描集》（商务印书馆出版）。7月撰写所译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的《译者弁言》。全书于次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9月写《雨果的少年时代》一文，发表于12月出版的《中法大学月刊》第8卷第2期。12月为所译莫罗阿《恋爱与牺牲》撰写《译者序》。全书于次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 1936年，4月译毕莫罗阿《服尔德传》，写有《译者附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 1937年，所译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冠有《译者献词》。7月应福建省教育厅之约，去福州为“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班”讲美术史大要。 ⊙ ⊙ 1941年，2月所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第2、3、4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2卷冠有《译者弁言》。 ⊙ ⊙ 1942年，1月翻译英国罗素《幸福之路》，并撰写《译者并言》。该书于1947年1月由上海南国出版社出版。3月重译《贝多芬传》，并写《译者序》，以所撰《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作为附录。全书于1946年4月由上海骆驼书店出版。4月翻译法国杜哈曼《文明》。 ⊙ ⊙ 1944年，1月与裘柱常、顾飞、张菊生、叶玉甫、陈叔通、邓秋枚、高吹万、秦曼青等共同署名发起在沪举办“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并刊印《黄宾虹先生山水画册》和《黄宾虹画展特刊》，特刊上以笔名“移山”，撰写介绍黄宾虹绘画之《观画答客问》。2月翻译巴尔扎克《亚尔培·萨伐龙》，1946年5月由骆驼书店出版。4月以笔名“迅雨”写《论张爱玲小说》，对张爱玲创作的发展趋向提出了精当中肯的批评。文章刊于柯灵所编《万象》5月号。12月翻译巴尔扎克《高老头》。1946年8月由骆驼书店出版。 ⊙ ⊙ 1945年，9月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共出五期，因邮局扣发停刊。10月至次年5月分别以“疾风”、“迅雨”、“移山”、“风”、“雷”等笔名，为《新语》写文艺政治文章十六篇，翻译政论两篇；为《周报》写政论两篇；为《民主》写书评一篇；为《文汇报》写政论二篇。12月为柯灵主编的《周报》积极提供材料，出版《昆明血案实录》。 ⊙ ⊙ 1947年，“痛改”杜哈曼《文明》的译稿，并写《译者弁言》及《作者略传》。5月由南国出版社出版。4月翻译斯诺《美苏关系检讨》，生活书店以知识出版社名义刊印两百本。译者代序《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先连载于4月24、25日《文汇报》。7月写《所谓反美亲苏》一文，刊于储安平主编的《观察》第2卷第24期。 ⊙ ⊙ 1948年，受英国文化协会之托，翻译牛顿《英国绘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8月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译竣于庐山枯岭。由三联书店出版。 ⊙ ⊙ 1951年，译毕巴尔扎克《贝姨》，写有《译者弃言》。8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7月重译《高老头》。9月为《高老头》撰写《重译本序》。全书于10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2年，2月巴尔扎克《邦斯舅舅》译毕。5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9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1册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3年，2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2册出版。3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3册出版。6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4册出版。全书出齐。7月译毕梅里美《嘉尔曼》（附《高龙巴》）。9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4年，译毕巴尔扎克《夏倍上校》（附《奥诺丽纳》、《禁治产》）。3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8月北京召开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因放不下手头工作，未参加。所写长篇书面意见《关于整顿及改善文艺翻译工作的意见》，列为会议参考文件。8月译华服尔德《老实人》（附《天真汉》）。次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9月20日华东美术家协会为黄宾虹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开幕式座谈会上就国画与西画问题作一发言。 ⊙ ⊙ 1955年，2月译波兰杰维茨基《关于表达萧邦作品的一些感想》。3月译法国Camille Bellaique《莫扎特》中之一节《莫扎特的作品不像他的生活，而像他的灵魂》。4月译毕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次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5月译罗曼·罗兰《论莫扎特》。刊于《外国名作曲家研究》第2集。 ⊙ ⊙ 1956年，写《萧邦的少年时代》和《萧邦的壮年时代》。（未发表）。2月写关于知识分子文章三篇，发表于《人民日报》和《文汇报》。3月译毕服尔德《查第格》及其他七个短篇。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4月下旬参加政协视察团视察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于5月执笔写《第一阶段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报告》。6月去安徽参观合肥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执笔写出《政协上海市委安徽省建设事业参观团第一组总结报告》。7月为纪念莫扎特诞辰二百周年，写《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发表于同年《文艺报》第14期。 8月担任《文汇报》社外编委。11月所写《与傅聪谈音乐》一文，连载于《文汇报》。 12月写《评＜春种秋收＞》，载于次年《文艺月报》1月号。自本年至翌年7月撰写有关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文艺界出版界问题的文章十二篇，刊于《文汇报》。 ⊙ ⊙ 1957年元旦《文汇报》载所写短文《闲话新年》。5月写《翻译经验点滴》，载《文艺报》第10期。 ⊙ ⊙ 1958年，译毕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6月为所译《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撰写《译者序》。全书于 1978年9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译丹纳《艺术哲学》，至次年5月译毕；并撰写《译者序》，精选插图104幅。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59年，翻译巴尔扎克《搅水女人》。1月为《搅水女人》写《译者序》。全书于1962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月底抄录编译的《音乐笔记》，寄傅聪作学习参考。 ⊙ ⊙ 1961年，译毕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并撰《译者序》。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63年，因《高老头》拟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特在重译本基础上再次重改修订，并撰写《译者序》11页，译序于十年浩劫中失散。 ⊙ ⊙ 1964年，译完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于8月改完誊清寄出，附有《译者序》，序文佚失于十年浩劫中。该书于1978年3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65年，第四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猫儿打球号》。此稿在十年浩劫中失散，迄今未找到。 ⊙ ⊙ 1966年，十年浩劫伊始，即惨遭迫害，在人格和尊严备受凌辱的情况下，与夫人朱梅馥愤而弃世。 ⊙ ⊙ 1979年，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隆重举行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郑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十年浩劫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2 《傅雷家书》是将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傅雷写给儿子的书信编篡而成的一本集子，摘编了傅雷先生1954年至1966年6月的186封书信，最长的一封信长达七千多字。字里行间，充满了父亲对儿子的挚爱、期望，以及对国家和世界的高尚情感。傅雷说，他给儿子写的信有好几种作用：一，讨论艺术；二，激发青年人的感想；三，训练傅聪的文笔和思想；四，做一面忠实的“镜子”。信中的内容，除了生活琐事之外，更多的是谈论艺术与人生，灌输一个艺术家应有的高尚情操，让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爱子之情本是人之常情，而傅雷对傅聪的爱却没有沦为那种庸俗的温情脉脉，而是始终把道德与艺术放在第一位，把舐犊之情放在第二位。正如他对傅聪童年严格的管教，虽然不为常人所认同，但确乎出自他对儿子更为深沉的爱。可以说，傅雷夫妇作为中国父母的典范，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培养的两个孩子：傅聪——著名钢琴大师、傅敏——英语特级教师,是他们先做人、后成“家”,超脱小我,独立思考，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的成功体现。该书由于是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书，是写在纸上的家常话,因此如山间潺潺清泉，碧空中舒卷的白云，感情纯真、挚朴，令人动容。该书是一本优秀的青年思想修养读物，是素质教育的经典范本。这本书问世以来，对人们的道德、思想、情操、文化修养的启迪作用既深且远。《傅雷家书》获过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还被列为大型丛书《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及至目前，它在20多年间的发行量累计已达110万册，这足以证明其影响之大。《傅雷家书》是一本“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也是“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更是既平凡又典型的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写照。对我们学生来说,更值得一读。 3 傅聪，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生于上海一个充满艺术气氛和学术精神的家族，父亲傅雷为著名学者、艺术评论家和文学翻译家。傅聪童年时代断断续续的上过几年小学，主要在家由父亲督教。八岁半开始学钢琴，九岁师从意大利指挥家和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梅·百器。一九四六年梅·百器去世后，基本上是自学，一九四七年就读上海大同附中。一九四八随父母迁居昆明，先后就读于昆明粤秀中学和云南大学外文系，中断了学琴。一九五一年只身返回早一年回到上海的父母身边，跟苏联籍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琴一年，因老师迁居加拿大，又迫不得已勤奋自学。一九五三年与上海交响乐队合作，弹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获得巨大成功。同年，在罗马尼亚布加斯特举办的《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钢琴比赛中获得第三名。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者、钢琴比赛中获第三名。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学者、钢琴教育家杰维茨基教授，并于一九五五年三月获《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玛祖卡》最优奖。一九五八年深秋以优异的成绩于华沙国立音乐学院提前毕业。一九五八年底，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迫移居英国伦敦。一九七九年四月，应邀回国参加父母的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八十年代，年年回国演出和讲学，一九八二年先后被聘为中央和上海两所音乐学院的兼职教授；一九八三年香港大学颁发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一九五九年初，傅聪在伦敦皇家节日大厅首次登台，与著名指挥家朱利成功合作。自此傅聪的足迹遍布五大洲，只身驰聘于国际音乐舞台近五十余年，获得“钢琴诗人”之美名。已故德国作家、诗人、音乐学者、评论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撰文赞颂傅聪，称“从技法来看，傅聪的确表现得完美无瑕。较诸科尔托或鲁宾斯坦毫不逊色。但是我所吸到的不仅是完美的演奏，而是真正的萧邦。”回答者：F_MONKEY - 见习魔法师二级 3-9 18:19其实，我们身边的父亲也跟傅雷一样的平凡与伟大。我们的父亲也是经常为我们的生计，为了我们的学习，为了我们能上一个好的学校，为了我们能拥有好的成绩，使得自己的头发都白了，费尽了心血，这是真正的伟大，这才是真正的父亲！傅雷可以说是千千万万个父亲中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他的对子女的充满爱心的心理使得他的子女可以健康的成长

