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阳铜鼓期刊投稿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四日，大市村下湾农民程正华外出生产，路经大市河汪家咀港坎时，在河水冲刷的岸壁上发现有一碗口大的铜器痕迹，即用锄头把它四周的土块挖开，竟获得一面完整无缺的铜鼓。他喜出望外，当即把它背回家里。当时，我虽然不懂文物，但考虑到保护文物是每一个国家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不管它的价值如何，当发觉挖掘出这一铜鼓的情况后，便马上同县委工作组孙学良、王道文、卢大忠、刘继良等同志察看了出土处的现场和认真鉴赏了铜鼓的形体，一边作好它的保护工作，一边作好程的思想工作，动员他将此铜鼓交归国家，以便作为历史文物保存。在此同时，我又随即叫孙学良同志打电话向县文化馆联系，要求速派干部前来鉴别，并共同作好它的处置工作。第一次文化馆有丁宇藩等同志下来了，他初步鉴别此铜鼓为贵重文物；第二次文化馆有王辉武等同志下来了，通过我和他以及县委工作组的同志再次共同作好程的思想工作后，程终于无私地慷慨地将此铜鼓献给了国家。为了表彰程的功绩，经研究，不久，以县委和县政府的名义，在大市村召开了群众大会，给程颁发了奖状，赠送了一套红宝书——《毛泽东选集》，还给村里赠送了一套锣鼓。在大会上，我代表县委和政府讲了话，对程进行了表彰。会后还放了一场电影。以后，又给程发了奖金。这面铜鼓计重八十五市斤，造型奇伟，其主体恰似一横置的腰鼓，上有马鞍状冠饰，下有长方形支座。通体饰阴刻的云雷纹和乳钉组合的饕餮面，双面圆睁，突起如杏。铜缘犹碧，古朴而凝重。同年九月，出土于崇阳的这面铜鼓被调到省博物馆后，又被转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它的说明牌上醒目地写着：铜鼓。时代：晚商。出土地点：湖北崇阳。一九八一年，崇阳铜鼓被选送到美国展出。《文物》、《江汉考古》、《武汉师院学报》、《人民中国》、《人民画报》、《长江日报》等报刊杂志均先后登载了有关崇阳铜鼓的研究、报导和论文，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目。鼓在我国起源很早，相传神农氏的时候就有了‘土鼓’，传说黄帝在征伐蚩尤的涿鹿之战中，元女用鼓声‘以象雷霆’，造‘夔牛鼓’八十面以壮军威。据记载，春秋时期齐鲁长勺之战，鲁庄公采用曹刿的策略，等齐军三次击鼓进军之后，才第一次击鼓进军反攻，取得以弱胜强的战果。除此之外，鼓还用来作为婚丧礼仪的乐器。“崇阳出土的这面铜鼓，推测是当时大奴隶主享受的一种礼乐重器。据考证，这鼓的时代约为商代晚期，距今有三千多年了，类似的商代铜鼓在《商周彝器通考》曾著有一件‘双鸟饕餮纹铜鼓’，但在解放前流失国外了，因此崇阳出土的这面铜鼓，是我国目前见到的最早铜鼓。”（《长江日报》1979年9月24日）崇阳铜鼓，“是国内保存的一件商至西周早期的铜鼓，是研究我国古代青铜艺术和奴隶社会礼乐制度珍贵的实物资料（《文物》1978年第四期）”。它堪称绝世之珍品，可谓青铜的瑰宝矣。

湖北省出土的崇阳铜鼓是中国仅存的文物。

崇阳铜鼓是中国至今发现时代最早的青铜鼓之一，是研究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和奴隶社会礼乐制度珍贵的实物资料，堪称绝世珍品。

1977年6月14日出土于湖北省崇阳县白霓镇出土商代铜鼓是我国仅存的商代兽面纹青铜鼓，有相关报道称之为“商代饕餮纹青铜鼓”。铜鼓由鼓冠、鼓身、鼓座三部分织成，仿木质皮鼓的形制，为我国发现时代最早的青铜鼓之，这鼓的时代约为商代晚期，距今约三千多年。崇阳铜鼓由四位农民在洪水冲刷过后的岸边发现。

铜鼓外形：

这面铜鼓，造型奇伟，其主体恰似一横置的腰鼓，上有马鞍状冠饰，下有长方形支座。通体饰阴刻的云雷纹和乳钉组合的饕餮面，双面圆睁，突起如杏。铜缘犹碧，古朴而凝重。

此铜鼓造型奇伟，纹饰繁缛古雅。鼓整体由鼓冠、鼓身、鼓座三部分组成，仿木质皮鼓的形制，鼓冠做成马鞍形，中间有一圆孔可供悬挂时穿绳索用；鼓身为现代腰鼓形，横置，有椭圆形鼓面，能左右敲击；鼓座是正立方体形，中空，并且与鼓腹相通。

铜鼓鼓面无纹饰。其它部位均饰有云雷纹为主组成的饕餮纹，鼓身两端还饰有三圈乳钉纹。铜鼓通高75.5厘米，重42.5公斤（85市斤）。

备受关注的湖北省博物馆新馆已经于12月21日正式对公众开放，而据悉湖北省博十大镇馆之宝中九件在新馆展出，那么很多网友还不知道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都包括哪些，关于具体的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曾侯乙编钟，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年代为战国早期。钟架长7.48米、高2.65米。全套编钟共六十五件，分三层八组悬挂在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钟架上，其中一件_钟为楚惠王赠送给曾侯乙的。

钟及架、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每件钟均能奏出呈三度音阶的双音，整套编钟音域可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其音列是现今通行的C大调，能演奏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乐曲。专家认为，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

