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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早期宗教批判的理性化与人本向度※

更新时间:2009-03-28

马克思、恩格斯并非天然的敌基督者,相反,因为身处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中,他们早年对基督教都投入了真诚的情感。在通往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的思想道路上,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也经历了从最初的宗教情感炙热者到宗教唯理论者,再到彻底的无神论者的思想转变过程。他们对宗教的反思与批判主要地是以基督教为对象而展开的。从恩格斯早期的著述中,我们能够窥见其后来冲破宗教有神论束缚的潜在的辩证否定因素——“对现实的人及其幸福生存的关注”。这也是青年恩格斯对待宗教有神论信仰的前提和立足点。恩格斯早期的基督教批判既不是来自思辨想象,也不是出于偏执爱憎,而是基于实事求是的态度,出于理性的必然要求和人本主义的价值向度。实际上,恩格斯早期的基督教批判理论不仅扩宽了宗教的价值意蕴,而且促使宗教形成符合理性、符合人性的自觉。在当今世界,无论我们意识到与否,大多数人的宗教观念和认知,俨然已嵌入恩格斯创造的宗教批判理论框架之中。回顾与反思青年恩格斯的基督教批判思想及其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视阈下的积极性的宗教自由政策。

一、青年恩格斯宗教批判的出发点

青年恩格斯在研究与思考基督教问题的基础时,批判了作为人为宗教的基督教中有违基本理性、有违人道的教义。在少年时期,恩格斯就已经对基督教开始了深入的研究和思索。他对基督教神学、圣经文学、人类学、文献学等领域的前沿研究都保持关注并且相当熟悉。甚至可以说,当时恩格斯对基督教理论知识的熟悉程度令人惊叹。1835年施特劳斯《耶稣传》的出版使恩格斯认识到,圣经中关于耶稣的种种神迹的说法存在多处与真实历史明显不符、人为捏造的痕迹。与此同时,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成员鲍威尔也使用这样的路径,对基督教中诸多人为的痕迹进行了揭露。这些时代的知识精华,帮助恩格斯树立了以理性、科学的态度对待宗教的信念。

在1839年与格雷培兄弟的通信中,恩格斯批判了圣经无误说、救赎观、原罪论、三位一体论等神学理论,揭露了各福音书之间的相互矛盾以及圣经编年表与历史不符之处。新兴的自然科学知识是青年恩格斯展开宗教批判的重要依据。当时地质科学中关于地球和人类起源的发现,对圣经《创世纪》中关于宇宙和人类起源的说法提出了质疑。恩格斯依据自然科学知识向虔诚的友人指出了圣经中宗教创世说等一系列超自然说辞的谬误。他总结道:“凡被科学推翻了的东西……在生活中也不应该继续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5页。其后,在圣经文本研究中,他对约瑟家谱不符合传统的父系记谱方式表示了怀疑,认为这表明,在圣经文本形成之时圣经作者为了避免让耶稣有一个人类属性的父亲及血缘传承,以保证耶稣不可置疑的超自然的神圣属性。同时,通过对保罗书信的研究,他对旧约的历史真实性提出否定:“……例如这个矛盾:有一个地方说以色列的子孙在埃及只延续了4代,而保罗在《加拉太书》(如果我没有错的话)中说是430年。连我那位喜欢蒙蔽我的牧师也承认这是个矛盾……对我来说这还算什么启示呢……旧约故事变得模拟两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页。

青年恩格斯还通过驳斥部分宗教信徒狭隘救赎观而阐明自己的正义观念。他说道:“圣经教导说,唯理论者注定要永世遭到诅咒。但是,一个为了追求同上帝合一而奋斗了一生的人(白尔尼、斯宾诺莎、康德)……他生活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在实证的基督教同当代文化水平之间找到一个交融点,你能想象这种人死后会永远永远离开上帝,并且应当无止境地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忍受上帝的愤怒所带来的最残酷的折磨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2页。为什么好人不能上天堂?这不仅仅是个经院哲学的问题。在现实中,基于宗教立场而给出的答案破坏了宗教与社会之间的正常关系,形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这种矛盾也使得部分基督徒因思想狂热,举止怪异而被外界视作异类。对于此类明显有违世俗道德,且容易让人陷入宗教病态的教义,恩格斯表示出强烈的否定:“所以,我现在以及将来都不能相信一个诚心尽力做好事的唯理论者要永远堕入地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3页。

对于那种仅仅因信奉宗教而“不劳而获”的救赎观,恩格斯明确表示反对,坚定地认为人的罪恶来自于思想上的缺陷,因此摆脱罪恶要靠人自身的完善。他指出:“没有一个有思想的人会相信,我的罪恶应当靠某个第三者的功劳而获得赦免。当我不依赖任何权威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同现代神学都发现,人的罪恶源自思想必然得不到完全的实现;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努力通过自身来实现人类的思想,即像上帝那样在精神上完美无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190页。

