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学校论文发表会

现任山东佛教协会副会长是王秀芹女士。王秀芹女士是一位来自山东省的资深佛教学者，曾任山东省佛教协会副主席、山东省佛教协会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山东省佛教协会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山东省佛教协会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山东省佛教协会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山东省佛教协会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务。她拥有博士学位，精通佛教史、佛教文献、佛教哲学等学科，是山东省佛教界的一位杰出学者。

是释宝藏。释果上、释宝藏等两位法师为九华山佛学院副院长候选人，由九华山佛学院院务委员会对提名人选进行考察，考察通过后予以正式任命。

从佛教的历史，人物，教派开始些。密宗的西藏生死经，等，显宗可以看看，了凡四训，可以看看六祖慧能的著作，网上很多的，你慢慢看

九华山佛学副院长宝藏是一位著名的佛教学者和传承人。他的法名为普贤宝藏，是禅宗宗派的传人。他曾经在佛教教育、佛教史、佛教经典等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被誉为当代佛教界的重要人物。宝藏先生的学术造诣深厚，尤其在佛教经典方面颇有建树。他曾经主持翻译了《大般若经》、《华严经》等多部重要经典，对于佛教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宝藏先生还致力于佛教教育的推广和发展，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书院院长等职务。他对于佛教教育的推广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创办了多所佛教书院，为佛教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宝藏先生在佛教界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声望，被誉为当代佛教界的重要人物。他的学术成就和贡献将永远被人们铭记和传承。

佛教院校论文发表会

日本佛教大学毕业后会获得文学学士或社会学学士等专业学位证书。此外，根据所修读的课程有可能还能获得二元学科或综合型文化艺术学位证书，由于该大学是一所声誉显赫的大学，其毕业证书具有一定的社会认可度和价值，可为日后的职业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需要注意的是，持有该大学的学位证书并不一定能够直接在日本就业，还需要符合日本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

重庆佛学院创办于1992年，2004年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成为汉语系高级佛学院，由重庆市民宗委主管，重庆市佛教协会主办，华岩寺承办。学院坐落于川东第一名刹——华岩寺，环境优美，交通便捷，特别是佛教教育源远流长，办学底蕴甚为深厚。近年来，在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国佛教协会，重庆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委、市佛教协会，九龙坡区委、区政府和社会各级的关心、支持下，经过多年努力，已经初步建成集育人、科研、培训于一体的现代佛教教育基地，是十方佛子精进学修的理想之地。一、底蕴深厚。学院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华岩寺时任方丈觉初和尚认为教育不力，佛教难兴，针对青年僧人普遍缺乏佛学及文化基础的实际，于1928年在华岩寺下院报恩寺创办了川东佛教联合中学，为青年僧人提供扫盲教育；1932年该校迁入华岩寺，改组为天台教理院。觉初和尚圆寂之后，继任方丈宗镜和尚继承其兴办教育的遗志，改组天台教理院，创立华岩寺佛学院，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宗教政策恢复以来，僧才奇缺，重庆市佛教协会积极响应中国佛教协会的号召，1991年华岩寺方丈心月和尚在寺内创办了三年制中专僧伽学校，竺霞法师、惟贤法师于1992年在市佛协驻地罗汉寺创办了重庆市佛学院；1995年，为整合资源，重庆佛学院迁入华岩寺，与华岩寺僧伽学校合并，正式命名为重庆佛学院，2004年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成为汉语系高级佛学院。悠久的办学历史，为学僧精进学修、学院健康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二、特色鲜明。学院自创办以来，始终坚持“学修一体化，生活丛林化、管理科学化”的“三化”办学方针，围绕“培养爱国爱教、弘法利生、解行并重、德才兼备的现代化僧才”的办学宗旨，谨记“智行悲愿”的院训，立足重庆、着眼西南、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着力打造育人、科研、培训三大基地，经过不懈努力，逐步形成了“三传并弘，四众并摄，偏重唯识，注重管理”的鲜明特色。其中，“三传并弘”就是传授佛教的有关知识，让学僧能够全面了解和把握佛教，树立正见。“四众并摄”就是不仅重视对出家僧尼的培养，开设了男众本科班、研究班和女众本科班、研究班，也注重对在家居士的教育引导，开设了居士佛学基础班、大专班，另外还不定期举办面向居士的佛学讲座。“偏重唯识”就是充分利用传统优势，努力让学僧以唯识为切入点，精进学修。“注重管理”就是顺应佛教发展的需要，在教学中设置管理学等方面的课程，为学僧走入社会、弘法利生夯实基础。三、条件良好。经过多年的努力，学院办学条件不断改善。特别是近年来在重庆市民宗委、市佛教协会和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占地12亩、建筑面积6000㎡的新校区建成投入使用，配备了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室、电教室、阅览室、资料室、档案室和会议室、活动室、运动场、会客室等，教室、学僧寮房都配备了空调等设施设备，办学条件显著提升。同时，学院坚持开放办学，不断加强对外合作，与西南大学（宗教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佛教研究中心）等国内外相关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学僧精进学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四、力量雄厚。学院现有法师13人，其中研究生导师3人，常住法师9人，具有佛学院研究生学历6人；教师10人，其中教授2人，硕士1人。此外，学院还不定期邀请方立天、杨曾文、杨玉辉等专家学者和惟贤长老、星云大师、海涛法师等高僧大德来院作专题讲座，让学僧进一步拓展视野、增长知识、精进学修。在管理方面，重庆市民宗委积极协调，为学院争取了5个参公事业编制，目前已经从党政机关选调了4名对佛教有感情、懂业务的优秀公务员到岗工作。此外，学院实行规范管理，有效整合了各方面资源，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进一步增强了学院的办学力量。五、成就斐然。学院自上世纪90年代创办以来，已累计培养了700多名优秀僧才和100余名在家居士，分赴各地管理寺院，或到佛教院校任教、或继续求学深造，弘法利生、精进不懈，为佛教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培训方面，先后举办了宗教政策法规、佛教图书管理等专题培训近10期，培训学员300余人次。在学术研究方面，举办了华岩佛教论坛等学术研讨活动10余次、出版了《破山禅师语录》、《忠州佛教研究》等著作10余部、发表论文上百篇，为推动佛教事业尤其是重庆及西南地方佛教事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佛教院校论文联合发表会