越王勾践剑，1965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剑长55.6厘米，宽5厘米，剑首向外翻卷呈圆盘形，内铸11道精细的同心圆，剑身满饰神秘的黑色菱形花纹，剑格的正面和反面分别用蓝色琉璃和绿松石镶嵌成美丽的纹饰，整个造型显得高贵、典雅。在剑身正面靠近剑格处还写有两行鸟篆铭文，分别是“越王鸠浅自作用剑”，经专家考证，鸠浅就是勾践，八字铭文表明这把剑的身份和地位。

这把剑在出土时插在漆木剑鞘里，出鞘时仍然寒光闪闪，耀人眼目，其剑刃薄而锋利，经测试它能够一次轻松地划开20张白纸。这把青铜剑深埋地下2500余年，为何不生锈呢?对于这个问题，专家认为，一是选材用料好;二是墓葬环境好;三是出土时带剑鞘，剑鞘起到了双重保护的作用。

越王勾践剑因制作精美，历经2500余年仍纹饰清晰，毫无锈蚀，被誉为“天下第一剑”。

曾侯乙尊盘，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由尊和盘两件器物组成，尊高30.1厘米，口径25厘米，盘高23.5厘米，口径58厘米。

尊的口沿是多层套合的镂空附饰，远看像云朵，实际是由无数条龙蛇所组成的镂空花纹，它们相互盘旋环绕，宛如在空中游动。尊的颈部攀附四只反首吐舌、向上爬行的豹，豹身也以镂空的龙蛇装饰，尊的腹部和圈足满是蟠螭纹和浮雕的龙，整个尊体共装饰有28条龙、32条蟠螭。盘的制作更为复杂，除口沿有和尊一样的镂空纹饰外，盘身的四个抠手也是由无数条龙蛇组成的镂空花纹。抠手下有八条镂空的夔龙。盘足为四条圆雕的双身龙，龙口咬住盘的口沿，造型别致。整个盘体装饰龙56条、蟠螭48条。

专家认为，曾侯乙尊盘鬼斧神工的工艺，堪称2400余年前的高精密制造，当之无愧是中国青铜工艺的巅峰之作。

云梦睡虎地秦简，1975年出土于湖北云梦，包括大量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前后的法律文献，是首次系统发现的秦律。秦律涉及农业生产、市场交易、徭役征发、官吏职掌、少数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从中可以看出秦法已经达到了十分细密、详备的程度。

秦律对汉代以及其后的中国传统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睡虎地秦简中有一篇《为吏之道》，论述了官员的行为准则，要求官员忠于君主、清廉公正、严格执法、勤政爱民，不可骄傲犯上、独断专行、贪财好货。

虎座鸟架鼓，2002年出土于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2号墓，年代为战国中晚期。该器物通高约136cm，宽134cm，两只背向踞坐的卧虎四肢屈伏于六蛇缠绕的长方形底座上，虎背各立一只长腿昂首、引吭高歌的凤鸟。

背向而立的鸣凤中间，一面大鼓悬于凤冠之下，两只小虎后足蹬踏凤鸟背脊，前足上托鼓框。该器物通体髹黑漆，饰有红、黄、银白多色彩绘，稳重的虎座与飞扬的凤架彰显了楚文化的浪漫与神奇。

1989年和1990年，湖北省郧县青曲镇曲远河口的学堂梁子，分别发现和出土了两具震撼世界的距今约100万年的完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被著名的古人类学家、中科院院士贾兰坡先生称为“国宝”，并依据古人类命名的规则，命名为“郧县人”。

两具头骨化石保存了完整的脑颅和基本完整的面颅，其面部特征与中国和亚洲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一致。经专家研究、鉴定后认为，这是距今100万年左右的直立人。

专家认为，“郧县人”的发现，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其材料的全面性、丰富性、可解决的学术问题几乎仅次于周口店“北京人”，引起世界古人类学界的广泛关注，是补写人类发展史的重要物证。

元青花四爱图梅瓶，2006年出土于湖北钟祥郢靖王墓，通高38.7厘米，口径6.4厘米，底径13厘米。这件梅瓶，小口外撇，短颈丰肩，圈足平底。瓶身的肩部饰有凤穿牡丹图，腹部四个菱形开窗内描绘了四个故事：王羲之爱兰、陶渊明爱菊、林和靖爱梅鹤、周敦颐爱莲。足部绘一圈仰覆莲纹，以卷草纹和锦带纹间隔三层纹饰，层次分明，繁而不乱。

该器物整体制作精美，优雅精致，出土时位于王妃棺木脚端棺床下方。青花瓷是我国古瓷中极富特色的品种，它是一种釉下彩瓷器。因釉下的钴料经高温烧制后呈现蓝色。元青花使用的是进口钴料“苏泥勃青”，故色彩青翠艳丽，给人优雅明净的审美享受。这件元青花四爱图梅瓶，被誉为“陶瓷中的熊猫”。

彩绘人物车马出行图，1987年出土于湖北荆门包山楚墓，是漆奁外壁一周的漆画，展开全长87.4厘米，宽5.2厘米，描绘了战国时期楚国贵族车马出行的场景。画中用土黄、橘红、海蓝和棕色等颜色，勾勒出一幅色彩艳丽、生动活泼、富有立体感的图画。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画师别具匠心地用五棵随风摇曳的柳树，将画面巧妙地分隔成五个画段，强化了故事情节。第一和第二画段表现的是出行场面，在画卷的第三段只画了一只狗和一只猪，它们跃身急奔的神态为整幅画卷增添了生机，第四段和第五段表现的是迎宾场景。整幅画人物姿态各异，猪犬腾跃，车马有序，情节首尾连贯、过渡自然，被誉为目前中国现存最早的长卷“连环画”，体现了楚国漆器高超的制作工艺。

石家河玉人像，出土于天门石家河文化遗址，距今4200至4000年，面庞写实，两眼倾斜呈倒置的八字形，鼻宽阔，口扁方微闭，散发着威严与神秘的气息。

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史前玉器的发展达到高峰，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玉文化。专家认为，这件玉人像展现了高超的琢玉技艺，是石家河玉器的典型代表。