正是因为对狭隘救赎观的不屑,恩格斯对圣经无误论也产生了强烈的质疑,并表示教会这些人为的教义,其实扼杀了宗教的神圣。这些观点“无非是陈规旧套。圣经在什么地方要求按字面相信它的教义,它的故事?有哪一个使徒在哪里说过他所讲的一切都是直接受到圣灵的启示?正统派所讲的并不是要理性听从基督,不是的,他们是要扼杀人身上神圣的东西,而代之以僵死的词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恩格斯早期在书信、文章中对基督教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宗教的反理性和反人道内容,其思想仍处于神学唯理主义的宗教感情范围内。尽管他由于成长环境而使用了基督教的修辞表述,但其出发点乃是理性、正义与对人的关怀。从恩格斯宗教批判的起点中,我们得以更细致、更真实地理解他始终坚持的宗教批判的目的和路径。

随着在实践中接触更多的社会现实,恩格斯没有停留在对圣经的具体批判中,他的认识超越了纯粹的文本批错与哲学思辨,必然地要涉及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层面。

宗教上的愚昧、“宗教虔信者”的伪善、民众精神上的萎靡,这些都是恩格斯所目睹的现实生活中触目惊心的场景。这必然导致恩格斯进一步反思整体社会环境之根源以及不平等的根源,寻求更彻底、更有效的变革,而不是停留在鲍威尔对圣经本身的批判路径、黑格尔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哲学层面,也不是仅停留在费尔巴哈将“人的依赖感”作为解释宗教愚昧氛围的究竟答案的层面。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页。恩格斯同样认为,仅靠让人听来一唱三叹的唯心主义层面的解释,不足以改变这些在恩格斯看来落后腐朽的社会环境。超越缺乏现实意义的思辨诠释,寻求更积极的认识方向与变革途径,成为这种人本主义、公义之心向度的必然要求。他批评道:“卡莱尔控诉时代的空虚和庸碌无为,控诉整个社会制度内部的腐败。这种控诉是正当的,但光控诉也无济于事;要消除弊端,就要找出产生弊端的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7页。在对丑陋宗教现象与不合理的现实世界的批判中,因其人本关怀与公义的出发点,恩格斯必然地触及产生这些丑陋现象的现实世界,并主张对现实世界的改造。

1839年,恩格斯发表第一篇政论性文章《乌培河谷来信》。他指出,在工业城市,工人们普遍处于极度的贫困中,且因工作环境与生活环境的恶劣,不得不经受肺部疾病与梅毒的折磨。不仅如此,其时学龄儿童失学率过半,童工现象普遍。宗教虔诚者对资本所带来的不平等困境、底层人民的困苦,所给予的并不是关切,而是心安理得的伪善。恩格斯谴责道:“这只是便于厂主雇佣童工而不再拿双倍的钱来雇佣被童工代替的成年工人。但是大腹便便的厂主们的良心是轻松愉快的。虔诚派教徒的灵魂还不致因为一个儿童如何衰落而下地狱……厂主中间对待工人最坏的就是虔诚派教徒。”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99页。除了贫困与宗教徒的伪善之外,那里更是存在着病态的精神氛围:“这些人的命运不是神秘主义就是酗酒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这种粗暴的丑恶的神秘主义,必然会造成截然相反的极端……那里的人“不是‘正派人’(人们这样称呼神秘主义者)就是放荡不羁的地痞流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98页。

二、恩格斯早期宗教批判的发展历程

响应曲面优化设计中,模型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实验的真实误差以及最终结论。利用方差分析回归方程中系数的显著性可以进一步判断模型的有效性[12],模型可信度及方差分析结果分别见表3和表4。

自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以来,科学家相继完成了多个生物基因组的测序工作,庞大的数据让科学家对基因组有了全面的认识。研究表明,人类的基因组大约有30多亿个碱基对,而其中仅有不到2%的DNA序列编码蛋白质,其余98%以上的序列则一度被认为是近中性选择条件下的进化过程产生的、没有功能的“垃圾序列”。近年发现这些所谓的“垃圾序列”并不是“一无是处”,假基因(pseudogene)就是其中之一。相关研究证实,有些假基因不但能够转录生成RNA,进一步翻译生成蛋白质,而且还在多个水平调控基因表达,进而参与有机体的多个生理、生化过程。假基因已成为生命科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