现在，大儿子傅凌霄在联合国卫生组织工作，刚结婚，我还没有抱上孙子，小儿子傅凌云在大学哲学系读博士傅敏初中毕业的时候，跟父亲傅雷大吵了一场

傅雷（1908-1966），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翻译作品共三十四部，主要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琪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邦斯舅舅》《贝姨》《夏倍上校》《搅水女人》《于絮尔•弥罗埃》《都尔的本堂神甫》《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幻灭》等名著十五部；译作约五百万言。他的遗著《世界美术作二十讲》、《傅雷家书》等也深受读者喜爱，多次再版。傅雷先生为人坦荡，禀性刚毅，“文革”之初即受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与夫人朱梅馥双双愤而弃世，悲壮的走完了一生。本书共分“印象、影像、影响、附录”四辑。“印象、影像、影响”三词，取其同音异声，简洁明快，却能把傅雷的世界概括扼要地呈现出来。第一辑“印象”包括各位名家如柯灵、楼适夷、杨绛、雷垣、刘抗、朔望等对故友的怀念，傅聪、傅敏昆仲对其先翁的追思，以及陈子善及叶永烈的文章。第二辑“影像”阐释傅雷各方面的贡献，涉及翻译成就、艺术哲学及音乐艺术观等。有关《家书》的文章，分别由楼适夷、黄苗子、叶永烈、林文月、刘再复等执笔；有关《译文集》及《全集》的文章，则由罗新璋及我本人所撰；庞熏、林臻、金梅、罗新璋讨论傅雷的艺术境界；赵志钧、史易堂描述傅雷与黄宾虹的忘年之交；刘靖之研究傅雷的音乐观；至于傅雷与巴尔扎克的神交，傅译巴尔扎克的艺术及傅雷译品的精髓等，则由罗新璋及本人分别阐述。第三辑“影响”，除了萧芳芳一文之外，编收了不少全新的文章，包括黄宗英、王师北的散文，宋学智、许钧、萧红及本人的长篇论文，张森根所撰的《傅敏与<傅雷家书>》与本人所撰的《赤子之心中国魂——我所认识的钢琴诗人傅聪》，以及江小燕的《我为什么替傅雷家属收骨灰？》。这一辑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傅雷弃世已经四十载，他的人格美、翻译观到底启发了多少人？什么人？他的译着译品到底如何影响了译途上的后进者？他的风骨与精神，对艺术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为人处世的认真与执着又如何体现在两位后人傅聪与傅敏身上？傅雷精神的当下意义又是什么？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各篇收编的文章中逐一剖析。第四辑“附录”，除了包括最新发现的傅雷函件之外，主要列出《傅雷年谱》及《傅雷主要译着年表》，这是由傅敏及罗新璋重新修订的，内容最为详尽完整。傅聪，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生于上海一个充满艺术气氛和学术精神的家族，父亲傅雷为著名学者、艺术评论家和文学翻译家。傅聪童年时代断断续续的上过几年小学，主要在家由父亲督教。八岁半开始学钢琴，九岁师从意大利指挥家和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梅·百器。一九四六年梅·百器去世后，基本上是自学，一九四七年就读上海大同附中。一九四八随父母迁居昆明，先后就读于昆明粤秀中学和云南大学外文系，中断了学琴。一九五一年只身返回早一年回到上海的父母身边，跟苏联籍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琴一年，因老师迁居加拿大，又迫不得已勤奋自学。一九五三年与上海交响乐队合作，弹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获得巨大成功。同年，在罗马尼亚布加斯特举办的《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钢琴比赛中获得第三名。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者、钢琴比赛中获第三名。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学者、钢琴教育家杰维茨基教授，并于一九五五年三月获《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玛祖卡》最优奖。一九五八年深秋以优异的成绩于华沙国立音乐学院提前毕业。一九五八年底，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迫移居英国伦敦。一九七九年四月，应邀回国参加父母的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八十年代，年年回国演出和讲学，一九八二年先后被聘为中央和上海两所音乐学院的兼职教授；一九八三年香港大学颁发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一九五九年初，傅聪在伦敦皇家节日大厅首次登台，与著名指挥家朱利成功合作。自此傅聪的足迹遍布五大洲，只身驰聘于国际音乐舞台近五十余年，获得“钢琴诗人”之美名。已故德国作家、诗人、音乐学者、评论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撰文赞颂傅聪，称“从技法来看，傅聪的确表现得完美无瑕。较诸科尔托或鲁宾斯坦毫不逊色。但是我所吸到的不仅是完美的演奏，而是真正的萧邦。”

傅利明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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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康生发表的论文