是释宝藏。释果上、释宝藏等两位法师为九华山佛学院副院长候选人，由九华山佛学院院务委员会对提名人选进行考察，考察通过后予以正式任命。

The Lantern Festival is an activity held to commemorate the death of Buddhist reformer, founder of Gelug School and Master Zong Kaba. It is held every year on October 25, Tibetan calendar. On this day, herdsmen of all temples and villages belonging to this sect will light butter lamps on the shrin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temples and in the sutra hall of their homes, which will not go out day and night.

（燃灯节是为了纪念佛教改革家，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逝世而举行的活动，于每年藏历十月二十五日举行。这天凡属该教派的各大小寺庙、各村寨牧民，都要在寺院内外的神坛上，家中的经堂里，点酥油灯，昼夜不灭。）

2019年9月17日，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江苏省佛教协会、江苏佛学院、无锡市佛教协会协办，江苏佛学院慈恩学院承办的《2019年全国佛教院校联席会暨第八届全国汉传佛教院校学生论文联合发表会》在江苏无锡灵山君来波罗蜜多酒店举办。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演觉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教育委员会主任湛如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心澄法师，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常务副院长王长鱼，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宏度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吴国平居士，江南大学教授邓子美等出席会议开幕式。开幕式由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刘威主持。

九华山佛学副院长宝藏是一位知名的佛教学者和宗教领袖。他的名字是宝藏，也被称为宝藏法师。他曾经担任过九华山佛学院院长，现在担任该学院的副院长。宝藏法师在佛教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学识渊博，擅长解释佛经中的佛理。他的讲座和著作都备受佛教信众和学者的关注和推崇。他的学术成就和贡献被广泛认可，他曾获得过多项学术奖项和荣誉称号。宝藏法师一生致力于佛教事业，他积极参与佛教教育和宗教活动，为佛教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教义和思想对于佛教信众的修行和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启示。总之，九华山佛学副院长宝藏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佛教学者和领袖，他的学识和贡献对于佛教界的发展和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第三届佛教院校论文发表会

学院拥有一支结构合理、学术水平高的教师队伍。现有教职工93人，其中教授18人，副教授39人，博士及博士后47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人，全国优秀教师1人，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3人，广州市优秀教师、优秀专家、先进工作者16人，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1人，广东省十百千人才工程培养人才4人，广州市121人才第三梯队成员1人，广州大学教学名师1人。刘晓明人文学院院长，教授，文学博士，广东省重点研究基地“文学思想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广东省与广州市中国语言文学一级重点学科学科带头人，广州市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论文3篇，并在《文学遗产》、《中华文史论丛》、《文献》、《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等重要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2002、2008），另主持教育部项目4项，省社科规划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鉴定为“优秀成果”。科研成果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广东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哈迎飞文学博士，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第十届全国青联委员，广东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第三届广东省宣传思想战线优秀人才“十百千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3项、教育部规划项目1项、省社科基金项目2项。在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上海三联等出版社出版个人学术专著3部《儒教与中国现代文学》、《半是儒家半释家：周作人思想研究》、《“五四”作家与佛教文化》，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获得省社科优秀成果2等奖1项，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3等奖3项，2012年被评为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第三届全国教育硕士优秀教师，2014年入选广州市“121”人才第三梯队成员。吴晟文学博士，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南粤优秀教师，《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委员会委员。兼任广东省文学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中国古代文学学会副秘书长；广东省国学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中华诗教学会理事；广州市语言文学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广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戏曲史、中国诗学和文艺理论。出版专著6部；主编著作1部；参与编著8部；出版教材1部。在《文艺研究》、《文学遗产》、《文艺理论研究》等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30篇，学术成果获省市优秀成果奖多项。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项、部省级项目5项。周文萍博士，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导师，从事影视、文学的教学研究，为广东省电影家协会大学生协同创新委员会指导委员，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会员，广东省电影家协会会员，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员，出版专著1部，参编2部，发表影视及文学类论文30余篇。现主持省级课题3项，市级课题1项。专著《好莱坞：经典的奥秘》获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第四届“学会奖”著作类三等奖。冷东一级学科硕士点中国史负责人，专门史方向带头人。香港大学博士，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亚洲研究会会员、马来西亚黄雅烈博士高等学院客座研究员、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理事、广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广州地方史学会副会长、广州地方志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岭南文化、广东华侨史、广州十三行研究等领域教学与科研。主持完成国家“九五”社科规划项目一项，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一项，现主持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一项及多项广州市课题，出版学术著作7部，发表学术论文八十余篇，获广东省社会科学成果奖2项。王凤霞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兼职广州市语言文学学会副秘书，广州市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戏剧研究和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研究，教学工作也是围绕以上领域。出版个人学术专著1部、编著2部，参著2部。在《戏剧》、《戏剧艺术》、《文艺争鸣》等刊物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40多篇，其中有5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独立主持国家社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4项，教学项目3项，以及其他各级项目共12项。获奖多项：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三等奖，广东省高校“千百十”工程第六批培养对象，第三届广州市宣传思想战线优秀人才培养对象，2011年在澳大利亚西澳大学培训，2013-2014年在英国伦敦大学访学。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演觉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教育委员会主任湛如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心澄法师，