崇阳铜鼓，1977年发现于湖北崇阳县，通高75.5厘米，鼓面直径39.5厘米，重42.5公斤，由铜鼓身、铜鼓座和铜鼓冠三部分组成。鼓身横铸于长方形鼓座上，上部有弧凹形冠。圆形仿皮质鼓面无纹饰，鼓身、鼓座和鼓冠上均铸有商代后期流行的装饰纹样云雷纹和乳钉纹。

这件铜鼓质地厚实古朴，造型奇伟庄重，花纹流畅粗放，代表了我国商代青铜工艺的制作特点与水平。据考证，这面铜鼓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铜鼓，同时也是仅存于世的两面商代饕餮纹铜鼓中的一面，另一面早年流失于日本，现藏于京都泉屋博古馆。

来源：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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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阳，位于鄂东南和湘鄂赣三省交界处，现辖8镇4乡。总人口47万人左右，版土面积约1968平方公里。1985年列为对外开放县。地处长江经济开发带和武汉、长沙、南昌等中南大三角经济区域的中心地带。水陆交通便利，公路四通八达。县城距省会武汉155公里，距长江、京广铁路、107国道、京珠高速公路不到20公里，杭瑞高速公路、106国道贯穿全境。崇阳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底蕴厚重，自然景观优美。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建县,北宋开宝八年（975年）始名崇阳。七十年代境内出土的商代铜鼓，距今已有3000余年，成为崇阳历史文化悠久的象征。邑内人物俊秀，人才辈出。京剧艺术创始人之一、徽班名伶米应生，前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外交部长、武汉大学第一任校长王世杰，九三学社主要发起人、国务院参事吴藻溪等都是崇阳籍人士。十九世纪创作的民间长篇叙事诗《双合莲》和《钟九闹漕》，被有关专家誉为汉民族民间文学创作的扛鼎之作。2000年，崇阳县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崇阳山清水秀，主要景点有“人工平湖”青山水库、“人工林海”桂花林场、“避暑山庄”金沙风景区、“地下龙宫”大泉洞等。青山水库系60年代人工建筑，库容总量4.48亿立方米，库旁有传奇的棺材山、幽深的大泉溶洞，青山环绕、碧水悠悠，泛舟其中，充满诗情画意。桂花林场有人工森林14万亩，松杉翠竹，一望无垠，盛夏浓荫蔽日，冬日白雪皑皑，形成独特的森林气候。金沙风景区海拔725米，满山翠竹，风景秀丽，气温宜人，有“小庐山”之称，省直20多个单位在此建有干休所。青山的水、桂花的林、金沙的风、洪下的竹被南来北住的游人称为“南鄂四宝”。境内出土有商代铜鼓、春秋青铜礼器、战国青铜剑、古铜镜等，有西汉下隽故址、西晋红花太子墓等。众望”牌津津小麻花品种多，口味清爽，出口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三普”牌野桂花蜜色泽洁白、气味芳香、营养丰富，被誉为“蜜中之王”，现在不仅畅销国内，且远销东南亚及日本等国。。“瑞发”牌清水雷竹笋、“天城”牌生态优质米、百合等享誉省内外。

