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院校论文联合发表会

是释宝藏。释果上、释宝藏等两位法师为九华山佛学院副院长候选人，由九华山佛学院院务委员会对提名人选进行考察，考察通过后予以正式任命。

九华山佛学副院长宝藏是一位著名的佛教学者和传承人。他的法名为普贤宝藏，是禅宗宗派的传人。他曾经在佛教教育、佛教史、佛教经典等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被誉为当代佛教界的重要人物。宝藏先生的学术造诣深厚，尤其在佛教经典方面颇有建树。他曾经主持翻译了《大般若经》、《华严经》等多部重要经典，对于佛教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宝藏先生还致力于佛教教育的推广和发展，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书院院长等职务。他对于佛教教育的推广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创办了多所佛教书院，为佛教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宝藏先生在佛教界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声望，被誉为当代佛教界的重要人物。他的学术成就和贡献将永远被人们铭记和传承。

The Lantern Festival is an activity held to commemorate the death of Buddhist reformer, founder of Gelug School and Master Zong Kaba. It is held every year on October 25, Tibetan calendar. On this day, herdsmen of all temples and villages belonging to this sect will light butter lamps on the shrin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temples and in the sutra hall of their homes, which will not go out day and night.

（燃灯节是为了纪念佛教改革家，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逝世而举行的活动，于每年藏历十月二十五日举行。这天凡属该教派的各大小寺庙、各村寨牧民，都要在寺院内外的神坛上，家中的经堂里，点酥油灯，昼夜不灭。）

2019年9月17日，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江苏省佛教协会、江苏佛学院、无锡市佛教协会协办，江苏佛学院慈恩学院承办的《2019年全国佛教院校联席会暨第八届全国汉传佛教院校学生论文联合发表会》在江苏无锡灵山君来波罗蜜多酒店举办。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演觉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教育委员会主任湛如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心澄法师，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常务副院长王长鱼，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宏度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吴国平居士，江南大学教授邓子美等出席会议开幕式。开幕式由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刘威主持。

九华山佛学副院长宝藏是一位知名的佛教学者和宗教领袖。他的名字是宝藏，也被称为宝藏法师。他曾经担任过九华山佛学院院长，现在担任该学院的副院长。宝藏法师在佛教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学识渊博，擅长解释佛经中的佛理。他的讲座和著作都备受佛教信众和学者的关注和推崇。他的学术成就和贡献被广泛认可，他曾获得过多项学术奖项和荣誉称号。宝藏法师一生致力于佛教事业，他积极参与佛教教育和宗教活动，为佛教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教义和思想对于佛教信众的修行和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启示。总之，九华山佛学副院长宝藏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佛教学者和领袖，他的学识和贡献对于佛教界的发展和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佛教论文联合发表会