佛教大学论文发表会

一、关于佛教的论文，这个题目太大了！佛教的经典如大海这么多，五部大论，大藏经，那不是三五年，十年八年能看完的。佛陀宣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一个世间人能有智慧参透！你能看到的佛教论文，你能写的佛教论文，只能是一个大概，或者一个细节！二、佛教不是宗教，而是一种教育。作为修行佛道的人，把佛教当做一种知识，当做一种文化，又是佛教的一种悲哀！因为佛教是教你了生脱死的，让你断除一切烦恼和痛苦的！如果你大家佛教当做一种文化知识，而没有实修，而没有去证悟，佛教很快就会毁灭掉了！

楼上不要妄语，影响修行。建议你历史课的论文，要写深入点的话，可以写写乔达摩悉达多，本身是太子，生活优越，家有贤妻。为什么要出家苦行。手头没有合适的文章，抱歉了。

本书作者英国剑桥大学荣休教授肯尼斯•罗伊•诺曼（Kenneth Roy Norman ， 1925—）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印度学家、佛教语言文献学家之一，他的专长主要是研究中古印度雅利安语。这类语言又称印度俗语（Prakrit），是相对于印度古婆罗门教与印度教的经堂语梵语（Sanskrit）而言。在学生生涯之中，他就师承可能是20世纪最为伟大的一位，同时也必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语言学家之一，剑桥大学梵文教授贝雷爵士（Sir Harold Walter Bailey，1899 – 1996）。贝雷爵士的学术成就其实应该专文介绍，此处只是简单提一下，即使传说他能够阅读五十多种语言的说法实在无法证实，但文献可征者，至少他可以阅读的语言中包括英、法、德、俄、意大利、西班牙、拉丁、古希腊、泰米尔、阿拉伯与日语，而由于他教书的关系，又可以说是“非常精通”梵语、巴利、犍陀罗、于阗、阿维斯塔等诸多古印度雅利安语族的语言。与这样一位专攻伊朗语支，却同时可称为通才的老师不同，诺曼教授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之中主要专攻公元前阿育王石刻铭文的语法、语音及其语言学特性，与此同时，诺曼教授也是目前存世最为伟大的巴利语专家之一。他一生中校勘或翻译了巴利语圣典《长老偈》、《长老尼偈》、《经集》、《法句经》、《波罗提木叉》等。1983年，他还出版了典范性的著作《巴利文献》（Pāli Literature,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83）一书。他学术生涯中的大量单篇研究文章，后来被收入巴利圣典学会（Pali Text Society）结集出版的著作集之中，达整整八卷之多。正是因为他对佛教文献学，尤其是巴利文献整理的巨大贡献，所以自1981-1994年间，他成为了具有百年历史的巴利圣典学会的会长。而且，作为英国人文学科学界的最高荣誉，他也是历史悠久的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顺便提一句，目前对汉语佛教文献学界作出空前成就的日本学者、创价大学佛教高等研究所所长辛嶋静志教授也曾在20世纪80年代到剑桥大学学习，当时其指导教授就是诺曼。并且，据辛嶋老师本人多次回忆，诺曼教授的研究风格对他的一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1994年3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邀请诺曼教授以“佛教传道协会访问教授”的名义，举行了一系列的演讲。此一演讲共分十讲，主要是从一位佛教语言文献学家的角度来谈佛教研究之中的若干重要问题。这些演讲内容，后来就结集成书（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 SOAS, London; reprinted by Pali Text Society），本译就是以此结集所成为底本。诺曼这一系列演讲的纲领性重要程度还在于，作为一位佛教语言文献学最为顶尖的学者，他试图将本领域之中极为深奥的问题，以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来向“普通读者”作一番细致入微的阐述。不过，我想预先提醒一下，即使如此，我们还是需要不小的耐心与知识储备，尤其是古印度的语言知识，方能“完全读懂”这本小书之中的不少内容。在这十讲之中，诺曼教授谈了从语言文献学角度来如何看待佛教起源的一些重要问题，着重研究了书面文字书写之前佛教文献的口传传统，并指出这种传统对后世佛教文献形成的重大影响。诺曼还在演讲中谈到了佛教与各个印度区域方言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上的佛陀究竟是讲述何种方言这一类问题的学术研究情况。后来，佛教文献被书面写定下来，而这种书面写定不仅使得比如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圣典被固定了下来，诺曼还试图表明，与此同时，这还为新的大乘经典提供了方便之门。公元前，佛教就逐渐从开始时的拒绝梵文的态度，慢慢回归到了梵语化的道路之上。但在这种梵语化的过程之中，就实际操作而言，却出现了各种文献的扭曲。