(一)对宗教情感的超越

对于生长于斯的基督教文化处境,青年恩格斯曾报以真诚的热忱,并将努力地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以达到神圣意义上的完满与拯救视作真正的信仰。他曾说道:“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努力通过自身来实现人类的思想,即像上帝那样在精神上完美无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即使坚持理性地对待信仰,但是在青年恩格斯心里,这种神圣意义上的拯救仍然附着着基督教的色彩。正如他所言,“但是要我在精神上哪怕有那么一丝一毫永远脱离上帝,我是全然不能想象而且也不能相信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7页。

几年后,1843年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回应了基督徒们对他和他的同伴“缺乏神圣感”的指责,“……那么真正的无神论者就不是我们,而是我们那些信基督教的对手。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抨击‘宇宙的永恒内在事实’,相反,只有我们才认真地论证了这些事实,证明它们是永恒的,并且使其不受某个自相矛盾的神的威力无比的专断的危害。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宣布‘世界、人和人的生活是谎言’;相反,是我们那些信基督教的对手干出这种不道德的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9页。在这里,虽然恩格斯反对作为人为宗教的基督教所宣扬的关于“世界”“人与人的生活”的神圣性,但是他认为他比基督教徒更坚持了这些“神圣性”。也就是说,恩格斯所反对的是流于形式的、虚伪的、狭隘的宗教话语和宗教形式,而非宗教情感本身。

即便是青年时期充满宗教情感的恩格斯,在早期的文本表达中,也显露出他其后冲破宗教有神论束缚的诸多潜在性的辩证否定的因素——现实的人及其幸福生存。这实际上成为青年恩格斯批判宗教有神论信仰的前提和立足点。恩格斯指出,“高高居于上位的‘神’,原来只不过是居于下位的现实中的人,追求幸福与完美生存的借托而已” 江峰:《试析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有神论信仰认知的辩证发展历程》,《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3期。。他当时所崇信的上帝,实际上就是要去实现自己生存的价值目标、主宰自己生存发展的“神”。抛开恩格斯青少年时期崇信投射的宗教影响,他对神产生的崇高情感、神圣情感,其实就是指人要不受压迫地实现人的本质、现实地实现其自身的渴望。如马克思所说:“神是‘一切善的主宰’和‘一切美好事物之父’这一论断的哲学涵义在于:这不是神的谓语,但善的观念就是神性的东西本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4页。神本身意味着无限的善、无限的美好,而宗教本身又有形有象。在理性的审视下,二者难以对等。这表明宗教潜在地包含着被否定、被替代的局限。一切神的神圣属性,其实质都是人的神圣属性。这是人身上本有的属性。在这之前,人通过宗教与这种终极的神圣相交。在通过对宗教中诸多人为因素的历史考察和理性反思之后,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都主张抽离宗教这个人为的、且不无错漏、压迫人的中介,进而直接面对人之神圣,在现实中实现人的各种美好属性。于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学者们普遍把恩格斯宗教观划分了若干阶段,但是其中有一以贯之的东西存在,只不过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从最初的宗教情感炙热者经宗教唯理论者到走向彻底的无神论者的转变过程中,恩格斯的宗教批判就包含着这样一种理性、积极的人本向度理念,同时也隐含着走向批判、改造现实世界的道路的预设。

(二)从对基督教的具体批判转向对现实社会根源的批判与改造

客观地说,在19世纪,大多数人的宗教诉求也固定在生存论的维度,即为生活求得平安与慰藉,但世上始终不乏以字面意义去理解圣经的人。宗教上的痴迷带来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懒惰,特别是宗教文本中超自然乃至带有极端色彩的记叙,往往容易引发宗教狂热。一种宗教在其刚刚诞生的时候,信仰人群往往限于小众的社会边缘人群,其教义中往往多有对抗性、异质性、狂热的主张。 参见[美]朱克曼:《宗教社会学的邀请》,曹义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0~82页。对此,恩格斯有清晰的认识:“基督教的最初形态究竟是什么样子,读一读所谓约翰启示录,就可以有一个概念。粗野的混乱的狂热,教义还处在萌芽时期,所谓基督教道德只有禁止肉欲这一条,相反地,幻想和预言却很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2~553页。对于启示录中的极端描写,恩格斯甚至不愿认真地去与之辩论。他不屑地将之称为“幻象”:“当时,奇迹、狂热、幻觉、神咒、占卜、炼金术、喀巴拉以及其他神秘荒诞的东西占据着首要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5页。