佛教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宗教，不仅在佛教各宗派间能够相互融和尊重，并且认为不同的宗教之间，如：天主教、耶稣教、回教、道教，都应该彼此交流和沟通。虽然信仰的对象不同，但基本上，大家都是有信仰的。就如世间众生，虽有千差万别的相貌，但其本性、理体却是一致的。当初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出家时，即打破印度社会四姓阶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提出伟大的宣言：“四姓出家，同一种姓。”也就是“百川入海，同一咸味”的平等性。佛教讲“五乘佛法”，从人、天、声闻、缘觉，到菩萨，共有五个层次。此五乘佛法正好把世间所有的宗教，给予一个合理的定位，以尊重其存在的价值。如：中国的儒家讲三纲五常、仁义道德，佛教里的三皈五戒，正好与儒家的三纲五常有融会贯通的地方，所以把儒家归于人乘的佛教；耶稣教与天主教提倡最终目标——天国、天堂，讲究博爱与坚守十诫，于是把耶稣教、天主教归纳到天乘佛教。中国的道家，重视清净无为，出世的思想，佛教就把道家归纳为声闻、缘觉乘。另外，佛教里还有一个菩萨乘，就是我所提倡的人间佛教、生活佛教。人间佛教虽有声闻、缘觉乘的出世思想，但也有济人救世的入世精神，所以入世与出世融和起来，就是菩萨道。佛教与天主教，虽有不同的教理、不同的历史、不同的经典，但其最终目标都是要净化世道人心，使众生心灵有所依归。天主教的简介天主教与东正教、新教(耶稣教)并列为耶稣教三大派别之一，亦称公教。公教一词源于希腊文katholikos，原意为“全世界的”、“普遍的”。天主教自称是的公教，并以罗马为中心，故又称罗马公教。十六世纪传入中国后，其信徒将所崇奉的神称为“天主”，所以在中国称“天主教”。据一九八二年牛津大学出版社《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统计，全世界天主教徒人数约八．八亿，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十八．五，分布于各大洲。在拉丁美洲有三．七亿，欧洲约有二．五亿，北美洲约有八千余万，非洲约有八千余万，亚洲约有七千余万，大洋洲约有七百万。天主教的前身是*教，因此也继承了*教的一神观念和旧约圣经。耶稣最初仅在*人中宣讲天国的福音，后来由他的门徒把福音推广到希腊、罗马各地。然而耶稣徒的一神信仰，为当时的统治者罗马帝国所不容，屡遭迫害。但由于耶稣徒的坚定信仰、殉道精神，终于感动了西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他于公元三一三年与东罗马皇帝联名颁布米兰诏书，准许信仰。之后，君士坦丁大帝统一了东西罗马，使天主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这是罗马帝国政教合一的开始。政教合一制使天主教的信仰随着帝国的声威而广布各地，成为西方文化的资源。但政教合一制也有其缺点，它使宗教的超然事务受到世俗政治的干预。例如东正教于公元一○五四年脱离西方的罗马教会而独立，至少有一部份是政治上的原因。信仰耶稣的人，组成一个团体，称之为教会( church )。最初耶稣立使徒伯多禄(彼得)为教会的元首。伯多禄把自己的座位设在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伯多禄和他的继任者，以罗马为中心，把耶稣的宗教传到世界各地，也从那里管辖全世界的教务。天主教自称是一个“启示”的宗教，信仰的也是的神——“天主”，认为他创造了宇宙的一切，为了拯救世人而“道成肉身”。来自天上的“启示”需要教会来传承，因此教会的神职人员成为教徒信仰上的，同时也负责保管文化，因而造成中古西方文化的统一性和单元性。到了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因受文艺复兴精神的影响，反对传统和权威，强调个人的良知与自由，对“启示”采取比较主观的看法，认为不必经过教会的解释，个人可以直接从圣经获得启示，因而与天主教会分离独立，成为今天的耶稣教，这是天主教的第二次分裂。天主教的信仰与教义是：一、启示。“神”是独一无二，先宇宙万物而有的。因此造化之机须有外来的启示，不能单从人的内心悟道而得。二、三位一体。从造物者(父)与受造物的关系，演进到赎世者(子)与被救赎者的关系，再进至圣化者(圣神)与被圣化者的关系。三、“原罪”。指受造者人类一生下来就没有天赋的宠爱，而是罪人。人自身无力纠正，必须依靠天主主动来赦罪，这就是耶稣之所以降生赎世的道理。四、救世者与导师。天主教认为耶稣具有救世者与导师的双重身分，人必须同时接受耶稣赦罪(受洗)，和实践耶稣的教训(善工)，才能得救(分享神的生命)。五、洗礼。人必须领受洗礼，才能成为信徒，获得基督的救恩。六、教会。耶稣最初召集十二门徒，委任伯多禄为统治者，并宣示自己将与教会同在，使教会成为一个见证团体。七、圣母玛利亚。教宗若望保禄六世于一九*年宣布玛利亚为教会之母。天主教的仪礼，主要包括弥撒祭礼与洗礼、坚振、圣体、告解、圣秩、婚姻、敷油等七件圣事。此外，耶稣在世时不断告示门徒，天主爱世人，耶稣为此立下爱人的榜样——“人要彼此相爱”。佛教与天主教初期的来往佛教与天主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接触来往的呢？据英国籍雷敦酥神父的研究是：“在中国，佛教与耶稣教最初的来往是在明朝万历年间，耶稣教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来的时候，首先想穿出家人的衣服，但是后来发现朝中的官吏不重视佛教，因此改以儒家为交谈对象。从此以后，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很少涉及到佛教，这使两方面不太认识，甚至彼此误会批评。幸好，在此黑暗时期有一些微光闪耀。在西藏，天主教的神父早就敬仰地研究藏传佛教，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办法留在西藏。后来他们的研究只进入历史档案而没有出版，使后世很快忘记他们的功劳。西藏佛教与天主教的第二次接触是在清咸丰时代，当时有两位法籍神父穿着喇嘛的法服到西藏，路上遇到了各种困难，增添他们游记的趣味性。他们认为佛教是堕落的天主教信仰，佛教的念珠来自天主教的《玫瑰经》。当然这种思想不符合历史的事实，而且忽略了佛教的真正面貌。后来他们很快就在拉萨被赶走了。自十九世纪末期，宗教人士开始互相来往交流。以天主教来说，也许最有影响力的是多马斯．