崇阳文化惠贻百代功炳千秋——明清时期崇阳修志述略汪和平崇阳原为汉初设置的下隽县故治。历两汉、三国、两晋至南北朝，隶属关系常有变动，县名亦时而上隽，时而隽州。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置唐年县，实为崇阳正式建县之始。北宋开宝八年（975）改用今名，迄今已达千有余年。本县不仅建县历史悠久，且山河壮丽，人杰地灵。宋元以来，号称“文献之薮”。但直至明初，崇阳迄无县志成书。相传元末邑处士严士贞著有《桃溪百泳》，以品骘境内山川胜迹，风土人物，被后人誉为崇阳县志的滥觞。明宣德七年（1432），历任广西、福建、山东道御史及浙西分按杨（86页）因“与时寡合，引疾归田”。在宣德七年至十年间，他编纂了本县第一部县志——《宣德年志》。“本严士贞《桃溪百泳》，复搜罗典故，采访遗闻以成书”。其品定之八景，后来历届修志均奉为蓝本。杨（86页），永乐壬辰进士，博学多才，且为官清廉，守正执法，在朝野中品望极高。他赋闲修志一事，不仅开了崇阳编纂县志的先河，也为后人关心乡土文化树立了学习榜样。成化八年（1472），浙江上虞举人俞绘来崇阳任县儒学教谕。他自任纂校，以《宣德年志》为基础，续成了《成化九年志》。旧志称其“博涉群书”。但他主编的这届县志早佚，后人无法窥其端倪。正德丙寅至辛巳年（1506—1521），邑人艾杰、蔡乾又依据《成化九年志》编成《正德年志》。由于此志亦系续修，其体例与内容均未脱，宣德年志》窠臼。艾杰，成化丁酉举人，先任四川江安教谕，曾参与编修《蜀志》，完成后擢成都府学教授，颇具修志经验。蔡乾，正德丁丑进士，官四川佥事。致仕后与艾杰合作编修了本届县志。其成书时间，按蔡乾中试年份及正德年号推算，当在正德十三年至十六年之间。嘉靖己卯（1529）年，由邑人汪宗伊编纂，县学教谕徐行参校，修成了《嘉靖八年志》。但此次仍系续修。徐行认为这次修志是“收残断于燹毁之余”和“摭拾章句，……以少裨简阅之资”。然而他在志书中提出的“星野”说，后人颇讥为牵强肤浅。纂辑汪宗伊，当时虽年纪尚轻，未中乡试，但受父兄影响，酷好治史。嘉靖戊戌成进士，后累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他一生著作达十余种，其中包括《应天府志》、《南京尚宝寺志》、《南京大理寺志》、《南京吏部志》等书。穆宗时期（1567—1572），邑人饶天民编纂了一届县志》，称为《隆庆年志》。饶系嘉靖己丑进士，累官至河南道御史。《隆庆年志》系其谪居后所修。万历十二年（1578），知县周应中亲自主纂了《万历戊寅志》。周应中，浙江会稽人，进士。万历丁丑由真定（今河北正定）调任崇阳后，立即着手编纂县志，翌年成书。《万历戊寅志》与《隆庆年志》的时距，最长不过十年，最短可能仅五六年。万历二十三年（1595），由知县陈洪烈总裁，邑人吴楚材、龚衍材编纂，儒学训导李如芝参校，修成《万历己丑志》。这次修志的原委、经过和方法，陈洪烈在志序中作了简要说明：“万历戊子春，余自（88页）山调崇阳。甫视篆，于一切风教懵然无所考。据索邑志验之，弗得。……余因谋之邑博李君，李君欣然命生徒，博采野史，参以众议，凡阅月而草创具。余复就乡大夫吴君商确义例，稍为增损。己又质之胡方伯取裁焉。大都笔削取舍，一秉诸是非之公。又阅月而论定。志成，卷凡十一，目凡五十四”。陈洪烈，河南光山人，进士。后人赞扬他“编辑志乘，垂为准则，及今遵之”。“续编邑志，论列崇邑利弊，切中要肯”。吴楚材，隆庆丁卯举人。曾任甘肃会宁尹。“邑志初苦挂漏，（经其）整理编纂，条绪始定”。龚衍材，贡生，旧志称其“学问渊博，文章古茂”。陈洪烈序中提到了胡方伯，即邑人胡定。万历丙辰进士，有诗句，累官至广西左布政使。其“文章经术，蔚然大雅儒宗”。他为《己丑志》审定文稿，并撰写一篇序言。熹宗时（1621—1627），知县魏光前续编的《天启年志》，是崇阳在明代编纂的最后一届县志。此志成书不久，即散佚于明末战乱。魏光前，河南遂平人，贡生，天启七年始调崇阳任职，而同年却是熹宗朱由校的最后一个年号，可见志书是魏到职的当年修成的。因此，我们不妨确切地称这届县志为《天启七年志》。清康熙九年（1670），邑人王应斗、汪际炱负责纂辑，完成了《康熙庚戌志》，这是崇阳在清代首次修志。王应斗，天启壬戌进士，累官至云南道监察御史，后加兵部侍郎总督湖北山寨义旅。明亡，清廷以特起巡抚征召，辞不复出。汪际炱，顺治己亥贡生，曾任四川泸州训导，“其学根底经史，博洽精详，为邑文献”。总裁、知县高景之，在序文中说他决定修志时，“与邑博刘君商谋始事。……又得岁选汪君……并肩组修。遂不摇旁喙，一矢虚心。再阅月而草创具。寻质之王中丞（应斗）汇正焉”。王应斗在序文中也说：“博士刘君，岁荐汪君暨二三文学，相与旁搜逸闻，补辑旧编……不数月而书成”。可见这届县志的具体编纂者，一个是汪际炱；另一个是邑博刘君，即县儒学训导湖南平江人刘体仁。只是由于王应斗的声望和资历很高，最后定稿时由他把把关罢了。《康熙庚戌志》是新修还是续修？汪际炱在志跋中说得明明白白：“受委之后，即谒王中丞公。公曰：此续《陈志》（注：指《万历己丑志》）也，规制备于陈矣”。“先取陈志酌其规制。其字之鲁亥，提掇之乖体，其年号、地名，声称之错简，昔虽乏细校，即今厘正之亦易”。可见《庚戌志》还是一届续志。雍正十二年（1734），本县《雍正甲寅志》修成。负责编纂的是邑庠生陈爽，任笔削校订却系县志总裁、知县李五（89页）。从《康熙庚戌志》以后，崇阳间断六十三年未修志，其间虽曾多次拟议，但迄未行动。李五（89页）到职后，决心办好这件事。他认为崇阳县志之所以长期无人增修，是因为“长自道旁筑舍”的缘故。于是他果断地延请陈爽主笔，“馆之以萧寺，授之以壶飧，俾得专心敬事，无摇旁喙……草创既具……予稍为校正焉。觉六十余年已事了然咸在，而志于是乎成”。乾隆六年（1741），崇阳人士敦聘原通城知县郭彦博主纂，修成《乾隆辛酉志》。从雍正甲寅至乾隆辛酉，时距仅六年，为什么又要修志？县志总裁、知县黄衮在其所撰的《重修崇阳县志序》中作了具体说明。他说：“《庚戌志》者，康熙九年邑令高君景之集邑中多士，视前明时邑令陈君洪烈本而续之者也；《甲寅志》者，雍正十二年邑令李君五（90页）属庠生陈爽视庚戌本续之者也；今辛酉所刊，则予在任，邑中绅士迎请原通城令郭君彦博视甲寅本而修之者也。辛酉距甲寅才六年耳！本无事更张。顾李君善政多端，独其所续志，崇人事（90页）焉。”正因为本县人士觉得前届志书的质量不理想，所以决心重修。对于清代修的前两届《崇阳县志》，黄衮认为都只能算是续。“唯今辛酉所刊，乃得云修”。