诺曼正是通过各种精细的案例分析，让我们看到这些文献错误形成的原因及其过程。阿育王是早期佛教由地方性宗教走向泛印度次大陆的宗教并最终实现国际化的一个关键。诺曼教授就同样从佛教语言文献学的角度，来分析过去关于阿育王的诸种传说，并参以有实实在在文献纪录（阿育王摩崖铭文与石柱铭文）的那个阿育王，看看何者更为真实。在整个演讲系列的最后，诺曼还以大量详实的资料来阐述佛教文献最终编纂为藏经圣典，以及整个圣典的巴利注释书传统对佛教未来的诸种影响。从上面的简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虽然是一部概论性的普及读物，并且诺曼本人也一直在用一种更为明晰、简洁的方式来阐述佛教语言文献学的研究，但此书的信息量却同样巨大。因此它可以说是诺曼教授一生研究的一个缩影或标本，是一部真正的“大家小书”。我相信通过这本书的阅读，我们会发现，原来有些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简单问题，其实在佛教文献学家的眼里却有着完全另外一层更深的含义。比如“四圣谛”、“辟支佛”、“菩萨”、“法华经”等基本概念，我们佛教界甚至包括佛教学术界都对之有着不小的误解。在很多情况下，“庸俗词源学”并非只是外行与民科的专利，即使在学界之中，它也还有很大的市场。关于本书的翻译，我先说一下题名之中的philological以及philology的汉译问题。此一系列，我与世峰在本书之中都统一翻译为“文献学的”与“文献学”。但对此词，汉语世界则有“语文学”、“历史语言学”、“文献学”等多种翻译法，究其根底还是因为此词的原始意思难以找到完全合适的汉译对应。2017年3月14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陈怀宇教授在私人交流中建议我译为“语文学”或“语言文献学”，以与作为textual criticism的“文献学”相区别。对此问题，我其实有自己的考虑，早在2013年4月15-20日台湾佛光大学举办的“汉传佛教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研讨会上，我就发表了题名为“汉文佛教文献学的现状与未来”一文。其中我提到：目前受西方佛教文献学的影响，很多都把佛教文献学等同于佛教学研究中的Philology。我这里稍微作一点说明。关于这个词的汉语对应翻译，有些直接对应为“文献学”，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英语中，它本来就有“语言与文献的研究”（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这一义项。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之下，这个词又会被译为“语言学”、“语文学”，因为这个词也有“古典语言、文献与历史的研究，但是目前最普通的义项是语言的科学”，而且更多的时候加上一个“比较”（comparative）的限定词，这样其语义就相对明确一点了，即有“比较语言学”的意思(The New Webster Dictioary,New York:Grolier,1968,p.623)。我在后面的西方佛教研究介绍中会提到，整个西方的佛教文献学研究，主要其实是佛教经典语言的研究，以梵、巴、藏以及其他一些包括古代汉语在内的古典佛经语言为载体的佛经的校勘、翻译以及比较研究最为核心。正是因为西方佛教学的研究基础是一些Philology的工作，所以我在后面介绍西方的文献学研究述评方面也仅涉及这种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但是Philology并不完全等同于我所说的佛教文献学。前面已经提到了Philology还有很强烈的语言学的倾向，尤其涉及到语言学史与发展等方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的佛教文献学家，大多数都是精通佛教的古典语言如梵、巴、藏等等，并主要从事这些古典佛教文献的翻译和校订，并对这些古典语言的文法结构、发音特点、语词训诂等作全方位的探讨，这其实很大程度上已经进入了语言学的范畴。虽然我们看到在佛经的翻译和校订过程中，这些西方的佛教文献学家（即Philologist）也会探讨佛经的不同版本，但他们不会象汉文佛教文献学家那样把这些版本的特征与归类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只是利用这些来作为辅助工具。这可以以《法句经》的研究为例，欧洲最初是将巴利语《法句经》欧译，在中国的新疆发现梵语和犍陀罗语《法句经》以后，更激起了佛教文献学家们的研究激情。他们做的最多的一项工作就是对这些不同文本中的平行段落（parallel passages）作一种比对性研究，比如不同语种的《法句经》之间的比较研究，这非常类似传统中国文献学中的不同版本的对勘；或者对不同文本中具有相关系的条目作交互的参考（cross-references），比如在研究《法句经》时引用古注或古书来加以辨析，这又非常类似于中国传统文献学中的他校。但有一点十分明显，我们看到佛教的Philologist（文献学家）所做的主要是在不同语种之间的翻译和校订，而在传统的汉文佛教文献学中则基本不属于其工作的领域。