牟敦。牟敦是美国有名的修士，他深深地了解现代人的心理意识，写了不少震撼人心的书籍。在他的灵修生活中，牟敦修士发现佛教与天主教的祈祷方式有其共同之处。他特别重视佛教禅宗，在他的文章中，透露出他对佛教的逐渐了解，就好像两个朋友从陌生到关系密切一样。” 第一次的正式对谈一九九五年，由天主教梵蒂冈教廷“宗座宗教交谈委员会”发起召开的“第一届天主教与佛教国际交谈会议”，于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四日，假台湾佛光山举行。交谈会议的主题是“佛教与耶稣宗教的异同”，与会代表有天主教“宗座宗教交谈委员会”主席安霖泽主教、佛光山住持心定和尚及来自日本、台湾、斯里兰卡、泰国、美国和义大利等二十位佛教与耶稣教的知名学者、宗教徒。开幕典礼有中华民国内政部长黄昆辉、高雄市长吴敦义等三千余位观察员出席。这是佛教与天主教的第一次对谈，经过五天的交谈会议，发表论文涵盖四个子题：人类处境与寻求解脱、终极实相与涅槃经验、佛陀与耶稣、个人灵修与社会参与，由此增进了两大宗教彼此的了解，并于会议后由天主教教廷发表是次会议的宣言。因为这次的宗教交谈，在天主教枢机主教安霖泽与台湾主教团总主教单国玺的安排促成之下，于两年后的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由星云代表佛教，至义大利罗马教廷，与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原名 Karol Wojtyla)进一步对话。在这次的对谈中，星云代表佛教提出五项与天主教交流的建议，此建议获得教宗的认同与支持。其内容为：一、建议教宗登高一呼，联合世界各宗教成立“国际宗教联谊会”，促进世界和平，追求人类福祉。教宗并担任所属联合会主席。二、建议教宗到亚洲牧灵访问时，顺道访问台湾。三、建议佛光山和教廷加强交流，研究教义，或联络情谊。四、佛光大学与南华管理学院愿与梵蒂冈或罗马的图书馆办理图书交换，二校并愿提供教廷或义大利大学推荐的学者或学生，做研究或选课就读的一切协助，包括免费提供研究室、住宿、学费全免。五、二校可承办天主教委托的各项宗教会议，或“宗教与高等教育”研讨会。媒体称此次的对话为“跨世纪前瞻性与建设性的宗教对话”。因为其意义深远，象征着东西方两大教团，共同致力为世界宗教融和及世界和平踏出历史的第一步。当今全人类世界进展的方向，首要之务，即是宗教的对话、沟通、来往，有了信仰上的正确认识，才能衍生全人类共同的成长以及心灵开展的认知。展望未来二十一世纪，将是重视精神文明与心灵生活的时代。佛陀与耶稣佛陀与耶稣虽有神格与教示上的不同，但也有其类似之处。在“第一届天主教与佛教国际交谈会议”的会议宣言中，双方对佛陀与耶稣的看法是：佛陀是一位觉者，他把成佛的完美境界示现给人类，其完美的无我精神，表达在清净、慈悲与智慧上，并给予人人都可以达到这理想的希望。成佛是人性圆融与自由的积极状态，其特征是慈悲喜舍，过着完全利他的生活。僧团的兴起，在历是一个重要的运动，他的使命是将精神性的解脱带给一切有情众生。对耶稣教徒而言，耶稣是天主救恩意愿的彰显，他把救恩之光带进世界，一劳永逸地赏赐给全人类。经由这次恩宠的事件，“那普照每人的真光”，启示了个人与人类历史的意义。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彰显了天主无限的爱与仁慈，这是救恩的泉源。整个世界得救的核心事件，其高峰在五旬节时的圣神降福，于是教会诞生，致力于普世万民。僧侣与神父、修女天主教台湾主教团总主教单国玺认为，天主教与佛教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神父、修女与佛教僧侣的产生都经过一定程序的观察，才能成为神职人员；同样必须持戒严谨，遵守教团清规，过着独身的团体生活，没有个人私产；他们奉献自己，终身为大众服务。神父与修女接受派令到某地服务，他们认为这是“天主的安排”，这样的精神与佛教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有相同的涵意。对宗教教义的看法天主教与佛教差异较大的是“教义”方面的看法。例如，天主教认为宇宙万物为天主所创造，耶稣是他的圣子，耶稣的任务是要来救赎世人的罪恶；佛教认为世间宇宙的成立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的“缘起”，教主释迦牟尼佛是发现一切事物生灭相续理则，慈悲引导众生认识这个真理的人。天主教信仰天主、上帝，将一切事物都归之于上帝的安排，例如饭食是上天赐给我们吃的，利益是靠天主而有的；将来升天，永为天主的子民。佛教认为“人人皆有佛性”，一切众生与释迦牟尼佛的佛性平等，无有差别，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主宰，因此佛教不会控制人的言行，一切因果全是由“业”操作，其“业力”说的定义是自力创造，不由神力；是机会均等，绝无特殊。佛教里的天主佛教的守护神大自在天，音译作摩醯首罗天，又叫自在天王、天主。自在天王以天为世界的本体，是一切万物的主宰者，又司暴风雷电，凡是人间所受的苦乐悲喜，都与此天的苦乐悲喜一致。所以，此天喜时，一切众生均得安乐；此天嗔时，则众魔出现，国土荒乱，一切众生均受其苦；若世界毁灭时，一切万物将归入大自在天中。这是大自在天神格的表现；不过，除了杀伤、暴恶等性格之外，此天亦具有救护、治疗的性格，而以吉祥神的面貌出现。初时，此天与那罗延天同列于梵天之下，其后，神位渐次升高，而成为的主宰神。但是大自在天进入佛教后，就成为佛教的护法神，住在第四禅天，通常以三目八臂，骑白牛，执白拂的人天形相出现，有大威力，能知大千世界雨滴之数，独尊于色界。信仰宗教，不论是佛教或天主教，是释迦牟尼佛或上帝，都是起源于我们的心。天主教讲“三位一体”，中国过去提倡和谐“三教一家”，其实宇宙间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我们的“心”。“心”想作佛，就是佛心；“心”想上帝，就是上帝的心；“心”想成圣成贤，就是圣贤的心；希望把人作好，就是人心；假如心存不良，不怀好意，就是地狱、饿鬼、畜生的心。对于世界两大宗教之间教义的差异，应不在于统一，而是在于互相的尊重。希望今后天主教的神职人员能与佛教的僧信大众常常来往交流，如举办学术研讨会、双方交换留学生互相参学、合作开办世界宗教研究所，让世界各大宗教有机会互相对话，相互了解、学习，以期在宗教教育上、信仰上，大家都能提供方法，研究出更超越，更有见地的宗教发展方法。同时希望透过两大宗教的对谈、交流、融和的理念，能够携手合作，对世界苦难的民众给予具体的协助，共同为世界的和平、人民的幸福安乐而努力。