现在看来，《辛酉志》分天文地理、建置、食货、官师、选举、人物、礼制、纶音、艺文、通纪等十卷，六十四目。其门类划分、资料内容与现存的《康熙庚戌志》基本相同，有的条目未更一字，未增一字。有的条目只是在后面续记了少许事实。其卷一最后注明：“以上全录《庚戌志》”。归根结底，它还不是名字相副的重修。乾隆十七至十八年（1752—1753）冬，知县曹学诗延请邑庠生吴世雄执笔，编纂了一届县志，后称《乾隆壬申志》。但书未成而曹已离任。他以后在序文中回忆了这个问题：“壬申腊尽，政务少闲。思欲延请绅士，确访乡评、博采旁搜，续全邑志。而余以丁内艰解任，……未意厥志”。曹学诗，安徽歙县人，进士。乾隆十四年始任，颇有政绩。本届县志壬申腊月底组班，实际成书于癸酉年。由于《壬申志》与《辛酉志》的时距仅十年，又系续编，不仅体例类目因袭前志，内容也无多大变动。后人对此颇有非议，认为纯属猎取过于繁冗，兹删去十之八九矣”。从乾隆十八年至道光二十年，崇阳迄未修过县增，时距几达九十年之久。道光二十一至二十二年（1841—1842），崇阳知县金云门自任总裁，组班修志。鉴于当时对《乾隆壬申志》的评价不高，便决定重修。由邑人刘镇鼎定稿，编成《道光壬寅志》。全书共八卷，金云门作序。书未刊出，就发生了“钟九闹漕”事件，志稿散佚不传。所以这是一届没有刊印的志书。刘镇鼎，嘉庆癸酋拔贡，“少负隽才，耽风雅”，是崇阳当时的名士。同治五年（1866），崇阳修成了清代最后一届县志——《同治丙寅志》。此次的修志班子庞大，分总修、督修、监修、纂辑（即总编辑）、分编（各卷主笔）、分校、采访、参考、参订、督刊、各里采访、绘图缮书等人员。总修由知县高佐廷自任，纂辑由傅燮鼎负责，连同分别从事各贡具体工作的共达139人。修志成员绝大多数为卸任或候选官吏以及举人、廪生、监生等。傅燮鼎，本县人，副贡生，候选教谕，纂修过通山《九宫山志》，编有《雪浪余音》诗集。他纂修的这届县志，创新较多。全书分疆域、建置、食货、礼乐、职官、选举、纶音、艺文、杂记等十个门类，计十二卷，六十一目。共约32万余言。与以往历届县志比较，《丙寅志》的体例更完善，内容更充实，史料更准确，详略更得体，从资治、存史和教化的作用衡量，它确系本县旧志中的上品。二从明宣德七年至清同治五年的434年间，崇阳总共编纂了14届县志，平均每31年一届。其中明代平均26年，清代平均37年。一个偏隅避处，户不逾万的山区小县，两个朝代编纂出这么多志书，实在是了不起的历史奇迹！其主客观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讲，明清两个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需要借鉴历史，了解地情。因而对编修地方志极为关注。洪武年间，敕各都司报送城池、山川、关津、亭堠、道路、仓库等图志。永乐十六年，谕令天下郡、县、卫、所修志，并颁发了《纂修志书凡例》。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对编史修志都极为重视，常常亲自过问。康熙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几次诏全国各省、府、州、县修志，限期完成。在《康熙庚戌志》的几篇序跋中，知县高景之说明崇阳修志是由于“天子首敦文教，搜罗古今，诏诸司咸以志上”。刘体仁也说：“今年冬初余暇，乃奉上檄征邑乘甚殷”。可见当时崇阳县某些志书的编纂，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已。但这一客观条件，全国皆然，不是促成崇阳多次修志的主要原因。从宋从起，本县英才继起，代不乏人。据旧志记载，明代280年间，崇阳籍进士达30人，举人119人，贡士260人，仅正德辛未一榜，就中了汪必东、汪文盛、龚永懋三名进士。而一榜两人的尚有嘉靖己丑（汪宗元、龚（93页））、嘉靖乙未（汪宗凯、饶天民）、嘉靖丙辰（胡定、汪廷钱）万历己丑（陈忠爱、王仰）四次。汪文盛、汪宗伊父子两代7人中，竟有文盛、宗元、宗凯、宗伊等4名进士和文明、文正、宗召等3名举人。整个明代，杨（93页）、戴书、汪文盛、饶天民、汪宗伊、刘景韶、胡定、饶仁侃、陈忠爱、熊则祯、王应斗等人，不仅擢高科、登显仕，且其学问、勋业、品德、文章均名重当时。为此，明崇阳县学教谕伍福在《重修儒学记》中赞叹：“崇阳山川英淑之气，氤氲开合，钟灵毓秀，奇才辈出”。清初知县金绵祖认为：崇阳“山围水绕、灵秀攸钟。故其冠盖相望，比户可封，非他邑所敢较”。《壬申志》主编吴世雄也说：“吾崇自宋及明，人文甲他邑。凡登显仕，以勋猷气节彪炳史册者，斑斑可考。国初文治鼎新，崇士继起，亦复有人”。可见明清之际的崇阳，人才特多，不乏操觚之士，是志乘频修的根本原因。明清两代的崇阳显达人士，大都热爱家乡，他们不仅以大量诗文讴歌赞美崇阳，还十分重视地方掌故、文征的搜集和整理。很多人在宦海沉浮中，归老故园，支持参与或主持修志。象杨（93页）、饶天民、汪宗伊、胡定、王应斗等人都是如此。崇阳的先人，还极其重视县志质量。某届县志修得不好，哪怕间隔期短，也决心重修。还应指出的是，明清时期的部分崇阳知县颇有远见卓识。他们莅任后，不仅善于利用旧志掌握县情，还把纂修新志作为自己的职责。一届县志能否顺利完成，与地方主管官吏的关系极大。正如古人所说的“恪遵上檄，各率所先，则群视群守，邑视邑令”。前面提到的周应中、陈洪烈、魏光前、高景之等人，都是下车伊始，立即着手修志。他们有的认为：“志以载事，所为存风教而备鉴戒也”。有的则说：“服官无他奇取，不愧其名而止。今天下府、州、县之长，其名曰知。谓夫山川、风俗、钱谷、刑名暨文武经画之类，罔不洞悉，斯无忝厥职耳！顾见闻有限，非征诸载籍，何由得知？则国史而外，莫重于志”。还有的觉得修志是为地方立言，而“立言一道，大之国史，小之邑乘，往者过，来者续”。正因为他们对县志的资治、存史、教化作用如此重视，在任内热心领导并自参加修志，这也不能不是促使崇阳多次修志的另一个因素。三由于历史原因，大部旧志均已散佚。目前县内只保存一部《乾隆辛酉志》和一部《同治丙寅志》，还有《康熙庚戌志》的几个残本。这些文献，虽然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保留下不少错误观点和封建糟粕，但它们记录了崇阳两千年来有关自然、社会方面的大体情况，为我们今天了解崇阳的过去、认识和振兴崇阳，提供了古代信息，也为我们编纂社会主义新县志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使我们既得以考古镜今，又不至数典忘祖。