同样的道理，有的时候，这些Philologist也会编制一些目录，但大多数只是为了翻译和校订的方便，而不会把这些目录学本身当作一门学问。除了编制目录以外，汉文佛教文献学者还会研究中国古代佛教经目的历史演变和未来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这也是西方佛教Philologist一般所不会涉足的领域。相比较而言，汉文佛教文献学所特有的研究范围，则至少包括以下方面：佛经的版本学，就大端而言有大藏经本的研究、藏外单刻本的研究等；佛教的目录学研究，这包括佛教的目录学史研究，佛教经目和版本书目的整理出版等；佛教的校勘学研究，这包括佛教校勘特殊情况以及处理等；佛经的辨伪研究，包括佛经的真伪辨别，产生年代、地点以及宗教背景等；佛经的辑佚研究，包括从内外典类书、总集和其它经典中辑出已经佚失了的佛教文献等。所以我们看到在传统“汉语文献学”架构范围内的“汉语佛教文献学”就是一种以中华传统研究方法为依托，并且主要是在“汉语”这单一语种内的文献学研究。而这种单一语种内的文献研究，正如我一直在强调的，在面对佛教文献这样一种涉及到从源头的印度语言再到汉语、藏语等一系列分支语的复杂局面时，就难免会受巨大局限。故而，虽然我已经非常明确表述了西方的philology一词与我们汉文世界之中的“文献学”有着不小的差距，前者更为倾向于语言学，尤其是“比较”语言学的学科建制。但在此我还是决定选用“文献学”这一译语，其原因如下。首先，将此词翻译成“文献学”确有成例，也是学术界的常用作法之一；其次，西方的这种（佛教）语言学研究取向，完全可以被纳入整体的、一个更大的佛教文献学研究框架之中，而且也确实应该将此东西方研究方法作一个整合。而最近一些特别优秀的汉文佛教文献学家，如辛嶋静志、左冠明（Stefano Zacchetti）等，他们的研究本身也其实是在整合了东西方两种佛教文献学研究的传统。尤其是在左冠明的研究之中，除了传统的欧洲比较语言学血统之外，他还对汉文大藏经的版本、佛教校勘学等达到如数家珍的地步；第三，也同样是出于受众更为容易接受的角度来看，佛教“文献学”起码要比佛教“语文学”或“比较语言学”等看起来更为可亲一点，不至于那么异类而拒人千里之外。嗯，实话实说吧，本来这种干巴巴的纯学术书籍我就怕没多少人愿意看了，何况还弄上这么一个吓死人的名字呢。这几位杰出的汉语佛教文献学家所做的，或者说是我们所梦想追求的目标，就是能在汉语佛教研究界中强化作为佛教经堂与圣典语言的梵语、巴利语、犍陀罗语，以及藏语、蒙古语、回鹘语、满语等的语言学学习，同时用这些语言为参照系，充分利用传统汉语文献学中的版本、校勘、目录、辑佚学方法，重新审视佛教文献的词义、语法等，在真正弄清楚佛教文献中的“意思”之后，再逐步开展佛教哲学、历史、文献、艺术等一系列其他研究。我真诚希望，有更多开设佛教研究相关的硕士、博士课程的学校，会将这些语言中的一种或数种当成是每位学生的入门必修课之一。当然，我并非是说一定要每位从事佛教研究之人都精通这些文献学的基础，但毫无疑问，我们汉语佛教研究界中从事这些基础研究之人并不是太多，而是远远不够。而这方面的重要性，又实在是无法更加强调了。比如现在大藏经之中归到安世高名下的《大安般守意经》（T.602），是众多学者用以分析安世高以及早期汉语禅定文献的重要标本，但左冠明的研究就表明这根本就不是安世高所译，甚至就不是一部佛经。而真正的安世高所译，则藏在日本的金刚寺之中。那么，回过头来再看我们那些以此经作为“安世高译经”并以此为基础所作出的众多推论，又有多少价值呢？毋庸讳言，过去国内汉语佛教界中，语言文献学，尤其是印欧语言文献学，除了以季羡林、王邦维、段晴、叶少勇等为代表的北大东语系传统，以及最近一些年来也渐渐发展起来的人民大学（惟善法师等）与复旦大学（刘震等）等少数院校之外，则可以说是大陆佛教研究的一个相当边缘的领域。但就事实而言，正如此书之中所不断强调的，佛教文献学（当然也包括佛教汉语文献学）是过去、现在与将来一切佛教研究的基石。如果我们连佛经或佛教基本文献本来的意思都无法弄懂或真正弄懂，那又如何来谈其历史、哲学等其他问题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本小书的出版，稍微介绍一点西方最为优秀的佛教语言文献学成果。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够以这个小册子为起点，将更多优秀的西方印度学、佛教学与文献学著作带到汉语学术圈子之中来，并且能够吸引更多的学子加入佛教文献的研究队伍之中。说到此书的翻译，最早我阅读此书大概是在2008年。我在复旦之时所受的基本是传统的汉语文献学训练（我要感谢我的导师陈允吉先生与教过我文献学的陈尚君、吴格二位先生，虽然我学得很糟糕），2006年出国之后感觉眼界大开，大概以每年浏览近百本的速度囫囵吞枣地快读了不少西方佛教研究专著，也领略到西方佛教文献学研究的风采，这其中也包括此本小册子。除我之外，这本书的主要译者是陈世峰博士，我与他是2013年9月起认识的，他是原籍新加坡的澳洲籍华人，后移居澳洲近三十年。其专业本为农学（1987年昆士兰大学农学博士），却于2007-2008年在澳洲国立大学这座佛教研究的重镇系统地修学了一年梵文，在此之后，他长年不懈地继续学习梵文与巴利文。2014年开始，他翻译了多篇诺曼教授的研究文章，我们之间的通信也主要是讨论一些专业问题。