慈济邀请 *** 世界各地佛教发表论文著作 .news.yahoo/article/url/d/a/090328/17/1gutp . 世界佛教论坛原则是遵循佛陀的教诲，无论南传北传、出家在家、教内教外，皆可平等参与，无论显教密教、真谛俗谛、世出世法，皆圆融无碍。第二界世界佛教论坛主办方有中国佛教协会、国际佛光会、中国香港佛教联合会、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第二界世界佛教论坛议题无锡分论坛议题： 1、佛教修学体系。 2、佛教教育的机遇和挑战。 3、法宝之光——大藏经的整理、保护和研究。 4、佛教音乐文化的抢救保护与创新发展。 5、高等教育与佛教教育的互相发展。 6、佛教与科学。 7、众善奉行——佛教思想与企业的和谐发展。 8、佛教的传播与民族性。台北分论坛议题： 1、佛教的组织管理。 2、佛教的弘法传播。 3、佛教的艺文事业。 4、佛教的慈善关怀。 5、佛教的心灵环保。 6、佛教与现代性。 7、佛教的国际交流。 8、佛教的宗派融合。佛教慈济基金会在佛教的慈善关怀中会发表论文

佛教院校论文发表会

日本佛教大学毕业后会获得文学学士或社会学学士等专业学位证书。此外，根据所修读的课程有可能还能获得二元学科或综合型文化艺术学位证书，由于该大学是一所声誉显赫的大学，其毕业证书具有一定的社会认可度和价值，可为日后的职业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需要注意的是，持有该大学的学位证书并不一定能够直接在日本就业，还需要符合日本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

重庆佛学院创办于1992年，2004年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成为汉语系高级佛学院，由重庆市民宗委主管，重庆市佛教协会主办，华岩寺承办。学院坐落于川东第一名刹——华岩寺，环境优美，交通便捷，特别是佛教教育源远流长，办学底蕴甚为深厚。近年来，在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国佛教协会，重庆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委、市佛教协会，九龙坡区委、区政府和社会各级的关心、支持下，经过多年努力，已经初步建成集育人、科研、培训于一体的现代佛教教育基地，是十方佛子精进学修的理想之地。一、底蕴深厚。学院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华岩寺时任方丈觉初和尚认为教育不力，佛教难兴，针对青年僧人普遍缺乏佛学及文化基础的实际，于1928年在华岩寺下院报恩寺创办了川东佛教联合中学，为青年僧人提供扫盲教育；1932年该校迁入华岩寺，改组为天台教理院。觉初和尚圆寂之后，继任方丈宗镜和尚继承其兴办教育的遗志，改组天台教理院，创立华岩寺佛学院，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宗教政策恢复以来，僧才奇缺，重庆市佛教协会积极响应中国佛教协会的号召，1991年华岩寺方丈心月和尚在寺内创办了三年制中专僧伽学校，竺霞法师、惟贤法师于1992年在市佛协驻地罗汉寺创办了重庆市佛学院；1995年，为整合资源，重庆佛学院迁入华岩寺，与华岩寺僧伽学校合并，正式命名为重庆佛学院，2004年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成为汉语系高级佛学院。悠久的办学历史，为学僧精进学修、学院健康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二、特色鲜明。学院自创办以来，始终坚持“学修一体化，生活丛林化、管理科学化”的“三化”办学方针，围绕“培养爱国爱教、弘法利生、解行并重、德才兼备的现代化僧才”的办学宗旨，谨记“智行悲愿”的院训，立足重庆、着眼西南、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着力打造育人、科研、培训三大基地，经过不懈努力，逐步形成了“三传并弘，四众并摄，偏重唯识，注重管理”的鲜明特色。其中，“三传并弘”就是传授佛教的有关知识，让学僧能够全面了解和把握佛教，树立正见。“四众并摄”就是不仅重视对出家僧尼的培养，开设了男众本科班、研究班和女众本科班、研究班，也注重对在家居士的教育引导，开设了居士佛学基础班、大专班，另外还不定期举办面向居士的佛学讲座。“偏重唯识”就是充分利用传统优势，努力让学僧以唯识为切入点，精进学修。“注重管理”就是顺应佛教发展的需要，在教学中设置管理学等方面的课程，为学僧走入社会、弘法利生夯实基础。三、条件良好。经过多年的努力，学院办学条件不断改善。特别是近年来在重庆市民宗委、市佛教协会和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占地12亩、建筑面积6000㎡的新校区建成投入使用，配备了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室、电教室、阅览室、资料室、档案室和会议室、活动室、运动场、会客室等，教室、学僧寮房都配备了空调等设施设备，办学条件显著提升。同时，学院坚持开放办学，不断加强对外合作，与西南大学（宗教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佛教研究中心）等国内外相关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学僧精进学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四、力量雄厚。学院现有法师13人，其中研究生导师3人，常住法师9人，具有佛学院研究生学历6人；教师10人，其中教授2人，硕士1人。此外，学院还不定期邀请方立天、杨曾文、杨玉辉等专家学者和惟贤长老、星云大师、海涛法师等高僧大德来院作专题讲座，让学僧进一步拓展视野、增长知识、精进学修。在管理方面，重庆市民宗委积极协调，为学院争取了5个参公事业编制，目前已经从党政机关选调了4名对佛教有感情、懂业务的优秀公务员到岗工作。此外，学院实行规范管理，有效整合了各方面资源，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进一步增强了学院的办学力量。五、成就斐然。学院自上世纪90年代创办以来，已累计培养了700多名优秀僧才和100余名在家居士，分赴各地管理寺院，或到佛教院校任教、或继续求学深造，弘法利生、精进不懈，为佛教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培训方面，先后举办了宗教政策法规、佛教图书管理等专题培训近10期，培训学员300余人次。在学术研究方面，举办了华岩佛教论坛等学术研讨活动10余次、出版了《破山禅师语录》、《忠州佛教研究》等著作10余部、发表论文上百篇，为推动佛教事业尤其是重庆及西南地方佛教事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佛教大学论文联合发表会