饮水思源，我们今天能不感谢过去崇阳修志事业的开拓者？能不感谢为编纂历届县志而呕心沥血、兀兀穷年的先贤？能不感谢当时热心主持修志的地方牧守？他们共同为崇阳人民留下的县志遗产，是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它将惠贻百代，功炳千秋。千古文明遭浩劫 ——记金城山的兴衰鲁达人崇阳县东二十华里，武长公路的南面，白霓镇的西南面，有一座秀丽的小山——金城山，酷似一座古城，又其上土色金黄，所以命名它为金城山。山的东面，白霓河折回西流，河上有一座上刘日孚（明进士、官至都堂刘景韶的儿子）修建的余耕桥，石墩木梁，两旁均有凉舍，以供行人休息。现已改建为水泥桥。山的西面，白石港流经山麓，有刘景韶修建的余恩桥（即刘家桥）。抗日战争中被倭寇炸损，现已移至下流白石港村近旁，亦改修为水泥桥。东西两河，东西两桥，互相辉映，大有谭登元为金城山所集的成语对联“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的壮观。山顶空旷平坦，面积约六亩左右。远在北宋时期，与张耒之、（107页）补之、秦观并称为“苏门四学士”的江西诗派领袖、大书法家的黄山谷（即黄庭坚，江西修水县人），幼年，因省视嫁到崇阳白霓堰下的高姓姑母，曾攀登此山，四顾群山环峙，林壑优美，于是结庐读书其上，并将读书堂命名为“浩然堂”（载同治版，崇阳县志）。山谷临池学书，常洗笔砚于白石港中流的石矶之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誉为崇阳八景之一的“金城墨沼”。相传山谷去崇时，曾留下一大石砚。后来有一位居心叵测的金县令，一见此砚，即垂涎三尺，去任时，将其盗去。舟行至陆溪，风浪大作，颠簸欲沉。舟子大呼乘客抛掉所有笨重物品，及至将此砚推入江中，风浪顿时平静。此俗谓“海王索宝”也。此外，还有许多美丽的传说，至今不衰。据说山谷深夜读书，时有蛙声咯咯，嫌其聒耳，于是将山蛙捉住，用朱笔在顶上点上一点。这样一来很快就出现了百蛙齐喑的情况，聒耳之声也就平息了。现金城山的蛤蟆，顶上都有一红色斑点，就是朱笔点了的遗迹。上述这些，虽是神话传说和后人的附会，但可以看出：黄山谷刻苦攻读的精神十分惊人。另一方面，神化了黄山谷，也表现了崇阳人民对他的高度崇敬。山谷去后，崇阳人民为了纪念他，将其读书草庐——浩然堂改建为山谷书院。乡贤先达相继在此讲学。谭登元、傅会友等人，曾经担任过讲师。凡崇阳士人中的精萃，多就学于此间。宋明时期，人文蔚起，“多士文章归上国”，大都出自山谷书院。书院的东北面，建有文昌阁。阁分三层，内有黄山谷画像和骚人墨[各的诗词，身临其境，令人肃然起敬。阁外上层，有竖写的“文昌阁”三字，下层门顶，有“山谷读书处”横额，字迹苍劲古朴。书院和阁楼，都藏身于碧梧翠竹之中，农荫蔽日，清幽可人。知县曹学诗在《金城墨沼》的诗篇中这样写道：“前贤息游地，白云媚修竹。”其景色之秀丽，可见一斑。满清末页，科举废，学校兴。有志之士，率先将书院扩建为“金城高等学校”。校舍规模较大（如附图），雄伟壮观，可容学生百人以上，即五、六年级各一班。好学之士，负笈从师，多集于此。曾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战士金华衮就是这座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民国六年，石瑛、刘元瑞在金城组织人学会，张难先先生在此主讲教月，学员计诚足为此山生色。抗战时期，日寇陷崇，金城山沦于敌手。驻扎在白霓桥的敌人，把这座山作为他们的军事据点，建筑了（109页）望哨、地堡和沟通战壕。千古文明，横遭浩劫；崇阳文化的摇篮，变成了倭寇杀人的基地。滔天之罪，令人发指！日寇投降后，金城山上只剩下一片瓦砾，荒烟蔓草，荆棘纵横，使人触目心惊。崇阳历来私塾概况文史征集组西周以前，学在官府。自春秋孔子私人讲学培育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之后，战国时期，私学大盛。继此以后，如马融、郑玄、关(张载)、闽(朱熹)、濂(周敦颐)、洛(程颐、程颢)诸子，各设讲台，诲人不倦，在我国历史上都一直享有盛誉。这种私塾制度，沿袭了两千多年，到清代和民国，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发展得更为普遍。私塾学馆，一般只有一个教师，采取个别教学方式，教材没有规定，学习年限也不受限制。其中有经馆和蒙馆之别。蒙馆即学生启蒙这习阶段，初时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教儿经》、《女儿经》及五言、六言杂字等。这些书，文体简单，读来顺口，易记易背。还要填红写字。民国时期，多有读共和国文的，也有附教加、减、乘、除简单的算术和珠算的。经馆是在读完蒙馆的基础上开始读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或《幼学琼林》、《东莱博议》、《古文观止》的。另外，每天中午还要临帖习字。有的老师也有附带教算学的。读经馆的学生，多属青年，通常是三八课文(每月逢三、八就给学生出作文题)，日间上课，晚上自习。在未废科举之前，崇阳的私塾，有义塾、乡塾、族塾、氏塾之分。废科举之后，就统称经馆、蒙馆。一、义塾道光22年(1842年)知县金云门设四义学于四乡。29年(1849年)知县姚国振增城中义学一所。城中旧义学设西城后街，新义学设南城上菊仙祠(按金云门字菊仙取名)；东乡义学，一设回龙寺，一设白泥(霓)桥；南乡义学设唐封寺；西乡义学设罗汉寺。二、乡塾高堤书馆，在雨山麓，明宏治间(1488—1505年)汪恭创建。龙潭义塾，在青山保圣山庙，太学生陈直心倡置田产创建。梓溪义塾，在石屋保第六牌，明经熊祯祥倡建。石屋义塾，石屋保公建。美林义塾，肥田上牌公建。碧田义塾，碧田畈公建。四圣义塾，四圣保熊洪猷，王国太、陈启芳、陈清泉倡建。大源义塾，林桂轩创建，有田缮学。知县高佐廷喜见石屋、肥田新建乡塾作诗贺之、傅燮鼎亦有和诗。均分别附后：高佐廷诗为贪鹤俸漫乘车，十载风尘老簿书。不有潘花惭作宰，幸同陶柳俨同居。云屑咫尺高攀凤，雷雨飞腾预种鱼。石屋肥田佳子弟，课功为报月何如？傅燮鼎和诗科名努力希前哲，植品根基始少年。气节千秋关见地，诗书万卷胜求田。举头天上笑看榜，放眼人间勉着鞭。讲席是谁堪领袖？四山桃李为公妍。