这一年的2月18日，世峰给给巴利圣典学会的办公室主管温兰（Karen Wendland）小姐发信询问一篇诺曼教授论文的翻译版权事宜，次日他就收到了现在全权负责诺曼先生版权的普瑞特（William Pruitt）教授的同意电邮。普瑞特教授，圈内人都知道，也是一位成绩卓著的佛教文献学家。因此我也与普瑞特本人获得了联系，并于3月4日去信询问是否可以获得诺曼本书的翻译授权，次日他就回信说没有问题，并告诉我当年8月他会借着给缅甸政府整理缅文藏经目录的机会来新，到时候我们可以一面。后来出版社需要一个更为正式的授权，又由世峰去信获得了他们的书面首肯。我们虽然拿到了授权，但因为2014年上半年我一直在忙于翻译威廉姆斯（Paul Williams）的名著《大乘佛教》（Mahāyāna Buddhism: The Doctrinal Foundations）一书，所以此书，就和我无数如空中楼阁一样的研究计划一样，拖了下来。而此年，我相信，对世峰而言也是一段在澳洲、新加坡与广州间不断奔波而忙碌的时光。整个2015年我在教书之余，也在忙着准备几篇会议论文，9月又给左冠明编了一个汉译佛教文献学的作品集，中间除了一个月被拉去临时帮忙之外，至2016年3月总算译完了十篇文章约三四十万字的草稿，但很快又有其他一些杂事不断冒了出来。也就是在这年的11月，世峰手头上的事闲下来后问我诺曼一书的翻译情况并提出与我合译。我当时提出一人译一半并由我统筹汉文译稿、编制译语索引，同时优先寻找国内出版社，如果不行，就由我主编的《新加坡佛教研究学刊》（The Singaporean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以专刊的形式出版。这样，可同时提供网上免费下载并向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直接寄送赠刊的形式也可以起到广为流通的目的。但后来感到教书、行政，再加上杂事不断，分身实在乏力，就由世峰译完了第3-10章。所以说这本书的译成，绝大多数都是世峰的功劳，而我只不过给此书开了个头而已。世峰的第3-10章，他在2016年9月29日就发给了我初译稿。而我的两章译稿则拖到今年2月才译完。之后我就全力将全部译稿校对了一遍并开始编制译语索引，一直到5月15日。我以修订模式给全部译稿加上意见之后发给了世峰。这份译稿，世峰斟酌之后于8月14日发还给我，我在此基础上打印出来又读了一遍，修订了一些明显的错别字、语法性错误与误译等，于8月25日发回世峰再审，9月7日世峰的部分定稿，我们全书才算基本告成（仍待清样出来后，我再编制一个术语索引）。世峰可能是汉语学术译界中相当少有的一位，他的母语虽是汉语，但汉语则相对他的英语程度要稍弱一点。因此他真正的强项是汉译英，就在今年年初，他只用了三四个月就译完了我几年前近7万字的长文《疑伪问题再研究》（《福严佛学研究》，2012，卷7：115-182）。其中不仅涉及到了佛教文献学的专门知识，还有海量的专用术语与技术名词，他却在如此短的时间完成了英译，实在让我吃惊。所以，他的英文理解很少会有错，而我的主要工作是对他的汉语表达作修饰与改译。当然，错译与错误表达之处肯定还是会有，在此我们真诚地欢迎任何批评意见，并将以此为鞭策，为下一版的改进作好准备。在我对全书进行校订之际，3月10日我在新浪微博上发了一条简讯，询问有没有国内的学术出版社有兴趣。在第一时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刘赛先生就与我联系出版事宜。虽然最后此书未能在上海古籍出版，但刘先生的高情厚谊，我实在是无法忘怀，并且对没能积极回应刘先生的主动提出帮助感到万分的抱歉。几乎与此同时，浙江大学的林晓光师弟发来信息，说他已经与中西书局的李碧妍博士联系，李博士对此书很感兴趣。11日早上复旦陈引驰师也给我发来短信，告之此书出版如有问题，他可以帮忙。3月12日午夜，北京大学的陆扬教授发来短信，强烈推荐李碧妍博士与中西书局，他的原话是：“……中西（书局）目前是国内出印度学佛教学最好的出版社，李碧妍更是最好的编辑。辛嶋的书在那里刚出。你不妨考虑独立弄一个系列，将 Norman 的两本都列入其中。我强烈推荐中西（书局）。……”3月14日，李碧妍博士就给我发来了邮件询问出版的具体事宜。就在同一天，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陈怀宇教授也向李碧妍博士推荐出版本书。3月17日，北京大学的叶少勇教授向我推荐，并介绍了中西书局印度学系列出版情况。如果有人还嫌这些师友的推荐不够份量的话， 3月26日我在山西参加“从襄垣到锡兰：汉僧法显其生平与遗产”研讨会时，与严耀中老师饭后散步，他听说我们这本书的出版之事，也向我推荐李碧妍博士。也正是在此会议期间，北京大学王颂教授知道此书未签出版社后，提出他可以帮忙解决出版事宜。到了4月13日，复旦刘震兄发来邮件问此书是否有着落，如果没有，则可以纳入他主持的译丛。这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竟然惊动了如此多的师友，实在让我非常汗颜。同时也想借此机会真诚感谢这些师友的无私帮助，当然更要感谢李碧妍博士的学术激情、伍珺涵老师专业精细的编辑校订与中西书局对学术冷门的不懈支持，让我们这些有“特殊癖好”之人能够找到一小块自留地。纪赟 2017年9月8日新加坡碧山自考/成考有疑问、不知道自考/成考考点内容、不清楚当地自考/成考政策，点击底部咨询官网老师，免费领取复习资料：