可以。论文可以选择独著，也可以合著，合著就是联合发表了。合著的论文署名是个敏感的问题，署名要根据作者对文章的贡献大小和参与程度来，贡献越大、参与度越高，署名越靠前。

1、论文发表等级-第一级-T类-特种刊物论文。在《SCIENCE》和《NATURE》两本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为特种刊物论文。 2、论文发表等级第二级-A类：权威核心刊物论文，被国际通用的SCIE、EI、ISTP、SSCI以及A&HCI;检索系统所收录的论文(以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检索为准)，或同一学科在国内具有权威影响的中文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论文不含报道性综述、摘要、消息等。 3、论文发表等级第三级-B类。重要核心刊物论文，在国外核心期刊上刊登的论文(见《国外科技核心期刊手册》)或在国内同一学科的中文核心期刊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刊物上发表的论文。 4、论文发表等级第四级-C类：一般核心刊物论文，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由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联合发布中文核心期刊目录。1992年推出《中文核心期刊目录总览》，1996年推出(第二版)，2000年推出(第三版)，2004年推出(第四版)，2008年推出(第五版)，2011年推出(第六版)，第七版(2014版) 5、论文发表等级第五级-D类：一般公开刊物论文，在国内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双刊号期刊(有期刊号“CN”“ISSN”，有邮发代号)发表的论文。 6、论文发表等级第六级-E类：受限公开刊物论文，指在国内公开发行的但受发行限制的刊物上(仅有期刊号、无邮发代号)发表的论文。 7、内部刊物发表的论文分为三个级别(类)：内部刊物必须为教育部门主办，以主办单位级别分为：第七级-国家级内刊(中国教育学会及其专委会、教育部等自办刊物)，第八级-省级内刊，第九级-区级内刊。

佛教学生论文联合发表会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演觉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教育委员会主任湛如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心澄法师，