另外傅燮鼎还为石屋、肥田二义塾作序如下：石屋、肥田二保，新建乡塾，月会课文，复有公产积垂永久，正合范文正公学田之举，洵邑中善事也。碧田、大源亦将踵行，从此比户弦歌，人文蔚起，仁让之风遍行四境，古道可复，诚厚幸矣。邑人请登诸志乘，诗纪其事。予闻之，为之欣然色喜，尤愿各塾子弟，互相砥砺，文章气节，彪炳千秋，不特仕宦科名，光增闾里，以慰予期望之意也可。三、族塾彭家义塾，在城下畈。甘家义塾，在蔡家墩井勘上。四、氏塾关西义塾，在碧云峰，旧为碧云庵。由杨一鹗捐田创建。刘氏义塾，在雷骆畈，刘方裔子孙创建。陈氏义塾，在杨林畈。邓氏义塾，号凌云轩，在城皇畈。艾氏义塾，在乌石畈。丁氏义塾，在罗楼湾，丁志善后裔创建。汪氏义塾，在浮溪桥，汪长水后裔汪子桂创建。果育义塾，在壳头东岸与西岸韵雪义塾相并，余果卿之子余千金创建。清代的县学，不是真正读书识字的学校，只是祀孔的场所和教谕训导的衙门。所谓义塾，就是学生上学免交老师学费的学校。但是全县城乡只是二十所义学，对全县入学儿童来说，实是为数寥寥，供不应求，怀水车薪，无济于事。据明末清初的老人说，乾隆、嘉庆时期，崇阳人口曾号称三十万(是按姓氏宗谱得来的概数)，教育这三十万人口的子弟，主要靠全县的各种私塾。当时农村私塾，有只读夜校的，有全日读书的，有读杂字的，有读农村应用文的，有读五经四书的，有凶年恶岁就停办的，有全年不受水旱干扰的，有专教幼童少年的，有专教青年成人的。总括起来，则是蒙馆和经馆两大类。前者农民子弟可以受到初步识字教育，后者则专门为富裕人家而设馆。还有一种专馆，那是豪门大户或富商巨贾，专门请先生来教他家的子弟的。这种专馆，除先生可以将自己的子女带去读书外，其他人的子女是不能参加的。以上各类私塾，真是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孙中山领导革命，推翻清王朝后，曾多次提出普及义务教育，并要求把私塾作为推进义务教育的辅助。从此，私塾教育有一个较快的发展。据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的统计，全县有私塾六十九所，在塾学生有一千二百七十四人，年龄最小的六岁，最大的十八岁。据调查，民国年间，先后在城内外教私塾比较有名气的老师，有如下多人：王赞英(廪生，馆址在西门王祥顺)、刘育群(秀才、西门岭上程家学堂)、陈尧阶(秀才，东后街)、吴玉麟(秀才，北门)、刘泮香(西门甘氏祠堂)、冯柏泉(秀才，石屋)、熊祖舜(秀才，西门)、曾鹤候(南门)、吴仙桂(东门黄永兴)、傅震寰(南门沈氏书楼)，黄冬瑞(老县门口)、刘元瑞(秀才、北门外油草冲何公祠)、熊荫祖(拔贡，驳岸上)、周永皋(浮溪桥)、王用予(秀才，小港尧家)、徐哨清(拔贡，荻州)、傅少溪(廪生，肥田畈，系辛亥革命元老龚国煌先生的业师)、魏铁山(秀才，大集山)、周元魁(秀才，朴树下)、夏恪卿(朴树下)、邓明堂(秀才，蔡家墩大屋邓家)、王睡仙（肥田畈）、甘源清（石垄）、王克己（华陂畈王家）、程赛芳（秀才，西庄寺前）、舒吾庵（举人，东堡）、杨燮舫（秀才，桂口）、林翰池（大源）。以上这多塾师里面声名最为噪烈、收入最为可观的，要算刘育群先生。当时从他读书的学生如甘翔鸥、汪彦国、尧祖舜、周彰武、汪文清、龚光国等，都是本县数一数二的殷实户，除蒲、八、腊三季送礼外，每人每年所交先生学费都在光洋八十至一百元以上，但是家庭贫困的学生所交学费却不多。“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于是旧时县府的秘书刘瑞禾、科长李少怀、潘子怀、王荣怀以及度量衡技师毛第元等，都是刘先生的拜门弟子。先生律己修身，治学甚严，然性开朗，喜诙谐，每于讲课之余，与同学们谈笑风生，时常叫爨人丁琪把平日桂口家乡人和城内一些大商号送来的蚕豆、花生、糖果、糕点，分给学生共食，不摆老师架子，师生间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孙中山逝世后，国民政府对私塾提出了改良。改良暂行办法规定：一、无论现行私塾及今后的私塾，必须先向该管政府呈报后，方得设塾；二、凡距公私学校两华里以内者不得设塾；三、私塾设备最低限度，要具有总理遗像、遗嘱；四、塾师须在私塾师资训练班毕业并领有毕业证书者。从此，崇阳私塾又迅速下降。据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统计，崇阳私塾下降到三十一所，学生只有七百五十五人。至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上年，崇阳私塾又有发展，由一九四七年的三十一所增加到七十一所，在塾学生也由七百五十五人增加到一千二百六十五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崇阳县委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私兼顾政策，对私立学校一般采用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善的方针，使之适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并实行在城市奖励私人兴学，在农村鼓励群众办学的政策，因而不仅大批私塾维持下来，且大大提高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由解放前的七十一所，到一九五一年发展到一百七十三所，增加了一点五倍，在塾学生也由一千二百六十五人增加到二千四百四十六人，将近增加了一倍。一九五一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继续贯彻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方针，坚持教育为工农兵服务，各级学校为工农开门的方针，切实实行教育事业中的公私兼顾的原则，因而崇阳私塾逐年减少，公立小学，民办小学，则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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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出土的崇阳铜鼓是中国仅存的商代兽面纹青铜鼓。