标题: 《兰亭序》的真伪驳议（高二适）顷见光明日报连载郭沫若先生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文章的内容，划为七大段，洋洋洒洒，都两万余言。关于兰亭部分，郭先生的立论要旨：在其文(三)‘由墓志说到书法’。大抵概括于南京附近出土的东晋墓石 (原作墓志，本人改称。)拓片，与王羲之所写《兰亭序》年代是相与上下的。由于墓石上的书体，与《兰亭序》笔迹迥殊，于是《兰亭序》的可靠性的问题，便不能不重新提出了。原文尤其是席清季顺德李文田题满人端方收得吾乡汪容甫先生旧藏《定武禊帖不损本》的跋语之势。他论定了‘《兰亭序》不仅从书法上来讲有问题。就是从文章上来讲也有问题。’又其文由(五)到(六)揭题以《兰亭序》为依托，郭先生更斩钉截铁的批判了这篇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了。’郭的决定性的论断如此。又其文(七)‘王羲之的笔迹，应当是怎样。’这一段作者更认定‘现存王羲之的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这些又都是郭先生根本在怀疑凡属祖刻‘澄清堂’及其次‘淳化阁’等丛帖上刻的右军书迹，此乃不啻在帖学上作了一个大翻身。惟兹事体大；而问题又相当的繁复。今日而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倒真是使人们能够‘惊心动魄’的。二适无似。谨以浅陋之质；怀战之思。俾掇芜言，创为驳议如左：首先郭先生之为此文。愚以为是系于包世臣在其《艺舟双楫》论书十二绝句内。咏‘龙藏寺’诗。诗云：‘中正冲和龙藏碑，坛场或出永禅师，山阴面目迷梨枣，谁见匡庐雾霁时。’世臣设想‘龙藏寺’为陈智永僧所书。又其自注‘称“龙藏寺”出魏“李仲璇”“敬显隽”碑。……左规右矩近《千文》。《书平》谓右军笔势“雄强”，此其庶几。若如“阁帖”所刻，绝不见“雄强”之妙，即《定武兰亭》亦未称也”等语。世臣本以北碑起家，其不信‘禊帖’及大王书，此影响尚属微薄。(余疑包未见帖本佳刻，其于华亭摸‘澄清堂’又顷水雨十一字，未为能手。而世臣极称之。至 “龙藏寺”为北齐张公礼之书，宋拓本字迹尚存，何可张冠李戴。)至李文田题端方《定武兰亭》，疑问丛生。其断语称“文尚难信：何有于字。”这问题就显得重大了。何况郭先生对‘右军传世诸帖，尚欲作进一步的研究’主张来。今吾为驳议行文计。请先把清光绪十五年顺德人李文田跋端方的帖语所存在的诸疑义，概括起来，分为两点。盖缘郭文李跋，前后都有错杂突出的意义。窃恐理之难清；词安可喜。 (一)李云：‘定武石刻，未必晋人之书。以今所见晋碑，皆未能有此一种笔意，此南朝梁陈以后之迹也。可疑一也。’按李称晋碑，系指《爨龙颜》《爨宝子》的笔意不与《兰亭》帖合。郭文则指南京镇江先后出土之东晋墓石拓片上之隶书也。墓石文差不多均与《兰亭序》在同一个时期，而墓石与《兰亭》笔迹，又是悬殊。 (二)李跋引用《世说新语·企羡篇》：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喜色条。李云：‘刘孝标注引王右军此文，称曰“临河序”，今无其题目，则唐以后所见之兰亭，非梁以前之兰亭也。《世说》云：人以右军《兰亭》拟(按此当作方。拟、方两字，意小有别。)石季伦《金谷》，右军甚有喜色。是序文本拟(此处即见方、拟字用法。)《金谷序》也。今考《金谷序》文甚短，与《世说注》所引《临河序》篇幅相应。(此处李以用字异于世说，本文已自入误矣。)而《定武本》(应作兰亭。定武与兰亭用法自有别，此李又一误。)自夫人之相与下多无数字。此必隋唐闲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不知其与《金谷序》文不相合也。可疑二也。即谓《世说注》所引，或经删节。……然录其所述之下，《世说注》多四十余字。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此又其与右军本集不相应之一确证也。可疑三也。有此三疑，则梁以前之兰亭，与唐以后之兰亭，文尚难信，何有于字。且古称右军善书：曰“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世无右军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以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然则定武虽佳，盖足以与昭陵诸碑相伯仲而已。隋唐间之佳书，不必右军笔也。往读汪容甫先生《述学》有此跋，今始见此帖。亦足以惊心动魄。然余跋足以助赵文学之论，……’等语。今按李文田此一跋文，措词尖巧，一般以为最可倾倒一世人。其跋似又囿于北碑名家包世臣之诗义。以吾观之，包李之论据虽工，而其言之不中，亦且无能为讳矣。此处提示包李评述《兰亭》的识见。而今代郭先生著为论辨，又是采撷前二家先入之见，而更加以序文‘癸丑’二字作为留白补填之题材。及“兰亭出于依托，借词以取证依托者(智永)所露出来的马脚”云云。郭文又说：‘现存神龙本的墨迹，就是兰亭序的真本。就应该是智永所写的稿本。’ 以上为撮合郭先生的论列《兰亭序的真伪》的一文。大似拟议个人要为交割清晰。则知余所持之驳难、会其有在，庶无间我乎?以下则节节驳难李文田诸可疑之点。寻当日右军修其禊事，兴集为文。其手笔藁草，本可无须命题。如羲之之于集序，亦并未著己名也。羲之虽未命题著名，而《世说》本文，固已标举王右军《兰亭集序》字面。至方之《金谷诗序》，岂必在文章短长之数?及梁刘孝标加注，又换新题为《临河序》。是故李跋即不得云：‘今无其题目’。况又称‘唐以后之《兰亭》，非梁以前之《兰亭》哉?’余意自唐太宗收得《兰亭》，即命供奉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拓数本。一时欧、虞、褚诸公，皆摸拓相尚。故唐摸《兰亭》，确甚繁夥。然所谓‘梁以前出世之兰亭。’文田究从何得?(余此信姜夔说。)遣词缭绕，不澈不明。此李文田之误一也。然吾窃诧异《世说》载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方金谷诗序。甚有喜色。’夫以誓墓辞荣之身；忽侪望尘下拜之辈。右军宜无可喜。然《世说》竟称其事。吾于此亦欲有如郭先生论文所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之感。凡此固《兰亭文》(东坡用此称。)真假的支节问题，原非最要。最要为何?吾请仍以《世说注》为证。吾则重袭郭的原文，抄出《临河》《兰亭》两序为对比的前例。我今也钞《世说注》‘陆机荐戴渊于赵王伦；及《陆机本集》全文，为率先解剖李跋中可疑的一件事。即我前文以为文田最能倾倒一世人的一件事。《世说新语·自新》。戴渊少时游侠条。(文长不录。)刘注如下。陆机荐渊于赵王伦曰：盖闻繁弱登御，然后高墉之功显。孤竹在肆，然后降神之曲成。伏见处士戴渊。砥节立行，有井渫之洁。安穷乐志，无风尘之慕。诚东南之遗宝，朝廷之贵璞也。若得寄迹康衢，必能结轨？骥。耀质廊庙，必能垂光瑜�。夫枯岸之民，果于输珠。润山之客，烈于贡玉，盖明暗呈形，则庸识所甄也。与赵王伦荐戴渊笺(陆机本集全文) 盖闻繁弱登御，后然高墉之功显。孤竹在肆，然后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此下《世说注》有删节。）主，必假远迩之器。蕴匮之才，思托太音之和，伏见处士广陵戴若思，年三（此下《世说注》文字，有移动及增减处。）十。清冲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鉴足以辨物。安穷乐志，无风尘之慕。砥节立行，有井堞之洁。诚东南之遗宝，宰朝之奇璞也。若得托迹康衢，则能结轨骥�NFDE3�。曜质廊庙，必能垂光�矣。惟明公垂神采察，不使忠允（此下“世说注”有增添文。）之言，以人而废。以上《世说新语》的注，与《陆平原(机)集》对看。较易了然‘注家有增减前人文集之事。’而李文田跋语却说‘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 这是站不住脚的。而李又曾昌言《世说注》《临河序》的文字。与《右军本集》有不相应之确证。李若同时见此二文，倘否可云《陆机文集》，荐戴渊与赵王伦笺，又与《世说注》陆机荐戴渊与赵王伦文，有不相应之确证耶?《世说注》《临河序》(‘临河’二字，吾意系刘孝标的文人好为立异改上的。至于末尾上的右将军司马孙承公等二十六人，迄罚酒各三斗诸文。则是记述禊集诗事。此或系禊饮中人写的。刘既删节右军文，遂不妨给他添上，这也是注家的能事。但此别无证据，惟照《晋书羲之本传》称‘作序以申其志。’则夫人之相与一大段，确可说是右军的本文。特假此附记。)与《右军本集》序文，同被刘孝标删添而异其词，已无疑矣。本是一个《兰亭》，而李跋乃判为‘梁以前唐以后两个《兰亭》，’此李文田之误二也。至于李又尝称：‘故世无右军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 吾熟知右军书博精群法，不名一体。今李文田欲强右军之写兰亭，必如铭石之书而后可。斯乃胶柱鼓瑟，亦其无博识常理者。此李文田之误三也。吾行文至此，不禁心情鼓荡。猛忆郭先生原文(七)‘王羲之笔迹，应当是怎样’的小标题下。有云：‘关于这个问题，康生同志，就文献中作了仔细探索。’以及康生先生列举了五个例证。结语‘是王羲之的字迹，具体的说来，应当是没有脱离隶书的笔意。’等语。旨哉言乎! 王右军《定武兰亭》佳本，即是没有脱离过隶书笔意的。但除《定刻五字未损本》，则为最不易识。而非可取证求索于通称褚摸之《神龙本》，亦不可以以羲之已变隶入正行，而要其重新字字作隶法。昔黄山谷谓‘楷法生于兰亭。’即指《定武本》言。而草生于隶，(草、为章草。)正生于草，亦生于隶。此为书法上相传授之一准则，世人往往未尽能识之。今《定武兰亭》，确示吾人以自隶草变而为楷，(此意未经人道过，为吾苦思而得之。)故帖字多带隶法也。昭陵茧纸，如在人间，当亦不外乎此。今欲证吾言，明帖意，特摸出如干字如次：《兰亭序》首行(指定武佳本言)癸丑之丑，即系�NFDE6�扁隶法。曲水之水，如魏《张黑女志》。宇宙之宇，似汉《西狭颂》中字。而王十朋《玉石版本》尤神妙。形骸之外，外字右卜，由急就章卜字来。亦与《瘗鹤铭》外字同法。欣字欠右一笔作章草发笔状，不是？。老之将至，老字与皇象章草同科。死生亦大矣死字。隶体。