本书作者英国剑桥大学荣休教授肯尼斯•罗伊•诺曼（Kenneth Roy Norman ， 1925—）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印度学家、佛教语言文献学家之一，他的专长主要是研究中古印度雅利安语。这类语言又称印度俗语（Prakrit），是相对于印度古婆罗门教与印度教的经堂语梵语（Sanskrit）而言。在学生生涯之中，他就师承可能是20世纪最为伟大的一位，同时也必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语言学家之一，剑桥大学梵文教授贝雷爵士（Sir Harold Walter Bailey，1899 – 1996）。贝雷爵士的学术成就其实应该专文介绍，此处只是简单提一下，即使传说他能够阅读五十多种语言的说法实在无法证实，但文献可征者，至少他可以阅读的语言中包括英、法、德、俄、意大利、西班牙、拉丁、古希腊、泰米尔、阿拉伯与日语，而由于他教书的关系，又可以说是“非常精通”梵语、巴利、犍陀罗、于阗、阿维斯塔等诸多古印度雅利安语族的语言。与这样一位专攻伊朗语支，却同时可称为通才的老师不同，诺曼教授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之中主要专攻公元前阿育王石刻铭文的语法、语音及其语言学特性，与此同时，诺曼教授也是目前存世最为伟大的巴利语专家之一。他一生中校勘或翻译了巴利语圣典《长老偈》、《长老尼偈》、《经集》、《法句经》、《波罗提木叉》等。1983年，他还出版了典范性的著作《巴利文献》（Pāli Literature,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83）一书。他学术生涯中的大量单篇研究文章，后来被收入巴利圣典学会（Pali Text Society）结集出版的著作集之中，达整整八卷之多。正是因为他对佛教文献学，尤其是巴利文献整理的巨大贡献，所以自1981-1994年间，他成为了具有百年历史的巴利圣典学会的会长。而且，作为英国人文学科学界的最高荣誉，他也是历史悠久的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顺便提一句，目前对汉语佛教文献学界作出空前成就的日本学者、创价大学佛教高等研究所所长辛嶋静志教授也曾在20世纪80年代到剑桥大学学习，当时其指导教授就是诺曼。并且，据辛嶋老师本人多次回忆，诺曼教授的研究风格对他的一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1994年3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邀请诺曼教授以“佛教传道协会访问教授”的名义，举行了一系列的演讲。此一演讲共分十讲，主要是从一位佛教语言文献学家的角度来谈佛教研究之中的若干重要问题。这些演讲内容，后来就结集成书（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 SOAS, London; reprinted by Pali Text Society），本译就是以此结集所成为底本。诺曼这一系列演讲的纲领性重要程度还在于，作为一位佛教语言文献学最为顶尖的学者，他试图将本领域之中极为深奥的问题，以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来向“普通读者”作一番细致入微的阐述。不过，我想预先提醒一下，即使如此，我们还是需要不小的耐心与知识储备，尤其是古印度的语言知识，方能“完全读懂”这本小书之中的不少内容。在这十讲之中，诺曼教授谈了从语言文献学角度来如何看待佛教起源的一些重要问题，着重研究了书面文字书写之前佛教文献的口传传统，并指出这种传统对后世佛教文献形成的重大影响。诺曼还在演讲中谈到了佛教与各个印度区域方言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上的佛陀究竟是讲述何种方言这一类问题的学术研究情况。后来，佛教文献被书面写定下来，而这种书面写定不仅使得比如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圣典被固定了下来，诺曼还试图表明，与此同时，这还为新的大乘经典提供了方便之门。公元前，佛教就逐渐从开始时的拒绝梵文的态度，慢慢回归到了梵语化的道路之上。但在这种梵语化的过程之中，就实际操作而言，却出现了各种文献的扭曲。诺曼正是通过各种精细的案例分析，让我们看到这些文献错误形成的原因及其过程。阿育王是早期佛教由地方性宗教走向泛印度次大陆的宗教并最终实现国际化的一个关键。诺曼教授就同样从佛教语言文献学的角度，来分析过去关于阿育王的诸种传说，并参以有实实在在文献纪录（阿育王摩崖铭文与石柱铭文）的那个阿育王，看看何者更为真实。在整个演讲系列的最后，诺曼还以大量详实的资料来阐述佛教文献最终编纂为藏经圣典，以及整个圣典的巴利注释书传统对佛教未来的诸种影响。从上面的简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虽然是一部概论性的普及读物，并且诺曼本人也一直在用一种更为明晰、简洁的方式来阐述佛教语言文献学的研究，但此书的信息量却同样巨大。因此它可以说是诺曼教授一生研究的一个缩影或标本，是一部真正的“大家小书”。我相信通过这本书的阅读，我们会发现，原来有些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简单问题，其实在佛教文献学家的眼里却有着完全另外一层更深的含义。比如“四圣谛”、“辟支佛”、“菩萨”、“法华经”等基本概念，我们佛教界甚至包括佛教学术界都对之有着不小的误解。在很多情况下，“庸俗词源学”并非只是外行与民科的专利，即使在学界之中，它也还有很大的市场。关于本书的翻译，我先说一下题名之中的philological以及philology的汉译问题。此一系列，我与世峰在本书之中都统一翻译为“文献学的”与“文献学”。但对此词，汉语世界则有“语文学”、“历史语言学”、“文献学”等多种翻译法，究其根底还是因为此词的原始意思难以找到完全合适的汉译对应。2017年3月14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陈怀宇教授在私人交流中建议我译为“语文学”或“语言文献学”，以与作为textual criticism的“文献学”相区别。对此问题，我其实有自己的考虑，早在2013年4月15-20日台湾佛光大学举办的“汉传佛教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研讨会上，我就发表了题名为“汉文佛教文献学的现状与未来”一文。其中我提到：目前受西方佛教文献学的影响，很多都把佛教文献学等同于佛教学研究中的Philology。我这里稍微作一点说明。