目录（加*者为CSSCI期刊，加√者为权威期刊论文）1、近两年来汉赋研究述评，南京大学《学术信息》第74、75期合刊；*2、试述《文心雕龙.诠赋》篇的重大意义及理论成就，《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文心雕龙学综览》编委会编：《文心雕龙学综览》摘编论点，第241页，上海书店1995年版；√3、古乐的沉浮与诗体的变迁--四言诗的音乐文学属性及兴衰探源，《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4、从混合到单一：四言诗的文体特征及衰落原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5、也谈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以史说诗的治学方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海外陈寅恪研究者多次引用；√6、玄学清谈与魏晋四言诗的复兴，《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又见于同年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1993年第4期；*7、建设史学批评史的奠基之作---评张三夕博士的《批判史学的批判》，《浙江学刊》1993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1993年书评卷；*8、论魏晋玄学与四言诗的盛衰流变，《江海学刊》1994年第1期；√9、佛理嬗变与文风趋新--兼论晋宋之际山水文学兴盛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摘译为英文；《文摘报》论点辑录。*10、从文笔之辨到重文轻笔--《诗品》扬谢抑颜新解，《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又见于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1996年第6期；11、魏晋的书法与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专辑；√12、The evolution of Buddhist doctrine and new literary style,《social science in china》（《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96.1；*13、传统文化热走向新保守主义了吗，《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14、对承诺制的一点哲学思考，《运城高专学报》1997年第3期；15一切哲学都是实践性的--读张舜徽先生的《周秦道论发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专辑；*16、士族宗教信仰的分野与南北朝文学的差异，《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又见于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1998年第10期和《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中国古代文学论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新华文摘》、《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学术月刊》摘编论点。17、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河东学刊》1999年第1期；*18、阮籍、嵇康与酒及道释宗教之关系，《江汉论坛》1999年第10期；19、试述《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的道家思想，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0、范缜反佛说质疑，《闽南佛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21、从阮籍诗文看阮氏信奉或倾向佛教之可能，《运城高专学报》2000年第2期；*22、魏晋的围棋和范汪的《棋品》，《文献》2000年第2期；*23、试析中国传统哲学的美育与素质教育思想，《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24、“即色游玄”的一代名僧--支遁，《闽南佛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25、玄学思潮下的魏晋山水文学之一瞥，《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版） 2001年第1期；*26、中国传统哲学美育与素质教育资源的现代转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共青团中央编《青年塑造未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高校文科学报文摘》2002年第2期辑录论点；*27、“言意之辨”与魏晋文学理论的新成就，《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28、中国文学史上东西部文学的交融，《文学评论》编辑部、南京大学中文系编《文学评论丛刊》第4卷第2期，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29、论中国古典美学的“真”范畴，《运城高专学报》2001年第4期；*30、陶渊明儒、释、道辨证统一的艺术人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31、庾肩吾《书品》创作年代考，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研究》2002年第5期，湖北辞书出版社《历史文献与文化研究》第一辑；32、梁代三家书论述略，《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5期；*33、上博简《孔子诗论》的论诗特色及作者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34、《魏书》《北史》之《韩麒麟传》附《显宗传》所引《庄子》文字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6期；35、略论禅宗哲学思想的几个源头，《闽南佛学》第一辑，岳麓书社2002年11月版；*36、也谈“唯务折衷”--刘勰《文心雕龙》的研究方法新论，《齐鲁学刊》2003年第1期；*37、北凉王段业事迹考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38、对西晋末年道教西入凉州的历史文献学考查，《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39、论两晋佛教僧侣的文学创作，北京大学东方研究院编《华林》第三卷，中华书局2003年1月版；*40、郭店本、帛书本、河上公注本三种《老子》之比较--以三种《老子》中的仁义观念为中心，《中国历史文物》（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3年第1期；*41、是“东宫之师”还是“东宫之杯”--郭店一号楚墓漆耳杯铭文考释之我见,《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1期；42、道家思想与汉赋创作，武汉大学中文系编《长江学术》第三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3月版。