临文之文，亦同于急就章，及钟宣示表。 (钟帖今本系王临)。此右军变草未离钟皇处。至其序中的改字笔迹。如‘？’ ‘向之’‘夫’‘文’等。凡欧摸宋拓佳本，皆未脱离此种隶式。《定武兰亭》，余所见以‘元人吴柄藏本’，最为不失笔意。又余今为此驳议，在他一方面言之。亦殊想拍合郭先生继康生先生后，‘找到了的一些补充证据。’以为他日得有反覆讨论到王右军的字迹真假之所同异。今特根据汪容甫自跋其‘修禊序’语甄录少许。容甫的考订鉴赏，其精诣处远在同时的翁覃溪上。观其第一跋曰：‘今体隶书，以右军为第一，右军书，以修禊序为第一。修禊序，以定武本为第一。……’？字着得最有眼光。又曰：‘定武乃率更响拓，而非其手书。唐书文苑传，称率更本学王羲之书，可谓高识。此必柳芳、吴兢之旧文。宋子京采用之尔。’称定武为欧阳询响拓，容甫是有一定的看法的。在本题李跋端方的帖尾文，亦尝引用容甫之友人赵文学魏之论断，顾李文田未能领会赵氏之本意，遂至放言一发而难准。赵云：‘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摸失真也。’汪容甫题跋到此，吾意必为郭康两先生所叹服。再吾忆往年在沪，于闽诗人李拔可墨巢斋中，偶林子有谈隶变及章今草法之递嬗，墨巢翁是之，别后之翌日，墨巢忽举其所藏王右军书影本见遗。附有残帖拓片，极可贵。此盖吴门缪氏所收淳化初刻也。其书点画波磔，皆带隶法。尝为容甫所推许，今亦见汪氏重摸之禊序跋尾中。故容甫曾寄慨词：谓‘前贤遗翰，多为俗刻所汨没。而不见定武真本，终不可与论右军之书也。’以上各则，似稍涉琐尾。然为考求《兰亭》之真伪，不知能值得郭康二先生一顾否?然余独不解郭先生论《兰亭》真伪的大文，何以一定要牵联到南京近境出土之晋石。引攻错北碑者为已张目。今审包世臣所咏‘龙藏’句意，乃适为浅陋已。(见上下文。)而李文田则昌言‘使右军而有书，必其与‘爨龙颜’‘爨宝子’相近而后可。’吾今试问之，假如王右军当日写兰亭序，竟作‘二爨’碑字体，即得符于梁武‘龙跳虎卧’之势耶?吾恐其又不必然矣。然则此一疑问，将从何而得解，吾于此仍当继吾言也。尝读张怀《书断》‘行书，王云：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昔钟元常善行押(字亦作狎，)书是也。尔后王羲之，献之，并造其极焉。’今李文田斤斤焉欲王右军兰亭序之书，与大小爨相近。郭先生以获见王谢墓石，又著论从而广之。且词益加激厉；理益加横肆。吁!是皆不识羲之得名之所自而然。又怀别有《书论》云：‘其真书，逸少第一：元常第二。其行书，逸少第一：子敬第二。又右军得重名者，以真行故也。’窃意南京他日倘有可能得再发现东晋碑碣，其碑字亦必与王兴之夫妇，谢鲲等墓石书体不相远。盖南朝本禁立碑。其碑是否出于当时名能书者之手。今则举不可知!观王右军字迹，从未有见之墓石者，其故端有可思。是故郭先生以为江南所掘石刻，‘使李文田预言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一半。’及‘将来在南京近境的地下，很有可能有羲之真迹的出土。使李的预言，能得到全面的实现。’等语。鄙意郭先生有此雅怀，则殊难必其料量到此。何也，以碑刻字体例，固与兰亭字迹无可通耳。又查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颍川钟繇条：……‘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云。按此即所谓太傅之三色书者，其用法自各有别。吾偶得元人著《衍极》一书。其中有言：‘初行草之书，魏晋以来，惟用简札。至铭刻必正书之。故钟繇正书，谓之铭石。’此语明显，堪作前文注脚。缘此之故，使右军写碑石，绝不可作行草。而今右军书兰亭，岂能斥之以魏晋间铭石之？正乎?是李跋前后所言，均属无所依据，是可不攻而自破矣。考羲之本属各体皆工，允为当时及后世人所临习。今梁陈闲书，总不离羲、献父子。而反谓羲之为梁陈以后体耶?此文田之误四矣。吾素不乐随人俯仰作计，如云：“右军书兰亭序，在书法上不妨发挥他的独特性。又 ‘王羲之所写的行书和真书。是当时的新体字，还不登大雅之堂’等说法。这是哗众取宠，羌无故实。惟草生于汉，汉碑无虑数什佰种，而竟未见有作草者。北朝魏齐，南朝东晋梁陈，书风虽不尽同。而地上所表立，地下所发掘者。累世迄均无一魏晋人行押书，此亦可思矣。溯自唐太宗令弘福寺僧怀仁集王右军真行书，为‘圣教序’文刻石。及太宗御书之‘晋祠铭’，以至后来煌发现之‘温泉碑。’(宝刻类篇、著录此名。)始次第开行草立石之渐。厥后高宗御书之‘万年宫’，‘李贞武’及‘大唐功德颂’皆真行之闲也。而文皇父子，亦均得法于右军之《兰亭》。贞观诸臣工，又均竟相摸拓羲之《兰亭》书迹。观魏徵对太宗言：‘褚遂良下笔遒劲，得王逸少法。 ’又高宗龙朔间，许圉师称‘魏晋以后，惟称二王，’斯乃可见一班。惟摸勒《兰亭》，而能夺真，当时得欧阳询‘定武’一刻耳。夫太宗之收《兰亭》也，于羲之传亲为制赞。又誉右军作《兰亭序》，以申其志。文皇‘笔意’，更载‘学书先须知王右军绝妙得意处，真书《乐毅》，行书《兰亭》草书《十七帖》’云云。窃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之精摸。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之可言。又观右军年五十三，或恐风烛奄及。遂作‘笔阵图’以遗子孙云：‘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此倘即为《兰亭》法以立家训否?总之《兰亭》而有真赝，绝不能逃唐文皇之睿赏矣。何谓‘有梁以前唐以后兰亭之说耶!’此李文田之误五矣。前义既粗陈。吾乃说向褚摸‘神龙本’之考究。据郭称：‘神龙墨迹本，应该就是智永所写的稿本。也就是《兰亭》序的真本。’此浮誉难实，永禅师无可当。鄙意郭先生既找到了《兰亭》出于依托，此或不得不归之智永。抑或归之智永，始可弥缝其己之依托之说。‘墨池堂’所刻，吾不能举。惟知其中亦收有‘神龙兰亭’，摸手失笔极多。吾不久前在大公报‘艺林’，见有署名启功者，谈《神龙本》兰亭一文。及附印有《神龙》全本。予以廓大镜照之，审京‘故宫博物院’藏本，与通行石本初无二致。不知此是否为宋人苏耆家《兰亭》三本之一，为耆子、才翁东斋所遗之物，题为褚遂良摸者。如其是也。米南宫当日曾谓：‘其改字多率笔为之，有褚体，余皆尽妙，此书下真迹一等。’云云。予今据“艺林’启功先生所谈帖中一字。(每)与郭先生文中所考定为比。启功云：‘这里每字的一大横，与上下文各字一律是重墨。而每字的部分，则全是淡笔。表现了改写的程度’。郭云：‘这里的“每”字，最值得注意。他是先用浓墨笔写成一字，然后用淡墨笔添写为“每”字。故一字中有浓有淡。’ 我从这一点看来，便知道两位笔下的《神龙兰亭》，原是一个东西。郭先生拟《神龙》于智永，不识别有何种秘义?寻《神龙本》亦只逊于《定武》一筹。故米评又有： ‘勾填之肖，自运之合’语。已示微意!吾见《神龙》除改字(改笔的率)外，即无一隶笔可寻。意者青琐瑶台，其不逮《定武》乃在自运之合耶?而智永‘千文’ 真迹，(阁帖承足下还来帖，有人认系释智果书。其末两字，为押字也。)长安有刻石，书坊有宋拓影本流传。其真书近虞永兴，(世南本从智永为师)草则多有章书笔致，在铁门限固应有临习兰亭遗迹，但何可以褚摸之本归之。至郭称：‘帖中，“癸丑”二字，是留下空白补填上的’，以此折服其友人。审文中转折，岂无‘口是而心非’。吾意兰亭中的‘癸丑’二字，自有此帖，即今化身千亿，自始即已如此作。从来摸帖，贵在毫�备尽，与真无差，此属是已。窃意‘癸丑’二字，如郭的文章所称说‘属文者记不起当年的干支，留下空白待填’，然而干支配合，缀成岁纪。此人连著留下两个字的空白，都忘却了。还谈得上什么兴集为文。此等处原不是兰亭序的真伪的核心问题，然若稍稍领会右军的‘用笔阵图法’(见后文引)书道固在玄妙之间耳。郭先生于《神龙本》考证精详，此是也。而视为智永之真迹，掠取其七代祖先而代之。鄙意郭先生的友人，震慑于‘补填’二字之说。接着便认‘兰亭是由于依托’。此其文过饰非，不肯明辨是非。此在今日对人对事，均非所宜出矣。此处余得钞来唐人李嗣真的《书后品》踵庾肩吾‘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类相附，大等而三。’之意。其书列王羲之为‘逸品，’褚遂良得‘上下品，’释智永得 ‘中中品’。嗣真兼称：‘智永精绝，惜无奇态。’此三人《书品》相越如上。倘《神龙》属之智永，取‘智’而抑‘褚’，无论书迹之相悬殊，其‘品’亦极难称。是故郭文书后一段，其自发语：‘这个墨迹，很可能就是真迹。’又‘今存神龙本，墨迹就是兰亭序的真本了。’若视同定案，亦颇可有待商之处在。或有问余曰：兰亭‘癸丑’二字，不作填补说，应作何解?余曰：此王羲之所留真迹也。以《定武》照之，皆然。以其他本照之，亦无不然。寻‘笔阵图’；有‘夫欲书者，先乾砚墨，凝神静思。……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此不是字，但得其点画尔。’又‘用笔亦不得使齐平大小一等，’此右军屡言之，不一见。观序文‘丑癸’一格作两字，如第十二行行首‘一世’二字，亦然。丑作隶扁，世字隶草尤神妙。抑此等字法，张伯英亦时发之。顾其佳境，乃在‘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耳。何深疑焉! 愚不才中岁嗜书，坐卧王氏书帖。往于佳本《兰亭》，时有心神散朗，一似帖气显露‘雄强’，使人凭生振发。故事：有赵文敏在元大德间，与同时鉴赏家霍清臣等十三人，集鲜于伯几池上。座有郭右之者，出羲之思想帖真迹(刻淳熙续帖中)侑客。观者无不咨嗟叹息，真见有‘龙跳虎卧’之势。吾意此并非难遇也。玩书字故应如相马然，牝牡骊黄，妙尽神凝，却能涵茹性趣。又吾每一临习《吴炳不损本》，思与古人‘神交’，解衣盘礴，辄成‘默契’。此吾之所得也。岂识包世臣能识华亭重开 ‘澄清帖’残本，又顷‘水雨以复为灾彼何似’两行十一字，(据张溥百三名家集，顷水作须求，澄清今传四卷、吾查未见此帖，而戏鸿本未可定为佳摸也。)叹其如 ‘虫网珞壁，劲而复虚’而又作诗讥刺《定武兰亭》为未称梁武书平之势。文人见异思迁，是非无准。岂不痛哉!包李一时均服膺北碑，或于帖学褊见，兼有所未窥。此倘《世说》所称：‘轻在角？中为人作议论者。’ 以上余于郭先生兰亭真伪的‘驳难’，其大处略尽于此。谨议。 (原载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