关于这个词的汉语对应翻译，有些直接对应为“文献学”，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英语中，它本来就有“语言与文献的研究”（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这一义项。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之下，这个词又会被译为“语言学”、“语文学”，因为这个词也有“古典语言、文献与历史的研究，但是目前最普通的义项是语言的科学”，而且更多的时候加上一个“比较”（comparative）的限定词，这样其语义就相对明确一点了，即有“比较语言学”的意思(The New Webster Dictioary,New York:Grolier,1968,p.623)。我在后面的西方佛教研究介绍中会提到，整个西方的佛教文献学研究，主要其实是佛教经典语言的研究，以梵、巴、藏以及其他一些包括古代汉语在内的古典佛经语言为载体的佛经的校勘、翻译以及比较研究最为核心。正是因为西方佛教学的研究基础是一些Philology的工作，所以我在后面介绍西方的文献学研究述评方面也仅涉及这种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但是Philology并不完全等同于我所说的佛教文献学。前面已经提到了Philology还有很强烈的语言学的倾向，尤其涉及到语言学史与发展等方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的佛教文献学家，大多数都是精通佛教的古典语言如梵、巴、藏等等，并主要从事这些古典佛教文献的翻译和校订，并对这些古典语言的文法结构、发音特点、语词训诂等作全方位的探讨，这其实很大程度上已经进入了语言学的范畴。虽然我们看到在佛经的翻译和校订过程中，这些西方的佛教文献学家（即Philologist）也会探讨佛经的不同版本，但他们不会象汉文佛教文献学家那样把这些版本的特征与归类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只是利用这些来作为辅助工具。这可以以《法句经》的研究为例，欧洲最初是将巴利语《法句经》欧译，在中国的新疆发现梵语和犍陀罗语《法句经》以后，更激起了佛教文献学家们的研究激情。他们做的最多的一项工作就是对这些不同文本中的平行段落（parallel passages）作一种比对性研究，比如不同语种的《法句经》之间的比较研究，这非常类似传统中国文献学中的不同版本的对勘；或者对不同文本中具有相关系的条目作交互的参考（cross-references），比如在研究《法句经》时引用古注或古书来加以辨析，这又非常类似于中国传统文献学中的他校。但有一点十分明显，我们看到佛教的Philologist（文献学家）所做的主要是在不同语种之间的翻译和校订，而在传统的汉文佛教文献学中则基本不属于其工作的领域。同样的道理，有的时候，这些Philologist也会编制一些目录，但大多数只是为了翻译和校订的方便，而不会把这些目录学本身当作一门学问。除了编制目录以外，汉文佛教文献学者还会研究中国古代佛教经目的历史演变和未来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这也是西方佛教Philologist一般所不会涉足的领域。相比较而言，汉文佛教文献学所特有的研究范围，则至少包括以下方面：佛经的版本学，就大端而言有大藏经本的研究、藏外单刻本的研究等；佛教的目录学研究，这包括佛教的目录学史研究，佛教经目和版本书目的整理出版等；佛教的校勘学研究，这包括佛教校勘特殊情况以及处理等；佛经的辨伪研究，包括佛经的真伪辨别，产生年代、地点以及宗教背景等；佛经的辑佚研究，包括从内外典类书、总集和其它经典中辑出已经佚失了的佛教文献等。所以我们看到在传统“汉语文献学”架构范围内的“汉语佛教文献学”就是一种以中华传统研究方法为依托，并且主要是在“汉语”这单一语种内的文献学研究。而这种单一语种内的文献研究，正如我一直在强调的，在面对佛教文献这样一种涉及到从源头的印度语言再到汉语、藏语等一系列分支语的复杂局面时，就难免会受巨大局限。故而，虽然我已经非常明确表述了西方的philology一词与我们汉文世界之中的“文献学”有着不小的差距，前者更为倾向于语言学，尤其是“比较”语言学的学科建制。但在此我还是决定选用“文献学”这一译语，其原因如下。首先，将此词翻译成“文献学”确有成例，也是学术界的常用作法之一；其次，西方的这种（佛教）语言学研究取向，完全可以被纳入整体的、一个更大的佛教文献学研究框架之中，而且也确实应该将此东西方研究方法作一个整合。而最近一些特别优秀的汉文佛教文献学家，如辛嶋静志、左冠明（Stefano Zacchetti）等，他们的研究本身也其实是在整合了东西方两种佛教文献学研究的传统。尤其是在左冠明的研究之中，除了传统的欧洲比较语言学血统之外，他还对汉文大藏经的版本、佛教校勘学等达到如数家珍的地步；第三，也同样是出于受众更为容易接受的角度来看，佛教“文献学”起码要比佛教“语文学”或“比较语言学”等看起来更为可亲一点，不至于那么异类而拒人千里之外。嗯，实话实说吧，本来这种干巴巴的纯学术书籍我就怕没多少人愿意看了，何况还弄上这么一个吓死人的名字呢。这几位杰出的汉语佛教文献学家所做的，或者说是我们所梦想追求的目标，就是能在汉语佛教研究界中强化作为佛教经堂与圣典语言的梵语、巴利语、犍陀罗语，以及藏语、蒙古语、回鹘语、满语等的语言学学习，同时用这些语言为参照系，充分利用传统汉语文献学中的版本、校勘、目录、辑佚学方法，重新审视佛教文献的词义、语法等，在真正弄清楚佛教文献中的“意思”之后，再逐步开展佛教哲学、历史、文献、艺术等一系列其他研究。我真诚希望，有更多开设佛教研究相关的硕士、博士课程的学校，会将这些语言中的一种或数种当成是每位学生的入门必修课之一。当然，我并非是说一定要每位从事佛教研究之人都精通这些文献学的基础，但毫无疑问，我们汉语佛教研究界中从事这些基础研究之人并不是太多，而是远远不够。而这方面的重要性，又实在是无法更加强调了。比如现在大藏经之中归到安世高名下的《大安般守意经》（T.602），是众多学者用以分析安世高以及早期汉语禅定文献的重要标本，但左冠明的研究就表明这根本就不是安世高所译，甚至就不是一部佛经。而真正的安世高所译，则藏在日本的金刚寺之中。那么，回过头来再看我们那些以此经作为“安世高译经”并以此为基础所作出的众多推论，又有多少价值呢？毋庸讳言，过去国内汉语佛教界中，语言文献学，尤其是印欧语言文献学，除了以季羡林、王邦维、段晴、叶少勇等为代表的北大东语系传统，以及最近一些年来也渐渐发展起来的人民大学（惟善法师等）与复旦大学（刘震等）等少数院校之外，则可以说是大陆佛教研究的一个相当边缘的领域。但就事实而言，正如此书之中所不断强调的，佛教文献学（当然也包括佛教汉语文献学）是过去、现在与将来一切佛教研究的基石。