43、和谐与统一——中西方早期和谐观之比较，《哲学伦理学评论》2003，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44、玄学的人格本体与魏晋的有无、本末之辩，《本体与诠释：中西比较》（第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45、何晏著述考，《文献》2003年第4期；46、南北朝佛教僧侣文学概述，《闽南佛学》第2辑，岳麓书社2003年版；*47、《九歌·山鬼》源于祀夔乐臆说，《江海学刊》2004年第1期；48、评东晋的风流宰相——谢安，《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魏晋风度二十讲》，骆玉明、肖能选编，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49、论骚体的中国东西部文学交融性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50、出土文献二题（两篇），《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秋之卷；52、美义溯源——由楚简美字看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演变及其特点,《萧萐父教授八十寿辰纪念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53、中西早期和谐观之比较，《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54、南北朝佛教僧侣的文学成就，《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55、唐代的诗僧与僧诗，《闽南佛学》2004年第1期，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56、“四声之目”的发明时间及创始人再议，《文学遗产》2005年第5期（2006年《中国学术年鉴》《中国文学年鉴》有摘编）；57、佛教与佛学的分与合，2005年12月厦门大学佛学中心编《佛学研究方法与佛教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佛教面面观》，刘泽亮主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12月版；58、“心无义”与以玄对山水——论“心无义”的形成及其与魏晋山水审美意识的关系，香港浸会大学编《汉魏六朝文学与宗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59、《全辽文》与辽代佛教，《佛教与辽金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能仁书院2005年版；《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5期；*60、论中国古典诗学的人学取向，《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61、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创新，《光明日报》2006年2月24日第7版“文学遗产”副刊；*62、楚简文献与先秦的文艺发生论——由《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民之父母》中的“五至”说起，《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63、道家文化与两汉文论，《长江学术》2006年第2期；*64、对郭店楚简《老子》的再认识，《江汉论坛》2006年第4期；*65、谢灵运的佛教著述，《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冬之卷，又见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2005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66、唐代的著名文僧南岳玄泰禅师及其《畲山谣》，《禅和之声》，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3月版；*67、中国佛教文学的概念、研究现状及走向，《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68、佛教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江汉论坛》2007年第8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21期；*69、中国先秦小说的原生态及其真实性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中国文学研究年鉴》2007年；*70、《孟子·尽心下》“二女果”试解，《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秋之卷；*71、《天问》的写作时间及地点推测，《复旦学报》2007年第6期，又见莫砺锋编《谁是诗中疏凿手——中国诗学研讨会论文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72、客观的总结和辨证地扬弃——韩非子对先秦诸子思想的批判与继承，《诸子学刊》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73、“诗言志”续辨——结合新近出土楚简的探讨，《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74、由出土文献中的“贤”字看先秦“贤”观念的演变，《哲学研究》2008年第3期；75、韩非对儒、墨思想的批判与继承，《周勋初先生八十寿诞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76、论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学体裁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1期；77、以德为本，实至名归——关于树立中国佛教公众形象的思考，闽南佛学院编《和谐社会与道风建设——2007中国佛教公众形象主题论坛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2月版；*78、“四书”进中学课堂刍议，《光明日报》2008年5月5日“国学版”（第12版）。*79、让国学真正热起来，《光明日报》2008年5月26日“国学版”（第12版）；*80、《论语集解》的版本源流述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2期（第4—10页）。*81、赞体的演变及其所受佛教影响探讨，《文史哲》2008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2008年第11期；*82、丑义溯源，《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春之卷；√83、《郭店楚简的“道”与“ ”》，《哲学研究》2009年第5期。*84、性、情论——由新出楚简中“性”“情”二字形义引发的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4期；*85、繁钦《与魏文帝牋》的写作时间及相关问题，《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二辑，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86、屈原的“美政”理想与楚国的诸子学，《江汉论坛》2009年第12期。87、庄子与颜渊，《诸子学刊》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