一、文学院

文艺学何永康*、高小康*、刘梦溪*（文研所）、吴炫*、王臻中*、吴功正*（省社科院）、王长俊、丁晓昌、王恺、刘士林、骆冬青、郭泉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李葆嘉*、陈小荷*、肖奚强

汉语言文字学董志翘*、马景仑*、刘俐李*、韩陈其、段业辉、沈孟璎、王政红、聂莉娜（南通师院）、孙汝建（南通师院）、连登岗（南通师院）中国古代文学郁贤皓*、陈美林*、钟振振*、程杰*、陈书录*、谢柏梁*、潘百齐*、张采民*、陈少松、王星琦、沈新林、石家宜、吴锦、鲁同群、徐克谦、王青、李忠明、周建忠（南通师院）、胡可先、朱崇才、陆林、马珏平、党银平、王树林（南通师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朱晓进*、杨洪承*、徐瑞岳*（徐州师大）、高永年、沈义贞、何言宏、贺仲明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汪介之*、许海燕、李志、杨莉馨

中国古典文献学赵生群*、黄征*、方向东、何亚南、陈敏杰、江庆柏

电影学袁玉琴、张辛勇、刘小林、华明、谢柏梁

课程与教学论（中文）吴锦、张中原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语文）朱晓进、张中原、马景仑、何永康、潘百齐、洪宗礼（泰州中学）、鲁同群、朱崇才、张采民、沈新林、孙芳铭（南京一中）、王栋升（南师附中）、姜国定、高永年（兼）、陈书录（兼）

二、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方晓红、郁炳隆、许永、鄢光让、何永康、崔保国、张留芳、顾理平、李幸、周斌（省新闻出版局）、苏宏元、陈国钧（南医大）、周世康（省广电局）、朱铭佐（扬子晚报社）、李南

传播学倪延年、高朝俊、陈正辉、毕一鸣教育技术学李艺*、祝智庭*、张增荣、高荣林、刘小林、杨晓江、郑铿、李培林、王蔚、张舒予-徐皓（省广播电视大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现代教育技术）李艺（兼）、祝智庭（兼）、张舒予（兼）、杨晓江（兼）、马良生（省广播电视大学）

三、公共管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王小锡*、龚廷泰*、文晓明、盛宇华*、蒋伏心*、何干强、左用章、谢世诚、徐强、朱小玲、金晓瑜（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孙迎光、石斌

伦理学王小锡、张之沧、钱焕琦、陈章龙、刘云林、米如群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文晓明、徐耀新、孙建社、薛龙根、李淑、王立新

行政管理赵晖、金太军、王建华、王跃、臧乃康（南通师院）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思政）胡文瑞、谢树平、王建华（兼）、孙迎光、刘云林（兼）、孙建社（兼）、赵仁康（兼）、姚海明（兼）、谢世诚（兼）、钱焕琦（兼）、王跃（兼）、金太军（兼）、王立新（兼）、左用章（兼）、王小锡（兼）

四、法学院

法学理论公丕祥*、夏锦文*、刘旺洪*、李浩*、龚廷泰、吴增基（转社会学）、李玉生、张国平、庞正、王敏

诉讼法学夏锦文、李力、刘敏、眭鸿明、张学军、李浩、李建明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刘旺洪、黄和新、韦宝平

五、商学院

企业管理盛宇华、李晏墅、姚海明、蒋伏心、方志军、王平、沈家模、沈勇、刘飞燕

政治经济学蒋伏心、顾士明、赵仁康、姜伟、卜海、许坚、李政军、闻玉银

金融学傅康生、吴先满（省社科院）、华桂宏、许崇正六、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原理朱小蔓*、吴康宁*、班华*、鲁洁*、金生宏*、陈敬朴、尹宗利、李学农、华党生、王晓柳、朱曦、冯建军课程与教学论杨启亮*、单土尊*、刘炳升*、周志华*、孙庆祝*、顾渊彦*、郝京华、吴永军教育史单中惠* (华东师大)、高谦民、胡金平学前教育学屠美如*、许卓娅*、滕守尧*、唐淑、周兢、刘晓东、虞永平、顾荣芳、孔起英、刘晶波、边霞比较教育学冯增俊*（华南师大）、程晓樵、余强高等教育学周川*（苏州大学）、张培元、张乐天、赵志毅成人教育学缪建东职业技术教育学顾建军基础心理学杨鑫辉*、叶浩生*、余嘉元*、郭本禹*、朱永新*（苏州市政府）、郭亨杰、宋月丽、乔建中、李小平、蔡厚德、张一中、杨韶刚、顾雪英、刘昌、汪凤炎作者：女子女子学习 2006-1-2 19:36 回复此发言 2 权威发布：南京师范大学所有专业导师名单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傅宏、孙煜明、谭顶良、丁家永、侯春在应用心理学张宁（脑科医院）余嘉元、李小平、顾雪英、赵凯教育经济与管理陈敬朴、笪佐领、李星云、魏所康（省教科院）、张新平、王铁军（省教科院）、彭坤明（省教科院）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管理）赵志毅（兼）、王晓柳（兼）、李星云（兼）、高谦民（兼）、张维仪、丁家永（兼）、杨启亮（兼）、陈敬朴（兼）、尹宗利（兼）、吴康宁（兼）、郝京华（兼）、顾建军（兼）、华党生（兼）、李学农（兼）、张新平（兼）、乔建中（兼）、陈良琨（南京一中）、缪建东（兼）、吴永军（兼）、笪佐领（兼）、金生宏（兼）、张乐天（兼）、谭顶良（兼）、周德藩（省教科院）、赵凯、华明友（29中）、余强、胡金平、冯建军、汪凤炎、边霞、徐传德（南京市教育局）