左岸坝肩槽开挖爆破影响深度未出现超标情况,总计平均值为0.63m。右岸坝肩槽爆破影响深度未出现超标情况,总计平均值为0.5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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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其一生,恩格斯对宗教文本中狂热的、有害社会的、有违精神健康的内容都报以不屑的态度。晚年恩格斯对启示录的狂热特质,给予了更明白无误的揭露。他说:“这里宣讲的是复仇,毫不隐讳的复仇,健康的、正当的对基督徒迫害者的复仇。而且全篇都是如此。危机越是临近,天上降来的灾难和惩罚越是频繁,我们的约翰就越兴奋地宣布说广大众人还是不想忏悔他们的罪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44页。恩格斯还用人类学、历史文献对比的方法,为启示录描写幻想的文本找到了出处,认为它一部分一字不改地来自于犹太教中先知的遗留文字,一部分是按此行文风格所进行的撰写造作:“圣经批判已经详细查明,每一个可怕的预兆,每一项降给不信者的灾难——总之,书中的全部材料,是从哪里抄袭来的;这样,约翰不仅暴露出精神上的完全贫乏,而且还清楚地表明,他所描述的那种所谓狂喜和幻景,他连在想象中也没有经历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5页。此时的恩格斯坚持认为,对宗教的信奉必须符合基本的理性,也应符合科学常识;对不符合科学的圣经内容,要做字面上的理解,是荒谬的、为常人所不能理解的。

青年恩格斯身处宗教氛围浓厚的虔诚家庭,对现实的宗教进行了质疑,坚持直面更崇高的、无形的神圣。此时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宗教的反理性与反人道两个方面。而在这之后,他对宗教进行了更彻底的批判,要求把宗教夺走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解除宗教对人的束缚,实现人的解放:“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伟大得多,高尚得多,因为‘神’只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1页。人要积极地在现实中实现人的完满本质。可见,人本向度、理性和公义是恩格斯毕生宗教批判思想的底色和方向。

三、青年恩格斯宗教批判的重要启示

由恩格斯青年时期基督教批判的转变历程可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客观地探索宗教的起源、发展和消亡的整体思考,是一种理性的、人本主义的、最有益于社会精神文明的宗教观。一方面,恩格斯肯定了宗教存在的功能和价值,即它为普通民众所带来的精神慰藉,但鲜明地揭露了宗教作为异己的、奴役人自身力量的虚幻性与消极性,主张人要在现实中积极地实现人的完满本质;另一方面,恩格斯准确无误地揭示了宗教虚幻谬误的一面,以及由此虚幻所引发的种种病态与狂热,进而超越了繁杂的宗教现象,找到了更深刻的现实根源,并提出更为积极的价值引导。事实上,恩格斯早期的基督教批判不仅扩展了宗教的价值意蕴,而且促使宗教形成符合理性、符合人性的自觉。即便在当今世界,恩格斯早期的基督教批判,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小黑,小黑,”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很圆润。这条叫小黑的狗立马从门角的洞口钻了进去后,又踅回身来用眼睛陌生而又充满敌意地瞪着我。

恩格斯早期的基督教批判,是针对当时的基督教之信仰状况所做出的真诚回应。其中,对圣经无误论的批判,在恩格斯之前之后都不乏其人。今天欧美大学里人文类的课程,如圣经文学、圣经人类学等课程也普遍吸收鲍威尔、恩格斯的既往研究作为指导思想与研究典范。此外,狭隘偏执的救赎观,也一直为整个世界所批判。在梵二会议之后,天主教世界根据时代的变化,顺应时代、契合社会呼声而对以往狭隘的救赎观进行了改革,宣布“在教会之外有拯救”“基督教之外也有拯救”,表示非基督徒只要按上帝的良善来行事,就是“匿名的基督徒”,因此也能获得拯救。在当今传统基督教信仰国家,人们的宗教信仰普遍聚焦于个体生存论的向度,社会理性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社会精神氛围也大大不同于19世纪。这些可以说是恩格斯基督教批判的遗产之一。

恩格斯首创的自然宗教与人为宗教的宗教形态二分法,直接影响了后世的宗教学研究与人类学研究。“人为宗教”的提法,在名称上就已经直白地把现今所有宗教拉下了神坛,也自然而然地将宗教置于阶级分析法可充分诠释的对象。在当今世界,大多数人的宗教观念与认知,也随恩格斯宗教批判的足迹,业已置身于恩格斯创造的宗教批判框架之内而并不自知,其中就包括了对宗教与“神圣”之异同的理解。同时,恩格斯所坚持的政教分离理念,业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基本政治准则。在近现代理性化极大提升的时代,宗教必将受到来自民众的、社会的调适。近代以来的宗教世俗化进程,也表明了宗教自身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修正、模糊化、象征化其中的不合理的因素,以适应现代社会人的理性的普遍提升。当今世界,宗教与“宗教性”的日趋疏离,就是明显的体现。

 
蔡鹏飞,汪小丽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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