如果我们连佛经或佛教基本文献本来的意思都无法弄懂或真正弄懂，那又如何来谈其历史、哲学等其他问题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本小书的出版，稍微介绍一点西方最为优秀的佛教语言文献学成果。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够以这个小册子为起点，将更多优秀的西方印度学、佛教学与文献学著作带到汉语学术圈子之中来，并且能够吸引更多的学子加入佛教文献的研究队伍之中。说到此书的翻译，最早我阅读此书大概是在2008年。我在复旦之时所受的基本是传统的汉语文献学训练（我要感谢我的导师陈允吉先生与教过我文献学的陈尚君、吴格二位先生，虽然我学得很糟糕），2006年出国之后感觉眼界大开，大概以每年浏览近百本的速度囫囵吞枣地快读了不少西方佛教研究专著，也领略到西方佛教文献学研究的风采，这其中也包括此本小册子。除我之外，这本书的主要译者是陈世峰博士，我与他是2013年9月起认识的，他是原籍新加坡的澳洲籍华人，后移居澳洲近三十年。其专业本为农学（1987年昆士兰大学农学博士），却于2007-2008年在澳洲国立大学这座佛教研究的重镇系统地修学了一年梵文，在此之后，他长年不懈地继续学习梵文与巴利文。2014年开始，他翻译了多篇诺曼教授的研究文章，我们之间的通信也主要是讨论一些专业问题。这一年的2月18日，世峰给给巴利圣典学会的办公室主管温兰（Karen Wendland）小姐发信询问一篇诺曼教授论文的翻译版权事宜，次日他就收到了现在全权负责诺曼先生版权的普瑞特（William Pruitt）教授的同意电邮。普瑞特教授，圈内人都知道，也是一位成绩卓著的佛教文献学家。因此我也与普瑞特本人获得了联系，并于3月4日去信询问是否可以获得诺曼本书的翻译授权，次日他就回信说没有问题，并告诉我当年8月他会借着给缅甸政府整理缅文藏经目录的机会来新，到时候我们可以一面。后来出版社需要一个更为正式的授权，又由世峰去信获得了他们的书面首肯。我们虽然拿到了授权，但因为2014年上半年我一直在忙于翻译威廉姆斯（Paul Williams）的名著《大乘佛教》（Mahāyāna Buddhism: The Doctrinal Foundations）一书，所以此书，就和我无数如空中楼阁一样的研究计划一样，拖了下来。而此年，我相信，对世峰而言也是一段在澳洲、新加坡与广州间不断奔波而忙碌的时光。整个2015年我在教书之余，也在忙着准备几篇会议论文，9月又给左冠明编了一个汉译佛教文献学的作品集，中间除了一个月被拉去临时帮忙之外，至2016年3月总算译完了十篇文章约三四十万字的草稿，但很快又有其他一些杂事不断冒了出来。也就是在这年的11月，世峰手头上的事闲下来后问我诺曼一书的翻译情况并提出与我合译。我当时提出一人译一半并由我统筹汉文译稿、编制译语索引，同时优先寻找国内出版社，如果不行，就由我主编的《新加坡佛教研究学刊》（The Singaporean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以专刊的形式出版。这样，可同时提供网上免费下载并向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直接寄送赠刊的形式也可以起到广为流通的目的。但后来感到教书、行政，再加上杂事不断，分身实在乏力，就由世峰译完了第3-10章。所以说这本书的译成，绝大多数都是世峰的功劳，而我只不过给此书开了个头而已。世峰的第3-10章，他在2016年9月29日就发给了我初译稿。而我的两章译稿则拖到今年2月才译完。之后我就全力将全部译稿校对了一遍并开始编制译语索引，一直到5月15日。我以修订模式给全部译稿加上意见之后发给了世峰。这份译稿，世峰斟酌之后于8月14日发还给我，我在此基础上打印出来又读了一遍，修订了一些明显的错别字、语法性错误与误译等，于8月25日发回世峰再审，9月7日世峰的部分定稿，我们全书才算基本告成（仍待清样出来后，我再编制一个术语索引）。世峰可能是汉语学术译界中相当少有的一位，他的母语虽是汉语，但汉语则相对他的英语程度要稍弱一点。因此他真正的强项是汉译英，就在今年年初，他只用了三四个月就译完了我几年前近7万字的长文《疑伪问题再研究》（《福严佛学研究》，2012，卷7：115-182）。其中不仅涉及到了佛教文献学的专门知识，还有海量的专用术语与技术名词，他却在如此短的时间完成了英译，实在让我吃惊。所以，他的英文理解很少会有错，而我的主要工作是对他的汉语表达作修饰与改译。当然，错译与错误表达之处肯定还是会有，在此我们真诚地欢迎任何批评意见，并将以此为鞭策，为下一版的改进作好准备。在我对全书进行校订之际，3月10日我在新浪微博上发了一条简讯，询问有没有国内的学术出版社有兴趣。在第一时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刘赛先生就与我联系出版事宜。虽然最后此书未能在上海古籍出版，但刘先生的高情厚谊，我实在是无法忘怀，并且对没能积极回应刘先生的主动提出帮助感到万分的抱歉。几乎与此同时，浙江大学的林晓光师弟发来信息，说他已经与中西书局的李碧妍博士联系，李博士对此书很感兴趣。11日早上复旦陈引驰师也给我发来短信，告之此书出版如有问题，他可以帮忙。3月12日午夜，北京大学的陆扬教授发来短信，强烈推荐李碧妍博士与中西书局，他的原话是：“……中西（书局）目前是国内出印度学佛教学最好的出版社，李碧妍更是最好的编辑。辛嶋的书在那里刚出。你不妨考虑独立弄一个系列，将 Norman 的两本都列入其中。我强烈推荐中西（书局）。……”3月14日，李碧妍博士就给我发来了邮件询问出版的具体事宜。就在同一天，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陈怀宇教授也向李碧妍博士推荐出版本书。3月17日，北京大学的叶少勇教授向我推荐，并介绍了中西书局印度学系列出版情况。如果有人还嫌这些师友的推荐不够份量的话， 3月26日我在山西参加“从襄垣到锡兰：汉僧法显其生平与遗产”研讨会时，与严耀中老师饭后散步，他听说我们这本书的出版之事，也向我推荐李碧妍博士。也正是在此会议期间，北京大学王颂教授知道此书未签出版社后，提出他可以帮忙解决出版事宜。到了4月13日，复旦刘震兄发来邮件问此书是否有着落，如果没有，则可以纳入他主持的译丛。这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竟然惊动了如此多的师友，实在让我非常汗颜。同时也想借此机会真诚感谢这些师友的无私帮助，当然更要感谢李碧妍博士的学术激情、伍珺涵老师专业精细的编辑校订与中西书局对学术冷门的不懈支持，让我们这些有“特殊癖好”之人能够找到一小块自留地。纪赟 2017年9月8日新加坡碧山自考/成考有疑问、不知道自考/成考考点内容、不清楚当地自考/成考政策，点击底部咨询官网老师，免费领取复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