七、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程爱民、高维正、黄和斌、王晓英、王开玉、于忠喜、陈新、傅俊、姚君伟、王娟、邵迎生、罗志强、钱满素、薛家宝（盐城师院）、陈莉萍、司联合、朱婷婷、陈爱敏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吕俊、顾嘉祖、黄和斌、郭常义、张玉华、朱中都、徐海铭、刘学惠、王冬竹课程与教学论（英语）张伊娜、佘广安、刘慧君比较与世界文学张杰*、傅俊、何宝年-季爱琴、康澄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英语）董正、王景（外国语学校）、朱善萍（外国语学校）、张瑞华、张向阳、王文琴

八、社会发展学院

专门史(中国经济史) 于琨奇、李天石、经盛鸿、唐文起 (省社科院) 、谢世诚、许辉 (省社科院)、张连红、张进、吴晓晴、慈鸿飞、姜守明、周裕兴、汤惠生社会学邹农俭、吴亦明、王世军、吴增基、金一虹、叶南客（省社科院）

课程与教学论（历史）施和金、刘军、姚锦祥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历史）李天石（兼）、于琨奇（兼）、经盛鸿（兼）、张连红（兼）、朱绍坤（中华中学）

九、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基础数学陈怀惠*、方锦暄*、罗定军*、陈永高*、宋永忠*、孙文瑜*、刘一平*、贺伟*、陈北方*、朱作桐、吴正声、杨润生、何建勋、陈二才、张祥、方明亮、高洪俊、董玉君、夏建国、杨明升、崔景安

计算数学张明、陈永林、宋永忠、吉根林、孙文瑜、颜世建、宋如顺、朱玉龙、陈金如、张吉慧、韩乔明、杜其奎、傅士太、李芷、张子瑜、窦万峰、张志跃、蒋平（南京市公安局）运筹学与控制论刘一平（南通师院）、周兴和、叶惟寅、宋如顺、孙志人、张学斌、朱庆保、杨纪龙、许宝刚、岳东、孙冀