1977年6月14日出土于湖北省崇阳县白霓镇出土商代铜鼓是我国仅存的商代兽面纹青铜鼓，有相关报道称之为“商代饕餮纹青铜鼓”。铜鼓由鼓冠、鼓身、鼓座三部分组成，仿木质皮鼓的形制，为我国发现时代最早的青铜鼓之一，这鼓的时代约为商代晚期，距今约三千多年。

崇阳铜鼓由四位农民在洪水冲刷过后的岸边发现。轻敲鼓面，它仍能发出清脆的声响，这只铜鼓曾到美国、日本、英国等地展出，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据了解，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商代铜鼓仅两面，崇阳商代铜鼓就是其中一面，是国内保存的一件商代至西周早期的铜鼓，是研究我国古代青铜艺术和奴隶社会礼乐制度珍贵的实物资料，它堪称绝世之珍品，可谓青铜的瑰宝矣，另外一面（“双鸟鼍鼓”）已流失至日本，藏于日本京都泉屋博物馆。

鼓对古代人的意义：

在中国的远古时代，鼓作为人与神沟通的媒介，也是人与自然界进行交流的象征物，因此而带有神秘的色彩，受到历代的重视。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专职的司鼓人员，如周代有“鼓人”掌管鼓类，汉代有鼓吏，汉唐有鼓吹署，宋设有鼓院、鼓司，明清则设有钟鼓司等等。

由于鼓所发出的隆隆声如同天上的电闪雷鸣，而且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因此鼓也就渗透到各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生活之中。例如官方的祭祀、宴乐、仪仗、政法与军事中，以及舞蹈、音乐、戏曲、宗教及各种民俗活动与生活行为中，发挥了着诸多的艺术与实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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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阳铜鼓上面的孔重要吗筒骨上面的孔的话，它是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为这个筒骨的话，嗯这个孔是嗯代表着当地的一个文化习俗的一个东西，嗯，他这个孔的话，嗯可能还和音质有一些关系，就是这个铜鼓的一些声音，嗯可能也有一些或多或少的关系吧。

商代兽面纹铜鼓，又名商代饕餮纹青铜战鼓，商代青铜器物，出土于湖北省崇阳县白霓镇，，现藏国家博物馆。这件商代的铜鼓，在全国国内，只有一件，还有一件在日本。这只商代兽面纹铜鼓，湖北省崇阳县，是由四位农民在洪水冲刷过后的岸边发现，后经考古专家鉴定，是青铜时代的珍贵文物。轻敲鼓面，它仍能发出清脆的声响。

1】崇洋媚外崇洋-崇阳。。。2】就是男性（器）崇拜的意思吧。3】另外还有个崇阳县你问的是？

商代兽面纹铜鼓，又名商代饕餮纹青铜战鼓，商代青铜器物，出土于湖北省崇阳县白霓镇，，现藏国家博物馆。这件商代的铜鼓，在全国国内，只有一件，还有一件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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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商代兽面纹铜鼓，湖北省崇阳县，是由四位农民在洪水冲刷过后的岸边发现，后经考古专家鉴定，是青铜时代的珍贵文物。轻敲鼓面，它仍能发出清脆的声响

兕觥失盖，椭圆形体，口上有流，鋬上铸一兽首，高圈足。流、腹、足上起扉棱。通体以雷纹为地纹，饰兽面纹和夔纹。此兕觥纹饰华丽，工艺精美，属难得之佳作

湖北省出土的崇阳铜鼓是中国仅存的商代兽面纹青铜鼓。

鼓对古代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