顷见光明日报连载郭沫若先生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文章的内容，划为七大段，洋洋洒洒，都两万余言。关于兰亭部分，郭先生的立论要旨：在其文(三)‘由墓志说到书法’。大抵概括于南京附近出土的东晋墓石 (原作墓志，本人改称。)拓片，与王羲之所写《兰亭序》年代是相与上下的。由于墓石上的书体，与《兰亭序》笔迹迥殊，于是《兰亭序》的可靠性的问题，便不能不重新提出了。原文尤其是席清季顺德李文田题满人端方收得吾乡汪容甫先生旧藏《定武禊帖不损本》的跋语之势。他论定了‘《兰亭序》不仅从书法上来讲有问题。就是从文章上来讲也有问题。’又其文由(五)到(六)揭题以《兰亭序》为依托，郭先生更斩钉截铁的批判了这篇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了。’郭的决定性的论断如此。又其文(七)‘王羲之的笔迹，应当是怎样。’这一段作者更认定‘现存王羲之的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这些又都是郭先生根本在怀疑凡属祖刻‘澄清堂’及其次‘淳化阁’等丛帖上刻的右军书迹，此乃不啻在帖学上作了一个大翻身。惟兹事体大；而问题又相当的繁复。今日而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倒真是使人们能够‘惊心动魄’的。二适无似。谨以浅陋之质；怀战之思。俾掇芜言，创为驳议如左：首先郭先生之为此文。愚以为是系于包世臣在其《艺舟双楫》论书十二绝句内。咏‘龙藏寺’诗。诗云：‘中正冲和龙藏碑，坛场或出永禅师，山阴面目迷梨枣，谁见匡庐雾霁时。’世臣设想‘龙藏寺’为陈智永僧所书。又其自注‘称“龙藏寺”出魏“李仲璇”“敬显隽”碑。……左规右矩近《千文》。《书平》谓右军笔势“雄强”，此其庶几。若如“阁帖”所刻，绝不见“雄强”之妙，即《定武兰亭》亦未称也”等语。世臣本以北碑起家，其不信‘禊帖’及大王书，此影响尚属微薄。(余疑包未见帖本佳刻，其于华亭摸‘澄清堂’又顷水雨十一字，未为能手。而世臣极称之。至 “龙藏寺”为北齐张公礼之书，宋拓本字迹尚存，何可张冠李戴。)至李文田题端方《定武兰亭》，疑问丛生。其断语称“文尚难信：何有于字。”这问题就显得重大了。何况郭先生对‘右军传世诸帖，尚欲作进一步的研究’主张来。今吾为驳议行文计。请先把清光绪十五年顺德人李文田跋端方的帖语所存在的诸疑义，概括起来，分为两点。盖缘郭文李跋，前后都有错杂突出的意义。窃恐理之难清；词安可喜。 (一)李云：‘定武石刻，未必晋人之书。以今所见晋碑，皆未能有此一种笔意，此南朝梁陈以后之迹也。可疑一也。’按李称晋碑，系指《爨龙颜》《爨宝子》的笔意不与《兰亭》帖合。郭文则指南京镇江先后出土之东晋墓石拓片上之隶书也。墓石文差不多均与《兰亭序》在同一个时期，而墓石与《兰亭》笔迹，又是悬殊。 (二)李跋引用《世说新语·企羡篇》：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喜色条。李云：‘刘孝标注引王右军此文，称曰“临河序”，今无其题目，则唐以后所见之兰亭，非梁以前之兰亭也。《世说》云：人以右军《兰亭》拟(按此当作方。拟、方两字，意小有别。)石季伦《金谷》，右军甚有喜色。是序文本拟(此处即见方、拟字用法。)《金谷序》也。今考《金谷序》文甚短，与《世说注》所引《临河序》篇幅相应。(此处李以用字异于世说，本文已自入误矣。)而《定武本》(应作兰亭。定武与兰亭用法自有别，此李又一误。)自夫人之相与下多无数字。此必隋唐闲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不知其与《金谷序》文不相合也。可疑二也。即谓《世说注》所引，或经删节。……然录其所述之下，《世说注》多四十余字。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此又其与右军本集不相应之一确证也。可疑三也。有此三疑，则梁以前之兰亭，与唐以后之兰亭，文尚难信，何有于字。且古称右军善书：曰“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世无右军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以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然则定武虽佳，盖足以与昭陵诸碑相伯仲而已。隋唐间之佳书，不必右军笔也。往读汪容甫先生《述学》有此跋，今始见此帖。亦足以惊心动魄。然余跋足以助赵文学之论，……’等语。今按李文田此一跋文，措词尖巧，一般以为最可倾倒一世人。其跋似又囿于北碑名家包世臣之诗义。以吾观之，包李之论据虽工，而其言之不中，亦且无能为讳矣。此处提示包李评述《兰亭》的识见。而今代郭先生著为论辨，又是采撷前二家先入之见，而更加以序文‘癸丑’二字作为留白补填之题材。及“兰亭出于依托，借词以取证依托者(智永)所露出来的马脚”云云。郭文又说：‘现存神龙本的墨迹，就是兰亭序的真本。就应该是智永所写的稿本。’ 以上为撮合郭先生的论列《兰亭序的真伪》的一文。大似拟议个人要为交割清晰。则知余所持之驳难、会其有在，庶无间我乎?以下则节节驳难李文田诸可疑之点。寻当日右军修其禊事，兴集为文。其手笔藁草，本可无须命题。如羲之之于集序，亦并未著己名也。羲之虽未命题著名，而《世说》本文，固已标举王右军《兰亭集序》字面。至方之《金谷诗序》，岂必在文章短长之数?及梁刘孝标加注，又换新题为《临河序》。是故李跋即不得云：‘今无其题目’。况又称‘唐以后之《兰亭》，非梁以前之《兰亭》哉?’余意自唐太宗收得《兰亭》，即命供奉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拓数本。一时欧、虞、褚诸公，皆摸拓相尚。故唐摸《兰亭》，确甚繁夥。然所谓‘梁以前出世之兰亭。’文田究从何得?(余此信姜夔说。)遣词缭绕，不澈不明。此李文田之误一也。然吾窃诧异《世说》载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方金谷诗序。甚有喜色。’夫以誓墓辞荣之身；忽侪望尘下拜之辈。右军宜无可喜。然《世说》竟称其事。吾于此亦欲有如郭先生论文所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之感。凡此固《兰亭文》(东坡用此称。)真假的支节问题，原非最要。最要为何?吾请仍以《世说注》为证。吾则重袭郭的原文，抄出《临河》《兰亭》两序为对比的前例。我今也钞《世说注》‘陆机荐戴渊于赵王伦；及《陆机本集》全文，为率先解剖李跋中可疑的一件事。即我前文以为文田最能倾倒一世人的一件事。《世说新语·自新》。戴渊少时游侠条。(文长不录。)刘注如下。陆机荐渊于赵王伦曰：盖闻繁弱登御，然后高墉之功显。孤竹在肆，然后降神之曲成。伏见处士戴渊。砥节立行，有井渫之洁。安穷乐志，无风尘之慕。诚东南之遗宝，朝廷之贵璞也。若得寄迹康衢，必能结轨？骥。耀质廊庙，必能垂光瑜�。夫枯岸之民，果于输珠。润山之客，烈于贡玉，盖明暗呈形，则庸识所甄也。与赵王伦荐戴渊笺(陆机本集全文) 盖闻繁弱登御，后然高墉之功显。孤竹在肆，然后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此下《世说注》有删节。）主，必假远迩之器。蕴匮之才，思托太音之和，伏见处士广陵戴若思，年三（此下《世说注》文字，有移动及增减处。）十。清冲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鉴足以辨物。安穷乐志，无风尘之慕。砥节立行，有井堞之洁。诚东南之遗宝，宰朝之奇璞也。若得托迹康衢，则能结轨骥�NFDE3�。曜质廊庙，必能垂光�矣。惟明公垂神采察，不使忠允（此下“世说注”有增添文。）之言，以人而废。以上《世说新语》的注，与《陆平原(机)集》对看。较易了然‘注家有增减前人文集之事。’而李文田跋语却说‘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 这是站不住脚的。而李又曾昌言《世说注》《临河序》的文字。与《右军本集》有不相应之确证。李若同时见此二文，倘否可云《陆机文集》，荐戴渊与赵王伦笺，又与《世说注》陆机荐戴渊与赵王伦文，有不相应之确证耶?《世说注》《临河序》(‘临河’二字，吾意系刘孝标的文人好为立异改上的。至于末尾上的右将军司马孙承公等二十六人，迄罚酒各三斗诸文。则是记述禊集诗事。此或系禊饮中人写的。刘既删节右军文，遂不妨给他添上，这也是注家的能事。但此别无证据，惟照《晋书羲之本传》称‘作序以申其志。’则夫人之相与一大段，确可说是右军的本文。特假此附记。)与《右军本集》序文，同被刘孝标删添而异其词，已无疑矣。本是一个《兰亭》，而李跋乃判为‘梁以前唐以后两个《兰亭》，’此李文田之误二也。至于李又尝称：‘故世无右军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 吾熟知右军书博精群法，不名一体。今李文田欲强右军之写兰亭，必如铭石之书而后可。斯乃胶柱鼓瑟，亦其无博识常理者。此李文田之误三也。吾行文至此，不禁心情鼓荡。猛忆郭先生原文(七)‘王羲之笔迹，应当是怎样’的小标题下。有云：‘关于这个问题，康生同志，就文献中作了仔细探索。’以及康生先生列举了五个例证。结语‘是王羲之的字迹，具体的说来，应当是没有脱离隶书的笔意。’等语。旨哉言乎! 王右军《定武兰亭》佳本，即是没有脱离过隶书笔意的。但除《定刻五字未损本》，则为最不易识。而非可取证求索于通称褚摸之《神龙本》，亦不可以以羲之已变隶入正行，而要其重新字字作隶法。昔黄山谷谓‘楷法生于兰亭。’即指《定武本》言。而草生于隶，(草、为章草。)正生于草，亦生于隶。此为书法上相传授之一准则，世人往往未尽能识之。今《定武兰亭》，确示吾人以自隶草变而为楷，(此意未经人道过，为吾苦思而得之。)故帖字多带隶法也。昭陵茧纸，如在人间，当亦不外乎此。今欲证吾言，明帖意，特摸出如干字如次：《兰亭序》首行(指定武佳本言)癸丑之丑，即系�NFDE6�扁隶法。曲水之水，如魏《张黑女志》。宇宙之宇，似汉《西狭颂》中字。而王十朋《玉石版本》尤神妙。形骸之外，外字右卜，由急就章卜字来。亦与《瘗鹤铭》外字同法。欣字欠右一笔作章草发笔状，不是？。老之将至，老字与皇象章草同科。死生亦大矣死字。隶体。临文之文，亦同于急就章，及钟宣示表。 (钟帖今本系王临)。此右军变草未离钟皇处。至其序中的改字笔迹。如‘？’ ‘向之’‘夫’‘文’等。凡欧摸宋拓佳本，皆未脱离此种隶式。《定武兰亭》，余所见以‘元人吴柄藏本’，最为不失笔意。又余今为此驳议，在他一方面言之。亦殊想拍合郭先生继康生先生后，‘找到了的一些补充证据。’以为他日得有反覆讨论到王右军的字迹真假之所同异。今特根据汪容甫自跋其‘修禊序’语甄录少许。容甫的考订鉴赏，其精诣处远在同时的翁覃溪上。观其第一跋曰：‘今体隶书，以右军为第一，右军书，以修禊序为第一。修禊序，以定武本为第一。……’？字着得最有眼光。又曰：‘定武乃率更响拓，而非其手书。唐书文苑传，称率更本学王羲之书，可谓高识。此必柳芳、吴兢之旧文。宋子京采用之尔。’称定武为欧阳询响拓，容甫是有一定的看法的。在本题李跋端方的帖尾文，亦尝引用容甫之友人赵文学魏之论断，顾李文田未能领会赵氏之本意，遂至放言一发而难准。赵云：‘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摸失真也。’汪容甫题跋到此，吾意必为郭康两先生所叹服。再吾忆往年在沪，于闽诗人李拔可墨巢斋中，偶林子有谈隶变及章今草法之递嬗，墨巢翁是之，别后之翌日，墨巢忽举其所藏王右军书影本见遗。附有残帖拓片，极可贵。此盖吴门缪氏所收淳化初刻也。其书点画波磔，皆带隶法。尝为容甫所推许，今亦见汪氏重摸之禊序跋尾中。故容甫曾寄慨词：谓‘前贤遗翰，多为俗刻所汨没。而不见定武真本，终不可与论右军之书也。’以上各则，似稍涉琐尾。然为考求《兰亭》之真伪，不知能值得郭康二先生一顾否?然余独不解郭先生论《兰亭》真伪的大文，何以一定要牵联到南京近境出土之晋石。引攻错北碑者为已张目。今审包世臣所咏‘龙藏’句意，乃适为浅陋已。(见上下文。)而李文田则昌言‘使右军而有书，必其与‘爨龙颜’‘爨宝子’相近而后可。’吾今试问之，假如王右军当日写兰亭序，竟作‘二爨’碑字体，即得符于梁武‘龙跳虎卧’之势耶?吾恐其又不必然矣。然则此一疑问，将从何而得解，吾于此仍当继吾言也。尝读张怀《书断》‘行书，王云：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昔钟元常善行押(字亦作狎，)书是也。尔后王羲之，献之，并造其极焉。’今李文田斤斤焉欲王右军兰亭序之书，与大小爨相近。郭先生以获见王谢墓石，又著论从而广之。且词益加激厉；理益加横肆。吁!是皆不识羲之得名之所自而然。又怀别有《书论》云：‘其真书，逸少第一：元常第二。其行书，逸少第一：子敬第二。又右军得重名者，以真行故也。’窃意南京他日倘有可能得再发现东晋碑碣，其碑字亦必与王兴之夫妇，谢鲲等墓石书体不相远。盖南朝本禁立碑。其碑是否出于当时名能书者之手。今则举不可知!观王右军字迹，从未有见之墓石者，其故端有可思。是故郭先生以为江南所掘石刻，‘使李文田预言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一半。’及‘将来在南京近境的地下，很有可能有羲之真迹的出土。使李的预言，能得到全面的实现。’等语。鄙意郭先生有此雅怀，则殊难必其料量到此。何也，以碑刻字体例，固与兰亭字迹无可通耳。又查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颍川钟繇条：……‘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云。按此即所谓太傅之三色书者，其用法自各有别。吾偶得元人著《衍极》一书。其中有言：‘初行草之书，魏晋以来，惟用简札。至铭刻必正书之。故钟繇正书，谓之铭石。’此语明显，堪作前文注脚。缘此之故，使右军写碑石，绝不可作行草。而今右军书兰亭，岂能斥之以魏晋间铭石之？正乎?是李跋前后所言，均属无所依据，是可不攻而自破矣。考羲之本属各体皆工，允为当时及后世人所临习。今梁陈闲书，总不离羲、献父子。而反谓羲之为梁陈以后体耶?此文田之误四矣。吾素不乐随人俯仰作计，如云：“右军书兰亭序，在书法上不妨发挥他的独特性。又 ‘王羲之所写的行书和真书。是当时的新体字，还不登大雅之堂’等说法。这是哗众取宠，羌无故实。惟草生于汉，汉碑无虑数什佰种，而竟未见有作草者。北朝魏齐，南朝东晋梁陈，书风虽不尽同。而地上所表立，地下所发掘者。累世迄均无一魏晋人行押书，此亦可思矣。溯自唐太宗令弘福寺僧怀仁集王右军真行书，为‘圣教序’文刻石。及太宗御书之‘晋祠铭’，以至后来煌发现之‘温泉碑。’(宝刻类篇、著录此名。)始次第开行草立石之渐。厥后高宗御书之‘万年宫’，‘李贞武’及‘大唐功德颂’皆真行之闲也。而文皇父子，亦均得法于右军之《兰亭》。贞观诸臣工，又均竟相摸拓羲之《兰亭》书迹。观魏徵对太宗言：‘褚遂良下笔遒劲，得王逸少法。 ’又高宗龙朔间，许圉师称‘魏晋以后，惟称二王，’斯乃可见一班。惟摸勒《兰亭》，而能夺真，当时得欧阳询‘定武’一刻耳。夫太宗之收《兰亭》也，于羲之传亲为制赞。又誉右军作《兰亭序》，以申其志。文皇‘笔意’，更载‘学书先须知王右军绝妙得意处，真书《乐毅》，行书《兰亭》草书《十七帖》’云云。窃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之精摸。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之可言。又观右军年五十三，或恐风烛奄及。遂作‘笔阵图’以遗子孙云：‘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此倘即为《兰亭》法以立家训否?总之《兰亭》而有真赝，绝不能逃唐文皇之睿赏矣。何谓‘有梁以前唐以后兰亭之说耶!’此李文田之误五矣。前义既粗陈。吾乃说向褚摸‘神龙本’之考究。据郭称：‘神龙墨迹本，应该就是智永所写的稿本。也就是《兰亭》序的真本。’此浮誉难实，永禅师无可当。鄙意郭先生既找到了《兰亭》出于依托，此或不得不归之智永。抑或归之智永，始可弥缝其己之依托之说。‘墨池堂’所刻，吾不能举。惟知其中亦收有‘神龙兰亭’，摸手失笔极多。吾不久前在大公报‘艺林’，见有署名启功者，谈《神龙本》兰亭一文。及附印有《神龙》全本。予以廓大镜照之，审京‘故宫博物院’藏本，与通行石本初无二致。不知此是否为宋人苏耆家《兰亭》三本之一，为耆子、才翁东斋所遗之物，题为褚遂良摸者。如其是也。米南宫当日曾谓：‘其改字多率笔为之，有褚体，余皆尽妙，此书下真迹一等。’云云。予今据“艺林’启功先生所谈帖中一字。(每)与郭先生文中所考定为比。启功云：‘这里每字的一大横，与上下文各字一律是重墨。而每字的部分，则全是淡笔。表现了改写的程度’。郭云：‘这里的“每”字，最值得注意。他是先用浓墨笔写成一字，然后用淡墨笔添写为“每”字。故一字中有浓有淡。’ 我从这一点看来，便知道两位笔下的《神龙兰亭》，原是一个东西。郭先生拟《神龙》于智永，不识别有何种秘义?寻《神龙本》亦只逊于《定武》一筹。故米评又有： ‘勾填之肖，自运之合’语。已示微意!吾见《神龙》除改字(改笔的率)外，即无一隶笔可寻。意者青琐瑶台，其不逮《定武》乃在自运之合耶?而智永‘千文’ 真迹，(阁帖承足下还来帖，有人认系释智果书。其末两字，为押字也。)长安有刻石，书坊有宋拓影本流传。其真书近虞永兴，(世南本从智永为师)草则多有章书笔致，在铁门限固应有临习兰亭遗迹，但何可以褚摸之本归之。至郭称：‘帖中，“癸丑”二字，是留下空白补填上的’，以此折服其友人。审文中转折，岂无‘口是而心非’。吾意兰亭中的‘癸丑’二字，自有此帖，即今化身千亿，自始即已如此作。从来摸帖，贵在毫�备尽，与真无差，此属是已。窃意‘癸丑’二字，如郭的文章所称说‘属文者记不起当年的干支，留下空白待填’，然而干支配合，缀成岁纪。此人连著留下两个字的空白，都忘却了。还谈得上什么兴集为文。此等处原不是兰亭序的真伪的核心问题，然若稍稍领会右军的‘用笔阵图法’(见后文引)书道固在玄妙之间耳。郭先生于《神龙本》考证精详，此是也。而视为智永之真迹，掠取其七代祖先而代之。鄙意郭先生的友人，震慑于‘补填’二字之说。接着便认‘兰亭是由于依托’。此其文过饰非，不肯明辨是非。此在今日对人对事，均非所宜出矣。此处余得钞来唐人李嗣真的《书后品》踵庾肩吾‘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类相附，大等而三。’之意。其书列王羲之为‘逸品，’褚遂良得‘上下品，’释智永得 ‘中中品’。嗣真兼称：‘智永精绝，惜无奇态。’此三人《书品》相越如上。倘《神龙》属之智永，取‘智’而抑‘褚’，无论书迹之相悬殊，其‘品’亦极难称。是故郭文书后一段，其自发语：‘这个墨迹，很可能就是真迹。’又‘今存神龙本，墨迹就是兰亭序的真本了。’若视同定案，亦颇可有待商之处在。或有问余曰：兰亭‘癸丑’二字，不作填补说，应作何解?余曰：此王羲之所留真迹也。以《定武》照之，皆然。以其他本照之，亦无不然。寻‘笔阵图’；有‘夫欲书者，先乾砚墨，凝神静思。……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此不是字，但得其点画尔。’又‘用笔亦不得使齐平大小一等，’此右军屡言之，不一见。观序文‘丑癸’一格作两字，如第十二行行首‘一世’二字，亦然。丑作隶扁，世字隶草尤神妙。抑此等字法，张伯英亦时发之。顾其佳境，乃在‘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耳。何深疑焉! 愚不才中岁嗜书，坐卧王氏书帖。往于佳本《兰亭》，时有心神散朗，一似帖气显露‘雄强’，使人凭生振发。故事：有赵文敏在元大德间，与同时鉴赏家霍清臣等十三人，集鲜于伯几池上。座有郭右之者，出羲之思想帖真迹(刻淳熙续帖中)侑客。观者无不咨嗟叹息，真见有‘龙跳虎卧’之势。吾意此并非难遇也。玩书字故应如相马然，牝牡骊黄，妙尽神凝，却能涵茹性趣。又吾每一临习《吴炳不损本》，思与古人‘神交’，解衣盘礴，辄成‘默契’。此吾之所得也。岂识包世臣能识华亭重开 ‘澄清帖’残本，又顷‘水雨以复为灾彼何似’两行十一字，(据张溥百三名家集，顷水作须求，澄清今传四卷、吾查未见此帖，而戏鸿本未可定为佳摸也。)叹其如 ‘虫网珞壁，劲而复虚’而又作诗讥刺《定武兰亭》为未称梁武书平之势。文人见异思迁，是非无准。岂不痛哉!包李一时均服膺北碑，或于帖学褊见，兼有所未窥。此倘《世说》所称：‘轻在角？中为人作议论者。’

校级单位中管理研究生的叫研究生部，傅康生是现任院里面有每个院分管研究生工作的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